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枸杞种子怎么种植:当中国称霸海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9:29:43

当中国称霸海上      作者：李露华

楔子：穿着丝绸的魅影

         

            楔子：穿着丝绸的魅影

  

              警报迅速地在东非的小镇马林迪(Malindi)传递开来。越过了海洋，跨过了珊瑚礁，好几片怪异的暴风云出现在海面上。渔民们急急忙忙把圆木舟拉往安全的陆地。当乌云聚拢过来时，突然间一切变清楚了，那不是乌云，而是船帆——一片接着一片的船帆，多得数也数不清。这些船首画着蛇眼的大船，每一艘都跟许多房子加起来一样大，而且数目多得像整座城市。船队迅速地移动，穿过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海洋，目标就是马林迪。当船只靠近时，船桅上彩色的大旗遮住了阳光，船舷上喧腾响亮的锣鼓声震天动地。老百姓们聚集到港口，国王也到了，所有的工作都停止。这是什么样的威胁势力？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船队就在马林迪的珊瑚礁外下锚。一些小艇载着身穿华丽丝制官服的人，从船腹下水。在这许多的脸孔当中，有一些是国王认得的。这些人是他所熟识的，因为他们是国王个人的特使，在几个月前他派遣了一个纳贡使节团出国；现在，天朝的使臣将他们送了回来，并带了令人惊奇的东西来交易。然而，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船，是为了和平而来，还是来让马林迪的子民臣服于天威之下呢？

             

　　这一年是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

             

　　停在马林迪港外几艘最大型的船，是400英尺长的九桅巨船，中国人称为“宝船”。宝船装着昂贵的货物，如瓷器、丝绸、漆器以及高级艺术品，是用来交换中国所需要的象牙、犀牛角、玳瑁壳、珍贵的木材和香料、药物、珍珠与奇石。伴随宝船前来进行贸易的是将近百艘的粮船、水船、马船、战船和多橹的巡逻艇，以及多达28万名的水手和士兵。这是中国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舰队出现之前，没有任何的船队可以与之匹敌。

             

　　在1405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岛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泰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30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的，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

             

　　但中国没有。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15世纪初，中国是这个世界的科技领导者，但很快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当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他那支由3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绕过好望角，于东非登陆时，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译按：可能是指乌纱帽）。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小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80年。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事呢？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之后，达·伽马以他85英尺到100英尺长的小船，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之后，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那些挡路的蜗牛，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

             

　　本书将探讨中国明代如何成为海上的强权，又为什么在宝船范围广阔的远征之后，有系统地自我摧毁本身强大的海军，而失去了原来超越欧洲的科技优势。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今天，中国在对外国人和外国势力的问题上还是一样暧昧不明。不管对外门户是开是闭，他们仍旧闷闷不乐地以孤立来自我安慰。

             

　　中国人绝非是在历史上时常被述及的陆地民族，他们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甚至在“中国”或“中国人”的名称出现以前，来自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就是大洋洲各种不同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1000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地。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新大陆已经有了亚洲人的踪迹，而且许多证据显示：他们曾屡有来往，而非仅接触过一次。

             

　　我从影响早期中国极深的两个因素——陆地和海洋，也就是“中国”（Middle 

              Kingdom）观念的诞生和早就存在于东南亚以海为生的传统谈起。从这里，我就像不为人所歌颂的哥伦布家族，组成第一次的远洋船队，展开不可预知的航程，穿过黑暗的海域直到世界边际，并跨越过去。

 

第一章 夷人们

　 

              在中国第一个朝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兴起前的1000年间，分布在华东和华南的诸夷族（和越族），有别于集中在华北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部落，拥有相当独立的发展。由于这些内陆族群受到与中国南部海岸线平行山脉的隔离，他们所使用的藏缅语系（Tibeto-Burman 

              language）之一的语言，和现代中国的汉语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学者认为东夷和南夷人在语言上与后来的高棉人（Khmers）及遍布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南岛语族（Austronesians）有所关联。在中国文明即将兴起前的新石器文化酝酿过程中，夷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内陆的族群与土地紧密结合；夷人为海岸山脉所迫，使他们转向海洋寻求生计。因此，中国航海的传统，始于夷人。

             

　　在5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期的高峰，亚洲的大陆架（原编者按：指位于大陆边缘的浅海地带）裸露，使中国内地与台湾岛，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相连在一起。学者认为，夷族的先人就是由中国中部的高地迁徙至大陆架的广阔海岸线。他们利用竹筏跨越当时不过是35到40英里宽的狭窄水道，从爪哇到苏拉威西（Sulawesi）岛，再迁移至新几内亚，最后到达澳洲，他们的子孙就定居在这个广大内海的海岸边。

             

　　一般相信，这些移民是世界上第一支“船民”，也就是第一支跨越水域而定居在新土地上的人群。克里特岛一直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才有陆地的希腊人前来殖民，比澳洲晚了4万年以上。

             

　　虽然澳洲的内海很早就干涸了，地质学家却在1960年代后期探测威兰卓湖（Willandra 

              Lakes）的古沙丘时，偶然发现澳洲目前为止最古老的居民遗骨，虽然这些遗骨在流沙中只出现了短短的一天。在此之后，地质学家确认在环绕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西部的古海床之中，有数以百计的居民遗址曾经存在，也就是说曾有一个超过30万人的族群曾经在那里繁荣兴盛。科学家们在检验威兰卓湖人的颅骨时发现：他们跟距离当地北方数千英里的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头骨极为类似。两者都是瘦而纤细，各方面都长得像现代人。因此，有人开始怀疑这两个远距离部族之间的关联性。最近的基因学研究证实：事实上土生土长的美拉尼西亚人、澳洲人和新几内亚人主要都是东南亚人的后代，而且，尽管外表与非洲人较类似，但他们和东南亚人的基因关系远比非洲人还要密切。

             

　　就在南亚人迁移到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的时候，长江以北的亚洲人越过当时是陆地的白令海峡，迁移到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区。长江本身流向戏剧性地变更，造就了这两个早期的移民潮。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广泛地研究，但某些地质学家相信，在最后一个冰河期的某段时间，大陆板块碰撞，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同时云贵高原上也出现了大断层，迫使长江从源头的青藏高原往东顺流入南中国海（译按：应为东海），而不再是循着原本向南流入东京湾(即北部湾)的路径奔流。这种流向的转变，就像密西西比河曾经突然转向流入大西洋，而不再流入原本的墨西哥湾一样。这种地质上的剧变，确实破坏了中国中部的生活形态，促使先民出外寻求安定的环境和粮食的来源，就像南亚人的情况一样，跨过未知的海洋向外冒险。

             

　　而当冰河融解时，海岸上升，同时也开启了另一波的移民浪潮。从公元前14000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中国南部海岸线外的10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水位上升到与现今高度相同，形成一片汪洋。在地质史上，从未有过海岸上升得如此之快的例子。沿海居民被迫与遭海水淹没的陆地和迅速沉于水底的河谷土地奋力抗争。最后，一般相信，大量的族群又再度移向海洋。这第二波顽强的南亚人，成为印度尼西亚、玻里尼西亚航海民族的祖先。

             

　　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来自亚洲大陆的居民越过台湾海峡，定居在台湾岛。接着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之间，这些人又从台湾岛移往菲律宾群岛；并且于稍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间，移到了马来半岛、摩鹿加群岛，再向东到了俾斯麦群岛，于公元前1300年抵达斐济。

             

　　至少在公元前第7或第6世纪，或者不是更早，东南亚人开始在手工雕成的圆筒状大鼓侧面，蚀刻着长形独木舟的图案。从寮国(今称老挝)北部到中国西南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一带，曾经发现一连串埋藏在地下的铜鼓。这些铜鼓上的蚀刻铜版画描绘的独木舟具有船舱或甲板，船首还点缀着异国飞禽的头部装饰品。这种独木舟似乎必须由许多大桨和摇橹才能驾驭。早期太平洋航海人使用的小船，确实与铜鼓上的图案有些类似。

             

　　随着时间的流逝，航海民族以亚洲大陆为出发点，冒险的范围越来越远；为了使他们的船更禁得起风浪、更具有机动性，船帆、舷外浮杆、船舵以及其他的控制装置，一件一件地装在独木舟和航海船筏上。印度尼西亚，特别是中部的苏拉威西岛，成了当时设计及建造远洋船只的中枢。因此，有人认为在大洋洲普遍称呼船舶的两个名词——waka（或叫vaka）和paepae（或叫pahi）——跟中国早期代表船舶的文字有关。

             

　　早期东南亚人拥有极其卓越的航海技术，他们能够跨越宽达6000英里的印度洋，到达东非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定居。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高地人，有着浅色的皮肤、直发以及许多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身体特征。此外，各种证据都证明：他们很有可能从另一个方向成功地跨越太平洋，登陆了中南美洲。人们相信这应该是亚洲和新世界之间第一次的接触。当时远渡重洋完成这种非凡任务的帆船，据学者分析，与台湾岛、越南以及秘鲁外海的渔夫现在仍然使用的航海船筏非常类似。这种航海船筏由质轻的原木紧绑而成，并且为了在季风的影响下也能自由操纵船只，船筏采用了复杂的操控系统。借着船尾、船首各自具备的三片可以防止船只向下风漂流的下风板，或稳定船身的活动防浪板，这种航海船筏不管在任何的风向或风势下，都可以迎着风调整船身前进的路线。

             

 

              西班牙的探险家在16世纪抵达南美洲时，他们说看到许多这种在当地仍被广泛使用的航海船筏。有关这种船的种种说法令他们非常惊讶——有些航海船筏的船舱可以容纳100人，还有一种航海船筏上装置了许多桅杆，可以像相连双身船一样破浪而行。他们说，这种船在岸边上下货物的速度，也比他们自己所使用的有船身的帆船更快。

             

　　太平洋两端各自独立的两个部落，在以树皮所织的布上有着非常类似的传统，这也证明了早期亚洲和美洲之间曾经有过接触。苏拉威西岛上的山地人和墨西哥中部高地的欧托密（Otomi）族，两者都是织布高手。虽然世界上不同的土著有着不同的树皮织布工具，但这两个部族几乎使用相同的工具——在平坦的石头上刻着交叉的线条，嵌上藤类做成具有弹性的手把，看起来就像缩小的网球拍。墨西哥人的树皮布，在制造时需要70个各自独立的步骤，其中50个步骤跟苏拉威西人的相同。

              

　　欧托密族的妇女不直接从树上剥下树皮，再把树皮一片一片缝起来，而是把整个树枝砍下来之后，以较简单的制毡法拼凑成整块布。她们喜欢将树皮布涂饰上一种黏稠的橡胶树脂。她们很早以前就一直用这种方式织布，并没有特殊的原因。苏拉威西妇女也是采用相同的方式织布（虽然欧托密族的妇女并不知道）。这两种类似而复杂的传统与手工器具由两个位居世界两端的种族各自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刚开始是什么理由，促使早期的印度尼西亚人尝试横渡太平洋做长途旅行，现在已不清楚。然而，位于太平洋板块边缘的马来半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极为活跃的地带之一；剧烈的火山爆发，可能是促使当地的族群在公元前一两千年之间，每隔一段时期就离开这些岛屿的主要原因。

             

　　就在印度尼西亚人乘坐改良后的航海帆筏，展开有如史诗般壮烈的远洋航程时，居住在山东及苏北具有航海传统的东夷人，逐渐跟内地的文化结合，于公元前1500年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的王朝——商朝。商朝统治者所建立的管辖范围，涵盖黄河流域中部200英里到300英里的土地。他们使用双轮马车，具有复杂的书写系统，并且在青铜器的制造方面拥有很高的技术。同时，具有祭司身份的商朝皇帝，借由甲骨的裂痕占卜来管理他日常的事务；并且可能受了夷人的影响，祭司开始在仪式中使用大量来自中国南部的龟壳。商朝从东夷那里，学到了水稻种植、灌溉以及漆器、竹器、树皮布与长舟等的制造技术。商朝也分享了东夷对玉的崇拜与雕刻的技术。

             

　　商朝持续繁荣了500年，一直到大约公元前1045年，来自西方的周族把商族从土地肥沃的黄河河谷城市驱逐出境；这种毫不留情的做法，正是尔后中国历史上权力转移的特征。商朝人的命运不是在周族严密的军事控制之下丧生，就是被迫放弃他们的家园。有人认为在这些离家的商朝人当中，有一部分辗转移到了位于帝国边陲地带夷人所居住的沿海，并且乘坐夷人的船只出海而去。

             

　　后来有一个和南部沿海民族有关的传说，描述了一对兄妹在大洪水时躲藏在木头大鼓里的故事。大鼓在湍急的洪水中漂流，当大洪水退去时，一只老鹰将他们两个攫起并放在干地上。由于被洪水肆虐后的土地上已找不到食物，这对兄妹奉献自己身上的肉来答谢老鹰的救命之恩。他们在洪水发生的时候将粮食的种子一起带进大鼓里，经由种植这些种子，他们终于在浩劫之后存活了下来。在这个神话里，大鼓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这对兄妹正是庇身于其中才救了他们自己。这个传说可能象征早期亚洲航海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木制大鼓”——也就是木造的船——拥有一种盲目的信仰；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冒险航向未知的异域。

             

　　正当商王朝崩溃的时候，两个高度精致的文明突然间神秘地在没有高度艺术发展而原始的新世界落地生根。秘鲁查文（Chavin）的工匠，为什么突然间具有制造铜制小美洲虎雕像的能力，似乎没有任何解释。极其巧合的是，这些雕像跟同一时间，也就是商代晚期的小老虎雕像，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查文的老

             

　　虎雕像也和商朝的作品一样，外观带有突出的牙齿，身体上包覆着复杂的纹路；同时也跟真实的亚洲虎一样，在尾巴上有特别的斑纹，这种斑纹在南美洲的美洲虎或者美洲豹中是找不到的。另一个类似的巧合，发生在大约同时期的墨西哥。当地的欧美克（Olmecs）族工匠有一种特殊的雕玉技术，这种技术在当地的工艺品中，并没有前例可循。欧美克人跟商朝人一样，将玉作为陪葬品，他们认为它具有避邪、防腐的功能。

             

　　大部分的学者虽然强调早期美洲文化的原创性，但通常还是认同在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之前，至少还存在着一些亚洲的影响。到底影响有多大以及它确实发生的时间，是引起争议性的论点所在；不过，最有可能接触的时期之一，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许是被驱逐出境的商朝人和他们的夷人船夫所引起的。

             

　　公元前221年，中国西部一个地域统治者，成功地击败了东方残余的诸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为了保护人民免于受到游牧民族的劫掠，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开始连接北方现有的防御工事，建筑如同后代万里长城一样的防御体系。他拥有的权力及统治的人口比以前中国任何时代的帝王都要大得多。他从来不知道满足，到了晚年，他甚至想要完成另一种非凡的霸业——征服死亡本身。

