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超声波洗衣机:陈红太：中国奇迹源于政治文化四大优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927949.html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在界定“中国模式”的时候，必须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界定。同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相比，如何认识中国模式的优势？

　　陈红太表示，在地方和基层调研中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奥妙应到政治领域中去寻找。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有四种性质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具备的：

　　一、集中效率优势。这就是邓小平讲到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下了决心就干”，讲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的集中配置和没那么多牵扯和掣肘，集中出效率；这可以叫“集中效率优势”。

　　二、政治组织优势。我们国家可以把所有政治组织资源动员起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建设最需要的领域和方面，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体制，政党政府企业齐心合力解决面临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几十年如一日的搞经济建设这件事情，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合力和统一力量；这可以叫“政治组织优势”。

　　三、制度创新优势。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又没有先验模式，所以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执政党和政府要不断的把地方和基层探索的制度创新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并实现法制化，不断地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对制度供给和制度变革提出的需求。这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作为空间。这个优势可以称之为 “制度创新优势”。

　　四、文化包容优势。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势，既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理想主义，又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政教合一，在日用伦常生产生活中寄托理想和追求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荀子所主张的“义利并举、王霸并用”符合中国人的理性定位。这是中国可以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资本主义市场优势转化社会主义市场优势的文化基础。这一优势叫“文化包容优势”。

　　这“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是中国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地方。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发展模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2009年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到，“美国经济模式遭受重创，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和规范“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含义？

　　陈红太表示，对中国模式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陈红太认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形成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策略成功经验的概括。因此也可称之为“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等。

　　用“模式”概念，一般趋于定型化和可复制，偏重它的横向结构，凸显它的制度和政策刚性。“道路”则重在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偏重它的纵向过程和发展弹性。

　　比较而言，“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这样的提法谦虚和中性一些。但无论使用什么概念，其实质都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对中国现代化成功经验和做法进行的总结和概括。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特征——四民主义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虽然“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完全定型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但中国的快速发展或崛起是不争的事实。陈红太表示，根据调查研究和体会，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特征可以概括为“四民主义”。“民营经济、民权政治、民生文化、民主社会”。

　　“民营经济”不是专指狭义的由民间资本投资并经营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形式，而是指产权多元化并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由社会化竞争机制形成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形式。强调的是所有权的多元化、经营权的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或官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民权政治”不同于人权政治。民权是一个社会权利概念而不是个人权利概念。民权政治是以满足大众民权需求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形态。它的根本特征是政府公权力把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选举权、监督权、自治权和实现有序参与和权利救济等作为政治体制优化和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

　　“民生文化”指的是文化更多的体现为以满足不同层次民众社会精神生活为主要需求的性质，以弥补和缓解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和追逐私利最大化导致的理想信念迷失和正统文化失范并带来的精神碎片化和文化整合危机。

　　“民主社会”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由权利自由和基层村社自治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态势的描述。

　　陈红太说，为什么用“四民主义”概括中国模式的经验特征？主要是为了强调：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依靠的是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和官营经济，主要满足的是民权需要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人权和宪政需要，社会文化呈现的是多元的大众文化特征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精英主导和西方化，社会治理也不是无权威和秩序的自由状态，而是把权利自由纳入到社会自治和法制框架内，是有权威和秩序的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快速发展呈现的经验特征不是经济的私有化、政治的人权化、文化的精英化和社会的自由化。没必要对这“四化”过分担忧。

　　陈红太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归根到底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机制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这是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总概括。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星火燎原”之路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中国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模式，也包括政治发展模式。就政治发展方面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您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星火燎原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陈红太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制度创新。因为破解市场经济机制与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的问题只能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国家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走上了一条经验性的发展和探索之路。一般的规律是：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报告及政策的出台，包括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规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路经。没有经验依据的政策和规定是没有的。

　　这种以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为依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陈红太把它概括为“星火燎原”之路。这种星火燎原之路的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这种独特的优势有关，更与一些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关。一些坚守共产党人为人民办事的操守、敢于负责和担当的领导干部，从当地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出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敢于向既得利益关系甚至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开刀，成功进行自我革命，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取得许多光辉的业绩。这些领导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和保护，使他们发挥更大的领导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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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的科学和卓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正确”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我们现在经常说科学发展观，要积极推行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模式的巩固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陈红太说，科学发展观实质主要是解决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建设的不均衡问题，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和民权保障，继续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果。从中国地方和基层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地区、一个村社、或一个单位，能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在人，尤其是第一把手。同样的条件，换了一个书记，发展的状况和面貌就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干部的因素。前几天“人民网”在江苏睢宁县召开新政研讨会。睢宁2008年换了一位书记，短短两年跨出了几大步。许多地方都是这个情况。实践证明，还是毛泽东主席说过的那句话：“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否科学和卓越是中国模式最终能否巩固和完善的关键。

