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读成语故事有感500字:外国人如何评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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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如何评价毛泽东？
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学者 迈克尔?H?哈特
他作为革命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
——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法国前总理富尔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
——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他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中毁灭了自己。”
—— 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
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
——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却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
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
国外学者评价毛泽东3
1941815 收藏于 2012-01-03 阅读数：1 被转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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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评价毛泽东3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国外学者评价毛泽东3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里求斯总理
我们能搞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
——一位发展中国家总统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
外国人如何评价毛泽东？
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学者 迈克尔?H?哈特
他作为革命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
——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法国前总理富尔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历史，是2O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巨人吧。
——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他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中毁灭了自己。”
—— 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特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
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
——前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却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
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
国外学者评价毛泽东3
1941815 收藏于 2012-01-03 阅读数：1 被转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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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国外学者评价毛泽东3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里求斯总理
我们能搞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
——一位发展中国家总统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