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 mat 本地安装:WK事件调查

黎广

2011年12月30日 17:43:15

中国新闻周刊网

 
WK村内设置了8个摄像头，从各个方向对准林祖栾家。

组织WK村民上访的林祖銮。
 

12月25日深夜，在WK村内的一些街道，可以看到村民携带木棍、骑摩托巡逻的身影

　　WK事件调查

　　WK事件启示我们，社会管理得好不好，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冲突，而在于能否很好地容纳和化解矛盾冲突

　　持续了三个月的WK风波在1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到访后，开始出现转机。

　　自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广东省陆丰市WK村村民两次群体上访，向当地政府反映土地和基层选举问题，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后，村民开始维护自身利益，驱赶村支书，成立临时代表理事会，试图“收回”被私卖的土地。

　　12月初，村民的维权行动在村民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后出现了升级。此后，广东省高层迅速介入，将当地政府原来定性的境外势力干扰，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

　　12月20日，广东省委工作组做出“陆丰WK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基层党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等五项承诺，WK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

　　薛锦波之死

　　12月15日，WK村代表薛锦波辞世后的第4天，女儿薛健婉回到家，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那天她在家里洗澡，水管不出水，不知所措的她忽然想起，以前换饮用水、冲茶、抽井水洗澡，都是父亲薛锦波包揽的。走出浴室，她又发现家里的家具摆设，一砖一瓦，都是父亲一手包办的，思念从四面八方涌来，薛健婉无从躲避，泪水夺眶而出。

　　这是WK事件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薛锦波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碍公务罪，于12月9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关押于汕尾市看守所，两日后，薛锦波去世。

　　薛锦波的遭遇，可以追溯到三个月前。

　　9月21日上午，几个年轻人从陆丰回到WK，看到村北两三公里有施工人员和机械在作业，所在地块正是碧桂园新区的规划地块。消息传到村里后，村民们奔走相告，几个年轻人甚至拿出大喇叭，在村口吆喝着要将此事查个清楚。

　　根据村民林水清介绍，WK村原有土地约2.5万亩，耕地约6000亩，1993年以后，村支书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就开始陆续卖地，而上述地块，是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

　　“村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41岁的村代表张德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当天大家决定到市政府上访，“连小学生都出来了，他们走在前面，队伍很快成型，走向陆丰市政府。”

　　“陆丰市代市长丘晋雄说，这块地没有卖，碧桂园方面只是在勘测土地，不信你们去问村委会。”村民林水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回来问村干部，也说地没有卖，于是我们就说，既然市委和村委都说地没有卖，那碧桂园在这里施工，就是霸占。”

　　当日下午，村民来到碧桂园地块，将施工的车辆和工具砸毁，之后返回村里将村委会砸掉，赶走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我们村的陈文清已经报警了。”张德家说。这导致当天愤怒的村民也将陈文清在WK的一家酒家砸毁。

　　但是9月22日，特警驻守在派出所门口，防暴队、边防警察进入WK村，与村民发生冲突。

　　张德家说，陈文清原是上世纪60年代初WK村民兵队队长，1962年左右，带领一帮人偷渡到了香港，通过走私，迅速发家，到改革开放后，陈文清回到陆丰进行投资，并成为广东省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上述碧桂园地块，正是由陈文清介绍给碧桂园。

　　12月26日上午，陆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薏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碧桂园的地块并没有出售，碧桂园方面仅仅是在测量土地。”

　　长期在WK和陆丰之间跑客运的辛师傅说，当时碧桂园已经派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到现场办公，还调来了挖机等工程机械。 “我是湖南常德的，碧桂园那边也有不少湖南人，所以我们经常就在一起吃饭。”

　　护村

　　第一次上访一周后，薛昌和陈舜意以高票当选陆丰市人大代表和东海镇人大代表。而在去年3月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陈舜意并未通过“公开”的选举而继任了村主任。由此愤怒的村民开始对没有投票的村民进行统计。林水清说，整个WK村有投票权的共有6768人，我们收到了4000多个手印，“他是怎么当选的？”

