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融侨观邸 学区:【书】“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提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尊重经济规律，持续深化体制改革，借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改革模式，正确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是过去的十一个“五年计划”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图说：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的开局之年。（资料图）
“十二五”规划将对我国今后五年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股市也是长期利好。2011年是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金融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现了新的跨越，为“十二五”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十二五”规划纲要贯穿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围绕主题主线确定政策导向、设置规划目标、明确战略重点。贯彻执行好“十二五”规划将使我国现代农业得到大发展，将使企业得到改造升级提高竞争力，将使战略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将提高我国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开发利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大力改善环境，提高劳动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创新能力，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后的五年，我国经济依然会以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企业的竞争力会更强，经济效益会更好，这也是中国股市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十二五”展望】
市场会更关注环保企业发展
天然气消费“十二五”有望达创新高
“十二五”产业规划年底密集发布
“十二五”产业规划给市场带来新生机
“十二五”产业规划将引领年末行情
【回顾：“五年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2011年是第十二个国民经济与社会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已实施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十一个五年计划伴随着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岁月。从建国之初的一穷二白、经济凋敝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走过了喜悦与成功，也体验了艰辛与曲折。回顾这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不仅能描绘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大体脉络，也能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比与检视过去的十一个五年计划，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缩影，是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五年计划的起源
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最早并非源于中国，也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在苏联的诞生。苏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已经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战后，随着欧亚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五年计划被社会主义阵营中很大一部分国家所借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对战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10年结束已经完成总共十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与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对我国五年计划的历史分期与回顾
从1953年到2010年，中国经历了十一个完整的五年计划，虽然期间遭遇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对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即使在最为动荡的时期，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也没有中断，因此五年计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观察性指标。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是一个连续的经济发展进程，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历史特征。因此，为了能更好地理顺五年计划实施的大体脉络，剖析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规律，就必须将十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分期，从而使中国经济变迁的大体面貌更加清晰。当前，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对五年计划的历史阶段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从五年计划本身出发，从发展观的转变与经济体制变迁等方面把握五年计划的发展脉络，将十一个五年计划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一五”计划——“四五”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为第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浪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仅仅围绕工业化为核心展开，工业化水平与速度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生活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经济个体的最主要追逐目标。在所有制结构上，随着一五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阶段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的比重不断上升，到四五计划结束，基本已经实现了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因素在这一时期被逐步消灭，退出了所有制结构。此外，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与公有制配套的具有鲜明苏联色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成为控制经济运行的唯一合法机制，市场的作用越发不受重视，并最终被完全排除在资源配置方式之外。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基本建立了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发展的水平很低，人均财富的增长有限，甚至在后期由于受到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国民经济一度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甚至发生倒退。以下分别论述每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背景、实施的情况，以及完成的情况。
“一五计划（1953－1957）”——百废待兴与工业化起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53年，随着1949年－1953年经济恢复的完成，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1）一五计划实施的国际国内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二战之后两极格局对峙最为激烈的时期。随着冷战的逐渐展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个阵营不仅在政治制度与军事实力上展开全方位竞争，还围绕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较量。一五期间，中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对外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与军事封锁，导致相比于战后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与西欧各国，中国无法充分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以资金与技术援助的形式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自苏联与东欧的经济援助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50年代尤其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依然没有放弃颠覆大陆的企图，中国周边的战争威胁并未消失。因此如何快速发展经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成为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重建或者恢复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对于大多数新兴的原殖民地国家而言，加快工业化进程并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更是成为巩固与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前提。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工业化的浪潮。
在国内，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与初步发展，政治趋于稳定，经济秩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为大规模展开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在1951年春开始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简称中财委）着手试编。1954年4月，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开始全面编制工作。到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同年6月，中央对“一五”草案作了适当修改，建议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55年7月30日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对重工业和轻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装备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武器，加强国防建设；不断增加农业和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五计划选择了与苏联类似的工业化道路，即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以重工业为核心是这一时期工业化的鲜明特色，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能帮助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建立全面工业化的基础，将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此外，新政权急需发展的国防工业也需要重工业的支持。
