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科集团招聘:余丰慧：俄总统为何“让暴富者把钱吐出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15日晚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说：现在俄罗斯经济形势不佳，“是让那些一夜暴富的人把钱吐出来的时候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使一些人短时间内迅速致富。如今国际金融危机来袭，引发多年鲜见经济颓势，成为对寡头“成熟与否的考验”（3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以笔者分析，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受金融危机影响，特别是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的影响，使得资源大国的俄罗斯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前几个月，俄罗斯外资大举撤离，外汇储备骤降，许多企业面临困难，失业率迅速蹿升，使得俄政府措手不及，百姓生活状况受到严重威胁。经济问题已经酿成为政治问题，前期有报道说，长期被公民赞誉甚至被神话的普京，罕见地受到了社会各界应对金融危机反应迟钝、措施不力的指责。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焦急的是，俄罗斯现阶段失业人口达到600万，他担心，失业率高企可能危及社会和政权稳定。

      其次，俄罗斯一批巨富寡头，其实是钻改革空子的既得利益者，其攫取财富的合法性、公平公正性具有争议性。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现在的巨富钻了两个空子：一是国有企业向私有化转变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被廉价出售，使得一些人捡了大便宜；二是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金属矿藏资源被一些人廉价开采牟取暴利。而钻这两个空子暴富起来的人不是知恩图报，而是骄奢淫逸、贪图自己奢华享受，甚至移居国外、购置游艇等奢侈品及大笔投资足球俱乐部等动作频繁，引发国内民众不满。

      在俄罗斯经济形势出现严重问题时刻，在“国难当头”之机，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应该自觉站出来偿还“良心债”：一是牺牲自己的过度享受，不裁员，多安排就业人员，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二是宁可牺牲自己过度消费和享受，也不要大举减薪。一句话，在经济困难时期，对寡头“成熟与否的考验”主要看其能否牺牲自己利益，为稳定俄罗斯的就业贡献力量。

      当前，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就业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目标是900万人，与实际需要就业人数还有一定差距。如果加上农民工就业问题，情况更加严重。就像温总理所说的就业不仅关系到生计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一大批富豪们其第一桶金，其原始积累，许多都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攫取的；许多都是从中国廉价的能源、资源开发中一夜暴富的。这与俄罗斯的情况有些相像。

富人阶层首先背叛了中国经济

薛涌（旅美学者）

      中国那些所谓“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一直为贫富分化的正当性而辩护。他们的理由是:竞争就会有输赢，有输赢才会产生效率。先富起来的人，即使挥霍无度，钱也会花在自己的社会里，刺激需求。这就是西方著名的“垂滴说”（trickledowntheory）。其意思是，政府与其增加社会福利，还不如大肆减税。其结果虽然是政府的收入减少、对穷人救助不足，但那些富人和企业从减税中得益后，会通过自己的开支来刺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这是增进社会福益的更有效的办法。据说“垂滴”这一词的发明者是喜剧家WillRogers。他在大萧条中曾开玩笑说:“要把钱都揽到富人手中，希望那钱会垂滴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

      此说在中国当然不是笑话，而是颇为主流的理论。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某大经济学家的“保护富人说”（名字不敢提，因为怕稿件被枪毙）。这位大经济学家也有位大富人作盟友，称穷人的真正利益就在于看着他多挣钱，因为他挣得越多就交税越多，这样国家才更有能力照顾穷人。

      如今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口急剧下降，国外市场靠不住，“拉动内需”则成了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径。不用说，穷人一无所有，无法指望他们消费，现在正是富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可惜，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种困难时期，第一个背叛中国经济的就是富人集团。

      二月三日，《纽约时报》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人正在海外花更多的钱》。这里的“中国人”，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富人。该报道说，因为经济危机，香港的珠宝销售下降了9.8％，反映了香港人正在勒紧裤腰带。但是，今年新年大陆人在香港购买珠宝的数量却比去年增长了50％。香港珠宝店了老板介绍说，这些大陆富人购买的是五克拉六克拉钻石的耳饰，也就是说每单只耳饰要三克拉的钻石，相当可观。再有，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坍塌之中，很多家境很好的阶层也不得不变卖家产。但是，中国的搜房网正在组织中国的富人们到洛衫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纽约等地去“抄底”。这些地方，无不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有的城市中等房价就在百万美元上下。可是，这个“抄底团”本来计划四十人，因为想去的人太多，在出发前一个月就没有位置了。

