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价键数量:也论中国人的病态人格之五

　　五、中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

　　所谓“官本位制”，是借用货币制度的“金、银本位制”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意即以官衔大少、职位高低来度量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人格、尊严之价值。就象用金银作为本位货币来使用时，发挥它本质的“价值尺度”职能，用它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这也是一种相对于以学识、能力、德行为本位的“能力本位制”的另一种社会价值体系。

　　笔者与许多青年人的闲聊胡侃，他们不谈学业，也不谈工作，更不谈发明创造。谈来谈去，总是离不开“升官”的话题。他们不是思考着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社会财富，不是思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社会，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哪怕是低首下心、不顾廉耻，也甘之如饴。不是眼馋张三，因为今天采取什么手段弄了个什么官，就是羡慕李四因为运气好，巴结到某个实权人物而提了个什么“长”。好象中国人魂萦梦系的，就是一个“官”字。

　　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当官出仕”才是他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如果没有了对“官衔职位”的追求，就不能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也只有把自己安置在官位上，才能显示他生命的价值，才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于是就有了很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跑官”和“买官”的路子。

　　我想，这些人一旦显达得势，对于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来说，也许是一桩“洪福齐天”的大好事。因为他们从此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些人的势焰熏天，却是一群灾星祸水。因为他们一到任上，就要拼命捞回原先的“投资”，并力争“多收快富”。正如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所说的那样：“当官不为钱，请我也不来”。因此，他们在任上，必然使该地“天高三尺”(因为他们将地皮刮薄了三尺)，而其治下的人民却渊深三丈也。而那些没什么路子和背景的人，就以附炎趋势为光彩，以钻营竞奔为能事，以“扯大旗”为荣耀。

　　我想中国社会的盲目愚昧，中国社会的落后贫穷，与这种“官本位制”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人不是以“官衔、职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文化创造，就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文化昌明，就不会长期是一个弱国寡民的形象。中国早就应该跻身先进国家之列，跨进文明社会行伍。

　　也难怪，中国经历了漫长而野蛮的专制统治，专制制度出于愚民的需要，只允许世人在专制文化的窠臼中削足适履，而把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都扼杀于摇篮之中。专制统治者为了粉饰自己的“开明”和“求贤若渴”，也为了消弥人民的抵触情绪，防止人民起来抢他的交椅，就发明了“开科取仕”的绝妙游戏。自明代以来，朱元璋将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规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这就把一代代知识分子，活埋在对的四书五经皓首穷经之中。将一代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用于考据和解释维护专制伦理的孔孟之道上。将一代代青年才俊捆绑在等级森森、暮气沉沉的专制统治的机器上运转。让莘莘学子们拼着老命往这独木桥上挤，使他们对开科取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清初广东学者廖燕对此看得十分明白，他说：“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仕，与秦焚书之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读书人一天到晚揣摩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对其他书籍自然是“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棼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陈四益《不焚之焚》，见祝勇编《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书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乾隆时守旧大臣鄂尔泰亦不打自招地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笼络人才，舍此莫属”(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82页)。

　　在这种埋没人才、戕伐心智的科举制度下，有那幸运的学子，一旦金榜提名，就像是鲤鱼跳进了“龙门”。统治者就会借之大肆张扬，以示其“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岂不快哉”的胸襟。就使得那幸运儿光宗耀祖、身价倍增。也由于科举考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先天不足，加之仅凭专制统治者个人好恶来取舍留汰，再加上专制社会官场腐败、舞弊成风，在光鲜耀眼的举子背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被埋没，有更多的人中龙凤被消蚀。

　　在中国古代，有多长的赶考之路，就有多少人间悲剧。经过一千多年的强化驯育，“学而优则仕”，业已成了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钻营竞奔，业已构成了国人人格的基本元素;爬官和求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代代中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思维定势。

　　这种埋没人才的开科取仕制度，把全民族的莘莘学子引入“子曰诗云，之乎也者”的死胡同里，而将经世济用的自然科学研究视为“奇技淫巧”和“雕虫小技”。使自然科学研究人才日见稀缺，而充满迂腐酸臭之气的“孔乙己”则汗牛充栋。真正的济世通儒，则万不见一。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加触犯了专制统治者的禁忌，必遭“大逆无道”之罪名而被“诛灭九族”。使中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事业近于窒息。

　　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只剩下了一只腐朽停滞、愚昧落后、颟顸横蛮的巨大躯壳。西方列强开来几艘炮舰，就把它打了个稀里哗啦。

　　号称“华夏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广州担任钦差大臣期间，闻言镇海炮台(今舟山群岛)被英军攻占后，他大惑不解地说：“素闻洋兵无膝，一仆即不能起，何至于斯”(黄钟着《游手好闲地思想》，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53页)。“天朝上国”的华丽衣饰内，却包着一块腐烂不堪的“弱肉”。几乎落到了任凭西方列强分而食之的地步。

　　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竟在中国失传一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归宗认祖”。该书的作者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无奈感叹。