             

 

              传说越过数千英里的海洋，在东方有三个叫做蓬莱、方丈、瀛洲的小岛，仙人们就住在岛上的金银宫殿里面。岛上所有的鸟兽都是纯白的颜色，神奇的药草也在那里生长。据说只要吃了这种药草，就可以成仙：如果在死后3天内把这种药草放在死者的头上，就可以复活。据说这些小岛被弥漫的云雾所障掩，人们相信只要有船接近，小岛就会沉入海底或者突然间会刮起飓风，把船吹走。尽管如此，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还是派遣了一个叫做徐福(即徐醜)的方士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寻找这些神秘的仙岛，带回神奇的药草。

             

　　在海上航行数年之后，徐福回到家乡，宣称当他接近其中一个岛时，一条龙出现在他面前。

             

　　这只龙说：“送来出身良好的青年、处女，以及各种手工艺的匠人！这么做，你就可以得到神奇的药草。”

             

　　皇帝对徐福的回报感到很高兴，赐给徐福童男童女3000人、充足的粮食以及各种工匠。徐福又再度出发，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他回来，仍然没有找到药草。

             

　　他对失望的皇帝禀奏说：“本来很有机会在蓬莱岛上拿到药草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大鲨鱼！这也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他请求皇帝赐予弓箭手，以便在下次用来对付鲨鱼。皇帝答应了。

             

　　有关这个故事的一些记载曾经提到，秦始皇曾经梦见跟人面的海神打斗。据说他在海上巡行帝国的海疆时，杀死一只大海兽。然而，在不久之后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而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人们相信他一定发现了“平原广泽”，在当地自立为王。

             

　　大约100年之后，汉武帝派遣了由方士李少君带领的另一支寻找神奇药草的探险队。当时，长江以南的土地与南夷先前的故乡，都已经并入帝国的统治之下。汉朝的版图从东京湾向北延伸到高丽，西接奥克苏斯河（Oxus 

              River，译按：即今阿姆河）与波斯帝国。

             

　　在李少君出发前去寻找神奇的药草前，被选上准备出航的童男童女，在汉武帝面前的高台上舞蹈，借着舞蹈与天沟通；仪式现场火光冲天，象征星辰的主宰。然而，尽管知会了天上的神灵，这次任务还是失败了。李少君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这些在早期的远洋航行中所使用的航海船筏或者船舶，到底是哪一种，现在已不清楚。汉武帝在征服夷人将其纳入版图的战役中，曾经使用楼船载运士兵，人们相信这种船跟公元前1000年前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有壳船相类似。这种楼船两侧各有成双的划桨手以及专为弓箭手设计的甲板。据说，有些楼船高100英尺，上面插满了旗帜。汉代的水上作战需要2万至3万人和几千艘船，包括为了士兵和战马设计的战斗平台——桥船。汉代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定期航线，并由船队支援重要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将高丽屈服在中国的权威之下的重要原因。

             

　　▲汉代的楼船

             

　　在1世纪，中国对于太平洋的风向与潮流已经具有一些知识，不过他们认为中国被四海所环绕，这些海水流入一个大旋涡或深渊之中，因此没有航行者能够生还。天文学家张衡相信地球浮在一个空间上，如同蛋黄浮在蛋的蛋白上一样。因此，即使在这么早的年代，他就已经了解地球是圆的。

             

　　那么，为了寻找长生不死药的方士和数以千计的童男童女，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呢？

             

　　一种说法是这支探险队登陆日本，而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事实上就是徐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些方士成功地穿越太平洋，在玛雅文化（Mayan）刚兴起时，登陆了中美洲，而且对当地的文明可能有一些看得出来但不太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汉字和方形的玛雅象形文字之间有许多类似点；另一方面，中国跟玛雅的历法，在其复杂而周期不相连续的日期和周年的推算方式上，有着非常惊人的类似性。

             

　　不管这些汉朝的航海人在基督纪元之初有什么样的结局，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中国也不能就这样被认定是一个对海洋没有兴趣的陆上势力。而且，虽然夷人在汉代已经被中华帝国所合并，但中国造船的传统仍然主要操控在分布于沿海如广东、福建、浙江各省的夷人子孙手上。这些省份的百姓，大多是帝国后来的造船工人和水手，而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对外国人和外来的影响始终采取着开放的态度。

 

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

 

              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他称之为“中国”、“诸夏”，或简单地称做“天下”。就他所知，在帝国的疆域之外，只有蛮荒、毫无礼法的蛮夷之邦。这些经常出自草原与西方的荒漠的劫掠牧人，是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他们带来的是破坏与绝望。而往东方去，横越无尽的海洋，只有愚蠢统治者的幻想与美梦。

             

　　有一回，自觉在华北的家乡山东不受赏识，孔子告诉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个门生问：“陋，如之何？”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然而，孔子除了这次自许的话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游会妨碍重要的家庭责任，并且认为商业在先天上是卑贱的，接触外国人或淫巧的东西，所得无几。他在《论语》中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随着汉朝的兴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上流阶层的道德规范及帝国官僚体系的基础。首次将华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国版图的汉朝，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来加强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抑制强大的贵族。孔子不但提出古代商朝的观念——皇帝是天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说：真正的统治者可以将社会“齐之以德”。汉朝的皇帝正式设立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这位伟大哲人的影响，政府旋即赋予出仕与业农为良民的崇高职业，而商业跟货品交易相对地则被归为剥削及腐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后面，政府并以禁奢令限制他们穿着高级的丝织品。在3世纪汉朝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中国北方的商业即使存在的话，也相当有限。当时中国人对于境外的人与地所拥有的一丝好奇心，都因为生存竞争而被遏止了。尔后的400年间，汉朝所分裂出来的国家，彼此之间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最后在7世纪初，李氏势力的兴起，取代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军队接着攻打位于蒙古的东突厥和据有中国东北南部、高丽的王国（译按：指渤海、高句丽）。胜利者又转而向西，征服了现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国境内，有大量的“蛮夷”：突厥人、回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员也有突厥人的血统。中国人虽然无法阻挡这些不同的民族所带来的魅力，但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因为儒者对外人的疑虑而趋于缓和。这两种心情彼此交战，就像海洋上多变的浪潮，变换毫无预警。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唐朝长安的宫廷上，仿效异族与排斥胡风、竭财招待与极端迫害，同时并存。

             

　　长安虽然在汉朝灭亡之后，数度因势力交战而遭到蹂躏，但在7世纪的当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于华北黄河中段的关中平原中心，方圆30平方英里，拥有百万纳税人口的巨大都会。环绕在内城和精心设计的皇宫大院之外的，是一个分为106坊、数百间寺院、两个大市场的外城。东市贩卖来自唐帝国境内的货品；西市交易的货物，则是来自印度、波斯、东南亚及更远的地方，甚至从遥远的非洲海岸来的异国商品。靠近东、西市的城市边缘，有许多酒馆，琥珀色的高脚杯装着葡萄酒，金发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钱的熟客耳语献媚。

              

　　沿着西市场狭窄曲折的街道，人们可以嗅到来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将檀木捣碎制成膏药，可以用来解热及治疗肠胃病；这里也有芦荟制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气清新的丁香。来自索马利亚(即索马里)的乳香，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和没药一样，用于治疗为流产所苦的妇人。这里也有化妆用途的波斯枣和香水用途的番红花粉，以及来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开心果仁。还有沿街叫卖，号称可治疗胃病、来自缅甸的黑胡椒，和产自吐蕃用以消炎镇痛的浓芥末。有时候会见到稀有的高贵香料——龙涎香，中国人相信那是“龙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疗疾病的各种药物，都可以在长安的西市出价买到。

             

　　那些令人惊奇的东西，中国人用丝绸和瓷器来交换。这些美丽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坚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灿烂阳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觊觎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为瓷器可作为装饰品外，阿拉伯人还相信（虽然是错的）这些瓷器能显示毒素。就像丝绸在1世纪推动了陆上的商路，瓷器同样地也成为7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原动力。

             

　　瓷器之路从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约6000英里。借由季节性的季风的帮助，航程需要几个月。虽然中国的皇帝在7世纪遣使至高丽、越南和印度，但当时中国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达了波斯湾。波斯商人长期以来就是陆上丝绸贸易的主要中介者，在当时也成了海上的商人，并控制了瓷器之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两种，一种是据说长200英尺以上可容纳600人的细长锡兰船，另一种是不用钉子，而将椰子纤维捆绑成的自制单桅帆船。船上的三角形大帆，可以使船只追循顺风的方向前进。因为波斯人会利用星座导航船只，并且为重要的星座与风向命名，所以在7世纪，波斯语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语言。

             

 

              唐玄宗在开元元年（713年）即位之初，为了展现他对这些奇珍异宝视同无物，焚毁了许多珍珠、翡翠和其他华丽的衣服。然而四年之后，据《资治通鉴》（1067—1084年)由知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所编成）记载，有一个胡人来到皇宫跟玄宗讲有关南海富庶的情景：巨珠、羽毛闪闪发亮的翠鸟、锡兰的医术与珍奇药材等。玄宗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下令监察御史杨范臣组织一个探险队，随胡人回到他的家乡。杨范臣反对，并提醒皇帝先前的不事奢侈。

             

　　杨范臣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NCE4A之宫掖！此时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

             

　　玄宗放弃了这个计划，但其他唐朝的皇帝则毫不犹豫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朝贡”天子的伪装下开始了与外国的贸易。如果外邦表现出极其恭顺的态度，又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孔子不也说过“柔远人”吗？而且，招徕蛮夷，用中国文明的光辉予以感化，那不正是统治万民的天子的责任吗？此外，贡品在朝廷隆重的典礼上，呈献上来取悦皇帝，也再度确认了唐朝的皇帝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力。显然地，一个合理的对外政策，有助于掌握不安的邻国与不相往来的敌国。

             

　　据说，唐帝国的苑囿之中充满了异国的飞禽，如苍鹰、醏醓、来自印度的绚丽孔雀，以及经由特使从高丽、中国东北、蒙古寻回的上等猎鹰。帝国边疆或更远地方来的水果——如桃子、香瓜、无花果，为了给皇帝享用，也都放进皇宫设置的冰窖里保鲜。帝国骑兵所需要的马匹，则是数以千计地由中亚的拔汗国输入。中国要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少不了这些强壮、迅捷的牲畜，这是需要而不是奢侈。不过，中国人也饲养了一些特殊颜色组合的马，如黑鬃白马、红鬃黄马，部队常以能够拥有这种相配成对的马而感到自豪。

             

　　唐代诸帝也很欣赏高丽的女子，要求高丽必须进贡女子作为宫女。侏儒与矮人（他们是否为来自非洲南部或新几内亚的纯种矮小族，则不清楚），则常被当做赏赐品，他们是来自非洲东海岸一个叫“层期”或“僧”地方的黑奴。周去非（一个广州的海关官员）在其个人的笔记《岭外代答》中谈到这些奴隶来自一个遥远的西方岛屿，很有可能是马达加斯加：

             

　　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伦，谓其无亲属之恋也。

             

　　从9世纪起，在中国史料上出现了许多对非洲极好的记述，暗示着却使中国人的帆船未曾到过非洲，但中国人至少已经从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那里取得了可靠的讯息。中国人早期与非洲牧人接触的记载，可以从段成式（死于863年）的一本杂著《酉阳杂俎》（完成于863年）中发现：

             

　　拨技力国（可能是索马利亚的Berbera），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

             

　　中国奴隶贸易的范围，很难确定。隶役作为一种惩罚方式，从汉代以来就已存在，所以在中国并不缺乏男隶和女奴。然而，据说在广州，大部分的“富人”多“蓄鬼奴”做看门人。鬼奴的地位，被看待得仅高于畜牲一些。他们担任搬负重物的工作，而且，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们“入水不眨”，所以雇用他们来修补漏水的船。有些黑奴可能在到中国后不久就死了。中国的资料描述他们肠胃失调，可能因为烹饪的饮食对他们而言并不习惯。但是，“若不死，即可久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唐代的宫女仿效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流行式样，穿着紧贴身体的礼服、打皱的裙子，以及覆有庞大面纱的帽子。而且，显然因为模仿外国跳脚尖舞的舞团，以致形成了上层阶级的中国妇女缠足的根源。起先，只有宫中的舞妓稍微裹着脚，像芭蕾舞者那样，踮起足尖站立。后来，到了宋朝，因为小脚令人赞叹，又被视为美的象征，这种风尚扩展到了宫闱之外。为人母亲的开始为她们的幼女紧裹小脚，这样一来，女孩等于是瘸了脚，一辈子被限制在家里，于是缠足便成为妇女确保贞节美德的方法之一。

             

　　男子的衣着形式也反映出外国的影响。唐朝的贵族炫耀豹皮制的帽子。唐朝诗人白居易，就在家里建造一个地铺青毯的突厥帐，作为聚会的场所。爱好舶来品的风尚感染了各个阶层，甚至最简陋的住所中所摆的日常物件，也要用高鼻大胡的外国人像来装饰。

             

　　8世纪，中国在南部海岸设置广州市舶司，严密地监督货物进出中国。负责市舶司事务的市舶使，可以毫无理由地改变进口税的税率，搞得无所适从的商人只好到安南去做生意。所有的外国货物，至少有四分之一要缴纳给中国的官员。出口的货品，必须经过双重的检验程序，以确定违禁品——中国的铜钱、媵妾、奴仆未流入蛮夷的手中，尽管的确有许多还是落入夷人手中。贪渎的官员，常勒索额外的税捐，有时还以自己私人的船队经营不法的贸易。

             

　　7世纪时，大约有总数20万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亚人，与其他外邦的人，住在广州从事贸易、各式工艺品和金银器的制作。虽然他们跟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但种族紧张的事情仍时常发生，这或许是因为有差别待遇的律令所引起的。举例来说，在太宗贞观二年（628），政府试图阻止外国人与中国妇女之间的接触，下令若外国人娶中国女子为妻，就必须留在中国。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回纥人禁止与中国女子通婚或冒充中国人，并且强制他们要穿着本国的服饰。接着在文宗开成元年（836）规定，外国人不得拥有土地、房屋以及与中国人一起生活。

             

 

              偶尔，中国人应该会讨厌居住在他们身边的既有成就又富裕的外国人，相对地，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也会因为强加在身的专断的税率与律令而大感不快。然而，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因此而点燃了肃宗乾元元年（758）的暴力冲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开始抢夺货栈、烧毁中国人的房子。结果这些暴民迫使广州刺史逃离广州，而暴民们也逃往中国内地正南边的海南岛。在这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亡，无法获悉，但事后皇帝极为震怒，限制外国人进入这个港口长达50年之久。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中国人积聚的憎恨找到了宣泄的管道。黄巢因为不满重税和贪污腐败，起兵叛乱攻进了广州，除了一些中国居民之外，估计大约还杀了总数12万的犹太人、基督徒、回教徒与祆教徒。10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锡拉弗的阿布—赛特·哈桑（Abu-Zayd 

