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广播剧台词:用犀利的笔墨刻画鲜活的教育——王栋生教育思想文论

  用犀利的笔墨刻画鲜活的教育——王栋生教育思想文论

 
 王栋生，笔名吴非，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名教师，著名杂文作家。1950年出生，1968年下乡插队，1982年春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进入南师附中任教至今。主编《高中文言读本》、《初中文言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古诗文诵读》、《现代诗文诵读》（江苏教育出版社）等20多种教学用书，为《新语文读本》编委，发表教育教学论文20篇；1988年起在教学之余从事杂文写作，发表杂文、评论、随笔1500多篇，出版杂文体专著《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的的用人术》，杂文集《污浊也爱唱纯洁》等。苏教版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编者。主编《新语文·写作》等教学用书，有《中国人的人生观》等多种专著。作为杂文家，他曾获本报首届“林放杂文奖”。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之时，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文论选萃】
一、王栋生的追求（摘要）
二、让思想自由地飞翔
三、做一个学习型的语文教师

四、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王栋生的追求（摘要）
 
教师人文素养：传道授业第一级台阶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虽然不像工农业生产的失误那样会立刻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会隐藏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而当其滋蔓之时，真是天命难回。” 
    “如果把那种缺乏人文精神的极端的应试教学也称作‘教育’，是教育的羞耻，也是对教育的玷污。” 
    这些言辞尖锐的话语出自一位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教师王栋生。有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如今“应试教育”盛行的前提下，提“教师的人文素养”是不可能的。王栋生传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勾画的是教育的乌托邦：“要今天的人呼吸明天的空气，可能吗？” 
    可现实中的王栋生不仅在传达理想，更在创造现实，他并不认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明天的空气”。“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明天，可是现在就把他对学习的热爱一扫而光，他还会有明天吗？” 

只吃馒头不读诗，是另外一种死法
 
晚上9点多钟联系到王栋生时，他正和几位朋友聊天。后来得知，这几位朋友是三位30多岁的男教师，因为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而聚到一起。
王栋生戏称他们是一群孤独者，这种孤独者组合总是吸引着那些对教育有理想、有反思的教师。这天晚上，他们磋商一套旨在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的讲座计划，直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王栋生还要走进任教的南京师大附中，8月31日学生开学，他不得不用一些精力去对付市里安排的“期初考试”。 
对于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来讲，能够在王栋生所带的班级里读书，应该是幸运的：
他从来不给学生排名次，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下不了手”。
如果学生病假后来上课，他一向不要求补作业，“病后一般比较虚弱，等他痊愈了再说。”
遇到学校里急匆匆跑着上课的学生，他会伸手拦住：“别跑，小心摔伤了；既然已经迟到了，就慢慢走，下次不迟到就行了。” 
需要读学生作文时，他会先问一句：“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在他眼里，学生是有思想的人，需要得到尊重。当教师多年，他从没让学生写过“日记一则”“假期日记”那样的题目。“学生虽然小，也要给他们灌输权利意识，日记是私人隐秘的世界，有权不让别人看。”
他说，“教育的目的其实极为简单，就是为了让学生像人一样地活着，让他们像人一样地活得美好。”
与其他老师偏爱成绩好的学生不同，王栋生的情感经常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倾斜，有时并不在意一碗水要“端平”。
他学生的语文试卷上几乎没有出现过58、59、60这样的分数。他的理由是：如果给了59分，学生可能会怀疑老师有恶意，而给了60分，也会有家长认为是老师的恩赐。如果学生分数接近及格，他会给61、62,有诚实的学生找到他说总分算多了。他会平静地解释，这几分不重要，重要的是学语文的状态。学生马上理解，老师是不想让他难堪，进而会更勤奋，因为下次如果再被照顾会很不好意思。“这些孩子将来更有可能成大事，或许会改变社会。再说，语文这个学科很难用一张试卷作出评价，当真这两分就能显出高低吗？”
一次批改完一个学生的作文，他给了76分。登记成绩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学生已经连续4次得了76分，如果第5次还是76分，他有可能对写作丧失兴趣。他把学生作文反复看了几遍，决定给82分。过了好多年，学生还清楚地记得那个82分，回忆起“看到成绩后，简直激动不已”。
他主张重视情感教育。
1999年高考前夕，班上有名学生夜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学校考虑到王栋生是老教师，要他去向学生宣布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全班同学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他终生不能忘记。
当时曾有人主张“尽量保密”、“淡化处理”，担心影响高考。但是王栋生坚持认为这是教会学生直面人生苦难的课堂，如果不让学生去送别，说明学生作为人，其人格情感是有欠缺的。那天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送行，男女同学都哭红了眼睛。“不可否认，这件事对学生刺激很大。后来，一些同学的考分有可能因此低了几分，但是和此前相比，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我们的教育要培养的是有人性的人啊！”
可他的这些做法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有校长说：素质教育不过是媚雅，考取大学才是正经，犹如吃馒头和读诗，诗能吃饱肚子吗？只有选择吃饱馒头。
“他只宣传不吃馒头会饿死，但是他不愿承认，只吃馒头不读诗，是另外一种死法。”在王栋生看来，从事教育的人一定要有理想，如果没有理想和追求，必然委琐无比。持那种消极言论的人，不配搞教育。 
 
