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灵深瞳赵勇简历: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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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措,竟流出了眼泪。

陈毅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过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你见着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也在座。”

陈:“陈、薛(指陈诚、薛岳)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你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叹气,说:“唉!陈诚对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系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区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当了,不过是要我这个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声叹气,回答:“我29日当天(按:系1月29日,郝鹏举叛变后的第3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日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由段霖茂(按:系蒋军第五十七师师长,时率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繁,领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130—140斤,但仍按200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抽烟、穿鞋更谈不到。想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为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2月6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的战略,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你为什么要投蒋呢?”

郝:“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坏分子劫持,企图以此向陈诚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毅不紧不慢地说:“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又告诉你事实:

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愿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阴谋已露,自卫战争不可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无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们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

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开到边境之后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宽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格?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完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9月两淮撤退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发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宽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无觉悟。我知道己无希望,但仍然中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们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无甚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

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时才派部队进行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可又告诉你,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知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狡赖:“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一个月,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朽败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更有用处。”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后来,郝鹏举被押到解放区,经人民公审予以处决。

郝鹏举被判处死刑,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枪毙的国民党将领。

郝鹏举伏法,陈毅提笔写下了《示郝鹏举》一诗:

教尔作人不作人,

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

仍自教尔分人狗。

2月10日,粟裕与陈毅、谭震林一起,率叶飞、陶勇、王必成、成钧4个纵队隐蔽北上。北线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个纵队也按照粟裕的计划,秘密向指定地域集结。

留在临沂的韦国清、何以祥两个纵队,打着全军各纵队的番号,在临沂外围节节阻击敌人,颇有一番“决战”的精彩表演。与敌人在临沂整整相持了5昼夜后,主动撤离临沂。

敌人占领临沂后,大肆鼓吹“胜利”,宣称:“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共军伤亡惨重,不堪再战”,“陈毅开始总退却,企图西渡黄河,与中原刘邓会合”。

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说:“在关内的5部共军中,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现在陈毅已失其老巢,难以发挥作用了。”

但蒋介石高兴得太不实际了,岂不知又有一场灾难快要降临到蒋军的头上。

敌人认为陈毅部已走投无路,陈诚立即电斥王耀武:“由于李仙洲迟疑不前,未能先期占领新泰、蒙阴孔道,致使陈毅西逃。目前当务之急是加速南进,截住陈毅,不让他走出沂蒙山区,更不能让他越过津浦路。”

就在这天晚上,王耀武看出欧震轻取临沂,必是陈毅主动放弃之故,而北线的李仙洲,兵力较弱,很可能是陈毅将要打击的目标。于是,王耀武电令李仙洲全线后缩。

敌情发生变化,陈毅、粟裕马上召集纵队司令员研究对策。有的纵队司令员建议,在李仙洲部没有后退很远之时,我军立即将其咬住,即使打不掉他的全部,也可以把他的尾巴吃掉。

但粟裕认为:我军主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位置,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原决心应坚持不变,督促各部队加速隐蔽前进,尽快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王耀武让李仙洲部后缩,引起陈诚的极大不满,就在蒋介石面前告了王耀武一状。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亲笔信,说:“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1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的希望。”蒋在信中还责令王耀武“勿失良机”!

接到蒋介石的信,王耀武十分懊恼。他不赞成陈诚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17日,他转令李仙洲重新南进。

敌情又发生变化,这说明敌人并未发现我军之真正意图,我们坚持原决心的意见是正确的。

19日,王耀武确信我军主力要围歼李仙洲集团,乃要求薛岳令南线主力加速北上莱芜,以解李仙洲之围。薛岳认为说陈毅围歼李仙洲根据不足;李仙洲发誓说:“要不是如此,你把我的脑袋割了去。

王耀武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的命令,急令四十六军从新泰撤回颜庄,一九三师撤回莱芜,并令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迅速从张店南下莱芜。

当日,王建安和许世友见敌军七十七师即将撤出我设伏地域,不得不于下午13时提前两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21日晨,七十七师被我军全歼。我一、六、八、九、十各纵队已全部展开,基本形成了对莱芜之敌两个军的合围和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王耀武部后撤不及,有两个军被我团团围住。王耀武焦急不堪,进退两难。固守待援还是冒险突围?他举棋不定。他越想越觉得固守莱芜城极为不利。据过去的经验,增援部队总是被共军阻击,无法解围。固守是难以死守的、被共军包围、到时部队弹尽粮绝,也只有死路一条。

王耀武思前想后,只有突围才有一线生的希望。莱芜城离口镇相距只有13公里,以现有城中两个军的强大兵力,又有空军掩护,突围出去是有可能的。于是,他一边命令李仙洲“全军经吐丝口向明水突围”,一边派人乘专机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

接到王耀武的亲笔信,蒋介石阅后叹息道:“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翼的安全。”蒋介石也给王耀武回了一封亲笔信,信上写着:“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

然而,上帝谁也保佑不了,更保佑不了李仙洲的噩运不到来。当李仙洲派出的突围先头部队刚走出莱芜城门时,就遭到我军迎头堵击,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血战在小清村展开。

2月21日晚,李仙洲在莱芜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军队如何突出共军包围的问题。在城里的高级将领都在此。有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前方指挥所少将高级参谋王为霖,第二绥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等。

会上发生激烈争执,李仙洲虽然突围的命令已发,但仍然认为突围怕是凶多吉少。他主张一边突围,一边等待临沂方面前来增援。而其余的人都主张撤退,特别是那个高参王为霖,竭力主张立刻撤退,他说这是执行命令的问题,如果不撤,胜利了没有功,失败了责任担不起,而且粮弹补充根本无法解决。韩浚提出在22日大部队开始撤退,韩练成则主张23日大部队开始撤退,他说必须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大家同意了韩练成的意见。最后研究确定了撤退的部署。

23日清晨6点,天还不亮,李仙洲正要下令开始行动,但发现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没在。刚才他和韩练成一块走到东门外,韩练成说要到城东找一个团长。李仙洲说各团都已集合,不必去找了。韩说他已令那个团长在那里等他。李说叫传令兵去就行了。韩说传令兵找不到,必须亲自去一趟,他随即转身进城。李仙洲纳闷,不是说到城东高地去吗?怎么又进了城?这是怎么回事?李仙洲到了集合场,见到四十六军参谋长杨赞谟,李仙洲问部队到齐了没有?杨说都到齐了。李又问韩练成要我的那个团长到了没有?杨说已到了。李仙洲更加疑虑,他想不等了,赶紧行动,但又想总不能丢下一个军长就走。他问各师师长,都说不知道,又派人四处寻找,始终不见韩练成的影子。

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急了,跑来询问怎么还不行动?李仙洲才发出全体突围的信号。这时己是8点钟了,耽误了整整两小时。原来,此时,韩练成已在我工作人员李一明、刘质彬引导下,到达安全场所。按照陈毅的指示精神,让李一明、刘质彬做韩练成的工作,最后韩练成接受了党的意见。他的这一行动,迟滞了敌人突围的时间,增加了敌人内部的混乱。战后,陈毅、粟裕等首长接见了他,给予了嘉勉。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

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2月27日因病逝世。在他的逝世讣告中写着:“他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回过头来说李仙洲率部突围的情况。莱芜城的敌军开始突围后,其队形混乱,争前恐后逃命。我军边打边“放”,敌人且战且走。至中午12时,敌人已全部进入东西只有六七里,南北不过10来里的狭长地区内,完全钻进粟裕预先设置好的大口袋里。此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坐卧不宁。他不断向王耀武询问莱芜战况,命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尽全力掩护李仙洲部北撤。”王极铭立即派出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到莱芜城上空助战,他亲自驾驶飞机到战区空域直接指挥。

下午1时,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

包围圈越来越小,五六万敌军拥挤在一起,指挥失灵,建制混乱,溃不成军。

李仙洲一面强令部属拼死抵抗,一面向空中盘旋的王叔铭求救。王叔铭是李仙洲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山东同乡,平时交往甚密,无话不谈,他要求王叔铭为自己打开一条血路,扼制两侧高地上共军的强大攻势。

王叔铭说:“共军甚多,突围难以成功,不如退回莱芜城,固守待援,我保证粮弹补给。”

“叔铭兄,是出莱芜我有数计,事到如今我一筹莫展。想回莱芜城是比登天还难,务请……”一言未尽,突然中弹倒地,醛来已成俘虏。

战役结束当天,蒋介石飞到济南,怒气冲冲地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

王耀武“有理”也不知向谁说,只好悲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战后,陈毅对前线记者畅谈莱芜大捷:“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而对自己“舍南取北”的关键性建议和在组织协同方面的重大贡献,却只字未提。

1947年3月8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莱芜战役作了总结报告,他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了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军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三、鏖战孟良崮

蒋军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电令粟裕:慎重侍机,绝不急躁!汤恩伯口吐狂言:本人专制共军山大王战术。“党国”悍将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粟裕向陈毅汇报,歼灭七十四师的时机已到!七十四师被围,张灵甫不忧反喜:我就是活捉陈毅的诱饵。王必成发誓要报一箭之仇。在战役的最后关头,六纵使出“杀手锏”。皮定均指示部下,战死疆场的军人,理应有这份殊荣。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历经了大小战斗成百上千,但哪一次也没有像孟良崮战役那样牵动他的感情。直到垂暮之年,他仍萦怀着那里的一切,时常想再去看看那高高的山岗上的险峰和青松,看看当年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孟良崮战役,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精锐、王牌之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令蒋介石泫然泪下,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而当时的粟裕年刚40。

解放之后,以孟良崮战役为原本,写成了小说《红日》,又被拍成电影,曾一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47年春,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复又调集13个整编师,计有25.5万余人,分5路并进北犯,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遭到惨败的蒋军,这次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所谓“集团滚进”战术,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根据敌人的军事战略方针,我华东野战军则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略,寻机破敌。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本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暂时放弃一些解放区,凭着一双铁脚板与敌4个轮子周旋,寻找和制造歼敌的机会,部队一直在艰苦的行军中前进,在离开鲁南老根据地后,我军又由沂蒙山区中心地带转到了徂徕山一线,准备伺机歼敌。

3月初,毛泽东指示华野:“我军作战应依旧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歼,并选择适当机会再与敌决战几次,消灭敌有生力量。但鉴于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我们决定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采取慎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细微的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计划,绝不能急躁作战。”

3月底,蒋介石命东线国民党军队第一集团汤恩伯部、第二集团王敬久部,第三集团欧震部,势成三路,向华野进攻。到4月中旬,敌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了鲁西南大部地区。

粟裕多次设计调动敌人,未成。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之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在山东战场。其三路集团就是分别以三大主力为骨干组成的。

4月28日,顾祝同命汤恩伯进占河阳、青驼寺、蒙阴等地。29日,粟裕又以4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分割汤恩伯兵团。但一经接触,汤恩伯便命兵团主力后缩,退据蒙阴至临沂公路的山区。

5月3日,进占新泰的整编十一师给粟裕提供了一次战机,粟裕速令4个纵队包围新泰,包围之势还未定型,王敬久兵团主力又增援赶到,并对我进行反包围。

粟裕对陈毅道:“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不能速战而胜,反而有被王敬久包围的危险。我看还是主动撤吧。”

陈毅点点头:“只好如此了。不过,还是要和他们捉捉迷藏。”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告诫:“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希望华野能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

