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康定情歌二胡曲谱:配乐诗朗诵《理想之歌》 (历史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25:37
理想之歌
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
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1974年 )
安若子 2011-01-20 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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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欢迎你们呵！
突击队的新战友，
欢迎你们呵！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喝一碗
热腾腾的米酒吧！
——延安人民的情意
酿在里边；
吃一把
红彤彤的大枣吧！
——陕北的枣儿呵
蜜一般甘甜！
白羊肚手巾，
红袖章，
——高原上
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新来的战友呵，
你问我：
“什么是
革命青年的理想？
怎样理解
又怎样实践？”
——这确是一张
十分严肃的考卷！
……唢呐声、腰鼓点，
信天游一曲上云端。
牵动我心中的
滚滚延河水呵——
让我告诉你——
革命的理想呵，
怎样引导我，
踏上眼前的康庄大道，
又怎样激励我，
跨入闪光的明天……
(一)
当我第一次
睁开眼睛，
祖国
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
双脚刚刚落地，
就踏上了
红色的甲板，
扑面而来的
是前进航程中，
汹涌的浪峰。
阿姨讲起
包身工的希望，
伯伯掏出
儿童团的红缨。
“快点长大吧！
等待你的
是又一场伟大的革命。”
也有人送来
一只白鸽，
说它象征着
永久的和平。
“你真幸运呵
再不会看到
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
——多少幅画卷
在眼前展开，
哪一幅
是最好的远景？
理想的航帆
就这样升起来了，
八面来风
就这样将它吹动……
大跃进的炉火
烧毁了右派分子的迷梦，
炉膛里有我捡来的
碎铁小钉；
叔叔们写批判稿
投入庐山上的战斗，
我帮助把墨研得
又黑又浓……
虽没有赶上
战火纷飞的年代，
身边仍然是
暴雨急风！
凝视着
红军草鞋上的血斑，
抚摸着
八角帽上的弹洞，
我懂得了
创业的道路，
是革命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铺成。
从《雷锋日记》的
字里行间，
从收音机里
广播的“九评”，
我知道了
为了巩固政权，
正进行着
更壮丽的万里长征！
先烈的目光，
象在大声发问：
“我们的理想
怎样实现？
未竟的事业
谁来继承？”
又过了七八年，
又过了七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声震撼世界的雷鸣！
第九次大搏斗，
第十次大搏斗！
我，同父兄一般高，
编制在
革命大军的行列中——
曾记否？
《炮打司令部》
伟大的宣言；
曾记否？
毛主席的红卫兵
摧枯拉朽的笔锋。
把横扫四旧的倡议，
一夜之间
贴满全城；
让大串连的脚步，
山南海北
遍撒北京的火种。
难忘的“八·一八”呵，
鲜红的袖章
染上了
红太阳的光辉，
“我们支持你们！”
——伟大的声音
激浪千层！
支持我们呵，
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支持我们呵，
为“解放全人类”
奋斗终生。
毛主席挥手
我前进呵！
风雨中
多少海燕击长空。
逆流回旋，
难阻大江滚滚东流去；
猿声悲啼，
革命航船已过山万重……
迅猛的风暴，
横扫着
“克己复礼”的阴云。
愤怒的声讨，
宣判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
死刑！
什么“求名不得
抑郁而死”，
什么“飞吧，未来的科学家
年青的鹰……”
有个佃户的后代
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个矿工的儿子
不愿再挖煤下井。
这就是
和平演变呵
——潜移默化，
这就是
阶级争夺呵
——你死我生。
一月风暴里
我到过上海港，
造船工人
给我讲：
他怎样含着热泪
送我国第一艘万吨轮
启锚登程。
长征串连路上
我到过红旗渠，
贫下中农
给我看：
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一米长的钢钎
怎样磨剩了三寸……
呵，描绘理想的大笔，
从来倾注着
阶级的深情；
只有与工农相结合，
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主席
发出了进军号令！
百川归海呵
万马奔腾，
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
一列长龙，
接待站前，
同学少年
待命出征！
呵，不可战胜的幼芽，
在火红的年代
诞生！
离别北京的
前一天夜晚，
我和战友们
来到中南海畔，
眺望着
彻夜的灯光，
倾听着
拍岸的波声。
挥笔写下一行誓言：
“上山下乡
彻底革命！”
一个字
用八张纸，
从傍晚
写到黎明。
为了让敬爱的
毛主席，
推开办公室的窗棂，
能在晨曦的辉映下，
看到我们的决心，
露出欣慰的笑容……
(二)
排排窑洞，
层层梯田，
千里高原，
万里长川。
怀揣着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
我们从北京
来到延安。
这里就是我
理想种子扎根的土壤，
这里就是我们
战天斗地的营盘。
上工的晨钟，
奏起了
理想之歌的
第一个音符。
烧荒的野火，
映红了
理想诗篇的
第一行语言。
镢把
磨穿了掌心的血泡，
荆棘
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锄地，
大娘教我分苗草；
扬场，
大爷教我把风向辨。
前进道路上，
哪一步
没有斗争相伴？
哪一程
没有阶级亲人在身边？
一个风雪的夜晚，
卷刃的镢头
忽然不见，
循着脚印我来到后村，
哦，炉火映红了一孔窑面。
镢头已被加钢，
“老八路”白发红颜
坐在风箱前。
南泥湾大生产的
老模范呵，
上甘岭保卫战的
英雄汉！
把复员费全部交给队里，
坚决抵制了
退社单干。
他手中的大锤，
锻造出多少
制服穷山恶水的钢钎？
呵——锤声叮当，
为理想之歌加进了
继续革命的节奏，
火光熊熊，
把理想之歌的
每一个音符熔炼。
那是水电站
刚刚建成的时候，
我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老妇联”：
“给窑里安上电灯吧，
您缝缝连连有多方便。”
老妈妈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先建个广播站吧，
把电线拉到
整个山川。
让大伙都能听见，
北京的声音，
让毛主席的思想，
照亮千家万户人的
心坎。”
没有浮华的词藻，
没有绮丽的语言，
阶级亲人们呵，
帮我校正着
理想的航线。
翻开队委会记录本，
我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写在上边，
砸烂孔庙里斗大的“仁”字，
我们办起了
批林批孔的展览。
星夜里，
挑灯巡视水库堤岸，
识阴晴、
辨敌友，
练就一双阶级的锐眼。
岔路口，
拦住弃农经商的大车，
顶逆流，
分路线，
铸造一副钢铁的肝胆！
穿上第一双陕北鞋，
我同亲人一起，
扶犁耙；
爬大山。
深翻土地，
举起
三五九旅的镢头；
清理账目，
拨动
土改复查的算盘。
蘸着丰收的汗水，
我把镰刀
磨得银光闪闪，
迎来了学大寨的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冒着漫天飞雪，
我们点起劈岭填沟的排炮，
开始了
跨长江的攻坚战！
幸福凝结着
创业的艰难，
胜利预示着
更严峻的考验。
是在这宝塔山下，
延河岸边，
我开始理解：
从来就没有什么
个人理想的诗篇；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
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
要把千百万人召唤！
我们壮丽的
现实和理想，
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
紧紧相连。
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
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谁说我们的生活
“平平淡淡”，
我们的事业，
风光无限！
谁说“农村落后，
难以改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农村
需要我，
我，
更需要农村。
贫下中农的希望，
就是我的志愿。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
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
迎接十个、几十个
战斗的春天！
亲爱的战友呵！
新来的伙伴！
这时，
只是在这时，
我才开始填写
“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这张严肃的考卷！
(三)
但是，理想的航道
并不是那么宁静、坦荡，
丰饶的山区
也不都长着核桃、海棠。
骗子会装出
“同情”的腔调，
地富会端来
“关心”的米汤。
不敢扬帆的航船，
会在泥沙中搁浅；
躲进屋檐下的燕雀，
当心煤烟熏黑了翅膀。
有人躲在阴暗角落
射出“变相劳改”的毒箭，
有人站在邪路上
贩卖“劳心者治人”的砒霜。
什么“人生”“青春”哪，
“前途”“理想”，
丑恶的个人主义，
常借这诱人的字眼，
打扮梳妆。
西伯利亚的冷风，
也吹来了
新沙皇的叫嚷，
在“理想”问题上，
修正主义者
也在大做文章：
什么“中国青年没有理想”，
——好一副悲天悯人的伪装，
将祸心包藏。
正是你们背离了
十月革命的道路，
正是你们出卖了
布尔什维克党！
你们的“理想”
究竟是什么货色？
不过是伏特加中的
醉生梦死，
爵士乐中的
糜烂疯狂。
你们那臭名昭著的“土豆烧牛肉”
“造就”了垮掉的一代。
在无产阶级战士面前，
你们有几丝萤光？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
岂能够到
我们的心窗？
你们帝国主义的尺子，
怎能把
我们的襟怀度量？！
我们战斗的岗位，
虽在这小小村庄，
祖国的江河山川
皆在我望！
孔孟之道的几丝蛛网，
遮不住《共产党宣言》的
光芒；
我们宽阔的胸膛
向着五洲风云开敞。
我们同工农结合的
隆隆脚步声，
震碎了
你们这些蓬间小雀的
一枕黄粱！
……马蹄破冰川，
套杆打豺狼，
“宝贵青春属人民，
誓将青春献人民。”
——那是我们的张勇呵，
舍生忘死
救群羊！
气盖双河浪，
壮歌震北疆，
“活着就要拚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
——那是我们的金训华呵，
化作雄鹰
云里翔！
“跟上来呵！”
——英雄在召唤；
“我们来了！”
——回声响彻
岭南、塞北、
海岛、边疆。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战斗，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成长！
呵——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几个骗子
抹煞不了这铁的事实！
它写在大地，
写上长天，
写进这伟大时代的
《编年史》，
也写进亿万青年人
火热的心房。
这是历史上
一次伟大的反潮流呵，
这是一场
震撼世界的反修仗！
让火炬烧得更旺，
把战鼓擂得更响！
我们宣战了，
向旧世界宣战！
向帝修反宣战！
我们要冲决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罗网，
我们要摧毁
旧传统观念的牢墙。
看呵，
八亿人旌旗奋举，
听啊，
九万里风雷激荡。
国家要独立，
人民要革命，
民族要解放！
我们用宽厚的肩膀，
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我们用带茧的双手，
接过了先辈的刀枪。
党呵！
请检阅我们的队伍吧！
几百万
几千万！
呵，整整一代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
前途无量。
千重险峰，
万顷巨浪，
后继有人，
大有希望！
我们有
马列主义的
开天巨斧，
我们有
毛泽东思想的
指路阳光！
前进，向前进！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呵！
寄托在我们身上！
前进，向前进呵！
迎着风暴，
迎着火光，
迎着雷霆，
迎着激浪，
迎着共产主义
鲜红的
太阳！
理想之歌(1976年修改版)
(注：网上所见文字版本多与朗诵版有很大出入，而这个文字版本和1975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配乐诗朗诵《理想之歌》完全相同。您现在可以一边听着音频文件，一边阅读这首诗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人民日报1976.01.25 第5、6版 战地专栏)
[实际作者有四位：高红十(女)，陶正，张祥茂，于卓(女)]
人民日报编者按：《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的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的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 高红十
高红十，女，1951年11月7日生，汉族，湖北宜昌人。笔名：高原、秦风。中共党员。
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长县里家堡公社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书，1975年大学毕业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1979年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编辑诗集及大型文学期刊《绿原》。1982年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改名鲁迅文学院）第七期编辑班学习。1985年调至北京《中国法制报》（后改名《法制日报》）任编辑、记者。后担任周末部主任，高级编辑。1986年至1988年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获庄重文奖学金。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中直工委委员。1991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1996年参加第五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2001年参加第六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中篇小说集《哥哥你不成材》（作家出版社1993年），散文《我的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后再版）、《月亮走，我也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风景》（珠海出版社1995年）、《无话可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7岁我去插队》（浙江少儿出版社1999年）、《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无缘浪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报告文学《只缘妖雾又重来——来自云南省禁毒一线的报告》（农村读物出版社1993年）、《冷血》（群众出版社1998年）、《上海刑警记事》（群众出版社2001年），长诗《理想之歌》[2][3](合作)等。
《理想之歌》问世前后
高红十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理想之歌》