只是为了让教师在短时间内，找到好读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王栋生参与编撰了《现代教师读本》丛书《人文卷》。《人文卷》分为八个章节，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高贵的气质、平等的意识。对王栋生而言，这是项有意义的工作——为提高教师的人文修养作一些努力。
“通过快餐化的阅读就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试图把一些基本理念和精神标杆介绍给教师读者，至于如何去读，去思考，如何在教育教学中去实践去贯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编书的过程中，王栋生经常会把要选入其中的名篇读给学生听。
他记得给学生读摩罗的文章《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时，有些学生热泪盈眶，从中他们看出人对生命的追求，要好好活着，要时刻保持生命的冲动。黄永玉曾经对人说过：“年轻时读到巴尔蒙特这句诗，蒙着被子大哭一场。”在各地演讲时，王栋生把这首诗读给中学教师听，许多教师却没有反应，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让他很不能理解。
而提到“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90％以上的老师不知道晏阳初是什么人。书中他特意选编了晏阳初的《在欧美同学会上的讲话》，“我一定要让中学老师知道谁是晏阳初。”
近年在一些地方和同行交流时，他还发现语文教师不读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每次报告做完，留下一点时间请老师们提问，老师们递上来的那些条子大部分是打听高考的。他很疑惑：“难道我们的教学工作除了高考就没有其他可谈的了吗？”特别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骨干教师培训进修班，按年龄，都是各地的教学中坚，可是除了高考，他们往往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了。“我们应当看到应试教育的泛滥对教师专业发展形成的阻隔。”
“目前中小学教师的人文素养甚至达不到文明社会的一般要求。”王栋生担心地说。有一则没公开发表的中学教师读书的信息，虽然不是很精确，但是有价值。某校教师个人每年人均购书的金额不到15元，而该校教师年收入年均3万元以上。
丛书主编钱理群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提高教师人文素养，目标提得比较大，其实期待并不高。只是为教师提供一套好书，包括经典的和现代的，让教师在短时间内找到好读的精神食粮。”
在为《现代教师读本》作序时，钱理群写道：“教师这个职业，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学生的健康、健全成长’。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就是‘把学生放在自己心中’。”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不能致，心向往之
 
上海《教育参考》主编吴国平是这套丛书的执行主编，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与有共同追求的志同道合者对“人文素养”取得了共识：“要有独立的人格，有精神追求，有平等的意识，有强烈的责任与操守。知困而学，知难而进。”他推崇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现代教师应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不能致，心向往之”。
他说，“教育”是一个大家都习惯的词。而实际上，大家都在说的教育仅仅是知识的训练，“古人说‘教书育人’，而今天的教育却是‘育分育人’。”表面上进了学校就是在实施教育的功能，而实际上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围绕着分数转的。
“这种‘教育’是打了引号的，只有‘教’没有‘育’。只强调传授知识，而把育人的功能抹灭了。”他担心这样只会离真正意义上“对人的重视、关怀、全面发展”越来越远。
吴国平认为，在所有的事业中，只有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教师没有理想和信念，是非常可悲的。“在教育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怎么强调教师的作用都不为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王尚文教授这样描述“教师人文素养”的现状：“当前的教师，看大地看得多一些，看天空看得少一些。”他有些担忧教师人文素养的现状：教师都注重实用实际，对那些形而上的理念和追求考虑较少。
而王栋生却被大家一致认为是人文素养的“楷模”，他呼唤更多的教师加入进来：“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教师的道德修养都必须高于社会的一般，如果不能保证教师具备这样的素养，整个社会的发展伦理必然会走向荒谬。”他说，社会分配的不公，无所不在的金钱诱惑，教育领域的种种腐败，正在腐蚀一个时代的教育，这就需要大批具有高度人文素养的知识分子来管理教育，教师应该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以适应教育的发展。”
 
让思想自由地飞翔
——谈语文、作文、“反作文”
 

对话  ：“反作文”反些什么

记 者：王老师，最近您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提出了“反作文”这样一个概念，请问“反作文”到底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王栋生：从2000年上半年起，我们有意识地在高中作文教学中进行一些“离经叛道”的尝试，抛弃让人厌倦的、例行公事式的作文模式，给学生以自由的天地，尽可能地让他们自由写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重视培养他们的才思与写作激情。痛恨让人越写越兴味索然、越写越文思枯竭的传统作文模式，我们就用“反作文”这个概念来概括我们的实践，也表达我们在作文教学上的基本理念。

记 者：这么说来，您对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作文教学模式，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王栋生：是的。我在南师附中教书20年，发现学生的作文能力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而作为教师，在作文教学上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为什么初一学生的作文还很有些灵气，到了高三反而才思枯竭了呢？为什么6年的作文训练，会一点一点地扼杀学生的作文兴趣呢？这说明我们的作文教学，从总体上说是有问题的。

记 者：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王栋生：例行的作文教学总是想方设法给学生“上规矩”，总是训练学生上套路、说套话。几年下来，他们学会了小题大做，学会了讲意义、摆姿态，学会了教育别人。每当看到高中学生的作文腔调像官僚，我就特别痛心。作为教师，我不怕学生幼稚，只怕他们不像个老老实实的人，只怕他们早早地就戴起了面具，只怕他们没有自己真的性情、真的见解。 