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研究后,立即发布命令:主力再后退一步,各纵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一纵和七纵停止南下。

粟裕说:“我军的这一行动,能给敌人一个错觉,顾祝同会以为沂蒙公路一带我主力已转移至泰安地区或淄川、博山地区。”

陈毅道:“这样汤恩泊会狂起来,抢头功。”

谭震林说:“因为他进攻山东以来还未败过,该败了。”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攀了同窗和同乡,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又受到其“义父”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提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这次蒋介石让他担任主攻,他更觉得春风得意,跃跃欲试。

3月底,他在临沂誓师,口吐狂言:“本人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专制其山大王战术。何谓山大王战术?你不打,他就跑出捣乱觅食,一打就钻山沟。不久前他们在莱芜拣了便宜,并不说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队伍是不会躲到山沟里去的。本人没有李仙洲的雅量,既不会手软,更没有便宜好送,要奉送的是一记铁拳。从而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

在“送”便宜方面,后来事实证明,汤恩伯比李仙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拱手将国民党军中王牌之王牌七十四师“送”给了我军。

七十四师为“五大主力”之首,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

七十四师原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来。

七十四军本是打日本的产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对付日寇的肆虐,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七十四军。蒋介石派他的贴身侍卫出身的俞济时任第一任军长。

七十四军刚刚组建,战阵未历,就遇到一场恶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战斗中,该军官兵表现英勇,作战顽强,立了战功,不仅受到蒋介石嘉许,亦为舆论所赞扬。

1939年7月,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另有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机械化军——新五军军长,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成为该军第二任军长。

也许是俞济时、王耀武深得蒋介石器重的缘故,反正蒋对七十四军恩宠有加,另眼相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七十四军调往南京,驻扎孝陵卫,卫戍首都,“御林军”名声鹊起。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七十四军改编为七十四师,辖五十一旅、五十七旅、五十八旅共3万多人。当时,蒋介石遂选这个王牌师的师长时,有好几个人艳羡不己。其中李天霞依仗钱大钩作后台,争夺这个位置。在老长官俞济时、王耀武的力保下,悍将张灵甫才得以出任师长。

此时的七十四师,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中之主力。在蒋介石眼里份量尤重,宋美龄经常代表蒋介石到该部视察,抚慰官兵,俨如蒋家卫队。

国民党编纂的人物传记,是这样评价少年张灵甫的:灵甫幼时嬉游,多习战阵,自任指挥,援以坐卧进退之方,辄能中矩,入学就读,成绩冠同曹。

民国初年,肄业长安中学,感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每值校中集会,辄慷慨陈词,忧时奋之心,溢于言表,闻者动容,为长安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坚。

1934年,胡宗南任国民党军队陆军第一师师长,奉蒋介石之命令,率部从湖北黄陂追击红四方面军。张灵甫时任该师五团三营营长,后被提升为独立旅一团中校团长。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奉命“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张灵甫率部追击红一方面军至甘肃岷县,从马上摔下,跌伤了腿,将部队交给副团长指挥,自己到西安养伤。

张灵甫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枪杀妻子。女方娘家愤而向法院上告,但被官官相护的法院压着状子不办。后来,在各界群众的强烈呼吁下,由西安妇女协会出面,女方娘家再次写出状子,经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转给南京的宋美龄,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为妇女伸张正义,维护女权。这一事件惊动了蒋介石,蒋看信后很生气,骂道:“娘希匹,不争气!”立即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

胡宗南视张灵甫为心腹爱将。现在,既然老蒋发话,他也只好抓人。但他既没绑,也没派人送,而是由张灵甫独自到南京去。张一路经过洛阳、郑州等地,因带的路费少,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囊空如洗。这时,张灵甫不甘为乞,想起来还有一个特长可以谋生,便以卖字来摆脱困境。他自幼就模仿于右任的字体练习写字,从军以后也一直没有歇笔,因而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南京有好多商号的招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次,他每走一段路程就从集镇上找来宣纸写几幅,走一路,卖一路字。到南京后,他请求见蒋介石,但蒋拒绝接见,将他关进了“模范监狱”。当然这个为蒋立过功的团长并没有被当作牢犯看待,他还享有一定待遇。实际上关他入狱,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他在狱中仍可自由地活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倒也轻松,甚至还将所写的字送给监管人员作纪念。这样关了一年多,蒋介石一直没有让有关部门审理。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王耀武写信向蒋介石求情:“现在抗战需要干部,莫不如让他出来戴罪立功。”此信正中老蒋下怀。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了,返回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并将原名“张钟灵”改为“张灵甫”。

“八一三”淞沪会战伊始,张灵甫就被委任为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五团团长,随王耀武开赴前线。在战斗中,虽左臂负重伤,仍裹伤指挥,左右劝其渡江就医,犹言:“昔项王兵败势蹙,犹不愿渡乌江,余宁忍辱遽渡长江乎?当与敌决生死以践誓言。”后经长官部再三劝谕,始怏怏离队就医。

张灵甫后来又多次参加会战,斩获甚多,职务升到七十四军少将副军长。

1944年下半年,张被选送到陆大将官班受训。毕业后不久,即被升任七十四军军长。1946年4月,张灵甫以七十四军军长之身兼首都警备司令之职,成为戍守京都之重将,“深得中枢倚重”,一时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张灵甫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率整编七十四师向苏北新四军进攻,连克宿迁、泗阳、淮阴、淮安等城。李延年曾吹嘘说:“有10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王耀武也得意忘形:

“中国军队只有七十四师能战,是我亲手培养起来的。”10月19日,张灵甫又率部进犯涟水,受到华东新四军迎头痛击。但他很不甘心,于12月16日再犯涟水城。由于新四军兵力太少,死战后终于放弃了涟水。这时,张灵甫更加不可一世,以为新四军不堪一击。他向蒋介石夸下海口:“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吧,有我七十四师,就无新四军的葬身之地。”

汤恩伯在临沂誓师之后,便指挥一兵团小心翼翼地进入沂蒙山区,这里山势险峻,怪石嶙峋。特别是那种叫做“崮”的石头山,峥嵘突兀,山顶上寸草不生。这种“崮”较著名的就有72个之多,其路之险,有如蜀道,机械化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汤恩伯辗转有日,别说“打掉陈毅主力”了,就连解放军的一个连队都没有碰上。

汤恩伯无计可施,心烦意乱。

但此时陈毅的心情却比汤恩伯要好得多,有词为证:

“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景,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不知汤恩伯的部下从何处得到了陈毅的这首词。汤恩伯读后,暴跳如雷,大叫:“我不消灭你陈毅,我就不是汤恩伯。”

正在此时,邀功心切的张灵甫,前来给汤伯恩献上一计。

张灵甫说:“陈毅把9个纵队分成两个集团,5个纵队在沂水以西,4个纵队在沂水以东。我们应沿临沂蒙阴公路向南向北推进,将敌5个纵队封堵于临蒙公路和沂水之间,各军师占据临蒙公路要点,我七十四师从中段出击,直指坦埠之陈毅指挥部,并将敌5个纵队分成两块或压向一隅,然后再会师聚歼。”

汤恩伯同意了张灵甫的建议。令各部队加速向北推进,力歼陈毅主力于沂水以西。

5月11日晚,粟裕得到情报:汤恩伯以张灵甫之七十四师为骨干,即将发动一场新的进攻,矛头直指华野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粟裕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机即将来临。

司令部的其他同志都吃过晚饭了,但谁也不敢来劝粟裕副司令去吃。因陈老总有一个明确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

粟裕深思熟虑后,顾不上吃饭,马上向陈毅汇报。他胸有成竹他说:“军长,敌整编七十四帅已经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我想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

“要得,说说看。”陈毅显得很兴奋。

粟裕接着说:“对于这个设想,我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也是我军的死敌,打掉它,既给敌当头一棒,又使我军受到极大鼓舞;第二,我军现在态势极为有利,局部兵力可形成我敌五比一的绝对优势,只要缜密部署,完全能够歼灭该敌;第三,七十四师狂妄骄横,傲视一切,与其他蒋军矛盾甚多,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援救;第四,孟良崮山区交通和地形不利于重装备行动,敌人由强变弱;第五,我军历来先打弱敌,这次先打位于中间的王牌,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

陈毅听后十分高兴,大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又经过进一步研究,就把这个作战方案决定下来:以5个纵队围歼敌整编七十四师,以4个纵队阻击援敌。具体布置是:

陶勇四纵和许世友九纵正面出击;叶飞一纵和王建安八纵分别从整编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迂回穿插;王必成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断敌退路。

宋时轮十纵阻击莱芜南援之敌;何以祥三纵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钧七纵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二纵配合七纵和八纵作战。

当作战方案已经定下,还未及向中央军委报告之时,华野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联名电报: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竟打何路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控。

5月12日上午,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复电毛泽东许中央军委,报告了华野围歼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一)七十四师11月开始向坦埠进攻……(二)我们今晚集结一、四和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骄兵必败,这是张灵甫自取灭亡的原因。

本来,5月11日,汤恩伯对张灵甫曾有过劝阻,但张灵甫狂妄自大,求功心切,结果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5月11日那天,汤恩伯随第一兵团北进,见七十四师突出大部队较远,有20里左右,赶忙驱车追上七十四师尾部,问跑在后面的士兵:“谁让你们跑这么快的?”

士兵邱万才说:“我们师长张灵甫说了,谁跑在最前面,谁活捉了陈毅、粟裕,第一个把我们的军旗插上孟良崮的,士兵升排长,排长升营长,连长升团长。”

汤恩伯大声训斥:“胡来,当心你们的命丢了。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减速前进。”

邱万才睁着很看不起人的眼睛,说:“你是谁?你是我们师长的副官吗?”

汤恩伯气得直发抖:“我,我是你们的司令。”

邱万才也回敬道:“好大的官呢!是我们的司令,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你的祖宗呢?没有师长的命令,你说的等于零。”

汤恩伯气得简直要晕了过去。他跳上车,对司机说:“好的,回去,让张灵甫给共产党当炮灰吧!”

5月12日晨,白色的雾像一缕缕飘带,笼罩着鲁中大地,给战前的阵地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面纱。

早晨5点,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率部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

13日晚,我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七十四师遭到攻击,部队发生动荡。张灵甫训斥部下:“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我七十四师,他们不但不敢作,恐怕连想也未必敢想!”

我军战至14日晚,按预定计划,大体形成了对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

当得知七十四师被重重围住之后,张灵甫不但不惊慌,反而有几分得意:

“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击。”

大战一开,有一个小村庄吸引了敌我双方将领的注意,这就是垛庄,这是沂蒙公路上敌人赖以进退的唯一通路,也是影响到全局的关节点。

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直捣垛庄。

汤恩伯也令张灵甫派运输团火速增援垛庄,以防不测。

王必成是华野有名的虎将,以敢打硬仗著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就在长江两岸打出了“老虎团”的英名,曾受到刘少奇的高度赞誉。这次接到陈毅、粟裕、谭震林签发的“星夜飞兵,兼程北上”的十万火急电报之后,率部在崎岖的山路上急行军两昼夜,在敌占区隐蔽行动,长途奔袭240公里,提前拿下了垛庄。

七十四师是王必成的死对头。宿北战役中,王必成率部在涟水阻击七十四师。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我方指挥上的失误,被迫撤出涟水城。当时王必成就发誓:一定要消灭敌人这个“王牌”,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当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到敌人后方隐蔽待机时,他二话没讲,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歼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们六纵队!”

