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工业水垢清洗剂:喀左 朝阳 建平 北票 双阳 建昌抗日烈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2 10:56:20
郭文连(1912—1942年)，原名郭文明，喀左县草场乡人。1933年，喀左被日本军占领，他出于民族义愤，参加了抗日绿林队伍。1936年春，郭文连将效忠日伪，欺压群众，罪恶累累的伪甲长王国信处死，为地方除了一害。不久，他率领弟兄们投奔李天德抗日义勇军。在李部化整为零后，郭文连的队伍由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于1937年正式成立抗日“仁义军”，提出“反满抗日，杀富济贫”的口号，规定对穷苦百姓不抢不夺、不挑吃喝、不调戏妇女等纪律。
郭文连双手使枪，弹不虚发，使敌人闻风丧胆。1938年3月16日，“仁义军”70多人，带机枪一挺，在大城子西南沟与日伪军讨伐队交战，从早晨打到第二天，打得敌人慌恐不安。建昌县伪警务科长向热河省警务厅长报告说：“仁义军越打势力越大，队伍增到80多人，正和满军警察对峙交战，请求调兵围剿。”7月5日，仁义军在大黑山与日伪军警交战，相持至傍晚时分，仁义军向敌人喊话叫号：“把你们的人全调来，三天后在牛蹄子山见个高低!”然后趁天黑撤出战斗。果然于7月8日在牛蹄子山摆开了战场。仁义军早已占据了各个山头的险要之处，严阵以待。太阳露红后，日伪军警和讨伐队1000多人来到山脚下，从四面将山包围起来。日本指挥官金叶亲自上阵督战，命令各据点同时向山上攻，顿时枪声四起。郭文连率众沉着应战，一连打退敌人两次冲锋，敌人连死带伤，不敢轻易进攻，只是不停地打枪。傍晚，日伪军以十挺机枪向山上猛射，企图强攻，子弹雨点般向山头洒落，硝烟弥漫，碎石飞扬。仁义军却悄悄转移了。
大城子警察署指挥官兼特务系主任小田公平(日本人)作恶多端，罪行累累，郭文连决定除掉他。1939年3月一天夜里，仁义军10多人在南哨五道营子住下，第二天，让伪甲长去大城子警察署报告，小田公平调集日伪军警、特务200多人分两路向五道营子进发。郭文连等人早已隐蔽在村西南的坟茔地里，日伪军在村中搜不到人，探知仁义军进了坟茔地，便将坟茔地围住，打了半天多，也未敢攻进去。小田公平在村头用望远镜向坟地窥视，被仁义军战士“爱国”(原名阎广德)瞄准，只一枪便将其击毙。然后，趁敌人慌乱之际，仁义军撤出坟地渡过大凌河转入山中。
小田公平被仁义军击毙后，日本人日高宗秋继任大城子警察署指挥官，他上任后对仁义军进行疯狂搜捕和围剿。爱国父子四人惨遭杀害。郭文连决心除掉这个仇敌。1940年5月13日，仁义军13人到南沟门村住下，第二天早晨让伪甲长张振去大城子警察署报告。日高宗秋调集了70多人，向南沟门村扑来。仁义军早已严阵以待，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东西两路敌人的进攻。日高宗秋嚎叫着，要伪军往上冲，伪警尉补袁凤翔用机枪向上猛扫，被仁义军击毙。日高宗秋暴跳如雷，边叫骂边用机枪扫射，向山上冲来。他头戴钢盔，目标明显，郭文连待他仰脸向上看时，一枪击中其头部要了他的命。而后，仁义军又安全转移了。
1941年8月28日，郭文连与其他几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在铁沟村召开了13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计划搞大的举动。主要内容有：破坏日伪抓劳工和募集粮食的计划，联合各路抗日武装，并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收复失地，建立自治政府等等。会后第二天在吉利营子开始行动，在集中起200多人的时候，即被日伪军警发现、追击。由于损伤过重，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郭文连领导的仁义军经营数年，声威大振，不少伪警察和伪甲长对他十分惧怕，只好明为日伪效劳，暗为仁义军提供情报、子弹，为其活动提供方便。对此，日伪当局极为恼火，在加强武力围剿的同时，发出悬赏万元捉拿郭文连的通缉令。车杖子的伪警察分驻所所长王子敬用重金收买了伪甲长苏昌，两人设下美人计，假意将苏的侄女送给郭文连作妾。1942年1月15日，在苏家宴请郭文连，商定待酒后郭文连持电筒出屋时开枪将他打死，没想到酒后苏家长子苏天一拿郭文连的电筒出屋去，刚到门口就被开枪打死，露了马脚。郭文连随手一枪将苏打倒，转身飞步到门口又一枪打倒一名警察，接着越墙而过，边打边走，冲出了重围。
“美人计”失败后，日伪当局抄了郭文连的家，烧了他的房子，扒了他家的祖坟，将他的岳父抓去严刑拷打致死，将他的弟弟小思砍了头，把他的朋友石俊峰、任东新抓进了监狱，使仁义军无站脚之处。并扬言：哪里让仁义军落脚，就把哪里抢光、杀光、烧光。同时，调集大批军警对其围剿，迫使仁义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伪旗警务科特搜班一方面加紧对仁义军的侦察，一方面收买叛徒。凌杖子村凌如喜，是郭文连的表亲，曾在仁义军中做过事，郭文连对他很信任。王子敬暗中将他找去，威胁加利诱，指令凌如喜必须将郭文连抓住：“你若抓住他，重赏万元；抓不住就要你的脑袋!”这时，郭文连在当地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便去了翁牛特旗、赤峰等地。凌如喜得知后，向王子敬告了密。王又责令凌去跟踪，并派特搜班查寻。1942年3月5日，郭文连用于拉家眷和物资的牛车走到赤峰东门外时坏了，正在郭修车之际，被在暗中监视的特务和山田警部抓住，押入建昌监狱。 郭文连在监狱里，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坚决不吃监狱饭，日伪警察不得不到街上买饭给他吃。日本侵略者想用软化手段将他收买劝降，遭到严词痛斥，遂又用残酷手段严刑拷打，郭文连更是坚贞不屈，破口大骂。日伪当局种种诡计及手段均告失败后，决定于5月18日将其砍头示众。那一天，是建昌集，日伪警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在山头、路口都架起机枪，设重兵把守。郭文连从容不迫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于敌人的审问闭口不答，予以蔑视。当日本侵略者宣布对他施以处决时，他立即站立起来骂：“你们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罪恶滔天!我打死你们日本鬼子是给中国人报仇。……”骂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好用毛巾将他的嘴堵住，用汽车拉走。刑场上，敌人拿掉他口中的毛巾，他仍骂不绝声。日本刽子手先用战刀在他脖子上一试，郭文连回头一口将其手腕咬下一块肉。刽子手挥刀砍下他的头，血柱喷起一二尺高，表现出郭文连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无畏精神。
侯托天(1899—1940年)，名封福，又名镇军，号托天，喀左县甘招乡宋家店人。自幼聪明、刚强，少言寡语。成年后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且有胆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不但不体恤民情，反而变本加厉，对农民征收的捐税愈来愈多。1931年，征收的所谓国家正税(上缴省)就有24项之多。除此外，还有地方摊派的保甲捐、治安捐及盐斤食户捐等等，直搞得民不聊生。
