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一幅安全伴我行的画:1977-2007高考30年:宏大叙事下的痛与快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08:00:49
77级、78级
讲述高考故事,其实就是讲述故事中的人,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个群体。而任何要讲述的高考故事,都离不开一个群体:77级、78级。
对于这个群体的介绍,已经有很多很多,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
们是30年前中国恢复高考第一批的幸运儿。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他们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27万个招生指标中占据了难得的一个名额,命运从此改变。
回忆起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大学校园,其中有10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修鞋匠。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
这些人曾经在30年前的那场高考中胜出:张德江、李克强、李源湖、薄熙来、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易中天、陈平原、张鸣、陈建功、王小波、叶兆言、梁左、李东生……如今,这些人或叱咤政坛,或妙笔生花,或笑傲讲坛。而1977年与1978年的高考,是他们人生的转折。
大龄考生
2005年9月,丁云娟抱着11个月大的孩子走进青岛农业大学,成为一名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当时,她26岁。
时间退回到四年前,也就是在2001年4月3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项新举措,即2001年高考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在3个多月以后的2001年高考中,有16265个"大龄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占全国报名总数的0.36%。
此后,许多大龄考生陆续走进了高考考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龄考生在度过2001、2002两年的新奇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参加高考的人数也逐年下降,从现在的媒体上已很难再看到关于大龄考生的新闻。
丁云娟在大龄考生中算是成功的个例,作为一名大龄考生,丁云娟不仅在入校一年后连续拿到了奖学金,并在大一结束时,取得了全年级第四名的好成绩。
回忆起刚上大学时的心情,丁云娟坦言,她不仅有圆梦的愉悦,还有很多担心--家庭的经济问题、女儿的教育问题以及对学生身份的不适应感。
丁云娟说自己考大学的直接动力是想提高自己的素质,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在她看来,一个人的成败不应该只看是否有个好工作、赚多少钱,"能够超越自我就是一种成功。"
高考中出现大龄考生这个群落,其意义不仅是向成年人开放了高考--此后,由于像丁云娟这种妈妈大学生的出现,教育部再次修改了在校大学生不得结婚的规定,明确表态:对在校生结婚不支持也不反对。
对于30年的中国高考历程来说,大龄考生现在来看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日趋丰富,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一批最初的大龄考生终将会因为成为所有人都有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志性群体,而在中国教育史中留下自己的坐标。
状告教育部
2001年,青岛考生张天珠参加了高考,并考了506分(文科)。那一年,北京的文科重点控制线是454分,而青岛却是580分。在北京张天珠完全可以考上较为理想的大学,而在青岛,她只有可能读上高职或者电大。于是,在这个夏天,一纸诉状投到北京高院,张天珠和另外两名考生也就成了中国恢复高考30年来第一例高考考生状告教育部的群体。
在高考这个宏大叙事之中,像张天珠这样的人并不多,但他们的行动可谓惊天动地。
我们不知道张天珠的行动对后来教育部陆续出台的高考改革政策有没有影响,但从2002年后的时间里,中国高考的改革开始提速。到2005年,山东省的考生终于考上了山东省自主命题的卷子。
2005年,一个名叫屈存根的人,再次因为高考而将教育部送上被告席。他们一家在大连生活了8年,女儿是艺术生,并在所报学校的专业考试中名列第一。但因为高考的政策,屈存根的女儿不能在辽宁参加高考,全家只得回山西参加高考,最终女儿文化课没有过。而山西和辽宁艺术生的投档线差了97分。
屈存根的故事反映了当前社会新"高考移民"的窘境。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为数众多的农民工来说,通过购房等途径在常住地落户几乎不可能。要求在户籍地参加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把他们挡在了高考之外。
因为有了各省自主命题,原先的"高考移民"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像屈存根这样的新"高考移民"在近几年却越来越多的见诸于媒体。屈存根是这群人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主旋律的现实背景下,张天珠、屈存根这样一些微弱而执著的力量的存在,将成为高考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
艺术生
2000年,当时的《青岛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山东省15所普通高校和部分成人院校高职班计划招收艺术专业学生5785名,比去年增加了2592名,其中本科生2786名,专科生招生计划为2019名,高职班招收980名。今年我省10所院校高职班首次在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艺术生。
在当时,这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消息,在全年关于高考的报道中,《青岛日报》也只有这样一条关于艺术生的新闻。但谁也不会想到,从2000年前后,在中国高考30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群落已经粉墨登场,他们就是"艺术生"。
2007年,《青岛日报》关于艺术招生的消息:山东省33所高校公布2007年艺术专业预计招生计划数,各专业共计招收12255名新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万多名艺术生中绝大部分是本科生,七年的时间,艺术本科生从招生数量上翻了近五倍。
朱琳曾是我们跟踪采访过的一名艺术生,从2006年2月4日起,我们的记者陪着她们母女来到北京,一考就是23天。但她在北京4所艺术院校5个专业的10场考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期间,他们生活可谓辛苦:为了节省,母女俩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为了保持身材,母女俩早餐合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为了考试,朱琳17:00就强迫自己睡觉以便第二天可以早起。对于这个一心一意做着绚丽的明星梦的女孩儿来说,她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艺考的残酷。