粟裕非常熟悉他手下这员虎将的脾气,当即答复:“你放心,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

王必成果然不负众望,敌后出奇兵,截断了张灵甫的后路。

“五大主力”之首被围,立刻惊动了蒋介石。他急忙飞抵徐州,令顾祝同急调重兵,要求不仅要解七十四师之围,而且要趁机吃掉华野的主力。

七十四师之外是我军华野的5个纵队,而蒋介石又以10个整编帅把我5个纵队反包围起来。一场恶战在华中战场已经展开。

我军被围后,陈毅立即打电话给负责指挥一、四、六纵队的叶飞司令员:

“蒋介石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敌人已经派重兵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一、四、六纵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

陈毅又要通了从东北方向主攻孟良崮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的电话:“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1000,我给你们补充1000;打掉2000,补充2000!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14日上午,我一纵独立师、第二师不顾牺牲,猛攻孟良崮。

叶飞命方升普、刘飞两个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山下阻击敌整编二十五师,其它5个团的兵力全力攻击。

在强大攻势下,张灵甫带着部队向后撤退。

见敌人后撤,粟裕立即给叶飞打电话:“敌七十四师开始后撤,第八、九两纵不可能到达,六纵也不可能,你们一定要攻占孟良崮才能阻击敌人。”

叶飞随即令一师三团留守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其余两个团和三师攻击前进。

孟良崮阵地上尸陈遍地,纵横交错。

此时,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站在堑壕内,望望天上的烈日,又望望山峰陡峭、怪石耸立、草木稀疏、方圆不过5里的孟良崮,脸上布满愁云。

七十四师数万入马云集在山上,饥无食,渴无水,工事也无法构筑,人马无处隐蔽。所有的汽车、大炮、坦克在上山时丢给了共军,让共军不花一文钱,捡了个大便宜。更让蔡仁杰担心的是他的上司张灵甫,一向孤高自傲,从不把任何人放在心里,万一拼到最后,谁也不来救,到那时可就哭都来不及哟!

5月14日下午,战斗重新进入白热状态。塔山、青山被七十四师重新占领。稍后又被一纵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阵地反复陷入七十四师的重火力攻击之下,伤亡严重。

蒋介石亲自指挥作战,严令七十四师拖住叶飞部。又令实行反包围的敌军二十五、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五军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

一纵阵地天崩地裂。七十四师迭次进攻。双方血战竟日,阵地被血与烟所淹没。

与此同时,我九纵、四纵全线发起对孟良崮的攻击。

战斗没有随太阳落山而结束,时断时续,一直在激烈地进行。

15日拂晓,一纵独立师方升普部第一团,重新夺回330高地,二师刘飞部第六团夺回25.18高地,重新占领围攻孟良崮的有利地形。第九纵二十六师攻占了敌主力扼守的要点雕窝峰。

张灵甫令其五十一旅疯狂反扑。我二十六师师长亲率指战员勇猛突击,与敌人在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几经反复,最终将敌打退。

孟良崮的激烈战斗,牵动着延安的党中央领导。中央军委致电华野:“孟良崮一役,应速解决,不要贪多。首先歼灭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

粟裕看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心情是沉重的。当前的严重形势令中央担心,如果双方再这样继续胶着下去,对我军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于是粟裕立刻向各纵队发布命令:

“华野各纵:从阻击部队中抽兵,每纵都要尽最大力量,具体不限量,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总之,一面要挡住外围的几十万大军,一面要尽快取‘中将首级’,我们务必做到。”

晚上10点钟,粟裕又要通了叶飞的电话,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攻上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现在我授权你统一指挥第一、四、六、八、九纵总攻孟良崮,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叶飞:“是。”

粟裕向:“什么时候可组织好总攻?”

叶飞:“需要两个钟头以后,下半夜1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六、八纵通了电话,但第九纵还没同我联系上,请总部通知他们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凌晨1时,我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

此刻,一声令下,我军阵地无数门山炮、野炮、迫击炮,铺天盖地向敌人泼去。无数炮弹从四面八方向孟良崮飞去,发出震慑敌胆的巨响,山谷的回音,更形成轰隆不绝的雷阵。

10时许,敌人突围队伍被我炮兵轰击得乱七八糟。当西边炮兵阵地发射的炮火猛烈时,敌人便慌忙挤成一堆,争先恐后地向东边山头逃命;一发现我军东边炮火轰击猛烈时,又赶忙折回。

孟良崮山上、山下,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缺胳膊断腿的伤员。

张灵甫赶忙向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以及八十三师李天霞、二十五师黄伯韬打电话、发电报求救。他对李天霞说:“李师长,看在你我兄弟一场,在兄弟危难之机,拉兄弟一把吧!”

李天霞附和道:“张师长,这话你就见外了。我李天霞怎么能见老兄受难而不救呢?请你务必再坚持3小时,我的部队会给你解围的。”

李天霞的部队是在救援途中,但速度缓慢。

蒋介石收到张灵甫的电报后,觉得问题异常严重,立即命令二十五师黄伯韬、八十二师李天霞速救张灵甫,不得有误。

蒋介石的命令岂敢违抗,李天霞、黄伯韬随即命令所部拼死相救,但为时晚矣!

上午10时,蒋介石又命令各路增援部队:“山东共军主力今已向我倾巢出动,此为我军歼灭共军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误国纵匪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

同日中午13时,汤恩伯又命所属各部:张灵甫孤军备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突围,救袍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

敌增援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动作。我阻援部队奋力战斗,阻住了敌援。第十纵队宋时轮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阻击,钳制住了第五军的增援。第三纵队何以祥部,在蒙阴北阻住了第十一师前进。韦国清、张震、成钧、江渭清部阻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师于留田以东。鲁南军区地方武装牵制住了第二十师、第六十四师,使敌人未能赶到青舵寺。

唯有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逼近我军包围圈,并与七十四师相距5公里。此时,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

蒋介石、汤恩伯命令其增援部队突破我军包围固,救援七十四师的过程,也是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加速向孟良崮高峰挺进,彻底消灭七十四师的过程。

粟裕给一、四、六、八、九纵指挥员打电话说:“……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望各纵同心协力,浴血参战,拿下孟良崮。”

各纵指挥员向首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号召战士争当战斗英雄。

许世友对二十五师师长萧镜海说:“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

华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粟裕首先集中强大炮火,向蒋军密集的地区猛烈轰击,敌军死伤惨重,陷入混乱。

在战役的最后关头,王必成使出了“杀手锏”。

他大吼一声:“特务团,给我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

原来,王必成把特务团作为了六纵的预备队。特务团光看着别人打仗,自己没捞到冲锋,早就憋了一股子劲。特务团战斗力较强,个个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经验丰富的战士。

一接到命令,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像一条条出海的蛟龙猛扑向孟良崮山顶。

立刻遭到山顶1000多敌人的拼死反扑。原来这股敌人是由七十四师参谋长率领,妄图把我军赶下去。

何凤山指挥部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很快把敌人消灭了。在俘虏群中的魏振铖,主动向我军战士表白他的身份说:“我是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

特务团继续前进,在七十四师指挥部——大崮顶北侧山洞,遇到了张灵甫的最后一次拼死挣扎。张灵甫眼看我军逼近山洞,逼使所有龟缩到崮顶的残兵败将,还有他的配有崭新快慢机的卫队,向我进行绝望的反扑。我特务团三连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冲杀到洞口,张灵甫的卫队长带着人刚从洞内探出头来,就被我军杀伤20多人。在向洞中冲杀的一瞬间,我特务团三连指导员邵志汉英勇牺牲。

指导员邵志汉的牺牲,更加激怒了三连的战士。复仇的机枪子弹,手榴弹,立即从抢占的洞口向洞里猛烈扫射。就在这时,张灵甫被我军战士的汤姆枪子弹击中后脑壳,肥硕、高大的身躯像木桩似地倒在了地上。

与张灵甫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五十七旅旅长周安义。

此时,王必成走上山去,看着张灵甫的尸体,淡淡地一笑。

孟良崮之战,共歼灭七十四师3.2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主力中的主力”

遭到了彻底的覆灭。

6月9日,陈毅召集在盂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七十四师将校军官座谈。

陈毅说:“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这样一支部队到了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陈毅说:“对于各位此来,我应负责照料大家,爱护大家。我们能帮助你们的地方,一定会尽量帮助你们,绝不为难。”

会后,陈毅与昔日的对手们共进晚餐。

在此之前,在华野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这就是在张灵甫被击毙之后,特务团的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抬下了山。

战士们一直抬着张灵甫的尸体走了两天,到了沂水县一个叫野猪旺的小村庄。尸体已经发出臭味,经向上级请示,决定把张灵甫埋葬在这个小村庄的边上。

遵照上级指示,六纵政治部主任皮定均,派人给张灵甫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给张穿上了新军装,但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并且把他的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

掩埋张灵甫之前,六纵俘虏中1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六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皮定均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均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老的松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银元的高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解放军的服装,洗过脸,伤口也进行了整饰。

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七十四师的9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部哭了。风从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他们哭了一会,收住泪,站了起来。

谢胜坤、皮定均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站起来后,皮定均说:

“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积极打内战,说要3个月内消灭共党。他一路追着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七十四师,是张灵甫本人。”说到这里,皮定均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吧。”

张灵甫被击毙,七十四师被全歼。消息传到南京,犹如晴天的霹雳,震撼了南京城,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惊呼:“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

为嘉奖张灵甫的“崇高武德”和对党国的“忠贞”,蒋介石决定:在南京风景区玄武湖建立纪念七十四师的石碑;把美国送给国民党打内战的一艘炮舰改为“灵甫号”。

同时,蒋介石将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受到处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战后即被押解徐州“剿总”军事法庭审判,他花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

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就盂良岗发表评述,这也代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的看法:

“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

四、浴血豫东

是否分兵南下,粟裕再次和中央意见发生分歧。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粟裕敢立军令状。作战方案已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为抢运战利品,陈士榘向军委要特批。作战劳累晕倒,粟裕坐马车指挥战役。邱清泉抢头功急进开封,区寿年判断错误被活捉。好戏无低潮,黄伯韬慌忙烧文件。豫东战役胜利,敌我战略态势发生改变。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覆灭,蒋介石在惊愤之余,并未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上遭到惨败,而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我军主动撤离的延安城,宣布“大胜”。

中共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果断决定:命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策应刘邓大军,中央同时命令陈毅、粟裕在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出兵西南,然后向南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跨过津浦路,挺进到鲁西南平原上。

鲁西南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地区。1000多年前,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行大半个中国,就是从这里的菏泽县出发的。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根据地梁山泊也在这里。就在前几天,刘邓大军在这里一举歼灭了敌军9个半旅,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战绩。华东野战军打到这里,说明它已从内线打到外线,参加到大反攻的行列中来了。

我军开始大反攻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到处调兵遣将。在鲁西南地区,随着我华东野战军的鲁西南出击,敌人更加惊魂不定,先后调来了八十五师、八十四师、五十七师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进入鲁西南战场。

在此期间,华东野战车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之下,巧与敌人周旋,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原野战军的战略行动。

9月上旬,陈毅、粟裕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在郓城、红船口地区会师。

9月7日晚向沙士集守敌整编五十七师发起攻击,至9日晨将敌全歼,活捉中将师长毁霖茂,少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等这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仗,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转折点。

