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永远 何洁mp3下载: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为何亲自提出不准录音？

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为何亲自提出不准录音？

发布时间:2012-01-06 10:53 作者:王凡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15次

 　　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中共特工、中南海秘书、红色“御医”、林彪与“四人帮”集团主犯的辩护律师、游走于国共几代领导人之间的新闻人等是《聆听历史细节》一书的采访对象，该书内容涉及上海“潜伏”斗争、共产党高层的工作和生活等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以全新的角度来述说动荡的历史风云和历史人物，为读者解密历史迷思，披露大家感兴趣的历史细节。 　　朝鲜战争和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1950年11月,毛泽东把他寄予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死神觊觎的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炼的意愿，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他就是这样，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岁月里，他从没为自己的亲人子弟谋取过什么福利。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年轻气盛的毛岸英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近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可我在李银桥的许多种回忆中都看到说当时还有江青和他在场。他说毛泽东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香烟，眼圈也红了。”“那不对，他们都不在。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江青来到我这里流了一阵眼泪，可能是毛泽东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了，可她同岸英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 　　“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 　　“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 　　“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四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五个。” 　　“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 　　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 　　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搭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此外，薄一波曾回忆说，他于1956年也听到毛泽东亲口说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他提出此议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我们只能做多方推测了。但诸种推测中关于因为“大跃进”搞糟了，所以毛泽东决定退下来之说，则无疑应被排除在外。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当时不知是经过何人授权，安子文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拿到名单后，四处散布，说是刘少奇授意的，刘有个组织“圈圈”。叶子龙也看到了那份名单。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笔者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