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琴大表盘手表系列:[精美图库]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2011-05-21 14:15
中国名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百骏图》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见插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 郎世宁1715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在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出了新的画风，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尽管如此，洋画家郎世宁也必须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清宫绘画制度，目前保留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郎世宁《百骏图》稿本就说明了这一点。郎世宁还将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 郎世宁原系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但他在清廷官封三品，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竟没有机会传教。他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陈列。 1688年郎世宁生于意大利米兰市，19岁入热那亚耶稣会。不久即运用他的艺术才华为该市修道院内小教堂绘了两幅宗教画。那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宁就请求该会派他前往中国。 郎世宁教士1715年七月抵中国，11月获康熙皇帝召见。当时康熙61岁，酷爱艺术与科学，虽然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看待，甚为礼遇。康熙对他说：“西方的教义违反中国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国家才予以聘用。”他又表示诧异道：“你怎能老是关怀你尚未进入的未来世界而漠视现实的世界？其实万物是各得其时的。”旋即派郎世宁为宫廷画师，不给他传教的机会。 宫廷画师每日清晨从北京东华门附近的寓所步行进宫，七时向宫门禁卫报到。 在一所坐落于庭院与御花园之间的画室内作画，直到下午五时为止。这间屋子夏天炎热，冬天严寒，画师必须把一缸缸颜料放在小炭炉上烘着以免凝结。除绘画外他们还得修习汉文与满文。 康熙不喜欢油画，因为年代久了就会变得黑乎乎的，模糊不清。于是郎世宁与其他欧籍画师学习使用胶质颜料在绢上作画的艰难技巧。一笔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笔，也不容修改润饰。笔触偶有踌躇，或下笔太重，那幅画就毁了。 宫廷画家都依照宋人郭熙定的原则作画：“山水画中，画山盈丈，树木盈尺，马盈寸，人物盈十分之一寸。”平行线条就是不折不扣地平行下去。在郎世宁看来，中国绘画的远近配合观念彻底错误。他向康熙建议设立一所绘画学校，不获采纳。后来他出版了一本《视学》。 不过，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用几何学的透视原理来处理空间问题，是虚伪的，非艺术化的。中国画中对物的视点不止一个而是几个，视线的角度不是固定的，所以画家在同一幅画中能对山水或庭园表现不同的视点与角度。郎世宁的作画题材由皇帝指定。人像必须画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画阴影，人们以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 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传教士皆逢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 雍正在位13年，由乾隆继承大统。乾隆登基时年24岁，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这时郎世宁已47岁，谙习内廷事务，于是教会高级人士令他向皇帝呈递奏折，此举很危险。某日乾隆照常来看他作画，郎世宁匍匐跪下，说了几句有关“我们的神圣教律”遭受谴责之类的话后，就从怀中掏出一卷用黄绸包裹的耶稣会奏折呈上。当时内廷太监看见郎世宁的大胆举动，都吓得心惊胆战，乾隆却温和地说：“朕并没谴责你们的宗教，朕只是禁止臣民皈依罢了。”从此以后，郎世宁每晨入宫必受搜查，以保证他的确没有怀带什么奏折。 郎世宁还不死心，又试了一次。1746年有5名本笃会传教士判处死刑。一日乾隆命郎世宁呈一幅新画的画稿时，他又跪下说：“求陛下对我们忧伤戚戚的宗教开恩。”乾隆面有愠色，不置答复，皇帝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不过郎世宁在宫中也有轻松的时刻。某日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道：“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又追问：“昨天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块。”皇上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 此后郎氏就没再受作弄。不过他还是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二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乾隆仅在该画完竣、七十万寿及让位时看过此画三次。随即将画密封于盒内，旨谕有谁窃视此画，必凌迟处死。 郎世宁身为宫廷画师，将乾隆一生中的大事都一一入画——战争的场面，壮观的狩猎，喜庆宴会等。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为“哈萨克贡马图”与“玛，整个绢卷轴中笔触挥洒自如，景色生动逼真。 乾隆要修建圆明园为夏宫，郎世宁又秉旨设计图则。乾隆命郎世宁起草建筑图样进说：“就采用欧夷的样式吧。”从那幅带有巍峨壮丽巴洛克风格的蓝图中，可以见到建筑上的主要旨趣，大理石圆柱以及意大利式豪华富丽的螺旋形柱头装饰。 不过，屋顶上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和用兽形装饰的飞檐，却是中国传统式样。这项工程于1747年至1759年间进行。 郎世宁于1766年去世，年78岁，丧礼备极哀荣，葬于城外数公里御赐的一块土地上，乾隆还亲撰墓志铭，以示对这位高年教士永远怀念。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洛神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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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赋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宋摹)，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这幅画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
