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梭力洛克女士腕表: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三次指示、及发动文革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我国有近一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在二百六十年前满清时代就早已有八旗子弟不在城里吃闲饭，到边疆开垦荒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了。

　　转载；唐龙潜【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摘录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次指示是1957年发出的，原话是：“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含有“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以后被无数次的重复、引用，成了有口皆碑的名言。然而农村真的是广阔天地吗？在那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也许在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是对的，但对于六、七十年代下到农村的知青们来说却只能是无奈。他们越是高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越是觉得天地狭窄无所作为。如果在五十年代满村是文盲的情况下，能写标语、记工分、计算口粮分配还可以算有作为的话，在扫盲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六七十年代，这类记工员或会计之类农村已经自己能够提供。知青们下来能做的也就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这又正好遏制了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本来就知识不多的知青，还能有什么作为？能出几个自学成才的木匠、铁匠、泥水匠、补锅匠，或会扎银针的“赤脚医生”就该算是“作为”了。广阔天地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那时，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区区几个知青！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二次指示是1968年，那段话的核心和广为引用的是这样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13年前的指示比较，角度变了，口气硬了。强调“大有作为”，立脚点在农村，是说农村需要知青，意在诱导；强调“再教育”，立脚点在知青，是说知青需要农村，重在“必要”。然而“再教育”什么呢？是知识技能方面还是思想政治方面，？无论哪方面贫下中农所能给与的都很有限。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教简单粗苯的农业劳动技能，还能教的就是“忆苦思甜”了。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尾巴”等时尚理论，知青们倒是比农民说得更圆一些。所以“再教育”这篇大文章其实很空洞。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首先写上去，但那目的恰恰是为了不再接受“再教育”。用现在成都人都听得懂的行话来说，就是“假打”。千千万万的知青都在“假打”，人人都在作秀，都在口是心非的重复这伟大的空话和假话，最高指示滥成这个样子，实在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尴尬。他老人家难道就一点也不清楚么？不，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清楚了。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三次指示是1973年，那是给李庆霖的复信（这封信是怎样到毛手里的姑且不管，但我认为这是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表明他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再认识的契机）。这时他对大批知青下到农村以后的实际状况应该已经有所了解，在长相思索后决定从浪漫的设想会回到现实的土壤。不再提“大有作为”，不再提“接班人”，甚至也不再提“再教育”，只说吃饭问题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显得何等无奈，何等尴尬啊！

毛泽东发动文革与红卫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转载【九牧林医家】：今天是2009年12月22日，在四十一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到了1978年，竟有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上山下乡并非始自于“文化大革命”，真正是源于一九五三年。当时共产党建国不久，全国百业待兴。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中共中央向家住农村的青年发出回乡参加生产的号召。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提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所以说，广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有25年之久。特别文化大革命后期更是声势浩大，知识青年总数达到2000万人左右。如果把上山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两项合起约有三五千万人。

    从50年代倡导，60年代展开的知识青年运动，目的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典型代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中国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红卫兵运动，决定知青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这都是毛主席的决策。

    文革初期，掀起一股红卫兵运动高潮，经风雨见世面徒步大串连进京，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八次天安门接见，大多数是由大中小学校的青少年组成，不带行李，空着身，吃住坐车一律免费安排，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

    可以说，文革中毛主席对红卫兵总体上是支持、爱护和相信的。红卫兵大多数在文革中是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锻炼。

     知青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让革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最基本、真实生动的国情教育。

    冷静思考，知青这代人，现在才是我们共和国的栋梁之材。知识青年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才有接踵而至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下面转摘一篇《人民网摘》有关红卫兵与知青的博文如下：

    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很不情愿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

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