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增值税票查询:白吃：中国人肠胃里的死结

如果谁没有参加过公款吃喝的饭局，请举手！在职场上混迹的人，恐怕没人敢举手。长着一张嘴，谁没有沾过公家的荤腥？
    白吃是中国人的肠胃里一块死结。当然，我这么说很悲观，也很宏观。
    说白吃是个很宏观的问题，可不是我杜撰的。追溯历史，故纸堆里的吃喝风，刺激眼眸发暗，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涩。古代的文人和现在的文人骨气相同，该揭露的揭露了，该骂的也骂了，可白吃依然如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死结，白吃不是关于饥饿的饮食问题，而是宏观的社会问题。我只能发现是死结，但不能提出一个科学的办法，能杜绝甚至减少白吃的现象。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抱有悲观态度。
   不能说白吃死灰复燃，也不能说历史重现。只能说白吃现象，是中国历史中的文化胎记，每朝每代都清晰在目，难以进化掉。
          先秦时期隐晦的公款吃喝
     在先秦，就能找到关于公款吃喝的隐晦记载。《诗经》不能像读小说那样，一口气读完，没事我就会在家翻翻《诗经》，每次都能读到不同的东西。这次，我读到《诗经·召南·羔羊》，发现这首诗是说官员公款吃喝的。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逶蛇逶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绒。逶蛇逶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缝，素丝五综。逶蛇逶蛇，退食自公。虽然此诗没有那么愤，也没有那么苦大仇深的。但作者讥讽官员公款吃喝现象还是能读出来的。
     从服饰上来看，白丝线镶边的羔裘，这种昂贵的衣服不是草根们能穿的，也不是下层官员能穿的，估计诗中的士大夫是省部级官员。
这些士大夫下班后，享受公膳，公款吃喝完毕，又摇头晃脑，踱着四方步，一幅悠闲自得的样子回家。士大夫饱食终日，朝廷得拿出多少民脂民膏养着这张白吃的大嘴？
   《左传.曹刿论战》中也有一段关于公款吃喝的隐晦记载，文中有一句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什么意思？这句话的背景是，鲁庄公十年，齐桓公派鲍叔牙率大军攻打鲁国，曹刿的机会来了，当时曹刿还是一个隐士，隐士参政的积极性很高，算是假隐士吧，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曹刿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曹刿准备面见鲁庄公，献计献策，有人对他说，打仗的事情，自有朝廷官员，你就是瞎操心。心高气傲的曹刿说了一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是贵族享受的，言下之意是说，这些官员就是大鱼大肉，目光短浅。如果官员们掏腰包吃自己的，曹刿也不会如此愤怒，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员是公款吃喝，所以，曹刿愤愤不平。
　      白吃白拿逼死人
    吃喝本来是解决饥饿的生理问题，对各朝各代的白吃现象进行总结，发现是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肠胃有时候和刮骨钢刀差不多，没点官品、官德，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公款吃喝逼死人自古就有。否则就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怒了。明朝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二记载，他亲眼所见一帮官员吃喝玩乐、逼死下属的事件。
      说南京城道长们白吃白喝，要由坊长轮流置办酒席。当然，这里的道长不是道观里的出家人，而是官职，道是古代行政区域，官职很难和现在套上，如果形象一点，道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区领导。坊也是一个小的行政区域，明朝都城内有坊，都城外有乡，坊长很像我们现在的街道办领导。道长和坊长都是城镇的官员，如同区长要管着街道主任一样，道长是坊长的顶头上司。
   有一天，一位道长请十二位道长游山玩水，坡山一家坊长接待。这帮道长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登山。如果仅仅是置办一桌酒席，坊长也能承受，但是，光吃喝不行，还要送钱。每位道长送一吊钱，一吊钱相当一千钱，十三位道长，得送一万三千钱。一吊钱自古就没有明确的算法，各个时代也不一样，大约相当于一两银子。何良俊说是在《四友斋丛说》卷十四说，海防的士兵，每个月的饷银是八钱，还不到一两。可见，一两银子大约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相当于北京现在的1000块人民币（不包括房租费用）。
    光送给道长还不行，道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份，连抬轿子的轿夫也有好处费。这些道长们到坊长这里白吃白喝，居然还带厨子，这又给坊长增加了负担，厨子也要给好处费。如果不给，会出现什么情况，何良俊说：“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官大一级压死人，坊长得罪不起道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数奉上。何良俊书中没说给轿夫、厨子多少钱，也没说这帮道长带来多少工作人员白吃白喝白拿，但数字肯定不少。因为坊长最后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倾家荡产，才把这帮浩浩荡荡的白吃大军打发走。县里有两个坊长，一个在家上吊自杀，一个跳河自杀，他们负担太重了。
