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哈尔滨工大金涛怎么样:儒家基督徒论坛 "ABC神学" －－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4:17:17
"ABC神学" －－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编者按：这是反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可以融合的文章典型，仅供参考。建议对照阅读田童心《儒家神学新议》)
谢选骏
一，"ABC神学"的泛文化存在；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五，"ABC神学"的考证功夫；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七，"ABC神学"的根源；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经常会产生一些眼花缭乱的结果，"ABC神学"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是"ABC神学"？
一，"ABC神学"的泛文化现象
"ABC神学"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据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山沟里出马列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者，他一度算得上是孙中山的好学生，因为孙中山早在他前面三十多年就发明了：中国古代有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还有人民主权论，而《礼记》的礼篇的"大道之行也"云云几乎就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发明，因为早在孙之前，他的政敌康有为就在《大同书》中作如是想了。再早，还有洪秀全，拿《尚书》和《周礼》的上帝来建立中国式的洪氏天国－－太平天国，也就是道教黄巾军的太平（"小农思想"），加上山沟里的基督教天王的天国。因为洪秀全发现，山沟里可以出基督教。最为荒诞不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里还有一种论调，说是"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入侵，中国自己也会逐渐创造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如此看来，汉语言的运用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语义上的混乱，来达到某种理论的"方便法门"。而这方便法门不仅仅是政客家、革命家的宣传需要，也上行下效，成为文化人的哗众取宠的技巧。例如，有人说，
"中国古代已经发明了火箭"，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的"火箭"只是"火把射箭"，并不是现今的"神州四号火箭"。还有人说，"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上帝"，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中国的"上帝"只是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并不是现今的"普世上帝"的灵性。
这些方便法门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具体说，"中国宗教神话这些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关系甚深，还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语言尤其是文字的的艰深程度，无疑加深了记载神话时的困难，还为后代理解这些记录增加了很多麻烦。……例如，文献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献B中，看起来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献C中看起来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许多中国学者用这种寻求方法，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第1版，173页）
例如，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2月第一版）中，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在那里，"禹即句龙"（30页），"帝喾也是夔"（332页）。
再如，"神州"作为中国的古称，并不是指"耶和华神的起源地"，神州之神，甚至亦非鬼神之神，而是神乎其神的"神"；
我们这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是从毛泽东词"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始知道"神州"的。但是，毛并非宣扬有神论，他乃是力图铲除福音之人。"神州"是中华思想的民间表达，正如"天朝"是中华思想的庙堂表达，神州之"神"不过是中国之"中"罢了，是对自己国土的尊称，是形容词，是今生的骄傲，是属血气的，是眼目的情欲。正如甲骨文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的天父；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致英国国王书自称的"天朝"，既非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国，也非他的祖宗努尔哈赤的萨满教女巫；而是中华思想的自我期许。所以北京的"天坛"，不是敬拜天主的教堂，而是帝王祭天登基的地方。实际上，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明末东来的传教士，才在汉译耶和华时，使用不见儒家经传的"天主"一词，而避不采用现成的"上帝"、"神"等称谓？而圣经公会1979年出版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则干脆把耶和华译为"上主"。我想这有助于避免至少是降低方便法门的蚕食和侵害。因为中华思想严重的士人，曾以荒诞不经的"老子化胡"说，用这种堪称"古代的ABC/X=Z神学"（老子X＝释迦Z；道教X＝佛教Z；太上老君X＝佛陀菩萨Z），来强行解释佛教的起源，结果在学术界流为笑谈。而如果今天，亦用类似的方法传扬福音，就难免步入景教式的妥协、混合、没落的"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束。
本文试图探讨上述利用汉语语义的混乱所造成的神学现象，但又莫以名之，姑且称之为"ABC与XYZ神学"。（简称"ABC神学"）。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多时以前，笔者曾亲耳聆听过一位年长牧师的神学理论，由于他出身化学教授，所以旁征博引，令人眼花缭乱。其神学理论的要义是"共同的上帝"，说中国甲骨文里的"上帝"概念（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中文译本中的基督教"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当然也包括犹太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里的"安拉"以及其他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词语；而这些译本中的汉语词语当然等同于它们的外语原型（相当于文献C中的Z，如
GOD等等）；这样一来，甲骨文的上帝（X）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Z），便可以互相替代；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天父……这样论证下来，中国古代的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就可以等于至少是可以折合成现今"普世上帝"的灵性存在。
这样一来，"ABC神学"就可以得出新奇怪巧的结论说：
中国古代宗教和基督教甚至犹太教、伊斯兰教里的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一位。
当人们大惑不解地请益，这是不是说中国古代也有基督教？他认真回答说："有基督教的片断！"并举出《老子》、《庄子》、《荀子》、《四书五经》为证。
当有人请教说，这些古籍写作问世时，基督教尚未诞生；先出的先秦诸子里面怎么会有后出的基督教的片断呢？他慨然答曰，由于拥有"共同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片断也就先在地存于先秦文献之中了。他进一步论证，长期生活在"洋人"中间，他发现要解决洋人的文化优越感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我们中国也有上帝，而且比他们的还要早"。他表示，每当洋人听到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不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深深折服、自叹弗如的。
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诚然，这位来自温哥华的牧长具有令人扼腕的个人见证。原来，他离开祖国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因此梦想中的"中国文化"成了他在异国他乡唯一的安慰。有一次，他和一个红头发女人谈起中国文化，那人奇怪他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为什么还记得中文？他回答说，因为他每天晚上都用中文向上帝祷告。红头发女人说，上帝难道会听中文这种"亵渎性的语言"吗？可能是受到这种这种"英国岛夷式的民族主义"的感染（表现为对其反击），所以牧长先生就一定要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找基督教和福音。
上述曲折的个人遭遇，乃至文化自尊方面的需要，可以成为神学理论的当然论据吗？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现在"ABC神学"已经不是某位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渐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风尚了。流行风尚可以成为真理的证明？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相当于X），与基督徒的上帝（相当于Z），混同起来呢？北京的天坛真的等于敬拜永生天主的教堂？如果这样，以前者（文献A中的X，即皇天上帝、天坛）去冒充后者（文献C中的Z，即耶和华、教堂），就是本文所说的"ABC神学"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混合主义（而不是"文化对话"）的产物。
不错，基督教乃是福音（包括新约也包括旧约－－旧约被基督教义视为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与文化的结合。所以一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福音与所谓"特殊启示"固然是错误的，即"对人进行了神化"；另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一般文化和所谓"普遍启示"也是错误的，即"把神当作了偶像"。不可否认，作为福音与民族文化之结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动力则盛行于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圣公会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击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情况虽然如此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把一个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还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或是福音、圣经启示（特殊启示）的文化，视为等同于基督教，甚至等同于福音和圣经启示，仍然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之一。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今北京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可能来自甲骨文的"帝"和《书经》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毕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与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则中国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何必传教士们如此辛苦，四处布道呢。那么，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向有关神灵祈祷问卜，奉献大量牺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并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自然，还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卜辞中的"帝"，与殷族的祖神"高祖夔"、
"高祖俊"同一，也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也可"帝不令风"。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年版，第58页）
显然，这种宗教不仅是祖先崇拜的，还包含万物有灵论遗风。这位"帝"后来演化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还是与《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迦南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华吧？如果用"上帝X"来指代甲骨文的帝与天坛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来指代圣经中的上帝；就不难发现，两个"上帝"差别之大，一点不亚于《旧约》中的耶和华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这是古代神权政治的残留意识。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圣人"来源于怪、力、乱、神。这一意识在世界古代各国和近代落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后可成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现人神"）。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神话则得到最为鲜明彻底的表现，因为中国最古的帝王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国民间历来有封神习俗，如关公、岳王、妈祖等即是。那么，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为人的呢？原来，是经过了"神话的历史化"
，也就是对神话作出道统化的阐释，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如上所述，儒家的圣王史观和圣经的启示有什么关系？答曰，是X与Z的关系，它们分属文献A与C－－除了
"ABC神学"的极力撮合，它们毫无关系。
2，殷周卜辞金文里的帝（X），与新旧约的上帝（Z）同样没有共同之处；正如北京的天坛（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国农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与福音的"神"（Z）没有共同之处；正如洪秀全式的萨满通神(X），不同于基督徒的祷告（Z）。
3，圣王史观，也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喜欢崇拜圣人、依靠伟人；而要求别人也常以圣人标准；结果虚伪客套、理论脱离实际之风盛行。
4，"ABC神学"是没有生命的。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还有的学者拿老子的道（X）与比作耶稣的道（Z），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
Pelphrey：《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
－－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承认他不懂中文，对老子的理解可能受到翻译的影响。
确实，引起误解的恐怕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因为既然我们的译本用"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一词来翻译《圣经》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就难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坛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圣经》里的上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在几千年以前就有关系，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谬论。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关系"只是翻译时不得不借助的语词借代上的关系。
就以老子的道（X）与耶稣的道（Z）来说，因为我们用"道"这个汉字来翻译英文圣经中的"Word"或是希腊文中的"Logos"，就难免会激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哲学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圣王道统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对耶稣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进行的预表，从而得出《老子》是"中国先知书"，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谬暗示。其实呢，《约翰福音》借用希腊语词Logos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并不说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乃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或是法则Logos或是话语Word，并不是哲学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话，是明明白白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回答魔鬼的诱惑时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里的那个
"话"（"道Z"）。
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的"话"，希腊哲学里有过吗？当然没有。中国文化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在《新约》中，这样的道和话，集中体现为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拯救我们世人，替罪人死、并要我们通过分享他的血和身体，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谈论的权谋战略（关于《老子》的"战国阴谋书"特点，笔者在《联想与印证》的第六章《乱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和第七章《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比较《老子》与《孙子》）》，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言）。耶稣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耶稣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统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家"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岂可同日而语？
《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欧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那岂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如此繁琐"ABC神学"，越学越麻烦；还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拥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
诚然，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倒是比较容易为国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实只是就地取材、偷工减料，结果入了保罗话，"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装。人民主权论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权论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有替代的关系，但并不是同类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的基础乃是基督教，就像说基督教的基础乃是罗马帝国一样，牵强附会。对基督教来说，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物，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圣王史观，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乐于崇拜圣人、制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启示与福音还不是知识与理论，更不可随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修改、损益。
五，ABC神学家们的考证功夫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多页，分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
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13，后记。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就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
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
书－－创世记有关联。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