              Hassan）描述这次暴乱：中国的流寇滥加私刑，随意屠杀，残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灾祸甚至波及锡拉弗和安曼（Uman）的船长及舵手”。虽然黄巢最后被俘，但也标志着唐朝的结束，接着便开始了小王国间的斗争时期（译按，指五代十国）。

             

　　在锡拉弗和乌剌（Ubtiullan）当地忙碌的商店里，船员们在长途旅程之后聚集在一起，编织着他们横越无数海洋的冒险故事，最后这些故事在辛巴达（Sinbad）的传奇故事中保存下来。“我在海上看着太阳升起，”故事就这样开始，“并且踏上好比从天上掉下来的巨人戒指一样的环礁。我曾经好几次从沙洲到三角洲，从小岛到群岛，从萨拉哈特（Salahat）到沙芮迪（Serendib），从喀马利（Comari）到基拉（Kela），来回地贸易。我曾经用布料换得姜和樟脑，用肉桂、穗丁香交换龙挺香、象牙和珍珠。”

             

　　在中国人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有个故事提到某位佛教僧侣在5世纪曾经到过美洲海岸。这个故事出自《梁书》，描述慧深和5个阿富汗僧徒远航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名叫扶桑国——在东方尽头的国家，它跟墨西哥的马雅文化有极明显的相似点。慧深说他发现当地人用树皮做衣服和纸张，书写方块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当地的国王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有许多鼓乐者和侍者跟随，并且依照每十年一个周期的形式，来更换他穿的（像中国天子的）皇袍颜色。像中国一样，扶桑国有着严格的司法系统，在那里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孙子也要连带受罪。

             

　　由于当时玛雅艺术品明显存在着佛教徒与印度影响的痕迹，所以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过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玛雅人的浮雕图案，刻在莲花座上，盘腿坐着，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里所出现的多头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头的神。此外，在洪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显示祭司穿着菱形图案的仪式袍服，与传统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极其类似。在墨西哥赛克斯库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种特殊的手势——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举，手心向外——表现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许愿的“事愿无违”手势。外来的印度佛教徒对玛雅文化的影响，不论归因于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亚洲航海人，这个时期可能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与美洲之间最后一次的接触。

             

　　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宾国（今喀布尔、阿富汗）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梁书》）

             

　　中国下一波航海活动的浪潮，出现在被围困的宋朝（960—1279年），当时的帝国被北方强大而好战的国家（编按：指辽、金、西夏）所侵扰。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弃了北边的京师开封，迁到长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帝国大半的税收土地落入外国手里，皇帝转而以海外贸易支应国家的财政需求。因为经济的需求，使当局重新阐释儒家经典，给予贸易和营利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高宗寻求商人的协助组成了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政府不但投资改善南部海岸线上的港口，并浚宽运河以利远洋船只通航，而且为商人盖了许多货栈。同时政府也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约10英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

             

　　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从11世纪末的50万贯铜钱，在12世纪初暴增至100万贯，而于12世纪中叶到达了200万贯。（1000铜钱用一条细绳串在一起，称做“一贯”，为宋朝官方汇兑的单位。）

             

　　为了鼓励百姓基于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学家重新依据圣贤的经典开始讨论营利的优点。陈淳在《北溪字义》这本12世纪理学的辞汇中说：“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北都沦丧，迫使宋朝迁都南方展开新的生活后，中国人的前途彻底改观。这些流亡者被迫背井离乡，反而感到更为自由，对周遭的改变和旅行的态度也较开放。另一方面，因为可耕地变少，大量人口投入商业，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

             

 在13世纪末，杭州有将近100万的人口，就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旅游当地时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个主要的城门，”马可·波罗指出，“每一个城门所包含的市区……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虽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级住宅区里，有着围墙环绕的花园和壮丽的园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狭窄的竹造或木造楼房中，有时甚至一个屋檐下住了10个家庭。为了满足这些平民大众的饮食，在中央市场每晚都要屠宰数以百计的猪只，而驳船每天运送数以吨计的蔬菜、米谷、腌鱼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说的：“东菜，西水，南柴，北米。”

             

　　变戏法的、说书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运河上悠游着。这是一个欢娱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恣纵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贩售着假发和装在笼子里的蟋蟀，以及驱蚊的薰香末。御道两旁，到处是茶馆，有钱人在这里啜饮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们有意愿，也可以上楼走进厢房，在镶金的红灯笼照耀之下，享受“乐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欢愉之中。

             

　　即使放弃了北方各省，来自西边和北边强国的压迫，还是使宋帝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它防御以陆上为根据地的敌人。

              

　　而户部尚书章谊在当时解释说：“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胡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固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

             

　　国内的河流和运河的系统，原本的作用在于供应整个帝国所需的商品，如今成为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是北边的防御线，海岸则是东边的防线。宋朝水师从商船和海岸巡逻艇组合而成的杂牌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效能的战斗舰队。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将官（译按：统制、正将、副将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将官15名和士兵2.1万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将官20名和募兵5.2万人。在13世纪初期，宋朝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在中国的主要河川内巡弋。船只的总数到达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宽，乘载42名人员。所有战舰皆备有撞竿、抛石机、各种从抛石机上发射的火器、防护板墙与射击装备。

             

　　由于皇帝提供奖金鼓励在船只设计上做革新，因此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新船，以及水师的火炮；其中发展了10种不同的远洋大帆船、10种不同形式的战舰，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马船、粪船，另外还有12种特殊船只。伴随着创新而来的，是开放的心胸。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放弃了高姿态，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术及地理学上的贡献外，也陆续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图和航海图，还研究外国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们还发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针。高宗时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学祭酒，从这位严谨的儒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探险家的诞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远洋商务帆船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120英吨，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载300英吨的货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员，而且拖着救生艇。在设计上，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乘风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间都空下来，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个独立的船舱：最前面未铺设甲板的舱房，用来设置厨房和储水仓；中间舱房则分成4个隔间，用来堆放货物；后面的舱房则配置了很多窗户，作为军官和商人睡觉的地方。这种船配备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长的主桅，以及80英尺长的前桅。从南部的福建及浙江各路来的松木，为这种船的主要材料，而船的尾舵则是特别用广东来的坚硬木材乌楠木制造的。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船帆则是用高级的竹子编织而成。在风势强劲的晴朗日子，这种帆船可以航行300英里。

             

　　海上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鲜肉与醇酒为伴，可算是海上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宋朝的海员一点也不怕深海的巨浪。就像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描述的，暗礁和浅滩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搁浅，才是他们最害怕的：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番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及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

             

 

              专为宋朝水师设计的各种战舰和巡逻艇之中，有两种极其特殊的船。“海鹘船”外观上有较低的船首和一个高耸的船尾楼甲板，加上船舷的两边伸出鸟翼般的浮板，事实上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飞翔的水鸟。这种浮板，可以增加船只在深海上航行的稳定性，它可能是由太平洋木筏上的横漂抵板演变而来。“飞虎船”则是由人力操纵的车轮船，可以在江河及湖泊的水战之中发挥极大的功效。车轮船的灵感，可能来自于直至宋代，灌溉仍经常使用的水车。

              

　　在绍兴元年（1131），宋朝水师曾经试着用车轮船，直捣华中洞庭湖上盗匪的巢穴。这一役的车轮船有8个轮子，由42人踏车。船外观上看不见轮子，当船移动时，看起来“如龙”一般轻易地在水面上滑行，因此，惊讶的旁观者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车轮船的顶端甲板有弓箭手，以及用以在近距离撞毁敌军船只的甲板的撞竿。在盗匪俘获车轮船的技工和设计者之前，朝廷的水师确实在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上获得胜利。然而在这之后，盗匪们很快地建造了自己更大的车轮船。如此一来，这些飞虎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似乎是无法避免了。

             

　　然而宋朝将领岳飞想出了一个办法打败敌人的车轮舟。绍兴四年（1135），他先在湖中某个区域抛下圆木及蔺草，接着引诱盗匪将船开进陷阱里。圆木及蔺草卡住车轮船的轮叶，盗匪们完全无法动弹。官兵用传统的平底河船摧毁了受困的车轮船。据说羞愤交集的盗匪头目（原编者按：指杨么），投湖自尽而死。

             

　　不久之后，宋朝水师面临了一个更艰巨的挑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并吞大辽之后的金国，三路起兵进攻宋朝。金国以骑兵从西路攻击四川，另一路部队企图越过长江进逼南京，第三路从海上以600艘的战舰和7万的兵力阴谋夺取京城临安。

             

　　▲宋朝水师的秘密武器是令人闻之丧胆的车轮船，又称“飞虎船”

             

　　宋军成功地击退了金国的骑兵。另一方面，长江的金兵遭遇了宋朝将领虞允文指挥下编制车轮船24艘的舰队。就像湖上的盗匪一样，金兵从未见过这种令人骇怕的新武器，居然前进时不用风帆也没有船桨。从车轮船上面，宋军以投石器发射霹雳炮——相信这是火药第一次用在战争上。这种火药，其作用的原理是以石灰与少量的铁屑混在一起，包装在陶罐或纸板内，再加以点燃。当这些原始的抛射火球落在水面或敌船上，一旦爆炸，“其声如雷”，硝烟弥漫，炙瞎人眼，也吓坏了敌人和他们的战马。宋军轻易地攻进敌舰，击败金兵。据说此役所有金国的士兵和战马都溺死了。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十六日，宋朝水师的主力倾巢而出，在山东半岛外海迎战最难应付的金国大舰队。宋朝水师仅拥有战舰一百二十艘和兵力三千员，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金兵把所有的船一字形排开，所以宋朝水师能够以火器把敌船一艘接着一艘地歼灭。

             

　　大捷之后的40年间（1164—1204），是宋朝水师的高峰。但在13世纪初期，水师的指挥权由海岸防卫巡防使移转到朝廷中央官员的手上。政府开始逐渐分拨士兵去做其他的公共工程。在理宗嘉熙三年（1239），某官员被派往南京东面的镇江视察长江水师基地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5000人之中仅有500人能够战斗。他上奏道：“余皆疲癃脆懦，纤细短弱，指一可什，决不能于惊涛巨浪之中，飞戈走戟，击刺如神。”

             

　　不久，宋朝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具有个人魅力又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不但掌握了蒙古，并迅速消灭了女真人的金国。他在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攻占燕京，继位者窝阔台又于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拿下开封。在这之后，蒙古人的眼光放在使宋帝国屈服于其权威之下，这场侵略战持续了46年。在这个过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除了原有的骑兵军团外，还增添了实力坚强的水师，使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来对付宋朝的舰队。这支强大水师的成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作之一，但蒙古水师能够成军，部分还是依赖宋朝叛将和商人的帮助。

             

　　归附蒙古的原宋朝将领刘整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为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由于刘整和其他人的帮助，这支缺乏经验的蒙古水师，拿下汉水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并俘虏了3000艘敌船为自己的舰队所用。在宋恭宗德NB073元年（1275）年底，蒙古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两个投机商人朱清和张ND043，大概希望在蒙古的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蒙古进攻宋朝都城临安的决战之际，秘密提供500艘船与数千名的水手。

             

　　临安在景炎元年（1276）沦陷，当时还是幼童的宋端宗变成了阶下囚。不过汉人还是持续反抗。皇帝的弟弟（译按：指帝NBB64）被暗中从都城送到福建的福州登基。3年之后，800艘蒙古战舰终于在广州附近掳获了在大帆船上的宋朝流亡政府，原因是这艘大船太慢又太重，没办法逃走。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之下，年幼的皇帝和许多朝臣跳海溺毙。

             

　　就这样，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成为横跨四千英里，越过中亚草原，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中国南部海岸的大帝国主宰。蒙古人以激烈的手段对待反抗者，在中国他们屠杀全城，只留下工匠和大汗认为可以为他服务的人。早先，大汗仅向农民征收必需的粮食；而当需要增加时，蒙古人就剥夺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物品。他们很少采用儒家的汉人出仕，也不用儒家心目中可以使朝廷保有万年基业的治国理念——按人口多寡课征赋税。蒙古当局反而指派许多外国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忽必烈本人也反对汉化，除了在蒙古本土管理基业外，连度假都到边境外的上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像奴隶般被异族侵略者统治，而儒家的影响力，也降到空前的最低点。

             

 

              根据元朝的法令，社会上分为四个阶层：（1）蒙古征服者；（2）色目人，也就是中亚人；（3）汉人，也就是华北人，曾经被其他非汉人政权所统治；（4）南人，也就是华南人，社会地位最低，同时也是元代人口结构的主体所在。儒者们被剥夺了赋税豁免特权。在此时期，他们必须忍受屈辱所带来的痛苦。儒者们后来说道，如果以实用性的观点来区分蒙古社会，他们认为儒者被排在社会的第九级，介于第八级的娼妓与最后一级的乞丐之间。

             

　　忽必烈大汗虽然被称为“万王之王”和“宇宙之主”，但他追求权势的欲望从未感到满足。既然已经成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消灭宋朝，为什么不多加利用呢？于是他遣使到苏门答腊、锡兰和其他南亚一带的国家树立威望，同时元朝的商人也逐渐从阿拉伯人手上夺取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元代商人所航行的巨大帆船，不论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宋代的船大得多，而且比当时欧洲所建造的海船都要壮观。

             

　　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九年（1275—1292）滞留大汗朝廷期间，在福建沿海的泉州港，看过一种远洋四桅帆船，船上至少有60间单人客舱提供给商人居住。以这样的大小，这种船可以乘载150到300个水手。船上有防水舱的设计，这种造船技术在600年之后才传到欧洲。在马可·波罗拜访中国五十年后，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h）描述元朝人在船上的花园里，以木桶种植蔬菜与药草，他还说，船靠岸时船长登上港口，“就像一个大穆斯林酋长……行进时，走在前头的弓箭手和衣索匹亚奴隶（Ethiops）佩挂刀剑和长矛，敲着鼓、吹着喇叭为船长开路。”

             

　　忽必烈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经有侵略日本的意图，在至元十一年（1274）组织了一支900艘船、4万名士兵以及1.5万匹战马的大军，发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舰队从高丽出航，横越狭窄的海峡开往日本。蒙古人轻易地占领了对马岛及壹岐岛，继续向日本南方最大的岛九州前进。大汗的士兵将掳获的日本妇女，用铁丝刺穿她们的手臂绑在船上的两侧。此举激怒了日本人，他们组成12万大军来跟蒙古人对决。但是他们的弓箭手根本挡不住蒙古人震天价响的火炮。惊吓之余，日军往后撤退，使得蒙古人迅速登陆，攻占了许多城镇与村落。即使如此，蒙古人还是担心他们在数量上敌不过日军。