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五计划规定：要建立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且，根据1953年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五时期国家通过三大改造把私有经济纳入计划轨道，支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1953年开始，农村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合作化开始之初是以农民自愿为原则，渐进推进。到1955年，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超高速度发展的猛烈浪潮，合作化进程被大大提前，虽然在农业领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遗留下许多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与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5年开始，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加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加速。到1956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公司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虽然公有制成分取代私有成份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但是具体的改造进程却受工业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为了满足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虽然在短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遗留下了许多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除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之外，一五计划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也得到了完全确立。有明显苏联色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是工业化高速推进的需要，也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国家开始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市场的作用开始被削弱。
（3）一五计划的完成与成就
从实施结果来看,“一五”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绝大部分指标超额完成,完成率在十个五年计划中仅次于“六五”和“八五”。这一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10.9%,为计划值的127%。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8%，为计划值的122%。农副业总产值增长率为4.5%，为计划值的105%。从纵向比较来看，“一五”的经济增速仅次于“八五”和“六五”,是改革前五个五年计划中最快的一个。各种工业产品指标均超额完成。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为计划值的130%;煤产量13100万吨,为计划值的116%;发电量193亿度,为计划值的121%。水泥产量686万吨，为计划值的114%。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原计划增加2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投产，形成了东北等八个工业基地，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密集于东南沿海的状况，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初步建立。
农副业年均增长4.5%，为计划值的105%。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1亿斤，完成计划数的101%。棉花产量3280万担，完成计划数的101%，与1952年相比分别增长19%和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1952年相比增长了71.3%，为计划值的89%;铁路营业里程新增3800公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增长42.8%，城镇新就业451万人，分别为计划值的130%和107%。
“二五计划（1958－1962）”—大跃进与大调整
（1）“二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二五计划”的实施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与60年代前半期，这一时期的前后期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20世纪50年中后期，随着两极格局的逐渐稳固，国际形势日趋缓和。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与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与各国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基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开始复杂化，其中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因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裂痕，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松动，这种国际现实使中国的领导人开始严肃思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与“一五计划”时期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国际关系相比，“二五计划”时期的国际关系更为复杂，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阵营维持着敌对关系，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者苏联关系也恶化，导致外交上面临着困难局面。
“二五计划”开始时期，国内经济状况较好，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得以建立，三大改造的相继完成使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一五计划”的辉煌成果在国内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使得一些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忽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同时，由于1956年之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面临来自苏联的经济竞争压力。
（2）“二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953年5月，国家计委开始了准备工作。1955年9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专门会议，李富春提出，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编出15年远景计划草案，再根据15年远景计划编制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于9月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举行)。
“二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前半期主要是围绕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而随着经济结构失调导致的三年经济困难，后半期致力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1953年3月，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后掀起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不仅在工业生产上全面提高计划指标，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人为地加快了发展速度。“大跃进”运动以钢铁为核心，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出现。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核心地位导致经济中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工业发展畸形，而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则严重滞后。随后展开的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则推动农业领域公有化程度空前提高。公有化程度过高导致个体激励机制失效，农业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现状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困难。由于恰逢自然灾害与苏联撤走经济援助导致“二五计划”中后期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严重倒退，比例失调。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围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展开的经济调整直到1963年才基本完成。
（3）“二五计划”的完成
“二五”计划提出了后人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工业增长速度与农业增速分别为“一五”实际增速的3倍与7倍，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都是1952年的10倍左右。实践结果表明，“二五”计划的实施十分失败,所有指标都没有完成,实际完成数的平均值只有19%。
这一时期工业增长大起大落，增速减慢，农业增长倒退。工业增长前3年，“大跃进”时期的大起伴随着随后两年的大落。1957年工业产值704亿元，1960年为1650亿元，年增长率高达32.8%，但随后的两年就开始大幅倒退，1962年为850亿元，只比1957年略高，只完成计划数的7.2%。农业产值除1958年略有增长外，其他逐年减少，1962年为430.3亿元，与1957年相比年均减少4.3%。在“二五”计划前三年的“大跃进”时期，工业产值增加了1.3倍，而农业产值则减少了23%，并酿成了三年灾害时期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三五计划（1966－1970）”——备战、备荒、为人民