   白吃白喝活活逼死人。这些道长太不厚道了，现在的村干部到村里饭店吃饭，有时候还要打个白条，算记账了。要说一点变化没有，太绝对了，比较起来，现在的官员还是仁慈一些，最少也留个证据。
     公款吃喝办公室的规则
     从古至今，官僚机构中从来没有专门设置“公款吃喝办公室”的，虽然“公款吃喝办公室”没有挂牌，但一些机构兼负公款吃喝的公务。比如很多单位的办公室，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负责打点各色人等的公款吃喝问题。既负责本单位领导的公款吃喝，也要负责接待上面领导，进行职业化的公款吃喝。
   办公室的兼职负责公款吃喝的公务，有很强的文化传统。在古代，公款吃喝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之一。
   公款吃喝的标准，政府是要颁布政策的。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的接待标准。《周礼·天官》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什么级别的菜肴、器皿使用都规定好了。我在网上查到一家省级单位的接待标准，很有意思，照抄下来：用餐。一批客人原则上只宴请一次，其余安排工作餐。宴请实行“双控”，即控制宴请标准和费用总额。接待上级来宾标准为60元/人以下；接待外市（地）处级干部（或客商）标准为50元/人以下；其他客人标准为40元/人以下。午餐一般不饮酒，接待上级来宾或外地客商，经局领导同意后，方可安排。饮酒一般用地产酒，由办公室统一集中采购管理，凭接待单批准领取，办公室做好登记。上级来宾或个别特殊的外地来客，用酒价格一般不超过110元/瓶，个别情况下需使用宾馆酒的，其价格一般不超过160元/瓶，其他来客用酒价格一般不超过80元/瓶，所有接待活动，每桌用酒不得超过3瓶。宴请不上香烟。工作餐每人每餐20—30元。
   全程负责的都是办公室的事情。
   《宋史》里对何时是国家法定公款吃喝日，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宋朝的“旬设”制度，这词听起来挺文雅的，其实就是每半个月公款吃喝一次。《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使命，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白吃，是古代公务员的福利之一。
    最有特色的“公款吃喝办公室”就是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其建设和营运费用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所征的赋税，有九分之五入均徭、驿传。均徭是明代三大徭役之一，按户抽人，这些通过均徭抽上来的人负责在政府机构打杂。如果按征赋税100两银子计算，大约有50多两银子负担均徭、驿传的费用。除了负担在政府机构打杂的均徭人员工食费，剩下的是负担驿站的费用了。
   驿站的费用包括哪些？顾起元说，船夫、水夫、所夫等工食费，各驿上中下马匹、驴头支应等项之用。驿站有一项很重要的支出，顾起元没有说清楚，就是公款吃喝的费用。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把驿站公款吃喝的账目算的很清楚。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用夫用马，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实在不忍不说话。他上纲上线地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后来海瑞到浙江淳安当知县，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抚（近似省委书记）路过淳安，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人民币。海瑞没这么做，而是按章程办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二百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二百元的标准办理。海瑞说，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海瑞这个规定一出,得罪了不少人，后被调任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公款吃喝是公务消费
     公款吃喝是公务消费，换句话说，是国家政策倡导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发现，公款吃喝是根深蒂固的国有文化。
    宋代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一千余缗，在当时属于什么档次的消费，很抽象。以现在的北京消费水平为例，一个二手的经济适用房估计100万左右的人民币，一千余缗相当于现在三十万人民币，一顿饭就吃了30多万，太奢侈了。