一个字，用八张纸，从傍晚，写到黎明。
——北大荒荒友无意识的电话对话
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由1200万年龄接近、感情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岩佐昌璋
1. 还历史以真实
粮票被取消的那刻，马上有心眼儿活泛的人把它们当作文物来收集。这么快实物就变成文物了，真有种转身即是百年的恍惚。历史是什么？难道我们头在当代，脚丫已经滞陷进历史的泥沼拔不出来了吗？离开文革日子无多，一些史实已云山雾罩的走样。
有一本很走俏的书《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里面有一句话谈到《理想之歌》：“理想之歌众所周知为高红十所作，最后发表时却经改动后冠以'北大工农兵学员文艺创作组’的名义”。我在这里声明，这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
据说该书还有一些不实之处，我无力做全部澄清工作，但对《理想之歌》我能，我要尽力还历史以真实。
2.《理想之歌》是四个人写的
除我以外，《理想之歌》尚有三个作者，他们是：
陶正，男，去陕北延川县插队前系清华附中高二学生。现任北京歌舞团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者。
张祥茂，男，去内蒙古丰镇县前系北京初中六七届毕业生。现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局级干部。
于卓，去北大荒前系北京六九届初中生。现《科技日报》记者部主任记者。
我去延安地区插队前也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现改名附属实验中学）初中六七届毕业生。
我们都是1972年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员，当时自豪，后来鄙薄的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理想之歌》是我们四人创作的，谢冕老师指点过。
责任编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匡满和孟伟哉。
3. 最初写它为了《人民文学》复刊
1973年暑假前，中文系文学专业刚刚分出创作班和评论班，我们四个都是创作班学员。那个暑假，我去内蒙古建设兵团看妹妹。
7月30日，我在兵团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北大有任务，人民文学杂志十一复刊，复刊号上要一首长诗，等我回去参加写作。此事是中文系谢冕老师通知的。因为是暑假，外地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家在北京的同学。
我八月初赶回北京，很快与陶正、张祥茂、于卓及那两位责任编辑碰头。责编讲明诗歌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复刊，也为即将召开的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献礼。主要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青年一代的成长。
据责编讲，此事也找过一些刚刚复出的老作家，他们表示，还是让小将们写吧，小将们有虎气。我们又兴奋又紧张，因为从未接受过这么重大的任务，生怕自己能力不逮，写不好完不成。大致捋了一下内容，我们就回家各干各的了。分给我和于卓是写歌颂党和祖国，分给陶张是写青年一代的成长。几天后碰头各念各的，征求意见再分头改。
记得那时我写歌颂部分，写到最后已经没词儿，脑袋再也转不动了。每一位作者都有此感觉，都不轻松。
9月初，我们完成的两大部分初稿交给杨匡满，杨很快看了，否定掉那个歌颂的，让我们全力以赴改成长。思路一下变得单纯了，张祥茂写的那部分题目就叫《理想之歌》。我们一致同意用这个题目。我们还确定了用第一人称写，“我”是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延安插队知青，也因为我们中间有两个延安插队知青的缘故吧。
改完这一稿，我们开学了，一开学就领受新任务，下去采访、写书。当时很正规的提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开门办学，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
张祥茂带一小分队赴云南，采写知青先进典型朱克家和辛温。
于卓带一小分队赴山西平陆，写毛家山知青小组。
我和陶正和另外两个同学、一个老师、一个张思德老战友分赴陕西、甘肃、四川去写张思德。
领了任务就下去了。当时听说《人民文学》又不复刊了，我们有点遗憾，但没觉得多么亏，只当是练笔，练了一回大手笔。
4. 出书
1974年初，杨匡满又来找我们——我记得以后都是杨来找，孟伟哉不怎么来——告诉说，《人民文学》暂不复刊了，但筹备刊物期间收到了不少诗作，现决定择优编书，我们的那个理想之歌还想收进去，请我们再改改。
此时北大正逢肃杀冬气，不光气侯节令上的，而且是政治运动上的，批林批孔的寒风已经刮起来了。文学专业创作班少不了批判和写文章，果真之后就派下来写《法家故事》，那个《张思德》还没有完成，谁手头心上都不轻松。改《理想之歌》纯属额外负担，只能占业余时间。一个全部身心投入“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哪里又有什么业余时间呀？
丢手吧？实在不忍，已经花好大心血了，何况直觉这是个东西，是个比大批判文章有价值的东西。挤时间改吧。
那时，张祥茂还在云南没有回来，我先动手了。
我这回主要做的工作是捋出了顺序，也就是说，其余人接受了我捋出的顺序：
第一部分，老知青迎接新知青到队，新知青问老知青什么是理想。
第二部分，回忆下乡前我所受方方面面理想主义教育和影响。
第三部分，下乡，贫下中农帮我端正了理想的航线。
第四部分，批判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理想观。
这中间，我们又改了无数次，用当时一句玩笑话形容：复辟反复辟斗争。你改去我的，我又改去你的，他再改去我的，……最后真是弹尽粮绝、理屈词穷。我用陕北话大叫：没脑水了！最后的修改过程有两个见证人：马惠和沈小兰。她们也是延安插队知青，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长篇，同样改得好苦。我记得我给她们大声朗读过，读一遍，嗓子都哑了，别人感觉怎么样，不得而知，反正我们挺激动。
1974年，我们最后交稿了。看得出来，编辑并不满意，但我们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怎么着怎么着，只求别让我们再动笔了。
8月，接到杨匡满打来电话，书已付印。
9月，该书正式出版。第一版是绿色封面，没有图案。书名就叫《理想之歌》。我们的署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道出了时代的真实，现在可以叫历史的真实。因为该诗确实是四个人集体写的，这样写是否好，属于另一个问题。我们当时、之后直至现在没有为署名产生过疑义和异议。当时如果署了个人的名字，个人承受不起，也会为时代不容。
细看全诗，应该说陶正的东西更多些。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者，古诗词读得多，上大学前，就和后来成名的路遥、谷溪合编过诗集《延安山花》。凡后来公认的佳句几乎都是他的。
前面说过《理想之歌》的题目最初是由张祥茂起的。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这句，我记得来自于卓那稿。
还有你三我四就不大分得开和记得住了。不管谁多谁少，全诗代表我们全体的意思是不错的。时代变了是时代的事，当时我们可是很倾心，真想把它写得更好。
那时没稿酬，我们也压根没想到稿酬这当子事。每个作者的报酬是两本书。出版社送来的书不止每人两本。可是班主任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在这本书上有比别人更多的特权。我们觉得有道理，便心安理得的每人取了两本书（我把其中一本给了乡下的妹妹，另一本不知辗转失落何处）。
5. 毕业选择
最后一学期，同学们开始考虑毕业去向。一个念头在我心底萌生：回延安，继续当农民。从念头冒头，到终于成行，这中间的故事和心理活动可写一部长篇，此不赘述。
1975年11月7日——我24岁生日那天又回到延安，在南泥湾三台庄插队，此一插又是三年多。
1975年底，《理想之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诗朗诵，1976年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出。这一下影响就大了。当时几乎没有电视节目，电台就是覆盖面最大的传播媒体了。不少知青后来见到我都说，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由于我大学毕业的选择，受到新闻媒介的关注，人一下走红了。我在毕业务农申请书上写到：《理想之歌》不光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在行动上……这也是后来的传媒把我认为是《理想之歌》唯一作者的原因之一吧。
1976年4月，《理想之歌》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是根据《人民日报》上的版本收书的。这一稿由北京同学做了一定修改，加了跟形势更紧的内容，如，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书的封面也改了，白底，有了延安宝塔的图案。现在我手头存留的一本就是第二版，翻翻看，86000字，415/16印张，两张插页，定价0。 34元。
6. 《理想之歌》属于一代人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岩佐昌璋先生1982年写了一篇文章：《文革时期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我大约三年后才从谢冕老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说实在话，我很为文章入情入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地所感动。因为，至今国内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摘录其中几段做结吧：
一年后的十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山村务农。欢庆胜利的大规模的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定也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她那时想了些什么，但我可以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鞭炮声和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土崩瓦解的送葬曲。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的抛弃后的困惑、激愤和悲哀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
《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承担者的命运。
岩佐昌暲: 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 她的《理想之歌》
序言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五年，这五年间的变化真是一言难尽。在中国，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被称之为“党、国家、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大批被打倒了的干部、学者、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回到第一线工作。文艺界也不例外。一些文革前有名望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重新露面，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
但是，另一方面，四人帮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作家、诗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消声匿迹了。他们是７０年代开始写作并崭露头角的一些人。他们作品的质量显然无法超过文革前那批成熟的作家，因此，为我国的多数人所不了解。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同四人帮的路线有关系，所以在中国谈论他们是困难的。就是在我国，也有这种空气－－谈论他们抬不起头。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研究已经恢复了名誉的作家的文章多，谈论这些消失了的作家的文章很少。但是，要了解四人帮时期的文学真相，不可避免要谈到他们，他们也写出了他们的真实，反映了７０年代社会的某些真实。虽然历史的真实最后属于恢复了名誉的这一批作家。
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高红十，中国人记住的也不多。但是，提起１９７４年发表的长诗《理想之歌》，做为主要执笔者之一，人们多少还有点印象。四人帮掌握权力的时候，高红十连同那首长诗《理想之歌》的宣传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现在提起她来，仿佛证明着一种渺小的存在。
如果说高红十是诗人，她还未达到那种成熟程度；可是她又不同于一般爱好文学的女孩子。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介绍这位年轻、无名的姑娘和她的作品。
１、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７２级工农兵学员于１９７４年集体创作的。同年９月，和已成名诗人王恩宇、纪宇等人的作品汇集成书－－书名就叫《理想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理想之歌》全篇４章，５４０行，算长诗。说它是抒情诗，它的道理又胜于情感；说它是叙事诗，又缺乏故事性。文学评论工作者蒋士枚、石湾给它定名为“政治抒情诗”。他们认为：“政治抒情诗必须具有政治色彩，又包含诗的意境，二者有机地结合。把政治概念和哲理性语汇融化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革命激情之中。”显然，《理想之歌》属于政治抒情诗。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白雪复盖的陕北，革命圣地延安飞来一群大雁－－譬喻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新来的青年问：“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老知青回顾寻找理想的道路，以此展开全诗。
第一章是“我”对来延安以前生活的回顾。
“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祖国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双脚刚刚落地/就踏上了/红色的甲板/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
诗中的“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在３０多岁的一代青年。我幼年时期对于革命战争的记忆，是当过包身工的阿姨和做过儿童团的伯伯给予的。在旧社会，他们饱受剥削和压迫。在我的面前，开始了包含无限可能性的光辉未来。
“多少幅画卷/在眼前展开/哪一幅是我/最好的远景/理想的航帆/就这样/升起来了/四方来风/就这样/将它吹动。”
