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三弄歌曲意思: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让中国走向歧途？

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和《潜规则》是我所读过的最具有创见性和启发性的书之一。我在两书之前读中国的历史，总有些想法模模糊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究竟是什么，却有说不清道不明。一见两书，我直拍案而起，他在书中用翔实的资料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将我心中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断想呼之而出。可惜的是，不知是否是因为某些原因，吴先生的书对很多已经只隔一层窗户纸的论断并未直书，我在此狗尾续貂替吴先生讲出他想讲而未能的话，以飨读者。

吴思先生两书，以字里行间透出的中华民族普通百姓的血泪印证了我的猜想，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一个以压榨老百姓民脂民膏为第一要务的匪帮盗团。正是这个集团，从最低层起，以税、赋、役、火耗、摊派等税务负担，到用灰牢、班房、“贼开花”等司法勒索，甚至到贪污克扣赈灾济民、兴修水利的公共财政钱粮扒僚的饭碗去最后一点帝国伪善的遮羞布，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对老百姓的掠夺。然后将这些财富，再通过所谓冰敬、炭敬、别敬、润笔费、钦差费，程仪等花样繁多，巧立名目的行贿方式，有组织有步骤有规则地从下级到上级，从中央到地方，从九品到一品层层不落地分配到帝国的整个官僚系统。像一颗大树一样，把银子像养分一样从根部吸收通过树皮树干的传输一直输送到全身。对于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吸血系统来说，什么以民为本、安邦定国不过是空话，判司法修水利办教育不过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其实就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用周恩来1946年1月16日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时，做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总结：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山寨文化”？这算是题外话了。参考：山寨文化是如何笑傲江湖成为政治寓言的？

这个制度与文化系统具有三个性质：

1、自“净化”性。

清官在这样的官场，面临是这样的处境，你可以廉洁，但是你不给你的上司送礼，上司总要整治你这不懂规矩的，你的上司不但自己要花，还要钱给上司的上司，你不送礼挑战的不是上司的一点“不义之财”而是你的上司的官位甚至于身家性命，乃至整个官场通行的规则和官僚的饭碗。你不能阻止你的下属，否则他们联合起来给你小鞋让你死得不明不白，你不能参劾你的同僚，他们自有上家保着，相反还要联合起来反扑。你家财万贯打发上面，肥了下面，团结了中间，还是有人会觉得你清高异类。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向户部借债不还变相贪污成风，有个高官还是个状元，也向户部借一两银子。为什么？就是为了表示“合群”，惟有贪污了，才是领了官场的投名状，可以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了。通过这种“自净化”，官场终于同一了意志，实现了共存共荣。参阅：再论君子斗不过小人，中国社会君子与小人分析

2、排他性与唯一性

天大事莫过于造反，因为这相当于抢走朝廷上下几万官吏的身家饭碗，会激起不惜一切的疯狂反扑。除了同是官场同道之外，其他任何人，只要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体制内成员），就大可以来敲一笔，刮一刀。许多人以为中国封建历史里面最大的矛盾是地主与农民，其实错了，没有后台的地主在官吏眼中是更大的肥羊，迟早是要家破人亡的，真正如鱼得水作威作福的地主，不是家族子弟中有官，就是捐了个员外秀才监生，已经成为了体制内的成员。所以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矛盾，不是什么地主与农民，而是整个官僚系统与百姓的矛盾。参阅：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3、半开放性

这么一个横征暴敛的系统如何能够行之有效地畅行千年，总要有些秘诀在。这个秘诀就是绝不封死体制外人士进入体制内的机会。若是进入体制的机会封死了，那天下英雄过剩的精力迟早会发泄到推翻体制自立门户的方向上去，不如给个机会让他们心存幻想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到别的路子上。所以科举制诞生，李世民笑曰：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一语中的！选材举能科只是科举的副业，让天下才人能人都来挤独木桥，千载万世地休了自立门户的心，至于考的是什么从来都不是重点，任你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你懂得官场玄机，你懂得察言观色，你懂得维护着官场潜规则与子曰诗云有什么相干？李泽厚早就说了，若是罢黜百家，独尊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那老子必是大圣至成先师，庄子便是亚圣，四书五经一定变成《道德经》《逍遥游》之类，后人再发明什么阴阳，玄牝，什么气学，道人合一之类的词辨来辩去。我再给他补充一句，这样的话，科举考的也一定是天地道法之类的题目，贡院里也贡着李老先生的像，中国仍旧是这般情景，没什么大的区别。归根结底，儒学不过中国封建王朝用来举行“怀柔剿抚”的一个课本，所以我在两年前和儒学研究网的贴子就专门说过，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研究传播当然可以，但是最多与老庄孙诸子并列，为学术研究之用，若要复成什么国教正统，立邦之本，那是重新走上了被利用，被歪曲，真正的精华被践踏的老路，和武士道一样变成愚民工具，断不能行！参阅：读史：论儒学精英精髓，看心奴为虎作伥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答案已经很明确，我们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正是因为官僚系统对所有对象，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几乎无差别对待地进行勒索敲诈，而他们只忌讳一种对象，就是同属于这个官僚体制内的人，因为这种人具有自卫和反击的能力。这样一来，只要中国产生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最终选择只能有一个：退出商界，在地方上买田置宅，然后让子弟读书博取功名，或者用钱捐一个官，总之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员，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的封建历史是有两个阶级，但是那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中国历史的确有一对矛盾，但是这对矛盾也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特权体系内或外两个阶级的矛盾！参阅：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中国历史是一部舌头革命史