侯托天20多岁时，曾在黑龙江做了6年买卖，回来后在公营子又开了一个杂货铺，因苛捐杂税繁而濒临倒闭。1932年春节，家族中的青年人到他家拜年，谈起生活困苦日子难熬的情况，抒发不平之愤。侯托天思之再三说：“当今政府腐败，社会荒乱，连年遭灾，捐税重重，日本人又侵略我们，老百姓甭想过好日子了。”青年们问他该怎么办?他说：“大家组织起来，拉联庄抗捐税，打日本，才能有出路!”大伙听他讲得在理，就异口同声说：“你领头吧，我们和你一起干!”侯托天见大家心齐就下了决心，到公营子拆卖了小杂货铺，买了几支枪，组织起20多人的联庄队伍，又同邻村王占成的联庄会联合起来，共有50多人。侯封福报号“托天”，王占成自称“盖地”。从此，一支抗捐税、打日本侵略军的联庄队伍就在建平、喀左一带活跃起来。由于影响不断扩大，许多村的联庄队伍主动与他们联合，共推侯托天为首领，进行抗捐罢税斗争，并规定每半月操练一次，一村有事各村相助，抱住团体，为民除害。
联庄会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官府十分恼火，屡屡呈文请求调兵镇压。侯托天早有防备。1932年的6月15日，凌源驻军第五旅的一个排21人，全副武装到甘招一带侦察。当路经三家村时，被侯托天部下发现，随即带人将其包围，打死1人，逃跑1人，俘虏19人，缴获全部武器、军装后释放。凌源驻军第五旅旅长董福祥为报此仇，派一姓曹营长率队前来镇压，占领了东赤里赤。联庄队伍在章京营子，两军对垒激战2日，未见胜负。第三天，敌人兵分两路，一路从东赤里赤进攻，另一路从四家子、杨杖子包剿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双方展开激战，毙敌连长1人，号兵1人，联庄队员有3人牺牲。联庄因武器装备不济，只得撤出阵地，官兵占领了章京营子，对百姓大施淫威，逐户搜查，抢劫财物，烧毁房屋37间后扬长而去。
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得知后，派单宝玉到宋家店联系，又派薄琼来开展工作。他们召开了群众大会，检阅了联庄队伍，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并提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七路军第四旅的意见。为了筹集军火和经费，薄、单二人由侯托天派人护送回北平，与救国会联系。同时，侯托天等人亦积极想办法筹集枪支、子弹。
6月29日，薄琼率单宝玉、白提等人从北平来到宋家店，在五家子村道虎沟屯召开大会，宣布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七路军第四旅成立，发了写有“抗日救国军”的红袖标，任侯托天为旅长，司令部设在大杖子庙里。7月10日，侯、薄带领300多人经东赤里赤到三台接救国会送来的子弹、手榴弹和现款。返回时，路经大城子，当几十名先导马队进了大城子街，大城子警察分局局长早已带队逃避，局里剩余的20多人见侯托天的队伍进了城，打了几枪就全部缴械了。这次共缴获大枪40支，捣毁了警察分局，放出被押“犯人”(多为运盐商贩)。第二天途经四家子时，又召集贫民分掉大地主“王三鬼子”粮食400多石，剩下20多石作为军需。对此，反动政权十分惊恐。热河省警务处在对凌源县公安局呈文的批示中说：“……侯托天，胆敢聚众，抗拒警团，占据乡镇，强抢官所，撕毁文卷，绑掠人票，实属目无法纪，猖獗已极。除备案外，仰所饬属严缉，务将此股悍匪，期日歼灭，以靖地方。”8月27日，官兵一营人来攻，侯托天率队抢占了宋家店后山，经过半天多的激烈战斗，救国军失利，边战边撤。自此，军心涣散，战士大多返乡不归，聚而不散的只剩下几十人。为继续开展抗日斗争，侯托天于8月初到河北迁安土门子会见薄琼、裴佑宸，返回后又到大马架子与正在袁振民部阅兵的救国会军事部长彭振国联系，从那里得到一车棉军衣和一部分现款，几经辗转后，又在甘招大庙重新设立了队部。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建平、凌源、喀左，热河省沦陷。各地义勇军中由北平派来的领导人逐渐撤回，留下的队伍只能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此时，公营子驻有日军及伪军一个中队，经常四出骚扰，奸污妇女，抢掠财物，杀害群众。5月4日，侯托天与部下20余人在牛河南岸陈家沟北梁，遇见3个日本兵正在追逐两名青年妇女，危急时刻，侯托天下令开枪，一个日本兵被打死，另两个逃窜。日本侵略者为了报复，出动日伪军到甘招一带讨伐，侯的部队被攻垮，只剩五六人了。7月26日，侯处决东赤里赤伪警察所长时，又牺牲2人。1934年3月1日，侯与敌人遭遇，腰部负伤，因去外地养伤，停止抗日活动。
李天德(1890—1939年)，喀左县羊角沟乡三道沟屯人。18岁下关东闯绿林，后来参加了马占山的队伍，因其枪法好，战斗中能独挡一面，大家送号“打一面”。“九一八”事变时，李天德在马占山部任团长，先后带兵打过5仗。东北三省沦陷后，李天德撤到开鲁、天山等地。与马占山失去联系后，具有爱国、爱民之心的李天德毅然去北平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寻求新的抗日途径，得到支持。1935年夏，他回到家乡以楼子山和三道沟为根据地，同侄儿李凤春组织起一支以亲兄弟6人和5个侄儿为骨干的50余人的抗日队伍。1936年春，他又在三道沟搭帐篷，安大锅，招兵买马，扩充军力。其间，郭文连、王老首、保国等十几支绿林武装相继来投，队伍扩大到300多人，以李天德为司令，树起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大旗，并确定了反满抗日的宗旨，规定了严明的军纪。群众称赞他们：“说是官兵不开饷，说是土匪从不抢”。到年末，队伍已发展到700余人。1937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绘制的日文资料《满洲国匪贼分布要图》，把“打一面”列为“要匪”之一标在图中，指令当地日伪军集中兵力围剿。
邓文山(1905—1938年)，别号邓海峰，报号“平康德”，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大北沟村人。
1919年，邓文山随父移居黑龙江省德都县红化棋屯。因生活所迫，1926年，他投奔了当地绿林首领青龙(本名张云阁)。在他手下任“带打”(负责保卫)，自号“草上飞”。1931年夏，这支绿林队伍被奉军收编，青龙任营长，邓文山任副营长。日本军占领东北后，青龙投降了日本人，邓文山则率领自己人投靠了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任为团长。1934年3月，义勇军失败后，邓文山又组织绿林兄弟，树起抗日旗帜，报号“平康德”。他们的口号是：“把日本早日赶出中国，收复失去的土地”。邓文山的队伍成立后，将无恶不作的大尖头营的索罗族部落头子抓住，罚马30匹，严加教训后释放。在讷河大德堂打死日本侵略军10人；在嫩江南小九岭俘伪军6人，教育后释放。在茂山打死日本侵略军20多人(其中校官1人)，还将拉哈警察署署长崔振宣击毙。1935年末，邓文山的抗日队伍已达1000多人。
乌庆霖(1903—1938年)，号霁霞，蒙古族，建平县张家营子海棠村人。
