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梭西安售后:漫谈读书与治学

        读书是治学的基础，治学是读书的升华，二者既是一分为二，又可合二为一，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读书治学有益人生，古人津津乐道。宋西昆诗派领袖钱惟演，曾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归田录》）抓紧空隙，无时不读，乐此而不疲。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更强调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见叶昌《藏书纪事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读书之乐，一至于斯。人们要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修养境界，离不开读书与治学。但书海无涯，人生有限，又将如何读法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只要识字，谁不读书？但又不尽然，古往今来，真正善读书而读书活的成功者，又有几人？书海茫茫，如不善于摸索读书的门径与方法，虽然整天沉溺其中，也可能称为一无所用的书呆子。清初冯班《钝吟杂录》卷二云：“儒有好学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读书无益，不会看书。观其尚论古人处，皆是以意是非，只是不曾实实体验，如此则读书无益。”他以为读书有益与否，关键在于是否会“看书”———即熟悉读书方法门径的善读书。他以自己的读书实际为例加以说明：“少壮时读书多记忆，老成后见识进，读书多解悟，温故知新，由识进也。”所称“读书多解悟”，就是要善于读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心得体会，此谓“识”进，才能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同时，读书所形成的“识”，还必须进一步在生活中“实实体验”，在实践中检验其所“解悟”是否合乎真理的认识。前贤所言，对后人的读书治学，颇有借鉴价值。事实说明，读书治学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门径，才能收到举一反三而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读书治学之法，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在各异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千变万化，人自作法，很难绳以一律，可说是何尝有法，又何尝无法，其巧妙在有法无法之间。有人才气纵横，读书十行俱下，在快速浏览中获取丰富的知识琼浆；有的人则喜经典重读，反复推敲，仔细体味，从中体悟人生真谛，不仅思虑迟重者如此，即使天才如苏轼，也曾一遍遍地读《汉书》、抄《汉书》，东坡诗文如行云流水，妙悟人生，当与其经典重读的经验有关。因此，读书治学虽是你法我法，因人而异，但细加比勘，又发现不少相似、甚或暗合之处，其中自有其内在规律或潜规则存在。掌握这些潜规则，加以神明变化，对读书治学将大有助益，关键还在广泛学习与借鉴前贤的方法与经验，并能量体裁衣，形成适用于自我条件的独特门径方法。读书治学的方法是否合乎科学，的确重要。艾思奇在《二十年前之中国哲学思潮》中说：胡适之所以称为近代学界的“天之骄子”，其“功绩仅仅在于新方法方面的提出”。所论虽然不够全面，但操斧伐柯，取则不远。对于读书治学来说，摸索到一套适用自我的科学方法，就是在攀登学术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而方法合乎科学，就决定了在读书治学的漫长征途中不迷失方向。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正如俗话所说，一个能保持正确道路的瘸子，总会把跑错了路的善跑的人赶过去。”（见《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方法科学，事半功倍；方向错误，则将南辕北辙而迷途不返。

　　要务实，先务虚。人或以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其实不然，因为方法是受观念指导的。读书再苦，治学再难，但若具有自觉精神，则将以苦为乐，积极寻找新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在《读书》诗中形容说：“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近人徐珂在《康居笔记汇函?范园客话》中也谓读书有益身心，说是“人心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读书）则心有所寄，不患寂寞矣。”也就是说，一旦进入了自觉境界，就会化为无穷的动力，读书也就成了安息人类灵魂的精神家园。反之，如乏自觉，或为父母读书，或逐名利而读，整天追求“黄金屋”和“颜如玉”，就会把读书治学的本质扭曲异化，而生二大弊端：一是自暴自弃，一是自傲自满。二病貌似相反，但究其病源实同根而生，实质一样：自满骄人者强不知以为知，终于和自暴自弃而不学者一样走向了无知。总之，读书治学一旦丧失了内在的自觉动力，就会失掉恒心，不思考，不钻研，走浅尝辄止的思想懒汉之路。这样一来，他们还会去摸索那适应自我的科学方法吗？读书为求学问。“学问”一词，是由“学”与“问”二字组成的并列词组，“学”指读书，“问”指思考，二者缺一不可。如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如果只埋头读书而不动脑筋，书上怎么写就怎么信，就容易上当受骗，故《孟子?尽心》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诫。反之好幻想而不认真读书学习，也同样危险。既要读书，更重独立思考，推敲书中所提出的“为什么”，以求得问题的解决，才是真正的读书做学问。因此，要摸索读书的门径方法，着重启其独立思考的自觉。如《周易?蒙卦》讨论儿童启蒙教育，与读书治学之道相通，其卦辞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意谓有启蒙教育才会道路亨通。不是老师求学生学习，而是学生自觉向老师求教。童蒙初问决疑则教之，再三不假思索地胡乱发问，则不予回答。启蒙教育应持贞守正而反对不良学风。对此，苏轼《东坡易传》有极佳的阐发：“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有自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达而强发之，一发不达，以至于再三，虽有得，非正矣……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所论颇为辩证，直揭读书治学之道的本源而启人至深。所称己所“欲达”之“正心正是一种发自内心需求的自觉精神。读书学习，首先必启自觉，重在读者的“自胜”、“自得”与“自达”之道，从而抛弃思想懒汉而不作独立思考之恶习。东坡扬“三自”而迎“正心”，启人自觉，动力自内而发，故能源源力至而不知疲倦。学而后思，思有自得，则所获坚结于内而牢不可破矣，当然就有能力抗拒一切外物不良之诱惑。如此读书学习，所获不仅是知识，而且是启发思考的活智慧，其所追求的将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一、三个“一条龙”

