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站到望城区:《事实胜于雄辩》第十章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及反思

第十章 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及反思

一

改革三十年来，由于分田到户，在小农经济条件下，集体化、合作化的优势被削弱，并且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不得已到城市打工，成为农民工群体。

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农业的基本农田逐渐被侵蚀，农村环境恶化，土壤污染严重，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农业重要命脉产业大豆产业被外资控制，已经被分散的中国农民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

农村出现空巢化，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农村务农人口下降，土地大量撂荒，我国粮食安全受到了严峻挑战。农村由于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支持，和城市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农民越来越苦，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目前，农村基本保障还很不健全。

就像关注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李昌平所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以下引述了几个典型事例，可看出三农问题的现状：

（一）农业被外资控制

中国储备粮公司人士认为，大豆和植物油价格逆“抛”上涨，政府调控能力薄弱，并不是储备太少，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豆产业中原料和压榨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上。

根据中华粮网，2007年全年大豆进口量达到3100万吨，植物油进口量为840万吨，全年进口油脂油料折合食用油量高达1500万吨左右，国内植物油需求对外依赖度也从上年的56.8%进一步提高至62.5%，提高 5.7个百分点。

从油脂产业链来说，从原料大豆到压榨环节，均控制在外国人手上。近年来，大豆进口猛增，自1996年我国成为大豆进口国以来，进口数量从58万吨增加到2003年的2074万吨。2007年1-11月我国共进口大豆2789万吨，同比增加8.1%。而我国大豆的生产能力基本在1500～1600万吨徘徊。

另一方面，目前，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四大国际粮商已经控制了国际大豆90%的贸易，造成了“巴西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决定价格”的畸形格局。

更为畸形的是，在它们的战略之下，中国本土大豆加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80%以上的油脂加工能力控制在上述四大粮商手上。（阮晓琴《大豆产业中原料和压榨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上》，《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3日）

由于中国失去了对大豆产业的控制，造成了中国的优质大豆出口到国外，而国外的具有巨大健康风险的转基因大豆涌向中国。

（二）农村空巢化

“我从来不知道我爸爸在外面做些什么，我小的时候一问他他就着急，还骂我，吓得我再也不敢问了。可是，他越不告诉我，我越是担心爸爸的安全。”北京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一位留守孩子对记者说。调查显示，有四成留守儿童不知道外出的父母出去干些什么工作。（《农村留守儿童约有1000万 四成不知父母打啥》，《北京晨报》2005年8月26日）

湖北监利县的“留守老人”大多坚持种田。记者走访了七八户，最多的种田30亩，最少的也种了2.5亩田。赵家村的黄玉新和老伴种了16亩田地，农忙时儿子也不回来。人手不够，2005年两季她家请了10个人插秧，工钱共620元。“请工不太划算，但没别的办法。”老人还开了一个杂货铺，前些天有人买东西想赖账，老人心里有气。老两口过生日、逢年过节都希望家人团圆，可孩子们回不来。儿子每天晚上都打电话。黄婆婆说：“想儿子啊，尤其是身体不舒服时，打电话时就偷偷掉泪。”

儿行千里母担忧，“留守老人”格外牵挂外出的子女。黄歇口镇龙氏兄弟的爱人都在苏州一家棉纺厂打工，弹花机“咬人”，妯娌俩一个失去了一只手，一个断了一根指头。她们成了残疾人，棉纺厂仅赔了一点医疗费。为了谋生，她们仍在那里打工。说起这些，老人们无奈地摇头叹息。（张志峰《农村“空巢”老人生活艰难 谁来关爱“留守老人”》，《人民日报》2006年2月27日 ）

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很多年富力强、有文化、有见识的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农村“空巢”化趋势明显，这种状况不改变，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记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鄂尔多斯等地农村走访，发现很多农村已是仅有老幼妇孺留守的“空巢村”，村容残破不堪，有些农户甚至用土坯、砖瓦堵住房门，举家进城。“以前还是‘三八’、‘六○’部队，现在净剩老弱病残了。”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村，村主任苏二才忧虑地说。（新华网：《农村空巢化趋势明显 新农村建设面临挑战》2006年5月10日）