嗣后,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万余,并在这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党建、政建和建立地方武装工作。11月,又同陈赓兵团一起,破击陇汉路,攻克了许昌。特别是12月25日在金刚寺、祝王寨地区全歼敌第五兵团及整编第三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使其改为“分区防御”。但就整个中原敌军兵力的部署来看,国民党军队仍占有相当的优势。

沙士集战斗之后,陈毅离开华东战场去河北平山县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11月,在西柏坡接到通知,要他到陕北米脂参加12月的中央会议。可是,当他辗转到杨家沟时,会议已闭幕3天了。毛泽东要他留下来,先看看会议记录,然后参加讨论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12月中央会议上,党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已经打了18个月,再作战3年半就是5年,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能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党中央、毛泽东考虑再来一个“大别山”,派粟裕率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渡江南下,前出福建、浙江、江西交界地区,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实施新的战略展开,直逼国民党老巢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迫使中原之敌军主力南下回援,从而动摇敌人的战略体系,为歼敌创造条件。

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告粟裕:为迫使敌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组成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要粟裕“熟筹见复”。

此时,粟裕正在河南临颖县的指挥所里。他披着军大衣,双手抱于胸前,在连续的咳嗽声中研究挂在墙上的大军用地图。

此时,他一边看地图,一边紧锁双眉在认真地思索。他不时用右手在因伤致残、常常横于腰际的左手指上掐算着。

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攻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到敌人的心脏,并乘胜完成了战略展开,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而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已出现裂痕,我在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分兵渡江作战,争取将敌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先集中兵力,尽量歼敌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

和敌人兜圈子,开辟根据地,情形对战争的发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都让粟裕颇费思量。

这时,粟裕想到了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向敌统治区挺进的情景。这次向江南挺进虽然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转战数省,行程却比当时抗日先遣队的行程更远,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挺进了江南,但是否能达到调动敌人中原战场力量,实现预定战略意图,仍没有什么大的把握,并且我军在万里转战中,损失也会不小。既然如此,倒不如把一兵团3个纵队留在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两大野战军背靠解放区的有力支援,在黄淮之间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中原黄淮地区虽然集结重兵,但防守任务也多,相对机动兵力并不多,且地形有利于我实施广泛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公路被我军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

粟裕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和周密策划,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他认为华野一兵团留在中原歼敌对全局更有利,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再作斟酌。

党中央看到粟裕的电报,极为重视,立即回电要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同时还请正在冀中视察的朱总司令和南下途中的陈毅也去。

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在一个多月前已从陕北迁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这里本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聂荣臻原来居住的房间里。

5月初的一天,陈毅、粟裕一行策马到达中央所在地。

毛泽东走出房间,迎接粟裕的到来。粟裕见到毛泽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眼睛有些湿润,这是他和毛泽东分别14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14年过去,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太大了。14年前,毛泽东正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当然也不在党的主要领导地位上。而当时的粟裕,是闽浙赣军区的参谋长。粟裕在井冈山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

如今久别重逢,而且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他们感到无限欢欣。

毛泽东一见粟裕就笑呵呵他说:“点子多的粟裕呵,快进屋来,快进屋来!”

粟裕激动他说:“部队的指战员让我向主席问好!”

几日后,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开会,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听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汇报。

粟裕说:“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与华东部队势必还要同蒋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蒋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现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蒋军设防坚固,解放军作战的地区比较狭窄,暂时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

“一、中原地区开阔,有3条铁路干线和许多大中城市,蒋军都需要设防,兵力分散,机动兵力少。我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必能调动敌人,发现和创造战机。”

“二、中原地区交通发达,固然便于蒋军增援,但也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蒋军的交通线可以被我军破坏,我军的行进蒋军却无法左右。”

“三、中原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保障伤病员的安置治疗。同时,我军在中原作战已数月,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外线作战的规律正在逐渐适应和掌握。”

“四、中原解放区的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具备了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如果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主要是:

“一、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几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碰到很大的困难,而且还不得不在沿途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碰到有利的战机,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估计转战数省后,减员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形成大的威胁。”

“二、3个纵队渡江南进唇,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蒋军的4个主力军与整编师。特别是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半机械化部队,蒋军是不会把它调到江南跟我军打游击的。另外中原战场上战斗力强的桂系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担心放虎归山,蒋介石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实际上就达不到吸引调动中原敌军的目的。”

“三、渡江南进的部队将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变,这需要一定的过程。”

“鉴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3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兵力的分派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分别执行突击、牵制和打援的任务。中原战场上,华东野战军6个、中原野战军4个,共10个主力纵队,如抽走3个,而又调不走蒋军的4个主力军(整编师),则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增加了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而3个纵队在渡江后的转战中,估计要有5万人的伤亡。

“以同样的代价,在中原作战可以歼敌3到5个整编师,而且部队还可发展。”

“考虑以后,对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的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

“总之,我有三点意见:”

“一、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

“二、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三、向长江以南敌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地方武装,摧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

粟裕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根据,并补充了许多原先电报上没有的内容。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数字、特点、态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中央领导同志听得津津有味。朱德不时把茶杯推到他面前:“粟裕呀,喝点茶再说。”

粟裕讲完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粟裕都一一作了回答。

党中央经过讨论和研究,最终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华野3个纵队不挺进江南,要在中原打大仗,这无疑像粟裕给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既使他兴奋,也使他感到责任重大,只有以更大的胜利才能报答党中央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在粟裕快离开城南庄时,毛泽东又把粟裕叫到了办公室,以勉励的口气说:“中央研究了,这次陈毅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由你任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的话使粟裕大吃一惊,便吐口说道:“华野不能没有陈毅同志。”

他反复请求让陈毅继续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

但毛泽东仍是说:“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怎么能朝令夕改?”

粟裕想了想,向毛泽东建议道:“他去中原军区工作是可以的,但仍然是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点子多的粟裕呀,那从现在起,你就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喽!”

5月5日,中央军委给华东野战军下达近期作战的计划,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6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牵制敌整编第十二师、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符合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华野多次交手,未赚到便宜,也未受到沉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

华野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提出打敌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慨。的确,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将会发生较大变化。

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分布状况是: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

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中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阻击战之后,于5月10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14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人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另外两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5月23日,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由于战场情况复杂,粟裕的战役计划也十分详细。他命令两个纵队南下濮阳,吸引邱清泉南下,然后以5个纵队越过黄河,首先歼灭鲁西南地区的守敌,开辟出一块战场。如果这样,他认为邱清泉必然会回援鲁西南。这时,再令南下濮阳的两个纵队即尾随邱清泉部往北跟进,与鲁西南的5个纵队夹击第五军。

与此同时,粟裕还设想了另一个方案,即当第五军不好歼灭时,“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5月24日,南下两个纵队向淮阴前进,邱清泉果然尾追而去。粟裕立即指挥当时在黄河边的5个纵队南渡黄河。不料,这一行动使南京的蒋介石大为惊恐,立即电令邱清泉停止尾追并回师鲁西南。同时,蒋介石又急调5个帅增援鲁西南之敌,企图夹击我刚渡过黄河去的5个纵队。这样一来,敌军在鲁西南的兵力已有9—11个整编师,不但兵力远远超过我军,而且敌军队形密集,不宜分割,难以对第五军头施歼灭的计划。

但在这个时候,我南下的两个纵队已到达开封附近,相距只有1天左右的行程,如果就势突然攻取开封,会使敌车措手不及。

粟裕想:既然一时捞不到大鱼,就先逮个中鱼、小鱼吃,于是决定把开封攻下来。

6月15日,粟裕一边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上报决心,一边向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向开封实施攻击。其具体作战部署是:

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和唐亮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攻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阵地继续攻城。由粟裕指挥其余部队阻击增援开封之敌,保障攻城成功。其中,以中野第九纵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用运动防御方式坚决阻击邱兵团回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

6月17日晨,中央军妥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粟裕攻打开封,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我军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纵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然而,我军却在敌重兵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时,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6月17日晚,我三纵、八纵在陈士柒和唐亮的指挥下,向开封守敌发起攻击,三纵一部配合八纵,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的农林试验场、东闸口、16营房范围以东及曹门关的敌人、准备由东面、北面实施攻城;八纵另一部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之飞机场、17营房、7营房以西区域及西门外之敌,准备由南面、西面实施攻城。总攻前,大部守敌被肃清。

18日夜晚11时,总攻开始。

夜幕笼罩下的古老的开封城,突然弹雨横飞,炮火轰鸣。我军用强大的炮火,支援突袭的攻城部队,仅用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攻城部队就抢占了小南门城楼。

小南门丢失以后,敌人疯狂进行反扑,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小南门我后续部队的前进道路,使我入城的5个排和后续大部队分割开来,情况十分危急。

陈士榘、唐亮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退敌人的反扑。让后续部队跟上去,以解救城中腹背受敌的部队。

同时,陈、唐又命令部队加紧对宋门的攻击。宋门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攻城部队久攻不下。

宋门距宋门关约有七八十米的开阔地,再向外是一条壕沟(无水),深5米,宽约20米,宋门的右侧约20米外,有一个三角地堡,低矮坚固,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堡外挖有壕沟(无水)和铁丝网等附防设备;城门是用麻袋装土堵塞的;城门楼顶部筑有一个较大的89碉堡,周围有四五个小堡,与大堡互相沟通,是坚守城门的制高点,宋门两侧约100米200米的城墙上皆筑有明、暗堡,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控制着宋门。

根据上级统一战斗部署,6月19日晨1时左右,我各种炮火向宋门猛烈轰击,顿时宋门前沿烟雾弥漫,成了一片火海。在烟雾的掩护下,我部队的爆破突击队对宋门实施爆破。经过我爆破突击队的反复冲锋爆破,终于炸开了宋门,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突击。

当宋门被我突破后,城内守敌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对我进行反击。

陈、唐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城门突破口,以保证后续攻城部队进城。

我八纵乘三纵突破宋问敌火力转向宋门之际,组织力量迅速扫清小南门外侧敌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主力部队随即打入城内与城楼坚守部队会合,随后又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这样,三纵、八纵主力部队全部突进城内。纵队指挥部也进城亲临指挥,各部队多路向敌人纵深穿插进行激烈巷战。

6月21日,开封守敌被全歼。

此役,共消灭敌人3万余人,开封守备司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缴获了大量粮款弹药。美联社6月26日上海电称:“共军在开封所获物资、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华野确实缴获了6000多支库存步枪,3000多桶汽油,32门大炮,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为了能将这些战利品运走,陈士榘、唐亮请示华野首长专门向军委、中原局、华东局报告,命令四纵、特纵在兰封以西构筑阻击阵地,以求多控制一天,组织大批民工抢运战利品。

我军攻克开封,如同在敌人营垒里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南京政府大为恐慌,蒋介石恼羞成怒。河南的监委、主委们又哭又闹,乱哄哄的不可收拾。

素与蒋介石有隙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幸灾乐祸,称此次失败与国防部无关,开封整个战役都系蒋介石亲自指挥。

蒋介石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开封之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又筹划了一个大会战计划,即把6个兵团25万的兵力汇集河南杞县、睢县地区,力求聚歼粟裕主力。其具体部署是:邱清泉兵团5个师由开封向杞县攻击,区寿年兵团2个师由民权向睢县出击,黄伯韬兵团3个师从商邱向睢县攻击,吴绍周兵团、杨干才兵团以及胡琏兵团从驻马店向杞县、睢县攻击。

