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签约委托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魏贤超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科教兴国战略包不包括社会科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例大约只有10%到20%，因此，经常有人关心自然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寂静地躺在高等学校和研究院所里，几乎没有人提到：社会科学成果应不应该和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为什么?

问题在于，科教兴国的提法虽然在表面上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真正涵义的理解是否准确和完整?所谓“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和区别是什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否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什么作用?科教兴国是否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教兴国战略如何才能得到全面完整的实施?

一、社会科学是“科学”吗?

如何理解科学概念的涵义?如何理解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区别?如何理解社会科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

在西方科学史上，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从总体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关于人的科学，都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学者，既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家。

从文艺复兴与牛顿时代起，由于科学家创立了研究自然的新的归纳方法和实验方法，科学和哲学的联系渐渐变得松散以致分离。

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是科学发展的进步和必然，但是，将科学分割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这互不相关的两个方面或领域的做法，“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对于这两个领域的各门科学和整个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不过，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相互联系、交叉、渗透和结合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和趋势。

在中国古代，尽管有“四大发明”、医学和天文学等方面辉煌的科技成就和都江堰、长城、赵州桥和京杭大运河等伟大工程技术成就，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雕虫小技”，大部分科技发现和发明并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正史中，如果说有科学家或学问家，能够占据重要位置的也只有老庄孔孟、董仲舒、朱熹和王阳明等等思想家或现代所谓“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中国古代和近代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误解和轻视，而且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步伐。

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并逐步成为整个科学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科学和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科学住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曲折的。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和其它个别时期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当作当时政治的工具，几乎成为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学问”的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几乎完全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但是，人们对于科学的全面本质的认识并不确切。在公众心目中，科学家似乎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家；在公众和专业研究界，正如中国传统文化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雕虫小技”的做法一样，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视社会科学为空疏无用之学(这不仅是肤浅、而且是有害的错误看法)；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主要似乎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事；政府在科学事业方面的投入似乎主要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在科学院院士制度上，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种种现象表明，关于科学概念的涵义，关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区别，关于社会科学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看来仍然是有待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的问题。

探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从总体上看，人类科学发展的道路是：从最初朴素的、整体的、综合的或全面的科学观，经过近现代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片面阶段，逐步向现代和未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的综合科学的全面化阶段发展。

由此，我们认为，所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具体地说，包括各门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各门新兴的交叉科学(学科)和综合科学(学科)。因此，社会科学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概念和科教兴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科教兴国，没有社会科学行吗

不仅如此，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以下某些地方简称社会科学)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特殊作用。

首先，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也有其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或一般规律的科学。我们在后文还会提到，这种作用不是各门专门的自然科学和其它学科可以代替的。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以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虽然某些自然科学，例如，人体生理学，也研究人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自然科学并不是以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第二，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巨大的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功能和作用是比较直接、明显和专门的，但常常是有较大限度的。比较而言，某些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作用虽然不如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么直接、明显和专门，而是比较间接、迟效、潜在。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如果抱着肤浅的、近视的或急功近利的态度，或者本身的素质不高，就容易忽视、轻视甚至否定社会科学的作用。但是，社会科学的作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常常是长期的、广泛的、深层次的和特别巨大的。

例如，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20年历程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改革的实践处于举步维艰的攻坚阶段时，就需要、并且出现了新的改革理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最近的“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知识经济”、“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包括“两个文明一起抓”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无不说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超前指导或先导作用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十分广泛和特别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新的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或学说，就没有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任何发展。

又如，在建国初期，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及时确立和坚决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就会大大改善。再如，如果我们从建国初期就开始象今天这样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那么，今天的水土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就不一定会如此厉害。

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灾害、贫困、失业、犯罪、腐败以致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等等问题，都不是某一门自然科学或全部自然科学所能解决的，而必须在依据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同时，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的力量才能得到逐步的解决。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还表现在它们对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上。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如没有自然科学的支撑就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样，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逻辑范畴只能来自于哲学。

在人类的科学、知识和理性能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以归纳为主转向以演绎与归纳相结合、并且更加重视哲学演绎方法运用的趋势，已经十分引人注目。