             

　　蒙古将领忻都提出忠告：“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正当蒙古人撤退之时，台风侵袭日本沿海。船长们试图驾船离开浅滩，但已经来不及了。在强风的吹袭下，船只猛烈撞击岩石，船员无助地被卷入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据说有大量的士兵被冲向九州海岸，尸体布满了整个沙滩。300艘以上的船只失踪，2万人以上被杀或溺死。

             

　　在听到这个灾难的消息之后，忽必烈大汗逮捕当时滞留在京城的几位日本使节，火速将他们处死，枭首示众。无法接受惨败的事实，大汗立即下令再度远征。经过7年的准备，忽必烈组织了一支比上次更为庞大的新舰队。这支武力拥有4500艘船和15万名士兵，在当时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部队。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大汗的超级大舰队，在顺风的助长下由高丽出海，一望无际的舰队绵延至海平面的另一边。

             

　　和前次的出征一样，蒙古的舰队在初期颇有斩获，再度攻下壹岐岛，并在九州获得胜利。然而，当蒙古军专注于陆地战斗时，日本的小船渐渐逼近海湾，在舰队外围的大帆船上放火。面对强烈的抵抗，蒙古军再度决定撤退，却想不到超级强烈的台风又再度侵袭这个岛屿。争先恐后逃离的船舰彼此碰撞，导致桅倾竿折，撞上岩石后支离破碎。日本人在海边搜寻敌人，歼灭蹒跚上岸的蒙古兵和高丽兵。这场战役，应该有超过4000艘的战船沉没在九州外海的浅湾，浅湾上沉船所留下的残骸碎片造成了一条像碎石路般的通道，人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穿越。据说超过13万的蒙古兵和高丽兵在这场战役中死亡。在这个大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岛屿有“神风”保护，他们称之为“カミカゼ”（kamikaze）。

             

　　雄心勃勃的大汗，也曾派遣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攻击安南（越南北部）和爪哇，两地的国王也很快地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当时大汗使节所到之处，比历史上所有中国官方使节所到之处都要远。根据马可·波罗叙述，他们甚至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就在这时候，大汗拟议重开长达2000英里的大运河。由于华北农业产量有限，无法完全自给自足，重开这条在宋末长期争战中已遭严重破坏的大运河，可以将长江三角洲盛产的粮食运输至位于北京的新都。当整治运河的工作正在进行时，皇帝决定开始由海路大规模运输米粮。这一个庞大的计划，证明了元代中国在航海霸权上的辉煌成果。

             

　　至元十九年（1282），600万磅的谷物由116艘大型的平底船，向北运到了现在河北省天津市附近的一个港口。10年之后，运输量攀升至1680万磅；到了天历二年（1329），运输量到达了4200万磅的最高峰。

             

　　在蒙古对帝国的控制逐渐衰落时，这个维持帝国生命力的计划，落到了两个商人的手上，这两个商人也就是朱清和张ND043。他们从运输米粮获得巨大的利益，并且很快地将贸易经营范围扩张到东南亚。据说他们的家族成员个个穿金戴银，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商人出门由1000组成的私人卫队随行，任意鱼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战他们的权威，必置之于死地。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不仅对政府需要的谷物勒索高价，还侵害皇帝的特权，从外商那里接受外邦的朝贡品。这种冒犯天威的行径，成为这两个家族的致命伤。成宗大德六年（1302），两人被判以通夷叛国之罪，朱清自杀，而张ND043则与子孙一起在北京被正法。

             

 

              这两个恶霸的行径，使儒者对于贸易的贬抑和对商人的指摘更加坚定，他们在蒙古帝国衰微之际，开始重新恢复影响力。他们接管粮食贸易，订定“官督商办”的政策，对商人与海外活动施行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在1330年代，大部分北运的粮食，重新由比近海运输更为安全可靠的内陆运河系统来运输，海上运输也就逐渐没落了。

             

　　杀鸡取卵，就再也得不到蛋了。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们，明白严格的管理制度可以抑制商人的海外冒险。他们也了解到想要有丰富的税收，就要允许商人事业兴盛，就算如此，中国长期以来，还是从未放弃“官督商办”的政策——将母鸡（译按：指商人）关在笼子里严密看管。儒者对商人和海外冒险这种意义深长的疑虑，直接影响了明代宝船船队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命运。

 

第三章 俘虏与王子

 

              绵延数百英里的高原，从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向东延伸，穿过四川南部到达云南。这片高原地带的地势崎岖不平，山峦起伏，其间海拔超过1.5万英尺的峰顶终年积雪，不利航行的河流曲折地穿梭过陡峭的峡谷。包围着高原的是茂密的雨林，横亘着的是狭窄又泥泞的道路与摇晃的竹桥。数百年来，因为地形的特性，当地的交通极其艰困而且危险，云南与当地的百姓也就因此而被孤立于中原之外。

             

　　忽必烈大汗曾经在征伐缅甸失利的过程中，因为瘴疠而在云南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军士，而公元1368汉人推翻元朝，最后残余的蒙古部队也是撤退到这里。洪武七年（1374），中国新的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节到云南，要求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接受明朝的统治。但是蒙古的梁王杀害使节，公然拒绝明帝的要求，其后的外交努力也以失败收场。太祖终于在洪武十四年（1381）失去了耐性，命令能征善战的将领傅友德，率领30万的大军攻入云南，征服蒙古人。洪武十五年，明朝占领了云南的省会昆明，而反抗的梁王及其将领，在被俘之前以自杀结束生命。

             

　　明朝的军队在云南之役中对待敌人手下毫不留情，估计残杀了大约6万的苗、瑶部民，以及无数的蒙古人。中国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就存在着将囚犯的孩子去势这样的习俗。数以千计的男孩——有些才只有9岁或10岁——被剥光衣服，用利刃施以残忍的手术，割去阴茎和睾丸，然后在尿道上插入栓子。数以百计的男孩无法痊愈，因感染和缺乏照顾而死亡。存活下来的男孩就送到京城，在宫里当宦官。

             

　　明朝的军队在云南所掳来的俘虏当中，有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姓男孩。当征南将军傅友德与他的军队在路上偶然遇到这个10岁的男孩时，就问他有关那位想当中国皇帝的蒙古亲王的下落。

             

　　这个男孩回答说：“他跳湖了！”

             

　　“真的吗？”傅友德问。

             

　　傅友德觉得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即使他知道实情，也可能会加以隐瞒，而且还有胆量敢这样回答一位将军。因此他俘虏了这个男孩。在3年后的洪武十七年（1385），当时25岁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担任傅友德的副手，而这个男孩在净身之后就被安置在这位王子的家中做近侍。

             

　　皇宫生活的礼仪，通常会造成皇室成员与宦官之间的距离。然而在这之后的10年间，燕王与服侍他的青年太监郑和，为了追剿蒙古叛军，在帝国边境的军营中朝夕相处，培养出了终身的友谊。

              

　　云南之役是朱棣第一次的战争体验。体格强健、英气勃发、精力旺盛的年轻王子，随后住进前朝位于北平（元代称为大都）的皇宫，同时他的父皇朱元璋赋予他防守北疆的任务。北平的军团在职权上的划分，是由皇帝的老友同时也是皇帝手下阶级最高的大将军徐达所统率，傅友德与燕王也在其麾下。

             

　　在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徐达是朱元璋最亲密的战友；而且在朱元璋被敌军俘虏时，曾经是他的代理人。皇帝本人是来自华中安徽的农村孤儿。他曾在佛寺里待了几年，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并且有机会接触儒家经典。他个儿高、鼻子又大又扁，戽斗，举止严肃而紧张，让人一见到他立刻就肃然起敬。几年之后，朱元璋成为反抗元朝的一分子，他与其他叛军领袖最大的不同，就在他不抢、不杀平民，反而寻求学者的建言。

             

　　朱元璋认为他抗元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他所虔诚祈祷的山神及河神的保佑。他相信他那曾是巫者的祖父有能力说服水神降雨。因此，不久之后，当他登基而为新王朝冠上“明”（意指前途光明或照亮世界）的国号时，他把对自然神灵的崇信立为国教，地位在佛教和道教之上。但也就因为他相信不管是在护城河、在城墙，或者是在河流，到处都有无所不在的神灵，所以他也相信某人、某个地方总是在密谋反对他。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他最亲密的伙伴也不例外。他坐上龙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布下层层的监视网来查探他的部属，并且实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一户人家必须列出住在同一户里面所有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而相邻的各户，彼此奉命互相监视。

             

　　马皇后在朱元璋起兵抗元之际和他结婚，调和丈夫的偏执个性，为囚犯争取较合理的对待方式，并鼓励丈夫积存粮食以便在紧急的时候帮助百姓。有一次，朱元璋指责她太照顾农民，马皇后反驳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事实上，她的确如此。她为朱元璋的士兵缝纫衣物，至正二十年（1360）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为了奖赏在战场最前线的忠勇之士，她将丈夫所储备的金银发给了他们。

             

　　当朱元璋权力逐渐高涨时，他纳入为数众多的妃嫔，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高丽人，并且成为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父亲。马皇后仅育有四子，虽然谣传她不孕，并未产下任何皇子。她确实不是后来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的生母。据传朱棣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儿子。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当朱元璋进入蒙古的京城大都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公主——元顺帝妥NEF64帖睦尔的妃子之一，蒙古人可能在撤退时抛弃了她或者根本遗忘了她的存在，而把她留在大都。朱元璋收她为妃，而她也从没说过自己在当时已怀了身孕。当她产下朱棣之后，不知情的朱元璋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事实上，朱棣可能是太祖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嫔所生的早产儿。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对皇帝来说是个羞辱，因此这位妃嫔被处以一种叫做穿“铁裙”的中国酷刑。这位年轻的女子先前已经因为难产而体质虚弱，又在寒冷的户外穿着“铁裙”而动弹不得，最后终于饱受风霜而死。

             

 

              下定决心要建立合乎正统的朝廷来克服自己卑微的出身，朱元璋邀请4位元朝著名的儒者来到南京，除了为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兴革命政权服务之外，并负责教育皇子与内廷官员各种礼仪。当时一座道教的寺院，就临时被改成小型的宫殿，官员们在此学习宫廷礼仪，并且在扮演皇帝的测试者面前演练3天。

             

　　朱元璋向其中的一个儒者宋濂询问道：“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的回答是宋代学者真德秀对于《大学》的诠释——《大学衍义》。于是明太祖把这本书节录在皇宫的墙上，不时集合朝臣围着这些章句，请宋濂为大家讲解。至于皇子们，还得学习可以作为道德行为指南的歌谣集《诗经》、作为贤君懿行范本的古代帝王诰命总集《书经》，以及由孔子所编辑的鲁国（位于今日山东省）历史，同时也是孔子对政治行为加以道德评判的《春秋》。

             

　　皇子们透过“卧冰求鲤”的故事，学习儒家所强调的孝道：有一位继母在丈夫面前一再地责备前妻所生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时常被虐待，但他还是竭尽所能让继母高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脱掉衣服躺在冰冻的湖面上，只为了融化冰块，帮继母取得一条新鲜的鱼。

             

　　有一回，太祖发现他的儿子之中，有一个因为上课不专心，被老师施以敲头的处分，太祖大怒。当太祖准备采取行动惩治这位宫廷教师时，马皇后出面阻止。马皇后劝她的丈夫说：“织锦之时，必经剪裁；犹如小儿上学，需施以罚。”朱元璋才勉强作罢。

             

　　朱元璋反复无常的脾气，有时候也会直接发泄在他的妃嫔身上，这时统摄后宫的马皇后也会出面干预。有一次，她假装比太祖还要生气，准备将触犯天威的妃嫔送到宫正司治罪。

             

　　太祖问她：“你为何要干涉此事？”

             

　　“陛下正在气头上，处罚可能会太重。”她说，“宫正司会根据她犯罪的轻重做公正的处置。所有的罪犯都不该由陛下审判，应该交由适当的机构审理。”

             

　　太祖又问：“那你为什么生这个女人的气？”

             

　　她回答：“为了平息陛下的怒气！”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去世之后，太祖在舍自己心目中最能干的32岁皇子朱棣不立而指定当时14岁、温文儒雅的长孙朱允作为皇储的过程中，的确有些迟疑。据说，从早年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不能确定传言朱棣比较优异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说不定那只是后来朱棣修改《明太祖实录》的产物。话说有一天，朱元璋出了一句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朱允与朱棣两人分别接着对下联。

             

　　朱允对的句子“雨打羊毛一片毡”有点乏味，而朱棣则说“日照龙鳞万点金”。若是诗句可以反映个性的本质，那么朱棣的诗句中看得出强烈而乐观的心志，让太祖印象深刻。

             

　　不过朱元璋的侍臣劝他不要立朱棣为皇储。他们说这样会造成皇子间兄弟失和，使国家发生内战。不太放心皇孙能力的朱元璋，在晚年的时候，为了拔除帝国内可能威胁继承者皇位的人而发起整肃运动。大约1.5万名文官与忠诚的军事将领，在太祖的疯狂整肃行动中遭到处决。即使是忠心耿耿的傅友德，也受到太祖猜疑而被召回南京定罪。根据记载，傅友德在惊愕的满朝文武官员面前交出两个儿子的首级后，自刎而死。

             

　　据说朱元璋在经过这次大整肃之后，曾经拿一支长满利刺的棘杖，放在皇太孙的面前，要他拿起来。朱允犹豫。太祖说：“我已经把棘杖上的利刺都拔光了才交给你。我还能帮你做得更多吗？”

             

　　昆阳位于云南中部的昆明正南方。马和是昆阳一个伊斯兰教家庭的次子。他的父亲与祖父都叫马哈只，有这个名字就表示他们两个都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这个家族何时来到云南，无法确定，但他们应该是元朝初年涌入云南的众多伊斯兰教徒之一。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部队里某个军官的亲戚，这个军官曾经辅佐大汗占领云南，并且在至元十一年（1274）受命治理云南。

             

　　虽然早在8世纪，伊斯兰教徒就已经循着陆路和海路进入中国，并在广州、泉州的沿海口岸落脚；但直到元朝初年，才有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大批涌入。当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以及畏吾儿人（编按：即今维吾尔人），散居于帝国境内各地。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成吉思汗在当时横扫撒马尔罕（Samarkand）、巴剌黑（Balkh）、哈烈（Herat）和其他的中亚城市，因此征召了许多当地有学问的人进入行政部门，并吸收许多伊斯兰教徒在元朝的宫廷里服务。

             