中原风云突变。而此时,华野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此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但也相当疲劳。尤其是粟裕本人,因长时间紧张工作、指挥战役而病倒了,高烧不退。一天骑马行进中,因发烧昏迷,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十分危险。于是,粟裕不再骑马,叫参谋找来一辆马车,他坐在马车上奔赴战场,进行指挥其后的恶战。

从驻马店增援的胡琏兵团在行进中被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阻于漯河、周口之间。粟裕当时见黄伯韬兵团离战场尚远,区寿年兵团又最弱,决心吃掉区寿年,但区与邱清泉距离太近,不便割歼。为了将邱、区两兵团隔开,以创造歼灭区兵团的战机,粟裕便命一部诱使邱清泉向西南追击。这样一来,粟裕即巧妙地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判断错误和行动上的犹豫。果然,敌两个兵团,一个向西南疾进,一个却在原地踌躇不前,一天之内即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

战机来了。粟裕命我军迅速楔入敌两个兵团之间,也来不及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即向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

6月29日晨,华野部队己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敌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兵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20公里之杞具至王店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日晚,华野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的激战,至7月1日中午,将敌整编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7月1日下午,西边的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10公里的官庄、张阁一线。东线黄伯韬兵团,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已抵达被包围的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东约10公里的帝丘店地区。东、西敌两个兵团一齐压来,形势异常紧张,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战役的计划,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

粟裕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和气魄,他一边加速攻歼区寿年兵团,一边又以4个纵队东移,准备围歼黄伯韬兵团。

区寿年兵团被围,蒋介石极为惊慌。6月30日,蒋介石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以杀头相威胁逼迫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全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但我东西两线的阻援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始终未使敌人的阴谋得逞。

7月1日下午4时,粟裕在他的马车上下达了总攻区寿年兵团部的命令。

当日黄昏,残敌肃清,区寿年被俘,其参谋长林曦祥及七十五师师长沈登年也被活捉。

区寿年兵团被歼,已经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按理说应该及时撤出战斗。

并且因为我军经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炎热夏季里,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体力渐弱。但是,当华野刚解决区寿年兵团之时,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进展很快,已抵达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东部撤出战场威胁很大。粟裕认为,若不对该敌以有力的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很快对我实行尾追,使我陷入被动,粟裕决心给黄伯韬一点颜色看看,打瘫他,打怕他,然后迅速撤离。

7月2日晚,粟裕下达围攻黄伯韬的命令。到4日拂晓,歼敌两个团。5日,黄伯韬坦克反扑,被我军击退;黄昏后,我再度攻击,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黄伯韬乓团一共有两个旅,一个快速纵队,一个高警总队,忽然间被歼灭一个多旅,十分恐慌,害怕像区寿年的下场,于是急令部队收缩于以帝丘为中心的狭小地带,连夜清理焚烧文件、地图,以备不测。但7日一旱醒来,发现我军全部参战部队早已撤得无影无踪。气得敌众将官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7月11日,党中央给华东和中原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军区寿年、黄伯韬等部队,5万人的伟大胜利。”

“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便于我军更有利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的敌集团已可形成火力攻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硬仗、恶攻,这次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它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普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泽东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便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五、决战淮海

济南攻克,粟裕提议进行淮海战役。毛泽东神机妙算,黄伯韬欲哭无泪:

“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增援部队反求援,黄维被围双堆集。淮海战役正酣,白崇禧忙上加忙。一个被传统礼教与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人,杜聿明长叹:“末日到了。”夹生饭“吃得正香,毛泽东西柏坡紧急叫停。”

1948年9月24日,经过8天血战,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攻克了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全歼守敌14.4万余人,生擒国民贪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及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同时攻克长清、齐河、历城三座县城。

大胜之后,粟裕的脸上却看不出多少胜利后的喜悦。仗越打,他的胃口越大。这时,他又把一份求战的电报发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我们下一步行动,拟作以下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战至第二个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后,全军再转入休整。”

谁也设想到,这封电报竟成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第一份建议书和请战表。

围绕这个建议,粟裕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中央军委参考。第一个方案是,举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乘两淮敌人兵力空虚,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指挥所部,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线,准备歼击由徐州方面来援之敌。第二阶段,用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战役。尔后华车野战军全军转入休整。

第二个方案是,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标,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峰县、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人可能增兵)。

第三个方案是,全力向南求歼由徐州增援济南之敌一部,但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在粟裕给毛泽东发去电报的第二天,即9月25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

“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个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毛泽东立即与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几乎占了一面墙的军用地图上,研究敌人的兵力情况。

蒋介石此时为确保对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的控制,阻止华野与中原两军会合,将部队沿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部署:

孙元良十六兵团的两个军驻郑州。

邱清泉二兵团5个军驻商丘。

刘汝明八兵团两个军驻开封。

黄维十二兵团4个军驻确山。

冯治安第二绥靖区4个军驻徐州。

李弥十三兵团3个军驻碾庄。

黄伯韬七兵团5个军驻新安镇。

李延年六兵团4个军驻海州。

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线部署了两条长蛇阵。

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极利于各个击破的阵形。尤其是东段,兵力薄弱,又均非蒋介石嫡系,粟裕建议从这里开刀,眼光不凡,确是大将风度。

毛泽东收到刘伯承等人电报的当日,立即致电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字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大休整。”并提出这个战役,应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第一个作战,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伯韬兵团回到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因此,应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目标。

第二个作战,歼灭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

第三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毛泽东认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果然不出毛泽东之所料,黄伯韬于9月27日命令所辖各整编师返回新安镇附近地区,李弥兵团由徐州以西退往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兵团由成武、单县回到商丘、砀山地区。因此,华东野战军要南进打两淮,必须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这只拦路虎,而要歼灭黄伯韬兵团,又必须能够拦住徐州东援之敌。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又于9月28日电中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箝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伯韬)兵团。”

11月11日,毛泽东又代表中央军委给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局、中原局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就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伯韬所属3个整编师,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兵团。”

“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及箝制。”

同时,毛泽东命令中原野战军采取有力行动,箝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同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蒋介石已命令郑州孙元良兵团3个师东进,“你们应速部署以攻击郑(州)、徐(州)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无良,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的作战。”

华野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明确了战役方针,各部队从战术、技术到后勤军需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广大指战员牢固树立了南下打大仗、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只等一声令下,便开赴前线。

11月4日上午8时,华野司令部在曲阜发布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

攻击命令分析了徐州敌军的态势和企图,指出中野各部为了配合华野作战,己由陈毅、邓小平率主力东进,并指挥华野三纵队和两个纵队从西面和南面威迫徐州,以箝制和吸引徐州以西的敌人。攻击命令明确规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任务和目标、路线、战斗分界线以及注意事项等。攻击命令规定全军11月8日发起战斗。于11月5日隐蔽进入到鲁甫邹县、膝县、临沂地区一线的开进出发位置。

这时,国民党徐州“剿总”刚开过军事会议,所属各兵团正准备按照军事会议的规定向徐州收缩靠拢,但尚未正式行动。黄伯韬兵团此时仍集结在新安镇、阿湖、高湮沟一线。

11月6日,华野各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挺进淮海地区,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黄伯韬兵团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西撤。

我军的神速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黄伯韬的如意算盘。在窑海急渡运河的敌六十三军,一部刚渡过河去,就遭到我军从苏北北上部队的痛歼。未及渡河的一五二师,又被我尾追部队全歼于堰头镇地区。敌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渡河时被打伤,挣扎到西安后,见走投无路,自杀身死。敌四十四军由海州、连云港西逃时,拖带行政人员、逃亡地主等10万之众。11月8日,当敌二十五军淮备渡河时,运河铁桥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铁桥完全处在我堵截、追击部队的大炮射程之内。炮弹在运河铁桥周围爆炸,二十五军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待敌人拼死挤过桥时,被炸死,踩死和挤落水中淹死的已过一半。

敌一○○军在我锐不可挡的攻势下,害怕担任掩护任务被我歼灭,8日便派其四十四师先行渡河。该师渡何后,又未执行到碾庄集中的命令,径直逃向八义集,正碰上我北上部队,又被包围歼灭。当黄伯韬兵团逃到碾庄时,只剩下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两个完整的军。此时,我各路大军纷纷追到,将他们团团包围。黄伯韬西逃的计划彻底被产,只得在碾庄地区负隅顽抗,寄希望于增援部队前来解救。

10日,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黄伯韬守敌发起全面攻击。至14日,我军先后占领了敌四十四军和一○○军的一些阵地,并予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以重大杀伤。

11月15日,我前线指挥部提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并决定会攻碾庄。九纵队是会攻碾庄的主攻部队之一,纵队首长决定,二十五师担任主攻,由碾庄正南、西南攻击,得手后直捣黄伯韬司令部。

随着总攻信号升起,我军的炮弹,如疾风暴雨一般,从碾庄外的各种防御工事,一直轰到村里。

我军包围碾庄以后,刘峙令李弥、邱清泉兵团,火速解救黄伯韬兵团。

但在我强大火力的顽强阻击下,李、邱两个兵团,始终不能越雷池一部。17日,我阻击部队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准备下一步围歼黄维兵团,主动调整了阻击阵地和兵力部署,以便给敌军致命的一击。14日,碾庄外围之敌被歼。18日,敌四十四军一五○师师长赵壁光率部投降。19日,四十四军阵地被我军突破,军长王泽睿与一六二师师长杨自立都在碾庄车站的交通沟里做了俘虏。

19日,我军再次向碾庄守敌发起攻击。战车滚滚,炮声隆隆,眨眼的工夫,碾庄及其周围,火光闪闪,浓烟弥漫,大地在抖动。

11月22日,碾庄被攻破,敲响了黄伯韬兵团彻底覆灭的丧钟。至此,除了大院上、小院上的敌人还在顽抗之外,其它村庄的敌人,被歼的被歼,投降的投降,很快便上崩瓦解了。

此日晨,黄伯韬赖以保驾的六十四军,在我军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也开始动摇。我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五连正准备向困守在小院上的敌一五九师发起攻击之时,忽然发现一个人,手举白旗,摇摇晃晃向五连阵地走来,此人光着脑袋,边走边喊:“请不要打枪,我是来接洽投诚的。”手里的白旗还不停地晃动着。

来到五连阵地,他向五连连长先敬了个礼,然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道:“我叫冯柏成,是一五九师的副营长,奉师长钟世谦、副师长李振忠之命,前来接洽投诚事宜。”说着,把“求降书”双手递给五连连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李副师长亲笔所写,望贵军笑纳。”

五连连长接过来看了一遍,立刻掏出钢笔,在“求降书”上批示道:“准予投降。一、立刻命令该师所属四七五团、四七七团全部放下武器;二、解放军保证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安全,私人财物一律不加侵犯。”写完,又把“求降书”还给冯柏成。

冯柏成接过来看了看,连连说道:“这就好,这就好,只要你们不再打炮,其它方面我们一定照办不误!”接着,又为难他说:“能否劳动贵军官长亲自走一趟,免得师长不相信我。”

能否到敌人那里去,连长立刻报告了团里。团首长决定:“王连长留下掌握部队,并做好受降和攻击两手准备;由张副连长随冯柏成到敌师部去,进一步说明我军的政策。”