（1）“三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国际上，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还算安宁的话，那么这种安定的局面从50年代末期就开始被打破了。60年代初期，国际空间骤然变冷，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恶化。60年代中期，国际空间冷到“冰点”，局部战争爆发的次数不断呈上升趋势，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危险。中国在60年代连续面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与中印边界争端的挑战，导致经济建设不得不考虑战备的需要。
在国内，“三五”计划的实施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前半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由经济建设向政治运动转变，经济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状态。可以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三五”计划实施过程中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2）“三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三五”计划从1964年初开始研究和编制。1964年5月，由国家计委提出，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但之后，依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三五”计划的具体任务是：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强调国防建设，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实施的重要特征。
（3）“三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从实施结果来看，“三五”计划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完成率只有36%，但基本完成率达72%，完成百分数的均值为104%。在“三五”汇报提纲提出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指标本身制定得相对稳妥，但最后一年的1970年，为了完成计划，经济建设又掀起了一场“大跃进”。“三五”计划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同样经历了大起大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9.6%，完成计划数的164%；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1.7%，完成计划数146%。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经历了第一年的上升和随后两年的全面下滑，到最后两年增长又呈现剧烈波动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三线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变了过去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当然三线建设也存在投入巨大和效益偏低等问题。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发射了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
“四五”计划（1971－1975）——大动乱中的五年计划
（1）“四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四五”计划实施于20世纪70年代的前半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与“三五”计划实施时期都有一定的变化。
国际上，美苏冷战格局发生变化，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在冷战中处于守势，而苏联则迅速扩展其军事力量，处于攻势。在这种国际新形势下，中国开始调整外交策略，加快了与美国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转折，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敌对状态大为缓解。同时中苏关系在70年代初期也有一定缓解，在“帝、修、反”阴影下的战争危险开始出现和平转机，中国的战备活动走向缓和。
但是，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政治斗争严重影响经济建设，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导的经济调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倒退，但是文革对“四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2）“四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四五”计划于1970年开始进行编制。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但“四五”计划开始执行后，遭到了林彪、江青两股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1973年7月1日，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四五”计划提出的意见，拟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从四五计划的任务可以看出，由于受到文革中左倾思想的影响，“四五”计划开始时表现出以“战备”为中心，高指标、高速度、急躁冒进的特点，引起了经济的波动与社会的不稳定。随后通过修正才勉强基本完成计划。
（3）“四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四五”计划实施期间国民经济增速减缓，“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为5.9%，比“三五”时期下降了1个百分点。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467亿元，完成计划数的101%；工业总产值3124亿元，完成计划数的98%；农业总产值1343亿元，完成计划数的109%。经修改后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基本完成。1975年，粮食产量5690亿斤，棉花产量4762万担，铁路货运量8.9亿吨。如按原计划草案这些指标根本无法完成，而按修改后的指标，完成计划值分别为103%，95%和80%。原煤产量为4.82亿吨，基本建设投资额1680亿元，均比原计划草案超额完成，分别为计划值的135%与116%。
（二）“五五”计划——“八五”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到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为第二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观上，从对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过度追求开始向经济全方面发展转变，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合理发展取代单一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同时，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社会发展也开始受到关注，以前单纯是经济规划的五年计划开始加入社会发展的内容，五年计划开始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规划，标志着发展标准的重要转变。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这一阶段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时期，原先单一的公有制被打破，多种所有制局面被重新建立。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因此这一时期表现出所有制结构愈发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在经济运行体制方面，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市场的作用被重新重视，并成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计划手段被逐渐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由微观计划者向宏观调控者转变。可以说，这种计划与市场的力量倒置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最大特点。此外，受到改革的推动，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五”计划（1976－1980）——过渡中酝酿改革
（1）“五五”计划的实施背景
“五五”计划实施期间的国际国内形势可以归纳为国际形势好转，国内由社会动荡向良性发展艰难迈进。
国际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中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日本与西欧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苏从60年代的冷战共处过渡到美苏缓和中的激烈争夺态势，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尔塔体系瓦解埋下了伏笔。在这一时期，国际上的全球化联系增强，世界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总体来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好转。
在国内，“五五”计划实施前期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最后的困难时期，1976年随着一批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国社会陷入深深的动荡。但是此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经济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经济发展遇到了难得的机遇。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开始，文革的错误得到系统纠正，经济在黑暗中迎来了希望，在过渡中酝酿了改革。
（2）“五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即着手研究编制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含了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但是，由于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实际未能执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的197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五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把农业搞上去，把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搞上去，到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五五”计划前期，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文革的错误还未得到系统纠正，经济中“左”的思想倾向依然存在。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过热与冒进的情况。虽然此时中国经济各领域都开始出现自下而上的改革压力，但是经济仍然沿着原先的体制发展。但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村中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里私营经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由原先的封闭经济向对外开放转变，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开始艰难起步。