在我的少年时期，大跃进、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激动人心。“我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但身边也有暴雨疾风。”我捡铁钉、炼钢铁，叔叔们写批判稿，我帮着磨墨；面对革命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我懂得了创业和道路是先辈们的生命和鲜血铺成。”雷锋日记教育了我，中苏论战使我成熟。
“先烈的目光/像在大声发问/我们的理想怎样实现?/未竟的事业谁来继承?”又过了七八年，文化革命“一声震撼世界的雷呜”，我站在了“革命大军的行列中”。诗中写道：“把横扫四旧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全城”。１９６６年８月，毛主席接见大串连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写得非常生动，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是满怀激情写下来的。我在文化革命的风雨中，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在同工农的交流中，懂得了“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播送，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同旧世界的理想彻底决裂，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百川归海啊/万马奔腾/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一字长龙/ 接待站前/同学少年/待命出征/啊!不可战胜的幼芽/在火红的年代诞生！”
我和同伴要走向延安，用离别北京的夜晚，我到中南海外，彻夜张贴“上山下乡、彻底革命”的大标语结束全诗第一章。
我在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手上磨出血泡，荆棘划破衣服。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战争年代的老八路和老妇联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他们“没有浮华的词藻/奇丽的语言”，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的理想之歌/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高唱/它要把千万人召唤”。
延安的插队生活决不是快乐、舒坦的，每天从早到晚严酷劳动，个别青年掉队不足为奇。平凡、艰苦、单调的日子里，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不满牢骚，有人讲农村生活“枯躁无味”，“变化太缓慢”，我的理解是“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的希望/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在那劳动的日日夜夜，我填写了答卷。
“这时/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这张严肃的考卷”。
为改造社会主义农村而奋斗，我下了决心，并找到理想。
第三章描写了我看到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以及对知识青年的腐蚀。有人讲北京知青当农民可怜，是“变相劳改”，“知识分子应该搞脑力劳动”等等，我认为这都是丑恶的个人主义被“人生、青春、前途”等美丽的词藻包藏。苏修也发表了“中国青年没有理想”的奇谈怪论。我驳斥道：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岂能够到/我们的心窗?/你们帝国主义的尺子/怎能把/我们的襟怀度量?'
“宝贵青春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这是舍生忘死救羊群的张勇的决心，“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这是为救他人牺牲自己的金训华的豪言壮语。他们把一生献给了革命，所有年轻一代都将成为金训华、张勇，许许多多的金训华、张勇在成长。“我们宣战了/向旧世界宣战(下略)/迎着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
全诗以得到锻炼的青年们，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结束。
２、
前面谈到，《理想之歌》是１９７２年５月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高红十是执笔者之一（主要作者）。高红十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谈体会文章，介绍了这首诗集体执笔的经过。
１９７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领受了写先进知青典型的任务，写出来的文章要编辑成书。他们在暑假期间集中起来，写出了第一稿。１９７３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初，中文系学生“开门办学”。开门办学就是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把所学专业运用到实践中，请校外老师讲课，把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中文系的学生到全国各地搜集知青典型的先进事迹，同他们交谈对青年理想的看法。他们走访了云南的朱克家、山西平陆的天津知青小组、河北省温泉屯的程有志。这些知识青年的事迹，当时也是广为报道、人人皆知的。这次开门办学的成果汇集成书，书名叫《广阔的道路》，１９７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同全国各地知识青年谈理想、交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时，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产生了写《理想之歌》的欲望。《理想之歌》是在沸腾的生活中写出来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这部书刚出版时，并不引起注意和受到广泛欢迎。１９７４年９月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间，《人民日报》评论过三本诗集，《光明日报》评论过九本，《理想之歌》不在其中。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全诗通过收音机向全国广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光明日报》报道：“许多人从书店买不到诗集，纷纷到北京大学索要，学生们油印了一部分，很快又散发光了。”
１２月１３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赞《理想之歌》“是一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美好的诗。”２６日，诗坛长老臧克家写了一首赞颂《理想之歌》的长诗，登在了《光明日报》上。他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无法用散文表达感情，所以写诗。”（诗略）
第二年的一月，《人民日报》用一版多的篇幅，全文刊登了《理想之歌》。
３、
《理想之歌》出版后一年，突然引人注目和极力宣传，是否真像书评家和臧克家评价的“写得非常之好呢”？
作为一首诗，老实讲，我感到失望，所以我并不想围绕诗的意义来评价它。无论诗也好，诗人也好，离开语言的前提，就不成其为诗和诗人，无论外露的，还是含蓄的，诗都是诗人与语言相摩擦产生的结果。这也是中国历代诗人共同认定的前提。做为诗来说，《理想之歌》至少不能算一首成功的诗，仅仅在词汇的选择和排列上使用了某种技巧和计算。我认为中国诗主要得益于从音韵而来的快感，而不诉诸于视觉。该诗节奏缓慢，每节除了押韵外，总是在构筑画面：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红、白、蓝色彩对比，飞来的群雁是一种象征。语言在努力唤起读者的视觉，未免显得单纯，又没有贯穿全诗。如：“但是/理想的航道/并不那么宁静坦荡/富绕的山区/也不都长着核桃、海棠。”
这两句诗的分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分岐和转折，句与句相接的依据并非诗歌理论，而是散文理论。
如果挑剔起来，该诗全是毛病。《理想之歌》在１９７４年发表之后，并未引起特别注意，是理所当然的。它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以后受到赞赏，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造成的。
４、
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司马长风曾撰文，分析文化革命的发展形势。他认为，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文化革命的退潮期，实权派军人打退了文革派，至１９７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实权派掌握了权力。共产党的十大以后，１９７３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是周恩来、邓小平等实权派反击文革派的过程。对这一点可以提出疑义，但是对十大以后到１９７５年底是文革派和实权派激烈斗争时期，这一点，则没有什么疑问。
这种内部的权力之争，广大中国人民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当时的宣传都讲党内十分团结。直到１９８０年底公开批判四人帮时，才清楚这是一个逐步形成的阴谋集团。那个时期，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水浒》，从表面上看，是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实际上有一个目标。之所以这一目标看不太清楚，是因为当时文革派还不能公开把目标指向实权派。
文革派与实权派斗争的公开化始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对教育战线“奇谈怪论”的批判。
教育革命是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教育革命批判了文革前１７年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实际，宣扬“智育第一”、“分数第一”的教育路线。这种路线培养扩大三大差别、追名逐利的精神贵族。文化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进行革命。革命有以下四方面内容：１、改革招生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当中选拔学生。２、改革教育方法，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３、改革培养目标。破除智育第一，重点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４、改革学校领导。由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实际上，这一系列改革在教育单位付诸实施，得到的反映大多是不满意的。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主席写信，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学质短、质量低。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适应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希望恢复文革前的教育制度。”这一要求，得到当时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支持。毛主席盛怒之下退回刘冰的信，号召清华大学的学生对刘周展开批判。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体现文革派意旨的清华大学学生指责刘、周的意见为“奇谈怪论”。１１月１３日，清华大学校园内贴出大字报，不公开点名地指出：“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应该批判。”
刘周的意见重点是现行教育制度下的学生质量无法保证。文革派对其批判就要说工农兵学员从政治思想到业务水平都比１７年强。由于对这一详情不够了解，文革派一开始批刘周“反对毛主席”，写了一些带感情却没有什么内容的大字报，后来才改名为“教育革命大辩论”。指导这一辩论最初的文章是《红旗》杂志１２期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在谈到教育质量时，文章说：“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他们当中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文学的不会写小说，学工的不会修理机械。他们怕苦怕死，由党和人民的公仆堕落为右派分子。”把旧大学的质量批判了之后，又说：“现在工农学员经过几年在校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业务上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因此工农兵学员的水平更加优秀。举例说明：“工科的学员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创作了饱含革命激情的《理想之歌》。”
《理想之歌》向全国播放之后，从１２月４日《人民日报》文章开始点名起，高红十和《理想之歌》一跃成为宣传界的宠儿。按时间表记录如下：
１２月８日，《人民日报》的通讯“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介绍了高红十。１２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高红十的照片，点出是《理想之歌》的作者。１５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理想之歌》的书评。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光明日报》发表了４位作者谈毛主席诗词的文章。黄声笑、殷光兰、时永福是已成名诗人，高红十被介绍为“北大毕业生回延安插队落户”。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在批判“工农兵学员教育质量低”的奇谈怪论的口号下，全文刊登了《理想之歌》。２月５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
教育革命大辩论随着周总理的去世暂停了一段，追悼会结束后又重新开始，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２月，公开批判“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４月，爆发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１９７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４月，是文革派同实权派激烈斗争、实权派节节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也是《理想之歌》作者受到注目直至成名的过程。《理想之歌》在１９７５年底突然受到注目，是因为作品里具有文革派在这场斗争中需要的东西。