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先生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七，"ABC神学"的根源
"ABC神学"的根源，不仅是汉语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精神的病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卑感的心态的问题：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否则我们岂不落后于人了吗？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哪怕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一定要说是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类。
如果有人立足于上述的"ABC神学"，去建立所谓"基督教汉语文本"，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基督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释学的对话结构，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当然更不是甲骨文萨满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
"基督教汉语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华思想的翻版。基督教并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亚伯拉罕有耶和华信仰，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圣经记载的还早，有五千年历史。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老子的圣人比《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几百年，甚至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直接来自文革中"批儒评法"、"《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缩影"的毛式怪论。）
2，圣人神道设教。把基督教作为工具，来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来推广福利，以基督教来铺垫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会……这与个人英雄以社会主义的盛名夺取政权，以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其实，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这在新旧约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说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为贵"思想的翻版，与斥责人性罪恶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无关系。
3，仿效"你们要斗私批修"的论调，以基督教作为教化他人的理论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祖先崇拜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养性，把中国的隐士心态（所谓"逍遥"），注入基督教（所谓"拯救"），结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直至把基督的福音变作老庄的禅学，东西对比，南北对话，好不热闹。
前面说过，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与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戒除"ABC神学"，尤其记住"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这里十分清楚，不同信仰的神名（Z/X/Y等等），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ABC神学"不该归入基督教神学。而X=Z的上帝混同论、信仰混合主义，则是没有生命的。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见，既然是新酒，就不能与旧瓶的余孽互换。道统（X）装福音（Z），《老子》（X）表耶稣（Z），一方面使旧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变质；还会使人们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新酒。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
圣经记载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出埃及记》34/14）
圣经的上主不是专制暴君，他给自己的子民选择的自由，他只是不许可混合主义："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除掉，去事奉耶和华（相当于Z）。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相当于Y）呢？"（《约书亚记》24/14－15）
看看这里，与我们通常的误解相反：耶和华并不属于犹太人的祖先，更不是犹太人的祖先神；相反，他启示约书亚，要犹太人在犹太人祖先的神（相当于X，即相当于甲骨文的帝、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和耶和华神（相当于Z）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上帝的选民既然必须如此，为什么现代中国基督徒就不能像上古的以色列人、中古的欧洲人，老老实实放弃自己远古祖先的迷信思想，而不再利用它来顶替耶和华信仰呢？
如果自命基督徒而实际上只是"ABC神学"的教徒，那就太可怜了！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看做万古不变的规律；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如此建立"基督教汉语文本"？陋哉！
〖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
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 2002年6月7日－－6月10日〗
再谈“ABC神学”——从中国处境理解启示与文化的分别
2003/08/22 谢选骏
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召开的“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提出《“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意在揭示中文世界正在发生的宗教混合现象，即在A、B、C等不同宗教的不同神明之间进行互换，通过张冠李戴途径，指鹿为马，从而达到改变原有信仰内涵的目的。其背景，可能是某些传统宗教为了保住地盘（“普世化”）和新兴宗教为了扩大地盘（“惟我独尊”），而采取的“方便法门”这一古已有之的传教方式。
但是，这种方法是不合《圣经》的。按照耶稣在《马可福音》（12:17）所说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处理我们精神现象的相应态度也是：“文化归文化，启示归启示”。圣经意义的启示就是神学家们所说的“特殊启示”，而圣经意义的文化就是所谓“普遍启示”，其内涵包括宗教迷信、科学艺术、人文主义世界观等所有“人类的发明创造”。
据我们理解，启示是自上而下，来自神的透露，通过体验而起作用，凡人有耳不见得能听，有眼不见得能看；文化是自下而上，来自人的创造，通过经验而起作用，凡人有耳就能听，有眼就能看。启示与文化既有如此明显的界限，当不致混同。
然而人是通过文化（如人的语言）去理解启示（神的旨意），以建立信仰的，所以在人的信仰中不得不经过文化的桥梁。尽管启示与文化之间具有本质的鸿沟：信仰的对象应是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的文化（否则就变成人本主义和科学实验了），尽管信仰常常通过文化桥梁去接近启示的内涵。如此看来，启示与文化的分别，实为精神现象的重中之重。而基督教，也正是在启示与文化的紧张关系中，不断书写著自己的历史的；因为基督教本身并不是启示，而是人对启示的理解和实践——所以基督教文化与圣经启示不能等同起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启示是纯一的，而基督教内部却充满了歧异与纷争。
至于具体到中国处境，我们怎样理解启示（特殊启示）与文化（“普遍启示”）的关系呢？怎样看待这一关系下的基督教呢？
一，老子岂曾化胡？
最近整理国故，翻书至《列子仲尼篇》，看到以下一段奇文：“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
这里明明是用道家的方式在替佛家传道，结果有的福音朋友却大喜过望，将此解释为“孔子已经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奇迹”了。然而，这位“西方圣人”有十字架上的宝血吗？如果没有，那么这段奇文为什么不是在“预表佛陀”呢？为什么不是在“预表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方真理”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呢？可能受到此说影响，近代欧美人士在“脱基督教”的过程中竟然热衷与传播所谓“耶稣学习佛法”说，以为自己改宗佛教进行张目。而早在十九世纪所谓“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的先驱那里，已经深受佛教影响，如叔本华（Artho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示；西方主流思想甚至渐渐受到波斯拜火教与印度教等复杂的东方宗教的影响，如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1844－1900）所示。再如存在主义的一对核心概念“存在”与“本质”，十分接近佛教的核心概念“色”与“空”；不能排除有可能是从后者移译过来的。
其实，只要稍具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人便不难明白：《列子》乃是一部成于魏晋时代的伪书，其中除了“古代神话”的思想资料外，其余有关先秦的文史哲内容都被学术界定论为指桑说槐，极不可靠。而魏晋时代是佛教大炽之时，上述文字实为典型的“老子化胡”宣传。
何谓“老子化胡”说？
原来，佛教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逐渐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有不甘心大权旁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的士人，乃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有关记载，宣传说是老子出陕西函谷关西去，大概经过西域转入印度，沿著佛教东渐的路线预先逆行，教化了悉达多（即佛教创始人，姓瞿昙Gautama，名悉达多Siddhartha，主前565年-483年，死后被弟子尊称为“释迦牟尼”），所以是老子教化了印度西域的胡人（老子化胡）。（原文：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到了现代中国，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播成绩斐然，蒸蒸日上，势力渐渐超过佛教，于是一些好事者不免效法“老子化胡说”以为传教的方便法门。正如谢选骏在《“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曾经指出的，ABC神学家们指说《老子》书中包含了预表耶稣基督的启示内容，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他们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Pelphrey：《碗的默想：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还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儒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老子》诚然谈“道”，但老子的道有十字架上的血吗？如果没有，那么这“道”为什么不是道教的“道”呢？为什么不是混合真理与谬误的道的“道”呢？
二，基督徒的信仰是要“分别为圣”
同样是一个“神”字，但是不同的人赋予的内容不尽相同。同样是一个“道”字，但是不同的时空其所指可以千差万别。所以信仰的关键在于“分别为圣”，方能不失本意与真道。
就以希腊人的逻各斯（logos）来说，在人文主义的文献学者看来，主前三百年，斯多噶学派(StoicSchool)将其发展，认为logos是天命、神、宇宙理性(Logoscosmos)，而宇宙又是有理性的，它的中心是宙斯神(Zeus)！人的生命有两种成份，一是看得见的，属肉体的；一是看不见的，属心灵的，哲学的目的就是追求那属于心灵的逻各斯。主前一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将此逻各斯与《旧约》“神的话”结合起来，以logos为上帝与创造间的媒介，人心也通过它来认识上帝。到了新约《约翰福音》，这逻各斯就成了“道成肉身”的“道”。约翰用斐洛的观点解释了神的本质与耶稣的来源。
然而，基督徒不能这么看问题，否则岂不是把圣经的上帝和希腊神话的主神混为一谈了？圣经的上帝不是暴君也不是偶像，并不强迫人们追随他，而是给人们选择的自由，所以决志信他的人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然而毕竟，圣经的上帝是不喜欢和别神和光同尘的，上帝厌恶人们把他看做巴力、宙斯或是老子的象、山海经的神。“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弥迦书》4：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5－6）这里的界限很清楚，没有可供ABC神学家利用的模糊之处。
圣经明确宣告人多势众不能冒充真理，上帝喜欢的是先知以利亚式的分别为圣：“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王上18：21--23）最后这四百五十个先知去了哪里？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王上18:38－40）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所以《弥迦书》中的先知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可见，“奉耶和华的名”（以及新约中“奉耶稣基督的名”）与拒绝别神和偶像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信仰者与文化人的分水岭，是敬拜上帝和敬拜偶像的分别。而神的启示就在圣经中：《约翰福音》就此总结说：“律法本是借著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17）而操持ABC神学的混合主义者，却是企图通过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来左右逢源的。正如圣经早就指出的“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事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列王记下》17：33－34）因为他们要两面讨好，企图抹煞新旧约圣经是启示的唯一来源这一信心关键。
三，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样具有罪性
早期的以色列人虽然领受了启示，具有了选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同时也有文化，其文化同样具有罪性。例如偶像崇拜其实就是其祖先文化“在大河那边”的特性。早期的先知以利亚集中批判偶像崇拜的罪恶，后来的先知则警告社会的非正义和道德崩溃将会毁灭国家。在主前八世纪，先知运动产生了四个典型——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和弥迦。他们斥责社会的非正义，强调上帝的公平、公义，上帝喜悦善良、慈爱，不喜爱祭物；上帝要求人们“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先知们要求那些沉沦在崇拜偶像的文化中的人们，返回上帝的启示。
古代以色列人不是文盲，不是一穷二白的革命叫花子，相反，他们是带著丰厚而复杂的异教文化的传统，进入启示的信仰的。据《创世记》第十二章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迦南去。”结果亚伯兰下到埃及，却让妻子撒莱冒充妹妹，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亚伯兰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吉普赛式”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亚伯兰是生在文化中，然后才接受启示的。
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亚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11：8）而从文化到信仰，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信仰状态就是活在启示的光明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约书亚记》24:2）只是在过程终了之后，亚伯兰才成为信心之父，保罗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罗马书》1：17）的。
正因为上帝是凭借信心召选追随者，而不是凭借血气，所以圣经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3:9/路加福音3:8）但是人们的血气却迫使人常常靠著血气喜乐和自义，而不是单单靠著圣灵。其实呢，上帝的信徒是“凭著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著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著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加拉太书》4：28－31）在《圣经》看来，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已经因为信心而取代了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而相比之下，弃绝上帝、杀害基督的犹太人，已经在新约时代沦为使女的儿子，只有遭到赶出去的命运了。
“不错。他们（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基督徒）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罗马书》11：20）
不仅异教徒、无神论者、敌基督的犹太人，会犯这样的“血统论”错误，基督徒也不能全然免俗。所以保罗警告说，“不错。他们（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基督徒）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罗马书》11：20）如果凭借血统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样具有罪性，甚至拜偶像，这在圣经中是一目了然的。下面我们还可以从新约时代使女的儿子（犹太人）所发展起来的敌基督的“拉比犹太教”走过的历程，揭示文化代替启示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四，两个律：启示的律与文化的律
在肉体领域，人们受到两个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感谢神，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7:14－25）
在精神领域，人们也受到相似的两个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那就是启示的律与文化的律。例如从敌基督的犹太人的沉沦过程，可以看出若用文化来冒充启示，将怎样导向灵魂的灭亡。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起源于旧约信仰，基督教沿著新约方向发展，犹太教沿著《塔木德》（Talmud）的方向发展：
例如，犹太教徒必须恪守《塔木德》所列的613条戒律，就像遵守圣经一样。显然，他们把文化升格为启示，是典型的偶像崇拜。这些戒律中，有训戒248条、禁戒365条，内容覆盖每日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偶像崇拜不一定是“形象崇拜”，拜观念，拜教条，拜天坛里的牌位，总之拜文化，就都可以视为拜偶像。
犹太教特别重视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行为，因此《塔木德》的实际影响盖过了圣经。
主后七十年，罗马政府攻占耶路撒冷后，从治安考虑，驱逐犹太人出城。犹太人四散各地，原有的摩西律法在实行中发生困难。尤其主后一三五年科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再无重建圣殿和祭司集团的可能，结果形成“拉比犹太教”。其特点是重视律法的阐释而不注重教义和传教；在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关系上，则承认世俗律法在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为了让文化挤入启示，拉比们甚至编造谎言说，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两部《托拉》（Torah，指摩西五经即律法），一部“成文的托拉”，还有一部“口头的妥拉”，而后者“是一部更大的教义书”。
根据这种混淆视听的神学，“口头的妥拉”论开始把相关评论系统化。主后一七五年才完成了第一部口头托拉的版本，二00-二一0年成书，称为《密什那》（Mishnah，希伯来语音译，源自其词根Mishnah意为“重复”，《密什那》意为“通过重复学习或教导”）。它实际上比新约（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形成还晚。
五世纪下半叶，拉比们又编著《革马拉》（Gemara，是阿拉米语音译，意为“补全”、“完成”，表示它补全《密什那》的遗漏部分并加以完成），包含大量与《密什那》原文没有直接联系的材料。包括律法诠释、伦理格言、布道文稿、历史记述和神话故事等。构成《塔木德》的后半部和释义部分，主要用阿拉米文写成。它和《密什那》合成《塔木德》，在成书上左右并列，但后世也单称《革马拉》为《塔木德》。
难怪有人评论说，《塔木德》像是一个装满了乱七八糟东西的柜子，一个没有索引的零散张页的百科全书。敌基督的犹太拉比们互相之间无法取得一致，但他们的观点却被认为同样有著某种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多么荒唐啊。
即使业已背离圣经信仰的犹太教徒们也不得不承认：“《塔木德》就是教导大家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结果反过来论证了犹太教徒的诬蔑“凡是《圣经·旧约》中律法显得过于简洁和散乱的地方，如关于安息日的律法，在《塔木德》中都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并汇集在一篇里。不然的话，要理解这些律法是不可能的。”结果当然是旧约信仰演变成了犹太教，《塔木德》具有了高于《旧约》的“解决争议问题的权威性”。即使这样，让所有犹太社团接受《塔木德》、认可文化高于启示这一谬误，还是经过了好几百年过程。