　　这是就读书治学的范围而言。解放后的高等教育，受苏联模式影响，专业愈分愈细，结果走了大弯路。现已改变，重视通识教育，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主，强调交叉领域与边缘学科的交流渗透。培养目标变化，直接影响了对于读书治学之道的思考。这样拨乱反正，很有必要。过去先师朱东润、郭绍虞等著名“五四”时代学者曾教导我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孤陋寡闻而就事论事，如果仅仅就文学论文学，眼光狭隘，肯定不会成为优秀的学者，甚至连做个合格的中文系学生都有困难。这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李岚清先生也说：“早年清华大学理工科教授十分懂得加强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戏称要‘写一笔好字，唱两句皮簧（指京戏）’，我看应该再加上‘跳三步舞曲，听四个乐章（指交响乐）’，这样更全面，恰到好处了。总之，无论学什么专业的，都应当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方面的爱好和修养，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不论文、理、工、医诸科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既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又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个人修养好，生活丰富，社会和谐，不就是为时代进步作贡献吗？因此，中文系及广大文科学生，一定要开拓视野，转益多思，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在此基础上，朱、郭二位先师曾撰出了三个“一条龙”读书治学方法作参考：

　　一是必须重视文史哲“一条龙”。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几乎无所谓职业作家，文人多为士大夫，他们可以集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美学家于一炉。因此，中国古代文章，常是文、史、哲不分家，一旦脱离了经、史基础，就不成其文学，难以思考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及其精深哲思。如读《庄子》，你能脱离作者所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年代及先秦道家哲学，来欣赏其《逍遥游》《齐物论》的艺术光彩吗？又如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你能脱离那激烈惨酷的汉匈民族大战的历史大背景，来理解李广、李陵及苏武等生动如画的人物形象吗？又如读《世说新语》，你能脱离魏晋玄学思潮来赏识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的名士风流吗？而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我想还可补充，提出文、史、哲与理工科普知识“一条龙”的新要求，从历史大文化的角度，来适应网络时代的新需要。比如数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的感受的深刻和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创造新的方向，文化修养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修养是以数学功夫为基础，自然科学为副，但是深厚的人文知识也极为紧要，因为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写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所以司马迁写《史记》除了‘通古今之变’外，也要‘究天人之际’”，“文学家为了达到最佳意境的描述，不见得忠实地描写现象界，例如贾岛只追究‘僧推月下门’，或是‘僧敲月下门’的意境，而不在乎所说的是不同的事实。数学家为了创造美好的理论，也不必以随大自然的规律，只要逻辑推导没有问题，就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事实说明，文学艺术和数学及自然科学，通过心灵想象相互沟通，文学的形象思维需要艺术想象，而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创造与发明，也一样需要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想象作为永恒的动力。我们坚信，科学的新思维定会促进文学艺术的进步与发展。