乌庆霖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十年寒窗，学业渐成，四书五经、数学、美术、书法、雕刻无不通晓，人称“小圣人”。崇正学堂毕业后，即回村教书。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毅然远离家乡奔赴沈阳。
在沈阳，因所带路费用光，只好上街摆摊写字卖画谋生。一天，东北军的一位军官看了他的字画，很是赏识，问他是否愿意当兵，进取无门的乌庆霖便欣然应允。在军中先后当过文书、排长。后来考入沈阳讲武堂，在第八期步科学习，从此便潜心攻读军事知识。由于他谦和耿直，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又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学业优良，毕业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哈(哈尔滨)满(满洲里)司令部上尉参谋。
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并继续向关内进犯。张学良将军在民众抗日呼声的推动下，命令部下在河北滦西一带阻击敌人。乌庆霖所在部队同仇敌忾，在浴血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率部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创伤。乌庆霖因此荣获东北军颁发的海陆空特等一级勋章。
1934年，乌庆霖作为一二九师中校参谋处长，被推荐进入南京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考试成绩名列考生第二名。1935年结业时，其考试成绩又名列全班第二，并荣获勤学奖章一枚。由于他学识出众，被留校任教官。张学良将军得知后，多次与南京通电，将乌庆霖调回到东北军，继续担任一二九师中校参谋处长。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张学良将军逐渐认识到只有抗日，中国才有出路。于是抽调包括乌庆霖在内的少校军衔以上的青年军官120名，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在此期间，乌庆霖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王雨萍等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希望，也坚定了他抗战到底的信心。由于他训练刻苦，才能卓著，深得张学良将军的赏识，训练一结束，就被调到张学良公馆，任随从副官。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张学良组织各地逃亡的青年，成立学兵队。第一任队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康博英，第二任队长就是乌庆霖。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如谷牧、乔晓光、郭峰等人都曾在学兵队秘密工作过。乌庆霖在任期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都给予方便，并在学兵队里组织学习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和纪律，对学兵队的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1936年9月，张学良成立了秘密的“抗日同志会”，自任会长，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参加。乌庆霖、车向忱等人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乌庆霖尽职尽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带领学兵队在东城门、西京招待所、飞机场、军警督察处、电报局、张学良公馆等重要处所担任警卫工作。捉蒋第二天，乌庆霖带领学兵队到闹区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的队员还化装演出街头剧，高唱进步歌曲，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抗日心切，以学兵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先锋队。全队分3个支队，每个支队近1000人，乌庆霖任第一支队队长。在抗日先锋队中，中共地下党员很多，因而队员们的抗日态度非常坚决。张学良将蒋介石扣押后，国民党便将抗日先锋队改编为一一○师，乌庆霖任该师六二八团团长。1937年，国民党又把这个师调到安徽蒙城控制起来。面对复杂艰险的困难局面，乌庆霖自筹经费办起了《六二八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同时，以贾陶为领导的六二九团抗战情绪也很高涨。对此，国民党当局很恼火。1937年5月，把这两个团解散，以营为单位分别编入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各团。还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了乌庆霖的兵权，令其担任一一三师三三九旅副旅长。与国民党当局的愿望恰好相反，被改编的两团官兵，在这两个师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抗日先锋队的3个营后来在贾陶带领下毅然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乌庆霖奉命赴淮河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因为他指挥作战行为果断，赢得官兵的一致拥戴，称他是“标准军官”、“抗日好汉”。乌庆霖积极抗日的行为，国民党当局恨之入骨，一贯仇视共产党的三三九旅旅长孟宪周暗中监视乌庆霖的行动。1938年2月6日，孟宪周捏造了“谎报军情”的罪名逮捕了副团长李桢。乌庆霖刚从淮河前线回到旅部，闻讯后要求将李祯无罪释放。孟宪周事前早有预谋，以同是共产党为由逮捕了乌庆霖。惟恐延续时间发生变故，迫不急待地于第二天清晨将乌庆霖和李桢杀害。
乌庆霖牺牲后，经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三三九旅官兵以自发形式将乌庆霖安葬在徐州云龙山下的苏堤上。
刘桂五(1902—1938年)，字馨山，朝阳县六家子镇八家子村人。
