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j idea社区版: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战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又适逢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傅作义诞辰110周年.将几年来对傅作义和内蒙古地区抗战的研究成果形成一篇学术论
文,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傅作义(1895—1974),山西省临猗县人.在傅作义的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经历,一是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一是北平和平起义.一为战,一为和,均是傅作义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傅作义作为一代抗日名将,从1931年任绥远省主席后,带领军队进行了长达15年的抗战.其中指挥并参加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大原守城等战役.1939年,他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五原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并于当年末到1940年又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三次战役,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两次抗日高潮.
　　在此期间,除1937—1938年参与山西抗战外,作为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直带领军队在内蒙古地区坚持抗战.面对内蒙古地区地处边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傅作义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才能.既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进北犯"的企图,使内蒙古西部地区成为抗日稳固的后方,又击破了以德王为首的反动封建王公上层妄图将内蒙古西部地区分裂出去,建立伪蒙古国的幻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傅作义主政绥远时内蒙古地区的形势
　　清末以来,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日益深化,再加上国内政局动荡,更给了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分裂者以可乘之机.内蒙古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已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将其列为侵华的首要目标.早在1926年11月,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其日记中写道:"在作为国家存立标准的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帝国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单位,日本既有技术也有资本,劳力也并非不充足,只是缺乏资源.……在经济方面至少把满洲和内蒙古同日本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单位,乃是日本存立的最低限度条件."[1](P229)到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已形成了其成熟的侵略政策,同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接着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他的秘密奏折中提出了"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并称:"满蒙者,乃奉天,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所以说,从日本侵华思想形成伊始,内蒙古地区就被列入了其首要的侵略目标.事实上,"九 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随即沦陷,日军又旋即占领热河,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扶持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察东非武装区,保证日本人在察哈尔自由行动.这一切事实上已使绥远处于抗日的第一线.
　　傅作义不仅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而且以德王为首的蒙古族反动封建王公上层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阴谋建立"大元帝国",从而使内蒙古地区的局势异常复杂.德王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生于1902年,善于广泛结交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18岁时即袭任札萨克亲王,任苏尼特札萨克亲王,锡林郭勒盟盟长.他发动了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前后,一些蒙古王公上层就反对设省,要求自治.为了解决蒙古民族反对设省,维护盟旗制度的问题,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21日到6月21日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通过了《蒙古盟 部旗组织法》,肯定了盟旗对现有区域和境内蒙民的管辖治理权,蒙古各旗直隶于所属之盟,各盟及特别旗隶属于行政院,与省县平行不相统属.[2](P45～48)但德王并不满足于《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因为他的目标是建立"大元帝国".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自述中讲到:"记得1929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说:'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 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两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议我很认是."[3](P7)一句"很认为是",准确揭示了德王企图学习外蒙建立其蒙古帝国的野心.所以他带头搞起了影响更大的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1933年7月,德王领头在百 灵庙召开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代表会议,并以三盟盟长,副盟长及各旗札萨克王公的名义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求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于1934年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决定按照国民政府颁布之蒙古地方自治办法在贝勒庙(百灵庙)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蒙政会下辖锡林郭勒盟十旗,察哈尔部十二旗,乌兰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归化土默特部特别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但德王仅仅把百灵庙自治运动的成功作为他实现建立"大元帝国"的重要一步.同时他也看到,他想建立的"大元帝国",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让其实现的.而日本为其设计的伪"蒙古国"则让他坚定了公开投日的决心.而伪满洲国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35年,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前往伪满"新京",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田中隆吉进行了所谓的"日蒙合作"的具体会谈,商定先由日本人帮助德王搞一个独立的局面,然后再建蒙古国.
　　从上述可以看出,内蒙古地区既有和我国其他地区面临抗日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傅作义就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局面.
二,"七 七"事变爆发前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
(一)与德王的斗争.