　　我们不晓得马和的父亲马哈只当时是在云南服务还是帮助蒙古军队，或者是在改朝换代的纷乱中被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洪武十四年（1381），37岁的时候死亡或者被杀，是年他的次子马和成了俘虏，长子文铭把父亲葬在昆明城外；而且几年后，当马和在皇帝面前权势上升时，他为父亲立了一块墓志铭，记载着先考的丰功伟业：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护周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黗，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初三日，享年39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永乐三年（1405）端阳日

             

　　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郑和住在北平燕王的家中，如果是在首都南京他可能无法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在北平人们叫他“三宝”。明太祖不信任宦官，曾经说：“此辈勿赋以重任，其数毋令过多。”见《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宦官》，页一八二六。在洪武十七年（1384），据说他挂了一块牌子在宫门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同时他认为最好不要让宦官识字。

             

　　官官制度开始建立在汉朝，目的在于为皇室管理家务，并使机密不致流落民间。像土耳其一样，这些宦官被托付以保护皇室女眷和维护皇室血统纯正的任务。虽然明初的宦官是不识字的，但是他们是皇家习俗及宫廷礼仪的守护者，教导皇子们像外交礼、节餐桌上的礼仪以及性行为方面的事情。燕王在16岁迎娶大将军徐达14岁的女儿之前，可能曾经由一位宦官引进一处宫苑，那里有男人、女人和野兽交媾的浮屠雕像。

             

　　在朱元璋手下，宦官由12个管理职务或者部门所组成，分别职掌有关膳食供应、奏章、库坛营建、御马房以及军需用品等事务。其中最高的职位是司礼监，由3名太监组成，负责指定所有宦官的职务，并且选派宦官执行特殊的任务。朱元璋终究还是发现所有的太监都不识字有其不便，于是违背自己定的规矩，让少数能干的太监识字，在御用监中掌管奏章。

             

　　马和是在青春期之前就被去势，这种太监被称做“童净”，意思是“从孩童以来就纯净无暇”。他们特别受到宫女们的喜爱，而且举止有些像小女孩子那样的倾向。据说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发出尖锐而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个性神经质而多愁善感，易怒易哭。马和很明显地跟这些刻板印象完全不同。家谱上记载他“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有智略，知兵习战”。虽然夸张了一些（而且中国的尺比西方的英尺要小），不过仍然给人家一种体形魁梧、威风凛凛的印象。而且据说他还读过《论语》和《孟子》。另一方面，从云南之役开始，他一直伴随着燕王的军队东征西讨，学习用兵之术，与主人并肩作战，最后终于在1390年代对抗北方草原地带蒙古人的战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他的父亲一样，朱棣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也因为得自父亲的遗传，这个技能是他获得及保有帝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冬季，朱棣受命阻挡南犯的蒙古军队，当他第一次接受皇命带领大军对抗狡猾的蒙古领袖乃儿不花时，就证明了朱棣在各方面的能力。

             

　　被逐出中土的蒙古残余部队，对中国的城镇和边境前哨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发动他们最拿手的游击战，随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撤离，回到安全而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他们的踪迹到了草原也就随风而逝。他们可以离开羊群生活数月，时常拔营寻找牧地，从这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赶着健壮的小马不断迁徙。而明朝的部队，本身就背负着后勤补给品的绵长车队，移动的速度很慢，时常在见到敌人或者投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精疲力竭。冬天的战斗更是危险，所以很少尝试。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朱棣由20岁的马和陪伴，率领部队由北平出发。朱棣知道乃儿不花一定会以为在这种季节局势很安稳，因为当时天候异常地冷，蒙古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会追来。事实上，当朱棣的部队经过现在长城上的古北口时，在军士间散布着一种对于任务的不确定感。当他们来到这片风沙漫天的不毛之地时，眼前只有延绵不断的地平线，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太愿意继续前进。他们心里想，在这种天气中前进，是一种疯狂的行径！

             

　　明朝的骑兵穿着蒙古式样的服装：长筒皮靴、宽松的裤子，以及前头敞开以便于驾驭马匹的红色短甲衣。他们头上戴的是紧贴脑袋的铁盔，后头连着像马尾的红穗子，甲衣外面还披上铁制或铜制的三角形护胸。他们的皮护肩、护膝和宽大的皮带上面，皆以巨大野兽的头像作为造型，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猛兽附身一样。

             

　　朱棣勒马停下，召集他的将领们围过来，宣布他的计划是先派遣斥候寻找乃儿不花的踪迹，并搜集蒙古军营相关的资讯。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而是直捣蒙古人巢穴，这次的攻击是经过审慎计划的行动。

             

　　当斥候迅速地离开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不久，斥候在刚刚跨越蒙古边界附近的迤都，发现了蒙古军的主要营帐。就在朱棣快马加鞭朝迤都前进时，下起漫天的大雪，白茫茫的银絮覆盖了沙漠。士兵们的情绪再度陷入恐惧。

             

　　“天气如此恶劣，敌人必不料我至。”朱棣诫谕将领们，“趁雪速进，正可出奇制胜。”

             

　　于是部队又继续前进，而当他们接近蒙古营地时，朱棣命令所有的人都躲在沙丘后面。朱棣手上有一个秘密武器，也就是蒙古将领观童，他在数个月之前被明朝军队俘获，是乃儿不花的挚友。朱棣派遣这位蒙古将领去跟蒙古领袖会面。乃儿不花见到老友感到很惊讶，眼泪不禁流下。正当两人互相拥抱，开始谈话之际，朱棣下令士兵逼近，包围蒙古营帐。

             

　　当乃儿不花发觉中计，跳上马背准备逃走时，他被观童拦住，告知朱棣的计谋。乃儿不花眼见无路可逃，只好投降。燕王以礼对待蒙古领袖，当晚并准备了盛宴款待全军及其家属。在尽情吃喝之后，次日许多蒙古军纷纷决定归附朱棣的阵营。这场不见血光的胜利，让燕王赢得南京方面的赞赏，同时也让某些人忧虑。太祖得意地宣布，他一直担心的北边防务安全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但太子的谋臣，却默默地担心燕王的军权逐渐扩张。

             

 7年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号“洪武”，揭示着“强大武力”的朱元璋，以71岁高龄去世。由于害怕诸皇子借丧礼的机会聚集京师，对皇太孙不利，互执干戈，他在死前下令，所有人留在各自的封地，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准奔丧。朱元璋陵寝（译按：即明孝陵）的位置，在他在位初期就已开始审慎地评估，最后定址于南京正东的紫金山缓坡上（编按：紫金山今改名钟山，该处缓坡称独龙阜玩珠峰），陵寝的前面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水蜿蜒萦绕全山。从此，太祖的灵魂长埋于山川之间，无法在死后漫游，给子孙带来不安与麻烦。

             

　　两排野兽、武士及文官造型的巨大石雕像，从山脚下一路安放到陵寝前，成双成对地夹道而立，永远都在“守卫”着墓主。人们相信邪魔只走笔直的路，所以这条长度有1英里的迂回神道，扮演着阻挠邪魔的角色。扶棺者与太祖的42位妃嫔都一起殉葬。殉葬的妃嫔，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刀刃封喉。人们相信灵魂在人死后还是有世俗的需求，所以陵寝中仍埋入经过去皮、烹煮之后的猪肉和羊肉等食物，飨宴着太祖的魂魄。

             

　　关于燕王朱棣是逼迫对其21岁、雅好儒学的侄子发动内战，抑或是他本身经由非法扩张其军权，有意挑起一场叛乱，存在着许多争议。事实可能就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官方的历史资料的确有记载，惠帝朱允在即位之后，采取“削藩”政策，也就是说，意图削弱诸皇叔的护卫兵力。燕王朱棣的兄弟一个个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罢除权力并夺去兵权。湘王朱柏是朱元璋最能干的儿子之一，他拒绝惠帝的传召与回复莫须有的指控，并在盛怒之下，放火焚毁了位于荆州的王府，烧死所有的家人，然后骑着马冲入火海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建文元年（1399），惠帝朱允即位的次年，五位最有权力的皇叔被削夺了实权，另外有两位则是自然死亡。剩下的其他亲王，除了在北平的燕王之外，都因为年纪太小或者影响力不够，无法对惠帝产生威胁。朱棣遵从父亲的旨意，在丧礼之后就没有离开封地，于是被孤立在外。为了给自己时间决定日后的做法，他假装精神错乱。他在北平的街道上大吼大叫，偷取食物和酒，睡在阴沟里面。有一次他连续多日意志消沉，不愿见任何人。天气温暖的时候，他坐在火炉边，边发抖边抱怨天气冷。不过这一切都是障眼法，要让惠帝认为他已经生病而不再具有威胁性。

              

　　早在那年夏天，朱棣就请求惠帝让他在南京皇宫中的三个儿子回到他的身边。为了不让朱棣偏执狂的毛病再发，惠帝允准他的三个儿子回家。这是朱允最大的错误。既然儿子已经回到身边，假如受到惠帝的挑衅，朱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后，他果然受到挑衅。

             

　　七月间，惠帝派了一小队兵力到北平，来拘捕两名涉及可疑活动的朱棣将领。起初，朱棣同意把这两名将领交给朱允的特使，不过后来，他策划一个大胆的行动，诱拐特使单独进入王府内，将他们拿下，就地处死。在朝廷正式追究这件事之前，燕王朱棣率先宣布了“奉天靖难”的意图。“奉天靖难”意思就是“顺应天意消除朝廷的障碍”。他不提叛乱，而以铲除围绕在侄子身边的“奸”臣自居。他特别留意两个儒臣，谴责他们改变开国者朱元璋的政策，并导引惠帝攻击诸王。

             

　　在对北平军民演说时，他呼吁惠帝：

             

　　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黙、黚、柏、桂、NCF46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怜，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譬伐大树，先剪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在这段话当中，高尚的动机掩饰了燕王的真正野心。跟朱允相比，他自认是继承父亲皇位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真的是英明强干。看相的不是说他走路的样子就像“龙行虎步”吗？而且，反叛的想法不只在他的心中已经萦回许久，他身边的人也有这种想法，特别是他的谋士，擅长兵法的僧人道衍，就曾经讥讽惠帝，说他“生性仁柔”。道衍早就开始在宫苑之中，秘密训练了八百名特别的攻坚部队。他很聪明，在宫苑里养了一群叫声很大的鹅跟鸭，以掩盖部队操演的声音。然而，燕王感到纳闷，这是攻击的好时机吗？还是他操之过急了呢？

             

　　在朱棣拿下惠帝派来的使者的当晚，一阵狂风暴雨袭击了北平。燕王王府的屋瓦因此被扫落，朱棣以为这是上天要他覆亡的征兆。不过道衍向朱棣再三保证，告诉他这反而是惠帝灭亡的预兆。

             

　　“殿下没听说过吗？”他说，“‘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屋瓦坠地，这是上天示意，要殿下移居黄瓦屋（皇宫）了。”

             

　　起初，惠帝对燕王的叛乱并不很在意，照常处理例行事务。他决定给予地方较大的权限，并且不像他的祖父一样施行恐怖统治。他释放了开国之初就入狱的一些政治犯，撤销一些惩罚性的税赋。然而，由于可能帮助朱允的良将，大部分在朱元璋最后一次疯狂整肃中被杀，因此朝中已无良将有能力平定这场叛乱。第一支受命攻击朱棣的朝廷军队尽管数量庞大，但在北方的战场处处失利。惠帝不知是出自于心地仁慈或者个性天真，竟然下令部队不准杀害燕王。朱棣知悉此事，便利用这个弱点。

             

 

              朱棣又再一次以突袭的战略让敌人大吃一惊。当惠帝的部队正在河北饮酒庆祝中秋节时，几千名朱棣的部队在午夜展开攻击，消灭了8000名朝廷的士兵。由于朱棣的部队以一种奇特的潜水战略发动攻击，剩下的1万名朝廷的军队，不久之后也被俘虏了。朱棣的人在一座桥梁附近躲在水底，以芦管呼吸，对头上经过的朝廷的军队发动奇袭。这些攻击行动不但瘫痪了朝廷军队的武力，同时也打败了这支多达13万的大军。

             

　　然而到了晚秋，惠帝派出第二波阵容更为庞大，估计大约有50万的大军，前去北方拿下北平。但是这支部队在南京出发时，穿的是夏季的军装，在没有事先准备之下遭遇北方的冰雪。虽然朝廷军队的士兵穿着草鞋感到非常寒冷，但还是发动攻击，万箭齐发射向北平城。当时燕王跟他的部队正在城外操演，北平的妇女登上城墙，勇敢地向来犯者砸锅碗瓢盆，一直到男人们赶回来帮忙。北平是守住了，而朝廷的军队损伤了大约20万。

             

　　建文三年（1401）春季，朝廷的军队再度集结，他们使用破坏力强大的火铳，发动压倒性的攻击。朱棣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好几名将领，数以千计的部队，包括燕王本人，也仅能勉强地从攻击中逃脱。在山东，朱棣发觉他本身被敌人的骑兵团团包围，马也受了伤，仅能靠归附的蒙古军大胆冲锋，才得以脱困。经由道衍劝告，燕王撤回北平让部队休养生息。这是他反叛以来的低潮。到了这个时候，两方都不再低估对方。战况陷入了僵局。

             

　　朱棣出乎意料地得到宫中太监的奥援。惠帝为了防止宦官滥用职权，禁止宦官在宫城之外办理公务。感到不满的宦官们，从南京逃往北平燕王的王府。他们跟燕王泄露了有关京师防务方面的秘密，指出京师的防卫兵力其实相当薄弱。他们还建议燕王：安徽的凤阳与江苏的淮安驻有重兵，最好避开。燕王高兴极了。这给了他所需要的鼓励，让他可以挥兵南下，攻克南京。

              

　　这场大胆的战役在建文四年（1402）元月展开。朱棣带着将领之一马和，沿着大运河向南，夺取粮船，切断重要城市的运输线。他避过重兵驻守的防御据点，仅攻占兵力薄弱的城镇，有时甚至不费一兵一卒。在安徽灵璧跟朝廷的军队遭遇时，朝廷的兵马因为大炮放出的信号搞错，提早冲出防护的战壕，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使朱棣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清除了穿越长江的障碍，包围首都南京。

             

　　环绕南京的巨大城墙，周长15英里、高36英尺，城顶宽21英尺。整座城有四道城门（译按：这里指的是聚宝门有四道NCECD门），由禁军防守。这些士兵就住在城墙里的狭长营房（译按：即藏兵洞）里。明朝城墙守军的纪律，十分严格。当哨的卫兵，不得擅离岗哨五步之外；擅离岗位者，就地正法。若逃亡的话，除逃亡者处死之外，其他同伍的四人，亦因未尽劝阻之责，陪同逃亡者连坐，一起处决。另外，卫兵若敢闲聊者，割耳处分。

             