幼年读过二年私塾便在家务农。1924年到宋哲元部当兵，后入热河白凤翔部。1928年，白部接受东北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第六旅，驻防黑龙江省密山县。刘桂五任少校连长。1929年中苏发生“中东路事件”，战斗中刘桂五立战功，被破格提为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命撤入关内。1934年刘桂五被送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受训。受训后的刘桂五越发感到抗日的愿望不能实现，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张产生强烈不满，毅然向张学良请缨，要求带500士兵回热河抗日。1935年冬，东北军整编，成立了骑兵军，由何柱国任军长，黄显声任副军长，刘桂五仍任骑兵6师第18团上校团长，驻防在甘肃庆阳县驿马关一带。黄显声是东北军中著名的进步爱国将领，也是最早靠近中共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之一，在他的周围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黄显声将军的秘书刘澜波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东北军中的负责人；张学良派驻骑兵军的联络参谋王再天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桂五先后结识了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并很快成为知心朋友。
刘桂五领导的18团是骑兵6师的主力，刘与其师长白凤翔是患难之交，刘桂五的抗日爱国思想直接影响到白凤翔。加之又受黄显声进步思想的影响，骑兵6师与红军经过多次交往结成了友军关系。1936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这一天，红军代表朱瑞与骑6师代表共同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秘密协议。协议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亡国灭种之惨祸已迫在眉睫”，两军明确协定“在抗日救亡无尚任务下结成亲密联盟”。在第二至第四条中，骑兵6师向红军做出了“不受命进攻红军”，在“可能与需要时互作友谊退让，以实现抗日利益为原则”。这一文字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这其中也渗透着刘桂五的心血。
刘澜波和王再天同志十分赞赏刘桂五的作为，所以建议陈大章(曾给张学良当侍卫官，与张交谊甚厚)把刘桂五的情况多向张学良反映，并推荐刘到张身边工作。张学良根据陈大章的推荐，当年秋季即调刘桂五到西安任职。此间刘桂五有机会先后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举办的“军官训练团”和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秘密组织的“抗日同志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文武大员，亲临古城西安，蒋介石一到，便拉出了与张、杨摊牌的架式，强迫张、杨执行他的“剿匪”计划。在这之前张学良为抗日救亡，曾多次向蒋介石进行过“苦谏”、“哭谏”，都无济于事，在此种情况下，张学良被逼无奈只有“兵谏”这最后一举了。在这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历史关头，他毅然决定对刘桂五委以重任。12月8日，张学良将刘桂五召到他的公馆西楼，经过亲自试验刘桂五的忠心和胆略之后，面授逼蒋抗日之机宜。根据刘桂五提出的具体问题，当天下午，张学良亲自开车带领刘桂五去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以为刘桂五请命回热河抗日之名义，到五间厅面见了蒋介石，并暗暗查看了蒋介石的居住环境与警卫情况。张学良向蒋介石引荐了刘桂五，蒋接见刘桂五的半个小时中，对他的抗日决心还虚意慰勉了一番。当晚，张学良采纳了刘桂五提出“集中精干武装，速战速决和内攻外援”的行动意见，当即决定由刘桂五、白凤翔、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久三人直接担负“捉蒋”任务，并从卫队营和白、刘警卫中挑选90多名精兵组成突击队。11日上午，张学良在他的住所金家巷秘密召见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三人，对行动方案又做了反复叮嘱，三人在张公馆待命，把“捉蒋突击队”提前埋伏在临潼附近的灞桥镇。11日夜，张、杨两将军宴请南京诸大员。夜宴刚散，即又秘密召见白、刘、孙三人，下达了行动命令。相继又召开东北、西北两军高级军官会议，正式宣布了“兵谏”机密计划。12日清晨，当突击队刚进入华清池警戒线，便遇到蒋介石警卫团的猛烈抵抗。此刻，白凤翔在门外汽车上统一指挥，刘桂五、孙铭久带队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冲入华清池五间厅时，正是凌晨四点，蒋介石不在室内，但他的军装、鞋袜尚在，假牙还在桌子上放着，被窝还有余温。刘桂五、孙铭久知道他出去不远，立即率突击队搜山，结果在骊山山坡虎斑石下的枯草中发现了蒋介石，见他只穿古铜色绸衫和白睡裤，连冻带吓，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蒋介石开始误以为是红军突然袭击他，听到是东北军声音后就开始耍赖。刘桂五率领突击队把蒋介石弄下山来并亲自推上车。捉蒋时，刘桂五在天方微明中从蒋介石身旁辨出有个人是他侄子蒋孝先，知道他是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当即开枪将其处决。捉蒋任务完成后，张学良论功行赏，刘桂五荣立头功，获一等奖，立即擢升为骑兵六师少将师长，孙铭久擢升为卫队团上校团长，原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另行重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挺进绥热，抗击日寇入侵，很快组成了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抗日挺进先遣军”。8月8日，刘桂五将其所率之骑六师，奉军长何柱国电告之命，正式划归挺进军的建制，为先遣军的主力。出征前，西安的东北同乡会开会欢送他，他万分激动地向大家倾吐出抑郁多年未能说出的一句话：“此次奉命出征，不成功便成仁，必尽军人天职!”8月11日，刘桂五率师在永济、风陵两渡口过黄河，19日抵大同、丰镇一线与日寇激战。由于挺进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除骑六师外，其余部队战斗力都较差，又加孤军深入，缺少后援，在日伪军强大火力下，9月11日至14日，天镇、阳高、丰镇等城镇相继失守。9月17日，刘桂五率部又在平泉与日伪军激战3日，虽屡挫敌锋，但因敌众我寡，只好暂且后退。10月1日撤至绥远境内。正当先遣军与地方武装共商同心协力保卫绥远，抗击日寇入侵时，不曾想，中国各路军阀都有一种共同的劣根性，大敌当前，不思协力救国，而是想保存自己实力，对先遣军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即便这样，刘桂五抗日决心丝毫不减，当即率领十七、十八两个团在绥东旗下营一带修筑工事，准备抗击入侵之敌。10月6日，敌人以伪军3个师的兵力和部分日军在飞机、埋克掩护下大举进犯绥远。两军对峙，连续激战3天，主阵地曾被敌人占领3次，又被夺回3次。刘桂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10日晚，刘桂五率领骑兵，副师长王景阳率领步兵，分两路出敌不意，夜袭敌人阵地。骑六师官兵在刘桂五身先士卒的率领下，以锐不可挡之势，一举击溃了敌人，日伪军仓皇撤退70里外的卓资山车站。