　　对于德王的"高度自治运动",傅作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一公布,绥远省政府即向国民政府报告,反对该法的颁行,"窃以通辽吉
黑热察绥新宁青等省改建之初,原以各盟旗区域并括在内,故其管辖治理之权,无论蒙汉,均属之于所在地最高机关,此中运用,别有深意.今如骤以各盟旗实行委员制,直隶于行政院,则沿边各省原有疆域恐顿形破裂,拟请暂缓施行,以免别生枝节."[4](P232)百灵庙自治通电发表后,傅作义更是全力以赴,力图阻止自治会议的再次举行.一面派员分赴乌,伊两盟,逐一对各旗王公施加压力,竭力阻止他们前往百灵庙,一面向国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派卜兆瑞赴中公,西公两旗,李春秀赴杭锦,达拉特两旗,刘澄赴四子王,达尔罕两旗,赵锦彪赴札萨克,郡王两旗, 固阳县长陈令德赴茂明安,东公两旗,分别调查宣慰制止,各使毋萌异志,正式表明态度,准噶尔旗据东协理奇文英在绥面称,并未参加,乌审,鄂托克两旗,由本府转代电,委李春秀携伊盟副盟长处,转劝表明态度,故该三旗均未遣派专员前往.现本府已纷令省会公安局及包头公安局,严密侦察,如遇王公或派代表出席会议,婉为劝阻."
　　10月6日他在给汪精卫密电中建议:"中枢处置此事,首以烛破德王诡谋,恩威并用,不使其从中假借,结成整个团体为第一义,……此时德王羽翼未成,不难消灭."[2](P100)由于绥远省和察哈尔省的行动,致使按时参加第二次百灵庙自治会议者较少,不得不延期至10月9日才举行,但绥远所辖的归化城土默特旗和伊盟只有两人到会,察哈尔右翼各旗则无人出席.同年11月,以绥远省农会代表温廷用,教育会代表樊库,商联会代表张仰贤,地方自治促进会代表郭维藩,归绥市商会代表赵连城的名义联合向国民党发出《关于内蒙自治问题建议书》,实质上是代表了以傅作义为首的绥远省政府的想法. 在这份建议书里,全面分析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对百灵庙自治运动作出了分析:"认为此次内蒙自治运动,就表面观之,似乎蒙古王公,蒙古青年及蒙古民众,有一致要求.其实骨子里,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主张,王公与青年之要求,不但不相同,而且相反……王公方面,此次内蒙要求自治之发生,纯由德王鼓励,欲假借美名,扩大威权,别有企图.……青年方面,有少数蒙古青年学子,因知识稍开,感觉到蒙旗政治腐败,王公专横已极,实行地方自治,普及蒙民教育,革新政治,刻不容缓,其要求自治之目标,首在打破王公世职,解除蒙民疾苦耳."所以"苟允许内蒙自治,最大限度,仅可允许地方自治,以旗为单位,直属于当地省政府,不得假名联合,另有组织,以免私人操纵,发生蒙汉争执,致酿外患,有害边防,危及国家."[5](P8～9)其中有些观点尚须商榷,但其恐怕自治为奸人所乘,引起边疆的危机的初衷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如何看待当时的自治呢？
　　笔者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搞自治,一是为德王所利用,二是为日本侵略者渗透提供了机会.当时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唯恐天下太平,其无可乘之机.事实上,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是和日本侵略者的影响分不开的.1932年10月日本关东军驻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提出了《有关建设蒙古国的意义》,洋洋近万言,历数蒙古国的领域,蒙古国建设的必要,蒙古国建设的可能,蒙古国组织大纲与时间经费,为伪蒙古国制造理论根据.
　　1932年7月6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又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纲要案》制定了在西部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的方针,并把特务活动作为开展内蒙工作的手段.可见其和德王的自治从时间到内容是多么合拍.这样,"自治"一方面给日本侵略者加快侵略步伐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方面又为德王这样的野心家企图实现其政治野心提供了机会.德王领导的内蒙古盟旗"自治"运动变质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分裂国家民族的阴谋.所以说,当时以傅作义为首的绥远省政府反对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有着进步合理的一面.随着德王和日本侵略者日益加紧勾结,傅作义为了防止养虎贻患,建议国民政府,将"蒙古地方自治改成以省为单位",即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分"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察哈尔省境内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策动一些王公上层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脱离百灵庙蒙 政会,另定分区办法,组织自治委员会.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准许"乌伊两盟另定分区设治办法,免于参加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准在爱金合洛设立自治机关".[6](P128～129)1936年1月25日颁布了绥境蒙政会组织大纲和人员组成名单.2月23日,绥境蒙政会在归绥召开成立大会,该会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委员长,同日宣誓就职.绥察蒙政会分治,实际上撤销了百灵庙蒙政会,防止了德王挟蒙政会之名,拉绥远各盟旗附日.7月27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蒙政会.
