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驾驶证查询系统:[原创]新中国第一任印尼大使王任叔的悲惨晚年 【原创文学】-凯迪社区#1496882#14...

[原创]新中国第一任印尼大使王任叔的悲惨晚年 才女2 于 2007-2-2 8:55: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文学新中国第一任印尼大使王任叔的悲惨晚年

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火车旅行途中，从报纸上结识了王任叔，对他的个人境遇有所感触，后来在文章中看到他的祖籍是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政治问题，被强行遣返回祖籍，在故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出生地和生命最后完结的地点离我所在的城市宁波非常近，使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正好因为查找蒋介石的资料的缘故，我经常登录奉化的各大官方网站查找有用的信息，最后在奉化档案馆网意外发现笔名为“巴人”的奉化名人，正是我想要寻找的王任叔。

来到奉化档案馆，向档案馆的同志表明来意，档案馆的同志很热情的帮我捧来王叔任的有关材料，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档案馆窗明几净的借阅室里，通过一行行的行文介绍，认识了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 陈丹青教授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演讲中，面对这几十年来我们对鲁迅先生的追捧、谩骂、政治化的误读，发问“鲁迅是谁？”我发现这个命题似乎不仅仅只扣在鲁迅先生的身上，假如说良心还是我们国家的公义，我也想问一句“王任叔是谁？”或者也可以这样发问：“现在有谁知道王任叔是谁？”

做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子，回顾过去似乎不是我们应有的作为，特别是这样的回顾还要加杂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忠诚战士这样意识化形态化极强的政治语言，在我们极力想要摆脱政治化阴影、而想过和前辈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生活的今天，这显然不会成为我们想要选择的记忆，但一旦进入王任叔的个体遭际，我就发现对于我们来说，触摸一个人的命运轨迹是多么惨不忍睹的一件事。

一九○一年，农历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八，王任叔诞生在浙江省奉化县（今宁波奉化市）连山乡大堰村狮子阊门王明房。家名朝伦，乳名伦和尚，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官名士侠，学名子虔。先后使用笔名净沙、乔伦、碧三女士、赵冷、霁楼、屈轶、洛水、行者、八戒、巴人、马前卒等一百七十余个。中年以后，“巴人”是常用笔名，以字“王任叔”行世。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中国思想意识开始觉醒，逐渐进入埋葬封建社会，寻找新中国出路的年代，同年，孙中山35岁，鲁迅20岁，蒋介石14岁，郭沫若9岁，毛泽东8岁，茅盾5岁，郁达夫5岁，胡愈之5岁，这些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包括从一个乡村少年长成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王任叔，均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变革贡献出应有的价值。

王任叔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三十年代“孤岛时期，”在日寇铁蹄包围下的上海，他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大量作品问世，加入过蔡元培先生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主持过社会科学大学，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王任叔是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一九四一年，王任叔辗转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华侨间进行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先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华侨总会联合会，主编《前进周报》和印尼《民主日报》，当时印尼还属荷兰殖民地，他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解放，触怒荷兰当局，曾在印尼的棉兰，被荷兰人当作战俘囚禁在集中营里，一九四七年被驱逐出境。由于他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年八月，被中国人民政府派往印度尼西亚，成为印尼首任中国大使。

一九五一年从印尼卸任回国后，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其间有大量文章发表于全国各大报章和杂志，后来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一九五七年，王任叔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因言获罪，遭到党内康生之流的斥责，一九六○年，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在康生的授意下，王任叔被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批判，年底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除了党内的一切职务。一九七○年，以七十岁的衰老体质，被强行遗返回原籍奉化县大堰村，不堪忍受自己的问题未被定案，而导致其精神崩溃，发疯至狂，深更半夜不穿衣服满大街乱跑，笃笃去乱敲邻居的门，一九七二病逝于奉化县医院，孤寂的离开人世。

“鲁迅风”与印度尼西亚

回顾王任叔的一生，有两条清晰的主线始终贯穿着王任叔的生命，一条是王任叔先生为鲁迅先生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卓越贡献，一条是他和印度尼西亚这个小岛国家的历史渊源。

