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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公评论：《思考者胡适》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楼，只是重温旧梦。
——胡适：《旧梦》
在上世纪初页，中国大地万马齐喑。正如中国的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的情况，在极度沉闷之后必有激烈震荡，当其时，也正是精英辈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精英们灿若繁星。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记取：胡适――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影响数代人，也将影响以后的中国人。
胡适是实用主义者杜威的高足。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国难当头、“偌大北平，却放不下一张课桌”的时代当然要大受批判。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及准备为中国民众的启蒙而奉献一身的理念，也令人肃然起敬。在评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些文章中，有些观点认为，是卢梭的头脑和罗伯斯庇尔的手引起这场大变革。那么，胡适和他的那一代人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有何启迪？

一、一代忧国忧民的精英。
胡适和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同出于安徽。陈独秀是怀宁人，生于1879年；胡适是绩溪人，生于1891年。
陈独秀性如烈火，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谦逊温和，循序渐进，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
但是，他们初始的观点并无不同。在北大、在《新青年》，他们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他们一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或者是性格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点，陈独秀是旧世界的破坏者。他认为，作学问只有两个地方，一是试验室，二是监狱；胡适考虑更多的是“破”后的”立”。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
一个疾如狂风，一个安步当车。他们应该水火难容，但两人私交深厚。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却友谊永在。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两个真正的爱国者。(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胡适和鲁迅本来是相互尊重的好朋友，但是终于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其实简单，胡适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庙堂。”，算是体制内的、为政府出谋献策的；鲁迅则是体制外的、持批判的立场，常常为政府所不容。正如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信说的：“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这里的“新月博士”当然是胡适了。
无论今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有多种不同的选择。鲁迅的思想深刻、所向披靡、毫不妥协；胡适则持着一种平常心，是渐进主义者，显得十分理性。鲁迅的犀利、深刻是他的激进思想的表达方式；胡适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派，是一个坚持独立特行的大学者。
胡适的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不为保守派认同。后来，他既为大陆所攻击，也为台湾岛内所诟病。在1954年的“红学”论争中，他遭到了举国的大批判，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时，国民党也不认可胡适，认为他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这位胡先生可真是“声苦无人懂”。

１９２９年钱穆与胡适、顾颉刚相交。二人欣赏《系年》初稿，建议并推荐钱氏到大学教历史。从此钱穆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等校的教学生涯。钱穆治学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籍此以抒发民族意识，批评全盘西化。他讲解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能与钱氏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而已。
胡适与钱穆的比较，后者更多于“研究些问题”，胡适并不“少谈些‘主义’”。在那个时代，多数知识者不恋官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例如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叶圣陶等，也算是遵循孔孟之道了。只是胡适先生不谈主义却喜“点滴改良”，又“反对暴力革命”，有点堆高于岸的味道了。(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在上世纪初的中国，知识者面临二个基本性的问题：其一，国家的存续，民族的兴亡；其二，社会的改造，民众的启蒙。
如果说陈独秀是革命者、鲁迅是斗士，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呐喊、战斗，充满英雄气概；钱穆是严谨的学者，在传统文化之中他寻觅珠宝以奉献于社会，终成大儒；胡适则是一个坚持改良和启蒙的实践者，一个对民主社会充满想象力的思考者。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摆脱封建文化的羁绑注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胡适选择的道路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而不断被人们所认同的过程，他能给于的是一个不被人们认可，却又常常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思索。在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更为人们清楚地认识，自然地接受。胡适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剖析中国的过去；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判他所处的时代；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展望中国的未来。尽管对胡适的学术观点历来存有争议，但他认真和执着的思考者的形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卓然而立。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我们终于能够用流畅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终于能够通过生动的文字理解他人的思想。应该感谢的是五四前后的那些先行者，其中之一就是白话文的奠基人胡适。    
1917年，胡适来到北京大学。以后的几年，胡适领导了文学革命。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出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文学改良刍议》)：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他也创作许多白话诗歌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的《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
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在封建禁锢几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创新。胡适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邀请各界名流学者到庐山开谈话会。谈话会上，胡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有胡健中者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信手拈来，饶有风趣，算是胡适先生的政治白话诗了。据说后来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妙趣横生。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胡适随想录》的“编辑者说”中这样写到：“胡适在五四前后那些孕育和脱胎于大时代的文字，是富有革命气息的。” 白话文的提倡无疑是一场革命，它的客观效果在于解除了旧文体—-包括八股文、文言文等对文字表达的束缚，也因此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开放了人们的思想。如果说《新青年》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于当时的社会，那么文体的改良影响的是中国人的久远。胡适所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逊于创新意大利文的但丁和革新德意志文的马丁。路德。点滴的改良显得如此平和，却又如此意味深长。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写出淡泊如水的平白文字，阐释精辟而又粗浅的道理，真正做着自己信奉的点滴的改良。

