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阳台有哪几种封法:彭德怀:毛泽东庐山打我一闷棒 还不准辩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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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毛泽东庐山打我一闷棒 还不准辩驳
2012年01月05日 09:00:02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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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作过一段著名的批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再是地、富、反、坏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而是党、政、军机关。运动发起之后,全国上下到处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揪“小彭德怀”,揭发所谓“反党集团”、“俱乐部”等等,斗争锋芒指向党内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肯说真话的党员和干部。数以千万计的优秀分子、有识之士受到批判、打击和组织处分。不同的声音、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许多地方搞得人心惶惶,互相戒备,言路阻塞,万马齐喑。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党内团结状况是良好的,而庐山会议在这些方面是一次大倒退。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外迅猛地发展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如同魔鬼的两扇翅膀,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正是借助于它而腾飞起来,窃踞高位,而把新生的共和国推向了十年动乱的灾难深渊的。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庐山会议中断了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的进程。随着“反右倾”运动的猛烈开展,“大跃进”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被重新加以肯定,当作正确的东西,在我国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内更深入、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右倾保守”加以批判;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等等“左”的错误口号和错误做法,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成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大加宣扬,在国民经济已经百孔千疮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重新掀起了“持续跃进”。结果,生产指标一加再加,局面失去控制,“共产风”、浮夸风继续发展,基层干部的盲目蛮干、强迫命令之风愈演愈烈。钢铁生产的畸形发展,国家财政的过高积累,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粮食匮乏,市场紧张,民气大伤。由于粮食短缺,群众中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国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1960年底,毛泽东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大跃进”。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已成定局。当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脆弱的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危机终于爆发,中国人民被推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但是,这一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被迫停下来了。毛泽东的美好理想受到了严重挫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召开了庐山会议。通过庐山会议,毛泽东不是要改变他已为实践证明错了的方针,而是要维护他的理想,打算继续更好地“跃进”。
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确实曾多次提出要“降温”,要“压缩空气”,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受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对“大跃进”中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是很不足的,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不彻底的。最早指出情况的严重和措施不力,并对此提出批评的,就是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尽管今天看来,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它高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对问题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