      读了这篇报道，也许有些人觉得很长中国人的志气。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碰到这么大的经济危机，真掏得出钱来的还是咱们中国人。房地产大鳄任志强最近去了趟美国，看见许多中国人在那里狂购，在赌城里也看到了许多中国赌徒，于是爱国主义情绪大发，在自己的博客中豪迈地写道:“曾几何时，被美国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如今已成了美国奢侈品消费的座上客，也成了赌城贵宾室中的大亨。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危害到相当一批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而中国的腾飞则让更多人可以实现美国梦了。”也怪不得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世界各国都指望着中国来拯救自己的经济。不过仔细一想则不是滋味:同一天的《纽约时报》还报道，目前中国的农村民工中，七个人就有一个失业。如果这些富人在国内花钱，那么不管怎么挥霍无度，他们的财富确实还能够“滴垂”到穷人的头上。那么几滴水虽然不解渴，但总比没有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作。

      我这里倒不是想对中国的富人进行道义的谴责，而是希望指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传统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其财富向下垂滴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阶层，特别是急剧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暴富阶层，其财富向下垂滴的比例很小。道理很简单:富人享受的是最精致的生活，需要的是最精致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钻石等等需要依赖自然资源外，一般都是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发达社会才能出产。比如，在一个大多数还吃不饱的国度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私人包机、私人游艇上的种种讲究。这样的产品，只能让那些最接近也最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设计制造。结果，发达国家的富人享受的高档商品，多是发达国家自己制造的。发展中国家的暴富阶层，其收入和本国老百姓相距过于悬殊，但心理上比起发达社会的富人来有强烈的自卑感。为了克服这种自卑，表示“老子并不比你差”，他们在消费上就特别喜欢攀比，喜欢购买洋货，一来质量好，二来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这就使他们在消费上背叛造就了自己的经济。为任志强所洋洋得意的中国富人在美国疯狂购物、疯狂赌博的情景，就是这种背叛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后发展国家中，走均富之路的社会总比走贫富急剧分化之路的社会要健康。日本是前者的一个典型。关于日本，有许多神话。比如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本企业普通职工的十倍、企业破产时老板经常把最后一点钱分给职工然后自己自杀等等，不可信以为真。但是，这些神话，总有若干现实基础。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之一。到六十年代初时，全民医疗保险、终身雇佣制度等等就已经确立。日本穷时，没有多少大款能到国外挥霍，即使偶尔有些也无法成为炫耀性的时尚。日本富时，则几乎全民都成了被世界旅游业所追逐的富裕游客。再看日本的国内市场，“国产”经常是昂贵的同义词，“进口”则有廉价之含义，不管是从中国进口还是从美国进口。

      中国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强调“改善投资环境”，要让企业赚到钱，对弱势阶层缺乏保护。其意图不能说不好: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其财富就能迅速“垂滴”到下层社会中，使穷人受益。殊不知，如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过远，则会使贫富分化迅速达到惊人的地步。当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巨富集团、使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脱离本社会的正常水平时，他们就不在本社会消费了。比如去年香港（也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地区之一）的富豪赵丹阳，就以221万美元之巨竞得和股神巴菲特共餐的机会，让巴菲特本人也吃惊不已。按说巴菲特是股神也是慈善家。他一辈子的所得都如数捐了出去，当然不会图赵先生这221万美元了。这些钱，据说都将用来帮助旧金山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可是，旧金山实际是个满城富翁的地方。许多无家可归者在那里安营扎寨，一个原因就是条件太好了:气候适宜，特别是冬天很温暖，无冻死的忧虑，而且当地人对无家可归非常慷慨。无家可归者固然可怜，但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至少在无家可归者中属于比较不那么可怜的一种。再看看中国，人口是仅有七十六万多人的旧金山的一千七百多倍，况且穷人比率比旧金山高得多，救济穷人的资源比美国也少得多，更需要帮助。抛开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仅以一千七百多的人口倍数来乘一下，那么，赵先生如果对中国的穷人有对旧金山的穷人同样的同情的话，给旧金山的穷人221万美元，就应该给中国的穷人三十七亿美元。可惜，即使他想把自己的财富“垂滴”下去，也轮不上造就了他的社会的老百姓。