　　两人都已71岁，而且连续在同一职务上任职41年。在村民眼里，村里大量的土地正是这两人偷偷卖掉的，而且没有给村民分红。

　　9月21日，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和维持WK正常运转，东海镇政府希望村民们成立一个村民代表组织，并许诺每月支付给代表一千元工资。村民们开始重新推选村民代表。而代理理事会的形成，让WK村在第一次上访以后，变得有理有序。

　　开始，村民们决定在村里的每个姓氏，推选1～5名代表，第一次推选出的人数达到117人。由于人数太多，117人中38人进入理事会的候选名单，最后选出13人，组成临时代表理事会。

　　这样做法颇有传统意味，在WK，各个姓氏原本就有理事会，负责同族的红白之事，调节宗族内部矛盾，族长都在同姓中有较高的声望，加之处事公道，因此管理族内事务十分有效。

　　9月29日，13名候选人正式参与村内工作，以及负责与上级政府建立联系，理事会成立后，很快组织了村里的第一次募捐。张德家说，这是为了维持这个组织的正常开支，前后一共捐了两次，“第一次捐了7万，第二次19万，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捐款，但我们不收村外人员的一针一线，包括隔壁村，我们担心会被扣上被操纵的罪名。”据张德家解释，第一笔捐款，是为了给在9月22日被打伤的村民支付医疗费，而第二次的捐款，则是为了维持理事会的正常办公开支。

　　在村代表的努力下，10月22日，当地政府承诺，对于霸占土地一事“半个月后给一个结果”，但直到11月19日，陆丰市代市长丘晋雄才对部分问题做了答复，而矛盾的焦点土地问题并未解释清楚，只是含糊地讲到“丰田畜牧场(村口陈文清的企业)的绝大部分收益归村民所有。”

　　这再次引发了WK村民的不满。11月21日，村民林祖銮再次组织村民上访。在WK，他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人。

　　林祖銮说，那是一次有组织守纪律的行动，“上访之前，我们就跟派出所打了招呼。如果不按照国家的规定行动，办理相关手续，那第一个犯法的人就是我。我跟村民说，我不害你们，你们也不要害我，谁不听话我就开除谁。”

　　但此后几天里，村民薛锦波、张建成、洪锐潮等先后被警方拘捕。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说，当天，父亲正和外地来的朋友吃饭，几个人从面包车里跳下来，用胶条将父亲的手绑住，带走了。

　　逮捕行动令村子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年轻的村民林文采说，在薛锦波被带走后的两个晚上，每晚都有警车开到村里空阔地方，拉开警铃，响几分钟，掉个头就走。“我们以为他们来捉人，就敲锣把村民都叫起来，结果他们转一圈就走，根本没有事。我们就回去睡觉了，到了四五点，他们又来，连续两个晚上，村里的人都没睡好觉。”

　　第三天，村民们决定封住进村的路。“20多个人才能抬动的树桩，放到各个路口，每个路口派十几个村民守着，这以后村里人才能安稳睡觉。”

　　村民们没想到，在忙着“护村”的这段时间，薛锦波却在12月11日在看守所里去世了。

　　转折

　　在薛锦波去世10天后，跟他一起被关进看守所的张建成出来了。

　　薛锦波的死让他思绪难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看守所里，有个不成文的监规：新人要挨三拳打。如果不听话还要被洗冷水澡。

　　张建成说，他们一起被抓进看守所的还有洪锐潮、庄烈宏、薛锦波。但仅张建成所在监仓属于过渡仓，监犯较为文明，加之里面有个与他同姓的老乡，因此在他恭敬地敬烟后，免去了皮肉之苦，但每天仍然要洗“冷水澡”，“在我进去的第二天，仓里来了一个新人，他就被打了。”张建成说，老犯人“教育”新犯人，是一个不成文的监规。

　　26岁的张建成说，薛锦波去世的当晚，他曾听到所里有长时间的哀号声。“我出狱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要乱讲话。”