在科学史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德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整个民族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开创了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开始了浅薄、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研究。对此，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以前，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取得了一大批辉煌的自然科学成就，科学史界公认，这与同一时代德国哲学的发展成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很多自然科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或者说，真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大都具有很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素养，这是他们取得自然科学成就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严格说来，一切自然科学都是为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服务的，但是，人类在取得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进步与受惠于科技成就的同时，也承受着科技成就给人类带来的明显的与潜在的灾难与威胁。科学技术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的成就既可用来医治人类疾病、延长人类生命与保障人类的健康，也可用于细菌战与“人体医学试验”，如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所为；原子能技术可用来核电站发电与医治癌症，但也曾杀害过长崎、广岛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数十万人的生命。迄今为止，人类征服自然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强大、先进，而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森林、土地等却因此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总之，“技术力量日益加强，但其副作用和潜在灾祸也逐步升级。”阿尔温·托夫勒甚至将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了如下比喻：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好象坐在科学技术

这个正在加速前进的列车上，轨道上有无数个通向未来未知目标的转辙器；在火车头里没有一个真正懂得科学将把人类引向何方的“司机”，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呆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朝后观望着。因此他说，社会的进步再也不能只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在道德、审美与政治等方面没有进步或反而没落，那么，社会就不能被认为是在进步着。对此，罗素曾经指出，没有爱，科学是破坏性的；也有人说，没有道德的智慧是邪恶的。以研究“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为专长并著名于世的“罗马俱乐部”则将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科学的无政府主义状况”看作人类面临的重大“困境”与“全球问题”之一，从而呼吁从“新人道主义”角度，通过人类在伦理、道德及整体素质方面的提高来解决这一问题。总之，科技发展造成的灾难、潜在威胁与道德、价值、情感问题已数不胜数。许多明智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公众甚至大学生也已感到并说出了科技对于人类的负面影响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他们纷纷要求人们、特别是专家与政府决策人士注意“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问题，要求“征服技术”。在我们正在走向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及早注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问题和饱尝过的苦果，社会科学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力的帮助。

三、怎样发挥社会科学的特殊重要作用?

鉴于上述社会科学的性质、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我们认为，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1.正确认识和大力宣传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复。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更是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逻辑地包含着“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涵义(实际上，在很多时候，社会科学的生产力“性质”或功能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现在的所有制改革，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改革实践已经或必将给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2．加大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

新的政府组成以后，将实施科教兴国作为根本战略和主要任务，是十分正确的。最近，国务院决定给中国科学院拨款80亿人民币，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投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相对而言，对社会科学的投入实在太少。社会科学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应该从“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和社会科学对社会全面进步具有特别重大作用的战略高度，以较大的投入比例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

3．改革和加强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育

由于这个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作一些具体论述。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看，由于文科和理科分科制度的实施，文科学生缺乏理科素质、理科学生缺乏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素养的状况十分普遍和严重，这种现象与高等教育培养全面素质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要求很不相称。高等教育不能只关心经济利益、职业前景、科技发展，也要涉及个体生存、生命成长、种族繁衍、恋爱婚姻、家庭和谐、闲暇运动、心理需要、社群文化、人际交往、政治追求、历史延续，美感经验、人伦道德、人格追求、生死解脱与终极存在等人类的一切问题。用科学经验的事实与经济利益解释高等教育的一切是庸俗还原论的高等教育观。

4．在干部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中，要重视和加强社会科学教育

现代国家、政府和其它社会部门的管理，越来越需要管理者具有综合性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条件，很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的，缺乏人文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素养是不少领导干部的不足。因此，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甚至应该“读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世界不少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所具有的素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是，在干部的教育、培训、培养上，加强社会科学的教育；在干部的选拔和考评中，制订和执行明确的社会科学素养的标准，大力培养和使用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素养型的领导干部。例如，根据科教兴国要求配备的科技副省长(副市长和副县长)，不能仅仅着眼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素质上，而要综合考虑全面的素质结构和领导班子结构。

5．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家管理、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要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国家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不仅是经济、政治、法制和其它重大社会发展问题，而且包括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决策和建设工程(例如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环境和生物工程等方面的大型项目)，都要充分依据和借鉴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消极方面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在积极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设院士，只有科学院和工程院设院士，这种院士制度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利于发挥社会科学在科教兴国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议，尽快考虑研究和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如果有不可克服的实际困难的话，在近期，可以采取其它足以保证提高社会科学地位的制度和措施作为过渡性办法，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作切实准备。

7．进一步理顺社会科学领导结构的关系

在目前，国家科学技术部似乎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领导部门，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国家科学技术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应该进一步理顺，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机构应该加以改革，以便国家加强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

(作者系杭州大学教授／校对 良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