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的意思是什么:《说难》选自《韩非子》其他为网络转摘

  

韩非子名著五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编辑本段摘要

　　   

说难内容截图

^[2]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1）。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2）。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3），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1）横失：通“横佚”，放纵，无所顾忌。 　　（2）当：迎合，适应，与所说之心保持一致。 　　（3）见下节而遇卑贱：被认为品节不高而给予卑贱的待遇。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1）。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2），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3），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4），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5），则以为多而交之（6）。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1）即下文郑大夫关其思言胡可伐之类。郑武公将其女嫁与胡君，本意却在于伐胡，关其思无意中道出郑武公嫁女的政治意图，由此惹来杀身之祸。 　　（2）周泽：交情。渥：深厚。 　　（3）大人：大臣。 　　（4）细人：小人，近侍。 　　（5）米盐：极言烦琐。博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 　　（6）交：驳杂，啰嗦。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1）。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2），辞言无所系縻（3），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4），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5）。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1）强（qiǎng）:劝勉。 　　（2）悟：通“忤”，拂逆。 　　（3）系縻：抵触，摩擦。 　　（4）宰：厨师。虏：奴隶。 　　（5）饰：通“饬”，整治，矫正。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1），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2）：“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3）。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4），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5），此不可不察。 　　（1）郑武公：名掘突，春秋初期郑国君主。 　　（2）关其思：郑国大夫。今本伪《竹书纪年》：“周平王八年，郑杀其大夫关其思。”学者多疑之，存疑待考。 　　（3）邻人之父：邻家的老者。 　　（4）绕朝：人名，春秋时秦国大夫。晋大夫士会出亡于秦，晋人以诈谋诱之归国，绕朝劝秦伯勿遣之，秦伯不听，士会遂归晋。行时，绕朝谓士会曰：“子毋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 　　（5）为戮于秦：士会回到晋国后，用反间计，说绕朝和他同谋，因此秦国把绕朝杀了。事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1）。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2）。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3）。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1）弥子瑕：人名，卫灵公宠幸的近臣。卫君：卫灵公，名元，春秋时卫国君主。 　　（2）刖：砍掉脚的刑罚。 　　（3）啖（dàn）：吃。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编辑本段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进说的人所认为没有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进说人口才能够阐明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难在进说人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自己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啰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这样之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编辑本段鉴赏

　　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无不数数然于用世，周游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既然要搞宣传游说，就必然要研究宣传游说的实践，总结宣传游说的理论，例如孔子虽然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又不能不承认“有德者必有言”。而在实践上更是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为了兜售自己的主张，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于墨子，更是公开主张要搞宣传，他上说下教，热衷宣传到了“美女自炫”的程度。著名的“三表法”就是墨家指导宣传游说的理论。 　　春秋以降，百家争鸣，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宣传战更加激化。但是在先秦诸子之中真正对宣传游说进行严肃思考研究的，还应该说是孟子、荀子和韩非。孟子实践着“不扣则鸣”的方针，荀子讲究“期、命、辨、说”的理论，二人姑且不论；至于韩非对宣传游说的研究，不仅是广泛的、深刻的，而且是成体系的。《说难》便是代表作之一。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在内容上，七危八难又使我们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录其首段以为比照：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忽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这不是和《说难》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说难》的第二部分是正面论述“凡说之务”，要点是“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并抱着“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的策略，借以达到和人主“亲近不疑”、“周泽既握”的关系，而后再驰骋辩说而得尽其宣传游说之辞。这种宣传游说的策略，固然是有感于法家用世心切，而又难遇贤主用其法术的战国时势而提出的（也就是本文所说立足于设若“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的立场）；但若论其是非曲直，则不免使我们看到一点鬼谷先生、纵横者流的影子。 　　《说难》一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全文照录的。《索隐》由此说《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云。若就表达形式而言，《说难》一文确能代表韩非文章那种分析透彻、解剖不留情而又峭拔挺峻、气吞山岳的风格；但就内容主旨而言，未必“甚高”。至于司马迁破格照录全文，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明两次慨叹韩非明知宣传游说之难，而“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己也是为了李陵事向汉武帝说谏而受到耻不欲生的“宫刑”的（见《报任安书》）。因此，司马迁的慨叹悲韩、《史记》的“特载”，或许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而借为抒愤的缘故吧。 　　（选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鉴赏大辞典》张大芝撰稿）

