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柱钢筋安装检验批:难解史上犹太人：为何走到哪里都成不受欢迎的人

犹太人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属于哪一种文化，而是来自许多的国家并属于不同的文化。到达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犹太人，是所谓的瑟法底犹太人，他们此前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处状况与后世美籍犹太人所来自的德国、俄国或东欧地区的状况比起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样把他们混为一谈，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群落。他们至今也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都是1880—1920年间从俄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移美犹太人的后代。在那40年当中，曾有1/3的东欧犹太人迁到了美国。

尽管因寄居的国家不同而产生了文化上的断裂。甚至内部在宗教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犹太人不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的共同内核，而且作为少数种族，不管旅居何处，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长期遭到异族敌视的悲惨经历。其他种族是到美国才变成“少数”的，而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早就作为“少数”生活过几百年了。

故土

在公元70年，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时，古代犹太人就从自己的故土上被驱逐出来。从此开始流落异国他乡，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散居欧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后，犹太人变为欧洲大陆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处皆成“局外人”。这就使犹太人在基督教狂热时期(比如十字军东征)或宗教大恐怖时期(比如中世纪不时发生毁坏整个地区的灾祸)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十字军穿过欧洲，向东讨伐穆斯林人，沿途时常停下来屠杀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当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当毁灭性的灾祸降临欧洲时，好多人认为那是上帝发怒的征兆，祈望通过把他们当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来求得上帝息怒。除了这些多少是直接偏见和恐惧所引发的动机外，当时也还有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图借助消灭犹太民族以捞取物质利益，因为犹太人被视为经济上和宗教上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债主，杀死债主及其合法继承人，这样就用不着还债了。在那个时代，极端无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经济界或宗教界的领导人所操纵，反犹太情绪就是这些领导人挑起的。在多少个世纪里，犹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杀或大批地从欧洲各国被驱赶出境。

在这些历史惨剧的间歇期里，犹太人就委曲求全。设法在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夹缝里寻求生存的机会。犹太人若想用武力来反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为在任何地方，他们在人数上都绝对寡不敌众。受外族欺压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国度里毕竟是人多势众，可以组织零星的暴动或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以对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斗争精神，但对于处境截然不同的犹太人来说，外侮却养成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心理，强调诉诸武力和暴行是徒劳的，认为在逆境中应当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韧性。当年犹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时，也曾经是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正如现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现出来的那样。但在他们散居异国他乡的那些漫长的年代里，情况并非如此。

从许多方面来看，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要比在帝国晚期衰落及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时候还要好些。早期罗马帝国是个多神论和多元化的庞然大物，在相对宽容的帝国内部，各种各样的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安共处，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注入一个重大褊狭因素的，正是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在古罗马，许多宗教派别为表示相互敬重而举行仪式或纪念活动是常见的事，但犹太人和基督徒谁也不参加这类活动。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和行为而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后来盛行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迫害。

犹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见解，而且态度之严肃在那个时代实在是罕见的。问题还不单如此。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祖国被侵占之后而沦落他乡的，到哪个国家他们都是异族，带着自己的文化，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一般都住在单独的村社或城镇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身上贴了标签的人，周围那些无知而迷信的居民无论卷入什么样的激情或恐惧之中，一遇风吹草动，便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当成攻击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进行其他许多经济活动权利的犹太人，往往以充当中间人为业，譬如小商人和放债者，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几乎在普天下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中间人行当比较突出的少数种族的地方—比如中国人在东南亚，东印度人在乌干达，或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这个少数种族就会招致与之打交道的当地民众的痛恨。犹太人就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少数种族的典型例子。

东欧犹太人

在13世纪和14世纪，波兰王室鼓励犹太人在其国土上定居，并颁发保护他们的特许状。犹太人成了欧洲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知识传入波兰的载体。和当时处在其他地方的同胞相比，波兰的犹太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和社区自治权利，未被禁闭在集聚区，尽管他们根据犹太教法典的教导，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犹太工匠和商人的家业逐渐壮大起来，这就招致周围贫穷而不识字的波兰农民及其教会头目的憎恶和仇恨。犹太人充当政府的税务员或给地主收租，这更使他们成为当地民众的眼中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太人时而受到当局的保护，时而遭到当局的迫害。