     “公平”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这就是公平的最直观的理解。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

      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公平的问题远不那么简单。

      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富人，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这是最直接了当的消除不公平的办法。这个办法我们试过，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执行了打倒富人，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或收归国有的政策，可是结果并不好。社会上的富人都被剥夺成为穷人，而且再也没有人敢于当富人。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了穷人。公平倒是公平了，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公平。本来大家追求公平是想摆脱贫困，没想到剥夺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理解这一段历史。剥夺富人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过程，是激烈的生命的搏斗，是挑动人民之间的仇恨心理为动力的，它以牺牲另外一种公平为代价的公平。从那以后，人民被分成了被专政的，和专政别人的人。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实际上还有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等种种名堂）无权享受基本人权，他们的生命财产是没有保障的。至今我们还在享受这一份遗产，专政还写在宪法里。

      现在有许多人埋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后来的贫富差距扩大。要知道，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全国没有人敢致富赚钱。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是要挨批挨斗的，谁敢冒这个险。小平的这句话解放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愿望，造就了现在几千万的富人，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奔向富裕。贫富有差距确实是大家致富的愿望被解放之后才发生的，但差距的扩大不应该归罪于邓小平。他的贡献在于打破了大家一块儿受穷，谁也不敢去追求财富的僵局。现在看来这种僵局实在可笑，但是文革是全国疯狂的时代，更可笑的事还有的是。

      财富的不公可方成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市场造成的，一是由于非市场的原因造成的。后者又可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合法的非市场致富的例子如买彩票得头奖，或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对这种暴富，虽然也是财富的不公，很少人会反对它，或要求取消它。顶多只是收缴所得税。非法的致富，如贪污，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等，无疑都是大家反对，必需取缔的。话是这样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有这种非法致富的活动，各国政府尽了很大努力，也未能完全消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水平较差，更不容易消除。

      剩下就是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条件下，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平等参与的交换场所。但事实上的市场往往不那么自由平等，即使法律所赋予的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也难于兑现。在许多国家里真正实行的是特权，官阶愈高，特权愈多。因而造成司法执法中的偏向权势者。愈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的问题愈严重，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是穷国的百姓希望移民到富国去的一个原因。在那里特权的干预比较少，自由平等造成的机会比较多，凭自己的勤奋，比较容易致富。

      即使我们假定的最初的参与的平等性能够存在，在长时间的交换演化之后也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是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要彻底消灭不平等，就得取消市场。这条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验过，包括我们中国。但是试验的结果是普遍的贫困。经过艰难的改革，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而且取得了效果。所以市场是致富之路，但又是分配不平等的一个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无非是四方面的。一是起点的不平等。有的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得到父母的关爱，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人则相反，家里穷，上不起学，或者家庭生变，父母异离。第二是天生的条件不同，有的人长得漂亮，有的人难看；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天生就有病。第三是个人的决策不同，导致后果不同。有的人选择学文，有的人选择学工；有的人选择艰苦努力，有的人选择清闲安逸等等。第四是个人的命不同。有的人命好，处处顺利；有的人命苦，到处碰壁。让我们看看，上面这些导致财富不公的原因中哪些是可以消除的？

      先看出生的家庭条件，这样的不平等，主要是原有的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出生的家庭有穷有富，上一代的不平等传给了下一代。这是造成一个人一生命运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社会有一些安排，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但作用远远不够。更激烈的措施例如把孩子集中起来统一教养，未必是良策，更未必能被疼爱孩子的父母所接受。穷妈妈也未必同意把孩子送给富人家。所以纠正这一类的不公平，比较稳妥的办法只有改善现代社会的收入不公，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富差距的过份扩大。