　　张建成很害怕，但当他回到村里以后，发现情况有所改观。

　　转折出现在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到来。

　　12月21日，朱明国代表省委，进入WK村，在听到朱明国讲话后，村民自行拆除了进村的所有路障，此后，由广东省各部门组成的村干部违纪问题专项调查组也进入WK。

　　据村代表回忆，在反映了WK村换届选举、土地买卖、村务公开以及查明薛锦波死因等问题后，WK的诉求得到工作组的认可，这让村民感觉到，事情有了转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次调查组的成员，囊括了8个副厅级干部一共22人，其中土地问题由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俊波负责，财务、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换届选举等也有省农业厅、省纪委、省组织部的官员对应负责。

　　但林祖銮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省工作组到来以后，当地政府也加紧了对村民的说服工作。

　　林祖銮找出了一沓《市、镇工作组进村入户包干表》和《WK事件进村入户包干明细表》，“这是陆丰市和东海镇政府，委派政府工作人员，按照表格的分工要求，对口进行的维稳工作。”林祖銮说，“我劝他们，自己把这个问题向工作组汇报，叫他们不要搞这些‘小动作’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前，薛昌和陈舜意曾多次找到各自同姓族长，让其游说族人不要参与这次活动，然而这些劝说却没有成功。张建成甚至举例称，死亡的村民薛锦波和薛昌有亲戚关系，但由于二人在村里民愤过大，“因此在这一次事件上，所有的宗族观念都抛开了，不管你是政府还是同族，只要是为村民服务的，我们就支持。”

　　和解之路

　　走出WK村，沿着大路向北，马路两旁的空地上零散地分布着几间工厂，WK村民说，这些都是WK的地，但现在已经全部变卖。

　　在调查组介入后第五天，中共陆丰市委常委彭薏菁仍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村民“闹事”的不满，“闹事以后，距离WK较近的楼盘跌价将近两千，较远的则下跌了四分之一。”

　　在他如是描述的同时，市政府大门前，也聚集着近百人，他们来自陆丰市碣石镇，同样是为了土地而来。

　　彭薏菁说，在土地价格还很便宜以前，不会有这种事的。

　　这样的说法，WK村代表并不认同，在《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材料里，一宗面积为9300平方的油库码头，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陆丰市海港石油有限公司，平均每平方米32.26元。

　　这导致在村民眼里，任何时候，土地都在以贱价出售，并且村民没有在交易过程中获得任何收益。

　　更重要的是，不少购买土地的主人，原本也是WK村人。

　　据了解，早在土改时期，WK因为人多，便获得了大量土地，总面积3万亩左右，加上文革时期填海造田，几年下来，填出面积近千亩的良田，这使得WK的耕地面积达到了6000亩。

　　上世纪70年代，部分村民开始从事海洋捕鱼，改革开放初，部分胆大的村民甚至承包靠近海洋土地，从事海水养殖业。这是WK人逐渐废耕的开始。

　　后来，海水养殖户开始在堤坝上凿出缺口，利用海洋潮汐更换养殖用的海水，但在1995年的一次台风，令海水开始倒灌，大面积的耕地被淹，导致土地无法耕种稻田，大量土地开始荒芜。

　　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偷渡香港的WK人，在这一时期进驻WK，购买土地。

　　组织村民上访的林祖銮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有些人在外面做生意赚了钱回村卖地，这是正常的事。”

　　但林祖銮随后补充道：“李秉记也是WK人，但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做的是利用和村委的关系，买了30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且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张德家对此表示，类似商人还有陈文清、薛锦标，“而陈文清，购得大量土地后，又与碧桂园联系，希望碧桂园能购买WK的大片土地，其中，也包括他此前的土地资产。”

　　在张德家手里，有一份省工作组丈量土地的清单，《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截止至12月26日，李秉记、陈文清，以及大亚湾澄记等，已经获得了由陆丰市东海镇WK村村委会签章的土地面积约1700亩。

　　林祖銮说，这些失去的土地，在法律认定其交易非法以后，我们一定要拿回来。然后再进行统一安排，“把地要回来以后，也不排除我们会与碧桂园合作，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以地养村。”