　　国民政府从撇开绥远省政府直接同意百灵庙高度自治,到两年后又同意绥远省政府的建议,实行绥察蒙政会分治.主要原因就在于德王和日本勾结后,国民政府与德王为核心的蒙政会之间的关系已不单纯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演变成维护国家统一力量与民族分裂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内蒙古问题日益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解放充分联系在一起.因而其接受傅作义提出的成立绥察蒙政会的建议,就顺理成章.目的就在于抵制日本扩张,挫败德王的分裂阴谋.从上也可以看出傅作义卓越的政治才能.
　　为了削弱德王的力量,傅作义乘德王亲日,投日行径引起蒙政会爱国人士不满之际,策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极大地削弱了德王的力量.当时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官兵,不愿与德王一同投日,有脱离德王的要求.傅作义通过原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和在蒙政会中任科长的任秉钧等人,利用同乡或旧识关系,策动蒙政会保安队云继先,朱实夫等举行暴动.中共内蒙古地下党组织也对蒙政会保安队官兵的动向密切关注,乌兰夫曾亲自到百灵庙做蒙政会官兵的思想工作.在绥远省政府的策动和中共的影响下,云继先,朱实夫等蒙政会官兵决心脱离德王.当他们得悉德王于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的操纵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公开投降日本后,便于21日"在激于爱国热忱及不背叛国家原则下,无 所诣斗争,更无所谓叛变",[7]毅然在百灵庙发动武装暴动.瓦解了德王苦心建立的军事力量.
(二)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
　　傅作义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的问题上,一直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22日即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15人联合通电坚决抗日.并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绥远已是抗日的第一线,加快了整军抗战的步伐.
　　10月5日,在集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全军进入整军备战的非常时期,并在讲话快结束时,向与会者提出当前要把"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作为动
员口号.董其武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35军整军抗日的情形:"自集宁会议结束之后,我根据傅将军关于要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部队,时刻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指示,在全团掀起了练兵热潮.训练场上插着'保卫国家,誓雪国耻','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标语牌,广大官兵同仇敌忾,以日寇为假想敌,苦练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基本军事技术,以及夜战,急行军等科目,还开展了个人之间,班排之间,连队之间的练兵竞赛活动,整个练兵场上杀声震天,虎跃龙腾.傅将军对于我们在劈刺训练的草人上,实弹射击的靶标上,都写上日寇将领名字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要在全军进行提倡和推广."[8](P25)高强度,高标准的训练极大地提高了傅部军队的战斗力.在长城抗战中,毙敌346人,伤敌六百余人,予日寇以重创.
　　长城抗战后,蒋介石继续退让,又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承认日方提出的旨在取消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的五条要求.在这种大背景
下,傅作义只好同意日本特务机关进驻绥远各地.日军驻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少佐到绥后,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向傅作义提出取消"九 一八"纪念堂,"抗日烈士公墓"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纪念物上的有关"抗日"字样,认为如若保留则有碍"中日亲善".傅作义与之针锋相对,当即严正声明"贵国派出特务机关来搞中日亲善,刺激了我中国国民的情绪,日方需将特务机关四字取消."迫使羽山 喜郎将特务机关更名为羽山公馆.傅作义也将"九一八纪念堂"改为公共会堂,"抗日烈士公墓"改称烈士公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改为长城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8](P59)在此期间,日本加紧了对傅作义的拉拢.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访问归绥,提出以傅作义代替宋哲元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进行诱降,被傅作义严词拒绝.板垣又以德王问题相威胁,傅作义明确表示:"如德王背叛祖国,进犯绥远,一定与之周旋到底."坂垣阴谋未逞,临行赠军刀一把,傅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以文对武.[9](P41)
　　日本见诱降不能成功,使起了武装侵略绥远的企图,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绥远抗战.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初组织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组织伪蒙古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11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攻.傅作义给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取得了红格尔图及收复百灵庙,大庙战役的胜利,击毙,击伤,瓦解敌军一万余人,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绥远抗战的胜利将全国抗日救亡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此之前,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但无一不是以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则是当时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屈辱条约的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民主运动而形成的沉闷局面.傅作义因此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全国人民掀起了援绥抗战的热潮,上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至乞丐,妓女,监狱中的犯人,都纷纷参加"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活动.南京有一东北军军官遗孀,自恨不能赴绥报国难家仇,愤而自杀,嘱咐几十万遗产捐助绥远抗战.到1936年12月底,全国人民捐款逾300万元.[9](P190)各地赴绥慰问团,医疗队近百个. 通过这次运动在全国人民中间掀起了一次抗战的热潮,增强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而且绥远抗战也增强了国民党抗战的信心,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照父亲遗命,将87万遗产捐作援绥款.张学良,杨虎城也深受影响坚定了兵谏陈言的决心,成为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绥远抗战还影响了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蒋介石公开声称绥远抗战"实为民族复兴之起点."[9](P195)并表示"华北问题决不迁就",在中日谈判中态度强硬起来,导致了中日谈判的全面破裂.
