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导游词 350十字:建国后老教师：自古未见教师地位这么低

最令人焦虑的是，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市高校党委不得不号召所有党团员一定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钻研教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事后市里派人到北大、地质学院等校摸情况，发现许多党团员教学员工不是钻不进去，就是钻得不对头。有的搞惯了政治运动，搞业务不习惯。市委由此向中央提出：

“必须培养出大批政治与业务都优秀的共产党员教授专家来，党必须经常用极大的关心来培养党团员教师，帮助他们克服钻研业务的障碍……目前高等学校中的党员数量少，质量不高，在教师中党的力量尤其薄弱，远不能适应学校工作的需要。从长远看，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党，则难以实现高等学校的根本改造。因此，必须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见1953年9月北京市委致中央关于高校工作的报告草稿）

这份著名的报告内容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要纠正理论学习中沿用多年的“三反”式思想批判的做法，二是在动员学生“大闹天宫”之后，罕见地表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转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就为神经紧绷的教授们拧松了阀门，原本“号召与命令”、粗暴的教学环境也因此得以些许的改善，而且党的大门也稍稍地、不经意一般地向教授们倾斜开放。

1953年8月13日市高校党委会曾出过一份内部工作评价报告，他们分析从解放前地下领导学生反蒋反美，解放后依然领导校内历次政治运动，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关注过教学工作，许多党的干部对教学十分生疏，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市高校党委会对此决定，各级领导今后不要布置过多的社会工作，明确全体党团员在学校中教好学好就是做了最主要的政治工作，摒弃了企图依靠学生自下而上地推动教授教学改革的做法。

市里严令，再也不能允许学生在课堂上稍有不适，当场就向教师递条子提意见。由此企望改变学生“主力军包打天下”的强悍作风。

教师申请入党仍然困难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

1952、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高校党员教师队伍中新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在1953年9月的《上半年建党工作报告》中，曾经高调形容这批新党员“确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新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但让校方棘手的是，新党员几年来过于投身政治运动，业务水平普遍较差，钻研时又怕困难，又不愿去接近老教授请教受益。

1953年市委组织工作会议提出高校在半年内应发展900人入党，分摊到北大、农大等校每个支部平均在四个月内要发展三十至五十人入党。北大党委为了完成建党的硬任务，抽调了十一个正式党员、二十二个候补党员，成立了五个临时支部，就是专门为了通过新党员入党。在这样狂热入党风潮之中，教授依旧没有作为发展重点。

市高校党委曾经发文提及，目前在学校中有一些教授要求进步，有的已提出申请入党，这些人和党靠拢，有事找党商量。但根据过去经验，应注意审查其历史，应着重批判这些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强调个人作用等问题，必须估计到资产阶级教育给他们在学术上带来的影响。（见1953年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这就实际上摆出教授入党的操作难度，甚至像清华副校长刘仙洲“积极靠拢党”是校内外公认的，只因为上岁数的他说了一句“党是正派人的党”，就被认为对党认识很差而一度婉拒。

院系调整后，先后从地方、部队调来不少党员干部到北京各高校，高校党委统计约为350多人。这些从老区来的农村干部占据人事、党办等要害部门，对学校环境不熟悉，对知识分子不深入了解，因而往往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出身坏，小资产阶级气味太浓厚，锻炼少，用“不保险”为借口不敢在教授中进行建党工作。对一些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申请人，这些干部就采取简单放弃的态度，不进行必要的调查对证，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愈简单，愈保险”、“沾边不要”。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也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花样之多、费时之长都令人恐慌。各高校普遍要求申请人要写数万言自传，交待自己的入党动机、思想转变过程等等。连有的入党介绍人撰写审查报告，也得花费十几小时。支部大会上党员不切实际地要申请人挖思想根源，甚至要求分析父亲的朋友对父亲的影响等，挖不好就挂起来。

1954年北京高校系统只完成建党任务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是全市完成最差的党政系统之一。1954年3月市委又给高校系统布置新的一年建党任务指标为两千人，高校党委看作艰巨，视为畏途，就是因为教授、讲师入党标准繁琐苛刻，自缚手脚，无从展开。实际上，他们知道校内党的力量很弱，按教研室为单位建立支部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校，触角伸延得很困难，大量的群众思想情况收集不上来。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在北大、清华、航空、师大、北医、农大等重点六校中，664名教授中仅有党员22名，占百分之三。比例之低，与政策执行过于苛求有关，也与各校主政者不适当的谨慎相关，因为他们“对旧教授中一部分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变为共产党员的可能性估计过低。”（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报告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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