1918年1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和胡适一起，来到北京大学的还有几个年轻人：刘半农（复）、周豫才（鲁迅）、周岂明（作人）等六教授，他们轮流编辑，开始为中国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即是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两大时代主题
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接踵而来。胡适把他的“八不主义”以更明确的语气予以表达，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告诉人们：
一、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 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四句子的精义所在跨越了文字的改革，它体现了一个思想的新方向。(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1918年的6月里，《新青年》发表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
他鼓吹“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他鼓吹“说老实话”，攻击“腐败家庭”、攻击“死板板”的法律、攻击“处处反乎人情”的虚伪宗教、攻击“许多陈腐的旧习惯”——道德、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捣乱分子”的压迫、攻击他最恨的“那班政客”。   
1919年12月，《新青年》刊发了胡适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也是胡适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文章提出了四条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几年间，胡适用他的新方法整理了朝报式的中国哲学史，创立了新式标点，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生之路，迫使封建老朽们无奈地面对新文化运动。
那些时候，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唤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胡适想要做到少谈些“主义”其实不容易，他的思考和行动代表了大变革时代中国人前进的方向。
孙中山先生把眼光投向北京，他写信给海外同志，“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于这一场风云激荡的人文传统的变革，胡适把它称之“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从现在看，这一评价不为过。

三、执拗的改良主义者

正当胡适孜孜不倦于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猛烈的大潮激荡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胡适终于守不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诺言，从此开始了谈政治的局面。

当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愈演愈烈。外患内忧带给人们不断的新刺激，忧国之士都急于提出救国之策。但是这一个主体是从欧、美、日留学归国的群体，很快地分化了。

造成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国家状况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分歧。也因此分化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出现了两个主题：一是发起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发展；二、是实行独裁制度，强化国家政权以应对种种事变，实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民主主义运动左翼的带头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站在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方面，高举起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四面大旗，赞同俄国的十月革命，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也卷进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导致了国共两党合作。最终则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民主主义运动的右翼主导是后来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他们终于背叛了民众，走上了专制独裁的道路。当时流行的是独裁统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都是时代的宠儿。即使是胡适的朋友，如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这些在完满的英美教育之下，“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们，也纷纷鼓吹独裁制度了。独裁统治最终为人民所唾弃，汪精卫身败名裂，而蒋介石则逃离大陆、龟缩孤岛。
胡适则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似乎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他始终主张个人自由第一，是一个“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反对激进。在众人高叫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时候，他却说我们真正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应该走演进的路，从事“自觉的改革”。

胡适早就对中国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渐进的改良手段建设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政治。(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他告诉大家：“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一号）。

胡适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为了达此目的，他坚持认为，建国之重在于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抗战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他认为“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独立评论》，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意见，立刻得到热烈的讨论。

胡适立足于政治自由主义这一基点上，总结了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

在他的《自由主义》中写到：“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另一个乌托邦："这样重大的变化（指1945年工党执政）--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革命的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
"我要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胡适显然不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他认为：“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这番平和的议论算是曲高和寡了，他注定惹人生厌，正如他的自喻：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老鸦》
可是，一个书呆子的执拗却也让后人有了一种借鉴。

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百年前的中国蒙受着深重的灾难，八国联军破京城、甲午兵败、马关条约让极务实的李鸿章吐血身亡。。。可怜一部中国史，至此一片狼籍。

全国沸腾救国声，各种思潮纷呈。面对杂乱，胡适这样问到：“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他嘲讽“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是“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

他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 期)，以三层说质疑“主义”学：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 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如果看看胡适的另外一篇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二巻)，也许更能理解他对“主义”的看法。在这篇写给学生的文章里，他写到：“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的，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

应该怎么办呢？他认为：“德国大文豪葛德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到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所以在拿破仑的兵威逼德国最厉害的时期，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

而犹其令他以为值得效仿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创始者。然而他当普鲁士被拿破仑践破之后的第二年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之柏林大学。。。在很危险的环境里发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 》。。。后来，费希特计划的柏林大学变成了世界的一个最有名的学府；他的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变成了德意志帝国建国的一个动力，并且成了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国家主义的一种经典。”

