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南厍:李开盛：以理性的精神迎接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归根到底是人类设计、建构的产物，最终也需要由人去把握、去实践。而现实总是复杂的，即使是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地处理好所有价值与利益冲突，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部做出规定，从而为人的自由发挥留下很大的空间。而人在自私与逐利的动机的驱逐之下，总会寻找一切机会去钻制度的空子，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就像现在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去逃税、漏税一样。要弥补这种制度设计本身解决不了的空白，就只有依赖政治文化，即被与政治相关的各阶层、党派、团体、个人所承认和所奉行的政治理念体系。政治体制是有形的、具体的，政治文化是无形的、原则的；政治体制约束的是人与政治团体的外部行为，而政治文化则对他们进行内部的理念规范，两者正好起相辅相成之效，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党派政治为特征的现代政治中，在以分权、选举为基本特点的民主体制中，低效、党争、权斗、哗众取宠很容易成为负面的“民主乱象”。这个时候，培养一种宽容、理性、善于妥协也敢于妥协的政治文化就显到至关重要。

　　我们可从美国的例子来看政治文化的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践孟德斯鸠提出来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国家，其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分别由总统及其联邦政府、国会与最高法院所掌握。与此同时，三者之间不仅有权力的分割，还有交叉，以起相互制衡之效。如总统对国会的法案有否决权，国会可通过任免权、预算案约束政府的行政决策，而最高法院则有宣布总统政令与国会法案违宪之权。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美国仅有这套制度，而无相应的政治文化配套之，特别是允许政客们想尽办法钻这个体制的空子的话，我们将会发现美国政治很可能陷入瘫痪：国会拒不批准总统对政府官员的提名，甚至通过控制或否决预算迫使政府关门；总统则对国会的法案频繁加以否决，并通过副总统兼任参议院院长的便利干预国会运作，使其变得效能低下、无所作为；诸此等等。

　　但事实上，美国并未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虽然偶尔也有府院之争，但基本上仍能理性和平解决，并未影响到整个体制的运作效率。那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人所一贯担心的三权分立影响政治效率的事情（如果纯粹从体制层面来看，分权导致政治低效是完全可能的）并未出现，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美国除了有民主、分权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有两大党派均所接受的理性、宽容并善于妥协的政治文化。有了基于理性的政治文化，三权之间就能够相互尊重，较少出现为了制衡而制衡的情况。有了基于宽容与妥协的政治文化，不同党派、阶层对彼此间的利益与诉求就会有合理尊重，没有“真理全在自己手中”的想法。所以，一个党派的总统到了其执政末期，不会像一些国家元首那样行使“最后的疯狂”。相反，他一般不会做出重大的决策，以避免给后一任总统留下施政上的掣肘。而这种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不能跃居国家利益之上，不能让党争、权斗分裂国家与社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由于选票统计上的问题，总统的产生几乎难产，两党支持者的对立甚至发展到街头。但最后民主党的候选人戈尔放弃了不断抗争的做法，让小布什成功当选总统并组建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治其实不是靠体制而是靠文化来运作的，因为很多政治实践并没有明确的宪法规定或其他成文法的规范，而是依赖传统、惯例的作用，而它们恰恰是政治文化长期积累下的宝贵结晶。

　　反过来看那些民主政治不成功的国家，特别是前段时间国内问题闹得很凶的泰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恰恰属于那种有相应民主制度却无成熟民主文化的国家。泰国出现了多次红衫军运动，希望通过街头运动迫使现任总理阿披什下台。而吉尔吉斯斯坦则出现了街头骚乱与政变，反对党通过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在这些国家，缺失的并不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泰国虽然原来屡受军人政变的干扰、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在苏联解体后才走向独立与民主转型，但均已有基本成型的民主政治架构。其民主政治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缺陷，除了这两个国家存在一些严重的国内问题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生活中没有养成理性的、宽容与妥协的精神。民主在泰、吉两国的不成功，其实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恰恰是民主建设不彻底的问题，即仅有表面制度而无深层的民主文化。结果，已有的制度设计要么被人为扭曲，要么形同具文，民主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

　　再看中国，在走向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中，我们不但没有具备这样的政治文化，相反的趋势还在日益发展。由于理性、宽容精神的缺乏，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缺乏应有利益尊重。特别是权势集团，利用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利益，不断压制弱势团体的利益空间。反过来，贫富分化的增加、社会阶层流动的停滞，又导致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大，特别是弱势阶层的仇富甚至是仇视整个社会的心理，从而促使他们通过一些极端而不是和平理性的手段与强势阶层或整个社会相对抗（如拆迁中的点火自焚、针对无辜学生的凶杀案等），最终造成利益均输的结局。

　　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虽然在不断增强，但紧张情绪却在不断加大，民族对立也开始彰显，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种非常欠成熟的政治文化之所以出现，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但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成熟政治文化的欠缺又为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因为体制变更往往会导致更多问题的揭露与矛盾的爆发，如果没有体制设计与政治文化的双重规范，政改的推进反而很可能导致民主推动者所绝对不愿看到的问题，甚至是像泰国、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的局面。

　　还必须指出的是，整个政治社会层面理性、宽容精神的缺乏应主要归咎于强势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不但是因为在教育、文化层面，强势阶层主导下的教育体系中从来就没有以理性、宽容为精髓的公民教育，还因为正是强势阶层作为权力控制者关闭了正常的、和平的利益沟通、博弈渠道，使得不同阶层间的理性、宽容并存很难成为可能。举一个今天看到的新闻为例，“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的正常维权行为被视为“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煽动纠集”，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被法院判刑2年6个月。这样的结果，使所有相信和平变革的人心寒。这样的结果，只会通迫使那些弱势阶层失去理性、和平抗争的信心，最终走上以暴力对抗的道路。

　　所以，塑造一种理性、宽容的政治文化对中国来说已是刻不容缓，它既是处理当前问题的必需，也是未来民主体制改革的保障。特别是要趁着现在政改尚未有大的起步，还可以未雨绸缪，预先规划政治文化的塑造以及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问题。当然，从某个意义上讲，这种文化的塑造比体制层面的变革要更难，因为它不但涉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政治素养以及民族精神等问题，还面临着贫富分化、利益博弈严重失衡的现实考验。这不是通过一个文件、一次运动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部分人在短期内能够一呼而起、一蹴而就的。它不但需要一次全民族的深层次心理改造与自我觉醒，还需要一次全民族的现代政治文化启蒙。它不但需要弱势阶层的理性自救，还需要强势既得利益阶层的理性自制。面对如此重大而艰难的任务，真不知中国还有多少时间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