日伪军在与骑六师的作战中屡屡碰壁，狡猾的敌人又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11日，他们一面在正面战场与骑六师对峙作战，一方面又派出500骑兵绕道袭击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南之凉城。守军不支，12日敌军攻战凉城。挺进军司令马占山看到归绥难保，决定撤出归绥向包头转移。而骑六师的阵地形成了腹背受敌之势，刘桂五虽誓死抗敌，但终因孤掌难鸣，只好奉命于15日挥泪撤出阵地，向五原转移。在这紧要的关头，挺进军司令部为了保存实力，派栗又文、关梦觉等将一批军用物资又转运武汉。
1938年春，马占山率部自伊克昭盟渡黄河北进，想北出大青山，再行东进开辟战扬。对这次军事行动刘桂五本来持有异议，认为北进不利。但出于对马占山的尊重，骑6师仍然担负起全军先锋的重任。这时日伪军已调集十倍于挺进军之兵力，进行围剿和追击，设法将挺进军诱入大青山，结果挺进军正中敌计，全军陷入敌人重围之中。苦战半月，伤亡惨重，有全军覆没之危。4月21日，刘桂五和马占山宿营于百灵庙西南黄油杆子村时，又被敌人重兵围困。刘桂五的宿营地距马占山总部有3华里，听到枪声，他立即率部增援。22日凌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交战，直到下午五时才遏制住敌人的进攻。此时马占山的警卫营和刘桂五的警卫连的伤亡最为惨重。激战中刘桂五不知马占山已只身逃脱，刘桂五为寻找马占山又亲率残部再次冲杀，不幸中敌炮弹，壮烈殉国，年仅36岁。敌人发现刘桂五的尸体后，立即割下首级送上请功。敌人撤走后，刘桂五的堂侄和几个战士在乱尸堆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盛殓后辗转月余才运抵西安。
刘桂五为国捐躯，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西安的《西京日报》和《国风日报》连续报道了刘桂五的阵亡和生前业绩，已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5月22日，西安市各界成立了刘桂五将军治丧筹备处，25日，古城西安各界五千余人，胸戴白花，络绎不绝地来到城西五里处，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庄严肃穆的迎灵典礼，迎接这位抗日杀敌、以身殉国的刘桂五将军的灵柩。上午10时30分，由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代表杜锡勋和东北同乡会代表王维新主祭，然后以仪仗队、军乐队、宪警护灵队为前导，迎灵队伍护送烈士灵柩缓缓入城。经西大街、东大街、尚仁路，先在革命公园停柩，后又移至弘福寺。灵柩所经沿途，树披白花痛吊，路人肃立致哀。
同年6月9日，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及各界3000多人临祭。会场布满花圈、挽联600多件。在众多的挽联中，虽然陈列在首位的是蒋介石署名的挽联，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两人合写的挽联：“贵军自西而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蒋介石署名的挽联：
“绝塞扫狂夷，百战雄师奋越石；
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魄拟睢阳。”
会后又为遗体安装了假头颅，灵柩葬于“五省义地”。当时国民政府向刘将军家属发了“哀荣状”。
蓝天林(1895—1937年)，北票市泉巨永乡巴里营村蓝家窑人。
蓝天林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家庭。25岁在板达营子镇警察所当巡警，两年后到奉军当兵。1930年秋在锦县东苇塘一带联合农民占领盐滩，号称“平东”，劫富济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向撤退的东北军索取军火，在大凌河一带举起了“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的大旗。
1931年12月中旬，蓝天林率部在羊圈子附近，袭击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以大凌河东苇塘和西广宁山为根据地，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扩大到1600多人。
1932年2月，铁血军协同友军在田庄台、大洼一带分头袭击敌人。蓝天林指挥打石山一站，一举击毙日本侵略军40余人，俘虏34人，缴枪50多支。之后，日军派人以高官厚禄招降蓝天林，被他严词拒绝，并将俘虏全部击毙。敌人后来采用离间计，乘蓝天林离队养伤之际，挑起内乱，唆使“天和”土匪杀死副司令薛振芳等10人，并遣散了队伍。蓝天林闻讯后，不顾伤痛赶回羊圈子，平息叛乱，重整旗鼓。两月后，队伍又恢复到600多人。7月，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在小金屯一带疯狂围剿铁血军，经过一天血战，蓝天林率部突出重围。后以广宁山为根据地，同日本侵略军周旋达数月之久。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多路义勇军向关内转移，蓝天林为保存抗日实力，把队伍分散后，带10名骨干向北票进发，边打边走，于月底到达家乡蓝家窑。
1933年11月27日，蓝天林在泉巨永大甲营子又举起“抗日灭满救国军”大旗，提出“推翻满洲国，驱除日寇，消灭汉奸，还我河山”的口号。为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蓝天林拆除了家中房屋，送妻子和嫂嫂回娘家，动员家族男儿当兵，女儿出嫁。家族、亲友中有20多壮士参加了义勇军。不几日，就有300多人戴上了救国军的袖标。第二年4月，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6月，奈曼旗周荣久率队伍前来会合，救国军扩大到4000余人，蓝天林任司令，周荣久任副司令。
1934年5月和7月，蓝天林指挥救国军前后两次攻打黑城子王府，严惩蒙奸沁布多尔济。8月7日，救国军在蒙古营子大巴沟伏击了伪军四十团，歼敌150多人，缴机枪2挺，迫击炮1门，长、短枪110多支，战马100多匹。8月8日，蓝天林又率2000多人包围了北票，攻入冠山矿，在火车站附近与日伪军展开了巷战，经3天激战，杀伤大量敌人，在敌援军到达之前，他率队主动撤出战斗。
蓝天林领导的救国军连战连捷，引起日伪当局极大惊慌。在《新京日日新闻》等多种报刊上，多次报道蓝天林抗日消息。甚至在《伪警察史》中惊呼：“东边道地带有杨司令……滨江省中部及北部地区有赵尚志……锦州热河省境内有蓝天林……。”列为伪政权的“肃正”重点。