作者简介：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中国东晋时代的画家，江苏无锡人，约364年在南京为石棺寺画维摩诘像，引起轰动。366年当上大司马参军，392年为殷仲堪参军，405年升为散骑常侍。顾恺之多才，工诗赋，善书法，被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人物清瘦俊秀，所谓“秀骨清像”，线条流畅，谓之“春蚕吐丝”。著有《画论》、《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本绘画理论书籍，提出“以形写神”、“尽在阿堵中”的传神理论。　　顾恺之学画师从卫协，最善于图画人物，东晋的大名士谢安认为顾恺之的人物画是前无古人的。后人评论其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其笔法如春蚕吐丝，轻盈流畅，遒劲爽利，称为“铁线描”；造型布局六法俱全，运思精微，襟灵莫测。与师承他的南朝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而“像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与陆探微合称“顾陆”，称为“密体”画派，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画派。画迹有《秋江晴嶂图》、《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等名作，其中《雪霁望五老峰图》被推崇为山水画开创之作。现存《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均为唐宋人摹本。《女史箴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目前他传世的唯一一件作品是《女史箴图》长卷，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的赋创作的，一共九段，每段包含一个古代宫廷女人的“模范”故事，并在每段前面自己抄录张华的一段赋。原作上面盖满了从8世纪起，历代收藏家和皇帝的印章，后面有金章宗和清朝乾隆皇帝的以及其他人的题跋和乾隆皇帝亲自画的一束兰花。画后有顾恺之自己的签字，这幅画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画家签字的画。　　女史箴图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被英国军队从皇宫中抢走，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前两段已经流失。大英博物馆曾经请日本专家进行修复，但日本人不精通国画的修复技术，修复后画卷无法再卷上，只能摊平展览。　　另外还有两幅宋朝人临摹的《洛神赋》，是根据曹植的赋画的，画中曹植和随从在岸上遥望水上飘逸窈窕的洛神和各种神仙怪物。其中一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幅被末代皇帝溥仪卷逃到东北，日本投降后散落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藏。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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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是黄公望晚年的力作。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工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少有大志，青年有为，中年受人牵连入狱，饱尝磨难，年过五旬隐居富春江畔，师法董源、巨然，潜心学习山水画，出名时，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翁了。黄公望把“毕生的积蓄”都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呕心沥血，历时数载，终于在年过八旬时，完成了这幅堪称山水画最高境界的长卷——《富春山居图》。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是由六张纸连成的画卷.黄公望（字子久）为元代最负盛名的画师，在画史上的影响颇大。他在《山水诀》中，明确提到模写。他说：“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之。”子久作品存世不多，其中最佳者当属《富春山居图》。为了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在“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时，“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此画成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时子久年近八旬，画中所题文字表明，他为完成此画而潜心观察、揣摩费时三四年。张庚在《图画精意识》中记载了董其昌对此画的赞誉，“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
【几度易手】《富春山居图》，展现了富春江一带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似秋初景色，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董其昌称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这样的山水画，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焚画殉葬。清朝初期，江南小城宜兴一户吴姓的官宦人家。家主吴洪裕病危了，气如游丝的他死死盯着枕头边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水画。有人取出画，展开在他面前，吴洪裕的眼角滚落出两行浑浊的泪，半晌，才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爷这是要焚画殉葬呀！要被烧掉的画就是国宝文物《富春山居图》。 因为太珍爱此卷了，所以嘱家人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焚以为殉”用来殉葬。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这幅在吴府里已经传承了三代人，被吴家老少视为传家宝的《富春山居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火苗一闪，画被点燃了！就在国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从人群里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吴静庵（字子文）。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因为当年无用和尚曾与黄公望同游富春江，此画曾一度被他所拥有。 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后，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乾隆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无用师卷长短两部分，身首各异。