　　二是必须重视文学与语言“一条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懂语言艺术，当然无法理解文学。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疵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夫裁文匠笔……随变适会，莫见定准……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于此可见，语言艺术之于文学创作，厥功伟哉。文学与语言，分之为二，合则实一。但今天大学中文系，语言与文学分道扬镳，各立专业，已成各不相关态势，这正常吗？治文学者，大多轻忽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不懂或无暇顾及古代“小学”（指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因而无法真正读懂和欣赏古代作品；学语言者，又忽略文学，讲语法则强行肢解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内在联系，以至于把文学的意境创造，犹如七宝楼台——拆卸开来，化为一顿毫无用处的语言碎片。这合理吗？施蛰存教授论语法，曾批评脱离文学范文名篇来讲语法，唯恐文章有违语法规范，结果是“文句呆滞，千人一面”，“语法导入，实是卡人”。所论一语中的。吾师郭绍虞著《语法修辞新探》（商务版）可参阅；先生又撰《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语义学和文学》、《骈文文法初探》诸文，意在补苴罅漏。就说骈文，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西方使用音符文字，无法像汉字那样，以单音孤立的文字来自由而灵活地组成语词、词组，整合为音节铿锵、骈偶整齐的语言，因此，骈文虽不合现今通行的西洋语法，但它却符合汉语音乐性的特征，成为古代的美文。不知汉语艺术，又怎能欣赏骈文之美呢？轻忽语言，文学犹如失水花木，必然日渐枯萎而丧失生命。

　　三是必须重视文学与艺术“一条龙”。

　　艺术门类繁多，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戏剧、音乐等，其物质手段及创作技巧各异，但论其本质，则与文学相通，因为文学也属于艺术，他们亲如兄弟姐妹，具有共同的文明血脉关系。因此，多少懂点艺术，有助于加深文学的理解。如唐诗人王维，同时也是杰出的画家，他的诗如有声之画，他的画如无声之诗，诗画双向交流融合。如《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情更兼画意而声色俱佳，如东坡所誉，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如书法艺术，吾师朱东润先生强调中文系学生要学点书法以助文学，我做他的研究生，就先要练习碑帖，这有道理。如书圣王羲之《兰亭序帖》，既是书法艺术的经典之作，同时又是“以情写文”的文学名篇。又其《丧乱帖》云：“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罹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随着呼天抢地的文学悲情的自由倾泻，其书法艺术由行草而渐至狂草，激情迸发，笔意点画，气势万千，波翻浪涌，有助于主人公强烈的文学抒情的形象展现。

　　再以时间艺术的音乐为例。古时音乐与文学的艺术精神息息相通，从发生学考察，同出一源，如鲁迅所说，原始人抬木头时的“杭育杭育”，就是创作，不仅是诗，同时也是歌——即音乐的萌芽。古时诗、乐、舞三位一体，名之曰“乐”。先秦古《诗》三百篇，大多弦歌舞蹈。后来两汉魏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有许多是可以歌唱表演的。文学史说明，文学与音乐不仅通过声气节律相互沟通，而且进一步通过共同的艺术想象来作双向交流，互相促进。想象是艺术的共同灵魂。如《世说新语?任诞》第四九则云：“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王子猷，名徽之，王羲之第五子。他虽出于琅琊王氏名门贵族，但只做了黄门侍郎，官卑职微。而桓伊字子野，因在淝水之战中立功，官居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中，二人地位悬殊。但王、桓二人却冲破了官爵门第隔阂，而演出了个人艺术专场。从文学角度看，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神韵。王徽之的率真任性很可爱，而桓伊不以为忤的认真演奏则更可爱。在这场演出中，宾主始终不交一言，双方心目中只有艺术的完美展现和审美欣赏。这一行为，世俗视为怪诞，但实是魏晋名士审美风流的艺术表现。据传，桓伊所奏“三调”，即今传古曲《梅花三弄》。所谓“三弄”，是主旋律的三次展现，描绘傲斗霜雪的梅花。借助文学想象来欣赏音乐，乐曲是咏物，更是在赞颂人的风霜高洁之品格。反过来，借助音乐的描述，又进一步丰富了文学高洁意境的创造。《梅花三弄》的引子，一下子就把听众引入到冰天雪地中的梅花世界中。第一弄描绘梅花傲对霜雪，玉然挺立，在百花凋残中独自含苞待放。第二弄进一步写梅花在冰天雪地中全面绽放，在严寒摧迫中获得新生。第三弄更深一层，令人如闻梅花四溢的清香永留人间，从而透露了一丝未来的春光与希望。人与梅花，合二为一，臻于冰清玉洁的化境。听了乐曲，加深了文学理解，对《世说新语》中王、桓二人的不交一言，自然见怪不怪而升于超凡脱俗之境。

　　文学语言由形音义三者组成，视觉形色与听觉音声共同传达了文学内容，如果我们对汉语的音乐性特征及文学的音乐性缺乏了解，任随散文朗诵及诗词吟唱等传统教学方法的丧失，那么人们对于文学的审美能力，将大打折扣，岂不是十分遗憾的事。

