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老父亲 歌词:冯小刚《温故1942》投资两亿 好莱坞大牌加盟(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1:46:57
《温故1942》主创
10月19日，冯小刚新片《温故1942》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召开图片展览，并公布主要演员阵容，王中磊坦言，因为冯导想说的话太多，所以干脆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和媒体见面。冯小刚透露，该片投资超过2亿，拍摄周期是无限期，而未来还将有两位好莱坞大牌加盟。
公布中方全部主演阵容
《温故1942》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图片展览，将从19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至21号。展览内容包括中方全部主要演员阵容，十年间两度建组的概念图，主要人物造型图，故事梗概等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次冯小刚完全没藏着掖着，在开机前就一下子把物料全都发布出来。发布会只有短短的十分钟，也没有主创接受采访环节，但发布会前给媒体留出了俩小时的参观时间，已经令人对该片大概情况有了全面了解。
目前已公布的《温故1942》主演包括：张国立、徐帆、陈道明、李雪健、张涵予、范伟、冯远征、张默、刘莉莉、王子文、李倩、张少华、段奕宏、张嘉译、杨立新、张晨光、张国强、苏有朋、林永健、乔振宇、杜淳、柯蓝等。俨然又一部星光熠熠的《建国大业》。
两位好莱坞演员将加盟
谈及为何选择这样的方式举办首次媒体见面会，王中磊表示：“小刚跟我说，想讲的话非常多，一页纸的文字根本没法表达，所以我们办了一个这样的展览，让大家看我们这两次筹备《温故1942》的情况。”冯小刚表示，在中方主演阵容之外，还有两位好莱坞巨星加盟该片，等合约最后敲定后将向媒体发布。
另外冯小刚也表示，全片的预算十年前就是3000万，当时来说已经是天价，现在重新启动之后，预算仍然不断追加，一直到现在投资总额超过2亿元。“没有一次我做电影中军中磊会犹豫，但这次真的是不断加钱加钱。”
《温故1942》主创
拍摄周期没有时间表
据介绍，1993年，王朔把小说《温故1942》交到冯小刚手里，1994年冯小刚找到刘震云，想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但搁浅。2000年-2002年电影《温故1942》获华谊支持启动，但又搁置，期间一度建组。2011年初，《温故1942》宣布重启，经过9个月的筹备后将正式进入拍摄阶段。
冯小刚：“《温故1942》的拍摄周期一直都是媒体朋友非常关心的事情，中磊跟我说，你拍这个片子，可以没有时间表，咱们在一起做事这么多年，这次你想拍多长时间就拍多长时间，你想剪多长时间就剪多长时间，一直到你满意为止。然后我开玩笑说，我能拍五年吗，他说能。”
《温故1942》主创
温故一九四二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电影海报《温故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1993年，王朔就把小说交到冯小刚手里。2000年，冯小刚与刘震云获华谊兄弟支持后重启该片，2002年，《温故一九四二》建组，2011年初，王朔再次提议，重启《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简介
2011年2月25日冯小刚[1]表示要拍一
编辑本段故事梗概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
编辑本段主演名单
老东家——张国立 花枝——徐帆 蒋介石——陈道明 李培基——李雪健 安西满——张涵予 老马——范伟 瞎鹿——冯远征 栓柱——张默 地主婆——刘莉莉 星星——王子文 儿媳妇——李倩 瞎鹿娘——张少华 陈布雷——段奕宏 董家耀——张嘉译 马国林——杨立新 少东家——赵毅 张道藩——张晨光 孙刺猬——李易祥 郭寄桥——张国强 宋子文——苏有朋 县长老岳——林永健 卫立煌——于震 张钫——张志坚 张钫母——吕中 中年出场田小洁——田小洁 书记小韩——乔振宇 蒋介石机要秘书——杜淳 宋美龄——柯蓝 宋庆龄——罗洋[3]分享
重读刘震云的《温故1942》，又一次被震撼！
来源： 王辰的日志
一
看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
早些年就听说冯小刚想把这拍成电影，于是在书店里看到人民文学新出了一版就买来看看。看了才知道原来不是个小说，更不是个故事（当然也许有人可以把这看成个故事）。温故1942，不过是个报告样的东西。1942年蒋委员长住在重庆，宋美龄正在访美，毛泽东被围困在延安，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火拼，斯大林格勒正被德军围城，侵华日军刚拿下了中条山。