　　12月26日，在广州市召开的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时，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他还补充道：群众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听了朱明国的这番话，林祖銮说，这一下，我们的怨气可以一口气发出来，真是见着包青天了。 

　　来源：http://newsweek.inewsweek.cn/magazine.php?id=4614 

WK之行

袁裕来

2012年01月01日 18:09

　　WK之行

　　WK事件，我也是早在关心的，只是没有过分深入，更多的是在微博中阅读，并进行转发和简单的评论。

　　决定

　　忽然，有一天，有人在微博评论里问我，你是否愿意代理WK事件，帮助村民们维权。微博中类似的提问很多，我没有马上回答。

　　但WK毕竟很特殊，我不想回避，过了两天回复道，我不会拒绝。言下之意是，案件对立到这种程度，已经变成政治事件，恐怕已不是法律问题。甚至论坛上有帖子称，部队也已经调动，不知道是真是假。这样的案件，法律恐怕已无能为力。而且，WK村民也没有向我表示过希望我提供法律服务的意愿呢。

　　12月21日，村民和政府的对立终于缓解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省工作组进村后，村民们自觉拆除了路障。一定程度上，事情进入了法律层面。

　　12月24日，一直关注WK事件的南风窗资深记者叶竹盛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关注他的微博，以便私信。叶记者说，他向林祖銮和杨色茂推荐了我，希望我能够代理WK事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并希望我尽快成行。

　　起初，我要求按照我的规则办事，希望林祖銮和杨色茂到宁波来见我，商谈相关事宜。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法律服务是五星级的，不能轻易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你听说五星级宾馆提供给无家可归者居住吗？叶记者说，因为省委工作组在，让WK村民到宁波来，不大现实。于是，我降低要求，但坚持林祖銮和杨色茂至少得打电话给我，我得感受到WK村民确实需要我提供法律服务。这是我的底线。也或者仅仅是面子问题。

　　第二天，杨色茂打了我的手机，我正在谈事情未接。我很重视WK的事，于是特地从网上搜索了未接的手机号码，确定是广东陆丰的，就打了过去。这次，对方未接。

　　一来二往，我和杨色茂终于通上了电话，老杨说他们很需要我的法律服务，我决定星期三即12月28日，就从宁波出发。本来想叫上羽戈同行，但羽戈因为刚出版了《酒罢问君三语》，安排了签名售书，就决定和助手小杨同行。

　　我从未去过汕尾，也从未见过林祖銮和杨色茂，更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我和叶记者约定在WK见面，然后由他引荐林祖銮和杨色茂。叶记者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他之所以推荐我，是因为我很专业很理性，林祖銮和杨色茂愿意接受我也是因为这一点。WK事件经过折腾以后，此时需要特别理性的律师。我说，我之所以愿意去WK，也是因为从新闻报道上来看，林祖銮和杨色茂比较理性，或者说事情已经趋于理性状态。

　　出发之前，我跟宁波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王处打了个电话。虽然按照规定，律师事务所应该在接受重大敏感案件之后24小时内向司法局报备，而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尚未签订，是无需跟司法局打招呼的。但这几年来，宁波市司法局一直对我工作比较支持，我主动一些是应该的。叶记者担心，司法局会拦着我，我说不会的。王处出于关心我，问我能否不接。我说这种重大案件，当事人既然表示了需要我，我就不能缺位。她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说希望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尽快向司法局汇报一下。我说没问题。

　　一切具备，就等出发了。谁知，12月26日下午，我竟然开始拉起了肚子，到27日凌晨变得很严重，大便和小便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怀疑自己此次去WK，内心很紧张，心理影响生理，才拉起了肚子。

　　同时，这让我有些担心WK之行能否顺利。但是，既然答应了团记者和杨色茂，我就必须出发，实在不行也只能在当地再看医生。

　　涉险

　　坦率地说，我决定去WK时，并没有觉得会有多大风险。我坚持的原则是：实在不行，就撤。唯一的风险是，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殴打。