      再看本人出生时的条件不同，这些天生的条件差别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辈辈出人才，对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抑他们，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有些人有商业头脑，善于经商，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发了财，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而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可见这一类天生的不公平，也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与否有关。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他们赚的钱就多得多。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要讲究相貌。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不管是天分也好，长相也好，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确实很难消除。

      个人的选择，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绝没有个人的决策这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一个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很不利，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由于决策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好避免的。

      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运气有个人的，还有大环境的。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这些人所选择的决策，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称之为运气。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碰上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影响一大片人。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更无法改变整个的宏观形势。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

      说到这儿，结论是没有办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这些不公平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它的结果，过大的贫富差距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在最后的收入分配上采取温和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此外，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权，是缓解贫富差距的更为彻底的方案。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地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它不同于贪污腐化，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印尼，菲律宾，南美诸国，非洲国家等，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的问题。它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关，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地税，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

警慎中国的“三富三穷结构”

丁学良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及后果，每天都在以种种方式展现出来。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次全方位的冲击之下会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者到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细节和扩展的速度，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相当意外。但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来龙和基本根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泡沫、美中经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层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讨论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同样，有关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此种模式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失衡的讨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也讨论过多年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

      客观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场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急性病。但是，在这场传染病的打击之下，中国自身隐藏的慢性病也迸发出来。中国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传染病是外因，更多的是自身肌体内的慢性病在外来传染病的突然打击之下集中爆发。

      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理清这条脉络，对于反思中国过去30年的成果与问题，至为重要。可以再次强调，很多病灶多年来就在那里。所以，尽管是外来的传染病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爆发的时机、具体的表现细节，难以事先预测，但必须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乃是多年生的慢性病。分析这种病灶的成因、寻找解决的药方，是今天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不可推卸的职责。

      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可以从“两条道路”来总结。而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又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30年前我们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毛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均、贫"。那时全中国的居民，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对公众保密的“特别供应”保障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均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三十年前起步的中国改革，是从这样一种既平均亦贫困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变。

      对过去30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能够总结出很多特点。在它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一部分”的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30年发展的基本道路。必须说明，从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探讨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过去30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先富起来"的，多半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marginalsegments）。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当时的顺口溜上，即"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这些边缘人物，或是曾经饱受打击的“黑五类”，包括“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或是曾因投机倒把被处理过的，或是上山下乡人员中的不安分者，或是曾冒着风险从沿海倒卖走私商品的，或是偷偷进行外汇交易的——总之，他们是在毛主义的激进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邓的新政府也没有资源给他们，他们只好靠自己。一无所有，胆子就大，最早“发财”的，多是这些地位底下的小买卖人。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当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刺激。很多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这些忽然冒头的边缘分子很不服气。不满也来自政治上刚翻身不久的知识分子，当时曾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有人称外语学院、艺术院校的女教师，伴舞（指在健康正当的舞厅）一晚的收益，比她们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厉害的群体，就是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他们受到的刺激更大。官员们觉得自己是如此能干，还掌握着那样多的资源，经济上却不如那些不三不四、曾被他们打击和惩罚过的边缘分子。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快导致另外一些人捷足先登，变得"先富起来"。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些发财方式，如特权经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所有这些术语描写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前一个术语更准确一些。

      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退化的低级方式——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如管钱物管项目）或政治权力（如管组织管人事），来为自己或亲友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们虽然也在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主要是为国有的、政府控制的企业牟利，尽管个人也顺便有些灰色好处。

      中国过去的30年，客观上一路走下来的，就是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众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边缘人"的小资本主义、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它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为主体的。然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快演变成“特权资本主义”。

      我们常常被直觉欺骗。

      譬如说，不考虑道德因素的话，一个富人的合法财富，是直接散了、用于慈善事业，还是用于其它方面对社会更有利，几乎就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散财行为一直得到更多的道德认同，但道德认同与社会综合收益，却往往是两码事。