正是在《塔木德》以文化冒充启示、让信仰服从文化这一错误示范下，十二世纪西班牙就出现了一个号称“第二摩西”的犹太神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公元1135～1204）；十八世纪又出现了一个号称“第三摩西”德国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l729～1786）。这些假“摩西”的文化活动，结果造成犹太教本身分裂为正统派、保守派及改革派。其间对犹太律法与风俗如饮食诫命的解释及遵守，歧路亡羊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种以文化来代替启示的“发展”，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永恒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沉沦”，导向灵魂的灭亡：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8－19）
敌基督的犹太人把自己的文艺创作拿来冒充“托拉”律法，并且捧为“更大的教义书”，就构成了《启示录》所指控的那种“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的亵神行为，结果神的应许真是丝毫不爽，从那以后“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照此看来，现在可以回答什么是启示与文化的分别了：《圣经》上有的，就是启示；《圣经》上没有的，就是文化——哪怕是“基督教文化”如圣诞节礼俗者，只要它不在圣经上，就不能构成上帝的启示。
基督徒所信的，是启示而不是文化，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不同于启示，何况各民族的异教文化和人道主义的科学理论呢。如果谁拿文化来冒充启示，神岂不要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同样，如果谁把启示贬为文化，“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这里没有“ABC神学”可以推行混合主义的馀地。
还有一个与文化类似的现象，就是释经学问题。释经活动只是信徒们对圣经的理解，而不等于圣经本身。释经活动就好像是所有可以到达圣经的地图的总集，但这幅地图本身并不是圣经，也并不表示必然到达圣经。与“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发生的，是很多行人很可能在道路之间迷失了。因此释经活动本身虽然具有信仰性质，但不能因此就把释经活动的结果（释义内容）变成了圣经的扩充（如犹太教徒把律法扩大为《塔木德》的传说故事）。释经活动其实是可能发生人为错误的文化行为，尽管具有信仰性质，却同时具有片面性和即时性（所以不同教派或不同经师的释义经常不同，但是圣经却是整全的和永恒的）；如果神化了释经学，就无异扩大了《圣经》，而且使早已完成的圣经启示重新打开，可以加入任何东西，这样一来，信仰岂不乱了套？各种假先知、假基督岂不趁机起来“弘扬法术”？而所谓“文化基督徒”，岂不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文化来替代启示，以释经来代替圣经？
五，圣经启示不是文化，圣经历史乃是见证
出埃及，过红海，降玛哪，处女生子，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审判活人死人……这不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的历史；而是上帝启示的领受者们的信心的历史，是上帝选民的经典见证。如果有人认为“圣经历史”只是某个民族或是人群的历史，那岂不把神的启示贬低为人的文化了？从任何角度看，“圣经历史”都不宜理解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是神借著某种历史在说话。正如《使徒行传》不是使徒们的个人传记，甚至《福音书》上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记载，也绝非单纯的人物传记。所以不少学者企图从福音书归纳出一本“耶稣传”来的努力，无一不归于失败。如此看来，不论新约还是旧约的圣经历史，都是先知和使徒所记录的上帝启示，即，在圣灵感动下的先知和使徒们为上帝所作的见证。所以圣经历史才拥有大量的关键性的超自然的奇迹，但是却缺乏基本的世俗性的编年史式的叙事结构。许多人误解只有新约如此，其实旧约也完全不同于编年史，因为其核心不是科学的客观历史的记录，而是信仰的神迹启示的记录。
在见证不等于历史的意义上，耶稣曾经有一段话，尽管被人忽视，但却是深刻的启示：“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22:41-46；）另外《马可福音》12:35－37以及《路加福音》12:35－44，也都记载同样的内容，可见“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不是孤立的记载。
唯一没有这段记载的《约翰福音》，则另有一段进一步的表述，以说明耶稣基督不仅是大卫的主，也是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8:56－58）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祖宗”，而不说“我们的祖宗”，其中的寓意深刻而明白，即，耶稣基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犹太人！不仅因为犹太人具有罪性而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性，还因为“犹太人”这个人群称谓不可能是一个比“耶稣基督”这个神性称谓更大的概念，所以“犹太人”如何包括“耶稣基督”呢？同时，耶稣的上述福音自称也清楚宣告了：圣经启示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圣经历史乃是上帝选民的见证。
而基督徒就是主从万邦中分别出来的选民。对于基督徒来说，要像提灯的童女一样时刻儆醒，装备好油料，专心等候主人，不要瞻前顾后，让人造的文化侵蚀了信仰之灯，漏空了信仰之油。
对于时刻儆醒的中国基督徒来说，圣经上有关“面酵与面团”的启示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此，不妨认为，面酵相当于人造的文化，面团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信仰。而可怕的正是“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加拉太书》5:9）在使徒书信中，上面这句话是特别用引号圈起来的，可见是启示的关键点。让我们顺著这个关键，去体会主在新旧约中有关的一系列启示：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利未记》2:11）“烤的时候不可搀酵。这是从所献给我（上帝）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分，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利未记》6:17）“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作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利未记》7：12）“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路加福音》12:1）“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马可福音》8:15）
上面的道理对所有民族都是一样的。如犹太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信别神的；欧洲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行巫术的；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一样。但重要的不是我们祖宗的文化，而是我们自己是否还沉湎在前人的文化里，并企图文过饰非，用形形色色的别神来冒充唯一的真神。曾经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扫罗在服从了基督成为使徒保罗后，论到旧我与文化的危害时说：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哥林多前书》5：6－8）是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人造的文化来混同基督的献祭呢？扪心自问如此混合真伪的的“信仰”，是否对得起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
在使徒保罗看来，这种混合主义的破坏性后果非同寻常，所以他紧接上面一段发出了呼吁说：
“所以，我们守这节（基督被杀献祭的逾越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5:9－13）可见对于基督徒来说，清楚知道启示与文化的分别，是至关重要到了能否得救的关键地步。如果我们错认了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在灵性的迷乱中，ABC神学所造就的，很可能不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是某种类似于“基督教化的儒佛道教”的某种新兴宗教（就像“老子化胡说”不是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是刺激了“佛教化的道教”的兴起）。而ABC神学本身，由于它采取了混合主义的路线，所以即使它不是著力在“中国本色”上媚俗媚雅、寻求卖点，而是严肃得像所谓“拉比犹太教”那样把民族文化中的陈腐习惯和传统宗教鞣进神学理论——如用甲骨文来曲解圣经，用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甚至道教来曲解圣经，用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来曲解圣经——那也只能产生“中国式的犹太教”而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意义的基督教神学的。
最后，我们借用犹太教讲解《圣经·旧约》的《哈加达》（Haggadah）（包括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俗故事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故事，来说明犹太教以文化代替启示的错误，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警醒：
有一次皇帝对约书亚·本·哈南亚说：“我想看看你的上帝。”后者回答：“你不能看到他。”“但是，”皇帝说，“我一定要见到他。”到夏至时，约书亚让皇帝脸朝著太阳，对他说：“抬头看它！”皇帝回答说：“我不能。”约书亚说：“如果在太阳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你不往上看，那你怎么能想象出在他之上的神圣呢？”
实际上，人的眼睛是无法看清太阳的；到达人身的太阳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太阳光，也就是人能够承受的那些部分。这体现出上帝的爱。正如《四福音书》最后一句话说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些隐秘的福音，可能就像是那些没有到达我们的阳光，是上帝出于爱而有意隐秘起来的，含意也许接近不让过强的阳光照耀我们。君不见南极上空的几个臭氧层破洞，因为泄露了过多的阳光，已经让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了？难道我们需要破坏“信仰领域的臭氧层”？而且是运用ABC神学的伪信仰、伪科学、伪历史方法？
六，ABC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
《“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发表以后，笔者在某个网页看到杨爱程弟兄（或是姊妹）的一篇回应文章《对〈神州〉批评的几点思考》，其大意是否认ABC神学的存在。为了说明ABC神学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误解、想像或是“上纲上线”，特再提出ABC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以资说明。
前些日子看到一部洋洋二十多万字的大书《上帝与中国古人》（王敬之著，中国神学出版社），分为二十二章，作者又名王生忠，一九九九年十月曾在北美某著名传教刊物上发表《从民主到主民》一文，宣传“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有著大量的对上帝的信仰的记载。《诗经》中有许多的赞天颂歌。《易经》的开篇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赞美被称为‘天’或‘乾元’的上帝，指明人的幸福根基于上帝的赐福。《书经》《立政》篇甚至记载有：‘古时的人，例如夏代的人，他们的大夫们都能十分和睦融洽，他们呼吁杰出的人才能率领大家一起：尊上帝。’”但是作者在《上帝与中国古人》中还是明确批评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因此看来好像是持有反对混合主义的立场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也在各国大势推行，不少合一是建立在所谓‘信仰上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也开始了对话。其实，这种合一是没有圣经依据的。……真正的合一是真道上的合一，各人的信仰固然应该宽容，但唯有在基督里的真理才是教会合一的合法基础。也只有这个基石才是稳固与长久的。”（《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诗篇》）
理论虽然如此，但在具体论述方面，作者还是显然在推动基督教与古代中国宗教哲学的“合一”，而不仅仅是“对话”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有关摘录，来看看此书是如何通过基督教与古代中国宗教哲学的“合一”式的解释，来造成了ABC神学的。
（原载“第八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6月6日至9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附录《上帝与中国古人》
（王敬之著）
第一章圣经对中国的奇妙预言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著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二章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先知先觉
中国古代的先知们也可能是受了上帝圣灵的默化感动，“先”于人“知”“道”而领受“天命”，将其所“先知”之道传给其他的百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圣灵所默示，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未收入《圣经》之中。然而我们却相信，那普照凡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也曾光照中国的先知们，立他们作他们时代的光。中国的经典中有不少记载，直接以“上帝说”开头，表明上帝在古时，并没有忽视中国古人，而确实与我们的先祖有过交通与引导。基督教界虽有人因偏狭，而盲目否定这一史实。可幸的是，“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是宽宏的，“他并不偏待人。”（约一3∶21；徒10∶34）……看明了先知及其使命，接下来要回答是的，中国的先知都有些什么人？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给出全部的古代先知名录。但有一些却是广为人知的。比方说被尊为万世师表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自称是学效先王之道（尧舜所传的圣人之道），孔子收集整理了大批的上古时的诗书史料，自谓“述而不作”。他一生设帐授徒，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是古代圣人之道之集大成者，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又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儒家虽不称为教，但其思想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之深，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和现实。……
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276-324）对其中的生命之树，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郭璞赞》）人“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著。”（创3∶22），岂不就是“不死之树”“神木养命”？将来得赎之民所居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22∶1-2）。那生命水岂不就象郭璞诗中所说的驻年的“赤泉”？那些“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22∶14）的人，岂不是“禀此遐龄，悠悠无竟”？……
与孔子同时代而稍长于孔子的老子（生卒不详），今天被认为是中国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开山鼻祖。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既简明又包罗万象的《道德经》五千言。或许他的教导与信息历代以来一直被人误解，被神秘的迷雾所笼罩，使其中的灼灼的亮光未能射入人心？被中国人奉为“亚圣”，在孔府庙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其生平事迹也与孔子老子一样不详，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充满智慧与教诲的《孟子》被收入《四书》之中，与《五经》并列，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必读经书，并被列于宋以后的科举考试的必试内容。还有一些比上述三位早又倍受三圣尊重与仰慕的上古时期的君王与圣人，如尧舜、文王周公等，都应列于中国的先知与智慧人之列。
有趣的是，孔子之前中国的古人，均称从天领受的道为圣人之道。孔孟之后，为道者虽称所承继的为孔孟之道，其实也就是圣人之道。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道统。虽然时代变迁，而这个道统却不改变。论到这个千年延绵传承的道，唐代大诗人大文豪韩愈在他所写的《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按照韩愈的说法，孟子之前的先知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个道。孟子之后这个道开始在中国传偏了。可是要找到千古传承的道的来龙去脉，真正的解开这个千古薪火相传的圣道，就有必要回到中国上古的历史的起点。中国的历史分为传说的历史与“信史”两部分。“三皇五帝”中的尧舜就属于传说的历史部分。而中国的信史始于公元前2205年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人在此之后的历史均有著可信的史料保存至今。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没有早于公元2205年的记载呢？或许夏真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也未可知？有没有别的有关世界历史的可信记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几千来扑朔迷离历史悬谜呢?
据《书经》记载，尧舜曾向“上帝”献祭。“上帝”是对至高主宰者的敬称。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所说的上帝，其创造主的身分以及其圣德与本性的方方面面都一一对应，难分彼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发音也极其相近。希伯来人称“全能者”为El
Shaddai；用汉语中保存古音最完好的广东话读“上帝”一词，与希伯来Shaddai相差无几！这难道又只是一种巧合？
尧舜二帝，及孟子提到的伊尹等，都是当时的有德之人，他们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圣人”。他们的话常被后世的圣人所引用。我们将在本书中发现，他们所教导的道理正与《圣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发现，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作的一些预言也与《圣经》中的一些最奇妙的预言不谋而合。虽然不是每个预言都如《圣经》中的预言那样准确无误，但却无疑地向世人证明∶
第三章华夏文明宝库
从孔子叙述中可以得知，《周易》里面深藏著不少关于上天所启示的道理，不然人何以因读易而可知天命呢？以易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两篇文字可以穷尽的。我们将仅摘取《易经》中较具代表性的语录，来研究这部古经对人类认识上帝以及上天所赋与的人生使命的指归。……另外，我们知道《圣经》为一部上帝亲自启示的经典。人们读《圣经》也是为了知天命而行天命即行上帝的旨意。而且《圣经》是对上帝旨意的完全的启示。两经既同样启示上天的道理，我们还将发现，藉著《圣经》所发出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易经》。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结论，不懂《圣经》的人不能真正读懂《易经》。……
《道德经》分为《道篇》与《德篇》，纵观全书，其所论及多而深者乃圣道与圣人，俨然一部中国的古代的《传道书》。……
另一部是《孝经》。《孝经》曾位列六经之位，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民百姓，一般都以《孝经》教子育人。观其全文不过千八百字，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大，实不在任何上述经书之下。文明世界，惟神州中华有此一部《孝经》世代相传。不仅如此，后人郭居敬更是选出二十四位孝敬父母的模范，作为中华儿女学习效法的榜样。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二十四孝∶虞舜、汉文帝、曾三、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续、唐夫人、吴猛、玉详、郭臣、杨香、朱寿昌、瘦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裹、丁兰、孟宗、黄庭坚。《孝经》乃对上帝所亲立的“十诫”第五诫之阐发细说，中国社会蒙上帝之赐福，数千年国立不破，实为遵守此命而蒙上帝应许之福使然。关于“十诫”我们后文将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详说了。希伯来人虽有十诫明文，可言行不一，虽为上帝特选作为圣言的保存者，可是其信诚却远不如中国先人。以色列屡遭灭国之灾，有辱上天所托；偌大个中国却蒙福至今，其中孝之理大矣！顺从与不顺从，乃是祸福的关键。
第四章孔孟二圣的惊世预言
《孟子尽心章句》最后一段，也是《孟子》全书最后一段∶原文：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的前半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馀岁”。舜在禹登帝王之位之前去世。而禹是建国公元前2205年前后中国第一朝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根据历史年代，殷商第一位帝王汤王卒于1753年。汤王去世之前五百年，则为公元前2253年。而这个年代正与尧舜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影响的年代相吻合。考虑到《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47年这个因素。《圣经》上说到耶和华上帝“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11∶9）；中国史书对此却无记载。我们若相信《圣经》的话，就能看出，中国人也必从此而来。公元前2253年前后，应该正是中华祖先从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巴别塔（今伊拉克境内）所在地，由西向东大举迁徙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对于这一迁徙，中国古经并无记载。……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孟子所描述的“圣道”薪火相传的美妙图景。汤是这个链环中的关键性的第一环。夏朝的最后一位帝王桀，亲女色，疑直臣，荒淫无度，滥杀忠良。汤会合诸侯，起兵灭桀，取而代之，夏灭商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汤武革命”。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第四十九》）。汤王是一位圣明的君王，尧舜之道在汤身上得以发扬光大，普照天下。汤在位十三年崩，即公元前1753年。到汤时尧舜早已作古，故汤之于圣道乃听人传说而得。这里同时告诉我们，早期的圣道是囗头相传的，并无文字记录。……