　　12月27日，出发前一天晚上，叶记者给了我一个新手机号码，说原来的号码已被有关部门关注。

　　12月28日上午10：20，我和助手准时从宁波飞往深圳。

　　到了深圳，很快就碰到了怪事，出租车不愿到陆丰去。司机说，陆丰很远，去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我说不是才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吗？之前，我询问过路程。司机说，他对那里不大熟悉。我不知道是出租车司机真不大熟悉，还是政府发过什么通知。我们只能讨出租车先到潮汐汽车站，然后从那里坐大巴到陆丰。

刚上出租车，就接到了叶记者的电话，说他刚到陆丰，但接到单位电话让他回去，说可能是国家安的全的局在找他，他被盯上了，肯定去不了WK了。他说跟林祖銮和杨色茂说好的，他们会在村里等我。我心里有点不大踏实，于是联系了南都周刊某记者，他说他们也过去，但是时间上也凑不到一起。于是，决定和助手先过去再说。

　　后来，叶记者告诉我，他的通讯被监控，有关方面知道他介绍了我，他到半路被严令回去写检讨和报告了，并说以后律师惹出什么麻烦，也要找他算帐。虽然，他说没什么，但事态似乎有些严重。不过，他还是反过来安慰我，说他没事。

　　在潮汐汽车站，我们买到的是14：30的票。估计17：30能到陆丰。

　　17：26，汽车刚停靠陆丰车站，我接到宁波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王处的电话，说浙江省司法厅给她打了电话。我边接通电话边下车，还没听清王处的话，就听到车下面有人问：“是袁裕来律师吗？”，几张笑脸在迎接我，我说“是的”。大概是听到我与什么人讲话，王处就挂了电话。

　　我以为来接我的是WK村的村民，内心甚至产生了些许温暖的感觉，心想WK村民想的真周到，这么重视我的到来。来接我的人有四位。我定神一看，觉得村民或者渔民似乎不可能打扮得这么精神。其中一位在问过我是袁裕来之后，递上工作证说，他是当地司法局的，而且他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当地司法局官员来接我，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行踪就人监控了。虽然，常常听到有人被监控的事情，但我却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厉声斥责这几个人：“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行踪的？你们让我感到自己变成了裸体的了。”

　　不过，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纠缠，也肯定纠缠不出什么来。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宁波市司法局王处透露了我的行踪，就拨通了王处电话，很激动地责怪她。王处说，她也刚接到浙江省司法厅电话，才打电话给我。

　　我一想，我的行踪不可能是王处透露出去的，我并没有明确告诉王处到WK来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她更不可能知道我会坐这辆大巴。或许，是与我联系的叶记者手机被监控，然后我的手机也被监控了。不过，我还是借题发挥地抱怨王处，说她透露了我的行踪，给我制造了麻烦，说广东省司法厅不比浙江省司法厅能够理性地对待律师代理重大敏感案件。说这些话时，我特别提高了嗓门，其实是讲给那四位司法局官员听的。

　　接着，我问四位司法局官员，他们打算怎么办？是让我进WK，还是不让我进WK村？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很理性的律师，我就是带着理性过来的，肯定有利于事情的妥善解决，不信他们可以向浙江省司法厅了解，当然他们也可以阻止我去WK村。我个人表示，还是让我进WK比较有利，不让我到WK村，影响不好。

　　他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他们局长想讲我喝杯茶。他们拨通了局长的电话，递给我。局长姓房，称并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想为我工作提供一些方便，譬如需要一些什么材料等等，他们可以提供给我。

　　我说茶就不喝了，我急着到WK村。他们说要派车送我，我说不用了，我担心引起村民们误会，以为我跟政府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于是，他们只好同意我自己打出租车到WK。

　　进村

　　WK离陆丰城区只有四公里。我讨到出租车后，拨通了杨色茂的手机，问他到哪里见他，他先是说到派出所吧。我被吓了一跳，怎么会到派出所呢？转念一想，也正常，村里也就那么几个标志性地方。后来老杨又说到村委会门口。