　　二、读书治学的三步骤

　　南宋杨万里《习斋论语讲义序》：“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国风》之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读书治学不能只看文字表面，而应透过现象见本质，“味外之味”，是活读书而读书活，应取以为法。反之，只见表面，则是死读书而读书死，应引以为戒。

　　研读古代文史，我力遵三个原则，也可称三个步骤：首先是知其然，即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第一步力求还原历史，尽量接近事实，窥其真貌。我们称“力求”，是说历史真貌难以全然还原，只能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其次是进一步知其所当然，也即追究“为什么”的问题，必须弄清作者的言外之意及其良苦用心之所在，以便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丰富内涵。第三步则要求明其所然，回顾历史，立脚现在，展望未来。思考今人该“怎么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前二步骤的基础上，梳理其内在规律，分清精华与糟粕，重新给予理性评判，并对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总之，求“味外之味”的三步骤，从弄清事实的层面，可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想？”而从哲理思考的层面，则可概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其所当然”。这样读书，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自然有所收益。

　　如《周易》的《坤》卦辞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言，《謇》卦辞有“利西南，不利东北”之言。过去的注家，多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以八卦方位为解，谓艮位东北，东北多山险峻路难走；坤位西南，西南平川利行。但从卦体看，《坤》无艮而《謇》无坤，强为之解，窒碍难通。中国哲学史说明，阴阳五行思想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而《周易》则诞生于殷、周之交周民族建朝立国前后，当时周人只具有阴阳矛盾观念，而尚未形成完整的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运用五行方位之说来释《易》，超越历史，不合事实。近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早疑其谬而另创新说，他以为“西南为周，东北为殷……断非偶然之事”（《自序一》），用殷、周民族的兴亡史来解释，很有启发。我略加补充发挥，以当时周民族所处今陕西渭水流域为坐标来思考方位。周的东北是地处中原的天下共主殷商王朝，周的西南则是比周弱小的戎狄少数民族地区。三者当中，殷商最发达，周次之，而戎狄落后。周曾处心竭虑实行蚕食翦商计划，向东北扩张，几次侵袭失败而归，周文王被囚羑里，故称“东北丧朋”。但周的西南为弱小的戎狄，周向西南扩张顺利而戎狄服，这就增强了周的力量，故武王时有八百诸侯会孟津之举，观兵殷商，此所谓“西南得朋”。事实俱在，皎然而明，何用阴阳五行家饶舌？《周易》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言外之意是回顾殷周民族兴亡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资周人建国借鉴，巫史用心良苦。而后人读此卦辞，又将怎么想呢？卦辞具有现代反思的借鉴意义，说明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必须能屈能伸，先易后难，由弱到强，一旦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成熟，就能一举消灭顽敌而澄清天下，昔日退一步，正为将来进两步，这就是历史的智慧，合乎生活辩证法。

　　三、读书要法举隅

　　读书治学的方法很多，各有巧妙而难以尽述，只能举其要而略加说明以资参考。

　　一是博约法。博即广博，博览群书，广泛流览；约即精约，精细阅读，深入挖掘。善读书者，于此法莫不运用自如。有事没事，一入书店或图书馆，或是网上图书，随心流览，一目十行，或看要目提要，或看序跋前言，开卷有益，不知哪一天著书立说之时，突然灵光一闪，忆及某天所看某书某报，重新找来细读而获益匪浅。治学如建高塔，基础要打得深广，方能高耸云端。书到用时方恨少，博览为日后治学作必要的基础铺垫。读书博则见多识广，有能力进入多学科或边缘交叉学科研究，可另辟蹊径而自发新意。具有了深广的基础之后，则由博返约，反复推敲而精细梳理，构建那富于理论个性的学术珍品。我在教学中曾要求博士生每人精读一经或一史，这对学生大有好处。如精读《左传》，上挂下联，上通《周易》《尚书》、金文甲骨钟鼎文化；横联《国语》《战国策》加以比较；《左传》赋《诗》言志，又必须熟悉先秦《诗》《骚》文学；《左传》多次提到管仲、孔子，又必下联春秋战国诸子之学，对《管子》、《论语》等黄老儒家思想有所了解；《左传》善于战争描写，又对兵家及文学家颇生影响；郑国子产等的改革，又对后来法家产生影响；《左传》多言阴阳五行，又与后代阴阳家的天文历算及气象科学有所关涉……精读一部《左传》，有助于全面了解先秦的历史文化。读书既博且精，为日后治学打开了康庄大道。