中国帝王年谱上虽无文王之名，可他却是周朝真正的开国元勋。《诗经》上却充满了对文王的赞扬。例如《皇矣》。……“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这里所说的禹就是民间传说的大禹治水的那位治水英雄，中国夏朝的第一位帝王。皋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辅佐舜和禹两位帝王的两朝重臣。说是大臣，其地位却又异常的特殊，常常教导舜和禹。（见《尚书·皋陶谟》）与《圣经》中的先知地位极为相似。他们与舜和禹生活在同一时代，故得亲自见到并晓得尧舜之道。……
我们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我们因此更应该感谢上帝，在中国的先知之中，为华夏的子孙留下了寻找并确认那位要来临之圣王的预言！使“我们可以靠著他得救。”让我们进一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寻索，看这位在中国兴起先知，发出预言的上帝，藉著华夏的先圣，为了使中国人认识他，还留下了何等宝贵的记载。
第五章中国古人所敬拜的皇天上帝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认识中国人所认识的最初的上帝。当中国的祖先在公元前2247年左右告别巴别塔，由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从西向东，迈进中国大地时，我们发现当时的中华祖先所敬拜的，正是《圣经》中所说到的义人挪亚和他儿子闪的上帝。传说中的“五帝”中最后二位分别是尧和舜。这二位先帝的一直以圣王的美名而流传了下来。《书经·舜典》中记载舜帝“肆类于上帝。”从这两则短短的描述之中，可以看出尧和舜都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中国上古社会所传习的圣人之道，也是自尧舜开始。中国最古老的《书经》的第一篇就是《尧典篇》。……
令人惊讶的是，汤所遭的五个大旱荒年，恰与古埃及所遭的七个荒年中第二年年尾相应！都发生在公元前1766年！两地发生的七年大旱同时发生同时结束。中国商汤救旱，恰好证明遍满天下的七个荒年的《圣经》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而《圣经》的记载也证实了中国关于商汤救旱的历史记载。两者相遇在公元前1766年！这一记载，向中国人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证据，《圣经》是真实可信的。……
从年代比较表上，细心的读者，还能看出另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同样惊人的历史事件∶即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的出埃及，并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于公元前1401年最终安居迦南，与中国人在盘庚率领下在公元前1400年完成历史性的迁都与朝代的更名。盘庚所给迁都的答案，竟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一样无二。都是要恢复祖先们对上帝的德行而这种德行，乃是以敬畏上帝为根本特色的。那位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与指示盘庚迁都的上帝，乃是同一位至高的真神。可见，中国人所认识的天，正与圣经中所说的天父相同，而古人所说的上帝，正是圣子耶稣基督。千百年来，那位带领中国先民的上帝，正是神人共体的人子耶稣基督！
从古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秦的时代实际是以上帝（基督）为中心的时代。这一点从近代出土的各种殷商祭祀文物与其上的铭文上可得证实。受命的君王被称为“天子”，表现了人与上帝的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天子”的名字并不是帝王的专称，每一个顺从天命的人，都是天之娇子，都是上帝所生的“天子”！我们发现上帝在先秦的时代，使用先知先觉们传讲天道，甚至还直接与他们用言语进行交通（如与文王）。秦王焚书之祸，虽然使他们所传讲的一些宝贵的话语被焚，但真理的亮光却没有被大火所灭。那位使天地流转运行的上帝，仍是天地的主宰。太阳仍然每天升起，月亮照样彻夜透洒清辉。上帝会让那些在神州大地的“天子们”被扣在黑暗之中吗？中国的先知先觉之中有没有受到天道更深刻的启示呢？
第六章破译道的奥秘
老子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好有一比。……
《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I
AM”）的意思。是取法于自我，以我为法的自有永有的自在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自己为法的依归。“道法自然”与“自有永有”都是“自在的立法者”。……
我们在这里尝试著在《圣经》的光照下，提出一种解释。上帝（道）乃为一，任何一位上帝均可代表其他二位，任何二位上帝也可代表三位上帝。三位上帝一起创造万物，即“三生万物”。
第七章浩然之气
回到孟子所说的浩然道义之气，我们看出唯一符合逻辑又与此气之卓然性相一致的答案就是∶此气乃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气”——上帝的圣灵！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孟子在这里不经意地谈到了三位真神道（圣父上帝），（圣子上帝），浩然之气（圣灵上帝）。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圣灵为三一真神中的一位上帝。那么，除了我们上面所引的两段经文之外，《圣经》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经文用气来指代圣灵呢？圣经》另有一处论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囗气，说∶‘你们受圣灵。’”（约20：22）。可见，《圣经》中的确用“气”来指代圣灵。……
在甲骨文中“气”的写法为“三”。这三很有意思，它不仅象徵著飘忽的气，而且说不定就代表著三一真神中的三位上帝；因为圣灵乃是三位真神的代表。孔子所作的《易经·说卦传》开篇就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暗中得到神明的帮助，以“三”代表天。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表徵。中国人称上帝为天，神明启示用三代表天。这中间的奥秘，只有在圣经中才能看得分明。……
“天生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那从天而降的玄鸟，那位使汤王顺从上帝，敬畏天命的玄鸟，不是圣灵又会是谁呢？！原来那位奥妙的圣灵早已在神州中华作救人的工作，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圣灵更是藉著福音向我们心里说话，要为我们生一颗重生顺从的心。愿我们都向他敞开心门，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
第八章《易经》中的救赎大计
中国人虽不幸失去了许多古时的宝典，但可幸的是，上古的大道所失丧的礼乐，圣人之道，都完整而且更全面的记载在《圣经》里了。……
第九章孔子的未竟之愿
孔子辛勤的耕种与不倦的教诲，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留下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著作虽不是《圣经》，没有道明完全的使人得救之道，然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都是有益的。我们似有理由相信，孔子所“述”的很多教诲，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孔子自己所意识到的一样，也是受圣灵（出于天）感动，乃为“上帝所默示的”！这样的分析使我们看出孔子这里所说的道与神乃是指著耶稣基督而言。……
孔子编辑整理《书经》、《诗经》、《易经》又作《系辞》《说卦》等同载于《周易》之中。他深知先圣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创造主，是人类福乐的根源，上帝的命令没有差错，上帝公平公义，仁爱如慈父，关切如良医。孔子也知道先王们对上帝所存的恭敬的态度。虽然到了孔子的时代，祭祀上帝的礼，就是所谓的郊社之礼已经失传，但孔子对上帝仍存著十分恭敬和忠诚的态度。孔子一生虽然没有宗教的外表，却有宗教之实。这比那些只有宗教的外表，而无敬虔的内心的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不知高明多少。孔子不是简单的承认有“天”的存在，而是尊神论者，敬神论者。
第十章中国古人所向往的圣人
毫无疑问，耶稣基督就是孔子想要见到的那位圣人！因为他不仅应验了所有希伯来先知对他的预言，而且惟有他应验了中国古代先知对那位要来的圣人的预言。或许有人会问，在耶稣降生之前就有福音传到中国，这怎么可能？还是约翰的那段经文“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约1∶9）。作外邦人的使徒的保罗也曾就这个问题自问自答。“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罗10∶18)所不同的是，古时传给中国先祖们的福音，乃是隐藏的。而十字架之后福音的奥秘才得解开。“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如今借著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弗3∶5；罗16∶25）而将这奥秘解开了，“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西1∶27）……
或许最美妙的中文字就是“义”。在甲骨文中，“义”字可分解为羊像一件衣裳遮蔽在我身上，而“我”则是一只拿著利刃的手。是我的罪杀死了身为上帝之子的圣人，是圣人用他的死遮蔽我的罪将我失丧的义重新培植在我身上。……
耶稣在世从不与人相争，却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囗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2∶8-11）。这岂不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
第十一章圣人之死
中国人历来重孝道，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延绵不断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述说著上帝对中国的赐福。在上帝所颁布的十诫之中，论到爱人方面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中国的历史见证著上帝应许的真实与可信。谁知道上帝将这个重孝道的国家保存至今不是要在这末后的日子给世界提供一个孝顺的榜样呢？就是那些所谓基督教国家，那些提倡“女士优先”的国家，有哪个不会在“尊老爱幼”“长者优先”的神州中华面前汗颜呢？……
老子所说的荣与辱不仅关系到圣人个人的荣辱，更广含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荣辱。圣人知道，惟有甘守天下之辱，才能使天下共荣。耶稣甘受其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正是为著这一点。
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诗篇
我们在中国的古经中，没有找到成文的十条诫命，但是却发现古代的圣王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存在，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懂得十诫律法的神圣原则；懂得政府的治理必依法律，而且法为天授。……
中华民族得以延续至今，为上帝所保存，谁知道不是要在这弯曲背道的末世给世界作一个榜样呢？就是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实行上帝所命定的孝道上，岂不也都要在被他们称为“异教”的中国面前脸红吗？……
十诫中其余的五条，就是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中也都有所体现，更不用说古代先圣的教诲了。……
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用来保护他的子民的高墙，犹如中国古代的长城。……
中国的古人虽然失去了完整的“造物者的诗篇”，但他们却清楚的意识到那崇高的标准是不可降低的。
第十三章玄妙之道
孔子与耶稣的教训乃是出于同一个泉源。“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约一4∶7）孔子和耶稣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及“最妙的道”，都是以“神道设教”，都是“述而不作”，所传达的都是上帝的教诲，并不在乎在两者中分出个高低上下。
第十四章天之道与人之道
《中庸》中的“诚”或“至诚”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此“人之道”，也就迎刃而解了。简而言之，人之道，就是获得基督，让基督住在心里或住在基督里。
第十五章《新易全书》
古今的学者，对《易》的注疏解讲可谓汗牛充栋，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梁启超在论及易之根本时说：“学易的人，最要紧却在一个悔字。悔必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虽遇凶咎，结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说，假年学易，可以无大过。”可见变是悔的结果。有所思而有所悔，有所悔而有所变。通过变而与天合一，得天之佑。天人合一，“悔”是关键。……
《圣经》是一部教导人悔改变易的真正意义上的《易经》，每一页都满载著使人变化更新的能力。
第十六章大学之道
古代的中国，有灵异的光芒从中国的古经中放出，光照上帝在神州大地的中华儿女；而在今天，从《圣经》里所发出的“大光”，却要将上帝的旨意（天命）的完全启示，赐给现代的中国人。在《圣经》中深藏著宝中之宝，谜中之谜。真正的求学之道，必始于此。……
即使在今天，中国古圣的教诲对于一个欲在《圣经》中寻找真知识的人，仍有著无量的教益。
第十七章天人感应
中国古代经书虽然对于祷告没有深入的记载与教导，民间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天与人是相通的，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有所谓“天人感应”“心诚则灵”之说。……
《诗经》中反复提说：“上帝临汝”，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位监察我们的上帝。“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诗147:3）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象在全世界上，他就为那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
第十八章生死之谜
汉字中的“命”字既可表示“命令”，同时也是“生命”的意思。古经中常用“命”字来指代“天命”。这一字之中，表现了顺命而生的道理。一切生命与能力都在上帝的命令之中。上帝创造天地之初所做的就是发出命令。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33：6，9）……
中国古经中的这些记述，与《圣经》关于死亡的教训如此相近，几近同出一辙了。……
第十九章天行有常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这“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中所说的七日，就一定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日的第七日之圣安息日呢？仅凭一段经文便作结论，似乎不能令人置信。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完好的理解孔子所作的注。我们相信，当孔子写下这些话时，必与老子一样，对自己写下的话未必有真正的了解，而很可能是在“灵感”中写下的。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孔子才坚持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说自己是传述真理与天道的器皿，而不是真道的发明者。孔子对周易作传是实，不真正懂得自已受感之下所写的传必也是实。不然，孔门之中必有将其要意传给后人的。可是察考《论语》也罢，《孟子》也罢，都得不到多少这方面的记载。受圣灵启示的人，对所启示的异象或信息不理解，这种现象在《圣经》中也是常有的事。但以理先知就不明白自己所见到的“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异象。……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孔子对《复》卦的三句评语了。孔子说“天生德于我”，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主上帝而来，而主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复）的主，这岂不是“复，德之本也”么？
第二十章郊社之礼
今天的北京仍保存著古代帝王向天祈祷的殿，就是现在的北京天坛公园。天坛始建于公元1420年。数百年来，一直是皇帝向天祈祷的圣地。孙中山创建民国时，中止了天坛的敬天之礼。中国历史上长达四千多年的郊祭，就到止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祭天大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之前的尧舜二帝。《书经·舜典》篇有，舜“肆类于上帝。”记载了舜向上帝献祭的史实。孔子在所编的《礼记》一书中，也多次提到“郊祭”。……
郊祭为何必须在京外举行？中国的经典没有予以说明。然而，我们若在《圣经》的光照下，对中国古老的像形文字进行仔细的研究，或许可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地上第一次牺牲祭祀，就是在伊甸园外进行的。亚当和夏娃所进行的祭礼是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人类的始祖，因为背叛上帝而不配继续留在荣美的伊甸园中，他们在偷吃禁果之后，失去了乐园。“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24）……
中国古老的像形文字之中，有一道“门”，形像地描述了伊甸园的门；那里有一道拦杆“闲”，拦阻通向生命树（“木”）的道路。上帝将生命树的道路拦阻，这样他们便不会成为永远的罪人。这一个“闲”字，多么有意思啊！而且，上帝荣耀的闪现（“闪”），也是在伊甸园之门，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象徵上帝荣耀的“火”，出现在“门”旁。在后来的年代里，上帝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鲑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出25∶22）……
我们多次提到过《书经》中有关舜向上帝献祭的记录。这里又通过对《圣经》与汉字的分析，看明孔子所说的“郊祭”，实始于伊甸园外的祭祀。……
第二十一章时候已到
论语中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孔子敬天爱人，但不直接谈“有神”与“无神”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知的持“无神论”观点较为有名的有汉朝的王充（27-97）与范缜（450-510）。王充在《论死》篇中反复论证，“人死不能为鬼，无知，不能语言，”且“不能害人。”范缜则发表《神灭论》来反对佛教轮回观与因果报应之说。后来，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只身与六十余名王公朝贵及僧侣辩论，不为所屈；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无神论”（死者无知觉）乃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而“有神论”（死者有知觉）正是撒但第一个大欺骗的继续！
第二十二章大同世界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自从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一直渴望回到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美好的家乡。参天大树、鲜花美景、花香遍野；有清澈的活水从生命水的河源源不断的流淌。有各种美味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四季常在。是啊，这就是人类所失去的，那曾与天使与上帝亲密交谊的人间乐园。现今的世界是非不辩黑白颠倒，谁不向往一个更美的世界呢？上帝将永生的愿望放置在每个人心里（《传道书》3∶11）。想像力有限的人类尚且渴望一个充满福乐的理想家园，上帝更是渴望将这美园赐给他所造所爱的人。……
太平天国是中国第一次有基督教意味的运动。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新教与天主教，都不再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守著人的遗传，在星期日礼拜，与太平军民按圣经所守的安息日不同；再加上，而洪秀全的信仰与实践之中，揉入了一些富于中国特色的理想，他对天国的认识受到了太平盛世与大同思想的影响。因此，外国基督教界与在这些教派手中接受教义的中国基督徒，都不承认太平天国的信徒为基督徒。而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太平天国是中国第一个“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教会。（完）
(编者按：这是反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可以融合的文章典型，仅供参考。建议对照阅读田童心《儒家神学新议》)
谢选骏
一，"ABC神学"的泛文化存在；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五，"ABC神学"的考证功夫；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七，"ABC神学"的根源；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经常会产生一些眼花缭乱的结果，"ABC神学"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是"ABC神学"？
一，"ABC神学"的泛文化现象
"ABC神学"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据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山沟里出马列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者，他一度算得上是孙中山的好学生，因为孙中山早在他前面三十多年就发明了：中国古代有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还有人民主权论，而《礼记》的礼篇的"大道之行也"云云几乎就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发明，因为早在孙之前，他的政敌康有为就在《大同书》中作如是想了。再早，还有洪秀全，拿《尚书》和《周礼》的上帝来建立中国式的洪氏天国－－太平天国，也就是道教黄巾军的太平（"小农思想"），加上山沟里的基督教天王的天国。因为洪秀全发现，山沟里可以出基督教。最为荒诞不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里还有一种论调，说是"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如果没有西方人的入侵，中国自己也会逐渐创造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如此看来，汉语言的运用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语义上的混乱，来达到某种理论的"方便法门"。而这方便法门不仅仅是政客家、革命家的宣传需要，也上行下效，成为文化人的哗众取宠的技巧。例如，有人说，