2006年的今天，陈丹青教授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上远远近近的大人物许多都被弄的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的一桩超级公案，鲁迅先生去世50年，被政治化50年，有没有可能还原鲁迅？怎样还原鲁迅？陈丹青教授的这番话令人思索，究竟我们如何正确解读鲁迅？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我在奉化档案馆捧着王任叔的年谱认真细读时，我发现可循的线索很多，假若说我们怀着把一个高高在上的旗手、导师，或者说是把一个自成名以后就不断遭到社会上与之有不同政见人士的谩骂和攻击，甚至于连他所在的阶级阵营“左翼文联”都没有放弃对他的清算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大先生”还原成一个不从属于政治、有血有肉朴素的个体的话，我们就必须和任何一个曾和鲁迅先生有过渊源的人士对话，任何事物的原貌都存在于无穷的细节当中，而细节掌握在对当下的事件有过研究和亲临感受的人，这个人士就包括奉化的王任叔，他不仅是《鲁迅全集》出版的始作俑者，他还是细致研究鲁迅文风，为鲁迅先生在中国的发扬光大尽绵薄之力的文化评论家。

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其犀利的笔锋、嬉笑怒骂的文章风格，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异军突起，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股强硬的旋风，横扫媚骨，痛斥庸俗，他的杂文因此而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同时也招至一些人的不满，引来一些攻击和谩骂。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问题成为某些左翼人士攻击鲁迅先生的口实，此时的王任叔却站了出来，在深入研究当时社会背景及思想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成为“鲁迅风”杂文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为此被当时《申报》老板把他的《自由谈》副刊主编的饭碗也敲掉了。一九三八年十月，社会各界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以“思想家鲁迅”为题，进行座谈讨论，以期“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位文坛巨匠，做为当时《民族公论》杂志主编的王任叔，未删一字，全文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讨论成果，在鲁迅先生六十诞辰时，他出版了专著《论鲁迅的杂文》，以此纪念鲁迅先生，由于鲁迅先生英年早逝，王任叔未获得在鲁迅先生有生之年和之并肩战斗的机会，但人们普遍认为王任叔的写作风格和鲁迅先生的杂文风格非常相似，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想对于陈丹青教授，或者对于我们而言，都将感到遗憾了，企图摆脱政治罩在鲁迅先生头上的耀眼光环去寻找还原鲁迅的路子，都将是不可实现的道路，政治化和革命化做为一个新生中国的时代符号，永远不可能被我们所忽略和抛弃，整个三十年代，甚至于更早的二十年代、一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正是有着打碎封建社会的革命情绪，阿Q被当做革命党遭到株杀，乡人贿赂刽子手在砍掉革命党的脑袋时沾上带血的馒头，以治疗沉痼多时，不久于人世的儿子，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所出现的暴力景象，也正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革命现状。而在王任叔对鲁迅的评论中，更加不能把革命和鲁迅分开，你总是会很容易在王任叔的字里行间，解读出革命的含义，诸如鲁迅先生从何时开始在政治上进到“阶级论”，在世界观上已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评论鲁迅先生逝世前几个月杂文中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思想时，他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基于他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既不同于机械论的提法，又坚持着革命文学的传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现在时候的真实内容。”

革命革命，以时间为标尺，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斗争道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至中期，中国都陷在革命的旋涡里无力自拨，文艺战线、人民战争，此起彼伏。

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革命、斗争是它的休止符，太过于对某个事物怀有热情，总是容易导致人的思想向异端挺进，对未来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我想正是这种政治、革命的色彩遮盖起了鲁迅先生“人”的面纱，至今无法露出他世俗的人生，他的革命之外的其他思想、他的感情生活，他的婚恋，甚至于他和某一个日本女子的短暂恋爱史，以至于到了今天，在对什么事物的追求当中都力求不神化也不妖化历史人物，只是希望突出立体感、看见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的现代渴望派，面对一个残缺不全的形象，只好发问：鲁迅是谁？当然，这样的革命激情不仅烧的鲁迅先生面目全非，同时也烧的王任叔含冤而逝，想当年法国大革命激情澎湃，最后却让更多的革命者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倒在自家开出的冷枪之下，后世感叹，革命杀死自己的孩子。