      不散财，或者利用现有财富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来的财富，也不会完全属于财富拥有者，其中的相当部分，必然会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

      或者，不直接用来创造财富，仅用于直接投资，或委托金融机构投资，同样促进了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的成果，亦非主要由现有财富的拥有者享受；

      又或者，学好多年以前的山西土财主，不直接投资，也不间接投资，又消费不了，就溶成金山藏在家里看着玩，那也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家独自吞下“消灭流动性过剩”的苦果，大家手里边的钱都会因此升值。

      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样，社会的复杂，经济的复杂，远远不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因素能够衡量的。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出自卡耐基，他将自己的全部财富用做了慈善事业，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然而，这不等于说，其慈善行为的综合社会价值一定高于他将钱用于其它事业。

      这样的道德高尚，依然在世界各国被推崇，是因为，它满足了深藏在我们心里边的道德渴望、互助渴望。此情无价，无价的不是量化的物质利益，而是精神满足，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情感脉络。

      但这样的道德高尚，却只可以渴望，而难得强求。强求的方式，通常如陈光标委员所建议，至少收富人60%的遗产税，不散的人，逼他散。（《河南商报》）

      其实遗产税，只有愿意交的人才会交。如果想逃税，自然可以通过无数种合法手段逃掉它。改换国籍啦、离岸存款啦，很难找到其它一种税，比遗产税更加好逃。但凡够上了交纳遗产税标准的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合法逃到税。此种逃税意味着资本、人力资源逃离，仅以逃离论，只有危害，没有丁点儿益处，对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伤害程度极大。

      于是，馅入悖论，没有遗产税的存在，认为散财、以慈善形式回报社会为最佳者会主动以各种方式交纳事实性的、税率更高的遗产税，反之，设立了遗产税，不这样认同的人会选择逃税，逃税偏偏还容易得很，结果，也没能多收到多少遗产税，还容易引发资本、人力资源逃离，如是，还有必要收遗产税吗？

      尽管，人们总是愿意拿出美国有多少富翁出钱登广告反对取消遗产税的例子来证明在海的那一边，富人们有多么高尚，实际上，围绕遗产税的存废，之所以能在美国展开激烈争论，如果不是争论双方势均力敌，哪里会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呢。不仅有出钱登广告反对取消遗产税的美国富翁，还有大量改换国籍，或以其它形式合法或不合法地努力逃避遗产税的美国富翁，伤害了美国经济、美国社会，只不过，主流媒体更愿意报道前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人们习惯了只讨论前者罢了。

      真正要促进富人散财、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最能够依靠的，不是遗产税，而是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所有的人，越来越爱着社会、满意着社会运行的规则、相信着社会的前途，于是，散财于社会，才越来越能够满足他们内心的渴望，才能够蔚然成风。主观地说一句，公平正义认可度越高的地方，自愿散财、捐赠的热情一定就越高。

      尽管大多数国家正在或曾经征收遗产税，但取消遗产税，却日渐成为世界潮流。香港取消了，新加坡取消了，英美等国围绕着遗产税的存废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务需注意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清教徒传统的国家，争论能够越来越激烈，本身足以说明对遗产税的不满之切，认为遗产税的危害之大，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公开突破沉重的道德障碍要求取消它。

      当税制与道德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或者，会永远难说得清清楚楚，我只能强调以下3点:

      一:税制，不能单纯决定于道德因素；

      二:财富，并非只是在被直接散给社会的前提下才能够使社会受益。所谓社会受益，并非只是社会在慈善方面的受益。仅以社会受益论，如果人类的道德之中必须包括有使社会受益的因素，在巨富中死去未必就是一种耻辱。前提是巨富的来源合法、正义。

      三:遗产税不过是综合税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诚然是不征收遗产税，但中国却是综合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个人税负痛苦指数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因此决定了，无论中国是否开征新的税种，都不能是税上加税，而只能对现行税制实施调整。开征新税种，便一定要取消一些旧的税种或者降低其税率，以减轻社会负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税制结构的导向意义，是为结构性减税。个别税种上可以增减，但总税率一定要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