胡适的想法有其根系。在他的“少谈些‘主义’”一文中，他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但是，“少谈些‘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主义”，代表着一种倾向。相隔约二十七天后，同样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反驳了胡适的说法，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进一步，李大钊写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遏制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读百年之前的争论，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时的政府已经腐烂了，那时的中国民意却犹如绷紧的弓弦，谁也不能松懈。胡适的“主义”说，从开始的被置疑，是有其不合乎历史潮流的原因，很有几分“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感觉。但是，后来的批判却有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的特征。而李大钊最初的评论里，还这样写到：“有的和先生(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表明了他们之间或有“主义”的区别，但无救国的歧见。

胡适的主张颇似于诸葛亮《诫外甥书》中“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教诲，也类似于现代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中国人讲究因人废言，后来被冷落的胡适的主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无从知道。但是，与胡适同时期、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并不少。在那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有许多人，自己、或让自己的子弟静下心来研究一个学问，他们可能没有参加任何战争，但是当硝烟散尽，他们却走上了建国的位置，其中的“三钱”就是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殊勋的伟人。

看“三钱”的先人们颇有意思，他们是：

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与进步人士过从甚密，其中有蒋百里---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钱学森夫人蒋英的父亲；

钱穆---钱伟长的叔叔、引路人，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

钱玄同--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久长，是因为她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无论是革命者，无论是学者、科学家，只要有益于国家与人民，他们的光和热都是一种奉献。或如胡适所言：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少谈“主义”的胡适是很看重他的实用主义的，他的言行浸透了实用主义的哲学。 五、中国自由主义之父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开章明义，即表示他最大的遗憾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自由的追求，与人类社会的存在相伴而生。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有阶段性，但永无止境。
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论证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主义作为一门学说则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交替的时期。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是人类崇尚自由、争取自由的主张，“自由主义”一词产生于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控制的斗争中，争取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以及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书中记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明白宣示和信条”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教会和君主压迫”的产物；“法国自由主义的特点反映了贵族和波旁王朝专制主义的衰落。”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带有明确的克已、自律的心性之学，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自由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社会的认识，始终界定于儒家学说主张的伦理道德。因此自由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高举的一面旗帜。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复杂历史变迁的学说，它确切的定义和它所处的时代相关。胡适的自由主义的定义有二个历史条件：
其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引发了封建文化体系的全面崩溃。正如五四运动前夕，一位名吴虞的学者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抨击了封建礼教和旧文化，而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留下永远的呐喊；
其二、众多的留学生，其中一些是胡适交往甚密的朋友，他们的留学生涯与生活阅历，促使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于传统派的保守和革命派的激进，他们表现出对民主、自由、科学的理解和热爱，在人格上的追求独立，在学术上的敢于开创，对政治的热忱。胡适是他们的理想集中体现的人物，正如胡适在他的《目睹两次美国大选》中所述：“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意中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人现代自由意识的觉醒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人真正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培养并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承认等级人格，而不承认独立人格；只接受宗法思想，而不接受自由思想。“五四”运动后，渐渐地涌现出一股自由主义新思潮，越来越多的人冲破等级人格观念而追求独立的平等的人格，冲破宗法思想而追求自由的思想。这不能不归功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主义。发表于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一文是胡适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表述，他说：“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把它视为终极价值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自然与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这是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思潮的关键之处。他推崇易卜生对个人的肯定，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在《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他写到，张熙若(哲学教授) 为*"五四"写了《国民人格之修养》，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对于张的议论，胡适极为感动，他写到：“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他谈到：“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在他看来，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
他认为，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自由主义也就有了发扬光大之处。在《自由主义》一文中，他这样表述他的自由主义观：“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胡适对自由主义总结了四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什么是自由？胡适强调：“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很清楚：“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
什么是民主？他认为：“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