张副连长随同冯柏成到了一五九师师部,经过进一步交谈,一五九师余部同意投降。

我炮击停止。一五九师师长钟世谦走出隐蔽部,把武器放在广场上,他的后面,紧跟着敌一五九师的官兵。

一五九师的投降,把黄伯韬的最后一根支柱也抽掉了。天近黄昏时分,大院上的敌人开始逃跑。

敌人像决了堤的洪水,呼啦一下子涌出了大院上。我军马上扑了上去,冲锋号声,喊杀声,似海啸雷鸣。我军指战员高喊着:“活捉黄伯韬!”“不要叫黄伯韬跑了!”从四面八方,一齐涌向大院上。大院上四周,人山人海,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我围歼部队。约摸半小时以后,冲锋号声停止了,喊杀声停止了,枪声也停止了,各种颜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

陷入绝望的黄伯韬在其总部被攻破的一刻开枪自杀了。他的遗书上写着:“将帅无才,累死三军。”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作战,华野和中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华野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完成了中间突破,全歼黄伯韬兵团的任务。

第一阶段,经过17个昼夜的奋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个师(内有3个半师起义)和3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共21个整师,计17.8万余人,约占敌人在淮海战场上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俘虏敌军9.66万余人,毙伤敌军5.05万余人,敌军投诚7800余人,起义2.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枪支、弹药、战车、汽车、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器材甚多。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把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兵力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处,为尔后逐个歼灭敌人,夺取第二阶段及战役全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军全歼了黄伯韬兵团,使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臂,战斗力大为下降,士气更加低落,各兵团提起解放军便谈虎色变,军官大都失去信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惊慌失措,很多官员纷纷搬家南逃,有的逃往香港或国外。

由于淮海战役规模广大,根据粟裕的提议,中央统一成立“总前委”,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整个战役。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使原来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格局,逐步演变成两支野战军联军作战,共同执行淮海决战的新格局。这是南线战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态的发展,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战场总兵力还少于敌军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战略决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为救援陷入重围的黄伯韬兵团,蒋介石迫于形势,急令黄维兵团由确山和驻马店出发,投入淮海作战。

中央军委决定,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主要作战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主。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该兵团,装备完好,有较强的战斗力。

其中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为美械装备,各级军官是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受法西斯教育甚深,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该军恃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至商丘,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4个兵团,都被我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樱其锋,沿正(阳)新(蔡)公路浩浩荡荡北进。其实,黄维兵团已经陷入总前委设计的陷阱之中。总前委首长对黄维兵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敌人主官的性格颇为熟悉,知道他们色厉内荏,志大而智少,威加而寡恩。在黄维兵团自觉天马横空,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军的大网正向他们盖来。我中野四、九、十一纵队在东平集、邵围子一线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六纵和陕南二十旅由南向北压缩;一、二、三纵由西向东压缩,8个纵队构成巨大的包围圈,加上华野的第七、三和十三纵队协同作战,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被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里。

黄维兵团本是增援部队,反而被围,大为恐慌,向蒋介石呼救求援。

11月28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兵团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实施南北对攻,以求解黄维兵团之围。

敌军为解救黄维兵团,战斗力较强的李延年兵团3个军于12月2日开始试探性进攻。3日起,开始全线进攻。

我军坚决抗击敌军前进,虽然敌众我寡,但由于我军拼死阻击,一周之内,敌军进展缓慢,伤亡惨重。

黄维兵团究竟是蒋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被我军四面包围后,很快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包围圈里的敌人,一面利用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火对我军实施袭扰,一面不断强化防御工事,构筑大量的土木工事和永备工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强固的防御体系。

11月26日起,我军进一步压缩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把敌人压缩到了在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为中心的横宽不足15华里的狭小地区以内。

27日,敌人集中4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倾全力企图从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敌人可以抽出的机动兵力全都用上了。我军坚决痛击,粉碎了他们的突围计划。

敌人突围不成,再次调整部署、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12月6日下午4时30分,我军东、南、西3个集团,同时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我军依靠紧密的侦察,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对敌人展开进攻。虽然敌人依赖大量的地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的严密火网阻挡我军向前发展,并不断在坦克、火炮支援下反扑,仍挡不住我军猛烈的进攻。敌人的阵地一块接一块地被瓦解。敌人控制的地盘正在缩小。

一周以后,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甚小的包围圈里。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发出了《促黄维立刻投降书》。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反复广播,极大地瓦解了敌人军心。

黄维拒绝投降。

12月15日17时整,我备集团部队发起最后攻击。信号弹划破天空,炮声震撼大地。我南集团中野六纵队锐不可挡,连克敌阵,迅速突破敌人双堆集核心工事。我东西集团穿过敌人的火网,越过敌人的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会合。3股铁流很快会合在一起。敌人的指挥中枢被摧毁。无数蓬头垢面、衣衫褴楼的敌人从冒浓烟的地堡里爬出来,向我军举手投降。有一股敌人企图向西面突围,被堵住全歼。我军战至15日夜11时左右,围歼战基本结束。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活捉。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至此,国民党军队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12万人,除少数漏网外,全被我军歼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自11月23日12月15日结束。在这一阶段中,中野和华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完成了全歼黄维兵团的任务,并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歼灭了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12月18日,党中央向参加战役的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指出:“你们继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自11月23日12月17日止,你们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全部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第十二兵团4个军10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生俘该兵团司令黄维、吴绍周,争取了黄维兵团一一○师廖运周部起义,包围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的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并歼灭该敌三分之一以上,给予从蚌埠向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请兵团以严重打击,迫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窜,从而使杜聿明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粮尽援绝,坐以待毙;同时,又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壁,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部所据永城东北地区之小块据点以外,均获解放,对于今后的作战极为有利。凡此伟大成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庆贺与慰问之忱。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敌军而战。”

黄维兵团的被歼灭,在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李宗仁后来说:“民国37年(1943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己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能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

黄维兵团被歼不久,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对蒋介石当时的不利形势,向蒋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地位。在白崇禧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又受到美国和桂系势力的内外催逼的情况下,遂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声明。这是后话。

黄维兵团被歼前后,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北,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全歼了国民党卫立煜集团。在中原和华东地区,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徐州“剿总”的5个兵团,已被我军歼灭了3个,剩下的两个也已被我军紧紧包围,歼灭了一半,其余一半即将被歼。在华北,傅作义的60万兵力,有的已被我军包围,有的正处在被包围之中。在西北,胡宗南的部队被牢牢粘在了西安地区。在华中,白崇禧的手中还有一些部队,但有的被我军牵制,有的蒋介石是使唤不得的。

情况危急,蒋介石只好改变其军事部署。12月16日,即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蒋介石令李延年兵团后撤,不敢再逞强去救援被共军包围的杜幸明兵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则由蚌埠移至滁县。杜聿明兵团的命运危在旦夕。

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开始前,被蒋介石硬逼到徐州,辅弼刘峙与共军作战的。

杜聿明这年4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些,这大概与他多年受着胃溃疡、肺结核等疾病的折磨有关。他身材消瘦而仪表威严,体质赢弱而气字轩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于的是行伍事务,所以,他是一个被传统礼教和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具有多重性的人。

国民党的气数不长,精明的杜聿明看出了端倪。但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并且忠实于蒋家王朝,蒋介石交重任于他,也只好知其不好而尽力为之了。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使得国民党的“群星”实在是暗淡无光。

黄伯韬自杀,黄维被活捉,杜聿明的命运也凶多吉少。他的30万人马早已被共军围得水泄不通。

水泄不通,主要指地面,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能力控制天空。

在黄维兵团即将覆灭之际,杜聿明坐飞机飞回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和蒋介石在小会议室进行密谈,力陈徐州不保,三十六计走为上。蒋介石终为杜聿明的陈述所动,同意放弃徐州,向南逃跑。

杜聿明要逃,粟裕早有预料,而且两人考虑的路线极其一致。

开完会议,杜聿明于当日又飞回徐州,向徐州“剿总”刘峙报告了蒋介石的指示。随后,即用飞机将总部人员运到了蚌埠。徐州机场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是到第二天才飞到了蚌埠。

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和档案材料,补给司令部还有大批武器弹药、库存被服用具和粮食。杜聿明下达命令;地图档案由参谋人员负责于12月1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由火车站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它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随后,杜聿明率指挥部小部分人员急急忙忙撤离徐州。

一路上部队、车辆、人马乱糟糟地拥塞了道路,绕道凤凰山便道,好不容易才在黄昏时到达王白楼。

发现杜聿明要逃,粟裕立刻下达命令追赶。他命华野主力一部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除留一个师控制徐州市外,大部分兵力仍向萧县跟踪追击;一部由阳城地区直插老祖楼,堵截逃敌;一部从徐州以南地区围向西北,尾敌侧击而追;另一部沿宿县、永城公路急进。此外,又布置了第二线截击和第三线迂回部队。各路大军全部轻装,兼程急进,一个劲直追,追上就打,两三天内歼灭逃敌2万余人。

杜聿明的汽车开开停停,越往前走,道路越堵塞。他不得不丢弃汽车,跛着一条被日本鬼子炸伤的腿,在卫士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向永城方向急逃。第三天到达孟集。而就在此时,忽然接到一封空投的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命他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方向,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共军。

蒋介石让杜聿明停止逃跑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当时处于绝望之中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见蒋介石决心有变,十分气恼,明眼人都知道,黄维兵团救也是亡,不救也是亡。现在杜聿明手中的30万大军,逃跑才是求生的唯一出路,如救黄维兵团,则会一起走向灭亡。

但杜聿明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按原计划继续撤退,将会被蒋“军法制裁”。

杜聿明接到蒋的手谕后,心烦意乱,但又一时下不了决心。于是,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通知各司令官到司令部商量决策。

到了此时,各路诸侯各说各的理,会议一开,司令们吵得一塌糊涂。

这样,由于讨论对蒋介石手谕的态度,一下子就在此耽搁了10几个小时。到翌日拂晓,杜聿明就是敢违抗蒋介石军令再继续逃跑,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紧追快赶的华野各路大军已杀将上来,将其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

逃跑的可能没有了,只有向蒋介石求救。杜聿明频频向蒋介石呼救,要求“请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

蒋介石回电说:“无粮弹可抽,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滩溪口攻击前进。”

杜聿明的各路部队走投无路,军心动摇。邱清泉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湖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打仗?”