二

农村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已经形成了新的利益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当年提倡党员带头致富，但富起来的党员很少有先富帮后富的，而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在大拆集体所有制的浪潮中，人民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一批旧的集体所有制巩固了，一批被拆散了的集体所有制也恢复了，一批新兴的集体所有制也建立了；提倡个人承包的小岗村贫困化了，别的大量村庄“各顾各”两极分化了——主要是村内当权者先富起来了。

占全国农村大部分的单干村庄，集中出现了三农问题，农民几乎成为一盘散沙。 被树为典型的小岗村。至今都是靠国家的拨款和各地的支援建设新农村。小岗村的现任村长严宏昌发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感叹，而真实的小岗村也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

在全国首先创个人联产承包制的小岗村如何了？发财了没有？下边择几个小岗村人说的话。
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户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两万。我自己家因盖房娶媳妇等，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法子，只好让儿子和媳妇出外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外打工的越来越多，单大严家自然村，就有二十几家。”

更出人意料的是，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村民缪夕五说：“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生活过不下去，叫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小岗村村长严宏昌先富起来，他的亲弟弟严富昌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屋顶上一个大窟窿说：“通过这个窟窿，晴天可以看云彩，晚上可以看星星。”他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想盖房子没有钱。”他又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只破匣子和几根电线说：“你们看，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了个电话，装装门面，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收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把电话送人了。”严富昌有两个孩子该上中学，没钱，上不起。严富昌被毒蛇咬了，妻子被车子把腿撞伤了，弄了钱治了蛇咬伤，治妻子的腿伤就没办法了。

县里为了把小岗村打扮成“小康”的样子，花钱刷了墙面，修了一段路，还修了一个自来水塔，不久机器就坏了。要修复，需要几万元；修好了的话，开动机器每月要花一两千的电费。村民出不起，这个自来水塔也就没用了。

小岗村并没有增产，实际产量不过40万斤稻谷，可是报表总填60万斤，年年如此。

那么，咱们应该考虑一下：到底是走合作化，改造小生产，走上公有制现代化大生产之路，才能保证共同富裕？还是分散联产承包，走“各顾各”之路对呢？（摘自李尔重《几许疏钟》，中国展望出版社2006年1月）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凤阳小岗村为形象工程所累 村委会赔本赚吆喝》披露了大量的事实，人们发现小岗村的真实现状：　

村里大面积推广的蘑菇大棚，就让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两年前，三位来自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小岗村建立了9个蘑菇大棚，并进而带领当地众多农民投入蘑菇种植。

按照凤阳县维持到现在的政策，2006年，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500元；2007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000元；2008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

按照村民严美昌的说法，地是村里拿钱出租的，地给承包户不用钱，然后每个棚还有补贴。而建大棚等钱不够的话可以有贴息贷款，等卖了蘑菇再还贷款。

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经营方式，但现在，承包人向上级申报的大棚数，和实际经营的并不一致。

“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5个棚，就有25000块的收入，到时候就只做3个棚。”

记者在现场的确发现，很多大棚都空着。一位种植户说，因为投入成本高，而且价格受市场影响大，所以后来很多农户就不弄了。而现在，“明知道蘑菇不赚钱，但还干，因为有钱补贴。”
严美昌认为，之所以蘑菇大棚说有收益，是因为“他们（指种植户们）在拿到5000元补贴后，减少双胞菇的种植，比如原来是8层架子，现在减少几层，这样减少了投入”。严美昌的侄子也培植了双胞菇，但是也亏本了。这就是“村民通过种植双胞菇增加了不少收入的真相”。　　

“目前，小岗村已经流转出600亩农地，用于种植葡萄、蘑菇、养猪等，自己并没有经营，太可惜了。”“但部分承包地荒着的现象，”村民说。（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根本原则是公有制，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废除私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当年大包干浪潮中能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都迈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在有些地方经过“个人联产承包”挫折的痛苦，群众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走集体路才是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河南临颖南街村于今已成了闻名世界的搞集体所有制有显著成效的单位。它也不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走过来的。