前半卷《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真假画卷】其时，除了吴洪裕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外，当时还有另一幅《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 　　说到第二幅《富春山居图》，就不能不提到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沈周手里。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看着看着，就看出了点问题：画上没有名人题跋。一时的非分想法让沈周冲昏了头，他根本没有想到，像这样的珍宝藏都要藏在最隐蔽的地方，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呢？果不其然，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时，就出了事。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画得这么好就产生了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愣说画是被人偷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沈周愣是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后来，它又出现了，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吴洪裕的爷爷吴正志。吴洪裕继承了《富春山居图》，这才出现了临终留下焚画殉葬的遗嘱，吴子文火中救画的一幕。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背摹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 这些都成为《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的真假画卷。
【《富春图》无用师卷传奇】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1652年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帝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第二年，乾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也有一说是：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剩山图》传奇】 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画的前段来到浙江博物馆 。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富春山居图》临摹本】 　 《富春山居图》较好的临摹本有五种，其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四卷均流传海外）因属背临，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邹之麟则是在吴问卿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此两卷因其时原画尚为完整，故十分宝贵。 邹之麟及“虞山画派”王翚的临摹本，现已流传海外。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步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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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使臣禄东赞来长安拜见唐太宗李世民。迎接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原系外戚，本是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为下嫁松赞干布被唐太宗册封为文成公主）当时的阎立本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把这一历史事实定格成《步辇图》，这幅画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类同于现在的新闻照片，属于纪实性历史画，史称“历史纪实画”。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画面上。 画中端坐辇上者为一身帝威的唐太宗，唐太宗目光炯炯而不失诚善。抬辇、持扇、打伞者为宫女，宫女面形微圆偏润，体态瘦削细弱，标志着六朝仕女的秀骨清像已经开始转向唐朝的丰腴肥硕。唐太宗正前方着红衣者是内廷译官，他手持笏板，引见身后的禄东赞入朝。禄东赞身着吐蕃朝服正向唐太宗行礼。末尾穿白衫的是内侍太监，由此表明这件事发生在后宫。全卷人物的精神气质刻画的十分得体，从禄东赞那饱经风霜的瘦脸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迫切的愿望和干练的办事能力。由卷后章伯益题跋：“...旨诏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少小夫妻，虽至尊殊恩，奴不愿弃旧妇，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我们知道唐太宗十分欣赏禄东赞的精明能干，当即提出要将文成公主嫁给禄东赞。禄东赞说他是奉命公干，且又有家室所以不从。其实，这可能是唐太宗有意试探禄东赞。看看他是否能够秉公完成使命，唐太宗对禄东赞的态度非常满意 ，予以重赏。 画家省略了环境描写，据画中出现的宦官形象，无须描绘任何背景就表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出现在后宫。画家遒劲坚实的铁线描甚为精练，奠定了唐宋铁线描的基本形式，设色仅以红、绿、赭、黑等几色，简约浓重，和谐自然。全卷完整的保留了初唐时期人物画的风格。由于该图深藏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气息，现已成为研究唐朝与吐蕃民族关系的图证。画卷拖尾有北宋至明代22家名人题记。本幅及前后隔水共钤有121方收藏印。此图在民国初年被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盗运出宫。在战乱中流落到民间，一度落到文物贩子手中。1959年被有识之士捐献给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同年拨给故宫博物院。附：阎立本,唐代画家,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内蒙古和林格尔。父亲阎毗、兄长阎立德都擅长绘画、工艺和建筑，其兄阎立德死后，阎立本代兄为工部尚书。咸亨元年任中书令。他曾经在荆州见到张僧繇的画认为张的画只是“徒有虚名”；第二天又看到张的画，认为只是“近代佳手”；第三次看到张的画，才由衷的感叹到“名下无虚士”。所以数十日不曾离开，专心临摹张的画。阎立本的画取法张僧繇、郑法士、展子虔等名家，笔力圆劲雄浑，享有“右相驰誉丹青”的美称。他代表了初唐中原的画风，阎立本善画台阁、车马、肖像，尤其擅长于重大历史人物画和风格画，代表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等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唐宫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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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仕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唐.