　　尽管朱棣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要打下南京城，但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然而惠帝身边的官员对皇帝的忠诚，已经开始瓦解。在朱棣抵达南京城郊后不久，两位朝廷的将领到燕王的营帐，讨论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商谈弃城投降的秘密协定。建文四年七月十三日，获得胜利的朱棣和他的军队大步迈入了金川门。

             

　　燕王发现宫殿陷入一片火海，于是命令一名太监前去调查。太监发现了皇后与太子烧焦的尸体。另外一具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一般相信就是惠帝。然而，即使在七月十八日这3具尸体埋葬的前夕，朱允还在人间的谣言还是四处弥漫。

             

　　当燕王逼近南京时，有一种传言说：某个朝臣催促朱允打开祖父留给他的朱红锦盒。太祖在驾崩之前规定，惟有在紧急的时刻才能打开锦盒。锦盒里放着3名和尚出家入佛门的证明度牒，度牒上有“应文”、“应武”和“应贤”3个名字。上面指示：“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方。”锦盒里也放着和尚使用的袈裟、僧帽、僧鞋，以及落发用的剃刀。

             

　　根据这则故事，惠帝打扮成和尚，带着几个忠心的跟随者，来到鬼门，见一艘小船系在水边，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那里等候，他说太祖托梦要他来帮助他们。于是，惠帝就这样逃出去了。据说这3个和尚从来没有离开惠帝身边，其他还有20个人假扮成各式各样的人在路途之中来回奔走，帮惠帝准备衣食等各项事宜。

             

　　▲朱棣选择“永乐”——意指“永远欢乐”——这个称号，做为其在位时期的年号

             

　　在南京城沦陷之前，极力主张削弱燕王势力的两名顾命大臣——齐泰及黄子澄，曾经设法秘密逃出南京城。齐泰用墨水将他的白马涂黑，由于墨汁随着马匹身上的汗水脱落，他还是被认了出来，遭到逮捕的命运。黄子澄在苏州筹组勤王的义军，但是很快就被燕王的部队消灭。在当面指责燕王之后，黄子澄被处以叛国罪，施行残酷的凌迟（即千刀万剐）之刑。这种凌迟的剐刑，以刀在胸部、腹部、手臂、大腿及背部上一片一片地剐，让犯人慢慢地流血至死，这段时间大约长达3天之久。

             

　　朱棣在七月十六日登上皇位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处死拒绝承认他的文武官员，还有跟这些人相关的九族、甚至十族，以及他们的邻居、老师、仆人和朋友。许多服侍过朱允的儒臣也包含其中。这种恐怖的整肃行动令人回想起他父亲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大屠杀。紧接着大屠杀之后，朱棣选择了“永乐”（意为“永远欢乐”）作为他的年号。他公开宣布，他侄子在位的建文时期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也修改历史，正式将他父亲的年号一直延长到建文四年（译按：即洪武三十五年）。

             

 

              从即位开始，朱棣就不信任士大夫，而帮助过他夺取皇位的宦官，则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朱棣为了报答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宦官将领马和，赐他姓郑。一般相信，朱棣之所以选择郑这个姓，是因为在叛乱初期，他的爱马曾在北平城外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被杀死。事实上，郑和在建文元年的北平保卫战，以及建文四年南下夺取南京的决定性战役中，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正当朱棣试图合法化他叛乱的行动，并抹煞朱允在位的事实时，到处仍然传说着有一位僧侣皇帝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有记载说惠帝在云南一个叫白龙山的地方度过余生。也有记载说他去了广西，据说他曾在那里卖玉带换饭吃。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描述他如何逃到福建，在那里讨了一个老婆，生了四个小孩。

             

　　据说，一个叫严震的朝廷官员，在往云南的路上，无意间遇见了惠帝，两人相认对泣。

             

　　朱允问：“何以处我？”

             

　　严震对曰：“陛下自便，臣自有处。”

             

　　据说当天夜里，严震在驿站的亭中自缢。

             

　　另一种说法则坚称，虽然最初他在国内四处游走，但最后落脚在苏州城外穹窿山的一座叫普济寺的大寺院里，一直住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他45岁去世为止。道衍在燕王夺取帝位之后就不再对燕王抱任何希望，所以惠帝应该就是得到了道衍的帮助。据当地老百姓说，即使在严重干旱的时期，寺院中埋葬惠帝的地点，也总是一片青绿。

             

　　此外，也有人说惠帝实际上是逃到了海外。

             

　　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令开始建造帝国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包含了商船、战船及粮船，预定前往中国海及印度洋上的港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将载着帝国所拥有的各式宝物，因此境内各省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各家说法不一，至少根据《明通鉴》（一本记载明代的非官方史书），部分的自的可能在于彻底搜查海域，以便寻觅惠帝，或借此行动，消弭惠帝流亡海外这个造成不安的谣言。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

             

　　当然这支壮观的宝船船队的实质意义，好像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废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拥有者。同时成祖的心里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帝国的财政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消耗殆尽，需要对外贸易来补充。

 

第四章 宝船

 

              在南京城的南部，秦淮河的一条支流蜿蜒地流过。这条秦淮河的河水缓缓地淌着，在它的许多平缓河湾上，停泊着舱房如小宫殿般华丽的画舫。从早到晚，在这些游舫上，人群来往络绎不绝，享受着红颊似桃的年轻姑娘的感官欢娱。偶尔，画舫会应客人的要求驶离河岸，悠悠荡荡地滑行，伴随着软乐高歌，漂流在似晨雾的氤氲水波上。

             

　　然而，顺流而下至南京城的西面的秦淮河的主流在此注入了浩瀚的长江。一长串的驳船，在内陆的河港忙碌地来回穿梭，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载运到龙江船厂。人跟马将货物搬上泥泞的岸边，送进大型的货栈里。报时的更鼓声，提升了工头的焦虑，因为进度总是落后。船还没造好，朝廷又颁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另一批船只。

             

　　永乐皇帝在位时，龙江船厂的规模几乎双倍于前，从东边的南京城城门起到西边的长江，涵盖数平方英里。它胜过了接近长江口的苏州船厂，是明帝国最大的造船中心，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造船厂。直到弘治四年（1491），龙江船厂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却又相邻的两家船厂，而其中之一，建造了大部分的宝船。

             

　　成祖在永乐元年（1403）五月，下令福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3个月之后，又下令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200艘船舶。而在永乐元年十月，朝廷又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予以改造，以因应外海航行所需。造船的狂潮，从永乐二年（1404）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1407），为应付帝国各式各样的特殊任务，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力供应所需木材，因此广大内地的伐木行动匆促地动员了起来，在长江和岷江流域四处寻觅大木。大木顺流而下，漂至可以顺利通向大海的船厂。大半个帝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造船工程。

             

　　在洪武和永乐年间，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大约征调了400户以上的木匠、帆工及造船工人到龙江船厂。高峰时期，约有两三万人住在船厂里工作。这些专业的工匠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醝作、篷作及索作。每一厢大约百户。另外，又有更夫、搭罩篷作、桥木作，以及照料用来搬运船厂之内建材的许多马匹的御马监匠役。这些造船的工人通常不识字，因此船匠用他们的技术，将木料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仔细拼接在一起，完全不用钉子拼造出实际船只的缩小模型来指点他们。

             

　　有一句中国老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龙江船厂熟练的造船工人建造船只，就像从事着另一种重要的冒险行动，十分重视做任何事的正确的方法与恰当的步骤。

             

　　在船厂的中央，是7座1500英尺长的干船坞。每一座都靠近陡峻的长江岸，而且以高闸隔开江水。当船只完成，闸门一打开，江水灌入矩形的船坞时，船就可以顺利地移动，驶入长江的主河道。为了避免未完成的船只受到任何破坏，船坞的闸门派有军士巡逻。

             

　　▲南京城外龙江船厂的木刻图，显示了木作坊、帆作坊、铁工作坊(在图的左半部)以及进入长江的乾船坞(在图的中央)

             

　　欧洲的造船术首次使用干船坞，是在15世纪末的英国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国，其确切的时间，最晚在10世纪。当时，有关两条大“龙舟”或游船的整修计划中，已经展现出干船坞的概念：

             

　　熙宁（1068—1077）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修治游幸的龙船船腹），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點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龙江船厂建造的木造船只，先从船身造起，并按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船身再以侧身板一层一层纵向加厚堆叠覆盖起来。桅杆则竖在防水隔舱前面一个叫做“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并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铁钉，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铁锈不会损坏到木质纤维。这种桐油混合物，必须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为优质的防水材料。自7世纪起，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使用这种桐油混合物作为防水材料。当时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通常是使用烂泥和猪油来黏合，烂泥和猪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导致船身出现严重的渗漏。

             

　　中国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坚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则以榆木、樟木以及来自四川的楠木制造。舵杆通常用榆木，关门棒（译按：即舵柄）则用橡木。橹则常用杉木、桧木或樟木制作。龙江船厂有10排房舍，每排60间，专门用以储存建造宝船所需的材料，包括从其他船只上拆下来的旧厚木板。

             

　　太祖在位时，龙江船厂曾用以建造“沙船”，这种船主要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航行于相形之下较浅而且存有多处险滩的黄海上。早在7世纪起，中国人就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建造了此种形式的船，当时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于这种帆船长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浅水，它也不会无助地在那里进退不得。然而，沙船在外海，就显得颠簸摇晃，不适合在惊险的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宝船来承担这趟任务。

             

 ▲远洋船行的“福船”，以其本身所具有的高船首及龙骨延伸出的船身长度，为宝船提供了模型

             

　　朱棣征调福建的船工来龙江船厂建造其他的各式大帆船，特别是用以在南方海上航行的大帆船。这些船舶具有形状尖锐、“尖如刀”的船身，可以在航行时冲破巨浪，以及宽阔的舱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以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船头跟船尾两边隆起，每艘船都有四层甲板。最下面一层的甲板，装满泥土与石块作为压舱底的东西。第二层舱面是人们住宿的地方和仓库的位置。第三层甲板或顶舱则结合室外的厨房、食堂与舰桥。第四层甲板是一个高度很高的作战平台，它有时会与大帆的功能产生冲突。这些船舶的船头极其坚固，是用来撞击小船的。它甚至也用以抵御暗礁的撞击，而暗礁乃是南中国海上的一个威胁。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吴王夫差曾在靠近福州的闽江岸设立了一个船厂，而且用福建来命名这种由地方建造的优异帆船，即有名的“福船”。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曾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儿汗国时，率领一支由14艘“福船”组成的船队在福建泉州停留，当时，每艘船都有四桅、九帆，为数约250到260名的船员。明代所有的战船与海岸的巡防船，也都是“福船”。按照一般惯例，福船的船首都绘着“龙睛”，这样一来，船只就可以“注视”着他们要去的方向。

             

　　在龙江船厂的船工，将沙船与福船的设计结合，进而为宝船的船队建造了一种新式船体。因为要迎合成祖的狂妄心态，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政权与据有皇位的正统性，所以舰队中最壮丽的宝船，造得是硕大无朋。许多历史的记录记载它的尺寸，用繁写的“肆拾肆”，而非“四十四”，因此这个数字应该是精确的。宝船或龙船“长肆拾肆丈，阔拾捌丈”。然而，官方长度的一华尺，在整个明代就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尺等于9.5英寸到13英寸都有。更且，华尺视其用于何种建物或使用于何地而定，也有很大的不同；帝国的建筑规格并不一致。

             

　　早期计算宝船尺寸的大小，以一华尺等于12.129英寸（明工部尺），或13.338英寸（淮尺）作为基准，这些尺寸是江苏地区为了建造“沙船”所定的标准规格。根据这些标准尺来算，一艘44丈（一丈等于10尺）的船舶，有448.8到493.5英尺长。这么长的木造大帆船，并不利于作战，即使它真的禁得起航海，但还是令人难以相信。现在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宝船虽然在南京建造，但它们设计上的雏型应该是福船，因为大多数的龙江船工来自于福建地方，他们也都将工具带来了。根据在福建考古出土的实际造船尺，长度从10.53到11.037英寸都有，现在大家都相信最大的宝船，长度介于390到408英尺之间，宽度介于160至166英尺之间。这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

             

　　施于帝国最重要船舶上的“四四四”（44丈4尺或444尺）这个数字，并非随便给的。“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地有“四隅”。中国人也认为“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位居四海之中。其他还有四方、四季、四维——即儒家思想中所指的四种维系天下的德性：礼、义、廉、耻。对宝船来说，所有“四”的数字都是吉兆的联结。

             

　　宝船长度虽然比起中国以往所建造过的任何远洋大帆船为大，但风格与船体却跟早期船只的模型没什么不同。唐朝的船有20丈长，宋朝的船则接近40丈。宋徽宗的“客舟”长10丈、阔2.5丈；而他作为特使任务之用的“神舟”，据说有3倍大。元世祖忽必烈的船，每一艘超过十帆，据说可搭载1000人。而在杭州西边的大湖上，则有宋朝人叫“西湖舟船”的巨大游艇，据推测长50余丈，“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

             

　　迄至永乐皇帝时，船只似乎仍一样的体势巍然，而且，在他建造宝船的同时，他曾降旨为其皇考的陵墓打造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石碑，据猜测高135英尺，宽45英尺，厚12英尺。但在南京以东约八英里的阳山皇家采石厂完成这项工程之前，官员奏报皇帝，说这块石碑太大、太重了，无法搬运。如果这块石碑被竖起来的话，那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碑。然而，这块差不多是从整块巨大的大圆石上切割下来的巨大石碑，今日仍然躺在废弃的采石厂，成了朱棣雄心壮志的纪念碑。

             

　　龙江船厂大部分的干船坞，都有90到120英尺宽，而其中两座干船坞更达210英尺宽，足以容纳一艘160到166英尺宽的船。以宝船的长度而言，宽度显然较大。但就像典型的福船一样，他们都是“平衡如秤”的，具有高稳定性的设计，如V字形的船身、长长的龙骨和稳重的压舱底。龙骨是以铁筋将数根长木料捆束而制成。当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下颠簸前进时，船首的水柜会注入部分海水，以减缓海浪猛烈的摆荡。这时，船两侧的浮锚也会放下，以增加船在狂暴大海上的稳定。在船尾是一对用以在近海停泊的8英尺铁锚，每一个重量估计超过千磅。每根铁锚都有四只爪，而每只爪都是从主锚分离出来的尖锐角铁。这种外形的锚，早在基督纪元一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使用了。

             

　　宝船在设计上，又应用了另一项中国的发明——防水隔舱，更增加了宝船的强度。这种防水隔舱，是仿自竹子多节的结构。另外，宝船也使用可以升降的平衡舵，产生额外的平稳度，就像额外的龙骨一样。平衡舵就像许多安在船尾桩前面的舵一样，安在船尾桩后面，以使宝船这样大的船舶易于驾驶。欧洲的造船技术引用防水隔舱、船尾桩和平衡舵的设计，则已迟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