（3）“五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五五”计划实施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并未摆脱大起大落的增长模式。“五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为6.5%，比“四五”时期高出近1个百分点。“文革”最后一年的1976年，经济出现倒退，增长率为-1.6%，之后的第三年又出现了过热，增长率达11.7%。随后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增长恢复到7.6%和7.8%的稳步增长。主要产品指标大部分基本完成，1980年粮食产量6411亿斤，完成99%；棉花产量5414万担，完成91%；钢产量3712万吨，完成93%；煤炭6.2亿吨，完成110%；发电量3006度，完成100%。
“六五”计划（1981－1985）——改革启动，由局部实验到全面探索
（1）“六五”计划的实施背景
“六五”计划实施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改革的扩大进行与全面推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国际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对抗成为世界的主题。正如邓小平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虽然局部冲突仍然此起彼伏，但是国际总体形势继续趋于缓和，相应的，中国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奉行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将重点转向国内经济建设与体制改革。
在国内，随着“五五”计划的完成，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六五”计划期间，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首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在各个领域逐渐展开，在农业领域，继续扩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范围，以连续五个农业一号文件的形势推进农业改革。对外开放方面，通过开放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等举措逐步建立有层次的对外开放体系，放松对外经济交流上的限制。同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领域展开改革，社会发展开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从经济运行体制看，商品经济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多种经济成份重新出现。市场开始在局部发挥作用，开始打破原先计划体制全面控制经济运行的局面，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加速推进酝酿条件。
（2）“六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六五”计划是根据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议着手编制的。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再次酝酿编制“六五”计划。1982年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五”计划草案，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是继“一五”计划后另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
“六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
（3）“六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六五”计划完成的非常理想,指标完成百分数均值为179%,完成率为88%,基本完成率高达97%。这标志着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各项经济指标以超额近两倍完成。“六五”时期的经济增速高达10.7%，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接近原计划的3倍，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11%，完成275%；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0.8%，完成270%；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1.7%，完成293%；国民收入增长率9.7%，完成243%。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198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达2067亿元，完成计划值的242%；出口额809亿元，完成201%；进口额1257.8亿元，完成278%；外汇储备新增39.4亿美元。“六五”时期基础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5330亿元，完成148%。其中，基础建设投资3410亿元，完成148%；新增铁路通车里程2200公里，完成106%；新建电气化铁路2500公里，完成100%；新增港口吞吐能力0.94亿万吨，完成94%。
“六五”期间不仅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高等院校在校生数增加55.9万人，完成计划358%；累计毕业研究生4万人，完成89%。“六五”是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时期，城乡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城乡消费水平指数增长率8.8%，完成计划215%；农民纯收入年增长14.1%，完成235%；职工工资年增长12.3%，完成251%。“六五”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突破了计划提出的控制在1.3%以内的目标。
“七五”计划（1986－1990）——改革提速，大转型中的小过渡
（1）“七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七五”计划实施期间正逢国际国内形势风云激荡之际。国际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的主题继续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强。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丧失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与苏联进入改革关键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亚洲，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同时，改革与自由化成为整个世界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方向，这种趋势也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开始推进。所有制改革方面，松绑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发展，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企业改革方面，增强企业自主权，开始实行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起步，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与“股份制”，探索经济运行新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以价格改革为核心，大胆尝试“价格闯关”，利用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逐渐建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由于改革的步伐过大，以及原先计划体制下的价格扭曲与资源配置扭曲状况严重，放开价格的改革导致了“七五”计划后期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与社会秩序一度出现混乱。加上“七五”计划末期发生的政治危机，1989年至1990年不得不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治理整顿，影响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2）“七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983年，国务院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l985年上半年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经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原则通过后，提交1985年9月的党代会审议通过。198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家就制订出了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是第一次。
“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3）“七五”计划的完成情况
“七五”计划实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凸现。1988年和1989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1989年还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改革开放一度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七五”计划的完成情况不尽理想，完成计划百分数均值为122%，完成率为71%，基本完成率为71%。
这一时期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完成了各项经济增长指标，但经济波动剧烈。“七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7.8%，完成计划的104%，但通货膨胀率高达10.6%。各项经济速度指标均完成，工业增长率为13.2%，完成176%；农业增长率为4.7%，完成118%。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指标均以计划1.5倍左右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快于“六五”时期，但完成情况并不理想，5个指标中有3个没有完成。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趋缓，是改革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慢的时期。城乡消费水平增长率为3.3%，完成计划的66%；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为2.8%，完成计划的70%；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完成39%。
“八五”计划（1991－1995）——改革深化，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1）“八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呈现出新特点。国际上两极格局正式瓦解，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1991年12月25日，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解体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加上80年代后半期席卷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了重大打击。同一时期，虽然世界总体形势趋于和平，但是局部冲突与战争却日渐频繁，南北矛盾开始激化。在国内，1989年政治危机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理整顿，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秩序有所恢复，通货膨胀得到缓解。但是人们对改革的最终方向存在疑虑，改革开放走到了十字路口。
