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与公学

——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公共哲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思想界，90年代逐渐进入东方学术视野，在中国和日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中国的研究多是上承古典的公私传统，再通过大量对西学理论和概念范畴的介绍，进而推广到不同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独立性思考；而几乎在同期的日本，出现了一次以公共哲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探索前沿哲学的学术运动。1997年，在时任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教授、将来世代研究所（现更名为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教授和将来世代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先生的倡导下，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在京都正式成立了，并于1998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论坛，由此拉开了这场学术运动的帷幕。该研究会后来更名为“公共哲学京都论坛”，迄今已召开50多次研讨会。在日本，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教授、科学家已有500多人参加过该论坛的讨论。这场学术运动将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公学”来研究，以“天下之公道”阐释“天下之公学”，表现出了全面的开放性、广泛的跨学科性以及高度的互动性等特点。

    全面的开放性

    日本公共哲学研究具有全面的开放性，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研究者的身份及专业没有约束、对于研究的对象没有指定，甚至还表现在对于研究的目的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指向。整个研究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而不是将理论研究局限于服务某个特定的目标，这一点恰恰与公共哲学的本质相契合。公共哲学不是一个既定的命题，而是不断转变、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公共性思考，诸如全面的公民身份的理想、对同源性共同体的皈依以及公共秩序空间的体认等，而其城邦生活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种榜样。但近现代以来的哲学更加崇尚主体和自由，沿着理性主义的原则和主体形而上学的进路，在构筑近代科学大厦而瓦解神学殿堂的同时，也深深地腐蚀了传统公共哲学的根基。理性主义极端的发展已经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随之兴起的后现代哲学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消解一切，“公共性”已然丧失殆尽。但合理的公共性显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当主体性无限制放大，出现“单向度的人”，出现“极权主义”，甚至出现“种族屠杀”时，公共性的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了。因此在20世纪中期，社会问题映射于学术领域，美国人李普曼在他的著作《公共哲学》中，第一次以一个哲学命题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到，公共性的问题是与人类社会形态、思想变革等因素一同发展和深化的，公共哲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试图仅凭一些理论体系就驾驭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日本的研究方式虽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不设定即无羁绊，这一态度对我国的学术研究是有启发的。

    广泛的跨学科性

    公共哲学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而言，它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公学”。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会因为自身的存在而与公共性问题产生关系。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称为一次学术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参与公共哲学问题讨论的学者涵盖了当代日本哲学、历史、政治、社会、法学、经济、生物、环境、传播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如福田欢一、沟口雄三、柴田治吕、宇泽弘文、佐藤庆幸等先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且建树颇丰，能够以“公共哲学京都论坛”为契机沟通对话，不断深化对于公共性的全面理解，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弥足珍贵。例如地球环境这个话题，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任何一门学科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每个人都是当事者，公共哲学被裹挟于其中，必然带来一场跨学科的对话。科学家会关注公害的产生与消解、政治学家会关注政府的对策、哲学家会关注环境的伦理、社会学家会关注社群的反映等等。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共同的问题，需要各种领域的知识共同来寻找解答，这是这门开放性的学科赋予我们的可能性。

    高度的互动性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这是公共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知识也是一种人类公共的资源，我们对于环境这样的资源有共有的意识，对于知识也应当有开放的胸怀，这样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不断返本开新，企及新的高度。日本学者公共哲学研究中的互动性足以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日本的公共哲学学术运动中，“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不定期地组织研讨会和国际交流会，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互动的平台，针对某一个人类共同的问题，不同学科的声音得到汇聚，这样的讨论避免了专业的偏狭，开阔了学者的视域，有助于构筑崭新的学术体系以及适应全球化特征的宏大视野，从而不断推进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走向全新的高度。我们可以在“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的论集中看到这种高度互动的研究方式，首先由某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提出相关论题，然后由相同领域或不同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在知识的碰撞中使得论题在横向和纵向上得到不断的挖掘和深化，从而充分体现学术的公共性追求。该论集的中译本10卷本《公共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目前已在中国出版，书中涉及的问题虽是日本在本世纪初面对和讨论的，但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日之中国，这些问题同样是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其思考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具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