这一年里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发生的这许多大事将会改变世界，使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然而温故1942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这许多大事之下，河南正在发生饥慌。大灾之年，千里绝收，饿殍遍野，易妻女，人相食。有两千万河南同胞正活在生死的边缘，而其中的三百万河南饥民饿死就在这个热闹得天翻地覆的年景里。于是，不管这个1942再怎么发生多大的事来改变整个世界，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了。
二
但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在这一年里国民gov没有拯救河南的同胞，洋人的人道主义救不了我们那么多垂死的同胞，共产主义者还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于是最有意思的事情这才发生。1943年，日本人来了，侵略者来了，他们开放军粮——赈灾。河南的同胞活了下来，虽然他们成为亡国奴，虽然两千万中已经死去了三百万。1944年日军在河南进行总攻前的扫荡，其中无数的河南同胞成为日军的支前劳力，有将近五万中国军队被当地百姓缴械。仅六万日军三个星期内就歼灭了河南境内所有中国军队三十万人。
河南沦陷。
三
河南战役开始前，美国记者白修德采访一名中国军官强烈抨击当年中国gov在河南救灾问题上的无动于衷与军队长期对当地百姓的横征暴敛，军官说：老百姓死光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军队死光了，日本人就会接管整个中国。
四
《温故一九四二》的最后刘震云抛出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改如何评论那些做了汉奸的河南同胞们。是要做饿死的中国鬼，还是做不饿死的亡国奴。作者给出了他自己明确的看法。
他选择后者。
五
也许活下去永远要比为什么活下去更重要。
但作者本人也叙述了灾民逃慌的方向。在能够逃离的灾民离开河南时，逃慌的队伍不是北上奔向更为富裕的东北地区而是辗转西进入比较贫困的山西、陕西。为什么呢。因为东三省已经被日军占据，所有的灾民都不愿奔敌而去。
六
温故1942，面对历史的时候现在的我只有唏嘘感叹。却没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是我遇见那么个时代又当怎么样。想来想去无非只能是随波逐流，遇死则死。因为大时代中没有小人物的命运。
看起来，《温故1942》像是《活着》与《建国大业》的结合体，既有小家庭的感情戏，又有大时代的史诗感，想必会是一部好电影。
借着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的东风，《温故1942》终于要开拍了。冯小刚介绍影片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沿着灾民逃荒之路，一家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死去；一条线是蒋介石政权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体现其之所以失去大陆的原因。看起来，这部电影像是《活着》与《建国大业》的结合体，既有小家庭的感情戏，又有大时代的史诗感，想必会是一部好电影。
然而对于看过小说原著的人来说，不管是片方的新闻还是媒体的访谈，好像都少了些东西。《温故1942》揭露了一个事实，对几千万面临饿死境地的灾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用照片将这一惨状告诉世界，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在真心实意地帮助灾民，甚至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队拿出军粮来赈灾。小说的结尾写道：“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1942，得到的最后结论。”
小说带来震撼和反思之外，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人的生命和“爱国”、“亡国奴”、“汉奸”这些价值观上的冲突，要如何看待？然而在目前有关电影的所有新闻中，都看不到涉及这一问题的内容。这不由让人要问：《温故1942》真的“下面没有了”么？
不必怀疑冯小刚拍这部电影的诚意，坚持一个题材十多年未曾放弃，本身就反映了他的诚意；也不必怀疑主创对原著的理解，因为小说作者刘震云就是电影的编剧。之所以“下面没有了”，很可能出于审查因素，让一部将在全国上映的大片中，出现和传统教育相冲突的内容，想必是广电部门不愿看到的。
所以现在冯小刚说，电影要表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有顽强的生命力。编剧刘震云则说，故事的核心力量可能是中国人面对灾难的幽默感。这两个方向，绕开了小说里的敏感问题，回到了冯小刚擅长也更容易把握的领域，虽然小说的主旨被改变了，但对于这一转变，读者和观众都应该表示理解。