记 者：在您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栋生：第一是应试教育的报应。我们不要带任何情绪，只要看一看高考作文给中学作文教学带来的冲击，看一看各地为了应试而搞出的那些现代八股题，就可以想见高考的影响力。期间，马二先生们的“伪作文”、“假作文”也大行其道。我无意贬低作文选本的价值（我自己也参加编过一些），但作文围着高考转，模式化就在所难免，教师怎能有创新，学生又怎会把写作当享受？第二是我们的作文教学观念陈旧，教师的教学智慧不足，方法太少，更使人担心的是教师自己也怕作文。第三是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比如所谓的辩论赛中，比如一些不负责任的报刊，都把一种不好的文风带给了学生。 

记 者：那么“反作文”的想法在实践中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王栋生：我们的“反作文”，一不反写作基本功训练，二不反素质教育。在具体操作上，我们的做法是加大学生自由作文的比例，在命题作文的形式与内容上注重拓展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新颖的内容和构思，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高二年级学生中发起的一次作文“征题”活动，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反作文”的思想。我们的要求是：如果让你自由写作，你最想写的三个题目是什么？请分别写出100字的说明。结果全年级学生拟出的题目多达1000多个，五花八门，让教师们眼界大开，也使学生们大受震动：原来作文世界可以如此丰富多采！在征题的基础上，一批学生无所顾忌地写出了他们最想写的文章。这些作文开始脱离旧有的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了新意，学生也在作文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乐趣。 

记 者：是不是可以说“反作文”已经给你们的作文教学带来了新的气象？ 

王栋生：是的，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们发现，一些原来厌倦作文教学的同学，现在能够带着笑意去写作；有些原先作文不太好的同学，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他们敢想、敢说、敢写……教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也经常能够感到一种兴奋、惊奇。不久前，我们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反作文系列”丛书，首批共有5个分册，听听书名：《让思想自由地飞翔》、《与苏轼相遇在秋天》、《在这一片湖边》、《没有麦田的守望者》、《一棵十八岁的树》——你就能感觉到，那是一种别样的作文。 

“让学生喜欢语文课”

记 者：现在让我们把话题稍微扩大一点，请您谈谈中学语文教学。 
王栋生：语文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母语的学习，学习的是祖国语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在部分学生当中，特别是一些学生家长当中，依然存在着轻视语文的现象。曾经有一个学生家长，找我做他孩子的思想工作，让他孩子在语文上少花些时间，多攻攻数学。他们看重的还是高考，似乎送孩子进高中，目的就是孩子以后能念个好大学。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对，但其中流露出来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思想非常有害。 

记 者：学生不喜欢、不重视语文是不是也有语文教学本身的问题？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学习语文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享受？ 

王栋生：“让学生喜欢语文课”，正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个基本目标。为了让学生喜欢，为了使语文课有吸引力，我觉得首先语文教师要有思想的深刻性，对于教材，对于每一堂课的教学任务，包括对于作家作品、社会现象，都要有自己独到的、力求深刻的见解。其次教师要有表达的艺术性。我自己比较习惯用对话式展开教学，在教学中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甚至不惜改变课前准备好的教案。对于学生的意见，那么很幼稚，教师也要十分认真地倾听，因为他是你的学生。同时，我喜欢抓住一两个有价值的、有效的问题组织教学，这样的问题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思维的空间、想象的空间。第三，语文教师要能延伸拓宽、旁征博引。课文只是一个例子，语文教学不能局限在课本的范围之内。有些教师自身本钱不够，只能就课文讲课文，从课本到课本，这也会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记 者：从客观效果看，您的学生是否喜欢语文课？ 

王栋生：上面举过的例子应该能够说明问题，家长认为孩子太迷语文了，希望他在语文上少花一些时间。对语文教学，我一直用两根尺子去衡量，一是考试，我们也无须回避；二是学生对于语文的持久的兴趣，学生对语文产生了兴趣，有了正确使用母语的意识、习惯和能力，这样的语文教学才是真正成功的。 

记 者：与其他学生相比，您觉得您的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还有哪些优势？ 

王栋生：人文意识比较强，有标新立异的兴趣，有怀疑精神；表达上有新意，能够特立独行；对于传统的东西，能够批判地接受。说自己学生的“优势”，我主要是想由此再说说对语文教学的几点想法。首先是语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字词句篇当然很重要，但语文学科是人文含量最重的学科，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其次是在语文教学中要给学生传统的精华，也要给他最新的东西。我们提出要“尽早进入制高点”，让学生接触经典作品。经典是一个时期人文、语文的最高层面，我们的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和经典对话。第三就是前面说过的作文，要打破过多的清规戒律，让学生自由地表达，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我每接手一个新班，总要与学生进行一次专题谈话，主题只有一个：让思想自由地飞翔。这些，都是能够使我们的语文教学充满活力的因素。 

吴非抑或王栋生？

记 者：作为一个语文特级教师，您是王栋生；作为一名杂文家，您是吴非。您自己觉得这两个角色是互不相关，还是相互交融的？ 

王栋生：我首先是一位语文教师，假如要我再次选择自己的职业，我还会选择做教师。杂文写作，对我来说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要量化的话，可能只花了我1 到1 的时间。在解放前，作家当教师，教师当作家，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现在，能够将两种角色统一在一起的就比较少了。所以，有人说我的杂文“不像一个中学教师写的”，也有邵燕祥等著名杂文家劝我不要再当教师，而去进行专业创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教师从事的是“重复劳动”。我觉得是创造性劳动还是重复劳动，不是取决于职业，而是取决于人的职业素质。 

