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的诗缘

五年以前，因为康嗣群先生在一篇《关于周作人先生》的文章里，用轻藐的口吻，嘲笑了现代的青年，以为他们的非难“沉静”，是因为需要多的和新的花样，强大的刺激和说诳的缘故。我当时写了一篇短文，是针对也是青年的康先生的。不幸后来因为《人间世》刊登了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舆论不无微词，听说北平就有一位教授，说攻击周作人先生是由我开始，而由鲁迅先生在背后策动的。关于后一点，据一位接近周作人先生的人说，便是周作人自己，也以为是这样。

但这其实并不然。我的本意，有文章为证，是明白的，无须多说。至于鲁迅先生究竟有没有策动围剿呢?我的回答是：也没有。平居闲谈，一提到岂明的时候，他倒是称道多于指摘，常在为青年数说岂明早年的功绩，而且以为在目前，要再找到几个象岂明那样博览古籍的人，实在也颇不容易了。

不过做自寿诗时的周作人先生，和“五四”时代比起来，确已有了不同，这里且把他所做的两首诗，重录在下面：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间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就诗论诗，这当然不失为上乘。但以这样冲淡穆远的作品，发表在古色古香的刊物上，放到活在动乱时代的青年们的眼前，因而引起不满，是不足怪的。陈子展先生就有“人间何世”的感慨，廖沫沙先生把这句话作为题目，用野容笔名，在《自由谈》上写了一篇短评，他又请陈先生捉刀，做了一首和诗：

“先生何事爱憎家?把笔题诗韵押裟。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

廖先生的文章虽然批评《人间世》，陈先生的诗，却是专对周作人的自寿诗而发的。关于前者，林语堂先生写过《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论方巾气》等等，以自辩提倡小品，与国家苍生无关。是非屈直，这里且不去提它吧。至于后者，胡风先生还写过一篇《过去的幽灵》，慨叹于“五四”时代站在新文学运动前线，为我们翻译了爱罗先珂的讲演的周作人先生，现在却躲进斋头，谈狐说鬼起来。他以为如果忘不掉人间，则还不如对于一批一批“失足落水”的青年，来一次超度的好。

然而曹聚仁先生却说这是“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隐者多是使性负气之人”，周作人先生心头的火，虽然压在冷灰底下，却仍是炎炎地燃烧着。不过那自寿诗，他以为须用吉六宣纸恭写，着苏州裱工精裱，挂在斋头，既供欣赏，又省是非，这样最为妥当。

所谓“在冷灰底下炎炎地燃烧着”这句话，居然使林语堂先生觉得“甚洽我意”，说这就是寄沉痛于幽闲。一面又拉了古人来做帮手：“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热人，热极矣，而无如何，则不得不归于冷耳。”援引周作人短简里的“……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云云，写起《周作人诗读法》来。不错，士大夫阶级的幽闲恬适，有时候，确能寄寓着一点愤慨，但其实是十分脆弱的。这脆弱的心理存在战士的躯壳里，就为后起的青年所不能理解。

在这篇《周作人诗读法》里，林先生以为“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禅，癞鳖谈仙。”他这里指的是章克标。但《自由谈》上批评林语堂的，其实没有章克标的文章，凡所指摘，大抵都如鲁迅先生所说，是“热心人的谠论”。不过那时候的揣测也真多，记得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林先生在家里请吃夜饭，鲁迅先生笑着问道：“语堂，你以为《自由谈》上那几篇文章是我写的?”

我为什么把吃饭的日子记得这样牢呢?因为那天正是黎烈文先生辞去《自由谈》编辑的日子，就在这黎编最后一天的《自由谈》上，又登出了署名痰迷的两首和诗，大体上是专对林先生的，但和周作人先生也不无关系，现在且把序和诗一并抄在下面：

“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有诗。海内名流，纷纷奉和，独以某公

‘拂地裤缘疑病马’一联，可谓奇绝。此外‘茶苦由来即苦茶’，

也可算见道之言。迷亦好诗，借韵奉林先生两首，以博一粲。

‘学匪’先生亦世家，搅将泥土上僧裟。

竖子昔教惊唳鹤，叭儿今已化腾蛇。

闲看海派多如水，见说人间乱似麻。

桃李正开春正好，不妨花底漫煎茶。

‘幽默’如君颇‘大家’，漫吹烟雾绕缁裟。

人间原自多鼷鼠，夫子由来恶懒蛇。

小品纵多蜗篆壁，大音无奈甲弹麻。

高丘正苦无余子，又起风波一盏茶。”

林语堂先生说这是临去的“马后炮”。揣摹语气，我以为这首诗倒恐怕是鲁迅先生的手笔，但当时没有问清楚，现在恐怕也只有黎烈文先生知道了。除此以外，鲁迅先生只写过一篇《小品文的生机》，率直中肯，可见策动说的无聊。至于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写。那时候还被目为《人间世》派，给魏猛克先生打了一闷棍，遭了无妄之灾哩。

然而今年听到周作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以后，作诗讽刺，在上海，倒可以说是由我开始的。我对周先生存着殷切的期望，虽然以为他还可以更积极，但“饮酒佯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的心情，我自问还能懂得。所以一听到他和钱稻荪一同附逆，仿佛觉得在文化上打了一次最大而最不名誉的败仗一样，气得了不得，就叠了原韵，在《世纪风》上写了两首这样的诗：

“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

炎丘史笑裈中虱，叛国人嗟袖底蛇。

寂寞古城春似水，低徊旧事雨如麻。

生涯此日垂垂老，又玷清名一盏茶。

万语千言都为家，舞来长袖胜袈裟。

更生文化夸功狗，老去衣冠数嬾蛇；

北国男儿犹沥血，中原士子欲披麻。

而今苏武亦臣虏，汉室何曾薄苦茶?”

后来在别一种刊物上，也看到所谓步原韵的诗，一和百和，渐渐地流于下作，或如泼妇，或如无赖，终于把刊物当作澡堂，题打油诗也“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但其实越洗就越散发出酸气和臭气，倘有人说我是“始作俑者”，那可真要使我悔之不迭了。

但这是说因我而引出了许多恶心的东西。倘使那诗里的讽刺，也有落了空，而使我悔之不迭的一天，我倒是高兴

的。我宁愿发现听到的都是谣言。不过周先生的两封与友人书，都极灰黯，因此也愈使我疑惑，糊涂。更何况以后还有出席“东亚文教协会”，发表类似“日本不好，中国也不好”之类的论调的消息呢!

幸而最近有了较好的证明，这就是胡适之先生和他的赠答诗。胡先生从伦敦远远地寄来一首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除了八行诗句外，更无一字，那诗是这样写的：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锺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

下面则是苦雨翁的奉答：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来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两首诗是北平的一位先生寄给在香港的友人的，信里还述及周先生在苦茶庵里即席有所表示，说是：“前此之所以应允某事，盖以某人不干预为条件，其后‘徐公’诸人既均碰有满面灰尘而告退，则自己当不再上当矣”云云。这自然较为明白，我真替周先生捏一把冷汗，“何其险也!”因为我们所恐惧的也正是这上当。北平终究不是可以“关门敲木鱼念经”的地方，据我看来，还不如改为行脚的好，因为这就是要“见得居士的面”的最好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