　　二是比较法。善于把同类或异类事物加以比较梳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治学方法。如古今比较、中外比较、横向比较等，名目繁多而各有巧妙。读者也可把学风相似或学风相异的学术大师，置于历史发展或同一时代思潮中去考察，通过比较，见其学风之异同优劣，仔细辨析其合理存在的价值。通过比较，广泛汲取前贤的经验教训，化为养料而消化吸收，以壮大自己的学术肌体。

　　三是模糊法。读书治学既要有力求还原历史原貌来精确解读的恒心与勇气，但同时又必须有一定的模糊认识而不可拘执死板。因为人类反映世界的认识能力，既有精确的一面，同时也有模糊的一面，以此产生了模糊哲学、模糊数学、模糊美学、模糊文学等，都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比如一碗水，这碗具体有多大，是小碗还是大海碗，人们常这么说，并没有精确度量。一个演讲会，演说者的形象是清晰的，而对听众的印象确是模糊的，人们常说会场气氛热烈，万头攒动，没有气氛，又哪来演说的成功呢？所谓“万头攒动”，并不指精确的万人，而是对人山人海热烈场面的形容，具体人数难以精确点明，这也是模糊的描写。但是，如果没有热烈气氛衬托，又哪来演说的成功呢？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并不指诗歌无法解释，而是教人根据人类思维模糊性的科学认识来反映事物。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如乐府诗《陌上桑》描绘美女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服饰打扮很明确。但接下一段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秦罗敷究竟怎么美法？脸圆脸方？眼大眼小？身材胖瘦高矮？诗人一句都没说。但从旁人观注叹赏的目光中，却可想象出是个绝色美女，读者可自行加以描绘。这是虚写，是模糊，比精确的所谓“瓜子脸”、“樱桃小口”的精确实写，更富审美想象的美学价值。读书治学要对文学的模糊性有所认识，不可呆执一方，而应灵活体悟内在奥妙，以提高自己的审美思辨能力。

　　四是打桩法。我曾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属通史性质，上下纵横五千年，范围太广，因而无法像研究断代史者那样详尽全面。据此，我就因势利导，采用了适合专业要求的跳跃打桩法，即每个时段通过建立几个重要学术点，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从而形成了对古代文化较为全面的认识。如在先秦两汉时期，打下《左传》《史记》学术之桩，然后由点激发，上下纵横，旁敲侧击，由《左》而旁及《诗》《骚》、诸子、神话寓言；由《史》而作《史》《汉》艺术比较，深挖史传文学源流，又由此进一步读诗论文而及于辞赋。学术之桩虽是点，但必须坚牢夯实，才能跳跃自如而不会轻易动摇。在魏晋南北朝，熟读《三国志》《后汉书》，同时打下《世说新语》《文选》及《文心雕龙》《诗品》几个桩，一旦会通，自有解悟，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就能做到心中有谱而不会盲从。唐宋阶段则打下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苏轼、陆游几个桩，广加联通，形成了唐宋文学运动及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元明清则在明清之际打下顾炎武、吴江汾湖叶氏《午梦堂集》及叶燮《原诗》几个桩点。近代则重视梁章钜及其诗话、章太炎、刘师培等桩点，上挂下联，触类旁通，从而形成对于古代文化上下纵横、左右旁通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以助专业研究之需。所谓打桩法，实迫于无法面面俱到的无奈，但却也能做到言必有据而行之有效。

　　五是八面受敌读书法。这是苏轼的发明，其《与王庠书》（之五）云：“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所谓“八面受敌”，就是反复精读思忖的笨功夫，经得起任何方面的“拷问”。青年学人若有意于斯，必将大有斩获。

　　六是实证与阐释的辩证统一法。这是借鉴清儒今、古文学家的治学方法而加以提升。乾嘉古文学是“我注六经”法，重实证，用事实说话，言必有据是其优点；但就事论事，少作理论升华，是其不足。今文学是“六经注我”法，善议论而重理论思考，是其优点；但望文生义，妄臆微言大义而少顾事实是其所蔽。今人读书治学，则应结合二派之法，取其优点而弃其弊端，加以辩证运用。“我注六经”的重事实重证据是理解问题实质的基础，而“六经注我”的义理阐释和思想升华，同样必要。把势不两立的今、古文二法稍加会通，辩证统一，成为接近科学的新法，很有必要。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就是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