一九五一年，由于早期王任叔在印尼的经历，他被新中国政府委派到印度尼西亚出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然而他在印尼当了不长的时间的大使就卸任回国了，在很多关于王任叔的报道中，这一段时期的具体情况都模糊不清，连巴人年谱上在一件事情上也是一笔带过，让人想不清原由。直至看到程远行所著《中国涉外事件秘闻》，才知道王任叔之所以早早回国，是因为在印尼犯了不可弥补的错误。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王任叔在印尼中国大使馆举行了隆重的国庆招待会，邀请世界各地驻印尼使节来参加，当天的招待会隆重而热闹，王任叔和使馆官员们尽心尽力，这个东南亚热带国家闷热难当，在两个小时的招待会上，王任叔和使馆工作人员汗流夹背，累的精疲力竭。客人们离去后，王任叔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当他认为使馆已经没有贵宾时，不拘小节的毛病犯了，他把自己的上衣脱掉，徐徐凉风吹来，冲走了身上的闷热，他索性把衬衣也脱了，光着膀子，拿起一杯饮料，举起来就要喝，这时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窜出来个外国记者，咔嚓，一下子用照片拍下了王大使的光膀子狼狈样，第二天，王大使的出位玉照就上了国际报刊，给新中国政府的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以至于新中国政府只好下令召回王任叔。

当然他不能当大使还有一个致命原因，一个成熟的职业外交家，必须具备一个素质，就是在他国的领土上从事外交事务时，绝对不能加杂个人的政治主张，要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缄藏自己的政治态度，但生性直率、不拘小节的王任叔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化名在印尼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不太友善的文章，被印尼情报当局查出出自中国大使之手，落了个干预别国内政的口实。虽然他的政治眼光的确独到，但做为一个大使，他犯了政治大忌。

尽管王任叔早早从印尼早早卸任回国，，但他对印度尼西亚这个小岛国家的热爱却是无以复加的，他先后编写了《印尼社会发展概况》，发表了二千三百多行的叙事长诗《印度尼西来之歌》，晚年，在自身命运坎坷、前途多难的境况下，他创作出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历史》，由于遭受非人的待遇，他的恶劣身体状况未能使他如愿完成《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全部编撰工作，他在最后的遗嘱中，对这一未完成的心愿说出了这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的遗言，令看到这段遗嘱的我心情沸腾，不知道是应该为谁感到羞耻。联想起关于四十年代王任叔在东南亚的经历，他在流亡苏门答腊时曾同郁达夫住在一起，受到过郁达夫的保护，后郁达夫在东南亚失踪并遭到日本人的杀害，外界风传告密者是王任叔，这一谣言至今没有得到全部澄清，人们在想起这一事件时，总是会有怀疑的阴影，对他了解的人都似乎未把最珍贵的信任给予他，可我在这个命运悲惨的老头儿那儿读出了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忠诚，一个忠诚的战士不会出卖自己的同胞，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到此，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人格有问题，我们的确有问题，我们过惯了怀疑的生活，从不信任有坚贞的存在。

晚年遭遇《论人情》

人们常说，人生最写意的年代应该是在晚年，到了这时候，走过了大半的人生，经过年轻时代的激情和动荡，对命运和人生已经不再感到苦恼，充满了不惑，该是安度人生最后时刻的辰光了，而王任叔的悲剧正好从晚年开始，一九五七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杂文《论人情》，针对当时文艺作品中政治气味浓厚、人情味太少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呼唤人情、人道主义的归来。然而正是这篇文章，将王任叔从人间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接受人世间最残酷的惩罚，一九六○年，他被当做文艺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持续围攻达一年之久，年底，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