记 者：您的意思，两者还是可以统一的。那么吴非的杂文家角色对您王栋生的语文教师角色有哪些帮助？ 

王栋生：写作的实践，使我对语文教学、对作文教学有了更大的把握。作为语文教师，有一些写作的经历，肯定有助于他的教学。据说西安一所中学，校长提出语文教师不必发表教学论文，但每年至少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一篇文学作品，细想之下，这是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的规定。 

记 者：您的学生是否也从“吴非”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王栋生：先说我的一段故事。还是10多年前的事情，一次又是作文课，学生叫苦不堪，我说作文有什么难的，他们就说，那我们出个题目，你来当场写写。记得当时学生出的题目是《谈谈错误这个东西》，我就站在讲台前，当场完成了两篇不同的文章。下课铃敲响，我用图钉将作文钉在黑板旁边，然后扬长而去，学生再也不敢吱声。学生从哪里学写作？从老师的写作中，他就得到了一种直观的学习。现在，学生仍然经常买刊有我作品的报纸、杂志，他们读我发表的东西，应该说也是一种学习。我还经常拿一些杂文的题材，跟学生进行交流、讨论，这同样培养了学生的兴趣、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记 者：作为一名杂文家，你是否也从教师职业中有所获益？ 

王栋生：我写过不少有关教育的杂文，比如关于学校收费问题的，关于教育腐败的，关于校长人文素质的。我通过杂文引导社会对教育的认识，而教师职业给了我切身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每天和学生相对，接触他们活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我在生活上、思想上很充实，心理上很愉悦，这是教师职业对我的最为丰厚的给予。

做一个学习型的语文教师

——谈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必须尊重自己的专业，了解自己的专业。有发展自己的意识，才有可能获得发展。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对教师专业化作出了明确说明，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

教师需要对个人教学作有价值的反思。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多年来教学方法上是否有所改进，教学效率是否有所提高，个人是否认识到指导教学的理论修养方面的欠缺，等等，只要作如此思考，很可能形成重新启动学习的动力。新教科书的使用也为教师画出新的起跑线。为什么一些教师对新教材始终难以接受？他未必真的是认为旧教材好，他是反对一切新的、对他的教学形成压力的理念和事物。他非但从不主动探索和研究问题，而且在思想上总是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凡是新的理念、新的教学内容，他往往不经思考地反对。在课改中，这样的教师始终处在被动状态。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安居》中指出：教难于学，因为教所要求的是学：让学。实际上，称职的教师要求学生去学的主要内容是“学”本身，这就是教会学生学习，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善于学习。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教师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能否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往往取决于他本人的教学素养。课改的关键是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要实现这个目标，教师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建立适应教学革新的新的思维。有经验的教师会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是教师教出来。他们不主张让学生孤立被动地读书，而是主张教会他们“找食吃”，要为他们的自主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特别是保证他们的阅读时间），通过广泛阅读，积累感悟，获取语文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自己应当是个“自主学习者”。

以阅读教学为例。在阅读教学的引导上，教师的素养有时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教师自己首先是读书者，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有丰富的阅读体验，有厚实的阅读积累，不断有新的阅读发现，他才有可能懂得阅读对学生语文素养形成的重要性，他才可能建立阅读观念，他才可能形成一套有效的阅读教学法。教师是引领者，因为对学生而言，教师的阅读和理解都有示范作用。启迪学生的思维，教师必须有很强的思维能力。

学生有了对美的追求，他们对古典作品会逐渐自然地形成一种感悟能力。

教师勤奋地工作，更在这种工作中获得身心的愉快；教师在传道受业解惑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发展。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好学也更会学；在专业进修方面，教师也应当比学生更好教。对学生而言，终生进德修业的教师才是值得学习的楷模。

专业提高，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自我更新知识、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觉学习的意识。

面对铺天盖地，令他眼花缭乱的“理论”，面对教育教学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教师需要理智地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不能照单全收，靠别人灌输的思想指导教学。所谓的勤读多思，正是为了培养彻底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怀疑，意味着教师对所有的教学行为都能有理性思考与判断。当然，怀疑一切并非意味着要否定一切，而是思考一切，特别是对自己的教学实践，需要不断地反思，才有可能实现最好的教学。教育教会人思想，教育者首先应当是思想者。教师如果不能成为思想者，或者不想成为思想者，他就丧失了成为知识分子的资格，他也就不可能有所发现，同样，他的教学行为也就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在这种教师的指导下学语文，学生也会认为自己的思维没有价值，教育因此也就是低效甚或是无用的，学校只会培养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古今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具备怀疑和批判精神。教师丧失了独立思考精神乃至丧失尊严，能靠他去“立人”吗？而“勤读多思”，才是学习型教师的基本特征。

教师的教学是育人，是教会学生学，这就只能靠智慧，循循善诱四字，内涵极为丰富；而仅仅靠“苦干”对他的学生未必有什么启发。有史以来的教育不重视“会学”而过于强调“苦学”，教师往往也只能“苦口婆心”地“苦教”，最终把教师的职业贬低为蹩脚的工匠，只能简单地重复。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教师仍大量地存在并得到世俗文化的肯定。