张萱、周昉作。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中国古代仕女众生像，“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唐宫仕女图》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它们所表现的贵族妇女生活情调，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张萱、周昉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画大家， 驰誉丹青。张萱在盛唐时画贵族人物最负时誉，不仅能够表现上层社会妇女的姿容情态，而且善于巧妙地刻画出“金井梧桐叶落黄”这种宫女被冷落的凄凉情调。周昉出身显贵，多画宫廷妇女，其风格为优游闲逸，容貌丰肥，衣榴劲简，色彩柔丽，独树一帜。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韩熙载夜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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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韩熙载夜宴图 【类别】 设色画 【年代】 五代(原迹已佚失,今版本为宋人临摹本) 【作者】顾闳中 【文物现状】 绢本，宽28.7厘米，长335.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 全卷分为五段，第一段是“听乐”，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画家着重地表现演奏刚开始，全场气氛凝注的一刹那。画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视线，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从这弹奏琵琶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画家对于不同的人物，根据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年龄，刻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姿态、性格和表情，显示出作者不同凡响的画艺。第二段是“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在这场面中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手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完全符合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第三段是“休息”，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也是整个画卷所表现的夜宴情节的一个间歇。第四段是“清吹”，描绘了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女伎们排成一列，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迷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第五段是“送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的情状，结束了整个画面。完整的一幅画卷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含着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加强了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画面中屏风和床榻等家具的使用，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起到了分隔画面，使每段画面可以独立成章。另一方面又把各段画面连系起来，使整个画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画面。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更凸显画家卓绝的功底，特别是主要人物韩熙载，分别在五个画面之中出现，但每个场景的服饰、动作、表情都不尽相同，但他的形态与性格却都表现的前后一致。《韩熙载夜宴图》在用笔设色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韩熙载面部的胡须、眉毛勾染的非常到位，蓬松的须发好似从肌肤中生出一般。人物的衣纹组织的既严整又简练，非常利落洒脱，勾勒的用线犹如屈铁盘丝，柔中有刚。敷色上也独有匠心，在绚丽的色彩中，间隔以大块的黑白，起着统一画面的作用。人物服装的颜色用的大胆，红绿相互穿插，有对比又有呼应，用色不多，但却显得丰富而统一。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服装上织绣的花纹细如毫发，极其工细。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成就，使这一作品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画卷据传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是五代时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初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后周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周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生活上腐败，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不要怀疑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就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韩熙载故意将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后，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我国于1990年12月20日曾经发行了《五代·韩熙载夜宴图》邮票，全套5枚连印。由“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五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构成，每一个画面以屏风相隔，展现了韩熙载开夜宴行乐的场景。 【相关资料】 韩熙载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即位，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958年(交泰元年) 钱贬值，他提议铸铁钱，提高币值。一枚新大钱，当十枚旧钱；一枚新小钱，当二枚旧钱。仿“开元通宝”规格，徐铉为书篆文。新钱铸成，广为流通。韩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后升任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承旨。 　　