温故1942与历史真相(组图)
为随枣会战开赴烽线的国军官兵 资料图片文/伍立杨
话题缘起
据报载，冯小刚新片 《温故1942》将于10月开拍，预计明年暑期上映,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界关注。
本片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小说《温故1942》，描绘的是一场河南的大灾。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刘震云表示，希望电影能表现的不仅仅是悲剧，还有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走到今天，是如何的顽强，这种生命力被拍成电影，会让全世界都尊重你的民族”。
本组图片均为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是1942年河南的一场大旱灾后灾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据估计，当时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民众解除士兵武装的由来
《温故1942》的小说原著，讲述的是当年中原地区河南平原上大饥荒时期发生的故事。
《先锋历史》杂志在挖掘这段历史事实写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抗战前期，汤恩伯的部队属于第五战区，抗战中期以后，隶属关系改变，改属第一战区，驻防主要在河南境内。
将五万正规军缴械，这件事说起来痛快，实际上比较的想当然，即使抓五万头猪，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在河南大地上确实发生过的民众收拾部队溃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先是将装备、训练奇差的川军放在前线，随枣会战时，使枣阳沦陷，日军进逼襄樊。
1942年，汤调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为排挤非嫡系部队，在洛阳游龙门时，和胡宗南、戴笠重演桃园三结义的把戏，试图以此壮大自己的声威。其间，他收编了大量的土匪游杂部队，当时豫西有个民团总指挥别廷芳，在其所控制的十余个县，每县都安置有自卫团武装，此公是豫西有名的土皇帝。他被收编以后，又勾心斗角，琵琶别抱，军政当局最后竟将其毒死。“将地方上的土匪组编成游击队，这些人公开卖放联保主任，向农民派粮派款、抽丁，大肆搜刮钱财，还从事贩毒活动。”（《记汤恩伯在五战区二、三事》，作者庞盛文，载《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2辑》）严重导致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游杂部队既要防止嫡系部队的欺压，又害怕被日军吃掉，只有向老百姓撒泼，这样的部队军纪之败坏可想而知。土匪和游杂部队，对于退下战场的大部队，他们避而不见。对于小股散兵、伤兵，他们则立即收缴武器，用以壮大实力。于是老百姓当然对其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自会向其报复。
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安民不足扰民有余，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加上那些年河南大灾，百姓处境极为悲惨。
有历史学家曾访问名将石觉，当时他率部驻防河南，对于五万部队被缴械一事，他说：“这是荒唐不过的话，慢说是两个集团军，即使是一个战斗的班，也根本吃不动，拦不住。我曾见在远方担任警戒的班，土匪四五十人逼近，意图夺械，班长警告之后，发射两枚枪榴弹，该等土匪即行鸟兽散”（《口述历史》总第7期《石觉先生访问纪录》）。
外国记者与战局观察
《先锋历史》文章写道：“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该文还引述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见闻来印证这段历史。白修德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白修德对日本的颂扬，仅出于对表面现象的观察，对中国人的责备超过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对于因种种原因溃散的部队，白氏颇多责怪，对于敌军纵横窜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反无任何斥骂，此真咄咄怪事。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悲剧，民族的苦难，在根源上是与日本军国主义主导的大举悍然侵华分不开的。至于灾荒的造成，中原的灾异灾变，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加之，民国初年至日本侵华前夕，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地方生机的戕害极为严重。但根本上的杀戮和毁伤，则是日本大举侵华以来，使民间的痛苦和流离失所变得异常的尖锐突出。