张宝三(1889—1935年)，北票市台吉营乡二合成村人，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好打抱不平，敢于主持公道，深受村民拥戴。1930年组织联庄会时，被选为会首，负责二十八个半村的安全。
张宝三家有良田2000亩，年年也要向黑城子王府交租，因为他目睹了王府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对农民疾苦十分同情。他决定以联庄会的名义同王府进行抗捐斗争。在他的领导下，抗捐斗争取得了一次次胜利。1933年，沁布多尔济爬上伪旗长宝座后，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张宝三等人被“逼上梁山”。很快拉起了1300多人的队伍，举起了反满抗日的大旗。1933年冬，他的队伍悄悄包围了沁布多尔济的王府，用土枪土炮攻打一夜，因没有战斗经验和王府卫队武器精良，未能攻下王府而撤出战斗。后来，他和蓝天林抗日灭满救国军取得联系，接受蓝天林指挥，队伍改编为“抗日灭满救国军独立团”，张宝三被任命为团长。
1934年秋，沁布多尔济勾结贝子府王爷，集合200多名王府卫队，趁张宝三在牛河东活动之际，窜到河夹芯子放火烧了二色烧锅，又到张宝三家烧了60间住宅，把他家1200亩地庄稼全部割倒，用大车拉回王府。随后又把张宝三家的耕畜、羊群抢回王府。张宝三得知后，与蓝天林集合全部兵力，对黑城子进行四面合击。战斗十分激烈，第二天上午攻克了王府外城，将王府内宅围住。第三天，日伪当局调来大批援军，企图对救国军内外夹击。蓝天林识破敌人阴谋，主动撤走了队伍，以保实力。张宝三独立团继续在这一带斗争。
1935年10月，日伪军村村设卡，步步为营，疯狂地围攻抗日救国军。11月初，张宝三按蓝天林指示，为避开敌人锋芒，将独立团化整为零，开始向大黑山撤退，途中，队伍伤亡惨重。
韩麟符（1900—1934年），原名韩致祥，字瑞五，出生于今内蒙古赤峰县太平地乡哈拉木头村(原属建平县)，先后在建平高级小学，顺直官立一中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韩与郑丕烈、陈镜湖等组织“新生社”、“向明学会”，创办《新生》杂志和《向明》半月刊。在李大钊帮助下，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学生运动中，韩挥笔檄文，登台讲演，组织学生示威、请愿，曾出任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1923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介绍韩与于方舟、陈镜湖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韩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工作。
1924年1月，韩与陈镜湖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韩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1月，韩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
1925年冬，韩在张家口参加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当选为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副书记。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党务委员会委员，随总指挥部向潮汕挺进，因身染疟疾隐居农民家中治病，后回天津找省委。
1928年，在天津组织临时工作委员会，曾去上海找组织；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顺直省委领导下，建立内蒙古特别支部，由韩任书记，郑丕烈、公润、杨洪涛、卢东白、张述等为委员，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恢复和开展工作；不久，又到北票县朝阳寺一带开展农民运动；6月，因“犯了军事投机及组织上的错误”，“……违抗指示”，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并免除其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在天津法租界地惠中饭店与杨新华(亦名杨木兰)结婚。由于叛徒曲步霄出卖而被捕，解至北平张学良绥靖公署，判处15年徒刑，关押于草岚子监狱。
1933年3月，经李锡九婉托孙殿英以抗日名义力保出狱，之后在孙殿英部任四十一军少将政训处长。
1934年，孙殿英兵败宁夏，军阀马鸿奎呈请蒋介石批准通缉韩麟符，韩遂隐居祖籍山西省榆次县乡间；同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十四)被刺杀身亡，时年34岁。
陈镜湖(1901—1933年)，字印潭，又名李铁然、陈小秋，1901年10月25日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富山村。父亲陈君是本村私塾先生。镜湖8岁时，随父在本村读书，他聪明好学，成绩超群。4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建平县高等小学，因文章写得好，被誉为“铁杆文章”。
1918年，陈镜湖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其间，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肆意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席卷天津，陈镜湖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他和同学于方丹、韩麟符组织并加入直隶一中学生救国团，带领学生参加请愿示威、街头演讲活动，愤怒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以直隶一中学生为骨干的“新生社”成立，陈镜湖参加了“新生社”，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镜湖结识了李大钊，与韩麟符等同学成立“向明学会”，创办《向明》半月刊。在创刊号上，陈镜湖发表《对于陶知行先生在南开大学讲演后的感想》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我们富于创造性的青年，是应当除去不愿自己发明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这种原动力——惰性。”他透过长夜看到了光明，发出战斗的呐喊。 1922年8月，陈镜湖考入南开大学。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团的组织工作。