勤读多思，才能明睿通达。教师聪明，学生的学习才能有愉快；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来自教师教学的过程。能始终有一颗好奇心、有智慧的教师不会把教学当成苦事，他们对教学有一种既热切又理智的期待。课堂永远是智慧者的天堂，优秀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常会有许多一般教师意想不到的发现，那些聪明的办法能像点亮一盏灯似地启人神思，让学生豁然开朗并举一反三。考察这些教师的经历和习惯，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对外部事物始终能保持浓厚的兴趣，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关注政治进步，关注民生，关注科学发现……总之，事事关心，他们重视阅读并善于思考问题，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教学中有价值的发现几乎都与预设无关，发现本身在于偶然。然而如果缺乏积累，也就不具备抓住机遇的能力，会与种种有价值的机会擦肩而过。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教学经历，有些教师十几年几十年都没能读懂那几百字背后的意思，而积累多的教师，也许初次接触就能有所感悟。近年国内出的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大多得益于读书并富有探究意识。

前面说到，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靠自己奋斗，教师要把专业发展作为个人的人生追求。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群体学习发展的优势。在一所学校里，语文教师应当是一个“读书集团”，从提高教学修养这个普遍意义上认识，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获得的进步，往往比个人苦心孤诣成就要高。我们注意到，随着近年网络的发展，语文界形成了一些自觉学习的群体，在这里，一批中青年教师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在语文教学理论的探讨上，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深度，还是阅读的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教育科研部门的要求，其效果比送入高校进修或是学位教育更为显著。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没有功利意识；二，志同道合。这种自觉学习的形式很值得同行们重视。

如何排除诱惑和干扰，读一些自己想读也该读的书，做一些自己该做而一直没能做好的事，这个问题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课改是机会，是动力，也是压力。制订一个具体可行的明确的学习计划，做一个学习型的语文教师，也许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在教学中，既要尊重规律，也必须创新。如果教师缺乏创新意识，他的学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教师要把培养创新意识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每节课的教学对象、教学情境以及教师的状态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不能因循守旧，照搬照套。在教学中只有不唯书不盲从，独立思考，才会有更多的发现。教师的教学智慧是他读书和实践的结晶，即使是借鉴来的，也会有一个学习和接受的过程，并非是刻板的教学模式本身能包含的。

积累你的教训，总结你的经验。我在1985年到1987年那三年，几乎每天写一两则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教育教学中的体验，大多只有四五百字，有叙事，也有感悟，还有一些是设想、杂感。我从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把这些思考感悟记录下来，仅此而已。多年后回看这些笔记，我发现当年的观察和思考很有价值，特别是我关注的一些教育教学细节，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想法。教师的工作是实践型的，很紧张很具体也很琐碎，不大可能形成很深的理论背景，写专业论文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教师的经验体会远比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多，为什么不发扬这方面的优势呢？我曾向一些同行提出这个建议，经常性地写“教学一得”或教学随笔，因为这种形式不拘一格，要求不高，比教学论文好把握，对教师的积累发展也有价值。

青年同行要戒浮躁。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必得有四大支柱的坚固支撑。丰厚的文化底蕴支撑起语文教师的人性，高超的教育智慧支撑起语文教师的灵性，宏阔的课程视野支撑起语文教师的活性，远大的职业境界支撑起语文教师的诗性。

教师的培养需要在中小学真实的教育环境中持续进行，是一个终身发展的过程。教师专业的自主发展是职前与职后综合培养的结果。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定有这样的特征：能自主发展，有持续学习和工作的动力，有职业热情，有专业精神，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思想或个人化的教育哲学。

教师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依靠管、卡、压，是难以奏效的。应当大力提倡教师有职业理想和奉献精神，应为教师创设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长工作的秘诀就是通过研究让教师对自身的工作发生兴趣。真正好的教师一定是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的教师。

激发教师内在的成就动机，促进教师把职业作为专业，再提升为事业。

附：语文与语文课

如果因大量时间的听写、默写、做卷子而使学生失去了读书、思考、与人交流的时间或机会，那还得说我们的教学又本末倒置了。身为语文教师，什么时候能真正认识到读不只为了读、读懂，学语文不只是为了识字、写字、作文、应考，而是培养孩子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对表达、对与人交流、沟通的热爱，特别是对读书的热爱上，他的语文课一定会让每一个学生终生难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一定就在其中孕育、生长。

“语文是心灵之歌、生命之源、思想之根、文化之基，是人类生活的浓缩，是人类守望精神的家园。母语更是一个民族思维着的世界、思维着的生活和思维着的历史。汉字以形表义，形神兼备，汉语意蕴丰厚，简约凝炼。中文更是华人的文化血缘之所系。因此，学习语文于己就是要认识自己从哪里来，知晓自己将往何处去，打好人生的底色;于国就是传承文明薪火，延续文化命脉，打好人文的底色。简言之，学中文就是给自己哺中华文化之乳，就是学做中国人。