　　就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将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有了信心,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新高潮."[10〕(P10)"这次绥远事件,以蒙古军到关东军方面的惨败告终,得到了很有深刻意味的结果:即中国的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内蒙工作遭到了挫折."[1](P241)
　　绥远抗战为什么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绥远当时正处于抗日的最前线,是中国民族危机,边疆危机的集中体现,一旦绥远被日本支持的伪蒙古军占领,伪蒙古国———第二个伪满洲国即将在中国出现.因而绥远一直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二是绥远抗战是在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中日谈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德王发动进攻时,国民政府便发表声明说:"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勘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管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尽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责也".[11](P293)
　　蒋介石还于1936年11月17日飞往太原,亲自部署绥远抗战,特别是当时,中日谈判已到关键时刻,蒋介石看到了和平解决日本问题已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在对日政策上采取了强硬政策.而绥远抗战则是其向日本展示其外交政策的宣言.三是傅作义部取得了辉煌战果.从绥远抗战看,傅作义多年整军精武取得了很大成就.当时11月份北方已是隆冬,在这种条件下,傅作义部队连战连捷,击溃瓦解敌军一万多人.特别是奇袭百灵庙战役,更是军事史上的典型战例.难怪会引起人们的啧啧赞叹.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
　　"七 七"事变后,当时晋绥划为第二战区,部队编为两个集团军,杨爱源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铁路线的防御.
　　8月14日,他命令董其武率领218旅收复了商都县城.24日,化德也为国民党军队收复,驻化德的德王和伪蒙军逃往多伦.但日军在占领张家口后,立即沿平绥线向西进攻.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陷落.这时,傅作义曾以绥远省主席名义致电阎锡山请求回绥守土抗战,而阎锡山则令其率部南撤雁门关,参加忻口会战和大原守城战役.绥远省在傅部主力撤离后,实际上已失去了屏障,10月14日,17日日军分别占领归绥和包头.尽管傅作义服从全国抗战的大局,但他作为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不容坐视",始终想打回绥远去.1938年3月,为了牵制华北日军,策应徐州战役,傅作义率部发动了绥南战役.
　　董其武在当时的日记中分析了发动绥南战役的原因:归绥是平绥路上的战略要点,是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蒙疆傀儡政府所在地,敌人占据此地既可西犯甘,新,隔断中苏国际交通线,又可南下同蒲线,进窥中原,策应徐州.因此进攻归绥,犹如打蛇七寸,它是敌人要害部位,这样不仅能起到牵制华北之敌的作用,又可以实现我军广大官兵回师绥远,重返故里杀敌的宿愿.傅亲率35军经山西兴县,保德,河曲,偏关进入绥远境内.先后攻克清水河,和林格尔县,并以董其武旅主攻归 绥,一度进至归绥市南昭君坟,一间房一线,距归绥仅十余公里.
　　当时归绥城内群众闻风鼓舞.德王为安抚人心,召开群众大会,但大风折断伪蒙古旗,人心更加浮动,都做好了迎接傅主席的准备.驻凉城伪蒙古军第三师一个团,由团长慕兴亚率部反正.但因为破坏铁路线的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从大同,包头方向的敌援军赶到,傅部只能撤退.在撤至偏关时,选择有利地形,对敌人设伏,一战即歼敌七百多人.绥南战役,尽管没有攻占归绥,但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和徐州会战. 1938年冬,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其在绥西河套地区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傅也由此而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进驻河套不久,傅作义在总结多年来抗战经验和部队经过整顿,精神面貌,物质条件都已改善的情况下,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战役,在全国又一次掀起了一个抗日高潮,写下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包头战役是傅作义部队变战略防御为战术进攻,出奇不意,主动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一次奇袭.12月19日攻入包头并占领了包头城区的绝大部分.21日夜,因日军援兵已到,同时看到奇袭包头,牵制日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撤出包头,向五原转移.包头战役击毙日军骑兵第14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等日伪军众多,俘伪团长一名以及伪军数百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并牵制了晋北,察南及华北的部分日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傅部官兵也伤亡千人以上.