　　党的领导的科学和卓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正确”：决策正确、用人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正确是指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各项政策。用人正确是指能够把最优秀的社会精英力量组织和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有效领导、先进引领和率先垂范作用，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对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的需要。思想正确是指具有“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享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升官发财，这是只有共产党的人才有的理想信念，具有“实事求是”而不是从主观、教条或狭隘的经验出发的思想方法。一个地方、村社和单位，只要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三个正确”，就一定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相反，如果“决策错误、用人错误、思想错误”，那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贪官、恶人、坏人、庸人当政，老百姓和党的事业就要遭殃；而理想信念和思想方法的失范又必然会造成决策和用人错误，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危险。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领导建设上贯彻，就是要做到“三个正确”。可持续的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思想方法问题、选人用人问题、制度供给问题、服务供给问题。这五大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治官”的问题。“治官”主要是领导制度改革，这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提出这个问题。但“治官”还不仅仅限于“善于领导”的问题，还包括领导干部自身的选任、激励和监督等问题。

　　从经验来看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就是四个字——“民主法治”。以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以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解决领导干部的选任、激励和监督问题。除此还没有发现其他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当然民主法治都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

　　“治官”既体现了 “民主”与“法治”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政治的最大智慧。寓国家政治于社会日用伦常生活之中，以做人的自省自律和社会的自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治官”把民主、法治、科学、礼教有机的统一起来。我们要集中一切人类智慧把“治官”问题解决好。如果“第一把手”的问题解决好了，即使一个地方没有区位、资源和特殊政策等条件，也照样会搞得好，照样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模式也会得到更加巩固和完善。 完善中国模式要解决好两大问题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坦途，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然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说明我们还在探索，说明改革还不够彻底。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应当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陈红太表示，“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主题还是要继续关照市场竞争机制与政治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问题。但我们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这柄双刃剑，无论哪个国家实行这种经济制度，它的制度机理和暗含的价值追求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基础配置很有效，能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发财致富的积极性、创造性、社会潜能和活力，但市场交换关系和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观念也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且成为瓦解和消减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最生活化的力量。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交换关系和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不仅瓦解和削弱了党主张的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宗旨，也使党的一些干部连作为合法公民的底线都守不住。他们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私有资源与社会其他资源进行交换。以钱权交易和权力乱用为特征的腐败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干部与社会互动的习惯和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基础的建立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更而发生变化，主要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服从命令型转变为市场经济需要的上下互动的、网络状的民主法治型。

　　因此，我们在继续保持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产生的制度效能同时，需要特别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解决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理想信念失范以及相伴生的腐败问题，重建党的理想信念体制和党性人格；一是解决满足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提出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需求，从领导和执政上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两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次要继续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能否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需要的“科学发展型政府”至关重要。这主要涉及政府的职能能否有效地满足谋划发展、维护稳定、服务民生这三大需要。另外，政府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也还面临严峻的考验。解决上述问题都要继续沿用加大基层和地方的制度创新及其推广力度。
陈红太：对中国道路要有自信、清醒的定位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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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些国内学者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担心“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用来“捧杀”中国的阴谋，对此，陈红太表示：

　　首先，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不是“捧杀”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震惊、疑虑和担忧。西方在承认和分析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普遍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模式没有解决也难以解决在他们看来的民主化和政改问题。这是西方普适民主中心论的偏见。

　　其次，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和关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中国发展和影响的不确定的忧虑和担心。中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那会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和国际格局产生怎样的结构性影响？对这样可能发生的变化西方世界还缺乏心理准备。美国人近期把佐利克对中国定位的“利益相关者”改变为“战略保证者”，就鲜明的体现了这种疑虑和担心。这种担心还不仅仅是在经济利益方面，更多的是在政治文化层面。你是共产党国家，你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完全有别于西方世界，会不会发生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等等。

　　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多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用何种表述更准确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用“模式”是否有定型和示范之嫌、中国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还处于可持续的探索之中等等。并且对中国发展经验能否最终成为一种发展模式确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原因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确确实实面临着许多严重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处于进行时，尤其是民主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理想信念和人文精神的建设还处于调整之中，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也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等。因此，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和评价，既要承认中国30多年现代化建设和探索的辉煌成就，也要清醒自身的定位、不足和面临的问题，更没必要陷入概念和名词之争。 陈红太：把握中国模式的三大原则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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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西方学者故意漠视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鼓吹“中国崩溃论”；还有人歪曲“中国模式”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带来的变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现在，有些西方学者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或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提出“中国责任论”；等等。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言论？

　　“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代表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判断。其中“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国威胁的论调几乎没有停止过。近期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泛滥于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威胁论的产生有各种因素，包括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和差异等等，近年来在能源、环境、军事和文化潜在的国际竞争和格局重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导致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及其制度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等等，都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缘由。

　　“中国崩溃论”是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另一种反映。但这种主张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引起我们的反思。但归根到底，“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在非西方民主宪政制度下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当中国的发展对上述两种论调作出否定的经验证明后，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不得不认可和承认的事实，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对国际事务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无视中国的存在和采取遏制政策都不灵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护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崛起的中国和平地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战略保证者”。“中国责任论”由此而生。