什么是容忍？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这是因为：“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在他看来：“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一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什么是和平改革？胡适认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
这篇写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的文章，完整地引证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要素。不幸的是，它和惊天动地的人民寻求解放的炮火共存，但是它不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而作，而是为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提供 一个理论上的支持，或者它仅仅只是为了第三条道路的开拓披荆斩棘。如果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早5-10年提出来就好了，如果他能够感化他所寄情的国民政府就好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可以更加团结，或是抗日战争之后的人们可以静下心来研究建国大事。可是当他提出来的时候，第二次国内战争如火如荼，又有谁听他的呢？
胡适终于达到了“武死战，文死谏。”的境界，把他的自由主义推向最*，勇敢地向蒋介石建议，让他以“无智、无能、无为”治国。据说，胡适如此放言无忌，蒋介石竟还不恼。时人评曰：“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自由主义”登极于如此地步，也难能可贵。
自由主义者们总是认为：
在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问题上，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无不具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严复引发、陈独秀所开创的自由主义，在胡适这里趋于成熟。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始终如一，毫无保留。但是，也同样承认，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而是被夹在国共两党的铁钳之间苟延生息，尽管胡适后期投靠国民党，放弃了自由主义知识人的独立立场，但其思想的自由主义基点并未因之变化。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未成功。
在中国这片封建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自由主义之苗能够顽强地长成，了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史，胡适的理念是独领风骚了，胡适可算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了。自由主义思潮还有未来吗？这个问题应该属于未来。
    六、专制者手中的玩偶。
胡适的自由主义有三个根本性的局限：
其一、企图引入西方文明背景的自由主义理念，却无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两者的融合、甚至是改造，需要漫长的过程；
其二、无视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时期。国家救亡图存，民众求生存图解放，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遏的潮流。自由主义的议论只能是不恤民生、不计国事的清谈；
其三、胡适自身信念上的不足。
如果胡适坚持以一个思想者的立场宣扬他的理论，他也许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圣人—一个融合东、西方文明为一体的圣人。朱熹以一个闲散的祠官，专心探索、立意教化，成就了理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了一个里程牌；康德终年走在他的庄院中的森林小道上，伴随他的只有一个夹着雨伞的仆人。。。寂寞也许是每一个大学问家的必由之路。可惜，胡先生在末名湖畔转了数圈，竟然没能坚持下去，这或者是时代的不幸，或者仅仅是个人的不幸。
胡适先生终于进入了政治。可是，他手无寸铁，正如他的弟子唐德刚说的：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颠倒众生的思想家”是过誉了，“帮闲”倒是恰如其分，历来的权贵人家都会有几个清客—-附庸文雅罢了。这大约是那个时代即“没有枪杆子作后盾”，又想“风靡一时”的文人唯一的选择。
胡适是一个反传统的旗手，但是他又是一个传统中人。有一个关于他的恋爱的故事：
1923年夏， 三十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烟霞洞疗养，与曹声相逢(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且一见钟情。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二人竟然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时了。胡适与曹声恋爱期间，常凭鱼雁传情，还为曹作了首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勇敢的曹声冲破“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和自己的丈夫办妥了离婚手续。而胡适却犹豫了：如果事情闹大，全国皆知，胡适的“圣人”的称号也就完结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呵。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名。可是曹声却深受打击。
中国的反封建有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反对包办婚姻，上世纪初因此原因走上革命之路的青年大有人在。这种观念本来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者有一句名言：“我爱你，与你何涉。”把对爱情的追求表达得肆无忌惮，也把求自由的信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胡适的性格如此软弱，又如此好“名”，那么他冲破传统束缚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了。在政治上，他寄希望于“好人政府”，甚至于把蒋介石政权理解为“好人政府”，并且终身依恋。与他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并不相符，和他内在的保守主义倒颇为一致。可惜，当时的军阀们都是强人，蒋介石也不例外，戏胡适于股掌之上的事情出现，也一点不奇怪了。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他的理想就是中国在实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似乎这样的机会终于来 了，1948年蒋介石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这个信息，确使胡适感到了几分眩晕。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陶希圣遣《中央日报》副总编陆铿为胡适写“总统候选人”小传，胡适大喜，“近视眼似乎放出了光彩，面部保持微笑”(陆铿回忆)。话到兴奋处，胡适情不自禁地谈到“当选”后的安排。对于“总统候选人”一职，胡适快意地对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可谓踌躇满志了。
然而，就在当天的《申报》上，登载的却是胡适、于右任等二百余名代表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报道，在国民党六中六次全会决定，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从此胡适情绪消沉。四九年赴美，潦倒滞留达九载之久，后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
不清醒的当然是胡适了。1951年5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的胡适，思及国民党举世震惊的惨败，一番省思和分析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给蒋介石的一封四千余言的信中写到：“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这些：（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胡适竭尽其“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之责了。
不清醒的当然是胡适了。如果说48年的总统选举受制于时局，蒋介石有借胡适戏天下人的意思，那么国民党政权逃台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提让胡适当总统的事，反而对自由主义者大打出手呢？一九四九年底，台湾的一群自由主义者办了一份杂志，叫《自由中国》，负责人是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虽然杂志的创刊宗旨说明“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也有一些批判文章是针对台湾的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正是后者，足以让雷震的“涉嫌叛乱”罪名成立。台湾当局认定他们“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即使胡适当面向蒋介石申冤，雷震还是被判徒刑十年。受此刺激，胡适心脏病复发，迄无起色，延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一次演讲中终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