温故，乃是重温历史故实，重温者，是重新打量、观察、检讨，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简单重现，而应包含着重新审视、重新梳理，这就要求对历史的陈述必须找到真实的源头和真相。从这样的角度生发出来，才有可能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42前后的战局
在1942年之前，发生了著名的枣宜会战。当时在第五战区做情报参谋的庞盛文，他对汤恩伯是没有好感的，他认为汤氏个人的脾气性格很成问题，但对部队而言则是浴血作战的。对此庞先生写道：“李宗仁从汤恩伯的二十兵团(后编31集团军)调八十九师及第四师陈大庆部于随阳店一带，以六个团的兵力阻击日军，形成胶着的拉锯战，血战近十四昼夜，战斗十分激烈……”
第4师是中央军的精锐师，也是汤恩伯起家的基本部队，1938年7月，蒋介石决定整合一支强大的劲旅，以对日军后方作战略包抄，汤恩伯即被任命为突击军军长。抗战名将关麟征、杜聿明、戴安澜、冷欣等人都是从第四师走出来的。在抗战时期，其著名部将王仲廉、张雪中、石觉、李楚瀛、陈大庆等均为足以独当一面之名将。
1941年前后，汤恩伯所部驻防河南和湖北两省对日军开展运动作战。光参加的大会战就有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战事频繁。在随枣会战中，汤恩伯部纵横襄(阳)花(园)公路（又称鄂北公路），邀击日军，令日军头疼；在冬季攻势中，汤恩伯部与敌激战10余天，击溃日军第3师团，日军伤亡惨重，在冬季攻势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枣宜会战中，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失利，但局部战斗则有声有色；豫南会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激战于上蔡、舞阳，重创之。尤其作为主力师的第4师在上述会战中都打得很出色。第4师先后在桐柏、唐河、新野、泌阳、信阳、确山、上蔡、枣阳、随县和应山等地同日军多次交战。
至于豫中会战，该刊文章也提到撤退过程中军纪问题。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回忆录）显示，汤部正规军的军纪在撤退过程中算不错的。
豫中会战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计划的一部分，中方称为豫湘桂会战，这次会战也不是一战即退，而是在登封痛击日军，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汤部8个集团军向重庆、贵州方向撤退系属战略转进。当时魏德迈甚至建议将战时陪都再西迁昆明，但被当时的国府拒绝了，汤恩伯所部全部换上美式配备，准备在重庆外围的贵州以南山地和日军作最后决战，这是整个抗战战略的最后阶段。但日本在太平洋已经自顾不暇，在做本土和美军决战的准备，从黔南的独山一带悄无声息的撤走了。
转黄道炫的文章
下面是黄道炫对刘震云的评论
惊读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抗战时期河南曾有一些农民袭击中国军队这一早已了解的事实，而是他面对一个历史问题时，论证如此之轻率、结论如此之狂悖。
就一个作家而言，在对历史的了解与把握上，我们无法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试图充当历史的解释者而不再是杜撰故事的作家时，他就必须遵守历史的基本规则，秉持客观、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
不幸，刘震云回复历史现场的努力是如此让人失望，以致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时，任何对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会是一部解释历史的作品：在谈到河南1942年大饥荒饿死300万人时，他仅仅凭借一个村的村民回忆死了几十人就得出结论：“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
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即使在同一个地区遭受同样灾情时，结果也未必会完全一样，大到一个省更不可能完全相同。其实，他自己在文中就引用了当时的资料：“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而他所访问的作为证据的延津县就是在灾情最重的临黄河地区，如何可以灾情最重地区来类推全省呢?