杜部被围,华野代司令粟裕甚为满意,下令部队向杜部发起攻击。粟采取的是攻击东北,守备西南,先打弱敌,再歼强敌,逐步前进的方针。

杜聿明此时只好听天由命,硬着头皮顶着了。他采取的是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前进的战法。

战至6日,敌阵地到处被突破,邱清泉打得最卖力,但也毫无办法突破铁桶般的包围。见此状况,杜的各路大将似乎都泄了气,邱清泉、孙元良哀求杜聿明快拿出别的解救高招。杜聿明哭丧着脸说:“三天以前还有,今天我也是江郎才尽了。”

他们左思右想,决定分散火力,多头突围。邱清泉兵团开始向南猛攻,孙元良兵团开始从西北方向冲杀,李弥兵团向西突击。但不管敌人怎样拼命攻打,华野的包围圈不但不见破,反而越收越小。孙元良在受到解放军攻击时,从吉普上滚到地下,从人缝中溜走,只身逃了个活命。孙元良兵团被歼。

7日,粟裕今东、西、北三面部队加强攻击,重点放在邱、李两兵团的结合部。我部队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了敌掩护阵地的大部分外围据点。

李弥惊恐万状,枪毙了一个带头后退的团长,仍无济于事,敌兵照样溃退不止。

8、9两日,敌人分头突围失败,转而又实施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蒋介石派来轰炸机在空中进行支援,并在我军阵地投下毒气催泪弹,但突围仍不见希望。

10日,粟裕再次令部队发起全线攻击。杜聿明再三向蒋呼救。蒋复电云:

“现无兵增援,望弟不要再幻想援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杜聿明此时只好长叹一声:“末日到了。”

而就在杜聿明部行将被全歼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忽叫暂停。

12月11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于歼灭黄维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新部署。”

耐人寻味的电报。一个月前,毛泽东、中央军委还下不了吃掉徐州刘峙集团这锅“夹生饭”的决心。现在,这锅“夹生饭”已经煮熟,并吃下了一半,毛泽东忽然又叫暂停。毛泽东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感到一下吃完还不够味,要慢慢嚼出个味道来?还是有什么更大一步的棋要走?总前委的领导们没有一下子体会出这一步棋的好处来。

是的,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果然有一步更大的棋要走。

因为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对那里的部队是战是撤正举棋不定。而此时,我对平津的敌人尚未完成包围。如果此时蒋介石撤走平津的几十万大军到江南,就可能会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不良影响。最好是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统统消灭在长江以北。为了在我军完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前,稳住蒋介石,不急于下达部队南撤的命令,故才有12月11日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12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粟裕:对围攻杜幸明集团的部队,就地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杜聿明手下的官兵们。如果早一点当解放军的俘虏,起码还有碗饭吃。而现在数十万大军被围在北风呼呼的冰天雪地里,蒋介石又不送粮草,岂能不苦?

杜聿明部饥寒交迫。先是抢劫当地群众的粮食、牛马、鸡犬以果腹。但这么一小块地方,老百姓的东西马上被抢光了。怎么办?继而只有吃野草、树皮、麦苗,再后就是杀骡马,连骡马的皮都抢吃光了。

此时,正是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好时机。在解放军这边,不只是有广播稿和快板书,而且还有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蒋军官兵弟兄们,放下武器吧!人民给饭吃。”这时候,馒头比炮弹的威力还大,敌人挡不住冒着热气的馒头的诱惑。整排、整连、整营地陆续向解放军投诚。但是,杜、邱、李等高级将领仍不投降。

不投降就消灭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令各纵队对包围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勇猛插向敌阵。

9日,我军插入敌中心阵地,敌土崩瓦解。10日,战斗胜利结束。邱清泉被击毙,李弥率少数残部逃跑,杜聿明下落不明。

杜聿明没有为蒋介石成仁,也没有逃掉,他就在解放军的俘虏群里。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粟裕正为杜聿明不见下落纳闷呢,忽然接到陶勇打来的电话:“司令员,我们这里发现一个自称为军需官高文明的战俘,很可能是杜聿明。”

粟裕一笑,说:“好,你派人严加监视,明天上午送到你的指挥部,千万不能给跑了!”

次日晨,陈毅、粟裕兴致勃勃地驱车赶到陈官庄东北地区陶勇的指挥所。

不久,那位“高军需官”被送到。陈、粟、陶无不以礼相待,这位“军需官”终于承认:“我是杜聿明。”

淮海战役以它的伟大胜利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六、挥师过大江

人民军队统一整编,第三野战军诞生。穷途末路,国民党乞求“和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执行领导渡江作,战职能。粟裕对渡江作了三种估计。1949年4月20日晚8时。千里长江夹岸火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历掀开到4月23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其残余兵力有220万人,但正规军只有146万人。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失败,这时已丧失向解放军进行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在战争中发展400余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此,1949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含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二师),滕海清汪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含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含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含第一○三、第一○四、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含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含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含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谷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含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风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含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含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含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含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

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省份仍然完整,如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江南。在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共和谈的指导原则是:“和谈心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守江谋和”。而且,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伤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共产党渡过长江。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团赴北平,和共产党进行了14天的谈判。

这次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谈相比,虽然两党及其军队的强弱倒换了位置,两次谈判都达成了书面的意见,但对国内的和平都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两次谈判,都是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导致和谈最终未谈和。两次和谈,两次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身上。这种历史事实,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敌人不缴枪,我们就叫他灭亡。我们党在大战后,在力争和平,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基础上,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

刘怕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令,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这些庞大的怪物给艰苦行军的解放军官兵带来了无比的新奇和自豪。

在行军路上,啦啦队宣传队员手中的“呱嗒板儿”,仍发挥着它传统的作用——

同志哥哎,你真棒,

两天一百八,整天山上爬。

山高你不怕,路滑也不怕,

行军当英雄,打仗顶呱呱。

喂,快快行,前边就是英雄岭,

英雄岭上有棵松,

松下站着咱司令。

司令说:“谁英雄谁好汉,英雄岭上比比看!”

百万大军的行进队伍绵延在长江以北的土地上,仿佛给江北水道纵横的黑土地又增添了无数道流动着的阡陌和河道。

江南的荠莱花在一阵阵春雨的催促下烂漫地开了,开得清新、雅致,像无数粒白色的小星星。

3月上旬,百万大军陆续到达长江北岸,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训练工作。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这大半是土墙茅屋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首先发言:“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谭震林说:“据前线指挥员报告,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增加土地面积等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时常迁移。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不可靠了,不应当全靠图上实施作战作业,而应依实地侦察修正地图来指挥布置。”

邓小平对谭震林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紧接着说道:“这一点希望引起在座的重视。特别是各兵团的司令员,要尽可能地亲自去前线看一看,渡江之前一定要派出侦察,详细地了解江岸的情况。最好要将侦察员派到江南岸去。”

邓小平讲完,粟裕接着说:“过去我们渡过黄河,黄河是‘面恶心善’。

特别是南京以东,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吸引地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之间为宜。”

陈毅说:“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

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

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我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又分析道:“我们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有4种可能:

一是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诸要点,阻绝我东、西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沿线与我决战;二是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

“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

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

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

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接到发起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北岸机阳至溪口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有过三种估计:一是敌阻我西路军前进,切断我东线部队,夹击我军于沪宁之间;二是宁沪之敌全部东撤,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战;三是我军猛进,切断宁沪铁路,将敌东西截断,敌无退路,被我围歼于京、沪、杭地区。

渡江战役发起后,我军对这三种情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渡江作战的第一步正在节节取得胜利。

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部突破安庆芜湖线,占领繁昌、铜陵、青阳!”“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我部顺利登陆:正向敌人之纵深楔入!”“我军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两浦守敌仓促渡江南逃,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正向南京攻击前进!”“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部已和我军取得联系,林率其部军舰9艘、炮船16艘,于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敌人夹击我军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

东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1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1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先头团大部刚一登陆,就急忙上船南进。一小时后,他让通信员送回北岸一张纸条:“我已胜利地踏上了江南的大地。聂凤智。”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决定立即过江进行指挥。他对韦国清说:“政委,你留下同兵团部一起走,我先过江。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要求我随第一梯队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

韦国清说:“我同你一起走,让参谋长带着兵团行动。”

两人一同上了准备好的木船,朝南岸驶去。

一路顺风,叶、韦二人5点多钟在江南岸登陆,接着率部向预定二十八军渡江后占领的村子走去。到村子前,天还未亮,叶飞让一个参谋去联络,免得发生误会。

这个绰号“小广东”的参谋进村后,找到了一个哨兵,三言两语一问,发觉情况不对。哨兵原来还是国民党兵,这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

“小广东”很机灵,急中生智地说:“师长到。请你去给他带路。”

叶飞见“小广东”回来,就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还没来?”

“小广东”说:“来了。”

叶飞一看是国民党兵,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在这个村庄?”

国民党兵回答:“报告长官,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了。”

“解放军打过来了吗?”

“打了一晚上的炮,长官说解放军就要到跟前了,让我们多小心。”

“我们就是解放军!”

“好险!”叶飞在心里暗叫一声,“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叶飞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渡江后,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等到师长谭知耕亲率部队赶到接应时,陶勇早一路打一路走地乘着汽艇沿河而下了。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它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了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就是在此时,南京下游的国民党江阴要塞于4月22日起义,叶飞率十兵团已渡过长江,切断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南京在长江防线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

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也吟诗一首: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即将赴任的南京市长刘伯承也来到了“总统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会合以后,从原蒋介石的办公室给粟裕打去电话,要粟裕从速率部赴上海方向组织指挥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

七、蒋氏“复兴”梦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战役”国军惨败精锐尽失,二是被“内部人”赶下总统宝座,三是号称“铜墙铁壁”的国都一夜易主……这复兴岛上的“复兴”梦不知还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蒋经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海物资大搬运。汤恩伯耐不了性子。蒋介石认为:

共军正在犯当年日本人犯过的错误。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弃权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第四野战军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共军要过长江,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去与自己的死对头共产党搞什么“和谈”。

但是共军一夜突破被他视为天险又严密把守的千里长江,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当他听到江阴要塞顷刻瓦解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阴要塞,蒋介石曾经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他也曾一再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可就是这个江阴要塞临到战事发生时,不但未起到抵抗共军进攻的堡垒作用,反而将枪口转向了自己这边,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气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

“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

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

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1921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

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

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

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

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

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一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孙越崎拗不过蒋介石,只好调了一艘80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孙越崎拖延搪塞之时,蒋介石下野了,于是停止装船。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也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难,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了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火冒三丈。立即电示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很快,孙越崎就接到了汤恩伯的电报:“奉层峰命令,你部应速将五厂迁台湾,盼电复。”

孙越崎态度鲜明:“工厂不迁,电报不复。”并且直接请示代总统李宗仁:“报告代总统,这5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划和共产党和谈,如果我们现在就大规模迁厂,共产党和舆论会怎么看?这只表明我们政府方面对和谈没有信心,没有诚意。搬厂是蒋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担不利于和谈的责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要大“搬家”,这不明摆着拆自己的台?!

他不禁骂道:“这死老头,真阴险!”随即果断对孙越崎说:“这5个厂不拆了,就说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蒋介石听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迁了。

这一次拆迁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蒋介石要大搬运的决心,只是以后更加谨慎,更加保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己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为了这项工程巨大的搬运,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牺牲南京。

南京刚刚失守时,顾祝同、汤恩伯等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刚从南京撤到上海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长在会上大骂道:“我简直不知这仗怎么打的!上几次会议我一再说,共军一定由获港渡江,我军主力应放在南京以西、可是当指挥的毫不采纳,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调,现在南京丢了,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于什么?