他博学多闻，才高气逸。举朝未尝拜一人。善为文，史称“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文人、道释求他撰写铭志碑记者不绝。又善谈论，审音能舞，画笔精妙，工书法，与徐铉齐名。善品评歌舞书画。他放荡嬉戏不拘名节，蓄有爱妓王屋山。王屋山俊慧异常，能歌善舞。韩熙载尝自击鼓，让屋山舞“六幺”，以此为乐。有《韩熙载夜宴图》、《纵乐图》，记其奢侈生活。 　　后主(李煜)以其尽忠敢言，屡欲封他为相，而嫌其荒诞，遂搁置。 　　他累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卒后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有《定居集》、《拟议集》(已佚)、《格言》50余篇，论古今王霸之道，舒雅为之作序。　 　　五代十国（907-960年）时，大多数士大夫蓄有歌伎（或称家姬、乐伎）。据史书记载，韩熙载家即有歌伎４０馀人。 　　有史书称，中国妇女缠足之恶俗即出自李煜。 　　韩熙载死后四年，宋开宝七年（公元９７４年），宋发兵攻南唐，次年破金陵，李煜投降，在宋王朝过着“以泪洗面”的屈辱生活，也在这时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等哀怨凄婉的千古绝唱。宋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李煜死，这回他是被宋太宗毒死的。 　　历代著录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有数本，此卷据各方面考证，当属南宋孝宗至宁宗朝（1163-1224年）摹本，其风格基本反映出原作面貌，且达到相当高水平，堪称流传有绪的古代绘画珍品。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原作者和绘制背景在北宋《宣和画谱》卷七中有这样的记载：“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夜宴图。” 　　《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李煜命人“写臣下私亵以观”有失体统，应该“阅而弃之”，但此图还是入了北宋御府的画库，而且这个画题在御府的收藏中还中有几本，比如《宣和画谱》中记录的南唐家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等等。元明以来更有多个本子见于著录书中，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可见《韩熙载夜宴图》在画史上是后代画家不断追摹的母题和蓝本。 　　除顾闳中外，还有一位画家周文矩。“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燕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元汤垕《画鉴》）由此可知，李后主至少派了两个画家，去监视韩熙载，了解他的行踪举止。画于乾德五年（964年）。 　　台静农先生在“《夜宴图》与韩熙载”（写于１９６７年）引述宋人著述，称“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鸠死者多，而韩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社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迨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 　　顾闳中的原迹早已佚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传为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被认为是存世最古的一件摹本，一说是北宋摹本，一说是南宋摹本。此图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无款。 　　乾隆初此画从私家收藏转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1921年溥仪从宫中携出变卖，后张大千购得，带到香港。20世纪50年代又从香港私家购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韩熙载夜宴图》卷以时间为序列，共分五段，每段以屏风巧妙隔开，前后相连又各自独立，图中有许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从全图的结构上看，画家分别利用三件大的立屏将画面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内的空间深度感又通过斜置的榻、几案、屏风等物件的对称布局来表现；全图共绘了46人（女２１人，男２８人），有些人物频繁出现，各自的形象十分统一。韩熙载在画中出现五次，有左侧、右侧和四分之三正面，但形神不改；他气宇不凡，眉头紧蹙，忧心如焚。随着晚宴情节的发展，韩公从穿黑袍(听乐)，发展到脱去黄衫(击鼓)，再穿上黑袍(休息)，后转入只剩一件内衣(清吹)，最后又穿上黄衫(送客)，韩熙载屡次更衣 。　 　　前隔水存南宋人残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20字。引首有明代程南云篆书“夜宴图”，前绫隔水上有清高宗乾隆帝一题。 　　听乐。全场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个个都在屏息倾听，沉湎在悠扬的乐曲里。坐于榻上戴黑色峨冠为主人韩熙载，他的手自然地松弛下垂。坐在坐榻上一着红袍头戴方巾的客人为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屋内其他或坐或立的客人和女侍都在倾听歌伎弹奏琵琶，面前陈设的几案上摆着樽酒果品。 　　郎粲（字号、里居及仕宦经历均待考）约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在南唐进士考试中夺魁，当时20多岁，喜欢欣赏歌舞，是韩熙载夜宴席上的常客。南唐应有19名状元，有记载的有9人。其他10人无记载。 　　床前座椅上的两位宾客，约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紫薇郎朱铣。背对观者而坐的中年男子即为太常博士陈致雍，他衣着规整，坐姿端正。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 　　在场听乐宾客还有教坊副使李家明、紫微朱铣、门生舒雅、宠伎弱兰和王屋山诸人。 　　在画的最右边，也就是坐榻的后边有一个床，有黑色金花维帐。床上一红被子，还有一个琵琶。证明有或曾有伎睡于此。 　　韩熙载对面演奏琵琶的女人，高髻簪花，长裙彩帔，怀抱琵琶，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乐伎李姬。在她身旁躬身侧望的是李家明。站在李家明左侧的蓝衣少女，是王屋山。另外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其中有一个是韩熙载的得意门生舒雅。 　　观舞、击鼓。韩熙载脱去外袍，挽起双袖，为王屋山跳的绿腰舞（“六么舞”）击鼓伴舞，晚宴的歌乐活动进入高峰，也是全卷情节结构的高潮。韩熙载身后留须者为教坊副使李家明。红衣者为郎粲。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此景，在这男女糅杂的声色之娱里，使他备感窘困，尴尬地拱手背立，但又不住侧耳静听这动人的舞乐； 韩熙载曾对德明和尚道出奢靡展宴的用意：“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于是他“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 　　在乐舞礼仪的考证上，卷中听客和德明和尚作双手叉合的手势是宋代致礼的手语「叉手」。 　　