　　陈红太表示，我们没必要太在乎这些言论和评价，但可以从这些言论和主张中，了解西方世界对我国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以及有哪些需求和期待。有三条原则要把握住：我国绝不会成为世界霸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最根本的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做出样板；同时要以有实力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维护世界正义和国家利益。 中国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和借鉴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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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模式如何处理好“自主性”和“普适性”的关系呢？

　　陈红太说，经济，信息，环保，反极端、暴力和恐怖等全球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各种文化和发展经验的相互借鉴也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世界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经验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条坚信不疑，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大同绝不会一统到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中去。以孤立的个人自由假定和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社会价值定位绝不会成为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人类之间无论强弱、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和包容并以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将逐渐成为全球化人类或世界公民的共同认知。

　　陈红太认为，中国经验的积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效仿的模式，而在于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和借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中国经验就会从发展的独特道路成为一种更具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所以，一定要沿着中国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种发展的自主性本身就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具有世界性的价值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今天上午，正值征文活动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陈红太研究员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应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题进行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同时也给这次征文活动做一个总结、分析和评论。

　　现在世界有很多难题和挑战，中国模式在解决世界难题方面会不会带来一些思路，或者说一些范式，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陈红太表示，中国发展模式有它的特殊性。我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和快速发展的内在因素都是独有的：

　　其一、中国是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政府包办的计划经济体转变为以混合资本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

　　其二、中国是从一个以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人治大国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现实主义的法制健全的国家。

　　其三、中国是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封闭的农业大国和农业社会转变为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全面开放充满活力、在许多发达地区已经率先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这三大转型和变化之大、难度和成就之高、问题之复杂，是中国所独有的。所以中国模式不具有可复制性。

　　如果从政策工具层面对中国经验或模式做出总结，如外国人雷默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主要概括为：持续的创新探索，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政策和金融自主等等。这些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参考。

　　但是，陈红太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意义不限于此，它的最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做这样一场伟大的实验。并且这种结合实践证明不仅可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可以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的经验证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向，不是西方文明横扫一切文明，而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包容、借鉴、不断创新和超越的过程。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结合明显优越于相互敌视、冲突和替代。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不是全球化的正确选项。 总结中国模式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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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个话题，近年来受到大家关注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方面，我们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有什么意义？

　　陈红太说，中国模式问题，不仅仅是受到中国人的关注，也受到世界的关注。因为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的崛起，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中国快速崛起的内外因是什么？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国崛起的成功和可能的失败会对世界的发展和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所以，2004年，当雷默在英国一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就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概念呼应了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旗帜鲜明地对已经流行15年之久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了挑战。当今世界，除了“华盛顿共识”中提出的私有化、金融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利率市场化等政策工具，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发展经济办法？中国的稳定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认知以及对中国发展未来及其影响力的判断必然成为今日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作为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中国人更应该深刻思考和科学回答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问题。要搞清楚：我们快速发展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关键在哪里？我们下一步该坚持什么、继续改革和发展什么、最应该避免和克服的问题是什么等等。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和理论建树也能给后人和世界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有效执政”、“有效政府”：中国民主政治两大特色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为了激发社会各界对共和国六十年光辉历程的深入思考，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人民网理论频道、《今日浙江》联合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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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认为，两党制、多党制属于民主范畴，其他形式的政党政治则不民主。而在政治上，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三权分立”，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有什么独特性？

　　陈红太说，现代西方政党制度实质是国家治权的一种竞争型配置、平衡和监督机制。在西方学者看来，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也就是通过竞争性的程序化授权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没有多党或两党竞争，没有选民的程序化授权，任何政党的执政都没有合法性。这些结论主要是基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发展经验。西方现代民主的经验特征就是把古典民主的公民“多数决”制度改造成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多数选”制度，并且政治权力始终在精英阶层当中转换。民主事实上变成了一种通过相对多数授权的仪式和程序，并且通过法治和三权制衡，使民主被限制在程序性授权和法制以及行政和司法权力制衡的框架内，其实质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所以，西方民主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保护少数精英权益和通过“多数选”授权。

　　从“多数选”向“多数决”的回归，不仅实现少数精英的权益而且要实现人民大众的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创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要超越“多数选”，也不仅仅限于“多数决”，而且要把最广大民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落实和贯彻民主制度的本质。所以，陈红太提出这样一种民主观：“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这种强调满足和实现民权需要的民主观，目前在我国地方尤其是基层村社的民主制度创新中得到了很鲜活的体现。

　　在我国一些地方和基层不仅已经实现了从“多数选”向“多数决”的回归，而且在民主环节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创新成果。如村务社务公开、直选、全程参与管理、创设独立的监督机构等等。在这些创新的地方不仅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克服了竞争性授权后的行政权专断和自治权专断等问题，而且一些地方还创造了弥补代议民主体制弊端的“参与或协商民主”形式，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嵌入“参与或协商民主”的内容，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使民权的实现得到更加切实和有效的落实。

　　陈红太把中国目前实践的民主政治称作“民权政治”。但是民权政治的实现需要一个特别的条件，即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服务供给并加以法制化来保障和满足民权的需要。因此，“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是必须的条件。这是把“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这“两有特色”，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