“文学”从某种角度说它是艺术，不同于一般的学科，它要求通过形象体验，获得一种人文素养的提高。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它与语言文字的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好的文学作品能够对人的灵魂和情操起到净化和陶冶的作用，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帮助他们认识人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语文教育中，语言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了解语言学习的乐趣和方法，发展以听说读写为主的语言运用能力，形成良好的语感及学习语言的兴趣。它的宗旨在于让学生了解语言知识，懂得并学会运用语言；文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在通过与文学的接触，养成热爱文学，热爱读书的习惯与态度的同时，形成高尚的情操和审美能力，进而达到正确地认识生活、感受人生、了解社会、学会思考与分析等目的。

语言的学习注重分析、综合、概括等抽象的方法的学习，通过学习，达到一种“求同”的目的。文学则强调感受，注重感悟。强调通过形象体验，通过与作者心灵的碰撞实现认识上的升华。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直感”，一种经验。与作者经历相同者，达到共鸣；与作者感受近似者，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引发思考；而与作者体验不同者，从作者的感受中积累人生经验，提高对事物的认识。

文学教育间接地实现语文教育中语言教育的目的，语言教育目的的实现，有利于文学教育的更好实施。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上的不同，决定着二者虽在语文教育中实施，但在目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能混为一谈。

一篇感人的文学作品如果单纯地成为读写训练、语言教育的工具未免可惜和遗憾。学生在这里失去的不仅是一个真正沉下心来感受、品悟、体验的快乐的阅读过程，而是一个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通过想象去主体地阅读，主体地去感受文学作品的机会。久而久之，想象力、感受力，甚至对人事的感动的能力都会减退，于是逐渐变得麻木与冷漠有就不足为奇了。

薛瑞萍谈：反思是自觉的，没有谁逼着我们自己反思，只有反思才能产生动力。

通过小学语文教学把孩子带到了一个宽阔的而多姿多彩的空间，我觉得我的情感与课文是共鸣的，就是我们的课是真的。因为情境，因为情感到了一个沸腾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是一种享受。语文也让孩子去享受，如果我们单纯是符号的，孩子享受不到，语文、语文老师，我们班主任，我们的每一个老师我觉得需要童心。童心意味着什么？童心意味着我们的内心有激情和享受。孩子是情感的东西。他们是生来有情，而且是真挚之情。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需要激情和享受。我在备课的时候，我不是单单的翻开备课笔记本，我很少去注意的，绝对不会去看它的参考资料，一定是后看。而且我在我们学院跟我们老师说，参考资料先收着，自己去想，带着激情和想象去设计你的课，根据课程标准的理念，根据这篇教材它的目标，你去设计。现在教学设计在国际上，在国外的教学论，教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我有很多的课真是出于这种激情和想象，我想孩子他有情，他有潜在的智慧，冰冷的心是不能燃起儿童的情。我们符号画的课堂是不能激发儿童潜在的智慧的。但是我们作为孩子的老师，我们有责任去在他那个最佳的思维发展，这个大脑发育最佳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的，不失时机的把他潜在的智慧开发出来。这一点，我因为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很多诗人，那些诗，那些诗词，都是伴随着诗人自己的激情，也有他的想象。所以我为什么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想象作文，而想象是激发儿童创造力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突破。

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2005年9月，因南京“高考之痛”事件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文章见报后，一些报刊转载，也有一些同行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意见。原以为此事也就过去了，但近三四个月以来，余波不止，所到之处，仍不断有校长教师和我谈论此事，言辞恳切激烈，大家感到局面困难，我当然知道，凭几支笔写几篇文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况且“补课令”一下，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只有开始，难有结束。在此，我只能把一些凌乱的思考就教于识者。　      

一、            没有歌，没有诗，也没有梦      

对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讨论我无暇多言，因为我正在带高三毕业班。对高考模式及学生负担，带毕业班的教师总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但我注意到近期的讨论好像没有几位一线教师（特别是高三教师）热心参与，颇耐人寻味。      

教育往何处去？为什么应试教育会如此有市场？为什么相当一部分教师对即将开始的课改有那样深的抵触情绪？为什么他们念念不忘高考排名？为什么他们对“课标”如此挑剔？为什么新闻媒体会刊发那么多鼓吹应试教育的奇谈怪论？为什么一些专家也会追随其后鼓噪？在教育观问题上，我始终搞不清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为什么总在变来变去？说到底还是观念问题。      

某报有作者撰文，对我在文章中提到“本世纪内能不能消灭高考”一说不能接受。为避免误解，我愿意把话再说一遍：我们要尊重现实，然而高考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以目前的社会条件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制度，因为它毕竟还比较公平。——我甚至想说得难听一些：以目前社会的文明状况，我们也只配用这个制度。只要看完拙文，不难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观点是：必须让时下的这种高考模式寿终正寝。我们至少是要改革这种模式。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些读者对这句话很敏感，大加挞伐，认为“清谈误人”。其实，即使我有“消灭高考”的权力或资格，离“落实”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是说“本世纪”吗？或许早就与我辈无关了。纵使我是信口开河，也只能让后世讥我无识、判断失误，还不至于要令同辈大动肝火吧。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得益者，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很多知青的道路也许会更曲折。然而高考模式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困境，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7年来，它没有改革，弊端丛生，造成社会性的功利教育，阻滞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如果它真是个合理的制度，就不会剥夺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就不会酿成那么多的悲惨故事。去年秋天，某报开始“素质教育讨论”的当天，传来江苏一知名中学高三学生因不堪重负自杀身亡的消息。面对那样的悲剧，竟有人冷酷地说：“那不是强者的选择”！     

