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联拓科技有限公司:真相揭秘（三则）：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真相揭秘（三则）：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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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樊金堂

斯大林格勒会战

华人

德军

一、98年印尼人屠杀奸*杀华人妇女真相大白揭秘,国人记住这段奇耻大辱!!!!

　　——国防人民委员270号命令在1941年8月16日发布，规定所有红军官兵必须战斗到最后，但凡被敌军俘虏，无论事前曾否做过抵抗，事后都将被作为叛国者惩治，连同眷属在内被送往劳改营。至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227号命令，则是命令“绝不许后退一步”，官兵撤退者一律处死。而同期德军在战斗中共计处决了3000名平民，没有处决自己士兵的记录，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俄国士兵（排除掉无法忍受集中营而被迫参军的）宁愿为德军作战而和他们的同胞拼死厮杀直到死亡。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位退役老军官说。“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逃亡（开小差），投敌，*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北部的里诺克，第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也许今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回。”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收回。”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恼火。“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那里，他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不能按计划完成。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家伙还有一口气。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兵。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刑队就回师部了。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Government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过于严厉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团首长和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连长执行了命令。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三、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作者 林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70f59d0102dyxt.html

     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排”。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了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

    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村的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聋，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的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里，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别人也是打日本，樊金堂也是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

     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的客气。樊金堂的豪侠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情，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

    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在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认真说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所谓“中国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了解中国的各种东西，就是有一样，他们不了解，这就是中国农民。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只看到了码头上的中国苦力，却不了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他们最终都败在这些淳朴农民的手里了。所有外国的、西方的东西，概莫能外。这种农业文化的柔软的刚强，或说刚强的柔软，说来无比神奇……西方的和东方的帝国主义们，怎么能认识这种高级事物呢？

     那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上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个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他想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

     学习完，任命他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汉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也是这次行军，从他家乡过，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都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来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帐。”那次事情闹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后勤部长，有钱。碰上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这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送人好几支。

     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务，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那时候人们都有点豪侠气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这启迪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鸡群中的鹤。后来人们变了，变得琐碎无聊。有一次在闲谈中，樊金堂以平静的口气说：“都是小人。”我听了这话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谓农业文化的优势，就是道德。把道德丢掉了，这就像一个人掉了魂儿一样了，连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总是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解放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他贪污的数字，最终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铭，我问他：“樊金堂社会究竟贪污没有？”他说：“他贪污个屁，他连两条裤子都不趁。”就是周铭同志给我讲了上述的，庙会上给大家开饭，和送人手枪的事。周铭最后对我说：“他是个侠士。你听说过这种侠义之士吗？他就是有万贯家财，他也敢都送了人……”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装老实，最终还是态度恶劣……一次一次，变本加厉。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有被整死。

     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这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不过，群众也恨他，主要是恨他态度恶劣，据说是非常恶劣。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高兰等等。有一回他们一起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在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其他的老干部，虽然级别很高，不在话下。他晚年，喜欢吊尔郎当，爱喝酒，爱下棋。有人告诉我说，他看见樊金堂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呢。我的棋，应该说比较臭。他的水平跟我不相上下，所以他喜欢找我下棋。有一次他老伴路明对我们说：“老攀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十五条烟，够他三个月抽的。”谁知刚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十五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法？”他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最近几年，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说实在的吧，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赶过去，一同在老攀遗像前三鞠躬。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说什么“时代造就了英雄”，当然不能说这话不对，不过，大家都是从那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怎么只出了一个樊金堂？老实说吧，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从来都被人珍视。把一切光荣伟大都归功于抽象的时代，这对吗？谁知道，也许是对的吧。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摘自《中国供销合作经济》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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