在18世纪，有犹太人居住的欧洲地区大部分被俄国人所占领，在此之前，俄国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于是俄国人就在刚从波兰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地方，把犹太人禁锢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区。叶卡列琳娜二世在1791年确立了一个名为“犹太人集居隔离区”的地带，周围竖起栅栏。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能获准走出“隔离区”之外。犹太人先前在波兰享受的许多权利，都被俄国人取消了。后来的历代沙皇，对犹太人的政策皆属变化无常，有的沙皇感到犹太人的技术是可贵的，有的沙皇则担心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两方面与其他俄国人存在着差别。19世纪还曾有过借助野蛮而残忍的办法来使犹太人“俄国化”的尝试—将12岁(或更幼小的)犹太男孩强行送到希腊东正教的学校里接受为期6年的训练，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军队里服役25年(所有的俄国男性都必须这样做)。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种灾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残废。为了对付犹太人的逃避，俄国人也使用同样严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绑架者四处搜寻，随时捉拿碰见的犹太人子弟。此项法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最终被废除。亚历山大二世还解放了奴隶。但由于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儿子又颁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对犹太人的法律。

给这位新沙皇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火上加油的是，隔离区内各地又普遍发生骚乱，当地农民杀害了大批犹太人。其后40年内有200万犹太人—占东欧犹太人的1/3—移居美国。在这40年里离俄赴美的人当中，有75%是犹太人，而到达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来自俄国。除去俄国直接去美国的人之外，还有不少犹太人为了逃难，首先在欧洲找个安全之地然后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或在美亲人的帮忙。

这批犹太移民绝大部分都在美国留下来了。犹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比例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的移民集体都要低。19世纪俄国犹太人约有一半的男子和1/3的女子是识字的，这大大高出俄国总人口的平均识字率。犹太人的都市化程度也相当高，从事农业的人不到3%，而经商的人占30%，从事采矿和制造业的占40%，专业人员占5%。几乎有半数俄国犹太人干的工作，与服装生产的某个环节有关。

东欧犹太人大批来美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这10年之内，20多万犹太人移居美国，19世纪90年代又有30万抵美，而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几年内，则大约有150万左右的犹太人蜂拥而来。

从东欧来的大批犹太移民，潮水般涌入美国那些基本上由德国来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社区。东欧犹太人还大量地“集居”在纽约市，尤其是曼哈顿东南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结集的人数多。

已经在美国牢固地树立起根基的德国犹太人，不仅对东欧来美犹太人的数量之大感到诧异，而且也对他们生活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议。东欧犹太人不仅贫苦—多数人抵美时是穷光蛋，处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种族都要惨。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干练的美国化德国犹太人来，态度也显得粗俗。

东欧犹太人原来生活在穷乡僻壤，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如数家珍的整体欧洲文化主流，他们连边儿也没沾上。东欧犹太人连外貌都有区别：留着长鬃角，戴小圆帽，留胡子，穿老式的俄国服装，妇女顶着包头巾，一举一动都令人联想到德国犹太人早就摆脱了的昔日的那种苦楚。正统犹太教的祈祷仪式仍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和做法，而德国改革派犹太教早就放弃这一套陈旧的东西。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即意第绪语，是一种民间方言，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瞧不起它，他们要么使用英语，要么使用地道的希伯来语。

一句话，东欧犹太人使在美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十分丢脸。他们人数众多，举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显得十分惹眼，难免引起其他美国人的惊恐，并有可能诱发某种反犹太主义情绪，那将对已经悄悄获得社会接纳的德国犹太人十分有害。德国犹太人控制的报界，对本族这些难兄难弟持公开的批评态度，说他们代表着“东方的古董”，讲话“嘟囔不清”，而且“衣着不整，爱咋呼，谈吐俗气”。他们的宗教被称为“中世纪的正统”。有关东欧犹太人的花边新闻，充斥各报的版面，各种“失礼行为、夫妻不和、吵架骂街，每日必录”，成了德国犹太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德国犹太人还造了一个新名词“老K”—来称呼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然而不管怎么说，犹太民族的慈善传统还是压倒了这一切反感情绪。德国犹太人的各种组织竭力帮助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并特别下工夫使他们美国化。为了给“闹市区”的犹太人提供服务，由“居民区”的犹太人出资建起学校、图书馆、医院和社区中心。即便是开展这些人道主义事业，也引起某种犹太人内部关系的紧张。举例说，甚至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病员有90%是东欧犹太人时，该院仍拒绝聘用东欧犹太人医生。人民教堂(一个犹太教堂)的祈祷自始至终使用希伯来语和德语，意第绪语成了禁忌。当时曾有人写道：