尽管有以上理由说明《理想之歌》突然受到注目，可是依然有些疑问难以解释：１、由于政治斗争需要，文革派鼓吹了这首诗；可是仅此一条，诗集的销路就特别好么？２、《理想之歌》标明是集体创作，为什么其他几位执笔者无声无息，唯独高红十成为宣传宠儿呢？
下面谈谈看法。
５、
关于第一个疑问。
文化革命中，住在中国城市的青年渡过了完全不同的青春期。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必须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一场运动。
毕业于城市学校的年轻人上山下乡、支援边疆，解放后很早就有了。从１９５７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就开始了，但是这一行动形成制度，则是文革以后的事。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四个面向，其中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优先分配。下到农村的约占全体毕业生的３０％－４０％。按规定，独生子女、长子、长女、病弱者、华侨子女或家里已有兄弟姐妹上山下乡的人可以留城。上山下乡的知青经过几年劳动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其中符合条件的便被推荐上大学、科研机关或行政机关。以上照顾规定，１９６７年的毕业生还照办了，６８、６９年的毕业生则一律下放到农村。这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毛主席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的缘故。到１９７１年，毕业生分配才比较注意政策。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５年，约有１２００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这１２００万青年出身不同，想法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受过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革中参加红卫兵，而后又上山下乡极为特殊经历的共同体验。这一点使他们区别于之前的人们和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他们必须离开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离开父母和师长的庇护，走向艰苦的农村，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在剧烈变化的生活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由于这一集团的经历、年龄接近，青年们产生命运与共的共生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７０年代初期的中国，由１２００万年龄接近、情感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理想之歌》写了“我”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经历，而“我”就是１２００万知青集团的代表。长诗的第一章客观地、对像化地写了“我”少年的经历。第二章写“我”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自愿把青春献给艰苦的农村，决心为崇高的历史使命而献身。第三章确认我们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代，并公开向世界宣布。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对自己青春意义的认识，正是到农村落户的１２００万人所必需思索和确立的。
写上山下乡的诗歌、小说不少（我以为上山下乡文学是文革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文专述），但没有一部像《理想之歌》明确地赋予应有的意义。的确，《理想之歌》说出了知青的心里话，使他们受到极大感动（多余的话，我以为这首诗被他们当成了人生论）。我认为，《理想之歌》虽然有种种缺点，但它有理由获得最广大的读者。
６、
回答第二个疑问，因为高红十大学毕业又回到农村。
下面来看一些统计数字。据《中国百科年鉴》１９８０年版，１９７６年中国各种学校的在校生：小学（五年制）１、５亿人。初中（三年制）４３５３万人。高中（二年制）１４８３万人。约略地平均一下，小学每年级的平均数３０００万，初中１４５０万，高中７４０万。小学每年进初中的约一半弱，初中进高中的过半。１９７４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９３％，那么进高中的就是２５％，不足四分之一。当时的宣传（１９７５年）是农村普及小学教育，中小城市普及初中，大城市普及高中。那么１９７６年的高中毕业生实数是５１７、２万，那年推荐上大学的人数是２１、７万。当年的高中毕生加上前两年的待业生，实际的升学率只占３、４％，在同代青年中只占不到１％。
综上所述，中国的大学生具有稀有价值。做为一名大学生，一名毕业于举世闻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到农村去当农民，按照一般的价值判断，她发了疯－－在中国，农民是受到蔑视的。然而高红十却一反常规价值地行动了，她是一位英雄，当然要受到宣传媒介的注目。
但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提到高红十，并不是看中了她行为的特殊性，而是看中了驱使她特殊行为的思想所包含的规范性和代表性。
工农兵学员一般被认为具有作风朴实、刻苦耐劳、能自觉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从劳动人民中来，不忘劳动人民等特色。高红十正是这样一个学生。她毕业时“三次写申请，要求回延安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同旧大学象牙塔里培养出的追名逐利的精神贵族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文介绍说：“今年以来，她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看上去调子较高的宣传，完全反映了知青做为社会主人翁的热烈气氛，工农、体脑、城乡三大差别消灭了，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生产力的飞跃发展，需要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上山下乡正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一步一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具体措施。农村和城市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大学生的稀少就是证明。即使一个大学生当了农民又能取得多大效果？但是一个大学生主人翁感的行为激发成千上万年轻人的主人翁感，其效果就不可估量了。
高红十不仅写了赞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想之歌》，还是小歌剧《朝阳路上》的演员。她说：“《理想之歌》不能光写在纸上，朝阳路也不能只在舞台上走，要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中去。”她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实现理想，她到陕北黄土高原去了。以“奇谈怪论”为突破口的文革派对实权派的斗争，抓住高红十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时期，宣传媒介成为宣传文革派路线的道具。抓住高红十决非个别记者的敏感，而是从她身上看到了典型意义及其和当时斗争有关的政治内容。
７、
前边谈到的是政治状态中的《理想之歌》作者高红十，下面来谈谈她自己。
高红十有两篇文章谈到她自己，文章都不长。在１２００万知识青年中写文章谈自己经历的并不少，因为不断展开的运动需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榜样。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先进知青谈体会文章的小册子。这些文章大多是讲由于自己的努力，农村改变了面，自己也在其中改造了思想。高红十的文章大体没离开这个范围，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大学毕业回农村的决定做出时的心理矛盾写得比较具体，她的焦点对准了这一点。
高红十１９５１年出生，北京学校初中毕业后，于１９６９年１月到延安插队落户。正是在前一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都市青年向农村大移动的开始时期。由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毕业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都要到农村去，高红十第一次插队的主观志愿成份有多少，我不知道。
三年多的农村生活，高红十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模范的。从《理想之歌》和《成长》可以看出，高红十由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城市姑娘成长为有革命觉悟的农民。
１９７２年５月，高红十被延安方面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当时的北京大学实行的是批判旧教育路线的实验制度。高红十在校学习期间，思想感情渐渐发生变化。她的处女作《成长》，写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故事，登在《习作》小册子上，受到师生好评。三个月后，她写了《路》，反映没有上成大学的知识青年如何克服苦恼，坚定在农村继续干下去的决心。这篇小说在大学受到好评，认为艺术性比前一篇高。可是小说寄回延安，留在那里的知青却表示不满意，没有受到想像中的欢迎。批评她的思想和农民、知青有了差距。当时，高红十不以为然，她认为“他们没上过大学，不懂文学”。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开门办学到北京郊区，写了文人作风的作品。
她的思想变化有三个阶段。
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初，北京大学开始批判“右倾回潮”。在大辩论中，她自觉地提高了觉悟，发现自己的文艺思想不对头，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扎根。《理想之歌》也就是那年写的。
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的开门办学。为了出版反映文革中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他们到了北京西郊的门头沟煤矿，同工人一起批林批孔，进行阶级教育。她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世界观，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回想起《路》之所以没写好，或许因为自己缺少在农村长期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思想。
第三次是毕业创作的时候。１９７２年５月入学的学生，经过三年半的学习，要在１９７５年的８月毕业了。文学专业的学员要编一本反映大学学习生活全过程的小说集。大家分工执笔，“毕业”部分分给了高红十。她当时很苦恼，写不下去。
“最难的是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思想境界。我没有这种心情的体验，所以无法很好地表达。”
小说中，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回农村的情节，是她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提出来的，另当别论；或许只能那样，主人公必然回去是当时时代和政治的要求。她写不下去，自己在心里犹豫。
当时，她的入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需有人介绍，这是个对她产生极大影响的人物）找她谈话：“问题的关键在你自己，你想清楚了，小说就能写好。”她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到底要不要写务农申请？写，为什么？不写，又怕什么？”
《理想之歌》作者的苦恼使我们感到惊奇。如果写士兵的作品、教师的作品，会因为去不去当士兵和教师而苦恼吗？估计不会。一个人并不是为了写医生才去当医生，不当农民就不能写农民。但是她和她的入党介绍人却没有那么想。他们认为要写革命文章－－工农兵学员要写工农兵首先要成为革命人－－自己毕业后要去当农民。
于是她写了务农申请：“有人说农村生活枯燥无味，又苦又累。可是革命先辈为了全国解放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在和平时期下个农村都要瞻前顾后，犹犹疑疑，这不是最大的忘本么？如果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革命如何继续？共产主义何时到来？”
高红十很悲壮、很纯真地追求下去了。
她有了回延安当农民的决心，还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基础。“刹那间，我感到学习的迫切性。”通过学习，使决心不可动摇。６月７日，她给延安地委写信，并正式对校党委提出“回延安，当农民，做共产主义新人”的申请。
她的毕业作《成长》大概就是那会儿完成的。《成长》与她入学时的处女作同名－－晓京中学毕业下农村，大学毕业依然要回延安。小说的大部分是写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女孩子在农民的鼓励和关怀下成长过程。现实中的高红十是有苦恼的，作品中的晓京却没有了。她上大学目标就很明确：毕业回来办农业大学。
高红十的文章有感人的地方，《成长》中却没有写，她没有把思想斗争如实地抛出来，而是把经过思想斗争之后的结果写出来，所以难以使人感动，她不是说教者，但是不自觉地站在了说教者的立场上，使这部作品成为一般的“上山下乡”小说。如果高红十能改变角度，写出自己的苦恼与读者共呜，或许能为上山下乡文学开辟新的境界。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北京大学开会，欢送高红十和其他毕业后务农的学生。一周之后，开始批判“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一年后的１０月，四人帮被逮捕。那时，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欢庆胜利大规模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也一定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高红十那时想了些什么。可是现在，我能够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那鞭炮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瓦解的送葬曲。
尾声
想到高红十一代人，脑子里会出现一种形象。打个譬喻，有一群奔赴边疆年轻的战士，他们的理想未能实现埋葬在边疆，然后失望地回来了。这是１２００万知识青年的形象。这些年轻人曾经有过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自负，他们突然被时代抛弃了，产生迷惑、激奋和悲哀。这是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路程。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地抛弃后的困惑、激忿和悲哀都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其承担者的命运。