做为新生代，对他的《论人情》充满好奇，到底是什么犀利的语言触怒了某部分人的神经呢？从网上找到这篇文章打印出来，仔细看了两遍，感觉这只是一篇再普通不过的文章，甚至于做为王任叔的后辈，对他的某些观点不敢苛同。比如说他在陈述土改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有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女，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纷纷和自己的家庭、父亲兄长划清界线，而王任叔认为，完全没必要这么做，而是应该利用自己对父亲和兄长的感情，劝说他们向人民低头，坦白自己的罪恶或过错，并且从此以后，放弃压迫和剥削，重新做人。为了政治目的，要求人们背叛亲情，已是扼杀人性的事件，劝说他们向人民低头，在我看来也是一件有违人性的不良举动，任何一个人的头颅都是高贵的，不管他曾经信仰的是什么，不能为了政治，用感情强行按下一个人的头颅，这是不道德的，做为王任叔，他生在了一个信仰政治的年代，政治高于一切，有了这样的高度，任何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发生，似乎也变的合情合理了，你不能责备他的政治态度充满局限，你只能认为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要比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开明的多，使你更能理解一些事物，放弃一些政治教条。

这篇文章如何受到康生同志的亲睐，以至于他博然大怒，非置王任叔于死地而后快，我也在其中找到了蛛丝马迹，《论人情》文章开头就点明宗旨，“我碰到过一些长期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很有些文化教养的，可不喜欢看新的戏剧，不论是歌剧还是话剧，但很喜欢看古典剧，不论是京戏、川剧或越剧，问原因，他们说是新剧出现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碰到的够多了，而且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王任叔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声音，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老战士不喜欢看的新剧，让我联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桂冠诗人”江青同志，和令她无比自豪的，自认为开创了文艺时代先河的“样板戏”，其样板戏的特征就是删去原剧中生动曲折、富于生活气息情趣的情节，常用口号式的“豪言壮语”或者生硬化的“豪情壮志”来塑造剧中角色，人物形象呆板化、丧失个性，成为了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在江青的心目中，文艺既是政治，是为路线斗争，政治斗争服务的。她的观点恰恰是和王任叔的《论人情》存在矛盾的，而谁的观念更优于社会，这是那个盲目追随政治的时代不会去思考的问题，谁的政治后台更强势，谁的理想就容易实现，不幸的是，那个时代以千千万万的无辜者为牺牲的代价给了江青、康生之流投机的机会，做为江青同志“门下走狗”的康生同志，忠实履行江青同志的文艺路线，打击饮食男女的世俗追求，灭绝文艺作品中的人性光辉，将王任叔的《论人情》定性为散布人性论的大毒草。想不到王任叔的一句“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不仅没有唤来我们所希望的在一个时代看到的朴素的人情，而是看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经过漫长的近二十年来的遭受的各种非人折磨，在崩溃与绝望中走向最后的不归路。

一九七九年，王任叔冤案得到昭雪，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人们开始重新评价王任叔。周而复同志在纪念王任叔90诞辰中，把王任叔比做汉代的司马迁，汉武帝迫害司马迁， 他“隐忍苛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纵然受了腐刑，他继续撰写《史记》，流传千古。周而复的纪念文章，一点也不让人觉得这是怀念，倒让人感觉这也是一场政治秀，对于一个人的怀念怎么可能加杂着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总有曲折、困难、挫折，险阻，甚至经过失败，然后才取得胜利？难道这样的暗示在告诉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是，这样的代价是多么的惨痛，人的出生难道仅为承受磨难而来？为了某项事业难道必须牺牲生命？这倒更符合阿Q精神，我们为何不反省如何去掉历史中吃人的一面？是什么东西吞噬了我们的生命？可当我看到王任叔遗嘱中的最后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想起捧着毛选投入末名湖的当代作家老舍，我知道我已经无法理解王任叔、周而复和那个时代，做为新生代，我更希望这个时代知道如何尊严的活着、如何在活着的时候不因政见不同而遭遇非难，如何活的舒适、如何活的自由，对于革命的追求，让它就止步于旧时代的大门口吧，但愿我的愿望代表的是当代大多数人的愿望！

参考文献：《巴人年谱》           王欣荣著
         《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程远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