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曾多次派陈镜湖回母校直隶一中发展党、团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参加大会领导工作，陈镜湖作为直隶省代表出席会议，并于此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2月，陈镜湖被派往西北宋哲元部任支队长，到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与王公贵族狼狈为奸的嘴脸，大声疾呼“内蒙同胞，从速觉悟，不要忍受非人类的生活，当快与军阀及王公战斗，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力”。10月，陈镜湖被任命为热河民军司令、骑兵旅长等职，先后到建平、围场、多伦等地扩编民军。12月，孙中山北上路经天津，陈镜湖几次拜访孙先生，面谈革命与打倒军阀问题。孙中山抵达北京后，陈镜湖作为孙先生北上特派宣传员赶赴热河宣讲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孙中山逝世，陈镜湖又作为热河代表前往北京祭奠，并参加了国民会议全体代表大会。会后，经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决定，陈镜湖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
1925年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陈镜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嗣后，“内蒙古特别民军”成立，陈镜湖率第二纵队与军阀张作霖、闫锡山作战。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陈镜湖参加誓师大会，随冯部转战，并深得冯的器重，赞誉他“少年英俊”。西安解围以后，陈镜湖被任命为蒲城县县长，任期创办蒲城县立国民师范学校，亲任校长，为当地培养不少人才。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镜湖当选为内蒙古代表出席会议。
1930年下半年，内蒙古特委、顺直省委遭到破坏，陈镜湖会同原内蒙古特委委员刘刚从内蒙古出发，跋涉蒙古草地，到达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中共领导机关，接上组织关系。回国后，陈镜湖化名李铁然，担任中共内蒙古特委领导工作。
1931年10月2日，内蒙古新特委诞生，陈镜湖任特委书记。他主持内蒙古特委工作期间，先后撰写了《内蒙党报告》、《内蒙特委关于整顿党组织等致中央信》、《内蒙古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书》等，系统总结内蒙古党委工作经验教训，批评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提出组织建设和抗日斗争的具体任务。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承德，中共党组织派陈镜湖到冯玉祥部任抗日同盟军“参议”，党内仍担任内蒙古特委书记。5月初，沽源、多伦失陷。5月12日，陈镜湖带领参谋、警卫员等从张家口出发，乘汽车前往张北县点验军队，途中遭反动民团袭击，中弹牺牲。
李昆山(1886—1932年)，名玉，字昆山，喀左南公营子镇白草沟村人。1924年参加热河汤玉麟部，后被委任为骑兵营营长。直奉战争期间，在山西救过汤的兄弟，被汤母认为义子，更受汤玉麟的信任，后调到朝阳任团副。因政见不同，与团长汤玉书(汤玉麟五弟)发生矛盾，遭诬陷被监禁在朝阳监狱。经汤母及朋友营救出狱，1931年11月底愤然离职回家。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各地民族救亡怒潮兴起之际，他对亲朋们说：“不能让日本侵略者占据奉天，必须把他们打出去!”
1931年12月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金德宣、李廷芳找到他，向他讲述抗日道理并提出由他出面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李昆山当即表示决心：一定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金德宣代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李昆山为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副司令，在李廷芳司令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组织抗日义勇军，并颁发了委任状。李昆山在金、李走后，便带领妻弟奔走于建昌、兴城、绥中一带，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筹建抗日武装。首先得到建昌县公安局长郭九朋的支持，提议先招募岭下各股绿林武装，一不用购买武器，二他们有打仗的经验，并有利于地方治安。建昌岭下贾凤廷、大屯李芳圃等一些爱国绅士也表示支持，答应在经济上给予援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一支抗日民众队伍很快形成。1932年2月末在建昌大屯集中，队伍达1500多人，树起了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的大旗。会上即确定了宗旨，宣布了军纪，并作计划，首先向锦绥铁路沿线守敌发动进攻。这时，抗日救国军第十三路军司令石磐带300多人来联络，提出先进关整训。李昆山求战心切，说：“不立功不进救国会。”偏巧，这时得到敌人进犯的情报。石磐对李昆山说：“我带队先去，你做后援!”3月1日，石带队在绥中北部与日军某连发生激战，李从各队抽出100人组成的手枪队和全部骑兵去打接应。在队长“串地龙”(绰号)的率领下，与三汽车日本兵在大黑沟激战了一天，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2人，俘虏6人，伤多人，缴获了8支步枪和一部分军用品。初战获胜，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孙雨田领导的义勇军前来会师，又有一些绿林武装纷纷来投，军队增至5500多人。经过会商，决定乘胜攻打绥中。分工后，于3月30日开始进攻。首先攻打火车站，激战一夜，守敌凭沙包工事坚守不出，天亮后敌机助战，义勇军撤到二道沟休整。3月21日夜，兵分两路再度攻城。并派出20人去六股河炸桥、扒铁路；派出先锋队进城除掉岗哨。夜间11点多，先锋队除掉敌人两个岗哨，打死3个哨兵，接着战斗开始了。激战到后半夜，攻入绥中县城，打死打伤日伪军90多人。石司令一马当先率队入城，行至街心时被敌人冷枪打伤下肢。主帅负伤，军心动摇，义勇军决定撤退。天将黎明，队伍已全部撤出，李昆山因不知被派出炸桥的人也已安全撤回，骑马在路边巡视等候，不幸与敌人遭遇，中弹落马。
李昆山牺牲后，日伪军将他的尸体运到绥中，从他的衣兜里搜到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并登报大肆宣扬。李昆山的遗体后被其故友设法运回家乡安葬。
邓文风(1900—1932年)，建昌县鸽子洞乡邓杖子村人。