 对贯彻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有人发难，近期多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如果不用这种高考形式，农村孩子怎么能有出路？我对此很不解，这恰恰是对农村教育的轻视。持此论者凭什么说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不能走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道路？是不是认为农村中小学学生只配走“死揪”一条路？反对取消这种高考，是不是意味着要坚持它一百年不动摇？这种导致落后的高考，不改革行吗？      

我清楚论者的出发点，在现有的高考模式下，一些家长的顾虑也可以理解，特别是那些没有权势的群体，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孩子靠寒窗十年考场一搏，以有“出头”之日。但是我认为，改革高考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模式去培养学生，我们的学生不应当吃这么多不必要的苦，应当省下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更有用的知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能力。改革高考，恰恰是为了广大学生的前途，为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不久前，一位教育界前辈说笑话，称教育以后可能切划归工商局管。原因是：许多学校把教育产业，巧立名目乱收费，教师缺乏敬业精神，把自己当商人，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是学校理念落后，把学校教学弄得像生产线生产标准件，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个性，教育成了工业。合二而一，所以当归“工商局”管云云。虽是玩笑，却也有点歪打正着。      

学生也重视考试重视升学，特别把考上名牌大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有学生在作文中说：“分数是什么？是父母向别人炫耀的资本，是教师的奖金，是学校的招生广告，是校长局长升官的政绩……分数是什么？是学生的灾难。”学习成了没有乐趣的事，教育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但是，你以为所有的学生都渴望取消高考？恐怕未必。某年高考数学试卷比较容易，一些名校的学生考完后在考场门口失声痛哭，因为他的优势显不出来了。我看了那一幕后心冷齿寒，永远难忘。而很多教师也把宝贵的精力消耗在无价值的高考竞争中。他们把高考分数作为个人的人生追求，个人的喜怒哀乐：高考得胜，均分比同行高出一两分，则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在报刊上吹嘘，在同行中宣传，填进各种表格，写进各种总结；而一旦比同行低了三五分，则愤而怪运气不好，怨学生笨，骂阅卷不公平，责备命题水平低，情绪一落千丈，决定进一步“死揪”……这样的队伍，能搞好课改吗?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主张加班加点“死揪”的人群中，有相当一批是青年教师。中小学的升学率恶性竞争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过重的学业负担在摧残青少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肯正视这样的事实，不肯去思考人的尊严和教育的尊严呢?我不想再谈这些现象。我多么想听见孩子们的歌唱!好多年了，听不到孩子们率性的歌唱。我想看到孩子们旁若无人地对着群山唱，对着天空唱，我想看到他们的脸上对明天的憧憬……     

然而，没有歌，没有诗，也没有梦。    

一位孩子打电话说，他很忙，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参加“奥数班”，讲义很多，做不完。这个孩子11岁。     

一位初中生告诉我，他时间很紧，不能来我这里借书了，“妈妈不准看闲书”。     

一位高三学生告诉校长，他是自愿站着上课的，与教师无关，因为如果一坐下，他会立刻睡着的。     

我的同事说，他最怕看见一个孩子神情黯然地背着书包，孤独地走在路上。而我最怕听见的是十多岁的孩子对人说“人活着没意思”。如果一位教师对这些无动于衷，依旧摆出那张冷冰冰的脸，依旧不明白教师的职责，那对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为什么不愿卷入无益的争论?往往是因为想起那些冷冰冰的脸，是因为看到他们把手插在袖管里。    

近年我之所以用更多的精力关注教育现象，除了职业因素，更是因为意识到一种危险。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十三亿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比十三亿人口更令人忧虑的是国民素质。如果不实行素质教育，再过几十年，我们可能要面临比今天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难题。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在大部分领域全面落后，根子出在教育；而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最终又无一不归结到教育问题上来。何处是源?何处是口?   

二、            课改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   

我们中国，每每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争论，双方要争取的都是看客。无奈中国看客往往以“看”为乐，他未必要支持谁反对谁，他图的就是个热闹。然而教育问题涉及干百万家庭，事情变得就不那么简单。媒体上展开的“群众论教育”就变得很敏感。     央视的一个节目公开了对所谓的“南京星期六补课通知”的一次“民意调查”(据说是网上调查)，不加任何解说。在回答“对于南京教育局的这个做法，你是否支持”这一问题时，支持的占52.38％，反对的占43.00%，说不清的有4.62％。对这个结果，主张补课的一派欢欣鼓舞，认为这就叫“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时间，有人兴奋得连“三个代表”也抬出来，声称“把学生送进大学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最好的体现”。当民众对教育改革一无所知，当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明显的偏向时，这种“民意测验”、“问卷调查”有什么价值?起的又是什么作用呢?    