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
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1974年 )
安若子 2011-01-20 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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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宝塔山头，
落脚在延河两岸。
欢迎你们呵！
突击队的新战友，
欢迎你们呵！
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喝一碗
热腾腾的米酒吧！
——延安人民的情意
酿在里边；
吃一把
红彤彤的大枣吧！
——陕北的枣儿呵
蜜一般甘甜！
白羊肚手巾，
红袖章，
——高原上
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新来的战友呵，
你问我：
“什么是
革命青年的理想？
怎样理解
又怎样实践？”
——这确是一张
十分严肃的考卷！
……唢呐声、腰鼓点，
信天游一曲上云端。
牵动我心中的
滚滚延河水呵——
让我告诉你——
革命的理想呵，
怎样引导我，
踏上眼前的康庄大道，
又怎样激励我，
跨入闪光的明天……
(一)
当我第一次
睁开眼睛，
祖国
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
双脚刚刚落地，
就踏上了
红色的甲板，
扑面而来的
是前进航程中，
汹涌的浪峰。
阿姨讲起
包身工的希望，
伯伯掏出
儿童团的红缨。
“快点长大吧！
等待你的
是又一场伟大的革命。”
也有人送来
一只白鸽，
说它象征着
永久的和平。
“你真幸运呵
再不会看到
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
——多少幅画卷
在眼前展开，
哪一幅
是最好的远景？
理想的航帆
就这样升起来了，
八面来风
就这样将它吹动……
大跃进的炉火
烧毁了右派分子的迷梦，
炉膛里有我捡来的
碎铁小钉；
叔叔们写批判稿
投入庐山上的战斗，
我帮助把墨研得
又黑又浓……
虽没有赶上
战火纷飞的年代，
身边仍然是
暴雨急风！
凝视着
红军草鞋上的血斑，
抚摸着
八角帽上的弹洞，
我懂得了
创业的道路，
是革命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铺成。
从《雷锋日记》的
字里行间，
从收音机里
广播的“九评”，
我知道了
为了巩固政权，
正进行着
更壮丽的万里长征！
先烈的目光，
象在大声发问：
“我们的理想
怎样实现？
未竟的事业
谁来继承？”
又过了七八年，
又过了七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声震撼世界的雷鸣！
第九次大搏斗，
第十次大搏斗！
我，同父兄一般高，
编制在
革命大军的行列中——
曾记否？
《炮打司令部》
伟大的宣言；
曾记否？
毛主席的红卫兵
摧枯拉朽的笔锋。
把横扫四旧的倡议，
一夜之间
贴满全城；
让大串连的脚步，
山南海北
遍撒北京的火种。
难忘的“八·一八”呵，
鲜红的袖章
染上了
红太阳的光辉，
“我们支持你们！”
——伟大的声音
激浪千层！
支持我们呵，
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支持我们呵，
为“解放全人类”
奋斗终生。
毛主席挥手
我前进呵！
风雨中
多少海燕击长空。
逆流回旋，
难阻大江滚滚东流去；
猿声悲啼，
革命航船已过山万重……
迅猛的风暴，
横扫着
“克己复礼”的阴云。
愤怒的声讨，
宣判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
死刑！
什么“求名不得
抑郁而死”，
什么“飞吧，未来的科学家
年青的鹰……”
有个佃户的后代
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个矿工的儿子
不愿再挖煤下井。
这就是
和平演变呵
——潜移默化，
这就是
阶级争夺呵
——你死我生。
一月风暴里
我到过上海港，
造船工人
给我讲：
他怎样含着热泪
送我国第一艘万吨轮
启锚登程。
长征串连路上
我到过红旗渠，
贫下中农
给我看：
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一米长的钢钎
怎样磨剩了三寸……
呵，描绘理想的大笔，
从来倾注着
阶级的深情；
只有与工农相结合，
才是通向
革命理想的
唯一途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主席
发出了进军号令！
百川归海呵
万马奔腾，
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
一列长龙，
接待站前，
同学少年
待命出征！
呵，不可战胜的幼芽，
在火红的年代
诞生！
离别北京的
前一天夜晚，
我和战友们
来到中南海畔，
眺望着
彻夜的灯光，
倾听着
拍岸的波声。
挥笔写下一行誓言：
“上山下乡
彻底革命！”
一个字
用八张纸，
从傍晚
写到黎明。
为了让敬爱的
毛主席，
推开办公室的窗棂，
能在晨曦的辉映下，
看到我们的决心，
露出欣慰的笑容……
(二)
排排窑洞，
层层梯田，
千里高原，
万里长川。
怀揣着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
我们从北京
来到延安。
这里就是我
理想种子扎根的土壤，
这里就是我们
战天斗地的营盘。
上工的晨钟，
奏起了
理想之歌的
第一个音符。
烧荒的野火，
映红了
理想诗篇的
第一行语言。
镢把
磨穿了掌心的血泡，
荆棘
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锄地，
大娘教我分苗草；
扬场，
大爷教我把风向辨。
前进道路上，
哪一步
没有斗争相伴？
哪一程
没有阶级亲人在身边？
一个风雪的夜晚，
卷刃的镢头
忽然不见，
循着脚印我来到后村，
哦，炉火映红了一孔窑面。
镢头已被加钢，
“老八路”白发红颜
坐在风箱前。
南泥湾大生产的
老模范呵，
上甘岭保卫战的
英雄汉！
把复员费全部交给队里，
坚决抵制了
退社单干。
他手中的大锤，
锻造出多少
制服穷山恶水的钢钎？
呵——锤声叮当，
为理想之歌加进了
继续革命的节奏，
火光熊熊，
把理想之歌的
每一个音符熔炼。
那是水电站
刚刚建成的时候，
我找到一位烈士的母亲
——“老妇联”：
“给窑里安上电灯吧，
您缝缝连连有多方便。”
老妈妈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先建个广播站吧，
把电线拉到
整个山川。
让大伙都能听见，
北京的声音，
让毛主席的思想，
照亮千家万户人的
心坎。”
没有浮华的词藻，
没有绮丽的语言，
阶级亲人们呵，
帮我校正着
理想的航线。
翻开队委会记录本，
我把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写在上边，
砸烂孔庙里斗大的“仁”字，
我们办起了
批林批孔的展览。
星夜里，
挑灯巡视水库堤岸，
识阴晴、
辨敌友，
练就一双阶级的锐眼。
岔路口，
拦住弃农经商的大车，
顶逆流，
分路线，
铸造一副钢铁的肝胆！
穿上第一双陕北鞋，
我同亲人一起，
扶犁耙；
爬大山。
深翻土地，
举起
三五九旅的镢头；
清理账目，
拨动
土改复查的算盘。
蘸着丰收的汗水，
我把镰刀
磨得银光闪闪，
迎来了学大寨的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冒着漫天飞雪，
我们点起劈岭填沟的排炮，
开始了
跨长江的攻坚战！
幸福凝结着
创业的艰难，
胜利预示着
更严峻的考验。
是在这宝塔山下，
延河岸边，
我开始理解：
从来就没有什么
个人理想的诗篇；
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
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
要把千百万人召唤！
我们壮丽的
现实和理想，
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
紧紧相连。
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
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谁说我们的生活
“平平淡淡”，
我们的事业，
风光无限！
谁说“农村落后，
难以改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农村
需要我，
我，
更需要农村。
贫下中农的希望，
就是我的志愿。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
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
迎接十个、几十个
战斗的春天！
亲爱的战友呵！
新来的伙伴！
这时，
只是在这时，
我才开始填写
“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
这张严肃的考卷！
(三)
但是，理想的航道
并不是那么宁静、坦荡，
丰饶的山区
也不都长着核桃、海棠。
骗子会装出
“同情”的腔调，
地富会端来
“关心”的米汤。
不敢扬帆的航船，
会在泥沙中搁浅；
躲进屋檐下的燕雀，
当心煤烟熏黑了翅膀。
有人躲在阴暗角落
射出“变相劳改”的毒箭，
有人站在邪路上
贩卖“劳心者治人”的砒霜。
什么“人生”“青春”哪，
“前途”“理想”，
丑恶的个人主义，
常借这诱人的字眼，
打扮梳妆。
西伯利亚的冷风，
也吹来了
新沙皇的叫嚷，
在“理想”问题上，
修正主义者
也在大做文章：
什么“中国青年没有理想”，
——好一副悲天悯人的伪装，
将祸心包藏。
正是你们背离了
十月革命的道路，
正是你们出卖了
布尔什维克党！
你们的“理想”
究竟是什么货色？
不过是伏特加中的
醉生梦死，
爵士乐中的
糜烂疯狂。
你们那臭名昭著的“土豆烧牛肉”
“造就”了垮掉的一代。
在无产阶级战士面前，
你们有几丝萤光？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
岂能够到
我们的心窗？
你们帝国主义的尺子，
怎能把
我们的襟怀度量？！
我们战斗的岗位，
虽在这小小村庄，
祖国的江河山川
皆在我望！
孔孟之道的几丝蛛网，
遮不住《共产党宣言》的
光芒；
我们宽阔的胸膛
向着五洲风云开敞。
我们同工农结合的
隆隆脚步声，
震碎了
你们这些蓬间小雀的
一枕黄粱！
……马蹄破冰川，
套杆打豺狼，
“宝贵青春属人民，
誓将青春献人民。”
——那是我们的张勇呵，
舍生忘死
救群羊！
气盖双河浪，
壮歌震北疆，
“活着就要拚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
——那是我们的金训华呵，
化作雄鹰
云里翔！
“跟上来呵！”
——英雄在召唤；
“我们来了！”
——回声响彻
岭南、塞北、
海岛、边疆。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战斗，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
在成长！
呵——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几个骗子
抹煞不了这铁的事实！
它写在大地，
写上长天，
写进这伟大时代的
《编年史》，
也写进亿万青年人
火热的心房。
这是历史上
一次伟大的反潮流呵，
这是一场
震撼世界的反修仗！
让火炬烧得更旺，
把战鼓擂得更响！
我们宣战了，
向旧世界宣战！
向帝修反宣战！
我们要冲决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罗网，
我们要摧毁
旧传统观念的牢墙。
看呵，
八亿人旌旗奋举，
听啊，
九万里风雷激荡。
国家要独立，
人民要革命，
民族要解放！
我们用宽厚的肩膀，
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我们用带茧的双手，
接过了先辈的刀枪。
党呵！
请检阅我们的队伍吧！
几百万
几千万！
呵，整整一代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
前途无量。
千重险峰，
万顷巨浪，
后继有人，
大有希望！
我们有
马列主义的
开天巨斧，
我们有
毛泽东思想的
指路阳光！
前进，向前进！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呵！
寄托在我们身上！
前进，向前进呵！
迎着风暴，
迎着火光，
迎着雷霆，
迎着激浪，
迎着共产主义
鲜红的
太阳！
理想之歌(1976年修改版)
(注：网上所见文字版本多与朗诵版有很大出入，而这个文字版本和1975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配乐诗朗诵《理想之歌》完全相同。您现在可以一边听着音频文件，一边阅读这首诗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人民日报1976.01.25 第5、6版 战地专栏)
[实际作者有四位：高红十(女)，陶正，张祥茂，于卓(女)]
人民日报编者按：《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的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的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 高红十
高红十，女，1951年11月7日生，汉族，湖北宜昌人。笔名：高原、秦风。中共党员。
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长县里家堡公社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书，1975年大学毕业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1979年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编辑诗集及大型文学期刊《绿原》。1982年上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改名鲁迅文学院）第七期编辑班学习。1985年调至北京《中国法制报》（后改名《法制日报》）任编辑、记者。后担任周末部主任，高级编辑。1986年至1988年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获庄重文奖学金。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中直工委委员。1991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1996年参加第五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2001年参加第六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中篇小说集《哥哥你不成材》（作家出版社1993年），散文《我的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后再版）、《月亮走，我也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风景》（珠海出版社1995年）、《无话可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7岁我去插队》（浙江少儿出版社1999年）、《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无缘浪漫》（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报告文学《只缘妖雾又重来——来自云南省禁毒一线的报告》（农村读物出版社1993年）、《冷血》（群众出版社1998年）、《上海刑警记事》（群众出版社2001年），长诗《理想之歌》[2][3](合作)等。
《理想之歌》问世前后
高红十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理想之歌》