   宋代的公款消费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公使钱，又称公用钱，宋朝官僚机构除正常经费外，另给公使钱，是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的特别费用，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用，专门为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不要小看了这个公使钱，数额巨大，动辄万缗。万缗可相当于现在300万人民币啊。这部分公款放在谁手里都不心疼，能花五十两，得按一百两两的标准消费。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统计：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
   所以，大宋朝公款吃喝成风，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两宋百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正式开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饮食广告业在宋代初具雏形，著名的酒楼如樊楼、白矾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广告。宋代餐饮业的高度发达，除了城镇高速发展、经济繁荣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务消费性质的公款吃喝风。官员公款吃喝极其奢侈，《东京梦华录》记载，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份。这三五百份能吃完吗？用的都是公款，谁也不心疼。
               史上最冤的公款吃喝案
    公款吃喝属于“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你拿公家一千元，那叫贪赃，如果你用公款一顿饭吃掉一万元，那叫公务消费。盘点一下，古代还很真有不少官员由于公款吃喝丢了乌纱帽。
   从古至今，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知道，公款吃喝是陋习。既然是陋习，就得治理，但是，一直到今天，公款吃喝还是一块顽疾。
    历朝也有治理公费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有法令，官员到任、离职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乌纱就得丢，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公款吃喝成风的两宋时期也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上文说到的“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公款吃喝，孝宗怒而罢免了两位官员。
   历史上倒是出现过一次由于公款吃喝被撤职的官员，动静闹的很大，不过，那是以讹传讹，官员被撤职的主要原因不是公款吃喝。并不是皇帝出重拳治理公款吃喝风。算是史上最冤的公款吃喝案了。
   宋仁宗庆历四年，是赛神会的日子，任光禄寺主簿的苏舜钦，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动用官府卖废纸的钱，组了一个饭局，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妓女助兴。大约是酒喝的没尽兴，公款钱又不够了，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被邀请的客人实行“AA”制，他们也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公款吃喝饭局，惹出一场大的风波。
   有人上书弹劾苏舜钦监守自盗，这罪名似乎也不大了。这事放现在，最多也就是警告或者记过一类的处分。但苏舜钦犯的是刑事罪，惩治苏舜钦和叛国罪差不多，株连很多人。苏舜钦入狱受审，后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和苏舜钦一起公款吃喝的十多位官员悉数被贬，被逐出开封城。苏舜钦的岳父杜衍是当朝宰相，也遭受牵连，被迫下台。就是当时陪吃陪喝的两位小姐也难逃罪责，被官府抓获起来拷问。
    这算是历史上惩治公款吃喝最严厉的历史事件了，但从头到尾透露出诡异。仅仅是动用了卖废纸的钱，中间消费还是“AA”制，为什么判的罪这么重？难道大宋朝的官员清廉到这种极端的程度？
   一向耳根子软的宋仁宗出重拳治理公款吃喝风是以讹传讹。苏舜钦撤职事件是一场政治阴谋。换句话说，苏舜钦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苏舜钦公款吃喝让政敌抓住了小辫子而已。
    苏舜钦根红苗正，祖父是状元，老丈人是宰相，本人有是进士出身，应该正是春风得意时，但苏舜钦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遭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记恨，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结党隐私，那是威胁皇权的统治，这还了得。正好苏舜钦公款吃喝、找妓女的事发，王拱辰派心腹劾奏苏舜钦。公款吃喝不过是皇帝找的一个理由，是按政治错误来治罪的，所以，和苏舜钦公款吃喝的官员全部丢了乌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