有家电视台播放“心愿之旅”的组合镜头，其中一位中学生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考进重点班，离开普通班。”不知道听到这样的“心愿”，他的校长和老师是否能处之泰然，我同样不知道那家电视台的编导懂不懂教育。    

我曾撰文批评个别媒体唯恐天下不乱，热炒那个所谓的“高考之痛”。有教师出来为这些媒体打抱不平，认为我不应当对媒体指手画脚。这种对媒体的敬意固然显示了教师的谦恭，但是那些媒体好像并不领情，总是在那里无休止地对教育改革指手画脚。不久前有件真事，一位家长看了孩子的语文教科书，立刻投书一家晚报，说现在的教科书编得不像话，竟然连《荷塘月色》也没有了，怎么得了!教育局看到报纸有“负面报道”，立刻下令调查，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封信就让教育界忙乎一阵，而这只不过是说一篇课文呀，难道教科书的编写和选用也得让家长来投票?附带说明，那套教科书中不是没有《荷塘月色》，只是放在了第二模块，几个星期后就会学到，而家长只看了第一模块就自以为是地发难了。   

 某报有文称“英美等国也有高考”，试图以此证明“死揪”无罪。我虽无公费考察英美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是如果仅仅考察回来一个“英美有高考”，我看不去也罢。再说，英美的高考是什么形式，不出洋也未必就不知道，那一头总不至于也是师生同甘共苦“从早上6点半干到晚上10点半”吧，总不至于市场上同时能买到成千种教辅书吧……不知为什么，有些人总把法治社会歪曲得和自己一样无法无天，然后以此作为自己无法无天的依据。又有校长撰文称：“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勤奋学习上他该上的学校，过上该过的生活；学校和老师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何罪之有?”这更是匪夷所思。难道在他们眼中，这就是教育者的理想?这就是学校的任务?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等同于一般的服务性行业了?把教育的本质、目标曲解到如此地步，也算是奇闻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贯彻执行素质教育的方针而进行的课改，是中国发展的要求。课改应当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那场所谓的“高考之痛”讨论是一家晚报首先发难的，教育界认为记者不慎重，但是记者们强调“读者有权知道”，认为发出的消息不准确可以更正。然而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其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通过“群众讨论”、“群众投票”来解决，如果假借所谓“民意”来反对课改，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    

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会见记者时曾无奈地说：“确实有少数这样的媒体，今天批评你不搞素质教育，害得学生‘吃不消’；明天又批评你不重视高考，不代表群众利益，害得学生上不了大学。今天要求学校照顾学生‘朝九晚五’，明天又要求学校考虑家长早上班、晚下班。如此等等，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推出‘中小学生才艺拓展计划’，个别媒体反诘道：‘唱唱跳眺就是素质教育吗?’我们在小学实行冬季作息时间，想让小学生冬天推迟10分钟到校，个别媒体又追问：‘10分钟能挽救孩子的睡眠吗?’……就是这样一些争论，使我们丧失了很多的发展机会，付出了许多本可不付的代价。”(2004年12月7日《金陵晚报》)  当然我也对教育行政部门在巨大的压力下作出的补课决定表示遗憾，事已至此，说什么也难以挽回。我于是想到，课改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三、            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一年来，听到各种各样有关课改的奇谈怪论，早就习惯了，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啊!有志改革的教师说起课改，无不感慨万端：在中国搞改革为什么就这么难? 然而我对课改、对高考改革充满信心。如果教育的改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呢?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很平静地想起这句话，因为我们能看到明天。 众所周知，应试教育像一面巨大的天幕，笼罩着教育界。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原本有教学特色的学校很难坚持正常的教育理念，风格不存。我早就看过一些名校的“与时俱进”，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欢乐中沉思》一文中已经谈过。中国许多名校在疯狂的应试大潮中非但不肯做中流砥柱，而且推波助澜，这是令人感到羞耻的。我很怕以后教育界的董狐不客气地写下这么一笔。    

去年9月，我在《新民晚报》发表了《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一文，有同行讥之为“乌托邦”，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在现今中国不可能实行。我认为，“人的教育”，在这个世界上非但不是明天的事，更不是今天才提出，而是昨天就有大批有识之士实践并取得了成效的事。把人的教育说成是“明天的空气”，这种极端消极的言论是对教育的亵渎，因为即使在“死揪”成风之际，依旧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我们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也正因为教育界还有这样的“三户”，所以我们对教育改革应当充满希望。我们看到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巨大阻力，但我们更应看到干百万人的愿望。 

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也许应该明白：改革，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遇好像并不多了。回想起来，科举真富有生命力，竟能顽强地活一千多年，可惜后来被列强大炮轰毁；近百年教育走到今天，已是步履维艰，而20多年前恢复的高考却仿佛没有科举的青年时代那样朝气蓬勃，才二十七八岁，已成恹恹病夫。这也许因为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世界，如果不改革，下一次人家可能连大炮都不需要。在全面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还能把“人的教育”当成“明天的事”吗?如此守旧，我们还有没有明天?    

但是我注意到相当一批教师对目前的形势作了有价值的思考。教师应当是思想者，是思想者就得有责任感。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就不配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同样，改革高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很高兴有那么多的专家和同行已经开始研究可行的方案，虽然困难还很多。 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然而这种近乎绝望的悲哀并没有阻碍鲁迅前行的步伐。作家刘烨园曾来信说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为中国做事的人”，语极朴实，但意味深长。今天的教育改革，需要智慧的帮忙者，不需要懒惰的看客。当务之急，是要有建设性的意见，要有勇敢的探索实践。少说空话，让我们大家都扎扎实实地做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