"中国古代已经发明了火箭"，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的"火箭"只是"火把射箭"，并不是现今的"神州四号火箭"。还有人说，"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上帝"，不信请看某某文献－－－而全然不顾古代中国的"上帝"只是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并不是现今的"普世上帝"的灵性。
这些方便法门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具体说，"中国宗教神话这些特征的形成，除了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关系甚深，还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语言尤其是文字的的艰深程度，无疑加深了记载神话时的困难，还为后代理解这些记录增加了很多麻烦。……例如，文献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献B中，看起来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献C中看起来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许多中国学者用这种寻求方法，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第1版，173页）
例如，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2月第一版）中，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在那里，"禹即句龙"（30页），"帝喾也是夔"（332页）。
再如，"神州"作为中国的古称，并不是指"耶和华神的起源地"，神州之神，甚至亦非鬼神之神，而是神乎其神的"神"；
我们这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是从毛泽东词"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始知道"神州"的。但是，毛并非宣扬有神论，他乃是力图铲除福音之人。"神州"是中华思想的民间表达，正如"天朝"是中华思想的庙堂表达，神州之"神"不过是中国之"中"罢了，是对自己国土的尊称，是形容词，是今生的骄傲，是属血气的，是眼目的情欲。正如甲骨文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的天父；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致英国国王书自称的"天朝"，既非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国，也非他的祖宗努尔哈赤的萨满教女巫；而是中华思想的自我期许。所以北京的"天坛"，不是敬拜天主的教堂，而是帝王祭天登基的地方。实际上，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明末东来的传教士，才在汉译耶和华时，使用不见儒家经传的"天主"一词，而避不采用现成的"上帝"、"神"等称谓？而圣经公会1979年出版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则干脆把耶和华译为"上主"。我想这有助于避免至少是降低方便法门的蚕食和侵害。因为中华思想严重的士人，曾以荒诞不经的"老子化胡"说，用这种堪称"古代的ABC/X=Z神学"（老子X＝释迦Z；道教X＝佛教Z；太上老君X＝佛陀菩萨Z），来强行解释佛教的起源，结果在学术界流为笑谈。而如果今天，亦用类似的方法传扬福音，就难免步入景教式的妥协、混合、没落的"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灾难的结束。
本文试图探讨上述利用汉语语义的混乱所造成的神学现象，但又莫以名之，姑且称之为"ABC与XYZ神学"。（简称"ABC神学"）。
二，"ABC神学"论共同的上帝
多时以前，笔者曾亲耳聆听过一位年长牧师的神学理论，由于他出身化学教授，所以旁征博引，令人眼花缭乱。其神学理论的要义是"共同的上帝"，说中国甲骨文里的"上帝"概念（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中文译本中的基督教"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当然也包括犹太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里的"安拉"以及其他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词语；而这些译本中的汉语词语当然等同于它们的外语原型（相当于文献C中的Z，如
GOD等等）；这样一来，甲骨文的上帝（X）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Z），便可以互相替代；而摩西五经的耶和华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天父……这样论证下来，中国古代的动物形状的"帝王祖神"，就可以等于至少是可以折合成现今"普世上帝"的灵性存在。
这样一来，"ABC神学"就可以得出新奇怪巧的结论说：
中国古代宗教和基督教甚至犹太教、伊斯兰教里的各种"上帝"概念，乃是共同一位。
当人们大惑不解地请益，这是不是说中国古代也有基督教？他认真回答说："有基督教的片断！"并举出《老子》、《庄子》、《荀子》、《四书五经》为证。
当有人请教说，这些古籍写作问世时，基督教尚未诞生；先出的先秦诸子里面怎么会有后出的基督教的片断呢？他慨然答曰，由于拥有"共同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片断也就先在地存于先秦文献之中了。他进一步论证，长期生活在"洋人"中间，他发现要解决洋人的文化优越感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我们中国也有上帝，而且比他们的还要早"。他表示，每当洋人听到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不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深深折服、自叹弗如的。
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诚然，这位来自温哥华的牧长具有令人扼腕的个人见证。原来，他离开祖国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因此梦想中的"中国文化"成了他在异国他乡唯一的安慰。有一次，他和一个红头发女人谈起中国文化，那人奇怪他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为什么还记得中文？他回答说，因为他每天晚上都用中文向上帝祷告。红头发女人说，上帝难道会听中文这种"亵渎性的语言"吗？可能是受到这种这种"英国岛夷式的民族主义"的感染（表现为对其反击），所以牧长先生就一定要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找基督教和福音。
上述曲折的个人遭遇，乃至文化自尊方面的需要，可以成为神学理论的当然论据吗？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现在"ABC神学"已经不是某位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渐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风尚了。流行风尚可以成为真理的证明？任何人都会说不。但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相当于X），与基督徒的上帝（相当于Z），混同起来呢？北京的天坛真的等于敬拜永生天主的教堂？如果这样，以前者（文献A中的X，即皇天上帝、天坛）去冒充后者（文献C中的Z，即耶和华、教堂），就是本文所说的"ABC神学"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混合主义（而不是"文化对话"）的产物。
不错，基督教乃是福音（包括新约也包括旧约－－旧约被基督教义视为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与文化的结合。所以一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福音与所谓"特殊启示"固然是错误的，即"对人进行了神化"；另方面，把基督教等同于一般文化和所谓"普遍启示"也是错误的，即"把神当作了偶像"。不可否认，作为福音与民族文化之结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叙利亚背景，科普特教会有埃及背景，所谓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动力则盛行于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圣公会显系英国国教，美国为移民国家，则教派最杂，也是异端与邪教最泛滥的地区；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击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情况虽然如此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把一个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还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或是福音、圣经启示（特殊启示）的文化，视为等同于基督教，甚至等同于福音和圣经启示，仍然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之一。
三，"ABC神学"混同上帝X与上帝Z
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今北京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可能来自甲骨文的"帝"和《书经》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毕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与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则中国早就是"基督教国家"了，何必传教士们如此辛苦，四处布道呢。那么，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向有关神灵祈祷问卜，奉献大量牺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并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自然，还把握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卜辞中的"帝"，与殷族的祖神"高祖夔"、
"高祖俊"同一，也与《山海经》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对诸神有支配力，如对风神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也可"帝不令风"。对于雷神，可以"帝其令雷"，还可以具体指示"帝其于之一月令雷"。对于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年版，第58页）
显然，这种宗教不仅是祖先崇拜的，还包含万物有灵论遗风。这位"帝"后来演化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还是与《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迦南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华吧？如果用"上帝X"来指代甲骨文的帝与天坛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来指代圣经中的上帝；就不难发现，两个"上帝"差别之大，一点不亚于《旧约》中的耶和华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这是古代神权政治的残留意识。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圣人"来源于怪、力、乱、神。这一意识在世界古代各国和近代落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后可成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时候就是"神"（"现人神"）。而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神话则得到最为鲜明彻底的表现，因为中国最古的帝王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国民间历来有封神习俗，如关公、岳王、妈祖等即是。那么，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为人的呢？原来，是经过了"神话的历史化"
，也就是对神话作出道统化的阐释，化天神为人王，化神话为历史。最后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神话体系"。这一体系，首先被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尧典》记录在案："(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迹，是他秉政的功业。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属一异己的种族集团(见《周书.吕刑》"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一节)外，其余三凶竟无一不带有动物神的形迹。
1，如上所述，儒家的圣王史观和圣经的启示有什么关系？答曰，是X与Z的关系，它们分属文献A与C－－除了
"ABC神学"的极力撮合，它们毫无关系。
2，殷周卜辞金文里的帝（X），与新旧约的上帝（Z）同样没有共同之处；正如北京的天坛（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国农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与福音的"神"（Z）没有共同之处；正如洪秀全式的萨满通神(X），不同于基督徒的祷告（Z）。
3，圣王史观，也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喜欢崇拜圣人、依靠伟人；而要求别人也常以圣人标准；结果虚伪客套、理论脱离实际之风盛行。
4，"ABC神学"是没有生命的。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四，"ABC神学"混同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
还有的学者拿老子的道（X）与比作耶稣的道（Z），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
Pelphrey：《碗的默想：<道德经>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
－－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承认他不懂中文，对老子的理解可能受到翻译的影响。
确实，引起误解的恐怕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因为既然我们的译本用"上帝"（相当于文献B中的Y）一词来翻译《圣经》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就难免会激发我们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坛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当于文献A中的X）和《圣经》里的上主（相当于文献C中的Z），在几千年以前就有关系，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谬论。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关系"只是翻译时不得不借助的语词借代上的关系。
就以老子的道（X）与耶稣的道（Z）来说，因为我们用"道"这个汉字来翻译英文圣经中的"Word"或是希腊文中的"Logos"，就难免会激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为哲学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圣王道统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对耶稣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进行的预表，从而得出《老子》是"中国先知书"，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谬暗示。其实呢，《约翰福音》借用希腊语词Logos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并不说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乃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或是法则Logos或是话语Word，并不是哲学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话，是明明白白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回答魔鬼的诱惑时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里的那个
"话"（"道Z"）。
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的"话"，希腊哲学里有过吗？当然没有。中国文化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在《新约》中，这样的道和话，集中体现为基督的救恩，是耶稣为拯救我们世人，替罪人死、并要我们通过分享他的血和身体，来永远纪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谈论的权谋战略（关于《老子》的"战国阴谋书"特点，笔者在《联想与印证》的第六章《乱世的哲学及其哲学家》和第七章《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比较《老子》与《孙子》）》，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兹不赘言）。耶稣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请教ABC神学家一下，这样耶稣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统里有过吗？当然没有。
读过《老子》又读过《圣经》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与《圣经》尤其是与《先知书》、《福音书》大相径庭。《老子》具有"兵书之祖"、"战国阴谋家"的方面，讲权术，人情练达皆文章；《先知书》、《福音书》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天父，不是以爱与谦卑做为手段，谋求克敌制胜。《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为百谷王者"的霸业，与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眼，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岂可同日而语？
《老子》是，无为无不为地取天下，《先知书》《福音书》是，尽心尽力地舍己归主：二者真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老子的"圣人"与耶稣基督划上相似号甚至暗示性的等号，那么，比耶稣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岂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锋"？不过，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欧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这"老子化胡说再版前言"，那岂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启示，这样，《老子》岂不称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国的基督徒，岂不是要在《圣经》外，还必须查考《老子》－－如此繁琐"ABC神学"，越学越麻烦；还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书五经拥有十字架的救恩吗？断乎没有。
诚然，传《老子福音》或是《四书五经福音》，倒是比较容易为国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实只是就地取材、偷工减料，结果入了保罗话，"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于"和光同尘"的老子权谋呢？又如何近似于"修齐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装。人民主权论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权论的基督教有何关系？有替代的关系，但并不是同类关系；所以说民主政治的基础乃是基督教，就像说基督教的基础乃是罗马帝国一样，牵强附会。对基督教来说，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产物，这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圣王史观，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因为圣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人，而是动物神怪演化来的超人；难怪中国文化乐于崇拜圣人、制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启示与福音还不是知识与理论，更不可随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修改、损益。
五，ABC神学家们的考证功夫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多页，分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
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13，后记。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就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
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
书－－创世记有关联。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
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先生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七，"ABC神学"的根源