编辑本段疏解

　　本篇原为《韩非子》第十二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故作《说难》……然韩非知说之难，作《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得自脱。”并全文抄录《说难》篇于本传之中，司马贞《索隐》比较《史记》所引用的《说难》与《韩非子》的《说难》：“此篇与《韩子》微异，烦省小不同。”也就是说，除个别细微差别外，二者之间是高度相吻合的。这说明，至少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说难》篇就已作为韩非子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而广为世人所熟知，因此其真实性应该得到认定，此篇当为韩非子所亲撰的文本。近人容肇祖在《韩非子考证》中曾以本篇言游说之术，与《五蠹》篇非议游说之士的内容不合为由，怀疑本篇不是韩非子亲撰，是纵横家或游说家混入《韩非子》的作品。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兴起以及这个阶层所处的政治边缘状态决定了当时士人欲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具备详细阐述自己政治见解的游说能力，张仪对自己舌头的空前重视自不待言，就是韩非子本人也曾多次游说韩王，希望能够得到重用：“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老子韩非列传》）这充分说明重视言谈技巧并不是某家某派的专利，而是战国时期士人的共同特征。同时，韩非子从来不认为他对游说技巧的叙说与当时的纵横家言同属一类，因为他在《奸劫弑臣》篇明确对此做出区分：“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韩非子认为法术之士与其他善于言谈的士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名同实异，在于现实与虚幻、务实与空言、治国与误国的区别。因此，韩非子本身并不简单反对言谈之说，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本篇为韩非子亲撰的作品。 　　从思想内在逻辑分析，此篇与《难言》篇是声气相通、一脉相承的，即都是为了解决听者与说者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难言》篇从听者（君主）的角度阐述了沟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的昏聩迷惑，认为君主应该以“贤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克服个人情感好恶和价值偏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举贤任能，进而实现天下大治，强调即便如商汤、伊尹这样明君贤臣之间尚且存在交流障碍，其余也便不言而喻。《说难》进一步从说话者（人臣）的角度探讨如果君主不是也不会变成商汤那样的“贤圣”，而是一个彻底的难以说服教育的“愚者”，那么说话者又该如何做呢？希冀君主圣贤而重用法术之士的道路行不通，迫使韩非子转而考虑法术之士如何从自身角度来解决交往困境的难题。韩非子此篇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不在于一个人因知识欠缺而不知道说什么，不在于因表达能力欠佳而不知道如何说，也不在于因缺乏胆量而不敢说，而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和君主的关系很亲近，你的观点自然就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相反，如果你和君主关系比较疏远，势必人微言轻，很难获得君主的信任。在此，君主的好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疏远近关系，是游说者能否成功获取君主信任的一个关键，智子疑邻的典故以及弥子瑕的遭遇其实都在彰显这个主题。显然，这是承接着《难言》篇“身执鼎俎为包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的思路往下继续说的。从主观角度而言，游说的对象可以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好名型、好利型和暗中好利表面好名的名利皆好型。如果君主属于好名型，而游说者不察，劝其博取厚利，势必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市井之人而受到冷遇；如果君主属于好利型，游说者劝其博取美名，则会被视为迂腐不堪而加以排斥，譬如商鞅游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说得秦孝公瞌睡连连，直至商鞅改变策略，说以霸道，才使秦孝公为之振奋，与其促膝畅谈，从而达到深获吾心的效果。最麻烦的是第三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君主其实既在意外在的美誉，同时更关切自身的实际利益，属于名利兼顾的类型，也是最难游说的类型。譬如，韩非子在《难一》篇曾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交战，分别征求谋士舅犯、雍季的意见，前者主张兵不厌诈，建议晋国以诈取胜，后者意见相反，强调以诈取胜固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却非治国之道。晋文公听完二人的意见后，暗中采用舅犯的意见打败了楚军，然而论功行赏时却先雍季而后舅犯，以此表明自己反对以狡诈之术治国的立场，从而彰显自己以信治国的圣君形象。明则反对狡诈之术，暗则以诈取胜而获利，可谓名利兼顾之典型。在老谋深算且名利兼顾的晋文公那里，舅犯的委屈自然难免了。