1981年，南街村也搞过联产承包。两个小工厂包给个人了。结果承包人发了财，群众卖了力气，吃了苦头，人心搞散了，生产下滑了。原来每亩产1000斤，一下子降到500斤，有些村民出外乞讨为生。群众生气，骂领导。支部书记王宏斌挨了骂，却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态度反省了。他没有埋怨群众，也没有认为群众落后，认定：“群众不是骂我，是嫌我不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他拿出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气魄，征求群众批评，寻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与支柱。1984年春节后，他贴出一张布告，征求群众意见：“南街村向何处去？”经过群众讨论，多数人拥护走集体道路，于是把工厂、土地联合起来，归集体所有，宣誓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这一来，南街村人心齐，泰山移，发挥了集体的威力：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130余万元，1986年320余万元，1987年730余万元，1988年1400余万元，1989年2100余万元，1900年4100万元，1991年1．1亿元，1992年2.1亿元，1993年4．2亿元，……1999年14．2亿元。南街村的发展比深圳快了18倍。

王宏斌懂得不少道理，汇集起来也就是他的一句话：“共产党三个字的前两个字不能变，‘共产’二字不能变成‘私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摘自李尔重《几许疏钟》，中国展望出版社2006年1月）

　三

新自由主义主要主张进行土地的私有化，以至于出现了公司加农户等模式，试图通过“土地流转”的过渡，逐步实现土地的私有化。

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实践已证明，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公司加农户被认为是农民进行生产的非常完美可行的形式。从理论上说，单个农民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的市场信息不灵通，把握不住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单一而且数量不多，如果能够有人把他们的产品统一集中起来去代替他们销售并且能够根据市场的行情去指导他们生产，就能够保证他们稳稳当当地取得取得非常好的生产收入，不是非常好的生产先生吗？于是乎，公司加农户的设想就产生了。

公司加农户的组织形式是由与农民居住在异地的商家来组织的。这里面存在一个信用问题，特别是在两种情况下容易发生问题，第一是在产品畅销且价格高的情况下，公司当然会要求农民履约，把产品按低于实际价格的合同价格卖给公司。在这个时候，对农民是非常不利的。农民只有在这样的年成才能因卖出较多产品而取得一点较多的收入（仅仅是较多，是雪中之炭），但是，还是被商家得到了。这对收入少的农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是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不是公司不履行合约，就是公司临时增加各种规定，巧立名目提高收购门槛，使农民的许多产品不能得到收购。如果商家不履约，农民分散，不管是否能够在法庭取得胜利，都是于农民不利的。（郭兴邦《公司加农户：对农民只是绚丽的肥皂泡》，人民网2007年08月04日）

“土地流转”由于巨大的争议性和潜在风险，已经被冷处理。其可以预见的后果是会在农村造成更大的分裂，导致矛盾积聚和扩大，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

毛主席对农业极为重视，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视农民运动，组织工农联盟，到延安时期组织大生产运动，再到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毛主席始终将农业作为国家之根本来重视，认为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基础力量和坚定的依靠对象！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农业在水利、良种、化肥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农业单干对农业和整个国家的危害，所以极力反对单干风。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合作化是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自1955年成立“六村高级联社”以来，虽几经变革，但集体经营的体制一直沿续至今。目前，全乡集体经济占75%，非公有制经济占25%。集体经济中， 工业占80%，农业占10%，服务业占10%。上世纪90年代后，他们大胆改革，不断探索新形势下适合本乡特点的管理模式，完善了一系列的配套管理机制，既坚持集体经营，又避免吃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周家庄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乡办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农、林、牧、工全面发展。农业方面，充分利用集体经营的优势，根据劳动力的特长进行专业化分工。全乡14000多亩土地的耕种、管理和收获全部实现机械化。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使周家庄乡有能力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乡里建有农民文化宫和游泳池，文化宫内设图书阅览室、游艺室、放映室；6所小学、1所初中全部楼房化；全乡主要街道及村间道路实现了路灯照明；主要街道全部改造为水泥路面并绿化。宅基地由乡统一规划管理，村民建房实行个人购料，集体免费承建，现在家家户户住上了两层楼房，群众的居住不幸和生活环境大大改善，被誉为“城市化的乡村”。

由于周家庄集体经济发展好，各种税费由乡统一缴纳，干部无催交税费之苦，群众无负担过重之怨。全乡群众统一享受老年人养老津贴、中小学生免交学杂费、无偿供应自来水、就医补助等10项福利，村民“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干群关系非常融洽。（摘自《向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