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幺妹儿:改革开放30年之流行语

3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改革开放的30年，无论对党、国家还是军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改革之路并非坦途，期间有曲折、有挫折，但历史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无法动摇。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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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的春天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老人称为“科学的春天。从这个春天开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成为共和国大地上一个新的流行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的观念,被江青集团推向了十分荒唐的地步。1975 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当时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整顿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初步的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等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征求意见形成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曾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1975年9月30日，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提纲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毛泽东说他不曾记得讲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08页。）虽然由于各种原因，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遭到失败，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又称《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还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组织的批判。邓小平等人被作为还在走的“走资派”而遭围攻，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邓小平等人仍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根据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邓小平再次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说：关于科学是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明确回答：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以上这些论断，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那个年代，确实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有获得第二次解放之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
1988年,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的巨大作用,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为中国指出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又重申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由于十年“文革”耽误了许多人的大好时光，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些被耽误的人学习、工作的欲望非常强烈，因此“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句话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流行。
时代背景链接：1977年恢复高考
１９７７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１９７７年９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５７０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３０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了解，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一九七八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七八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但没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
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就此展开调查并将这些代表的意见写成内参报送中央。九月二十日，教育部传达了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他说，这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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