欧洲为什么产生了资本主义或中国走向歧路的原因？

其实一言以蔽之，竟在于“天下”二字——分裂。

欧洲使用的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权力分配方式，在中国，天下只有一个所有人，就是皇帝，除皇帝以外，所有的各级官僚都只不过是皇族的“雇员”，因此尽管上到总督巡抚下到县令，都有能够一手遮天，有令百姓破家灭门的权势，但是对一切后果却无需负责，地方富饶，他若是没有嘉奖他就一分不得，地方贫瘠，他也一分不亏。我把它称之为权责不对称，也就是他的权力不对后果负责。既然他对权力不受节制不付后果，那么毫无节制的滥用就不可避免。我把这种由于非所有权者行使政权的堕落的必然趋势叫做“代理人堕落法则”，从这点可以看出，集权制度的政府所有的代理人都必然受这个“堕落法则”的支配。整个帝国就在官僚代理集团的腐败中滑向深渊，一直到民众所受的掠夺到了死亡线上，便产生大规模性的暴动，最终王朝兴替，所有的官员在维持了不长的清明之后，重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潜规则”，历史重演，周而复始。

西欧情况不同在于，欧洲的加洛林王朝是最早采用领地和采邑制度的国家，查理曼大帝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庞大的军队。于是他将征服的土地划成小块，连同上面的农民一起，分封给有军功者，在查理曼死后，帝国四分五裂，这些采邑和领地就成为了领主的私人财产并且可以世袭。而且，不但君主将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还进一步将其领地分割分封给下级的领主或者骑士。这样一来，所有者可以直接治其辖领，对领土的征敛就会考虑到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分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相对制衡了暴力，整个官僚集团的掠夺和压榨是一种“血酬”，中国大凡大一统的王朝，外患总是肘腋之疾，帝国供养的庞大军队不是为了防御外侮，而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巩固统治，西欧情况则不同，西欧国家的帝国周围强敌环伺，领主的武装是君主与领主契约要件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外的，而且领主之间互相窥伺，这就削弱了领主武装实际上可以用于镇压农民造反的力量，试想一个无外患的王朝，可以倾其所有军队来镇压起义，可若周围强敌环伺，那么总要留有自卫的余地。这样一来，领主和领民角力的天平也可以向领民的方向稍微倾斜一些。

分封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了农民以选择的机会，如果你在这里过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他领主的领土上去，对于领主来说，从事生产的农民是他的财富，对待这样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说了一句话“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而中国一旦统一了，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无所谓来之，当然更无所谓安之了，那还有谁修那劳什子文德啊？

正因为在西方，国家是分裂的，领主是相对较弱的，在武力无法压倒领民的情况下，领主对领民就要进行相对的让步，所以，为领主提供税款的商人和农民的地位就相对于中国要高，事实上就是用经济换到了地位。在尼德兰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自治和区域自治，这种自治事实上相对弱小的领主将领土治权“卖”给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最终在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那么回过头来再中国，是什么给了中国官僚集团空前强大压倒一切的武力呢？正是这个集权，统一，强大的帝国！参阅：朱元璋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

正因为以上这个原因，在西方和东方，对税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重视纳税，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人活着有两件事情决不能停止，一个是呼吸，一个是纳税。”为什么？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用税买来了政治的地位，用税买来了相对宽松自由发展的环境，最终用税买来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乃至整个世界。可我们的税买来了什么？我们的税什么也买不到，他只不过是整个贪官污吏所制成的官僚系统所使用的一个相对“冠冕堂皇”的掠夺名目而已，我们怎么会对这样的税产生崇敬，乃至视为人生天赋的义务呢？参阅：从历史没有跳跃，谈历史有副私表情

当然，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欧洲的分裂也导致连绵不绝的战火烽烟。我梳理历史的思绪，真的不知道也不想再比较，欧洲用鲜血染满，而中国用膏血铺就的历史的真相究竟是孰优孰劣。参阅：历史是什么？论读通历史的三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