"ABC神学"的根源，不仅是汉语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精神的病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民族自卑感的心态的问题：外国人有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否则我们岂不落后于人了吗？外国人有的，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哪怕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一定要说是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类。
如果有人立足于上述的"ABC神学"，去建立所谓"基督教汉语文本"，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基督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释学的对话结构，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当然更不是甲骨文萨满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
"基督教汉语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华思想的翻版。基督教并不新鲜，中国古已有之。亚伯拉罕有耶和华信仰，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圣经记载的还早，有五千年历史。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而且老子的圣人比《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几百年，甚至不比《以赛亚书》来得晚。（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直接来自文革中"批儒评法"、"《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缩影"的毛式怪论。）
2，圣人神道设教。把基督教作为工具，来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来推广福利，以基督教来铺垫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会……这与个人英雄以社会主义的盛名夺取政权，以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其实，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这在新旧约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说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乃是儒家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为贵"思想的翻版，与斥责人性罪恶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无关系。
3，仿效"你们要斗私批修"的论调，以基督教作为教化他人的理论方法，但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中国历史上的杀伐血腥，阴谋诡计，巧取豪夺，过河拆桥，本是人的罪性表现，如果将之一一归于儒家圣王道统史观的"大道隐没"，以"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当作"没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义语；再把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缘政治现象，归罪于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如何解释"有信仰的基督教社会"：罗马帝国的败坏、拜占廷帝国的沦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战争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掳人非洲、圈地亚洲的历历罪恶？对此，当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会，也都多少开始悔悟、试图改过，难道我们自己反倒视而不见？祖先崇拜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养性，把中国的隐士心态（所谓"逍遥"），注入基督教（所谓"拯救"），结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穷则独善其身时皈依基督，而达则兼济天下时则扬名立万，随从如云，升官发财。直至把基督的福音变作老庄的禅学，东西对比，南北对话，好不热闹。
前面说过，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与自圣传统的血脉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否认这种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倒是言不由衷的虚伪了。
八，"ABC神学"不能归入基督教神学
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戒除"ABC神学"，尤其记住"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这里十分清楚，不同信仰的神名（Z/X/Y等等），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ABC神学"不该归入基督教神学。而X=Z的上帝混同论、信仰混合主义，则是没有生命的。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见，既然是新酒，就不能与旧瓶的余孽互换。道统（X）装福音（Z），《老子》（X）表耶稣（Z），一方面使旧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变质；还会使人们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新酒。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
圣经记载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出埃及记》34/14）
圣经的上主不是专制暴君，他给自己的子民选择的自由，他只是不许可混合主义："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除掉，去事奉耶和华（相当于Z）。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相当于X）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相当于Y）呢？"（《约书亚记》24/14－15）
看看这里，与我们通常的误解相反：耶和华并不属于犹太人的祖先，更不是犹太人的祖先神；相反，他启示约书亚，要犹太人在犹太人祖先的神（相当于X，即相当于甲骨文的帝、天坛里的皇天上帝）和耶和华神（相当于Z）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上帝的选民既然必须如此，为什么现代中国基督徒就不能像上古的以色列人、中古的欧洲人，老老实实放弃自己远古祖先的迷信思想，而不再利用它来顶替耶和华信仰呢？
如果自命基督徒而实际上只是"ABC神学"的教徒，那就太可怜了！明明是自己的风俗，却硬要看做万古不变的规律；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说是来自上帝的异象；明明是偏执，却奉为事实；仿佛不把一个错误坚持到底，就不能证明它是真理？如此建立"基督教汉语文本"？陋哉！
〖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
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 2002年6月7日－－6月10日〗
再谈“ABC神学”——从中国处境理解启示与文化的分别
2003/08/22 谢选骏
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召开的“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经提出《“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意在揭示中文世界正在发生的宗教混合现象，即在A、B、C等不同宗教的不同神明之间进行互换，通过张冠李戴途径，指鹿为马，从而达到改变原有信仰内涵的目的。其背景，可能是某些传统宗教为了保住地盘（“普世化”）和新兴宗教为了扩大地盘（“惟我独尊”），而采取的“方便法门”这一古已有之的传教方式。
但是，这种方法是不合《圣经》的。按照耶稣在《马可福音》（12:17）所说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处理我们精神现象的相应态度也是：“文化归文化，启示归启示”。圣经意义的启示就是神学家们所说的“特殊启示”，而圣经意义的文化就是所谓“普遍启示”，其内涵包括宗教迷信、科学艺术、人文主义世界观等所有“人类的发明创造”。
据我们理解，启示是自上而下，来自神的透露，通过体验而起作用，凡人有耳不见得能听，有眼不见得能看；文化是自下而上，来自人的创造，通过经验而起作用，凡人有耳就能听，有眼就能看。启示与文化既有如此明显的界限，当不致混同。
然而人是通过文化（如人的语言）去理解启示（神的旨意），以建立信仰的，所以在人的信仰中不得不经过文化的桥梁。尽管启示与文化之间具有本质的鸿沟：信仰的对象应是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的文化（否则就变成人本主义和科学实验了），尽管信仰常常通过文化桥梁去接近启示的内涵。如此看来，启示与文化的分别，实为精神现象的重中之重。而基督教，也正是在启示与文化的紧张关系中，不断书写著自己的历史的；因为基督教本身并不是启示，而是人对启示的理解和实践——所以基督教文化与圣经启示不能等同起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启示是纯一的，而基督教内部却充满了歧异与纷争。
至于具体到中国处境，我们怎样理解启示（特殊启示）与文化（“普遍启示”）的关系呢？怎样看待这一关系下的基督教呢？
一，老子岂曾化胡？
最近整理国故，翻书至《列子仲尼篇》，看到以下一段奇文：“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
这里明明是用道家的方式在替佛家传道，结果有的福音朋友却大喜过望，将此解释为“孔子已经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奇迹”了。然而，这位“西方圣人”有十字架上的宝血吗？如果没有，那么这段奇文为什么不是在“预表佛陀”呢？为什么不是在“预表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方真理”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呢？可能受到此说影响，近代欧美人士在“脱基督教”的过程中竟然热衷与传播所谓“耶稣学习佛法”说，以为自己改宗佛教进行张目。而早在十九世纪所谓“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的先驱那里，已经深受佛教影响，如叔本华（Artho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示；西方主流思想甚至渐渐受到波斯拜火教与印度教等复杂的东方宗教的影响，如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1844－1900）所示。再如存在主义的一对核心概念“存在”与“本质”，十分接近佛教的核心概念“色”与“空”；不能排除有可能是从后者移译过来的。
其实，只要稍具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人便不难明白：《列子》乃是一部成于魏晋时代的伪书，其中除了“古代神话”的思想资料外，其余有关先秦的文史哲内容都被学术界定论为指桑说槐，极不可靠。而魏晋时代是佛教大炽之时，上述文字实为典型的“老子化胡”宣传。
何谓“老子化胡”说？
原来，佛教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逐渐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有不甘心大权旁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的士人，乃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有关记载，宣传说是老子出陕西函谷关西去，大概经过西域转入印度，沿著佛教东渐的路线预先逆行，教化了悉达多（即佛教创始人，姓瞿昙Gautama，名悉达多Siddhartha，主前565年-483年，死后被弟子尊称为“释迦牟尼”），所以是老子教化了印度西域的胡人（老子化胡）。（原文：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到了现代中国，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播成绩斐然，蒸蒸日上，势力渐渐超过佛教，于是一些好事者不免效法“老子化胡说”以为传教的方便法门。正如谢选骏在《“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曾经指出的，ABC神学家们指说《老子》书中包含了预表耶稣基督的启示内容，甚至说《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会联想起我们自己的浸礼”！他们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说老子的道与耶稣的道，都是中空的、虚己的，同样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Pelphrey：《碗的默想：与东方基督教之虚己基督论》，《基督教文化评论》4，175－19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还有的学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与“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可以对观；甚至得出结论说《诗经》中的天是“造物主”、《书经》中的上帝是“历史的主”，进而言之，这两儒经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属灵性”！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在《易经》、《礼记》、《春秋》中“发现”了“三一真神的教义”！（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以弗所书》中的上帝教义的比较》，《基督教文化评论》1，152－－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老子》诚然谈“道”，但老子的道有十字架上的血吗？如果没有，那么这“道”为什么不是道教的“道”呢？为什么不是混合真理与谬误的道的“道”呢？
二，基督徒的信仰是要“分别为圣”
同样是一个“神”字，但是不同的人赋予的内容不尽相同。同样是一个“道”字，但是不同的时空其所指可以千差万别。所以信仰的关键在于“分别为圣”，方能不失本意与真道。
就以希腊人的逻各斯（logos）来说，在人文主义的文献学者看来，主前三百年，斯多噶学派(StoicSchool)将其发展，认为logos是天命、神、宇宙理性(Logoscosmos)，而宇宙又是有理性的，它的中心是宙斯神(Zeus)！人的生命有两种成份，一是看得见的，属肉体的；一是看不见的，属心灵的，哲学的目的就是追求那属于心灵的逻各斯。主前一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将此逻各斯与《旧约》“神的话”结合起来，以logos为上帝与创造间的媒介，人心也通过它来认识上帝。到了新约《约翰福音》，这逻各斯就成了“道成肉身”的“道”。约翰用斐洛的观点解释了神的本质与耶稣的来源。
然而，基督徒不能这么看问题，否则岂不是把圣经的上帝和希腊神话的主神混为一谈了？圣经的上帝不是暴君也不是偶像，并不强迫人们追随他，而是给人们选择的自由，所以决志信他的人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然而毕竟，圣经的上帝是不喜欢和别神和光同尘的，上帝厌恶人们把他看做巴力、宙斯或是老子的象、山海经的神。“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弥迦书》4：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5－6）这里的界限很清楚，没有可供ABC神学家利用的模糊之处。
圣经明确宣告人多势众不能冒充真理，上帝喜欢的是先知以利亚式的分别为圣：“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王上18：21--23）最后这四百五十个先知去了哪里？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王上18:38－40）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所以《弥迦书》中的先知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可见，“奉耶和华的名”（以及新约中“奉耶稣基督的名”）与拒绝别神和偶像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信仰者与文化人的分水岭，是敬拜上帝和敬拜偶像的分别。而神的启示就在圣经中：《约翰福音》就此总结说：“律法本是借著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17）而操持ABC神学的混合主义者，却是企图通过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来左右逢源的。正如圣经早就指出的“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事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列王记下》17：33－34）因为他们要两面讨好，企图抹煞新旧约圣经是启示的唯一来源这一信心关键。
三，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样具有罪性
早期的以色列人虽然领受了启示，具有了选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同时也有文化，其文化同样具有罪性。例如偶像崇拜其实就是其祖先文化“在大河那边”的特性。早期的先知以利亚集中批判偶像崇拜的罪恶，后来的先知则警告社会的非正义和道德崩溃将会毁灭国家。在主前八世纪，先知运动产生了四个典型——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和弥迦。他们斥责社会的非正义，强调上帝的公平、公义，上帝喜悦善良、慈爱，不喜爱祭物；上帝要求人们“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先知们要求那些沉沦在崇拜偶像的文化中的人们，返回上帝的启示。
古代以色列人不是文盲，不是一穷二白的革命叫花子，相反，他们是带著丰厚而复杂的异教文化的传统，进入启示的信仰的。据《创世记》第十二章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迦南去。”结果亚伯兰下到埃及，却让妻子撒莱冒充妹妹，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亚伯兰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吉普赛式”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亚伯兰是生在文化中，然后才接受启示的。
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亚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11：8）而从文化到信仰，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信仰状态就是活在启示的光明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约书亚记》24:2）只是在过程终了之后，亚伯兰才成为信心之父，保罗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罗马书》1：17）的。
正因为上帝是凭借信心召选追随者，而不是凭借血气，所以圣经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3:9/路加福音3:8）但是人们的血气却迫使人常常靠著血气喜乐和自义，而不是单单靠著圣灵。其实呢，上帝的信徒是“凭著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著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著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加拉太书》4：28－31）在《圣经》看来，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已经因为信心而取代了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而相比之下，弃绝上帝、杀害基督的犹太人，已经在新约时代沦为使女的儿子，只有遭到赶出去的命运了。
“不错。他们（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基督徒）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罗马书》11：20）
不仅异教徒、无神论者、敌基督的犹太人，会犯这样的“血统论”错误，基督徒也不能全然免俗。所以保罗警告说，“不错。他们（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基督徒）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罗马书》11：20）如果凭借血统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样具有罪性，甚至拜偶像，这在圣经中是一目了然的。下面我们还可以从新约时代使女的儿子（犹太人）所发展起来的敌基督的“拉比犹太教”走过的历程，揭示文化代替启示会产生怎样的恶果。
四，两个律：启示的律与文化的律
在肉体领域，人们受到两个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感谢神，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7:14－25）
在精神领域，人们也受到相似的两个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那就是启示的律与文化的律。例如从敌基督的犹太人的沉沦过程，可以看出若用文化来冒充启示，将怎样导向灵魂的灭亡。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起源于旧约信仰，基督教沿著新约方向发展，犹太教沿著《塔木德》（Talmud）的方向发展：
例如，犹太教徒必须恪守《塔木德》所列的613条戒律，就像遵守圣经一样。显然，他们把文化升格为启示，是典型的偶像崇拜。这些戒律中，有训戒248条、禁戒365条，内容覆盖每日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偶像崇拜不一定是“形象崇拜”，拜观念，拜教条，拜天坛里的牌位，总之拜文化，就都可以视为拜偶像。
犹太教特别重视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行为，因此《塔木德》的实际影响盖过了圣经。
主后七十年，罗马政府攻占耶路撒冷后，从治安考虑，驱逐犹太人出城。犹太人四散各地，原有的摩西律法在实行中发生困难。尤其主后一三五年科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再无重建圣殿和祭司集团的可能，结果形成“拉比犹太教”。其特点是重视律法的阐释而不注重教义和传教；在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关系上，则承认世俗律法在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为了让文化挤入启示，拉比们甚至编造谎言说，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两部《托拉》（Torah，指摩西五经即律法），一部“成文的托拉”，还有一部“口头的妥拉”，而后者“是一部更大的教义书”。
根据这种混淆视听的神学，“口头的妥拉”论开始把相关评论系统化。主后一七五年才完成了第一部口头托拉的版本，二00-二一0年成书，称为《密什那》（Mishnah，希伯来语音译，源自其词根Mishnah意为“重复”，《密什那》意为“通过重复学习或教导”）。它实际上比新约（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形成还晚。