小巧玲珑的名妓王屋山正应节起舞，而韩熙载在羯鼓前挽起袖管、手抓鼓槌，击鼓宣示节奏。 六么舞 　　《绿腰》是唐、宋乐舞大曲名，属唐「软舞」类。又名《六么》、《录要》、《乐世》。舞者穿长袖窄襟舞衣，舞姿轻盈柔美。动作以舞袖为主。节奏由慢转快，舞态之飘逸敏捷，有如鸿鸟惊飞。《六么》音乐流传极广，故有「六么水调家家唱」的诗句，也常作为琵琶曲独奏。 　　画中王屋山表演《六么舞》，舞者背对观众，从右肩上侧过半个脸来，身着天蓝色长袖舞衣，微倾头，稍低眉，双袖搅舞后，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要从下向两边分开，把她的长袖飘舞起来，表情含蓄妩媚。《韩熙载夜宴图》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份有明确时代、特定场合、舞名、舞人名的舞蹈文物。 　　宋代仍流传《六么舞》。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多种「六么」名目，如：《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厨子六么》等。由此可证，在宋代，《六么》已被戏曲艺术所吸收。戏曲吸收古代传统舞蹈的史实，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羯鼓 　　羯（jié）：［名］(1) 阉过的公羊。泛指羊 [wether]，(2) 又如，羯膻（羊臊气），(3) 中国古时的一民族名。源于小月支；曾附属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受汉族地主奴役，被称为“羯胡”。信奉“胡天”。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如：羯胡 （旧时用以泛称来自北方的外族）。羯：［动］，阉割 [castrate]，羯鸡，阉鸡也。——清·翟灏《通俗编》）。 　　羯鼓[an ancient drum] 我国古代一种鼓。腰部细。据说起源于羯族。 　　羯鼓是一种出自于外夷的乐器。用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主要是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古时，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居民都使用羯鼓。 　　羯鼓处在都昙鼓、答腊鼓（都昙鼓，形状比腰鼓小。答腊鼓，指揩鼓）之下，在鸡娄鼓之上。羯鼓是用山桑木围成漆桶形状，下面用床架承放，用两只鼓槌敲击。羯鼓的声音急促、激烈、响亮，尤其适用于演奏急快节奏的曲目，可以在战场上用于战鼓为战士搏击助威。同时也可在高楼上玩赏风景时演奏，时值明月清风，鼓声凌空可以传的很远，特性与其他乐器差异很大。 　　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材制做而成的。木料必须干燥，杜绝潮湿之气，使其柔韧而滑腻。只有木料干燥，敲出的鼓声才最清脆响亮，而滑腻是使羯鼓能奏出如同战马奔跑的蹄声。圈鼓身漆桶时要用刚硬的铁，铁要经过精炼，圈卷时应该均匀。铁如果不刚硬，则鼓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圈卷时不均匀，则鼓皮有紧有松，敲击时受力不匀衡。就像弦乐器的琴弦系得不好而使琴声散逸不准一样。这样的鼓，敲出的声音也会不符合音律。 　　唐朝时，很多人喜爱且擅长羯鼓。唐玄宗便是其中之一，他常说：「羯鼓是八音的领袖，其它乐器不可与之相比。」并作鼓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即奏此曲。当时的宰相宋□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他对玄宗说：「击鼓时，如果能够头做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便是击羯鼓的能手。」是说击鼓时头不能动，且下手急促，就像急雨一样。音乐家李龟年也善击羯鼓，一次，唐玄宗问他打断了多少根鼓杖，李龟年说：「臣已打折了五十只鼓杖。」唐玄宗说：「你不算特殊，我已经打折了三立柜了。」 （出《太平广记》） （《羯鼓史话》作者：晓晨 整理） 　　经过一番击鼓伴舞，疲惫了的韩熙载草草套上外袍，与四位侍女同坐卧榻，一侍女正侍奉他洗手（端盆者穿蓝衣服，身材娇小，应为王屋山），韩氏用手指轻轻沾水，满面愁云，心不在焉 ，旁边一侍女托来茶点，另一侍女在准备着箫、笛和琵琶，画中的火烛已燃至一半，预示着夜宴时间已经过半。两组情景之间以两个好像刚离开前厅正要走向后室的女子巧妙地连接起来。 　　坐榻之后也有一个床，为红色金花维帐。床上为蓝被子，似有人于其中。一女手拿一个琵琶，还有三个竹笛。 　　清吹。韩熙载解衣盘坐于椅上，袒露胸襟，挥扇驱热，与侍婢说话，欣赏着五个伎女箫笛合奏，似乎沉湎于声色之中，他身边三个侍女。 　　陈致雍（另一说是门生舒雅）打牙板。五位伎女为坐姿，各具其态，聚散有别，十分生动。画面的一角另一男宾站在屏风旁，回首与屏风外的女子窃窃私语，把观者的目光又引入了下一个画面。 　　卷中乐伎堂而皇之地排作在主人的堂上或榻上的情形，是在北宋以前未有的情况，北宋以前无妇女在男子面前使用坐具的仪规。另外，在《韩》卷中出现的插屏、椅子、坐墩、牙条、注子和注碗、烛台等家具器用之形制，亦与出现在其他宋画的家具器用以及宋墓的出土物一致。 　　宴归、送客。曲终人散，韩熙载穿上黄衫，稍整衣冠，起身与宾客挥手告别。韩熙载面向右方站立，处于观者视线的中心。他手执鼓槌，举另一手示意，热情留客（？）。那位陈致雍（？），坐而不起，与二伎女依依不舍；卷尾一女作哭别状，一男士以柔情细语极力哄劝...... 　　此卷不再仅是单纯的图绘，而是整合了视觉形象和文本两部分于一体之中。这种变化之所以需要引起特别重视是因为它不仅深深地改变着对绘画的观看和理解过程，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普遍情形——一幅古画是往往被不断地增添新的鉴藏者的题跋。因此题跋与画之间便有了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题跋是因画而起，反映着画的优先权，如在故宫本的夜宴图卷中，本幅之后最早的一段题跋南宋无名氏所书的韩熙载小传，其内容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则直接围绕画中所绘的人物形象来叙述。而后来的题跋者或观画者则又按此传述来辨识图中的人物形象，或者画面内空的隐含意义进行生发。这样，题跋又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后来题跋者、观画者对画的内容的辨识和理解，题跋又有着优先于画面的作用。无论是文献著录或是题跋多基于对画面题材内容的阐释，很少涉及到画本身图像的形式表现特征，画家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忽视掉了。而顾闳中的夜宴图之所以被后世一再追摹，是与其艺术上的成就密不可分的。 　　此图最早著录于元代汤垕的《画鉴》，后曾经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顾复的《平生壮观》著录。 【相关收藏者】 　　拖尾有无名氏所书的一段“韩熙载行实”；卷后有南宋史弥远“绍勋”葫芦印，清代宋荦钤“商丘宋荦审定真迹”一印。拖尾有行书“韩熙载小传”，后有元代班惟志泰定三年(1326年)题诗，又积玉斋主人题识。后隔水清代王铎题跋，后有“董林居士”、“纬萧草堂画记”等收藏印，明代王鹏翀、孙承泽、梁清标等鉴藏家的钤印。又有乾隆皇帝长跋及清内府诸收藏玺印。　史弥远 南宋权臣。字同叔。明州鄞县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及第。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遣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於玉津园槌杀韩侂胄﹐後函其首送金请和。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宋宁宗赵扩十七年。 　 