饶有趣味的是，韩非子对晋文公无功先赏有功后劳的做法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是赏罚不公，执法不平。由此可见，《说难》篇中游说对象的种种表现，在韩非子的整体思想语境中非但不是提倡的，而是应该加以戒除的。需要特别强调，本篇描绘的游说对象是一个尚未接受法家理论改造的君主，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类型的游说对象正是韩非子一贯批判的现实政治中的君主。 　　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了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加之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极大可能，更由于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使得游说者必须认真对待。因此，韩非子在本篇连续用了七个“如此者身危”来衬托游说者稍有不慎、动辄得咎的危险处境，由此凸显了解君主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以及如何干等主观好恶在游说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人微言轻的游说者应该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力图避免触及君主不愿他人知晓的隐私以及做出令君主不喜欢的事情，应该首先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梁启雄先生认为：“韩非子指出游说之士发言之难，及其遭遇之险，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韩子浅解》，第89页。）由此，韩非子主张游说的核心问题在于“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对于君主引以为荣的事情或喜欢的东西，游说者应极力加以粉饰以取悦于君主，对于君主感到耻辱的事情，应该尽力为其掩饰以免让他人知晓。总之，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努力讨好君主，避免惹怒他，让他最终对你产生信任感。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游说对象的君主完全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和主观情欲主宰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只知追求名利，只知满足个人意愿，因此游说者为了博取这种人的信任和好感，就应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暂时抛却是非善恶观念，一意讨好君主，哪怕违背韩非子一贯追求的公平、公正价值，也在所不惜。 　　后人曾激烈批判韩非子的这种观点，认为韩非子在宣扬一种专门为了讨君主欢心的无耻之学。表面上看起来，如果单独从《说难》篇的内容分析，确实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倘若联系韩非子的整体思想尤其结合《难言》、《和氏》、《问田》诸篇内容来分析，就会发现韩非子希冀君主圣贤而不得转而思考面对一个完全由个人情欲支配而无任何政治信念的君主时，法术之士究竟该如何作为的话题，由此凸显忍辱负重的曲折心路历程。或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韩非子为什么不能像儒家道家那样选择退隐以保全自己的操守呢？从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中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张退隐，虽然在《孤愤》中也曾透出当权重臣在位时廉洁之士为保全自身性命而选择主动退却的思想，然后韩非子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法术之士的退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奸邪之臣的罪恶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整个现实政治环境会变得愈加黑暗和无序：“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这也正是韩非子在《问田》篇回答堂溪公全身之术的质询时所表达的“治亦进，乱亦进”的政治情怀：“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既然退隐不能解决天下无道的问题，那么面对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只知追求名利的君主，对韩非子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博取君主的信任进而实现自己改造君主、改善现实政治环境最终有利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本篇所说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清晰地表明了韩非子这一忍辱负重的政治理想。只有在君主对自己深信不疑的时候，法术之士才能够避免重蹈商鞅、吴起变法的历史悲剧，才能够有效克服政治领听者与说者之间的交流困境，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蓝图。尽管这一政治理想充满了道德风险，但其主观意图和问题意识的正当性及正义性是无从怀疑的。