在"艺术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故事,他们或为了理想,或为了升学,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但当他们上路时,才发现道路已经如此拥挤,竞争已是如此激烈。艺术高考在中国膨胀到如此程度,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固然有社会发展需要大量艺术人才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相比文理科考试更为灵活的考试制度,以及考前考后给高校带来的巨大利益,也是让我们每年如此关注艺术生的重要原因。
轻生者
2004年,成都青白江区弥牟镇曙光村,一名不满19岁的男生温某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觉得愧对家人竟然"以死谢罪",将自己吊死在家中。
2007年,西安车辆厂中学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郝某,因为考试成绩与当地本科二批次线差2分,而选择了自杀。
我们在网上,还能搜出很多类似的事例。因为高考的压力,每年都会有一些考生,或因为不堪重负、或因为考得不好而选择轻生。
这无疑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悲剧。然而,这并不是悲剧的全部。
2004年,大城县王香屯村村民邵某的儿子参加高考,然而就在儿子高考前5天,邵某却自杀身亡,他的五弟悲伤地告诉记者,考虑到孩子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家庭的难处,三哥实在没有办法,一时想不开走上了绝路。
对于不堪重负自杀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困境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家里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不到20岁的年青人身上,一旦无法考上大学,其所承受的压力之大,足以摧垮他们那脆弱的心理。但要避免这种现象,除了各方面对高考的学生施以心理辅导,减轻他们的压力外,在高考竞争仍然如此激烈的当下,我们还能做的,并不多。
而对于后者,则是给教育部门和学校提出了挑战。自从高校开始收取学费后,供养一个大学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最为沉重的负担。其实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来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不管是国家助学贷款,还是学校的各类补助及勤工助学岗位,足以让那些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现在我们欠缺的,就是把这些信息告诉那些无助的家长们,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自主招生
对于一个好学生来说,如果想上大学而又不想参加高考,那么在2003年之前,他唯一能走的路就是争当一名保送生。不过从2003年开始,他们又多了一条路,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所谓高校自主招生,是指人数控制在试点学校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中学和自主招生学校评审后确定名额,高考后以优惠政策录取。不过这些政策在2006年又发生了变化,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启了高校完全自主招生试点的先河,经两校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可以不用参加高考而被录取。
有教育专家指出:自主招生,是我国高校走出计划模式趋向独立办学的实验田,意义非常重大。已经连续两年试行自主选拔录取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说:"自主选拔录取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它将高中推荐、大学测试和高考检验相结合,避免了一考定终身,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并不看好上海高校的此番举动,认为现阶段实行自主招生为时过早,在腐败之风渗透各行各业的现实中,自主招生有可能实际上还不如现行的全国统一考试招生来得公平。虽然教育部严格规定了自主招生的程序--其中最着重的要求是公开、透明。但这种质疑声一直没有断过。
从2003年的22所试点高校,到2007年的59所。中国高校自主招生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自主招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不管自主招生有多少质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那些身怀特长,而学习成绩却可能并不突出的孩子来说,自主招生给了他们一条希望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招生的出现,意味着高考更加人性化,更为公平。
高考舞弊
在中国考试史上,作弊的事件很早就有,但像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考作弊事件被揪出,却有些让人胆战心惊。
2007年的高考刚刚结束,但在云南省宣威市却传来学生作弊、"枪手"替考的荒唐事。
2007年6月21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砀山县对2005年高考期间发生的一起集体手机舞弊案11名涉案违纪人员作出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等严肃处理。耐人寻味的是,6月5日公布处理决定,第二天--6月6日,砀山县公安机关又截获6名大学生"枪手",破获了一起高考团伙舞弊未遂案。
2007年高考前夕,央视记者卧底河南郸城县,发现该县50个考场中竟有10名考生找了替考者,其中还有中学校长帮女儿找替考。这起作弊事件操作过程十分简单:作弊者买通相关人员,将准考证上面的照片替换即可。
这仅仅是2007年一年中所发现的高考作弊案,而且是在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无法想象以前当我们没有去关注高考作弊,政府也没有大力查处的那些时间里,会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发生。而这种行为,又在多大程度上损害高考的公平。
伴随着高考的是"泥沙俱下",我们在看到高考一步一步改进的同时,也发现了像高考作弊这样的恶行。好在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已经开始关注此事,防范措施和打击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维护高考的公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
高考状元
"状元",这是只有中国才有的词汇。当科举制统治着人才晋升的道路时,状元意味地位和财富以及声誉。虽然如今的高考状元并不能收获这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人们关注高考状元,不外乎打听他平时是怎样学习的,老师们对他的评价,家长对他的评价。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下,10年前、5年前那些高考状元们,如今他们身在何方。