1923年乡民公举为鸽子洞带保甲，带领20多人的民众自卫武装，负责维护地方治安。1926年，保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编入汤五师(汤玉麟之弟汤玉书，号老五)部下当连长。1928年弃官还乡。日本侵入东北后，他于1931年10月组织100多人的绿林队伍，自立山头，报号“大风字”，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48路军司令郑桂林于1931年11月来访，并和他商量共同抗日之事，当即得到邓文风的赞同。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邓就组织起1000多人的队伍，去投奔郑桂林。1932年4月，被任命为抗日义勇军第48路军副司令。
1931年12月下旬，他与孙玉田(锦西抗日队伍组织者)部在兴城西部的大小新民屯一带，合力扫除了亲日汉奸陈老升的武装10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支和一些弹药。接着又袭击了兴城县的沙石所和望海一带的盐场。缴获了盐警的枪支，并把盐分给群众。
1932年1月上旬的一个夜晚，他率领部队在绥中前所扒断铁轨，埋设地雷，准备伏击日军。恰在这时一辆日军装甲车从山海关开来，在日军下车抢修铁道时，义军突然攻击，毙敌1名，缴枪3支，其他日军开车逃回。3月，在绥中石柱子沟和日军交战，打死打伤日军80多人(死40多人)。5月10日在四方台与日军作战，击落日军飞机1架，北平东北救国会予以嘉奖。5月下旬，日军包围了义军驻地上、下鲍庄子，他令部队撤退条石沟，与郑桂林部会合，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郑司令从长城带回的12门大炮，一齐开火，把日军打败，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他在这次战斗中腰部负伤，被送去北平卫戍医院治疗。伤愈又回部队，组织攻打兴城火车站，缴获许多服装、弹药。1932年6月中旬，他去北平东北救国会参加会议期间，由于在会上直言指点时弊，无情揭露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在西瓜中投毒使邓文风食后中毒，经抢救无效，于6月底逝世于北平，时年32岁。
郑桂林(1889—1933年)，原名郑国兴，字香庭，报号“郑天狗”，吉林省双阳县二道湾子村人，祖籍建昌县杨树湾子乡郑家沟。
少年读私塾时成绩突出，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1911年毕业回到家乡双阳县林家屯小学任教员。1913年郑桂林又以求知若渴的心情考入了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进行深造。在校刻苦学习4年，没回家一次。他博学多才，对法律、文学、历史、地理、军事都很有研究，还学会英、俄两国语言。
1916年底，他从朝阳大学毕业后在吉林审判厅任职。1917年夏投东省铁路护路军，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戎马生涯。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派护路军去俄国京都彼德堡增援，郑桂林也随军前往。在俄国他有幸耳闻目睹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1917年末，郑随华军回国，旋即改编为奉系陆军第7旅，驻守绥芬河、牡丹江一带，郑任陆军军法处稽查员。
1920年春，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仍尊崇教育救国之路。于是，他和好友张俊坊创办了牡丹江的宁安第五学区第二国民小学校，他自任校董，全力办学。郑桂林施财重教办学育人的义举，受到了乡亲和师生的赞扬。当时该校师生编了一首题为《我们校董郑桂林》的歌曲，在全校传唱。歌词大意是：
牡丹江畔出贤能，投资办学传美名。
为国为民人皆敬，我们校董郑香庭。
国民学校育新人，发奋攻读数理文。
复兴中华青春献，感谢校董郑桂林。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因军务繁忙，郑桂林被调归原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郑桂林也随军作战。战后，张学良为了增强奉军实力，于1928年春选派一批中下级在职军官，到奉天“东北讲武堂”深造。郑桂林被选入第九期学员，编为步兵科第一总队第九队。1930年4月派入东北军13旅637团任上尉副官，后改任作战参谋，驻防保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全军哀恸悲愤交加，纷纷请战，但蒋介石却下令不抵抗，多数爱国官兵无可奈何，郑桂林毅然做出抉择：宁肯弃官不做，也要抗日报国。郑辞官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军团第48路军司令(后改为第5路抗日义勇军)兼第1军团(辽西)副司令。他从保定出发时报号“郑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 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1931年12月，他带100名骨干从关内来到绥中、兴城、凌南(建昌)、锦西一带。又到建昌县鸽子洞乡邓杖子会见了自立山头抗日的邓文风，并统编了邓部，任命邓为抗日义勇军第48路军副司令。1932年2月，他又到建昌和尚房子乡大杖子找到民团负责人王国瑞，动员王参加义勇军一起抗日。王被任命为第48路军第8旅(骑兵旅)旅长。2月中旬，他一个人来到原籍郑家沟，并在祖坟前进行祭祖宣誓，抗日到底。在他的影响下，家乡一带许多青年参加了义勇军，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组织起近万人的抗日队伍。
1932年5月，在围攻四方台战斗中，歼敌200多人；7月，日军和伪军1000多人分三路向义勇军驻地条石沟进犯，他们奋起抗击，打死日军200多人，缴获战马7匹、迫击炮8门、小钢炮3门。
1933年，义勇军第13路军合并到48路军，遂改为第5路军。同时将旅改为师，这时郑桂林部队已有15000多人。当时在辽西流传着一首民歌：“天狗咬(指郑桂林)，蜂子蜇(指邓文风)，座山旅(指刘作山，又称“坐山雕”)打的恶，杨麻子(指杨振中旅长)不用说。”
1933年，蒋介石下令，要义勇军撤到关内，保卫长城。因此，郑部义勇军决定，除令王国瑞就地潜伏，在建昌和尚房子建立义勇军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以备将来迎接郑部义勇军重返热东外，全部进关。他于1933年2月，与朱霁青部会合后，在罗文峪和日军交战中负伤。伤愈后，于同年9月，到察哈尔东独石口与吉洪昌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会师，暂编为第一师。赤城(古源境内)之战后，他去天津找吉洪昌商讨策略时被国民党北平宪兵队第三团特务队秘密逮捕，同年11月18日被秘密杀害于北平市天桥，时年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