             

　 

              然而，从宝船的帆具、索具与重要的设施来看，它又相当类似“沙船”。这种船有9枝错开的桅杆，与12张以红丝料制成的方形大帆。因此，它们能充分地利用风力，而且比典型的福船航行得更快。虽然宝船戴着24座射程达到800或900英尺的铜炮，但它并非战船，因为它没有福船为战斗而设计的高台或延伸出去的厚板。事实上，宝船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而设计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华舱房，且装潢有露台和附栏杆的轩堂及前厅。宝船的船舱则满载了用以跟外国交换的高级丝绸和瓷器。船身雕绘着鲜丽的图案，船首装饰着兽头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龙睛，在船尾则饰以龙凤纹和鹰、球图案，象征着好彩头。船的底部涂上白漆，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则是一个太极图案。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春天，于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317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16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4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339英尺，宽达138英尺。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他贡品和船只航行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257英尺、宽115英尺，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些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团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型船只长220英尺、阔83英尺。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慑海盗。

             

　　特殊的水船是为了伴随宝船而特别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应人们干净的饮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来首次为大型的舰队提供这样的便利。然而，船队通常还是必须试着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满水舱，所以一次大型的远征，大约需要20艘这样的水船。

             

　　宝船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可能借由巧妙的声号与视讯系统，来达成各式船只之间的通信传递。所有的船只，都配给大旗一面、信号钟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铜锣若干，以及灯笼十盏。人们习于在船上用声音信号发布命令，响亮的鼓声足以让相邻的船只彼此听见，警告它们在暴风雨接近时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恶劣的天气下，则通常用灯笼来传递信号。宝船船队并且使用鸽子作为远距的通信联络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借由本身特殊的颜色，与一面上面写着白色大字的黑旗，来分辨自己属于哪个支队。

             

　　当宝船船队建造完毕时，全体船员亦召集整齐。航程当中，在居首的总兵太监下面的，是作为朝廷的代表与特使的7名钦差正使太监。在正使太监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监丞所带领的52名没有特殊官阶的内监。在太监监管之下的军事将领，包括负责指挥伴随船队前来的所有部队的两名省级的都指挥使，负责督饬军团下属的93名指挥，104个营级的千户，以及103个连级的百户。每一艘船的船长，都经皇帝特别指定，并赋予“生杀”的大权，以维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队上也有准备官方文件的书记官二员，负责管理粮食供需的户部郎中一员，及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礼部官员二员。另外，又有阴阳官一员，辅以阴阳生四员，负责仰观天象，预测天候，掌管历日，解释自然现象。又有官名“通译番事教谕官”——即“通晓番书之教师”——的教官十员，在船上担任翻译官。在这些人之中，当然有通晓阿拉伯语和一些其他中亚语言的人。

             

　　这支船队另有180名医官和药生，专事收集外国的药草。整个船队，大约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医生。大多数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流刑的罪犯。最后，专业的工匠如铁匠、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

              

　　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

             

　　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 

              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

             

　　按照命令，如果织匠未按朝廷严格的规格织造，将受罚或监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

             

 

              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人民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

             

　　然而，对外贸易孳生的财富，大部分还是进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出洋远航仍然存在着重税和贪官污吏非分地压榨地方百姓这些事。

             

　　从监察御史彭百炼的故事即可以证实：即使发现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员亦无法对其有所奈何。根据历史的记载，江西穷乡僻壤的吉安县的县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县里的3名富人为宝船桅杆采办大木，如若无法交办的话，可以用价值相当的银子来抵免。彭百炼在偶然间发现县令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选定3个富户，而是280户，并且为自己聚敛了大笔的钱财。彭百炼将此事向上级报告，未几，彭本人反因县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炼最后虽然获释，但被褫夺了官职，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太监特别喜爱的一项差事，是奉命到地方上为宝船征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圣旨中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予以“收回”。这些太监常在事后将木材卖掉，中饱私囊。皇帝发现这样的一名贪渎的太监后，立即予以处死，然而这样的惩治行动，只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

             

　　然而，即使在这些震慑人心的船只的光辉之中，暗藏着不满的种子，但永乐皇帝并未特别担心它——如果这些不满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话。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

 

第五章 目的地：古里

              当龙江船厂的船只建造工作正顺利开展之际，成祖却面临谁来指挥这支庞大船队的抉择。他问自己：是35岁的郑和吗？对这趟危险的航程，他会不会太老了呢？ 

             

　　“陛下难道忘了‘老马识途’这句谚语吗？”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事实上，就像干姜和枣子，越老越好！”

             

　　这个官员继续指出郑和的优点，他说这些优点可以从郑和的面相上看得出来。郑和的脸“粗如橘皮”，表示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这两年出使的颠沛之苦。他两眉之间的印堂（预指着个人行运）“太窄”，显示他的精力将投注于其职业生涯，服侍皇上。“剑眉虎额”两者，则显示出郑和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与特质。其口“如海”，表示口若悬河，辩才无碍；眼光“烁如激流”，显示其精力与活力，与日俱增。

             

　　不管成祖对相术的想法如何，他最后任命了郑和担任正使与宝船船队的总指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赋予一名太监。为了表示对郑和长期随侍的信赖，成祖授予一些嵌印上宝玺的空白诰敕，有了它，郑和就可以在海上代传圣旨。

             

　　永乐三年（1405）秋天，这支由317艘彩绘鲜明的大帆船，及2.7万名以上的乘员所组成的大型船队，从南京准备出发。船只在长江江心集结编组，船首上雕饰的“眼睛”，看起来似已迫不及待地想要顺流而下冲向广阔的海洋。

             

　　宝船船队的目的地是古里（Calicut），那是位于印度西海岸喀列拉（Kerala）地方的一个城邦，当地有一个香料和木材的市集，吸引整个印度洋的商人前来贸易。在这个位于高特（Ghat）山脉西边的孤立海岸地带，栽种着豆蔻、肉桂、生姜、郁金（译按：即姜黄）及珍贵的胡椒，价值连城。在古印度的穆吉里斯（Muziris）港被大水淹没之后，古里成了印度甚或是所有南亚最重要的港口。

             

　　倘若宝船船队的出使，是为了调查惠帝出亡海外的传说的话，古里是开始寻觅的最佳地点？惠帝在祝融吞噬的宫殿大火中，穿着袈裟逃出来，能上船来到这么远的港口吗？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外交性的？这又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在两年之前，成祖就已经派遣了一波使节团前往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的国家柯枝（Cochin），宣示他已经取得大明帝国的皇位了。那么，成祖何以要派遣这支战舰远多于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又满载着中国优质丝绸、高级瓷器、精致漆器和艺术品的特殊船队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成祖即位之后，立即推翻他父皇严格的朝贡及贸易政策，寻得蛛丝马迹。他允许私人贸易，并解除胡椒和黄金方面的限制。儒臣们一向认同中国的兴盛有赖于农业、而且端赖农业这种观点，成祖对此说感到厌烦，他打开中国的大门，招徕外国人和外国商贾，并谕命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明初，外国商品输入中国仅似涓涓细流。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十年之后，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目的，是要以船上的大量宝货重新打开印度洋的贸易，恢复以往的商业联系，填补失去的往日时光吗？永乐五年（1407），郑和方才从古里返回，成祖就马上下令第二次出使印度，而在这段两年（1407—1409）的航程之中，明朝曾协助古里新王登基，并在当地立碑以纪念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

             

　　朱元璋在位时期，中国在商业政策上的倒退，导致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许多小邦的浩劫。他们最重要的财源突然被切断。而一帮一帮的海盗和私贩，却因香料贸易利润的吸引，如浪潮般涌入这个区域，填补了空缺。中国沿海，不断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越南南部沿海，则为贩卖奴隶的盗匪所控制；而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旧港（Palembang），更成为中国非法贸易的中心，被来自广州的叛逆之徒统治。满载着宝物的大帆船，由队形壮观的战舰陪同，当然非仅止于夸耀而已。成祖无疑是要保护船队上的珍贵宝货，并为合法的贸易打开海上通路。

             

　　为了展现皇恩浩荡与国家的富强康乐，在宝船船队处女航前夕的傍晚时分，成祖为所有乘员举办了一个盛宴，佳肴、美酒任凭享用。不仅官员，即连一般的海员，也都按身份赐以不等的金银财帛。至于出海前向天妃——航海者的女守护神——敬祷、献祭的典礼，同样带有一项庄严目的：祈求航行的安全与远航的成功。

              

　　成祖后来在一座可以俯瞰龙江船厂及长江的山上盖了一座雄伟的新天妃庙，而郑和为这座天妃庙的园圃带回了稀有的异国树木，并为增加神像的光彩带回了无数的金饰、银饰品。不论新庙、旧庙，都饰有壁画，自天妃诞生于福建一位林姓渔夫家中起（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描绘了她一生的事迹。相传天妃年仅十五六岁，即于凝视一口水井时得道，此后，她便具有预知未来与医病的神通。又说，她能传达警讯给在海上的兄长，使他免于溺死。据说，她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去世之后，魂魄穿着红衣，徘徊海上，每于危急之时指引航海人。天妃的崇拜始自福建，随即顺着中国滨海各省沿岸扩张。由于她时常显灵救难和治愈病犯，因而博得了广泛的崇信。

             

　　借由焚香、祝祷，郑和与随行人员祭拜天妃，请求她的引领。煮成半熟，腿被绑成有如跪姿的羊、猪、牛三牲，呈现在天妃神龛面前，人们焚烧金纸以促请“鬼神”善待天妃的魂魄。天妃因有两位神（一位拥有千只眼睛，可以看到任何事物；一位拥有灵敏的耳朵，能顺风听到极远的声音）的协助，故即使是在遥远的四海之地，一样能对困局有所回应。天妃也具有直察人心的神力，唯有祈求者心诚才会显灵。传说中认为海底住有巨龙，若无天妃的庇佑，贸然航行于海面上，显然是难以想像的愚蠢行为。

             

  

              郑和后来在一块碑记上说，“〔吾等〕惟恐弗逮”，“〔然〕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力；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 

             

　　在登船之后，列位船长又在船的罗盘之前，对过去各朝各代熟习水罗盘的古堪舆师、算士、星占师另行祈祷。这些船长均曾勇于迎向海洋，并且安全地返航，并且具备使用这种具有浮水南针的神奇仪器的智慧。郑和跟他的随行人员，在往后无数个月份，扮演着他们的引航者与救助者的罗盘之前一样膜拜行礼，并且祷告： 

             

　　伏以神烟缭绕，谨启诚心派请，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四直功曹使者，有功传此炉内心香，奉请历代御制指南祖师，轩辕皇帝，周公圣人，前代神通阴阳仙师，青鸦白鹤先师，杨救贫仙师，王子乔圣仙师，李淳风仙师，陈抟仙师，郭朴仙师，历代过洋知山知沙知浅知深知屿知礁精通海道寻山认澳望斗牵星古往今来前传后教流派祖师，祖本罗经二十四向位尊神大将军，向子午酉卯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乾坤艮巽甲庚壬丙乙辛丁癸二十四位尊神大将军，定针童子，转针童郎，水盏神者，换水神君，下针力士，走针神兵，罗经坐向守护尊神，建橹班师父，部下仙师神兵将使，一炉灵神，本船奉七记香火有感明神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暨两位侯王茅竹黡仙师，五位尊王杨奋将军，最旧舍人，白水都公，林使总管，千里眼顺风耳部下神兵，擎波喝浪一炉神兵，海洋屿澳山神土地里社正神，今日下降天神纠察使者，虚空过往神仙，当年太岁尊神，地方守土之神，普降香筵，祈求圣杯。或游天边戏驾祥云，降临香座以蒙列坐，谨具清樽。伏以奉献仙师酒一樽，乞求保护船只财物。 

             

　　当香的熏烟冉冉上升时，道士献上数杯酒给诸神。香烟会带着祈愿上报天廷吗？他们会顺利到达吗？祷辞继续吟诵着。祷辞述说着巨龙住在海上，当它饿了的时候就掀起狂风暴雨，激起滔天巨浪，翻舞着狂怒的浪花。道士请求巨龙安静，让船只在航程中顺利无碍，此外，他们并祈求风向平顺：

             

　　今日良辰下针，青龙下海永无灾，谦恭虔奉酒味初伏献再献酌香醪。第二处下针酒礼奉先真，伏望圣恩常拥护，东西南北自然通。弟子诚心虔奉酒陈亚献，伏以三杯美酒满金钟，扯起风帆遇顺风。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财宝满船盈荣，虔心美酒陈献。献酒礼毕，敬奉圣恩，恭奉洪慈，俯垂同鉴纳伏望愿指南下盏，指东西南北永无差，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而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火化钱财以退残筵。奉请来则奉香供请，去则辞神拜送。稽首皈依，伏惟珍重！

             

　　由这些海员的祷辞，不免令人追忆起汉代伟大的诸位堪舆大师，自1世纪以来，他们为建筑物择定风水位址时，即曾使用有一种铜占盘。堪舆师为皇陵一类重要建筑选址时，通常要研究地相及水向，俾使择定的地点不致与地气、水气相冲。他们那个神奇的罗盘上，附有一根磁杓或磁针，在光滑的盘面上能自行调整南北方向。千年之后，舟师将磁针带上了他们的船只，作为天候不佳、妨碍他们观看天相时的指引。由于摇晃的船上无法获得水平，因此舟师将磁针放在盛水的小石盆里。有了浮水罗盘，舵师就可以在远程航行中维持方向，“指南针”去除了星夜无光的黑夜所带来的恐惧。

             

　　坚信神明的法力与派遣他们出使这次任务的天子的神力，舟师们将自己的生命托庇于神明之手。从南京驶向靠近长江口的刘家港，船队沿着长江缓缓地顺流而下。在元代，刘家港本是一个贫穷的产稻村落，如今则已经是一个“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了。在这里，郑和另行祭拜了天妃，同时为此次海上远航的舰只进行编组。

             

　　虽然宝船的船队可以轻易地从刘家港驶入东海，然而由于地形上缺乏明显的地标，在返航时，舵师总是很难确定刘家港的入口。永乐十年（1412），在第四次远航之前，郑和在刘家港监造了一座假山，高33英尺，周围1平方英里，命名“宝山”，做为宝船进入长江的辅弼指标。在宝山山脚下，成祖竖立了一块碑，碑文说“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正表明了这座假山有助于海上的船只。然而，18世纪中叶时，由于长江江口的伸展，刘家港的重要性便为东边更远的上海所取代了。

             