嘉定十三年(1220)﹐皇太子询死﹐次年﹐皇弟沂王之子贵和立为皇子﹐改名竑。史弥远权势熏灼﹐竑心不能平﹐曾书字於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呼弥远为“新恩”﹐意他日当将史弥远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或恩州(今广东阳江)。史弥远大惧﹐潜谋废立。从越州求得宗室子赵与莒﹐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後﹐亟力扶植。 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死﹐弥远矫诏拥立贵诚﹐改名昀﹐是为理宗﹔封皇子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等谋立济王赵竑未遂﹐史弥远派人逼竑自缢﹐诡称病死。自此又独相宋理宗赵昀九年。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冯为爪牙﹐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聂子述﹑赵汝述﹐依附史弥远﹐最为亲信用事﹐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馀力﹐人目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群起论之﹐皆遭窜逐。史弥远等人﹐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招权纳贿﹐货赂公行。还大量印造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弥远一直得到宋宁宗﹑理宗的信用﹐封官加爵不已﹐绍定六年(1233)病死﹐追封卫王﹐谥忠献。 班惟志 字彦功，号恕斋，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或以为松江（今上海松江县）人，寓居杭州。邓文原为杭州路儒学正，班惟志师从邓文原。元贞间，邓文原应聘为皇室写《大藏经》，班惟志随行。泰定间，经荐，补浮梁（今江西鄱阳县）州教授。不久，迁晋州（今河北晋县）州判。致和年间，为绍兴路总管府推官。至顺三年（一三三二），上大都为秘书监典簿。至元三年（一三三七）为平江路常熟州知州，除奉议大夫。至正初，为江浙儒学提举司提举。儒司秩满，再北上大都，授集贤待制。致仕南归，卒于杭州。班惟志博学多能，兼擅书法，其词曲，亦负盛名。元·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于曲家“方今名公”十人之中；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　 孙承泽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 孙承泽字耳泊、号北海、又号退谷。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崇祯四年登进士，清顺治十年“休至”，卒于康熙十五年，终年八十四岁(阎崇年《孙承泽生年考》)。他祖籍山东，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命户部迁徙山东青州等府民隶上林苑(时在北京南苑)，所以，到孙承泽这一辈，也算是“老北京”了。孙承泽在顺治年任吏部左侍郎时，题奏保举大学士陈名夏担任吏部尚书。顺治以侍郎保举阁臣，有违体制，认为孙另有所图，心术不端。之后，便有孙承泽“引疾乞休，(上)允之。”孙承泽“退休”后，便在梁家园以北这片高岗地区建别墅名孙公园，以著书立说二十余年至终。此时，他在京西也建有别墅，名“退谷”。京西樱桃沟原名退谷即由此得名。 宋荦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清顺治四年应诏侍卫禁廷，逾年考试，名列第一。康熙三年授黄州通判，屡迁刑部郎中，出为通永道，迁山东司皋，复擢江苏总藩，升江西巡抚，调江苏巡抚。晋吏部尚书， 加太子少保致仕。著有《西陂类稿》五十卷、《筠廊偶笔》二卷等传世。 张大千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曾一度借居在北京颐和园内。他打算在北京定居，其时正巧有一清王府房屋出售，张大千看房后很是满意，便与房主谈妥了价钱，交付了定金。 　　某日，张大千从一位古玩商的口中得知，《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得。张大千闻讯后想买下这张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乃国画之粹，稀世珍宝，被历代帝王珍藏。末代皇帝溥仪将此画带至东北长春伪满宫中，抗战胜利后，伪满宫中失散的珍宝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韩熙载夜宴图》便在其中，辗转流落到北京玉池山房。当日晚上，张大千来到北京南新街一位姓萧的朋友家中商量，那朋友的儿子萧允中是张大千的学生，朋友让他陪张大千前往玉池山房 。马掌柜索价500两黄金，张大千答应，又风风火火地带着画卷再至朋友家，与朋友再次同赏这件稀世名画。他俩看一会儿画，认定这幅《夜宴图》绝对是真品，不是赝品。张大千决定暂缓买王府的房子，先买下《夜宴图》。他有一枚印章，文曰“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图卷上。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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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为中国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者王希孟，王希孟18岁为北宋画院学生，後召入禁中文书库，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後即创作了《千里江山图》。惜年寿不永，20馀岁即去世，是一位天才而又不幸早亡的优秀青年画家。
《千里江山图》绢本，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画中描写岗峦起伏的群山和烟波浩淼的江湖。依山临水，布置以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并穿插捕鱼、驶船、行路、赶脚、游玩等人物活动。形像精细，刻画入微，人物虽细小如豆，而意态栩栩如生，飞鸟虽轻轻一点，却具翱翔之势。山石皴法以披麻与斧劈相结合，综合了南、北两派的特长。设色继承了唐以来的青绿画法，于单纯统一的蓝绿色调中求变化。用赭色为衬托，使石青，石绿颜色在对比中更加鲜亮夺目。整个画面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充满著浓郁的生活气息，将自然山水，描绘得如锦似绣，分外秀丽壮美，是一幅既写实又富理想的山水画作品，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少见的巨制。卷後有当时蔡京的题跋，证明此画是真迹无疑。
《千里江山图》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水、天、树、石间，用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用勾勒画轮廓，也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人物活动栩栩如生。充满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境界的向往。