从本质上说,高考所带来的应试教育,其中产生的佼佼者,只能说明他们在一些方面具备较强的能力,适合应对高考这种形式。我们从一些著名公司招聘人才的要求上就能看出,很多大公司在寻求大学毕业生时,学习成绩并不排在第一位,反而更为看重其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是否突出。这其实也说明了高考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与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仍然存在一定的错位。
对高考状元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心理情节的一种体现,也是高考这种竞争激烈的选拔模式所造成的。虽然状元们会受到名校们的邀请,北大、清华也会每年比拼一下自己招了多少状元,但这并不说明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第一名比第十名强多少。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关注状元们了,我们对人才的评判标准也就真正可以做到多元化了。
画面中是一个嘈杂的教室,课桌上摞着高高的书,学生们在"书"林中埋头背着历史、地理。
这是一部名为《高三》的纪录片,纪录了福建武平一中高三·七班的几十名学生整整一年的生活。
影片拿到了2005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不是说片子有多好,只是因为它纪录内容的特殊──高考。武平一中高三这个班的学生们是一个缩影,中国每年数百万参加高考的孩子的缩影。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孩子来说,高考已经是他们无可回避的一道坎,哪怕你再反感,你也要迈过它。在这道坎上,你要备受煎熬,然后人生道路才豁然开朗。
30年前,高考闯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30年后,我们回忆它、纪念它、反思它。
人们对1977年恢复高考最为肯定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高考改变了"文革"期间人才的选拔方式,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本身,就是高考最大的成就。
30年来,有多少孩子因为高考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不用再因为自己的出身,家庭背景,或是地处偏僻,而困顿终生。而在此之前,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是组织的考察推荐。
历史没有巧合,但历史总有轮回。1400年前,隋文帝开创科举考试,废除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此,中华民族开始用考试取代考察推荐来选拔人才,中国历史也由此从门阀世族的统治转向了士人的统治。而科举制进步作用的直接体现,就是一举奠定了唐朝盛世。
同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之际,最先迈出脚步的,正是人才选拔制度。当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时,高考,无疑就是那河里的第一块石头。
教育,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流动的主要途径,而高考,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这条路径上唯一的桥。国内一家媒体最近所做的高考三十年大型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题:当年要改变人生,你除了参加高考,还有别的选择吗?几乎所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都选择了"没有"。
现在的家长,在高考之外他们的孩子已经有了其他的选择,比如出国,比如去职业学校,比如当艺术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和上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要想改变的命运,最合适的途径仍然是高考。
30年来,高考对于考生的意义,已经与30年前不再一样。比较一下1977年和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我们会发现,30年前的高等教育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上不了大学是正常的。而30年后的今天,高等教育是大众教育。于是我们奇怪地发现,比起30年前,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了,但高考对人们心理的压迫性并没有减轻。--据《高三》的导演周浩说,当高考结束后,影片呈现的是很多孩子的哭泣,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哭泣。而影片没有呈现的,则是考完高考的孩子烧掉了他们的书籍,以这种绝诀的方式来告别高三。
也许正是如此,在"以人为本"成为时代主流词汇的当下,人们开始质疑高考的残酷与僵化。人大代表们开始提议取消高考,专家学者则给出了诸多替代方案,高校则要求更多的自主招生名额。
其实,高考30年来,也在悄悄地变化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高考制度的改革速度在不断提升,用"一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来形容,并不为过。
从全国统一命题,到各省自主命题;从固定科目向"3+X"转变;从国家统招,到个别学校自主招生……
当然,也有围绕高考的诸多"怪"现象:"高考移民"、"艺术生"、"群体舞弊"……
其实,高考受到质疑并不奇怪。高考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在招生上有计划,学生就业也是计划安排。30年过去了,当中国除去某些特殊行业外再难见到"计划"的影子时,高等教育仍然固守着"计划"的阵地,教学、招生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由表及里,也使得大学的录取方式仍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人们需要的前提下,现在对高考的任何否定都是苍白无力的。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上升到15%,但这其中包括了专科和高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要求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开始追求优质的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考才能做到录取的公平与公正。
科举制历经1000多年的历史,才寿终正寝。中国恢复高考仅仅30年,现在谈取消高考还有些为时过早。高考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高考也会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向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