　　包头战役后,日本华北驻屯军进行大举报复,扬言"膺惩傅作义."[9](P455)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了三万多人,汽车千余辆,由日酋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进犯.日军的反扑,已在傅作义的意料之中.于是采取避其锋芒,打其侧翼,以游击战术困扰消耗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消耗了敌人的力量,粉碎了敌人消灭傅军主力的计划.
　　在日军消灭傅军主力的目的未能达到,锐气渐衰的情况下,傅作义又率部发动了五原战役.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派800名敢死队员用"掏心战术",突入五原城内,攻城部队随后涌入,于21日顺利收复五原.五原战役击毙敌酋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小佐等日军三百多人,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共计日伪军三千余人,俘敌三百余人,缴获大炮16门,汽车五十余辆和大批武器弹药.
　　傅作义发动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经一百多天的连续战斗,终以五原大 捷宣告结束.经过上述战役,不仅有效牵制了华北日军兵力,而且肃清了侵入河套的日伪势力,巩固了大西北的屏障.五原战役也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收复失地的战役,又一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五原战役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举国欢庆.国内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或派代表团前来慰问."其功绩彪炳,殊堪矜式."[9](P225)
　　五原大捷大大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意志和争取抗战的信心,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驻重庆苏联总顾问也为收复五原击节叫好,建议蒋介石给予奖.1940年4月6日,国民政府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
　　傅作义部在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中,军队的人数,装备比起蒋的嫡系部队,都远远不及.但就是这样一支在国民党序列中比较边缘的军队却在傅作义的领导下,先后在全国掀起了两次抗日高潮,使内蒙古地区的抗战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傅作义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和傅作义在抗战中所立下的战功是密不可分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傅作义有着坚定的抗日立场.尽管傅作义在其整个人生历程中,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指挥了华北地区的内战.但总体来说,傅作义仍然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一生,就是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而奋斗的一生.正像潘纪文所说的:"他是国民党员,但不与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同流合污.他不是共产党员,可坚持了艰苦奋斗,朴素求实的作风,他是一位爱国的将军."[9](P3)傅作义始终有着坚定而毫不妥协的抗日立场.
　　二是傅作义建设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抗日军队.相比较而言,傅作义部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战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和傅作义有着较为科学而系统的军事思
想,注重军队建设是分不开的.分析傅作义的军队建设思想,就会看到以兵为本是傅作义军事思想的根本点和立足点.
　　"士兵第一",傅作义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923年,28岁的傅作义晋升为营长,他能叫出全营800名士兵的名字,后来职位越来越高,他还是熟悉每个军官的性格和优缺点,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军事训练中却严格要求.他辞世前念念不忘他的旧部下,他给中央最后一封信还特别说:打内战的责任应由我负,不能怪我手下的人.

注重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傅作义军事思想的又一特色.在抗战初期,他用爱国主义统一全军的思想.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国耻;"在劈刺训练中,在绑扎的日本人上面写着日本侵略者将领的名字.实弹演习时,标靶上画上日本军官的头像,以激发官兵同仇敌忾,誓死卫国的抗日斗志.1938年在晋西北整编时,他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日益重视.让周北峰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10项纪律.当他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正式脱离阎锡山,率部入套后,为傅作义建立以其为首的军事集团扫清了障碍,也迅速促成了傅作义整体思想的形成.1942年,傅作义正式提出整体干部办法,想建立一个表面上服从蒋介石而实则以傅作义为核心的集团.
　　"整体干部办法"的核心是"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四为"是:为国家,为整体,为抗战,为胜利;"四有"是:有抗战必胜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对国家,整体,职务的责任心."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五个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12](P129)傅作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统一抗战思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长期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合作.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书傅作义,明确提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 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3](P43)傅作义接到此信时深为感动,更加坚定了他抗战的决心.全面抗战开始后,傅部和我党的联合更为紧密.在平型关战役,奇袭包头等战役中,都通力合作.1938年,傅作义的总部在山西河曲,离八路军一二○师总部岚县很近.贺龙,肖克,关向应以及其他军政干部同傅作义部经常来往进行联欢.傅作义还请求中共派干部帮他整建三十五军.中共中央派潘纪文为中央驻傅部特派员,率领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和抗大毕业学生到傅作义部队工作.由于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引起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则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9](P15)
　　傅作义和中共合作,不仅在战场上配合,而且学习了我党加强军队建设的经验和我党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对其加强军队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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