《千里江山图》绢本大手卷，青绿设色。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应是南方水色；而群山起伏，略少平原，危峰高耸，岩断崖，却是北方山景。构图上充分运用“平远”、“高远”、“深远”的结合，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崇山峻岭，岗阜幽壑，飞瀑激流，树丛竹林以及人类的创造：亭台水榭，寺观庄院，舟楫亭桥，村落水碾等等，以及难以计数、各行其是的众人，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全图刻画工细，水面满勾峰头纹，无一笔懈怠。众物皆合比例、透视，布置合理。而山石则以大青绿设色，也就是在勾、皴后，先以赭石铺底，然后上石青石绿，层层叠加。石青石绿是矿物颜料，本来覆盖性就很强，经层层叠加，质感凝重，与整幅画的墨青、墨绿基调浑然一体，鲜艳而不媚俗。虽然不似金碧山水那样勾金线，却依然感觉满幅富丽堂皇，这也就是此图较之前唐的青绿山水更趋成熟之处。 赏析初唐前的中国画，无论是壁画，帛、绢画，都敷以重彩。唐代中期后，水墨画开始流行，至五代已几乎成其一统天下。北宋初，水墨山水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相反的，青绿山水却渐渐式微，被视作“古图”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郭熙在宋神宗时一家独尊，宫殿皆是其作，但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后，从后宫刮起一股崇古风，而唐前的重彩画被尊作高古，于是有了设色亮丽而又脱俗的《江山秋色图》，传为赵伯驹所作。至宋徽宗，又有了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高度成熟的大青绿山水画。分解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汉宫春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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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春晓图》鉴赏
仇英，字實父，號十洲。原籍江蘇太倉，後移居蘇州。生卒年不詳，近人據著錄及畫蹟研究，考訂約生於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年），卒於嘉靖壬子（一五五二年）秋冬之際。少時嘗為漆工、畫磁匠，後學畫於周臣，特工臨摹，頗能奪真，精麗豔逸，無慚古人。山水、人物、樓台界畫，靡不精細入神。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为画史合称“明四家”。《汉宫春晓图》堪称仇英的代表作，读者阅览此画，对仇氏笔法一定会有所了解。
《汉宫春晓图》原件为绢本，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仇英在此长卷中用精细的工笔画，描绘出春季宫闱中妃子、宫娥的 日常琐事，一百余人，百人百态。人物中有梳妆、吹奏、弹唱、斗草、观书、 赏画、图像、戏婴。其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围棋活动。棋枰上布子寥寥，纵横棋 道清晰可辨，弈棋、观弈诸人包括旁侧执扇侍从都专注棋局，眉目传神。
此卷蓋描繪宮中嬪妃生活。畫中園庭殿宇極其繁盛，臺閣欄杆門牆皆用界筆畫成，精細入神。而人物勾勒筆法秀勁，設色青綠重彩，穠麗典雅，其畫雖仿宋人，然有超越之處。
漢劉歆撰《西京雜記》載，西漢元帝後供佳麗甚多，不得常見，遂遣畫工毛延壽圖形，再按圖召幸。諸宮人皆賄畫工，獨王嬙（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幅中有畫工為嬪妃寫照者或即毛延壽其人情事。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五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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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麻纸本，纵28.8厘米，横139.8厘米，无款印。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韩滉。当时，韩干以画马著称，韩滉以画牛著称，后人称为“牛马二韩”。这幅《五牛图》，是韩滉最为传神的一幅。五头健硕的老黄牛，在这位当朝宰相笔下被“人格化”了，传达出注重实际、任劳任怨的精神信息。它问世后，收藏者包括赵构、赵伯昂、乾隆等著名人物。在明代，它几易其主。清兵入关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间，才从民间收集到宫中珍藏。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上个世纪50年代，它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五牛图》回到故宫时，画面洞孔累累，残破不堪。故官博物院组织专家，用了几年时间，才将它修复完好。 今天我们终于有幸看到这幅《五牛图》，其用笔之细，描写之传神，牛态之可掬，几可呼之欲出。它的珍贵还在于，中国古代留存今世的多为花鸟人物，以牛入画，且如此生动者，《五牛图》堪称孤品。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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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赏析】《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10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评价】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张著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收藏始末】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未解之谜】秋景之说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滉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颂辞之说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真伪之说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代长为人徐树丕《识小录》所记：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状，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汤勤的裱褙匠认为：汴（开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福建）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颜公庆的《消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是书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它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斯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研究。
【相关资料】《清明上河图》真迹现身，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