在季羡林先生的印象里，说胡适“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儒的入世意识流淌于血液之中。达则兼济天下，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对于大儒，自然更有非同一般的非常之想。胡适固然反传统，其实他始终在传统之中。
进入政治的胡适是失败者。胡适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旗是倒了，剩下的只是残烟余烬。这是胡适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部西方的电影。中国的事情，说到底是要靠中国人按照中国自己的方法，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办。寻求解放和自由毕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七、后记
胡适的一生做了两件事：
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高举“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启开中国人文传统的变革；
二、传播自由主义真谛，追踪“世界文化的趋势”，探讨“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代有成就的精英们几乎都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成功了，他们拯救了中国；第二件事总和中国的未来相关，总让人非议，也总让人费尽思考。未来毕竟是可想而不可触摸的。
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写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位上海青红帮出身的政客，很有几分春秋笔法，即使挽联之中，也没有忘了用道德伦理把这个自由主义者包裹一番。
胡适去世时，据说自发送葬者达到30万人，沿途居民燃香路祭。除了鲁迅，没有第二个文人得此殊荣。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在人心，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他们做过事的人。
阅读我们民族曾经出现过的、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物的往事，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郁达夫先生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植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胡适的朋友李敖曾经引用希腊史家布鲁达克的话说：“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讨论民族精英的往事，正是企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了想得更多，看得更远。
谈到“思想者”，罗丹这样说："我的\'思想者\'，不仅仅是用其突出的前额在思想的，也不是用他的下巴，或者是顶住其下巴的拳头。我的\'思想者\'也是用他的身躯在思想的，我的思想者是在用其全身的每一块肌肉在思想的。”
其实在罗丹生前，他的作品并没有多少市场，基本谈不上卖作品，但是他为我们后世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
读胡适的文章，似乎总能看到那个“思想者”。沉思默想、永远的、走向未来----不断伸延的历史的深处。
壶公评论发表于2004-01-15 19:08:18外交论坛 -- 作者：壶公评论
-- 发布时间：2004-10-17 8: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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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除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外，并没有正式入阁作官。蒋介石竭力争取胡适，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胡适都推辞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所谓“国大行宪”时，蒋介石意图让胡适当虚位总统，自己任实权的行政院长，并派人向胡适说项，但是国民党内最后否决了这一安排。胡适在这个时候出现，自然会成为党系之争的挡箭牌，急骤倾轧中的缓冲带。
但，亦不尽然，胡适的自由主义为蒋政权贴上了“自由中国”的标签，虽然滑稽，也令人感慨，中国之路，坎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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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火鸟
-- 发布时间：2004-10-17 20: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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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路是崎岖的，中国的第一个民 主 共 和 国在内战的烽火中消失了，创制中国的第二个民 主 共 和 国，就看我们这一代人的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7 20:46: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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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投射
-- 发布时间：2004-10-18 12: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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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事实上，还有几种情况导致的后果也是类似的。比如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或者人为地大肆宣传某种思想，这里面都包含有极大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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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壶公评论
-- 发布时间：2004-10-25 1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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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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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投射
-- 发布时间：2004-10-25 1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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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胡适，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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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沧浪独壁
-- 发布时间：2004-10-18 11: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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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的“反动思想”，在中国大陆有过思想批判的大运动。现在看来，不管多大的运动，不管怎样批判，最难肃清的就是“思想流毒”。有些思想是越批越香的。本来并不见某些思想有何等重大的影响力，经过批判，则大大唤起了人们的好奇性，结果往往与批判者的愿望适得其反，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批邓，越批，邓的威望越高。后来批什么人、批什么思想，结果也往往类似。因此，思想这东西，不管当政者多么厌恶，还是让它自生自灭的好，你把它“大敌”去看待，反而会助长了它的重要性。历史会证明究竟谁对谁错。
     几世寒雨几世风，人生状如大江东。
身似落叶香渺渺，心如飞鸿雾朦朦。
归魂何当留残迹，往事不堪觅旧踪。
世事而今浑如惯，空听古寺响晚钟。
作者：竹叶青对女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