　　出租车司机显然知道WK的事情，一路上也对政府也是牢骚满腹、抱怨不断、骂爸骂娘的。

　　由于意识到自己行踪已经受到了监控，我决定公开自己的行踪，在第一时间发了条微博，公开了我到了陆丰的事情。

　　我作为律师来WK，本来就是没有必要保密的。本案不像武汉徐武案，案件事实和复议或者诉讼对象很清楚，我是起草好法律文书过去，让徐武父母签名的。本案到底应该如何着手，需要根据情况再分析，再确定维权思路，然后才能起草法律文书让当事人签名盖章，保密我的行踪没有实质意义。只是因为叶记者本来想跟我同行，希望我能够保密，离开WK再公开，我才同意保密的。现在叶记者已经暴露，保密自然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到达村委会门口时，杨色茂并没有在那里等我们。我感到有点受到了冷落。这几年，很多当事人总是把我当作救星，特别尊重我，我显然有些被宠坏了。村委会门口依然帖着到号召村民们到陆丰市政府门口集会的公告，让我感到很意外。

　　经过电话联系，一会，杨色茂过来了，和另外一位村民，用摩托车驮到了林祖銮家。老林的事，我在报道中也看到过。老林不在。一会以后，老杨叫了辆轿车把我载到了酒店。我肚子确实有些饿了，中午只在飞机上吃了些。

　　刚在酒桌上坐下，我就接到一家英国媒体的电话，问我是否已经到了WK。我说，是的，很抱歉，我不接受外媒采访，有关情况会出现在我的微博里。

　　饭桌上，我和老杨交流了不少，他特别尊敬老林，让我很感动。他也谈了自己的决心。我感到这是一个不会屈服的人。老杨还给我念了两句诗：“虎山热血洒无怨，坎水忠魂葬有余”，抒发自己的情怀。其实，早几十年，他就是农民领袖。但是，他也有些担心，虽然绝大多数村民很团结，但毕竟也有不少老书记薛昌培养的人。

　　简单的对话中，谈到了土地方面的专业问题。这些让老杨特别感兴趣，村民们需要的是这些。

　　饭后，我们回到林祖銮老先生家里时，老林依然没有回来。不一会，进来了三个人。老杨轻轻介绍了一下，我没有听清。当我准备再次发言时，老杨急着介绍说，两位是镇干部，一位是村民是在政府和村民之间做中间人的。显然，他是担心我说错话。后来知道，一位是副镇长，一位是镇党委委员。

　　于是，我开始向两位镇干部说教，我说到WK总体感觉还不错，比较和谐，至少比来之前预料的好，虽然到陆丰车站时接站的，竟然是司法局官员，让人很意外。我强调说，律师代表的是理性和规则，其目的就是让法律得到正确贯彻实施，法律是政府（广义）制订的，政府怎么会反对律师介入呢？很多事情之所以会最终会演变成恶性事件，就是因为政府不允许律师介入，我说，譬如，浙江的钱云会事件，当初如果我在代理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不过，这两位镇干部似乎不知道钱云会事件。

　　一会，老杨带着我离开了老林家。我感到，在WK事件中，东海镇干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省委工作组进入以后，陆丰和汕尾的官员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进入WK村之初，我一直感到老林和老杨对我的态度有所保留，尽管叶记者一直说他们对我很满意，在网上搜索一些我的情况也不难。

　　进入WK村之后，老杨开始不断地接到政府或者政府通过中间人打给他的电话，说让他没有必要请律师，他则每次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到后来，他越来越高兴，脸上几乎是乐开了花，说我的到来让政府很紧张。陆丰市委书记也打了电话给他，不要请律师，要请的话，陆丰也有律师的。政府的反对，似乎印证我的份量。我很明显地感到，老杨和其他村民对我越来越热情。

　　当晚，老杨决定让我住他弟弟家。我想，住在村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上陆丰住宿，至少会有民警来查身份证等等，甚至可能会有更严重骚扰。

　　在老杨弟弟家坐了一会，村民越来越多。这里的村民不大会讲普通话，我听不大懂，坐了一会，大概在22：00，准备上了二楼进房间睡觉。用手机发了几条微博。ipad居然又没有信号，不知道是否联通3G效果不大好？