是准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说到这儿,蔡文治怒发冲冠,猛地用力扯开军服下襟,五粒铜扣立即四下飞进,接着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愕然。

顾祝同等则把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早已憋着一肚子气的汤恩伯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见他涨红着脸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么东西?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有总裁手令,不信你们看!”他一气之下,宣读了一份他本无权泄露的蒋介石亲笔手令。

这份手令的大意是,责成上海市府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错,否则将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汤恩伯为何如此拙劣地布置江防。

汤恩伯继续诉苦道:“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来不及运走,每船装得重了一点,结果满载金银‘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了,我和初如还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一层战略上的考虑。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岁高龄老将陈化成亲率全体士卒战死在吴淞口西炮台之后,就落入到帝国主义手中。上海成了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蒋介石清醒地知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岂肯轻易地从土海撤出?何况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注上押下了60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会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还有巨额的投资,英国在上海一处的不动产,约计两亿镑,还有无法估计的英国对华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海守备战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对上海的破坏越大越好,最好是内战化为国际战争,把英美尤其是美国拉下水。

蒋介石做这样的美梦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就指望美国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整整3天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观望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然而美国什么明确的表示也没有。不仅如此,共军在渡江时,重创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一向傲慢的英国虽然也骂骂咧咧,最后却没有敢动硬的;共军占领南京时,一些官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言语粗暴,违反了国际条例,而美国也仅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议”。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迁广州,各大使馆人员都相继随政府去了广州,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内。并且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学黄华联络。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蒋介石仍认定“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而且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渡江战役前在上海曾声称过: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运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再说在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直接出面绞杀中国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蒋介石对把西方国家拖下中国内战的泥潭充满信心,但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必须死守一阵。

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利益,战略上的考虑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复兴岛,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蒋介石以老校长的身份告诫:“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应付民族危难。”大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召集起来,达到收拢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未到会。黄埔系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开会当天上午离开了上海,回到广西老家。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召见三批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内容不外乎要他们坚守上海,并给他们“打气”。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是当今世界最凶恶、阴险的共产党。共产党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是国际问题,因此也不是我们一国的力量所能解决,要解决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

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6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不会不管的,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那将是最终埋葬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仗!”

“这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就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各位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做对了的!”

蒋介石的一番说辞,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级军官们颇起到了些强心作用。他们私下里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人出面就有办法!”

蒋介石接着鼓励下属“守上海与抗日战争相比,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想在很短时间里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日本报兵折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至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要向谢晋元学习,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最后,我可以向大家断言,共军眼下的胜利,正是重蹈当年日军南侵之覆辙,共产党和当年的日本犯了同一个错误,渡江南侵,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除了给下属“鼓气”,蒋介石认为稳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宣称:

“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同时,在这个谈话中,蒋介石特意把反共战争改说成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

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广大的人民群众何曾有过民主?有过自由?连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火箭式飞涨的物价面前都难于保障。

4月28日,蒋介石亲巡上海市区。这一天,当蒋介石在上海街头公开露面时,上海的各家报刊都发表了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称:“今日的严重局势,失败不在于匪的实际力量如何强大,而在于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在前方军事和后方民众中埋伏间谍,散布失败主义,以瓦解士气和人心,因此,国军有优势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样一种黑暗的地狱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责任。但是,我决不动摇救国救民的信念,相信我们必能从共产党铁幕下拯救我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之境地……”文章最后,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训话,打气,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蒋介石心里最想知道的是物资抢运工作进行得如何。

4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陈良,未等陈良开口,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

“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报告总裁,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金银已安全启运台湾,现只剩下20万两黄金以维持市面周转,而一旦从上海撤离,这笔钱也将如数带走。目前正开始抢运物资,但因物资太多,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我这儿有一份清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清单仔细端详起来:

甲——疏运物资种类:

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

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

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

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

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

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

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它贵重物资;

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

9.卫生药200吨及吉普车;

10.社会部国际儿童奖金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0万匹及卡车20辆;

11.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乙——关于疏运办法[略]

从陈良的清单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经运走的物资吨数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即便将已装妥待运的加上也仅刚过二分之一。

蒋介石合上清单,问:“还有这么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点?”

陈良:“报告总裁,这已是超负荷了,最好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蒋介石说:“行!”

但到底汤恩伯能否坚守上海一个月,蒋介石心中没底,他必须马上召见汤恩伯。

八、腥风血雨上海滩

义子卖师讨宠,陈仪慷慨赴死。守卫大上海,汤恩伯有三个“高招”。

毛人凤的任务只有一个字:杀!蒋介石秘密筹划第二个“花园日事件”。杀气腾腾的“十条”战令。李宗仁给部下“打气”鼓劲。黎明前夕,上海到处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汤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浙江武义县汤村镇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远比实践好,训练远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他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退安排得井井有条;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入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或损兵折将找理由,推卸责任。李宗仁代总统视之为“最脓包”不过的一人。

他靠“围剿”红军起家,八年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样在河南“养兵”,以准备抗战胜利后打内战,辽阔的中原被他败坏得一团糟。在河南他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犯下滔天罪行,河南人恨之入骨,把他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大害”。1944年,他又造成了大溃退。就是这么一个屡败之将凭着他浙江老乡的身份,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本事深得蒋介石的宠幸,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三大宠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陈诚和胡宗南)。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汤升官之快,当官之顺,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望汤兴叹,自叹弗如。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三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当起防守长江和上海的重任。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忠诚,他不借出卖自己的恩师、情同父子的陈仪。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陆军小学校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厅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徐州总司令、浙江省省长等职。1927年春,陈仪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杭州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陈仪又先后担任过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教育长,成为国民党内政学系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发动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平暴”,被镇压杀害的民众达万余人。事后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愤怒,陈仪作为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二·二八”事件对陈仪触动很大,当1948年6月,他再次主持浙江省政务时,对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这之后陈仪政治观念有很大改变,当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东南日报》上公开著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勘乱,人民遭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勘乱”战争说: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这时的陈仪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由香港派人持亲笔函来杭州联系,希望他能仿效傅作义将军起义。陈仪表示他也不愿美丽富庶的杭州毁于战火之中,他愿做傅作义第二。但陈仪与傅作义不同,他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人所尽知,没有陈仪就不会有汤恩伯。

是陈仪在陆军小学当校长时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汤恩伯,然后出资资助并保荐汤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而使汤恩伯迈出了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为了感谢陈仪,汤易字为名,以纪念陈的恩泽。回国后又是陈仪介绍汤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军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也多赖于陈仪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在山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他的第一兵团中强悍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也被撤职,遭到冷淡,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大力保举,汤始能于1948年8月出任衢州绥署主任。

陈仪家兄弟甚多,却无子嗣,因此陈一直视汤为义子,而汤对于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之于汤,可谓“恩重如山”,而汤对陈亦“感恩不尽”。陈仪与汤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因此陈仪对策反汤恩伯抱有绝对的自信,更何况陈仪知道汤恩伯在内心对蒋介石也曾颇有怨恨的。

汤恩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曾大哭过两次,这两次均与蒋介石有关。抗战后期,中原战役失败,陈诚取代蒋鼎文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借此机会收拾已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此时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已达高峰,号称“大军40万”。在陕西商县油河镇,陈诚召开了中原战役检讨会。会上,陈诚指责汤恩伯,说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会上控诉汤“十大罪状”。不久汤恩伯经西安返重庆,又遭到胡宗南的一顿羞辱:汤当场气得痛哭。事后汤恩伯认为,陈诚、胡宗南之所以敢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一定是蒋介石的旨意。1947年孟良崮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电召到了南京,当着众高级将领面蒋大骂汤“无能”。据说上海曾有报载说,汤恩伯当时被蒋喝令跪下,连踢带骂,汤不是从房间里滚出来就是爬出来的。这一次汤恩伯感到极度羞辱,回来后伏在恩师陈仪的膝头大哭:“我汤某这么多年跟随委员长做牛做马,结果竟然不如一条狗。受此污辱,今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我不如自杀。”陈仪则劝他与其自杀不如反蒋。汤恩伯也曾表示:“我听先生的,我还有两支部队,从今以后,我不跟老蒋干了”。以后这样的事又发生过数次,每次接受蒋介石召见回来,他都要对陈仪发牢骚,说:“我在蒋介石那里,连一条狗都不如!”“蒋介石召见,就像主人见奴才,简直是污辱”。陈仪曾一再劝汤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并商定以后只要有机会汤恩伯掌握军队、陈仪掌握政治,伺机起义反蒋。

到了1949年初,陈仪认为策反汤恩伯反蒋时机到了。于是他一再劝诫汤恩伯要认清当前形势,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共举大义,并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属公物资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等等,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取消自己的“战犯”名义。汤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至于起义时机,因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天,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这些不过是汤的敷衍。2月10日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前往上海问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拿到白纸黑字的汤恩伯证据在握后,立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乘专机往溪口蒋介石处送信。蒋于是派专机到上海接汤去溪口密谈,询问汤的意见。汤当即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并主动向蒋介石推荐周喦取代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突然解职使联系陈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公恭断定汤已告密。胡劝陈警惕汤并表示只要他飞离杭州,过了长江,一切安全由中共负责,可陈仪根本不相信汤会出卖自己。2月23目,陈仪交卸完职务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自己的家。一到上海,陈仪即被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杭州解放前夕,陈仪被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勾结共匪”罪名判决陈仪死刑。临刑时,陈仪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而慷慨就义。

汤恩伯上任之初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积极在上海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汤恩伯把备战活动的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他首先命令其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至于实施构筑则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工事为蓝本,为此在开工前汤恩伯还派工兵指挥官柳际明飞往太原实地考察。1月下旬,大上海防务计划下达。汤恩伯任命自己的亲信、绍兴人吴本一担任工事工程的“经理处长”,并由吴本一负责与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联系,承包号称“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的工程营造。陆根记营造厂主要负责钢筋水泥工程的铺设,至于其余工事、阵地、明的暗的射击掩体、炮位以及遍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鹿砦、铁丝网则由军工或民工担任。这之后工事构筑紧张实施,日夜不停。到了3月,形势逐渐紧张,汤恩伯先后三次在上海金神父路复兴路口一座洋房里召集“联席会报”会议。“联席会报”制度自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在上海开始,主持人分别由当时各军政长官担任。自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后,“联席会报”多由汤主持。在这三次会议上,汤恩伯一再强调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

(1)尽快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建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做好防守准备;

(2)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

(3)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木,以利作战;

(4)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

(5)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守,支援前线作战。总之,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固守上海作准备。

在汤恩伯一再督促下,到4月下旬,上海的作战环境、工事碉堡、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完全符合兵书教程,达到东方一流标准。阎锡山看罢以后,满有信心地说:“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则吹嘘说:“它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进攻,而在德国边境上构筑的防御工事。当1940年德国军队从阿登山脉直冲而下,法国灭亡了。这个防线根本未起作用。斯大林格勒之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德军遭苏军的重创,从此苏军转入战略进攻。

蒋经国将上海工事与二者相比,他是非常希望上海之战能扭转蒋家王朝的失败命运,但这毕竟只是希望,蒋家要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4月28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汤恩伯。

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上海的防守准备得如何?”

汤恩伯小心地回答:“根据总裁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的作战方针,我们已初步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上海防守计划,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只见上面写着:

“对共军进攻淞沪主攻方向判断:共军一定是沿着京沪铁路而来,攻击重点指向吴淞地区,目的是截断我海上运载线和国军退路,尔后将从以下三方向进攻上海。一,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埔江,攻占吴淞,切断海上退路,再攻取市区;三,沿长江边直取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西南,攻取市区。

“守备淞沪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控制。为此设定三道北——南垂直防线: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周家桥、漕河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第三条防线,即为核心防线。

“守备淞沪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实行泛滥,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己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阵地编成概要: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带——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埔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至6公里,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明沟暗壕相连。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火力威力,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庄稼等伪装。目的使共军部队临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使其所谓人海战术在这数百公尺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