某些时候，刘似乎也在想尽量表现出一些客观的立场，但由于他对历史的无知，这种客观常常会变得可笑，当他引述谢伟思的言论时，这样写道：“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其实，如果稍微对历史有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虽然是外国人，但谢伟思并非不在局中。
更有意思的是，刘通篇作品都以他在家乡延津的访问作基础。延津位于旧河南省会开封和主要城市新乡之间的铁路线上（当时就有，其价值还要高过现在），这一带是日本在河南最重要的基本区域。因此，具体到这一地区，刘在作品中描写的他的家族遭受的灾难和中国政府并无关系，应负责任的恰恰是日本军。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之类的话，真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1943年日军开进河南灾区这一表述，本身就让人费解。抗战时期的河南，局面犬牙交错，既有日本眼中的“治安区（稳固占领地区）”，也有“半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国民政府控制区和共军控制区）”。像安阳、信阳、开封包括刘的家乡延津都属于治安区，这是日军早已占领地区，不存在1943年开进一说。而日军1943年在河南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无所谓新占领地区，对于整个河南而言，这个开进之说实属无源之水。
当然，如果仔细掂量一下刘震云的思路，就可以发现他这种说法其源有自。因为他要证明是日军拯救了河南灾民，而正是这种拯救造就了他家乡的无数汉奸。所以，如果按照历史事实就事论事的话，他必须面对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发生于1944年3—5月这一事实，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刘所提到的日军拯救灾民导致的灾民帮助日军如何能够发酵呢?所以，文学家的草蛇灰线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杜撰出来的1943年的日军进军其实是为文学需要埋下的一个巧妙伏笔。可惜，刘震云当下面对的应该是历史，而不是文学。
无庸讳言，1944年的河南战役，中国军队面对抗战以来日军出动的最大兵员，败得很掺，也确实发生过农民收缴中国军队武器的事，不过，刘震云文中言：“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这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五万军队的概念，不知当过兵的刘震云知不知道其中的威力，这岂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可以对付的。
其实，如果刘震云说得明白点，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吃惊了，真正能够大规模对中国军队缴械的，是跟着日本军队的伪军。1940年代中期，为对付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的反攻，日军在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采用分化政策，通过提供粮食给游杂部队和地方民团，收买游杂部队。在此过程中，对和平居民也有过接济，鼓励他们当兵，扩大伪军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在1944年河南战役中，确实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的反应当然有可訾议之处，刘震云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叙述大饥荒时，刘震云好象忘了日军“坚壁清野”的影响。另外，他在作品中提到当时大量灾民都涌向陕西。不知刘震云对中国国情有没有基本的了解，在中国的饥荒史上，从来都是西北的饥民流向东南，如今中原的灾民反向西北流动，这其中没有奇怪之处吗？”
刘先生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河南人遭人诟病的原因是：“河南人长得不凶恶，中等个儿，黑皮肤，一说话声音很大，人多的时候爱憨厚地笑，一个人的时候神情有些忧伤。由于皱纹里的尘土还没来得及洗干净，生活起来容易粗枝大叶，什么东西都爱一锅烩，烩菜、烩饼、羊肉烩面，这容易让人钻空子。”
刘先生看问题的角度的确和一般河南人的角度神奇的一致。但我等是找不到那个角度的，从河南人“长得不凶恶”“说话声音很大”“爱憨厚地笑”“神情有些忧伤”中，我只能看到一个豪放而淳朴的诗人。我找不到任何可钻的空子。至于“一锅烩”，福建的名菜佛跳墙，四川人的火锅，广东人的打边炉，东北人的乱炖同样是烩成一锅，凭什么他们就能钻河南人“一锅烩”的空子呢。凭什么大家一起“烩”却单钻河南人“烩”的空子，还“诟病”他呢。
刘先生是著名作家，不会不知所云的，但我也从不怀疑我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断定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采用河南人惯用的招数——耍赖。
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15岁离家参军，现居北京，是豫籍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河南人颇引以为傲的形象代表。刘虽然离家较早，但思想还是纯河南的，他自己曾说过“一个人的习性，生活方式都不是大学生活能够给予的，它深藏在你的生活中，或者说你的根中，这种根可以说是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的影响、一种文化的影响。”如果我说刘先生通过接受部队锻炼和大学教育，已经改变了习性生活方式和思想基础，刘先生一定不会同意。我只好相信刘先生的一切还是绝对河南的。
很早以前我读过刘先生的《塔铺》和《新兵连》。《手机》没看过，连电影也没看。《温故1942》我看了，这是刘先生最为得意的一部类似报告文学的小说，讲述60多年前河南饥荒时期的故事，刘先生称这部小说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灾难史”。具刘先生自己说,为力图真实再现这段历史,不仅在史料收集方面下了工夫,而且还深入河南农村,通过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的采访,收集到了第一手的资料。那么，我相信，小说中发生的具体的事一定是事实。我摘录《温故1942》的最后一段。朋友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请看楼主全文)