　　24：00，我睡觉时，楼下的村民们还在大声说话。第二天，我问老杨父亲，是不是这里经常会聚集很多人，老杨父亲说不是。我感到村民们是冲我来的，他们需要律师。

　　杨色茂说，在我之前，来过五、六位律师，但都政治性太强，没有接受。叶记者跟我联系时，也代表老林和老杨提出过要求，是否由我和助手代理，暂时不组建律师团。我说可以的，这种案件到了这个阶段，最好是就事论事，尽量避免少涉及政治。老杨一再强调，他们的目标就局限于解决村内问题，镇里、市里或者省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关心。

　　村民的诉求

　　通过阅读网上报道，以及和老杨的接触，我领悟到村民们的诉求主要是三个方面：1、是村务公开；2、薛锦波死因；3、土地问题。

　　村务公开是不成问题的。村委会选举已被确认无效，听说重新选举会在将10日后举行，新村委会成立后，村务肯定会公开的。但听说，原告很多资金的支出根本就没有帐目。

　　薛锦波死因问题。按理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恐怕很难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家属和村民们态度很坚持，希望能够查清真相，但政府已经在开始做家属工作，希望能够把他女儿安排到村小学教书，给予更多补偿或者说赔偿的方式了结此事。在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难提供实质性帮助。我甚至劝说老杨必要时就做做薛锦波家人工作。很可能，这是唯一选择。否则，不仅薛锦波死了，他家里陷入太深，也会毁了自己的生活。

　　最主要的则是土地问题。这是本次事件的起因，也是村民们想着力解决的。这是我的专业，也是我能够帮得上忙的。

　　老杨说，WK村共有3000多户村民，13000多人，原有集体土地3万多近4万亩，现在大部分已经被卖掉了，具体卖掉了多少，他和村民们也不清楚，都是原来的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私下操作的。省委工作组正在调查，村民们感到很难着手。他拿出了一张1982的地图，给我讲解着。

　　我告诉老杨，要弄清楚土地问题，从法律上来说，很简单。我要求他事后画一张现状图给我，把每一块村民认为有疑虑的土地都标出来。我设法将每块土地情况帮助他们弄清楚。

　　我的思路是，第一步，代理WK村或者村民们逐块向国土资源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先弄清楚哪些土地依然是集体土地，只要仍然是集体土地，就依然是属于WK村的，如果被非法占用了，要求国土资源局查处，国土资源局就会责令退还给WK村。至于，其中有没有倒卖或者倒卖了多少次，在法律上来说，无关紧要的。

　　那些被批准为国有土地的，则继续追问批准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备。批准不合法的，就视情况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要求国土资源局依法查处，也可以要得回来。那些批准征收是合法的，再追问征地补偿费有没有发放到位。

　　我告诉老杨，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批准征收为国有，必须经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

　　这个问题，老杨显然已经咨询过律师，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土地是《土地管理法》1998年修订后（下称《土地管理法（1998）》）施行前，被突击批准征收的。

　　我说，这个问题不会成为维权的障碍。这个问题我很熟悉，代理过不少这类案件。

　　《土地管理法（1988）》第25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也就是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拥有批准征收集体的权限。

　　《土地管理法（1998）》第45条规定“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用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也就是说，省级以下人民政府没有了批准征收集体土地权限。

　　《土地管理法（1998）》是1998年8月29日通过、公布，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期间相隔四个月，全国各地很多县级政府都进行了突击审批。有些甚至《土地管理法》修订稿还在审议时就开始突击审批了。为此，老杨和村民们很忧心。尽管，他说村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集体土地在此期间被批准征收为国有土地。

　　我告诉老杨，这点不用担心，这一期间，各级地方政府突击批准征收集体土地是不合法的。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１年，确实需要占用耕地的，报国务院审批。”1998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规定“自1998年4月15日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改后颁布施行之前，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确实需要占用耕地的，报国务院审批。”