编辑本段史记·韩非列传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略）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编辑本段韩非子与《说难》

　　《史记·老子庄子列传》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他“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韩非生于战国时期韩国的王室之家，他本是韩国的一个王室公子。自小他就喜欢刑名法术方面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它的本质则来源于黄老学说。韩非聪明博学，可惜的是他从小口吃，不善言辞，但他善于著书写文章。他和李斯是同学，曾经一同求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在和诸侯国的战争中越来越削弱，自然很是着急，同时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他数次上书进谏韩王，陈述自己的主张，但韩王始终不愿任用韩非。得不到韩王的重视，韩非自然十分郁闷在郁闷之余，为了从古往今来的变化中得到启示，他开始了写作，先后写成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十余万字。特别是《说难》这篇文章，其对“难”描述之深刻让司马迁叹为观止，为此司马迁专门在《史记》里予以转载。然而就是这个韩非，虽然对“难”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自己却不能从后来的难中脱身，以致身死于秦。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把韩非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在看到了《孤愤》《五蠹》之后，深为叹服，他很想见见写这些文章的人，他说如果能和这个人交往，就是死都没有遗憾了，可见韩非的文章影响力还挺大。李斯在一旁就告诉秦王说这是韩非写的，为了得到韩非这个人，秦王于是赶紧派兵攻打韩国。韩王一开始不任用韩非，到了这个时候才着急起来，于是连忙派遣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一见之下，秦王十分高兴，然可能因为韩非是韩国王室之人，所以秦王并没有信用他。前面说过，在荀卿那求学的时候，李斯就知道自己不如韩非，因此韩非留在秦国对李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隐患，李斯怕将来秦王要是任用韩非的话，只怕他自己就地位难保了，所以他就想把韩非给除掉。与李斯有这种的想法还有一个叫姚贾的人，他也害怕韩非会威胁到自己，所以这两人就合伙陷害韩非。二人于是在秦王跟前大掰歪理，说什么韩非将来会是秦国的祸患，说得秦王信以为真，这个秦王本来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他也没多想，就派人把韩非抓起来投进了大牢。李斯于是抓住这个机会，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面见秦王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却已经没有机会了。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后悔那样对待韩非，但等到他派人去赦免韩非的时候，已经晚了，韩非已经死了。 　　就这样，韩非死在自己的同学手上，他满腹的才学没能得到展现，后世的人只能从他所写的文章中领略他的风采了……

编辑本段胡乔木作品《说难》

　　难之一字，拿破仑君说是只在愚人的字典里才有的。我自幼就一直用着愚人的字典，大概是愈用愈愚了，我现在竟以为，在真正愚人的字典里，怕只有一个易字，而拿君之所以一败于莫斯科，再败于滑铁卢，终致身败名裂者，或者也就是吃了聪明人的字典的亏吧。 　　知难并不是怕难。不知难而见难，所以怕难，见难而不难，则因为知难。空想家的拿破仑不怕难，但是怕承认难，结果与怕难就只隔一层纸。我们必须不怕难也不怕承认难，故我们必须知难。 　　进化论的知识虽然不好贴上封条搬到人类史上来适用，但人类的祖先能够不断辞别千千万万的因苟安而灭亡的同类，为他们今日的子孙开辟一条这样寂寞而且漫长的旅程，想来决不是易事。宿小范围来说，对于一个卵子的受精而成人，虽然雄蜂样的懒汉们也常自命为完成了什么任务，但是一个母亲却知道她为了这个任务，如何在六千七百多小时里，沉默地贡献她的一身作资本，并且加上了她的一生作赌注。而每一个新的地球子民刚一脱离母亲就哭了，想象力泛滥的诗人虽因此一口判定为天才的厌世家，但是笨拙的生理学家却慢慢发现了这原来是为了呼吸。生理学者并且发现了，无论一人聪明人怎样把世界看得容易，他的每一个细胞却不待主人的指挥，总还是辛勤地工作着，奋斗着，直到他的死。这一场也就证明了生存竞争，宣示了辩证法的真理。子曰：天行健。我想除了寥寥的几尊聪明脑袋以外，这天应该是包含了所有人类生命在内的。 　　天行健，因为天里面孕含着矛盾。客观和主观之间横隔着可想的矛盾，于是有难。妄人轻难而败，懦夫怕难而退，勇者知难而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破例勇者，所以他们革命，他们提倡朴素切实、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困难是无穷的，旧的完了，新的又来，所以革命永远厌恶轻妄和怠惰，正如轻妄和怠惰永远厌恶革命。这是革命的纪律，这也是生命的自然的纪律。 　　中国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有忧患处乃有进步和快乐。所以这句话并不曾吓倒了人们不识字。而且应该首先说，人生忧患识字始。文穷而后工，欲速则不达。历史从不给排列空洞词句的文学家、玩弄肤浅思想的哲学家、追逐个人地位的政治家留下地位。正如几何学从不给拒绝下苦功的国王们准备道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