一个字，用八张纸，从傍晚，写到黎明。
——北大荒荒友无意识的电话对话
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由1200万年龄接近、感情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岩佐昌璋
1. 还历史以真实
粮票被取消的那刻，马上有心眼儿活泛的人把它们当作文物来收集。这么快实物就变成文物了，真有种转身即是百年的恍惚。历史是什么？难道我们头在当代，脚丫已经滞陷进历史的泥沼拔不出来了吗？离开文革日子无多，一些史实已云山雾罩的走样。
有一本很走俏的书《文化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里面有一句话谈到《理想之歌》：“理想之歌众所周知为高红十所作，最后发表时却经改动后冠以'北大工农兵学员文艺创作组’的名义”。我在这里声明，这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
据说该书还有一些不实之处，我无力做全部澄清工作，但对《理想之歌》我能，我要尽力还历史以真实。
2.《理想之歌》是四个人写的
除我以外，《理想之歌》尚有三个作者，他们是：
陶正，男，去陕北延川县插队前系清华附中高二学生。现任北京歌舞团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者。
张祥茂，男，去内蒙古丰镇县前系北京初中六七届毕业生。现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局级干部。
于卓，去北大荒前系北京六九届初中生。现《科技日报》记者部主任记者。
我去延安地区插队前也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现改名附属实验中学）初中六七届毕业生。
我们都是1972年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员，当时自豪，后来鄙薄的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理想之歌》是我们四人创作的，谢冕老师指点过。
责任编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匡满和孟伟哉。
3. 最初写它为了《人民文学》复刊
1973年暑假前，中文系文学专业刚刚分出创作班和评论班，我们四个都是创作班学员。那个暑假，我去内蒙古建设兵团看妹妹。
7月30日，我在兵团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北大有任务，人民文学杂志十一复刊，复刊号上要一首长诗，等我回去参加写作。此事是中文系谢冕老师通知的。因为是暑假，外地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家在北京的同学。
我八月初赶回北京，很快与陶正、张祥茂、于卓及那两位责任编辑碰头。责编讲明诗歌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复刊，也为即将召开的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献礼。主要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青年一代的成长。
据责编讲，此事也找过一些刚刚复出的老作家，他们表示，还是让小将们写吧，小将们有虎气。我们又兴奋又紧张，因为从未接受过这么重大的任务，生怕自己能力不逮，写不好完不成。大致捋了一下内容，我们就回家各干各的了。分给我和于卓是写歌颂党和祖国，分给陶张是写青年一代的成长。几天后碰头各念各的，征求意见再分头改。
记得那时我写歌颂部分，写到最后已经没词儿，脑袋再也转不动了。每一位作者都有此感觉，都不轻松。
9月初，我们完成的两大部分初稿交给杨匡满，杨很快看了，否定掉那个歌颂的，让我们全力以赴改成长。思路一下变得单纯了，张祥茂写的那部分题目就叫《理想之歌》。我们一致同意用这个题目。我们还确定了用第一人称写，“我”是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延安插队知青，也因为我们中间有两个延安插队知青的缘故吧。
改完这一稿，我们开学了，一开学就领受新任务，下去采访、写书。当时很正规的提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开门办学，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
张祥茂带一小分队赴云南，采写知青先进典型朱克家和辛温。
于卓带一小分队赴山西平陆，写毛家山知青小组。
我和陶正和另外两个同学、一个老师、一个张思德老战友分赴陕西、甘肃、四川去写张思德。
领了任务就下去了。当时听说《人民文学》又不复刊了，我们有点遗憾，但没觉得多么亏，只当是练笔，练了一回大手笔。
4. 出书
1974年初，杨匡满又来找我们——我记得以后都是杨来找，孟伟哉不怎么来——告诉说，《人民文学》暂不复刊了，但筹备刊物期间收到了不少诗作，现决定择优编书，我们的那个理想之歌还想收进去，请我们再改改。
此时北大正逢肃杀冬气，不光气侯节令上的，而且是政治运动上的，批林批孔的寒风已经刮起来了。文学专业创作班少不了批判和写文章，果真之后就派下来写《法家故事》，那个《张思德》还没有完成，谁手头心上都不轻松。改《理想之歌》纯属额外负担，只能占业余时间。一个全部身心投入“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哪里又有什么业余时间呀？
丢手吧？实在不忍，已经花好大心血了，何况直觉这是个东西，是个比大批判文章有价值的东西。挤时间改吧。
那时，张祥茂还在云南没有回来，我先动手了。
我这回主要做的工作是捋出了顺序，也就是说，其余人接受了我捋出的顺序：
第一部分，老知青迎接新知青到队，新知青问老知青什么是理想。
第二部分，回忆下乡前我所受方方面面理想主义教育和影响。
第三部分，下乡，贫下中农帮我端正了理想的航线。
第四部分，批判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理想观。
这中间，我们又改了无数次，用当时一句玩笑话形容：复辟反复辟斗争。你改去我的，我又改去你的，他再改去我的，……最后真是弹尽粮绝、理屈词穷。我用陕北话大叫：没脑水了！最后的修改过程有两个见证人：马惠和沈小兰。她们也是延安插队知青，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长篇，同样改得好苦。我记得我给她们大声朗读过，读一遍，嗓子都哑了，别人感觉怎么样，不得而知，反正我们挺激动。
1974年，我们最后交稿了。看得出来，编辑并不满意，但我们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怎么着怎么着，只求别让我们再动笔了。
8月，接到杨匡满打来电话，书已付印。
9月，该书正式出版。第一版是绿色封面，没有图案。书名就叫《理想之歌》。我们的署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道出了时代的真实，现在可以叫历史的真实。因为该诗确实是四个人集体写的，这样写是否好，属于另一个问题。我们当时、之后直至现在没有为署名产生过疑义和异议。当时如果署了个人的名字，个人承受不起，也会为时代不容。
细看全诗，应该说陶正的东西更多些。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者，古诗词读得多，上大学前，就和后来成名的路遥、谷溪合编过诗集《延安山花》。凡后来公认的佳句几乎都是他的。
前面说过《理想之歌》的题目最初是由张祥茂起的。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这句，我记得来自于卓那稿。
还有你三我四就不大分得开和记得住了。不管谁多谁少，全诗代表我们全体的意思是不错的。时代变了是时代的事，当时我们可是很倾心，真想把它写得更好。
那时没稿酬，我们也压根没想到稿酬这当子事。每个作者的报酬是两本书。出版社送来的书不止每人两本。可是班主任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在这本书上有比别人更多的特权。我们觉得有道理，便心安理得的每人取了两本书（我把其中一本给了乡下的妹妹，另一本不知辗转失落何处）。
5. 毕业选择
最后一学期，同学们开始考虑毕业去向。一个念头在我心底萌生：回延安，继续当农民。从念头冒头，到终于成行，这中间的故事和心理活动可写一部长篇，此不赘述。
1975年11月7日——我24岁生日那天又回到延安，在南泥湾三台庄插队，此一插又是三年多。
1975年底，《理想之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诗朗诵，1976年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出。这一下影响就大了。当时几乎没有电视节目，电台就是覆盖面最大的传播媒体了。不少知青后来见到我都说，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由于我大学毕业的选择，受到新闻媒介的关注，人一下走红了。我在毕业务农申请书上写到：《理想之歌》不光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在行动上……这也是后来的传媒把我认为是《理想之歌》唯一作者的原因之一吧。
1976年4月，《理想之歌》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是根据《人民日报》上的版本收书的。这一稿由北京同学做了一定修改，加了跟形势更紧的内容，如，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书的封面也改了，白底，有了延安宝塔的图案。现在我手头存留的一本就是第二版，翻翻看，86000字，415/16印张，两张插页，定价0。 34元。
6. 《理想之歌》属于一代人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岩佐昌璋先生1982年写了一篇文章：《文革时期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我大约三年后才从谢冕老师那里看到这篇文章。说实在话，我很为文章入情入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地所感动。因为，至今国内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摘录其中几段做结吧：
一年后的十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山村务农。欢庆胜利的大规模的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定也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她那时想了些什么，但我可以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鞭炮声和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土崩瓦解的送葬曲。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的抛弃后的困惑、激愤和悲哀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
《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承担者的命运。
岩佐昌暲: 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 她的《理想之歌》序言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五年，这五年间的变化真是一言难尽。在中国，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被称之为“党、国家、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大批被打倒了的干部、学者、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回到第一线工作。文艺界也不例外。一些文革前有名望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重新露面，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涯。
但是，另一方面，四人帮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作家、诗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消声匿迹了。他们是７０年代开始写作并崭露头角的一些人。他们作品的质量显然无法超过文革前那批成熟的作家，因此，为我国的多数人所不了解。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同四人帮的路线有关系，所以在中国谈论他们是困难的。就是在我国，也有这种空气－－谈论他们抬不起头。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研究已经恢复了名誉的作家的文章多，谈论这些消失了的作家的文章很少。但是，要了解四人帮时期的文学真相，不可避免要谈到他们，他们也写出了他们的真实，反映了７０年代社会的某些真实。虽然历史的真实最后属于恢复了名誉的这一批作家。
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高红十，中国人记住的也不多。但是，提起１９７４年发表的长诗《理想之歌》，做为主要执笔者之一，人们多少还有点印象。四人帮掌握权力的时候，高红十连同那首长诗《理想之歌》的宣传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现在提起她来，仿佛证明着一种渺小的存在。
如果说高红十是诗人，她还未达到那种成熟程度；可是她又不同于一般爱好文学的女孩子。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介绍这位年轻、无名的姑娘和她的作品。
１、
《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７２级工农兵学员于１９７４年集体创作的。同年９月，和已成名诗人王恩宇、纪宇等人的作品汇集成书－－书名就叫《理想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理想之歌》全篇４章，５４０行，算长诗。说它是抒情诗，它的道理又胜于情感；说它是叙事诗，又缺乏故事性。文学评论工作者蒋士枚、石湾给它定名为“政治抒情诗”。他们认为：“政治抒情诗必须具有政治色彩，又包含诗的意境，二者有机地结合。把政治概念和哲理性语汇融化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革命激情之中。”显然，《理想之歌》属于政治抒情诗。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白雪复盖的陕北，革命圣地延安飞来一群大雁－－譬喻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新来的青年问：“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老知青回顾寻找理想的道路，以此展开全诗。
第一章是“我”对来延安以前生活的回顾。
“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祖国正是朝霞满天的黎明/双脚刚刚落地/就踏上了/红色的甲板/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
诗中的“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在３０多岁的一代青年。我幼年时期对于革命战争的记忆，是当过包身工的阿姨和做过儿童团的伯伯给予的。在旧社会，他们饱受剥削和压迫。在我的面前，开始了包含无限可能性的光辉未来。
“多少幅画卷/在眼前展开/哪一幅是我/最好的远景/理想的航帆/就这样/升起来了/四方来风/就这样/将它吹动。”