　　听到这里，老杨精神放松了不少。可是，我却反而有些忧心忡忡了。不知道老杨和村民们知道了自己享有的权利，一定也捍卫自己的权利，是好事还是坏事。土地问题，从法律上来说很简单，真正要彻底解决谈何容易。

　　困境

　　第二天早上，我7：20起了床。杨色茂还未过来。我和老杨父母一起吃了早餐，老杨父亲是很热情的人，也很会交流。他跟我讲了一些自己的故事，也很痛心地谈到了被卖掉和毁坏的耕地。

　　8：00过后，杨色茂过来了，心情很沉重。他说，昨天跟省委工作组争执到凌晨两点多钟。是有关村党支部委员选举问题。

　　昨晚，老杨就跟我说过这件事情。由于这一届村委会的选举已经被确认无效，因此，会在一个月之内，重新选举。工作组的意思是，WK出了如此重大事件，但党领导是必须坚持的。而且，出了这种事情，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要求首先选举村支委，成立党支部，临时代替村委会主持工作。然后，在村党支部领导下，选举村委会。

　　老杨和老林对此则深感不安，说现在全村共有100多名党员，其中50多名是老村支书薛昌培养出来的，很多人在土地审批或者其他方面得到好处的，7名村支委中，有人甚至已经涉嫌犯罪。先成立党支部，然后操纵村委会选举，很可能即将揭开的盖子又会被盖上，一切又将回到原地。

　　因此，他们要求，先选举村支委可以，但成立的只能是临时党支部，等到村委会选举成立，然后再由村委会主持，正式选举村党支委，成立党支部。

　　这才是本案核心争议所在，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谁来掌控村民们的命运。

　　杨色茂说，林祖銮昨晚没能见我，就是在躲政府的人，政府的人到处找他，担心今天的选举，村民们进行抵制。今天早上8：00多，政府的人终于在宾馆里找到了他。

　　我告诉老杨，我准备今天下午回宁波，从律师角度来说，要帮助你们维权，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我重复了要求他画一张土地现状图的想法。老杨再次答应。我说希望到村周围土地上看一看。

　　老杨安排了两位村民用摩托车驮着我们，在村子周围转转停停说说，不一会有了辆警车，有意识在前面放慢速度，缓缓行使，但没有停。由于昨天的经历，我断定这辆警车是针对我的，它在提醒我或者说向我施加压力，就像昨晚当地司法局官员到陆丰迎接我，无非是向我提醒，我是受关注的，因此说话做事应该小心。

　　中饭，安排在林祖銮家里。我们进去时，他正好在，聊了几句，他又出去了，摊上这种事肯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应付。我们饭吃到一定时候他又回来。

　　吃饭时间不长，我还是从他那儿听到了很多信息，譬如，曾经有境外媒体问他，是否担心政府派军队“血洗WK”，他说他也听到了当时是有这种可能的，这也是促使他最后走向理性的原因。他说个人生死事小，但不能置整个村村民的生死于不顾。又譬如，WK村党支部是全国先进基层党支部，省委工作组在考虑是否需要撤销这个称号。

　　饭后，我很感意外的是，一直叽哩咕噜叫个不停拉个不断的肚子竟然好了。可见，十有八九确实是心情紧张引起的，现在决定回去了，自然就好了。

　　他们叫了私家车把我们直接送到深圳机场，我和助手并取下了手机sim卡，以防止被定位。老杨说得没错，当地政府虽然不大可能对我采取什么措施，但什么人在路上截住我打我一顿，还是有可能的。

　　15：25，我乘飞机离开深圳。由于WK村委会即将重新选举，因此是否投诉，继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需要在村委会成立以后才能确定。同时，省委工作组正在调查处理，此时开始打官司似乎也并不合适。老杨说等二、三月份再决定吧。这段时间，我主要是向他们提供一些法律咨询。

　　但愿，省委工作组能够解决WK的事情，满足村民们的合法诉求。如果事情得不到解决，我肯定还会再去WK。但愿，没有这个需要。

　　来源：http://yuanyulai.blog.caixin.cn/archives/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