1992年，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著名的系列谈话，被称为“南巡讲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是因为太注重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应该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剂强心针，有利于打破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包袱。
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确立下来，意味着存在多年的计划与市场之争在指导思想领域基本结束。此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得到承认，计划经济同时被国家宏观调控所取代，由此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2）“八五”计划的制定
1990年l2月，党的第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在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制定的“八五”计划，在发展目标上主要强调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制定的指标力求稳妥。“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
（3）“八五”计划的实施与完成
从实施结果来看，“八五”计划完成得较为理想。完成百分数均值为267%,完成率为89%，基本完成率为89%。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增速达到历史最高，而且增长相当稳定。经济增速12%，是十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增长比较平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6%，完成193%；第二产业增长速率为17.4%，完成174%；工业总产值增速22.2%，完成342%；农业总产值增长率4.2%，完成120%；第三产业增长9.9%，完成11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6%，完成23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提高很快，绝大多数指标都超额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增长，所有指标均大幅超额完成，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增长期。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人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很快，绝大部分指标大幅超额完成。
（三）“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是第三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为：在发展观上继续转变，由第二个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进步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受到发达国家发展观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观较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单纯注重物质的发展向注重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转变，人的发展成为发展的核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最终追逐目标。在所有制与经济运行体制上，这一时期继续深化第二个时期的各项改革，并将各个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向深入，开始触及到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难题。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发展观的飞跃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
“九五”计划（1996－2000）——世纪之交，全面发展
（1）“九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九五”计划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九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及其变化，是历次五年计划执行和实施中比较少见的。
国际上，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广泛应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全球化进程加速，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对我国出口、利用外资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较大冲击。
在国内，通过宏观调控，通货膨胀过高得到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同时，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九五”计划后期，内需不足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下岗职工增多，企业经营困难，出现经济增速减缓，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
“九五”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跨世纪的五年计划，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础上，促进改革深化，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走向总体小康成为“九五”计划实施期间的主要奋斗方向。
（2）“九五”计划的制定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纲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九五”计划，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九五”计划制定的指标更注重宏观性、战略性与指导性。其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九五”计划的实施与完成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九五”计划绝大部分指标基本完成，平均完成百分数144%，完成率76%，基本完成率94%。这一时期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增长更加平稳，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基本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4%，完成105%；第一产业增长率为3.5%，完成100%。第二产业增长率为9.8%，完成98%。第三产业增长8.2%，完成9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为零增长，经济效益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为4.7%，完成了118%；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增长率为5.7%，2000年城镇社会保障覆盖面77%，完成96%。人口为12.7亿，完成了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
“十五”计划（2001－2005）——新起点，新阶段
（1）“十五”计划实施的背景
“十五”计划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WTO所推行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有利于我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逐步接轨，中国经济越来越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例如如何控制扩大开放所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对金融安全的关注，怎样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进一步转变其职能使其与世界接轨都成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在国内，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由此而带来的公平与效率的取舍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尤其是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等问题都成为必须应对的挑战。经济效益较低，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等问题都成为进一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阻碍。如何把握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契机，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新挑战。
（2）“十五”计划的制定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十五计划”是中国新千年第一次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经济计划。
“十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3）“十五”计划的实施与完成
从实施情况来看，“十五”计划完成总体良好，提出的目标大部分实现，约2/3的计划指标顺利完成，完成百分数均值为108%。“十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和对外开放均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本世纪前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了一个好局。“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这一时期中国全面免除了农业税。
“十一五”规划（2006－2010）——从计划向规划的转型
（1）“十一五”规划实施的背景
“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与“十五”计划时期比较类似，但是在许多方面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国际上，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加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与此同时，可能造成国内经济波动的因素也在增加，给我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立足于中国国情，融入全球化浪潮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国内，虽然社会经济大环境良好，但是社会矛盾相应凸显，例如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城乡区域发展差异亟待解决，“三农”问题突出，社会建设滞后等问题都考验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都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改革的途径加以解决。