在我的少年时期，大跃进、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激动人心。“我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但身边也有暴雨疾风。”我捡铁钉、炼钢铁，叔叔们写批判稿，我帮着磨墨；面对革命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我懂得了创业和道路是先辈们的生命和鲜血铺成。”雷锋日记教育了我，中苏论战使我成熟。
“先烈的目光/像在大声发问/我们的理想怎样实现?/未竟的事业谁来继承?”又过了七八年，文化革命“一声震撼世界的雷呜”，我站在了“革命大军的行列中”。诗中写道：“把横扫四旧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全城”。１９６６年８月，毛主席接见大串连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写得非常生动，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是满怀激情写下来的。我在文化革命的风雨中，批判修正主义思想，在同工农的交流中，懂得了“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通向/革命理想的/唯一途径”。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播送，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同旧世界的理想彻底决裂，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发出了进军号令/百川归海啊/万马奔腾/决心书下 /签名排成/一字长龙/ 接待站前/同学少年/待命出征/啊!不可战胜的幼芽/在火红的年代诞生！”
我和同伴要走向延安，用离别北京的夜晚，我到中南海外，彻夜张贴“上山下乡、彻底革命”的大标语结束全诗第一章。
我在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手上磨出血泡，荆棘划破衣服。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战争年代的老八路和老妇联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他们“没有浮华的词藻/奇丽的语言”，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的理想之歌/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高唱/它要把千万人召唤”。
延安的插队生活决不是快乐、舒坦的，每天从早到晚严酷劳动，个别青年掉队不足为奇。平凡、艰苦、单调的日子里，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不满牢骚，有人讲农村生活“枯躁无味”，“变化太缓慢”，我的理解是“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的希望/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在那劳动的日日夜夜，我填写了答卷。
“这时/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这张严肃的考卷”。
为改造社会主义农村而奋斗，我下了决心，并找到理想。
第三章描写了我看到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以及对知识青年的腐蚀。有人讲北京知青当农民可怜，是“变相劳改”，“知识分子应该搞脑力劳动”等等，我认为这都是丑恶的个人主义被“人生、青春、前途”等美丽的词藻包藏。苏修也发表了“中国青年没有理想”的奇谈怪论。我驳斥道：
“你们剥削阶级的梯子/岂能够到/我们的心窗?/你们帝国主义的尺子/怎能把/我们的襟怀度量?'
“宝贵青春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这是舍生忘死救羊群的张勇的决心，“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这是为救他人牺牲自己的金训华的豪言壮语。他们把一生献给了革命，所有年轻一代都将成为金训华、张勇，许许多多的金训华、张勇在成长。“我们宣战了/向旧世界宣战(下略)/迎着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
全诗以得到锻炼的青年们，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结束。
２、
前面谈到，《理想之歌》是１９７２年５月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高红十是执笔者之一（主要作者）。高红十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谈体会文章，介绍了这首诗集体执笔的经过。
１９７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领受了写先进知青典型的任务，写出来的文章要编辑成书。他们在暑假期间集中起来，写出了第一稿。１９７３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初，中文系学生“开门办学”。开门办学就是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把所学专业运用到实践中，请校外老师讲课，把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中文系的学生到全国各地搜集知青典型的先进事迹，同他们交谈对青年理想的看法。他们走访了云南的朱克家、山西平陆的天津知青小组、河北省温泉屯的程有志。这些知识青年的事迹，当时也是广为报道、人人皆知的。这次开门办学的成果汇集成书，书名叫《广阔的道路》，１９７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同全国各地知识青年谈理想、交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时，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产生了写《理想之歌》的欲望。《理想之歌》是在沸腾的生活中写出来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这部书刚出版时，并不引起注意和受到广泛欢迎。１９７４年９月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间，《人民日报》评论过三本诗集，《光明日报》评论过九本，《理想之歌》不在其中。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全诗通过收音机向全国广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光明日报》报道：“许多人从书店买不到诗集，纷纷到北京大学索要，学生们油印了一部分，很快又散发光了。”
１２月１３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赞《理想之歌》“是一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美好的诗。”２６日，诗坛长老臧克家写了一首赞颂《理想之歌》的长诗，登在了《光明日报》上。他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无法用散文表达感情，所以写诗。”（诗略）
第二年的一月，《人民日报》用一版多的篇幅，全文刊登了《理想之歌》。
３、
《理想之歌》出版后一年，突然引人注目和极力宣传，是否真像书评家和臧克家评价的“写得非常之好呢”？
作为一首诗，老实讲，我感到失望，所以我并不想围绕诗的意义来评价它。无论诗也好，诗人也好，离开语言的前提，就不成其为诗和诗人，无论外露的，还是含蓄的，诗都是诗人与语言相摩擦产生的结果。这也是中国历代诗人共同认定的前提。做为诗来说，《理想之歌》至少不能算一首成功的诗，仅仅在词汇的选择和排列上使用了某种技巧和计算。我认为中国诗主要得益于从音韵而来的快感，而不诉诸于视觉。该诗节奏缓慢，每节除了押韵外，总是在构筑画面：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红、白、蓝色彩对比，飞来的群雁是一种象征。语言在努力唤起读者的视觉，未免显得单纯，又没有贯穿全诗。如：“但是/理想的航道/并不那么宁静坦荡/富绕的山区/也不都长着核桃、海棠。”
这两句诗的分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分岐和转折，句与句相接的依据并非诗歌理论，而是散文理论。
如果挑剔起来，该诗全是毛病。《理想之歌》在１９７４年发表之后，并未引起特别注意，是理所当然的。它在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以后受到赞赏，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造成的。
４、
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司马长风曾撰文，分析文化革命的发展形势。他认为，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文化革命的退潮期，实权派军人打退了文革派，至１９７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实权派掌握了权力。共产党的十大以后，１９７３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是周恩来、邓小平等实权派反击文革派的过程。对这一点可以提出疑义，但是对十大以后到１９７５年底是文革派和实权派激烈斗争时期，这一点，则没有什么疑问。
这种内部的权力之争，广大中国人民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当时的宣传都讲党内十分团结。直到１９８０年底公开批判四人帮时，才清楚这是一个逐步形成的阴谋集团。那个时期，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水浒》，从表面上看，是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实际上有一个目标。之所以这一目标看不太清楚，是因为当时文革派还不能公开把目标指向实权派。
文革派与实权派斗争的公开化始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对教育战线“奇谈怪论”的批判。
教育革命是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教育革命批判了文革前１７年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实际，宣扬“智育第一”、“分数第一”的教育路线。这种路线培养扩大三大差别、追名逐利的精神贵族。文化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进行革命。革命有以下四方面内容：１、改革招生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当中选拔学生。２、改革教育方法，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３、改革培养目标。破除智育第一，重点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４、改革学校领导。由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实际上，这一系列改革在教育单位付诸实施，得到的反映大多是不满意的。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主席写信，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学质短、质量低。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适应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希望恢复文革前的教育制度。”这一要求，得到当时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支持。毛主席盛怒之下退回刘冰的信，号召清华大学的学生对刘周展开批判。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体现文革派意旨的清华大学学生指责刘、周的意见为“奇谈怪论”。１１月１３日，清华大学校园内贴出大字报，不公开点名地指出：“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应该批判。”
刘周的意见重点是现行教育制度下的学生质量无法保证。文革派对其批判就要说工农兵学员从政治思想到业务水平都比１７年强。由于对这一详情不够了解，文革派一开始批刘周“反对毛主席”，写了一些带感情却没有什么内容的大字报，后来才改名为“教育革命大辩论”。指导这一辩论最初的文章是《红旗》杂志１２期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在谈到教育质量时，文章说：“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他们当中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文学的不会写小说，学工的不会修理机械。他们怕苦怕死，由党和人民的公仆堕落为右派分子。”把旧大学的质量批判了之后，又说：“现在工农学员经过几年在校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业务上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因此工农兵学员的水平更加优秀。举例说明：“工科的学员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创作了饱含革命激情的《理想之歌》。”
《理想之歌》向全国播放之后，从１２月４日《人民日报》文章开始点名起，高红十和《理想之歌》一跃成为宣传界的宠儿。按时间表记录如下：
１２月８日，《人民日报》的通讯“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介绍了高红十。１２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高红十的照片，点出是《理想之歌》的作者。１５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理想之歌》的书评。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光明日报》发表了４位作者谈毛主席诗词的文章。黄声笑、殷光兰、时永福是已成名诗人，高红十被介绍为“北大毕业生回延安插队落户”。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在批判“工农兵学员教育质量低”的奇谈怪论的口号下，全文刊登了《理想之歌》。２月５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
教育革命大辩论随着周总理的去世暂停了一段，追悼会结束后又重新开始，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２月，公开批判“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４月，爆发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１９７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６年４月，是文革派同实权派激烈斗争、实权派节节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也是《理想之歌》作者受到注目直至成名的过程。《理想之歌》在１９７５年底突然受到注目，是因为作品里具有文革派在这场斗争中需要的东西。
尽管有以上理由说明《理想之歌》突然受到注目，可是依然有些疑问难以解释：１、由于政治斗争需要，文革派鼓吹了这首诗；可是仅此一条，诗集的销路就特别好么？２、《理想之歌》标明是集体创作，为什么其他几位执笔者无声无息，唯独高红十成为宣传宠儿呢？
下面谈谈看法。
５、
关于第一个疑问。