在我们高贵的德国犹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机构里，你可以看到漂亮的办公室和写字台，装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时也看到一个个铁青和发怒的面孔，每一个穷汉都被当做犯人来审问，没人瞧得起他们；每个不幸者都感到无地自容，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犹如站在一位俄国官员面前一样。

一旦经济状况允许，东欧犹太人就办起自己的慈善机构。该项事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机构宣称：在给穷人施舍钱财和面包时，应当承认大家都是一个始祖的子孙，不应以出生地的不同而人为地画线。

虽然纽约市用“居民区”(德国)犹太人和“闹市区”(俄国)犹太人这两个词把犹太人一分为二，可谓别出心裁，但这种用词所体现出的区分，却普遍存在于各地。在19世纪中期的芝加哥，德国犹太人认为波兰犹太人是“劣等阶层”。一位芝加哥犹太教教士，在呼吁人们为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捐款时，悲叹地说道，芝加哥的犹太人“因家财、智力和社会区分，因褊狭的嫉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系和歧见，而闹得四分五裂”，并诘难世人，难道那些新来的移民“仅仅因为他们在波兰或俄国的土地上首次见到了世界的光明(或黑暗)，就还嫌他们不够穷，或者就配不上称为以色列人吗”？尽管这种呼吁赢得大笔施舍，但捐款的德国犹太人仍然“以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当然也怀着善意，但亦夹杂着某种恩赐心理—来自波兰和俄国的同族教友”。像在纽约一样，芝加哥的德国犹太人，也以东欧迁来的犹太人为施舍对象，办起了慈善机构。像在纽约一样，东欧来的犹太人也是牢骚满腹，觉得德国犹太同胞对他们的态度不像话，亦办起了自己的慈善机构。

犹太移民“脸上仍然带着当年在俄国隔离区内被四处追拿时的神色”，很少敢于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们“缺乏自信心和气度”，常常不敢与陌生人搭讪甚至没胆量和不讲意第绪语的美国犹太人交谈。由于走路不敢抬头(所谓贫民窟的低头弯腰式)，加上那副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模样，他们自然就成了街头小混混捉弄的对象，这些家伙故意奚落他们，骚扰他们，偶尔还拉起他们的长胡子耍着玩。

这种任人宰割的行为，激发了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愤慨，责怪他们不争气，让非犹太人认为犹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国的安全环境里飞黄腾达的德国犹太人，从来也没有体验过东欧犹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欺凌，不知个中滋味，而东欧犹太人对当年受到的欺凌至今记忆犹新。

在东欧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之间，长期存在着“种姓般的区分”。例如，1940年在费城，上层犹太阶级“几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国籍后裔”。在纽约，“居民区”犹太人很少与“闹市区”的犹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国犹太人建立了“自己单独的社区生活”。来自各国的犹太人相互间的通婚，“就像集聚区犹太人和外部的非犹太人通婚一样，是极为罕见的”。

社会上有所谓犹太母亲保护子女太过分的说法，实际上这些犹太妇女都是从东欧来的。当初在东欧时，犹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离开家门，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如果人们知道这一段经历，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母亲总是热切地希望她们的孩子待在自己的身边，抬眼就能看见。在东欧，甚至家住在树林边上的犹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游泳、钓鱼，或到森林里去散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在美国是一时难以改变的。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美国也史无前例地形成一股日趋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德国犹太人为此而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当中尽管许多人在经济上完全有资格加入内圈的社交俱乐部，住进豪华旅馆，并享受其他利益或荣誉，但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的同教同胞有那么多人移民来美，而通通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现在则写明只要“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