（2）“十一五”规划的制定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计划相比具有转折性意义。
“十一五”规划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六个必须”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3）“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与完成
从“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看，经济增长目标提前完成，按2005年价格计算，2009年GDP达到27.6万亿元，超过2010年规划预期目标的26.3万亿元；2009年人均GDP是2000年的2.3倍，提前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2009年城市化率接近规划预期目标47%，城镇新增人口近6000万人，农村总人口减少3256万人。预计在“十二五”时期，随着区域化经济发展和中心城市的辐射拉动作用，中国城镇人口将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可以达到规划目标的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实现达到80%以上的规划目标，从2005年的23.5%，到2009年达到了94.0%。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4603万人，提前实现了4500万人的2010年目标。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由2005年的11186万人提高到2009年的14900万人，累计增加3714万人。按不变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0.2%，实现2010年预期目标值的115.5%；按不变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6.66%，实现2010年预期目标值的108.1%。
五年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变迁
1.增长还是发展——从“五年计划”看经济发展观的演进
通过对建国后实施的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分期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六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变迁中，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规划的“五年计划”的确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中经济发展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完全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所共同经历的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转变。
二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我国的发展观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的一元发展观。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是经济工作的重心。“一五”计划到“二五”计划时期我国受到国内外形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片面追求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后来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又将国民经济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生产领域，无论是强调工业化还是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增长始终是长期以来我们工作的重心，也可以说是衡量经济工作成绩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开始得到拓展，社会发展开始与经济增长一同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的一元发展观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二元发展观。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受到国际上发展观演变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观又开始向第三阶段演进，即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以往的发展进程中，发展观往往存在以下的弊端：在发展方向上，过于注重经济增长，忽视人的进步；在发展方式上，过于注重物质资源，忽视人力资源；在发展价值上，过于注重商品价值，忽视人的价值。在发展道路上，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开始复苏。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五年计划”中越来越多地纳入教育、环境保护以及公共服务等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开始成为发展观转变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2.计划还是市场——从“五年”计划看经济体制变革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经济生活都被纳入国家的经济计划之中，无论是商品的生产、分配还是消费，还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都是由国家计划进行配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带来的。其实，“五年计划”这个字眼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正是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中国的计划体制被逐渐完善并延续了将近三十年。但有趣的是，正是这个充满计划色彩的字眼一步一步见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回归，更有趣的是，五年计划或者是其后的五年规划并没有随着计划体制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年计划或许规划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作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规划继续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
直到“五五”计划时期，中国还是通过计划指令安排经济运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计划与市场的地位在争论中此消彼长。“六五”计划时期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商品经济的合理性，为市场经济的回归埋下伏笔，之后“七五”计划实施期间提出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安排为辅。市场与计划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地位开始发生逆转。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共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加以确立，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得到确立。期间，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产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逐步得到恢复，通过“双轨制”的渐进式改革，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信号也从计划扭曲中恢复过来。随着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重建，经济生活中的计划色彩逐渐淡去，由单个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最终获得了与计划体制间的制度竞赛的胜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个体的活力，市场的激励机制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使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后焕发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3.“计划”还是“规划”——从“五年计划”看政府职能的转变
“十一五”规划与之前实施的十个“五年”计划相比，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计划”变成了“规划”，一字之差，蕴含了深刻的含义，反映了我国指导思想的新变化。“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二者都是关于未来行动的方案，但“规划”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规划是计划的指导，计划是规划的实施形式。
作为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系统战略，“五年计划”向“五年规划”的转变反映了政府经济职能的深刻转变。“五年计划”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经历了大推动计划期、半统制计划期、混合计划期、指导规划期、战略规划期五个阶段。
“一五计划”是中国从原苏联学习的计划经济制度，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后发的农业国强制性推动工业化。在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以计划替代市场快速地动员和集中资源来强制发动工业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二五”到“五五”是“统制计划期”,中国计划体制已经基本建立,政府通过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实施控制,市场机制的作用非常有限,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计划失灵问题也日益突出。“六五”以后计划机制逐步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计划或者范围缩小,或者变成指导性,进入了“混合型计划期”与“指导规划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也开始突出,这使得发展计划面临着两大转型任务,一方面是通过“去计划化”来克服计划失灵，另一方面,是通过“强化计划化”来克服市场失灵。“十五”计划开始强调市场和计划的有效结合,“十一五”进一步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现计划和市场的合理分工,进入了“发展战略规划期”。
【一句话点评】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尊重经济规律，持续深化体制改革，借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改革模式，正确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是过去的十一个“五年计划”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