文化革命中，住在中国城市的青年渡过了完全不同的青春期。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必须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一场运动。
毕业于城市学校的年轻人上山下乡、支援边疆，解放后很早就有了。从１９５７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就开始了，但是这一行动形成制度，则是文革以后的事。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四个面向，其中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优先分配。下到农村的约占全体毕业生的３０％－４０％。按规定，独生子女、长子、长女、病弱者、华侨子女或家里已有兄弟姐妹上山下乡的人可以留城。上山下乡的知青经过几年劳动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其中符合条件的便被推荐上大学、科研机关或行政机关。以上照顾规定，１９６７年的毕业生还照办了，６８、６９年的毕业生则一律下放到农村。这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毛主席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的缘故。到１９７１年，毕业生分配才比较注意政策。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５年，约有１２００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这１２００万青年出身不同，想法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受过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革中参加红卫兵，而后又上山下乡极为特殊经历的共同体验。这一点使他们区别于之前的人们和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他们必须离开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离开父母和师长的庇护，走向艰苦的农村，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在剧烈变化的生活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由于这一集团的经历、年龄接近，青年们产生命运与共的共生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７０年代初期的中国，由１２００万年龄接近、情感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理想之歌》写了“我”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经历，而“我”就是１２００万知青集团的代表。长诗的第一章客观地、对像化地写了“我”少年的经历。第二章写“我”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自愿把青春献给艰苦的农村，决心为崇高的历史使命而献身。第三章确认我们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代，并公开向世界宣布。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对自己青春意义的认识，正是到农村落户的１２００万人所必需思索和确立的。
写上山下乡的诗歌、小说不少（我以为上山下乡文学是文革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文专述），但没有一部像《理想之歌》明确地赋予应有的意义。的确，《理想之歌》说出了知青的心里话，使他们受到极大感动（多余的话，我以为这首诗被他们当成了人生论）。我认为，《理想之歌》虽然有种种缺点，但它有理由获得最广大的读者。
６、
回答第二个疑问，因为高红十大学毕业又回到农村。
下面来看一些统计数字。据《中国百科年鉴》１９８０年版，１９７６年中国各种学校的在校生：小学（五年制）１、５亿人。初中（三年制）４３５３万人。高中（二年制）１４８３万人。约略地平均一下，小学每年级的平均数３０００万，初中１４５０万，高中７４０万。小学每年进初中的约一半弱，初中进高中的过半。１９７４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９３％，那么进高中的就是２５％，不足四分之一。当时的宣传（１９７５年）是农村普及小学教育，中小城市普及初中，大城市普及高中。那么１９７６年的高中毕业生实数是５１７、２万，那年推荐上大学的人数是２１、７万。当年的高中毕生加上前两年的待业生，实际的升学率只占３、４％，在同代青年中只占不到１％。
综上所述，中国的大学生具有稀有价值。做为一名大学生，一名毕业于举世闻名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到农村去当农民，按照一般的价值判断，她发了疯－－在中国，农民是受到蔑视的。然而高红十却一反常规价值地行动了，她是一位英雄，当然要受到宣传媒介的注目。
但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提到高红十，并不是看中了她行为的特殊性，而是看中了驱使她特殊行为的思想所包含的规范性和代表性。
工农兵学员一般被认为具有作风朴实、刻苦耐劳、能自觉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从劳动人民中来，不忘劳动人民等特色。高红十正是这样一个学生。她毕业时“三次写申请，要求回延安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同旧大学象牙塔里培养出的追名逐利的精神贵族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文介绍说：“今年以来，她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看上去调子较高的宣传，完全反映了知青做为社会主人翁的热烈气氛，工农、体脑、城乡三大差别消灭了，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生产力的飞跃发展，需要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上山下乡正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一步一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具体措施。农村和城市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大学生的稀少就是证明。即使一个大学生当了农民又能取得多大效果？但是一个大学生主人翁感的行为激发成千上万年轻人的主人翁感，其效果就不可估量了。
高红十不仅写了赞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想之歌》，还是小歌剧《朝阳路上》的演员。她说：“《理想之歌》不能光写在纸上，朝阳路也不能只在舞台上走，要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中去。”她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实现理想，她到陕北黄土高原去了。以“奇谈怪论”为突破口的文革派对实权派的斗争，抓住高红十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时期，宣传媒介成为宣传文革派路线的道具。抓住高红十决非个别记者的敏感，而是从她身上看到了典型意义及其和当时斗争有关的政治内容。
７、
前边谈到的是政治状态中的《理想之歌》作者高红十，下面来谈谈她自己。
高红十有两篇文章谈到她自己，文章都不长。在１２００万知识青年中写文章谈自己经历的并不少，因为不断展开的运动需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榜样。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先进知青谈体会文章的小册子。这些文章大多是讲由于自己的努力，农村改变了面，自己也在其中改造了思想。高红十的文章大体没离开这个范围，稍有不同的是，她的大学毕业回农村的决定做出时的心理矛盾写得比较具体，她的焦点对准了这一点。
高红十１９５１年出生，北京学校初中毕业后，于１９６９年１月到延安插队落户。正是在前一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都市青年向农村大移动的开始时期。由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毕业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都要到农村去，高红十第一次插队的主观志愿成份有多少，我不知道。
三年多的农村生活，高红十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模范的。从《理想之歌》和《成长》可以看出，高红十由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城市姑娘成长为有革命觉悟的农民。
１９７２年５月，高红十被延安方面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当时的北京大学实行的是批判旧教育路线的实验制度。高红十在校学习期间，思想感情渐渐发生变化。她的处女作《成长》，写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故事，登在《习作》小册子上，受到师生好评。三个月后，她写了《路》，反映没有上成大学的知识青年如何克服苦恼，坚定在农村继续干下去的决心。这篇小说在大学受到好评，认为艺术性比前一篇高。可是小说寄回延安，留在那里的知青却表示不满意，没有受到想像中的欢迎。批评她的思想和农民、知青有了差距。当时，高红十不以为然，她认为“他们没上过大学，不懂文学”。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开门办学到北京郊区，写了文人作风的作品。
她的思想变化有三个阶段。
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初，北京大学开始批判“右倾回潮”。在大辩论中，她自觉地提高了觉悟，发现自己的文艺思想不对头，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扎根。《理想之歌》也就是那年写的。
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的开门办学。为了出版反映文革中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他们到了北京西郊的门头沟煤矿，同工人一起批林批孔，进行阶级教育。她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世界观，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回想起《路》之所以没写好，或许因为自己缺少在农村长期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思想。
第三次是毕业创作的时候。１９７２年５月入学的学生，经过三年半的学习，要在１９７５年的８月毕业了。文学专业的学员要编一本反映大学学习生活全过程的小说集。大家分工执笔，“毕业”部分分给了高红十。她当时很苦恼，写不下去。
“最难的是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思想境界。我没有这种心情的体验，所以无法很好地表达。”
小说中，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回农村的情节，是她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提出来的，另当别论；或许只能那样，主人公必然回去是当时时代和政治的要求。她写不下去，自己在心里犹豫。
当时，她的入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需有人介绍，这是个对她产生极大影响的人物）找她谈话：“问题的关键在你自己，你想清楚了，小说就能写好。”她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到底要不要写务农申请？写，为什么？不写，又怕什么？”
《理想之歌》作者的苦恼使我们感到惊奇。如果写士兵的作品、教师的作品，会因为去不去当士兵和教师而苦恼吗？估计不会。一个人并不是为了写医生才去当医生，不当农民就不能写农民。但是她和她的入党介绍人却没有那么想。他们认为要写革命文章－－工农兵学员要写工农兵首先要成为革命人－－自己毕业后要去当农民。
于是她写了务农申请：“有人说农村生活枯燥无味，又苦又累。可是革命先辈为了全国解放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在和平时期下个农村都要瞻前顾后，犹犹疑疑，这不是最大的忘本么？如果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革命如何继续？共产主义何时到来？”
高红十很悲壮、很纯真地追求下去了。
她有了回延安当农民的决心，还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基础。“刹那间，我感到学习的迫切性。”通过学习，使决心不可动摇。６月７日，她给延安地委写信，并正式对校党委提出“回延安，当农民，做共产主义新人”的申请。
她的毕业作《成长》大概就是那会儿完成的。《成长》与她入学时的处女作同名－－晓京中学毕业下农村，大学毕业依然要回延安。小说的大部分是写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女孩子在农民的鼓励和关怀下成长过程。现实中的高红十是有苦恼的，作品中的晓京却没有了。她上大学目标就很明确：毕业回来办农业大学。
高红十的文章有感人的地方，《成长》中却没有写，她没有把思想斗争如实地抛出来，而是把经过思想斗争之后的结果写出来，所以难以使人感动，她不是说教者，但是不自觉地站在了说教者的立场上，使这部作品成为一般的“上山下乡”小说。如果高红十能改变角度，写出自己的苦恼与读者共呜，或许能为上山下乡文学开辟新的境界。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北京大学开会，欢送高红十和其他毕业后务农的学生。一周之后，开始批判“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一年后的１０月，四人帮被逮捕。那时，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欢庆胜利大规模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也一定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高红十那时想了些什么。可是现在，我能够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那鞭炮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瓦解的送葬曲。
尾声
想到高红十一代人，脑子里会出现一种形象。打个譬喻，有一群奔赴边疆年轻的战士，他们的理想未能实现埋葬在边疆，然后失望地回来了。这是１２００万知识青年的形象。这些年轻人曾经有过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自负，他们突然被时代抛弃了，产生迷惑、激奋和悲哀。这是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路程。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地抛弃后的困惑、激忿和悲哀都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其承担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