五世纪下半叶，拉比们又编著《革马拉》（Gemara，是阿拉米语音译，意为“补全”、“完成”，表示它补全《密什那》的遗漏部分并加以完成），包含大量与《密什那》原文没有直接联系的材料。包括律法诠释、伦理格言、布道文稿、历史记述和神话故事等。构成《塔木德》的后半部和释义部分，主要用阿拉米文写成。它和《密什那》合成《塔木德》，在成书上左右并列，但后世也单称《革马拉》为《塔木德》。
难怪有人评论说，《塔木德》像是一个装满了乱七八糟东西的柜子，一个没有索引的零散张页的百科全书。敌基督的犹太拉比们互相之间无法取得一致，但他们的观点却被认为同样有著某种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多么荒唐啊。
即使业已背离圣经信仰的犹太教徒们也不得不承认：“《塔木德》就是教导大家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结果反过来论证了犹太教徒的诬蔑“凡是《圣经·旧约》中律法显得过于简洁和散乱的地方，如关于安息日的律法，在《塔木德》中都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并汇集在一篇里。不然的话，要理解这些律法是不可能的。”结果当然是旧约信仰演变成了犹太教，《塔木德》具有了高于《旧约》的“解决争议问题的权威性”。即使这样，让所有犹太社团接受《塔木德》、认可文化高于启示这一谬误，还是经过了好几百年过程。
正是在《塔木德》以文化冒充启示、让信仰服从文化这一错误示范下，十二世纪西班牙就出现了一个号称“第二摩西”的犹太神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公元1135～1204）；十八世纪又出现了一个号称“第三摩西”德国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l729～1786）。这些假“摩西”的文化活动，结果造成犹太教本身分裂为正统派、保守派及改革派。其间对犹太律法与风俗如饮食诫命的解释及遵守，歧路亡羊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种以文化来代替启示的“发展”，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永恒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沉沦”，导向灵魂的灭亡：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8－19）
敌基督的犹太人把自己的文艺创作拿来冒充“托拉”律法，并且捧为“更大的教义书”，就构成了《启示录》所指控的那种“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的亵神行为，结果神的应许真是丝毫不爽，从那以后“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照此看来，现在可以回答什么是启示与文化的分别了：《圣经》上有的，就是启示；《圣经》上没有的，就是文化——哪怕是“基督教文化”如圣诞节礼俗者，只要它不在圣经上，就不能构成上帝的启示。
基督徒所信的，是启示而不是文化，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不同于启示，何况各民族的异教文化和人道主义的科学理论呢。如果谁拿文化来冒充启示，神岂不要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同样，如果谁把启示贬为文化，“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这里没有“ABC神学”可以推行混合主义的馀地。
还有一个与文化类似的现象，就是释经学问题。释经活动只是信徒们对圣经的理解，而不等于圣经本身。释经活动就好像是所有可以到达圣经的地图的总集，但这幅地图本身并不是圣经，也并不表示必然到达圣经。与“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发生的，是很多行人很可能在道路之间迷失了。因此释经活动本身虽然具有信仰性质，但不能因此就把释经活动的结果（释义内容）变成了圣经的扩充（如犹太教徒把律法扩大为《塔木德》的传说故事）。释经活动其实是可能发生人为错误的文化行为，尽管具有信仰性质，却同时具有片面性和即时性（所以不同教派或不同经师的释义经常不同，但是圣经却是整全的和永恒的）；如果神化了释经学，就无异扩大了《圣经》，而且使早已完成的圣经启示重新打开，可以加入任何东西，这样一来，信仰岂不乱了套？各种假先知、假基督岂不趁机起来“弘扬法术”？而所谓“文化基督徒”，岂不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文化来替代启示，以释经来代替圣经？
五，圣经启示不是文化，圣经历史乃是见证
出埃及，过红海，降玛哪，处女生子，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审判活人死人……这不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的历史；而是上帝启示的领受者们的信心的历史，是上帝选民的经典见证。如果有人认为“圣经历史”只是某个民族或是人群的历史，那岂不把神的启示贬低为人的文化了？从任何角度看，“圣经历史”都不宜理解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是神借著某种历史在说话。正如《使徒行传》不是使徒们的个人传记，甚至《福音书》上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记载，也绝非单纯的人物传记。所以不少学者企图从福音书归纳出一本“耶稣传”来的努力，无一不归于失败。如此看来，不论新约还是旧约的圣经历史，都是先知和使徒所记录的上帝启示，即，在圣灵感动下的先知和使徒们为上帝所作的见证。所以圣经历史才拥有大量的关键性的超自然的奇迹，但是却缺乏基本的世俗性的编年史式的叙事结构。许多人误解只有新约如此，其实旧约也完全不同于编年史，因为其核心不是科学的客观历史的记录，而是信仰的神迹启示的记录。
在见证不等于历史的意义上，耶稣曾经有一段话，尽管被人忽视，但却是深刻的启示：“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22:41-46；）另外《马可福音》12:35－37以及《路加福音》12:35－44，也都记载同样的内容，可见“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不是孤立的记载。
唯一没有这段记载的《约翰福音》，则另有一段进一步的表述，以说明耶稣基督不仅是大卫的主，也是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8:56－58）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祖宗”，而不说“我们的祖宗”，其中的寓意深刻而明白，即，耶稣基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犹太人！不仅因为犹太人具有罪性而耶稣基督完全没有罪性，还因为“犹太人”这个人群称谓不可能是一个比“耶稣基督”这个神性称谓更大的概念，所以“犹太人”如何包括“耶稣基督”呢？同时，耶稣的上述福音自称也清楚宣告了：圣经启示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圣经历史乃是上帝选民的见证。
而基督徒就是主从万邦中分别出来的选民。对于基督徒来说，要像提灯的童女一样时刻儆醒，装备好油料，专心等候主人，不要瞻前顾后，让人造的文化侵蚀了信仰之灯，漏空了信仰之油。
对于时刻儆醒的中国基督徒来说，圣经上有关“面酵与面团”的启示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此，不妨认为，面酵相当于人造的文化，面团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信仰。而可怕的正是“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加拉太书》5:9）在使徒书信中，上面这句话是特别用引号圈起来的，可见是启示的关键点。让我们顺著这个关键，去体会主在新旧约中有关的一系列启示：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利未记》2:11）“烤的时候不可搀酵。这是从所献给我（上帝）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分，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利未记》6:17）“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作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利未记》7：12）“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路加福音》12:1）“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马可福音》8:15）
上面的道理对所有民族都是一样的。如犹太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信别神的；欧洲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行巫术的；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一样。但重要的不是我们祖宗的文化，而是我们自己是否还沉湎在前人的文化里，并企图文过饰非，用形形色色的别神来冒充唯一的真神。曾经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扫罗在服从了基督成为使徒保罗后，论到旧我与文化的危害时说：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哥林多前书》5：6－8）是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人造的文化来混同基督的献祭呢？扪心自问如此混合真伪的的“信仰”，是否对得起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
在使徒保罗看来，这种混合主义的破坏性后果非同寻常，所以他紧接上面一段发出了呼吁说：
“所以，我们守这节（基督被杀献祭的逾越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5:9－13）可见对于基督徒来说，清楚知道启示与文化的分别，是至关重要到了能否得救的关键地步。如果我们错认了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在灵性的迷乱中，ABC神学所造就的，很可能不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是某种类似于“基督教化的儒佛道教”的某种新兴宗教（就像“老子化胡说”不是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是刺激了“佛教化的道教”的兴起）。而ABC神学本身，由于它采取了混合主义的路线，所以即使它不是著力在“中国本色”上媚俗媚雅、寻求卖点，而是严肃得像所谓“拉比犹太教”那样把民族文化中的陈腐习惯和传统宗教鞣进神学理论——如用甲骨文来曲解圣经，用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甚至道教来曲解圣经，用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来曲解圣经——那也只能产生“中国式的犹太教”而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意义的基督教神学的。
最后，我们借用犹太教讲解《圣经·旧约》的《哈加达》（Haggadah）（包括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俗故事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故事，来说明犹太教以文化代替启示的错误，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警醒：
有一次皇帝对约书亚·本·哈南亚说：“我想看看你的上帝。”后者回答：“你不能看到他。”“但是，”皇帝说，“我一定要见到他。”到夏至时，约书亚让皇帝脸朝著太阳，对他说：“抬头看它！”皇帝回答说：“我不能。”约书亚说：“如果在太阳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你不往上看，那你怎么能想象出在他之上的神圣呢？”
实际上，人的眼睛是无法看清太阳的；到达人身的太阳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太阳光，也就是人能够承受的那些部分。这体现出上帝的爱。正如《四福音书》最后一句话说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些隐秘的福音，可能就像是那些没有到达我们的阳光，是上帝出于爱而有意隐秘起来的，含意也许接近不让过强的阳光照耀我们。君不见南极上空的几个臭氧层破洞，因为泄露了过多的阳光，已经让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了？难道我们需要破坏“信仰领域的臭氧层”？而且是运用ABC神学的伪信仰、伪科学、伪历史方法？
六，ABC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
《“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一文发表以后，笔者在某个网页看到杨爱程弟兄（或是姊妹）的一篇回应文章《对〈神州〉批评的几点思考》，其大意是否认ABC神学的存在。为了说明ABC神学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误解、想像或是“上纲上线”，特再提出ABC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以资说明。
前些日子看到一部洋洋二十多万字的大书《上帝与中国古人》（王敬之著，中国神学出版社），分为二十二章，作者又名王生忠，一九九九年十月曾在北美某著名传教刊物上发表《从民主到主民》一文，宣传“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有著大量的对上帝的信仰的记载。《诗经》中有许多的赞天颂歌。《易经》的开篇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赞美被称为‘天’或‘乾元’的上帝，指明人的幸福根基于上帝的赐福。《书经》《立政》篇甚至记载有：‘古时的人，例如夏代的人，他们的大夫们都能十分和睦融洽，他们呼吁杰出的人才能率领大家一起：尊上帝。’”但是作者在《上帝与中国古人》中还是明确批评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因此看来好像是持有反对混合主义的立场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也在各国大势推行，不少合一是建立在所谓‘信仰上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也开始了对话。其实，这种合一是没有圣经依据的。……真正的合一是真道上的合一，各人的信仰固然应该宽容，但唯有在基督里的真理才是教会合一的合法基础。也只有这个基石才是稳固与长久的。”（《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诗篇》）
理论虽然如此，但在具体论述方面，作者还是显然在推动基督教与古代中国宗教哲学的“合一”，而不仅仅是“对话”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有关摘录，来看看此书是如何通过基督教与古代中国宗教哲学的“合一”式的解释，来造成了ABC神学的。
（原载“第八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6月6日至9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附录《上帝与中国古人》
（王敬之著）
第一章圣经对中国的奇妙预言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著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二章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先知先觉
中国古代的先知们也可能是受了上帝圣灵的默化感动，“先”于人“知”“道”而领受“天命”，将其所“先知”之道传给其他的百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圣灵所默示，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未收入《圣经》之中。然而我们却相信，那普照凡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也曾光照中国的先知们，立他们作他们时代的光。中国的经典中有不少记载，直接以“上帝说”开头，表明上帝在古时，并没有忽视中国古人，而确实与我们的先祖有过交通与引导。基督教界虽有人因偏狭，而盲目否定这一史实。可幸的是，“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是宽宏的，“他并不偏待人。”（约一3∶21；徒10∶34）……看明了先知及其使命，接下来要回答是的，中国的先知都有些什么人？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给出全部的古代先知名录。但有一些却是广为人知的。比方说被尊为万世师表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自称是学效先王之道（尧舜所传的圣人之道），孔子收集整理了大批的上古时的诗书史料，自谓“述而不作”。他一生设帐授徒，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是古代圣人之道之集大成者，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又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儒家虽不称为教，但其思想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之深，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和现实。……
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276-324）对其中的生命之树，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郭璞赞》）人“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著。”（创3∶22），岂不就是“不死之树”“神木养命”？将来得赎之民所居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22∶1-2）。那生命水岂不就象郭璞诗中所说的驻年的“赤泉”？那些“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22∶14）的人，岂不是“禀此遐龄，悠悠无竟”？……
与孔子同时代而稍长于孔子的老子（生卒不详），今天被认为是中国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开山鼻祖。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既简明又包罗万象的《道德经》五千言。或许他的教导与信息历代以来一直被人误解，被神秘的迷雾所笼罩，使其中的灼灼的亮光未能射入人心？被中国人奉为“亚圣”，在孔府庙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其生平事迹也与孔子老子一样不详，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充满智慧与教诲的《孟子》被收入《四书》之中，与《五经》并列，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必读经书，并被列于宋以后的科举考试的必试内容。还有一些比上述三位早又倍受三圣尊重与仰慕的上古时期的君王与圣人，如尧舜、文王周公等，都应列于中国的先知与智慧人之列。
有趣的是，孔子之前中国的古人，均称从天领受的道为圣人之道。孔孟之后，为道者虽称所承继的为孔孟之道，其实也就是圣人之道。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道统。虽然时代变迁，而这个道统却不改变。论到这个千年延绵传承的道，唐代大诗人大文豪韩愈在他所写的《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按照韩愈的说法，孟子之前的先知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个道。孟子之后这个道开始在中国传偏了。可是要找到千古传承的道的来龙去脉，真正的解开这个千古薪火相传的圣道，就有必要回到中国上古的历史的起点。中国的历史分为传说的历史与“信史”两部分。“三皇五帝”中的尧舜就属于传说的历史部分。而中国的信史始于公元前2205年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人在此之后的历史均有著可信的史料保存至今。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没有早于公元2205年的记载呢？或许夏真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也未可知？有没有别的有关世界历史的可信记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几千来扑朔迷离历史悬谜呢?
据《书经》记载，尧舜曾向“上帝”献祭。“上帝”是对至高主宰者的敬称。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所说的上帝，其创造主的身分以及其圣德与本性的方方面面都一一对应，难分彼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发音也极其相近。希伯来人称“全能者”为El
Shaddai；用汉语中保存古音最完好的广东话读“上帝”一词，与希伯来Shaddai相差无几！这难道又只是一种巧合？
尧舜二帝，及孟子提到的伊尹等，都是当时的有德之人，他们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圣人”。他们的话常被后世的圣人所引用。我们将在本书中发现，他们所教导的道理正与《圣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发现，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作的一些预言也与《圣经》中的一些最奇妙的预言不谋而合。虽然不是每个预言都如《圣经》中的预言那样准确无误，但却无疑地向世人证明∶
第三章华夏文明宝库
从孔子叙述中可以得知，《周易》里面深藏著不少关于上天所启示的道理，不然人何以因读易而可知天命呢？以易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两篇文字可以穷尽的。我们将仅摘取《易经》中较具代表性的语录，来研究这部古经对人类认识上帝以及上天所赋与的人生使命的指归。……另外，我们知道《圣经》为一部上帝亲自启示的经典。人们读《圣经》也是为了知天命而行天命即行上帝的旨意。而且《圣经》是对上帝旨意的完全的启示。两经既同样启示上天的道理，我们还将发现，藉著《圣经》所发出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易经》。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结论，不懂《圣经》的人不能真正读懂《易经》。……
《道德经》分为《道篇》与《德篇》，纵观全书，其所论及多而深者乃圣道与圣人，俨然一部中国的古代的《传道书》。……
另一部是《孝经》。《孝经》曾位列六经之位，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民百姓，一般都以《孝经》教子育人。观其全文不过千八百字，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大，实不在任何上述经书之下。文明世界，惟神州中华有此一部《孝经》世代相传。不仅如此，后人郭居敬更是选出二十四位孝敬父母的模范，作为中华儿女学习效法的榜样。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二十四孝∶虞舜、汉文帝、曾三、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续、唐夫人、吴猛、玉详、郭臣、杨香、朱寿昌、瘦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裹、丁兰、孟宗、黄庭坚。《孝经》乃对上帝所亲立的“十诫”第五诫之阐发细说，中国社会蒙上帝之赐福，数千年国立不破，实为遵守此命而蒙上帝应许之福使然。关于“十诫”我们后文将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详说了。希伯来人虽有十诫明文，可言行不一，虽为上帝特选作为圣言的保存者，可是其信诚却远不如中国先人。以色列屡遭灭国之灾，有辱上天所托；偌大个中国却蒙福至今，其中孝之理大矣！顺从与不顺从，乃是祸福的关键。
