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鱼四季度可能借壳:转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在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下）

转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在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下）  

2010-06-18 15:08:11|  分类： 优质转载 |字号 订阅

转 一个德国人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上）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３００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１５０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

　　“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注：各位会不会觉得这些题目对于大学生来说也很有难度？卢老师怎么让一群没有上过学的农村孩子做呢？他不怕她们压根就做不出来吗？他们不是应该每周写一篇类似《我最难忘的一件事》这样的文章吗？可是说来也奇怪，德国人真有两下子，学生尽然对这样的题目都会想出自己的点子来。）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注：哎呀，这位卢老师可真笨，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在中国，这种问题还用思考么？每个孩子的第一要务不就是学习么？而学习就是为了上高中，上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就是拿文凭，拿文凭就是为了找工作，找工作就是为了赚大钱，赚大钱就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就是为了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学习上学……多么完美的循环啊，卢老师的德国脑袋肯定想不明白中国人完美的“圈子”哲学。）

　　“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 “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注：请中国的父母们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到底是谁的，应该由谁来负责？孩子的生活到底是谁的，应该由谁来决定？）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

　　“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３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２８００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

１，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３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

２，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４１０欧元。如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

３，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４１０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

４，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6a1d50100h6jz.html) - ___

　　这条宽仅０.６米，长不足３００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注：卢老师的德国脑袋肯定有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明明是做别人能做的事，做和别人一样的事，才是有价值的，也最安全！一旦偏离了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就会遇到麻烦。怪不得卢老师会傻不拉机地跑去广西农村做老师，每天吃饭没有菜，真是活该！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他怎么会这么快乐，这么满足呢？哎呀，不想了不想了，反正他脑子有病就是了。）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 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 ”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４８００元人民币，其中２２％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４０％用于捐款，３８％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５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５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１０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注：呜呼，原来卢老师的德国脑袋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啊。这叫做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职业素质，这叫做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过，卢老师现在应该已经觉悟到了。）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注：不愧是如假包换的德国脑袋！关注事实，而不迷于名利。）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注：卢老师这傻瓜，花的又不是德国人的钱，你那么斤斤计较干嘛？咱中国有的是钱，我们的官员在饭桌上向来是吃香喝辣的，在赌桌上更是一掷千金的。）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３月４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注：这是德国人的荣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

后记：感谢中国青年报的董月玲，呈现给了我们一个高贵的灵魂；也感谢百度百科，提供了这么好的百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