先不忙评论刘震云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先看看刘震云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河南的农民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缴了大约五万名中国士兵的武器。帮助六万日本军队，“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
要以猎枪、大刀和铁耙来解除军队的武装，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军队不忍心镇压；二是拿猎枪、大刀和铁耙农民数量足够的多，至少应该是全副武装的军队的十倍。面对三十万大军，能缴五万军队的诫，农民大概不会少于百万。况且，这只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只骁勇之师，是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的主力部队，是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
也就是说，在1944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候，有百万以上的河南农民自发的直接参与了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刘震云在小说中颇为自负的炫耀“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你能拿我河南人民怎么样！
刘震云给了我们一个为什么的交待，“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在这个生死关头，我不知道军官还有什么私利，刘震云也没交代。打仗需要老百姓的配合是自然的，征用耕牛更是必需的，而且是征用，不是宰杀。河南的老百姓就受不了拉。就要和日本人并肩战斗打我们中国的军队。
那个时代河南人民的行径已经让我好一阵翻胃，刘震云给出的合理解释使我隔天的饭都要吐出来，直接喷在这个汉奸生下来汉奸崽子的脸上。刘震云，你好歹十五岁就离开了河南家乡，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就没让你温暖一点点，在大学受的教育就不能让你有一丝丝人气。
河南的乡土汉奸文化就那么根深蒂固？
在抗日战争中，哪一次大会战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贡献的岂止“耕牛”这么简单。凇沪会战，上海人民组织直接上前线，包扎伤员抬担架，连青红帮这样的流氓组织也投入到锄奸等前后方的工作中；台儿庄战役，江苏人民保障后勤供给；长沙四次会战，长沙人民付出了焚毁全城的代价，是为了坚壁清野，自己焚毁的。所以长沙会战的胜利，让“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看到了曙光”，这不是我的溢美之词，这是当年伦敦报纸的头号标题。
有哪一个省的民众象河南人，数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自发的与日本侵略者一起与我们中国军队作战？
没有！
只有——河南人。
而且，河南人的这个后代刘震云不仅没有一点惭愧，却有莫名的自豪。
下面这段，是刘震云赤裸裸地与整个我们中华民族叫阵。请看：
“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
看完上面这段，大家是什么心情？我的心在滴血，我愤怒的想哭。
哪一个国家，不管是民主制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在宪法中都有强制规定，国家的公民必须爱这个国家，不得损害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这是民族大义。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见过如此的败类，胆敢宣称“有奶就是娘”，可以直接叫阵，“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卖完国还能问“这个国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
我哭，哭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为了党争而放弃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我们对敌人太宽容，对出卖国家的败类太怂恿。人多又如何？车臣人在二战中与德国人结盟，二战后，斯大林将他整个民族几十万人，流放西伯利亚。有罪必须受罚，这是原则。
“良心口粮化”，“有奶便是娘”这已不是一个两个河南文化人的认识，前车之鉴，在“有奶便是娘”还是可耻的时候，河南人就这么做了。现在，他们已经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今天，还会有疑问吗？在民族存亡的时候，他不会去找他认为那个有奶的娘吗？
河南人舍不得耕牛吗，但他给日军支前；河南人怕危险吗，可他给日军抬担架；河南人怕死吗，他甚至加入日军的队伍。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你能理解吗？他们可以祖孙三代47年抚养一个日军伤兵，可以自己的婴儿被日军杀了无怨无悔的喂养一个日军婴儿。
刘震云根据他的资料和三个月的实地走访，得出那场灾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没饿死的是日本人发放了救济粮，所以河南人要感激日本人，痛恨国民政府。如果一个农民一个文盲这样想，我只会恨他糊涂。可刘震云，他不是。他有思想，他不会不知道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没有从本土运过一粒粮食来中国。日本人的粮食全是掠夺中国人的，造成灾害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侵略和掠夺。
刘震云在文中也承认,国民政府也采取了救助.可我不明白,日本人的粮食就那么和刘的口味,以至于60年后还念念不忘,并为吃了日本人的粮,做了一回狗,到今天还骄傲得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