第四章孔孟二圣的惊世预言
《孟子尽心章句》最后一段，也是《孟子》全书最后一段∶原文：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的前半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馀岁”。舜在禹登帝王之位之前去世。而禹是建国公元前2205年前后中国第一朝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根据历史年代，殷商第一位帝王汤王卒于1753年。汤王去世之前五百年，则为公元前2253年。而这个年代正与尧舜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影响的年代相吻合。考虑到《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47年这个因素。《圣经》上说到耶和华上帝“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11∶9）；中国史书对此却无记载。我们若相信《圣经》的话，就能看出，中国人也必从此而来。公元前2253年前后，应该正是中华祖先从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巴别塔（今伊拉克境内）所在地，由西向东大举迁徙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对于这一迁徙，中国古经并无记载。……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孟子所描述的“圣道”薪火相传的美妙图景。汤是这个链环中的关键性的第一环。夏朝的最后一位帝王桀，亲女色，疑直臣，荒淫无度，滥杀忠良。汤会合诸侯，起兵灭桀，取而代之，夏灭商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汤武革命”。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第四十九》）。汤王是一位圣明的君王，尧舜之道在汤身上得以发扬光大，普照天下。汤在位十三年崩，即公元前1753年。到汤时尧舜早已作古，故汤之于圣道乃听人传说而得。这里同时告诉我们，早期的圣道是囗头相传的，并无文字记录。……
中国帝王年谱上虽无文王之名，可他却是周朝真正的开国元勋。《诗经》上却充满了对文王的赞扬。例如《皇矣》。……“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这里所说的禹就是民间传说的大禹治水的那位治水英雄，中国夏朝的第一位帝王。皋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辅佐舜和禹两位帝王的两朝重臣。说是大臣，其地位却又异常的特殊，常常教导舜和禹。（见《尚书·皋陶谟》）与《圣经》中的先知地位极为相似。他们与舜和禹生活在同一时代，故得亲自见到并晓得尧舜之道。……
我们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我们因此更应该感谢上帝，在中国的先知之中，为华夏的子孙留下了寻找并确认那位要来临之圣王的预言！使“我们可以靠著他得救。”让我们进一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寻索，看这位在中国兴起先知，发出预言的上帝，藉著华夏的先圣，为了使中国人认识他，还留下了何等宝贵的记载。
第五章中国古人所敬拜的皇天上帝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认识中国人所认识的最初的上帝。当中国的祖先在公元前2247年左右告别巴别塔，由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从西向东，迈进中国大地时，我们发现当时的中华祖先所敬拜的，正是《圣经》中所说到的义人挪亚和他儿子闪的上帝。传说中的“五帝”中最后二位分别是尧和舜。这二位先帝的一直以圣王的美名而流传了下来。《书经·舜典》中记载舜帝“肆类于上帝。”从这两则短短的描述之中，可以看出尧和舜都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中国上古社会所传习的圣人之道，也是自尧舜开始。中国最古老的《书经》的第一篇就是《尧典篇》。……
令人惊讶的是，汤所遭的五个大旱荒年，恰与古埃及所遭的七个荒年中第二年年尾相应！都发生在公元前1766年！两地发生的七年大旱同时发生同时结束。中国商汤救旱，恰好证明遍满天下的七个荒年的《圣经》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而《圣经》的记载也证实了中国关于商汤救旱的历史记载。两者相遇在公元前1766年！这一记载，向中国人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证据，《圣经》是真实可信的。……
从年代比较表上，细心的读者，还能看出另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同样惊人的历史事件∶即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的出埃及，并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于公元前1401年最终安居迦南，与中国人在盘庚率领下在公元前1400年完成历史性的迁都与朝代的更名。盘庚所给迁都的答案，竟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一样无二。都是要恢复祖先们对上帝的德行而这种德行，乃是以敬畏上帝为根本特色的。那位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与指示盘庚迁都的上帝，乃是同一位至高的真神。可见，中国人所认识的天，正与圣经中所说的天父相同，而古人所说的上帝，正是圣子耶稣基督。千百年来，那位带领中国先民的上帝，正是神人共体的人子耶稣基督！
从古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秦的时代实际是以上帝（基督）为中心的时代。这一点从近代出土的各种殷商祭祀文物与其上的铭文上可得证实。受命的君王被称为“天子”，表现了人与上帝的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天子”的名字并不是帝王的专称，每一个顺从天命的人，都是天之娇子，都是上帝所生的“天子”！我们发现上帝在先秦的时代，使用先知先觉们传讲天道，甚至还直接与他们用言语进行交通（如与文王）。秦王焚书之祸，虽然使他们所传讲的一些宝贵的话语被焚，但真理的亮光却没有被大火所灭。那位使天地流转运行的上帝，仍是天地的主宰。太阳仍然每天升起，月亮照样彻夜透洒清辉。上帝会让那些在神州大地的“天子们”被扣在黑暗之中吗？中国的先知先觉之中有没有受到天道更深刻的启示呢？
第六章破译道的奥秘
老子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好有一比。……
《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I
AM”）的意思。是取法于自我，以我为法的自有永有的自在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自己为法的依归。“道法自然”与“自有永有”都是“自在的立法者”。……
我们在这里尝试著在《圣经》的光照下，提出一种解释。上帝（道）乃为一，任何一位上帝均可代表其他二位，任何二位上帝也可代表三位上帝。三位上帝一起创造万物，即“三生万物”。
第七章浩然之气
回到孟子所说的浩然道义之气，我们看出唯一符合逻辑又与此气之卓然性相一致的答案就是∶此气乃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气”——上帝的圣灵！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孟子在这里不经意地谈到了三位真神道（圣父上帝），（圣子上帝），浩然之气（圣灵上帝）。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圣灵为三一真神中的一位上帝。那么，除了我们上面所引的两段经文之外，《圣经》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经文用气来指代圣灵呢？圣经》另有一处论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囗气，说∶‘你们受圣灵。’”（约20：22）。可见，《圣经》中的确用“气”来指代圣灵。……
在甲骨文中“气”的写法为“三”。这三很有意思，它不仅象徵著飘忽的气，而且说不定就代表著三一真神中的三位上帝；因为圣灵乃是三位真神的代表。孔子所作的《易经·说卦传》开篇就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暗中得到神明的帮助，以“三”代表天。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表徵。中国人称上帝为天，神明启示用三代表天。这中间的奥秘，只有在圣经中才能看得分明。……
“天生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那从天而降的玄鸟，那位使汤王顺从上帝，敬畏天命的玄鸟，不是圣灵又会是谁呢？！原来那位奥妙的圣灵早已在神州中华作救人的工作，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圣灵更是藉著福音向我们心里说话，要为我们生一颗重生顺从的心。愿我们都向他敞开心门，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
第八章《易经》中的救赎大计
中国人虽不幸失去了许多古时的宝典，但可幸的是，上古的大道所失丧的礼乐，圣人之道，都完整而且更全面的记载在《圣经》里了。……
第九章孔子的未竟之愿
孔子辛勤的耕种与不倦的教诲，为中国乃至世界所留下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著作虽不是《圣经》，没有道明完全的使人得救之道，然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都是有益的。我们似有理由相信，孔子所“述”的很多教诲，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孔子自己所意识到的一样，也是受圣灵（出于天）感动，乃为“上帝所默示的”！这样的分析使我们看出孔子这里所说的道与神乃是指著耶稣基督而言。……
孔子编辑整理《书经》、《诗经》、《易经》又作《系辞》《说卦》等同载于《周易》之中。他深知先圣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创造主，是人类福乐的根源，上帝的命令没有差错，上帝公平公义，仁爱如慈父，关切如良医。孔子也知道先王们对上帝所存的恭敬的态度。虽然到了孔子的时代，祭祀上帝的礼，就是所谓的郊社之礼已经失传，但孔子对上帝仍存著十分恭敬和忠诚的态度。孔子一生虽然没有宗教的外表，却有宗教之实。这比那些只有宗教的外表，而无敬虔的内心的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不知高明多少。孔子不是简单的承认有“天”的存在，而是尊神论者，敬神论者。
第十章中国古人所向往的圣人
毫无疑问，耶稣基督就是孔子想要见到的那位圣人！因为他不仅应验了所有希伯来先知对他的预言，而且惟有他应验了中国古代先知对那位要来的圣人的预言。或许有人会问，在耶稣降生之前就有福音传到中国，这怎么可能？还是约翰的那段经文“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约1∶9）。作外邦人的使徒的保罗也曾就这个问题自问自答。“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罗10∶18)所不同的是，古时传给中国先祖们的福音，乃是隐藏的。而十字架之后福音的奥秘才得解开。“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乃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如今借著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弗3∶5；罗16∶25）而将这奥秘解开了，“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西1∶27）……
或许最美妙的中文字就是“义”。在甲骨文中，“义”字可分解为羊像一件衣裳遮蔽在我身上，而“我”则是一只拿著利刃的手。是我的罪杀死了身为上帝之子的圣人，是圣人用他的死遮蔽我的罪将我失丧的义重新培植在我身上。……
耶稣在世从不与人相争，却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囗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2∶8-11）。这岂不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
第十一章圣人之死
中国人历来重孝道，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延绵不断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述说著上帝对中国的赐福。在上帝所颁布的十诫之中，论到爱人方面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中国的历史见证著上帝应许的真实与可信。谁知道上帝将这个重孝道的国家保存至今不是要在这末后的日子给世界提供一个孝顺的榜样呢？就是那些所谓基督教国家，那些提倡“女士优先”的国家，有哪个不会在“尊老爱幼”“长者优先”的神州中华面前汗颜呢？……
老子所说的荣与辱不仅关系到圣人个人的荣辱，更广含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荣辱。圣人知道，惟有甘守天下之辱，才能使天下共荣。耶稣甘受其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正是为著这一点。
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诗篇
我们在中国的古经中，没有找到成文的十条诫命，但是却发现古代的圣王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存在，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懂得十诫律法的神圣原则；懂得政府的治理必依法律，而且法为天授。……
中华民族得以延续至今，为上帝所保存，谁知道不是要在这弯曲背道的末世给世界作一个榜样呢？就是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实行上帝所命定的孝道上，岂不也都要在被他们称为“异教”的中国面前脸红吗？……
十诫中其余的五条，就是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中也都有所体现，更不用说古代先圣的教诲了。……
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用来保护他的子民的高墙，犹如中国古代的长城。……
中国的古人虽然失去了完整的“造物者的诗篇”，但他们却清楚的意识到那崇高的标准是不可降低的。
第十三章玄妙之道
孔子与耶稣的教训乃是出于同一个泉源。“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约一4∶7）孔子和耶稣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及“最妙的道”，都是以“神道设教”，都是“述而不作”，所传达的都是上帝的教诲，并不在乎在两者中分出个高低上下。
第十四章天之道与人之道
《中庸》中的“诚”或“至诚”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此“人之道”，也就迎刃而解了。简而言之，人之道，就是获得基督，让基督住在心里或住在基督里。
第十五章《新易全书》
古今的学者，对《易》的注疏解讲可谓汗牛充栋，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梁启超在论及易之根本时说：“学易的人，最要紧却在一个悔字。悔必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虽遇凶咎，结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说，假年学易，可以无大过。”可见变是悔的结果。有所思而有所悔，有所悔而有所变。通过变而与天合一，得天之佑。天人合一，“悔”是关键。……
《圣经》是一部教导人悔改变易的真正意义上的《易经》，每一页都满载著使人变化更新的能力。
第十六章大学之道
古代的中国，有灵异的光芒从中国的古经中放出，光照上帝在神州大地的中华儿女；而在今天，从《圣经》里所发出的“大光”，却要将上帝的旨意（天命）的完全启示，赐给现代的中国人。在《圣经》中深藏著宝中之宝，谜中之谜。真正的求学之道，必始于此。……
即使在今天，中国古圣的教诲对于一个欲在《圣经》中寻找真知识的人，仍有著无量的教益。
第十七章天人感应
中国古代经书虽然对于祷告没有深入的记载与教导，民间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天与人是相通的，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有所谓“天人感应”“心诚则灵”之说。……
《诗经》中反复提说：“上帝临汝”，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位监察我们的上帝。“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诗147:3）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象在全世界上，他就为那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
第十八章生死之谜
汉字中的“命”字既可表示“命令”，同时也是“生命”的意思。古经中常用“命”字来指代“天命”。这一字之中，表现了顺命而生的道理。一切生命与能力都在上帝的命令之中。上帝创造天地之初所做的就是发出命令。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33：6，9）……
中国古经中的这些记述，与《圣经》关于死亡的教训如此相近，几近同出一辙了。……
第十九章天行有常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这“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中所说的七日，就一定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日的第七日之圣安息日呢？仅凭一段经文便作结论，似乎不能令人置信。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完好的理解孔子所作的注。我们相信，当孔子写下这些话时，必与老子一样，对自己写下的话未必有真正的了解，而很可能是在“灵感”中写下的。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孔子才坚持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说自己是传述真理与天道的器皿，而不是真道的发明者。孔子对周易作传是实，不真正懂得自已受感之下所写的传必也是实。不然，孔门之中必有将其要意传给后人的。可是察考《论语》也罢，《孟子》也罢，都得不到多少这方面的记载。受圣灵启示的人，对所启示的异象或信息不理解，这种现象在《圣经》中也是常有的事。但以理先知就不明白自己所见到的“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的异象。……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孔子对《复》卦的三句评语了。孔子说“天生德于我”，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主上帝而来，而主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复）的主，这岂不是“复，德之本也”么？
第二十章郊社之礼
今天的北京仍保存著古代帝王向天祈祷的殿，就是现在的北京天坛公园。天坛始建于公元1420年。数百年来，一直是皇帝向天祈祷的圣地。孙中山创建民国时，中止了天坛的敬天之礼。中国历史上长达四千多年的郊祭，就到止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祭天大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之前的尧舜二帝。《书经·舜典》篇有，舜“肆类于上帝。”记载了舜向上帝献祭的史实。孔子在所编的《礼记》一书中，也多次提到“郊祭”。……
郊祭为何必须在京外举行？中国的经典没有予以说明。然而，我们若在《圣经》的光照下，对中国古老的像形文字进行仔细的研究，或许可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地上第一次牺牲祭祀，就是在伊甸园外进行的。亚当和夏娃所进行的祭礼是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人类的始祖，因为背叛上帝而不配继续留在荣美的伊甸园中，他们在偷吃禁果之后，失去了乐园。“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24）……
中国古老的像形文字之中，有一道“门”，形像地描述了伊甸园的门；那里有一道拦杆“闲”，拦阻通向生命树（“木”）的道路。上帝将生命树的道路拦阻，这样他们便不会成为永远的罪人。这一个“闲”字，多么有意思啊！而且，上帝荣耀的闪现（“闪”），也是在伊甸园之门，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象徵上帝荣耀的“火”，出现在“门”旁。在后来的年代里，上帝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鲑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出25∶22）……
我们多次提到过《书经》中有关舜向上帝献祭的记录。这里又通过对《圣经》与汉字的分析，看明孔子所说的“郊祭”，实始于伊甸园外的祭祀。……
第二十一章时候已到
论语中就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孔子敬天爱人，但不直接谈“有神”与“无神”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知的持“无神论”观点较为有名的有汉朝的王充（27-97）与范缜（450-510）。王充在《论死》篇中反复论证，“人死不能为鬼，无知，不能语言，”且“不能害人。”范缜则发表《神灭论》来反对佛教轮回观与因果报应之说。后来，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只身与六十余名王公朝贵及僧侣辩论，不为所屈；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无神论”（死者无知觉）乃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而“有神论”（死者有知觉）正是撒但第一个大欺骗的继续！
第二十二章大同世界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自从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一直渴望回到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美好的家乡。参天大树、鲜花美景、花香遍野；有清澈的活水从生命水的河源源不断的流淌。有各种美味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四季常在。是啊，这就是人类所失去的，那曾与天使与上帝亲密交谊的人间乐园。现今的世界是非不辩黑白颠倒，谁不向往一个更美的世界呢？上帝将永生的愿望放置在每个人心里（《传道书》3∶11）。想像力有限的人类尚且渴望一个充满福乐的理想家园，上帝更是渴望将这美园赐给他所造所爱的人。……
太平天国是中国第一次有基督教意味的运动。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新教与天主教，都不再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守著人的遗传，在星期日礼拜，与太平军民按圣经所守的安息日不同；再加上，而洪秀全的信仰与实践之中，揉入了一些富于中国特色的理想，他对天国的认识受到了太平盛世与大同思想的影响。因此，外国基督教界与在这些教派手中接受教义的中国基督徒，都不承认太平天国的信徒为基督徒。而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太平天国是中国第一个“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教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