　　到了五四时代，先贤容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辈，后哲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将“开科取仕”批得体无完肤、浑身脏水。先贤后哲的不懈努力没有白费，开科取仕再没了兜售的市场，而代之以新式学堂，授之以现代科学知识。不再将那“子曰诗云”和“之乎也者”作为学生的唯一功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盖世奇才，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意识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开科取仕”虽然被取缔了，但人们的思维定势的扭转却异常艰难。现代之中国，虽没有了开科取仕的铸范可循，可“官贵民贱”、“官本位制”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却显示了它巨大的生命活力。因而就衍生出了以官衔大小、职位高低，作为社会中心价值的奇特现象。

　　例如现今流行的哪一级别的干部，就配哪一挡次的车、住哪一标准的房、享用哪一等级的出差补助，连死后化成了骨灰，对追悼会的规格和骨灰盒的摆放位置，也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尊卑次序，且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否则就是严重的僭越，是“政治错误”，令你就无法收场。

　　对于那些不够资格配享专车的低级干部，他们也要出去考察“烟酒”(研究)，则以乘飞机、坐软卧、用硬卧等标准来区别之。等级之间的界限颇为严格，轻易僭越不得。如果无视规定硬要摆谱，就算不追究他僭越犯上的“严重错误”，也要自己陶腰包。

　　在这种严格尊卑等级秩序下，那些记者、教授、研究员、院士、僧侣们，因为当初忘记了给他们定个行政级别，他们在外出办事时，登机、乘车、住宿和联络都挺不方便的。那好办嘛，就按他们的资历深浅，授给他们相应的行政“级别”吧!所以才有了让内外人士十分费解、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如“某某为厅级教授”，“某某为局级记者”，“某某为省级院士”，“某某为部级和尚”，“某某为地级研究员”等，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又一活化石也。

　　此种做法，虽能缓解没行政级别的记者、教授、院士、研究员、僧侣们的一时之尴尬，却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官本位制观念。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始终在“官”字上转悠。陷入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和艰难。

　　“官本位制”观念深入人心，“官位崇拜症”的千百年盛行，使人们眼里只盯着官衔职位。使得国人有“一叶障目、不知泰山”的狭隘和无知。在一个官本位观念异常浓郁的社会里，人们只知道官衔职位能带来一系列特权，而不知社会除了官衔职位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需要人去参与;还有数不清的文化科学技术，需要人们去进行创造发明。

　　在毛共时代，曾极度贬损和打击人文知识分子，大肆迫害文化人士，除了毛在青年时代饱受知识界轻贱，从而使之形成仇视偏狭的病态心理因素外，大概也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制”和“官贵民贱”观念的浓熏重染，也有很大的精神脐带关系。

　　与上述“唯官是求”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盟生了一种“厌官心理”。这是一架哈哈镜的另一面。因为近年各级官吏所作所为，使社会人士侧目而视，也使很多人“不敢言而敢怒”，口誉很是不好。于是便使很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从而形成了一种“一流人才做学问，二流人才办实业，三流人才才当官”的社会观念。

　　报载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不少家长见孩子学习不用功、品行不端正，就狠狠地骂之曰“读书不用功，学业没指望，将来只能去当官”。一些企业主见员工呆头笨脑地不中用，也狠狠地责之曰“看来，你只是一个当官的料啊”。

　　这种社会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厌官心理”的集中体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也是极力反对的。

　　撇开这种从“官位崇拜症”的极端，走入“官位厌恶症”的另一极端的病态心理不说，假如真让三流人才充斥各级行政和社会管理机构，恐怕中国人民永远没好日子过。这是由于三流人才没有“慧眼识珠”的灵性，就会使一流人才所创造的科技文化成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会把珍珠当泥沙，就会使宝玉变瓦砾。也因为三流人才的学识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欠缺，比较容易形成两种心理：一种就是“学不如人、技亦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另一种就是“无知者无畏”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孤傲心理。

　　前一种人，很可能为了防止别人抢他的“交椅”，而采取“武大郎开店聘小二”的用人原则;而后一种人，则可能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总认为“枫桐县里无好人”。两种心理都是病态的，都可能变本加厉地嫉贤害能。让这种人手握国家各级权柄，他们很少会有“圣人在朝、国之宝也，圣贤不举、国之辱也”的胸襟和意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样一来，最终还是国家受难，民族遭殃。

　　愿中国的有志青年清醒理智一些，摒弃这种腐朽没落的“官本位制”和“唯官是求”的意识，用更多的精力来充实自己学问见识、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争做人类文明传道者和科学文化的创造人。

　　也愿中国的有心人，在认清了官本位制对社会的危害后，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使其如苍蝇老鼠之肮脏腥臭，避之犹恐不及。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营造出一个以能力、学识、德行等为本位的高尚健康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体系，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也愿当前的为“官”者多一份道德文化修养，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积蓄一些正义良知。虽然现在学习和养成这些文明素质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性、德行的人，只有那些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全心全意为大众谋福祉，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更愿那些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不凡才华的有志青年，尽快脱颖而出，使之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或管理岗位中去，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开一代廉洁正直的官风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