　　从刘家港，船队沿着中国的沿海南下，航行了400英里，即抵达福建沿海闽江口南岸的福州。在3世纪时，福州这个港口曾是吴国主要的造船地点，因此地名以带“吴”字的字首而为人所熟悉（译按：福州附近有吴航镇）。郑和将其易名为“太平港”，在此停留了数个月，等待12月底或1月初的东北季风顺帆带着船队穿越南中国海。船只也在当地优异的船工协助下做最后的整补，并将预备的粮食运上船。在这港口南方的一座山上，三座塔连成一线，在那里，郑和与其随行人员在此祭拜了释迦牟尼与天妃；而其中的一座叫三峰塔的塔，被郑和作为船队的信号塔。从塔顶，可以鸟瞰整个港口，直抵发奋山，以及闽江中的小岛。当船队出现在海上时，他们就会以火把或有颜色的旗帜打出信号。

             

　　当从东北方向来的风开始吹起并逐渐增强时，宝船的船队离开了安全的闽江，并航过露出海上的礁岩、有名的五虎山。接着，船队以南南西的方向驶过台湾海峡，穿越南中国海，小心地避开了南中国海上的暗礁与岛屿，到达了现在越南南部的占城。日后数次远航的航程中，就有一些宝船在暴风雨中消失于南中国海。

             

  

              海上航行，舵手多依浮水南针（译按：即水罗盘）导航，至于度量时间，则靠燃香渐次焚化为据。所谓的水罗盘，中央有凹槽，注以“阳水”——船只迎风一侧取来的水。状似鱼身的磁针，则轻置于阳水水面，俾能缓缓趋就于南北纵走方位。在船上，一昼夜被区隔为十“更”，每更2小时24分钟。良好天候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一更20英里，约是每小时八节的航速。航速的测量，是以派人在船首丢物体入海而度量人员则与船外的物体同步行至船尾的方法来加以测量，且口中唱数，看船只通过该物需要多久的时间。 

              

　　舵师用一种叫“牵星板”的简便占板，测知北极星（Polaris）或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星体距地平线的海拔高度，以确定纬度。这种占星板，在宝船船队远航时首次被使用。牵星板由12片方形木片组成；舵师依海平面调整牵星板，再用本身手臂的长度估计星体的位置，这有点像西方航海者所使用的带有细绳和一块板子的曲尺。而在宝船远航之前及之后，中国舵师所使用的是一种垂直的直尺，叫“量天尺”。牵星板模仿阿拉伯的制度，度数亦概略地以“指”来计算。 

              

　　郑和的舟师也有规律地查阅21英尺长的航海图，随着船舰在航程中的前进，地图被一部分一部分地翻展开来。这幅航海图是航海指标的概略图，这些指标是依据罗盘的针位和更的长短，所描绘出的重要地标和地理特征，如山峰、河口、桥梁、沙滩、滨海陆地、退潮时暴露出的礁石，以及航道的水深。简单的图示，也标志了NB327望台、寺塔、军营、厂栈、森林，以及船只可以安稳航行的浅水地带的位置。

             

　　为了提供频繁的长程航线使用之便，所以在航海图中添加了星象图，它能显示处于整个航程间的一连串星座的位置。中国人创造了他们自己本身的天上星宿体系，所以他们航海依赖的不叫南十字架星座、人马星座、圆规星座或竖琴星座，而是灯笼骨星、南天门双星，以及在天空东北方升起的织女星。

             

　　在船只逐渐接近占城的海岸时，水深探测器绑着铅条和线索，从海底捞取样本，以协助舟师依据沉淀物的类型辨识其距离海岸的距离，并且研判如何使自己的船能直直地进入港内。至于郑和的登陆地点，很可能即是在现今越南的归仁（Qui  

              Nhon）附近。占城原是由一些松散的社群组合成的松散联盟，紧邻河谷平原，惯于以武力突击式的劫掠及出售战俘为奴的高利为生。故而与坐落在现在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左边的高棉王国，以及暹罗人正在建设中的暹罗王国(泰国的旧称)等，不时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安南入侵占城，占领了占城的北部地方。占城国的占城港，实是奴隶贸易的渊薮，也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危险港口。 

             

　　中国人对占城感兴趣的是乌木、降真香木、罕见的观音竹，以及异常稀有的伽蓝木，当地人利用后者制成价格昂贵的伽蓝香。郑和认为伽蓝木只产于此地的某座山中，为世间所仅有，他深信需以等量的银两始可换得该物。占城人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明朝的青花瓷器与丝织品。而让人垂涎的伽蓝香，与犀牛角、象牙和其他物产，则献给了中国的使臣，作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 

             

　　▲虽然郑和的舟师操控航向主要靠罗盘的方位与时辰，但他们仍透过测量星体贴近海平面的角度，来检测其航行期间的纬度。《武备志》亦复刻了郑和的星图，包括上面所显示——帮助船队从波斯的忽鲁莫斯回航到印度——的这一幅：舟师在扬帆回航时，紧依着“北辰星”(Polaris)海平面十一指(或约十七度)。望东旁的“织女星”(Lyra)，则是海平面七指(或约十一度)；而南边的“骨星”(Cross)，则是海平面上八指半(或约十三度)。

             

　　宝船船队自此继续航行，向南前往爪哇的满者伯夷（Majapahit），以及位于苏门答腊北海岸的三个小邦：苏门答剌（Semudra）、黎代国（Deli）、哑齐（Atjeh）。有趣的是，郑和曾经右转经过了苏门答腊东北部最重要的城市旧港。这可能是一个计划性的监视行动。郑和曾耳闻旧港的动乱：来自广东的中国海盗陈祖义，占据了这个城市，而且现在正到处劫掠经过狭窄的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因此，对郑和而言，此次初访苏门答腊，可能带有一个侦察的任务，也就是要考察这帮海盗的实力。旧港的船家一向有好勇斗狠、娴于水战的名号。尽管中国的水师装备有海战中可占尽优势的撞杆，而这些马来人仍然试图以成群的武装士兵的力量登上战船。陈祖义的劫掠集团所吸收的当地武士到底有多少？显然地，郑和应该对这些海盗采取一些行动的，但他判定当时并非良机。

             

　　旧港的不幸，中国必须负部分的责任。早期，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量甚大，多集中于香料，而旧港即坐落于马六甲海峡入口处，乃成为香料贸易的转运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旧港大君在写给宋真宗的信上，即自称是“海陆之主”。然而14世纪时，爪哇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暹罗人也将其势力伸展到马来半岛。朱元璋在位时，中国对于朝贡采取的限制性政策，增加了苏门答腊与爪哇之间的紧张情势，也就在这个时候，两者同时对旧港宣示拥有宗主权。洪武十年（1377），明廷遣使赴苏门答腊，欲承认旧港为独立的藩国，而明使航至中途，即遭爪哇王诱杀。

             

  

              此项野蛮的举动，对天朝的德意简直是一大侮辱，因此朱元璋囚禁了爪哇在中国的贡使，同时也拒绝接受来自旧港的任何朝贡使节。以致前述的两个邦国，都因为跟中国贸易的减少而蒙受极大损失。洪武三十年（1397），爪哇侵入旧港，立了一位爪哇的统治者来管理这个城市。苏门答腊人立即予以推翻，并自行择定了领导人。即在郑和到访前数年，此一疲弱邦国的首邑，又沦为中国海盗所控制。 

             

　　郑和到访爪哇之后，随即发现若干处由中国富商所建立的规模颇大的殖民地。朱元璋曾下令严禁私人贸易与出游外邦，而前述的这些中国商人无视禁令，早在14世纪末即已抵达此地。在爪哇岛西北部沿海的一个叫革儿昔（Gresik）的村落，就由一个来自广东的人管理，有数千户的中国人住在那里；东北沿海的苏鲁马益（Surabaja），也一样“多中国人”。由于成祖在位时鼓励贸易，这些聚落也随之繁荣。来自中国的移民，似乎与当地其他岛民，如回回人、马来人，以及居于山区的土著等有所隔离。郑和及随行人员记载中所描述的一批崇信恶鬼、食“蛇蚁”与“诸虫蚓之类”者，即是指那批山区的土著。

             

　　就在爪哇以瓷器和丝织品交换香料和铜币的当儿，郑和的随行人员目击了画样（wayang）表演，一个表演者当众按着一幅画，即席述说故事。这些从大明帝国来的人，觉得有点类似他们本身的传统说书：

             

　　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蹯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立展出一段，朝众番语高声，解说此段来历，众人环坐而听之，或哭或笑，便如平话。

             

　　这些明朝人也在爪哇东部看到了一场竹枪会，如今这种竹枪会风尚仍在，只是并非以搏命的方式进行。郑和的时代，这种赛会进行时，两名爪哇男子随着鼓声的脉动，向对方前进、后退，并挥刺着尖竹枪。男子的妻子、女奴，则紧侍在侧，并且会在一方或双方伤重致死之前，叫喊：“那刺（退后）！”以终止对方再刺。若有人被刺死，则胜者的一方会给予死者的家人一枚金币，然后带走其孀妇或女奴作为奖品。另外，郑和的人也在当地看到火葬，以及丈夫死后妻子殉死的印度传统。“出殡之日，木塔高插，下垛柴堆，纵火焚极，候焰盛之际”，婢妾“满头带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号哭，良久，撺下火内，同主尸焚化，此为殡葬之礼”。

             

　　自爪哇和苏门答腊，宝船的船队继续前进，航向锡兰王国，于该地，郑和受到了统治者冷淡的对待，并未多做停留。其王“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

             

　　虽然宝船匆促地离开，但郑和似乎已经仔细地注意到这个国家的两件事：强烈的宗教情绪与数不尽的宝石和珍珠。锡兰岛的中央有座高山，山顶的岩石上有一个奇怪的印迹，传闻是释迦牟尼——佛教徒以释迦牟尼佛来辨识信徒，就如伊斯兰教徒以亚当来辨识，锡兰的印度教徒以湿婆神来辨识一般——的大“脚印”。据当地的佛教徒说，脚印“中有浅水，不干。人皆手蘸其水，洗面拭目，曰‘佛水清净’”。当圣山上下雨时，雨水奔流而下，进入溪谷，常挟带有大量的珍贵宝石，如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据说这些宝石是释迦牟尼佛眼泪的结晶。郑和在此地，既未礼拜释迦牟尼佛，亦未向阿拉朝圣。是不是因为这个无意的过失，得罪了国王呢？当宝船再度起锚，航过印度的最南端，前往西海岸的古里时，船上的道士正仔细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中国人称“古里”为“西洋大国”。其国靠海，位在竞争对手柯枝（Cochin）与小葛兰（Quilon）之北，天朝的使臣就在这里贸易。古里的国王曾宣布古里是一个自由港，任何船只在驶往他国途中，都可以在此停泊，补充淡水和食物。虽然中国认为印度洋上的其他民族是“番”，但却以平等地位对待古里王国，视该国为一具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以其文官体系运作成效显著，军队与水师训练精良，更有完善司法制度，因而给予极高的评价。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古里国王也时常赞助、鼓励文学和艺术活动。

             

　　于日后远航，曾伴随郑和前来的马欢（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翻译）记述道：当地之人“人甚诚信，济楚标致”。

             

　　自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郑和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贸易、买卖。按照当地的风俗，他们做买卖有一个本身的惯例。一开始，郑和这边的一名宦官和印度那边的牙人（经纪人），会先为宝船船上的货物择定议价的日子。到了那天，古里国中主管宝船贸易的大头目及其他人，“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议价完毕，“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NBB48。”牙人当众说：“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

             

　　接着，印度人那边贸易的商品，如宝石、珍珠、珊瑚及胡椒等，也循前述的方式进行议价。当中国人用算盘开始估价时，印度人则以两手、两脚并20指计算。然而，据马欢的叙述，他们计算的结果“毫厘无差，甚异于常”！买卖手续所需时间，快则一个月，慢则两三个月。事后即照原定的价格交货，“毫厘无改”，而国王则对所有贸易的商品进行课税。

             

　　当贸易正在进行时，中国人首次耳闻了一则稀奇的故事，这则故事涉及一个叫某些（Moses）的圣人和他的弟弟亚伦（Aaron）以及金牛，他们误以为此事发生在古里，而且将其与印度人尊敬圣牛联系在一起。这则郑和还有他的水手听到的故事，虽经改写，却仍然存有《旧约》的痕迹：

             

  

              传云：昔有一圣人名某些，立教化，人人知其为真天，人皆钦从。以后圣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没黎掌管教人。其弟心起矫妄，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主，凡叩之则有灵验。”教人听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粪金”，人得金，心爱而忘天道，皆以牛为真主。后某些圣人回还，见众人被弟撒没黎惑坏圣道，遂废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骑一大象遁去。 

             

　　春天，季风风向转成了西南风。中国人的贸易结束，船队带着使节自古里、小葛兰回航，穿过印度洋、苏门答腊的苏门答剌和黎代，以及在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P（Malacca，译按：今名马六甲）。中国的使臣从满剌加国王那里带了口信，并带着该国向成祖朝贡的贡使一同返国。然而，宝船船队在返航回家的路上，并不平静。

             

　　就在马六甲海峡，郑和终于跟陈祖义的海盗主力打了起来。明朝官方的历史记载说，最初陈祖义在面对宝船的优势武力时，声称愿意投降，然而郑和得到线报说那是一个圈套。当双方的船只彼此接近时，郑和引诱对方进入埋伏之内，将船一艘艘地予以烧毁，连续烧了10艘海盗的战船，并且俘获了其他7艘。此一战役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明朝水师的战术，着重于取得上风的位置，以便在战事中好对敌人施放火药与火器。这群乌合之众（译按：指海盗）的巢穴，不舍昼夜，警哨都随时有人驻守，侦伺人员若能及早发现敌踪，每每获颁优渥赏银；惟有及早发现敌踪，舰队始能抢得有利的战斗位置。

             

　　郑和的战船配备了许多所谓的火器。在16世纪中叶，中国的兵书记述了两三百种的火器。“飞天喷筒”可喷出燃烧的火药和纸片至敌船上，引燃敌船的船帆，而“火药筒”与“火砖”，则是火药与纸筒压实、浸过毒药而制成的抛射火球。明代后期战船上的大半士兵，都是部署这种火药的专家。许多的火球，其配方是混合毒烟、人粪与生烟的化学物质而成，仅是打算用以震吓及弄瞎敌人的眼睛而已。另外一种致命的火球，则装填入金属弹丸、粉状火药，足以杀死士兵及造成船只严重受损。郑和可能招集了不少射艺精湛的弓箭手，让火箭如骤雨般地落在敌船上，造成船只陷入火海，瘫痪在那里。或许因为陈祖义船上也有这些武器，所以郑和等了数个月才抓这群海盗的主从。后来，郑和将陈祖义等首犯3人带回南京，就地正法。

             

　　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宝船船队航海的舟师，尽可能地避开恶劣的天气。卦占家和星占家所累积的智慧，都收集在预测天气的谚语里，这些谚语，船上负责观察天气的人员通常会谨记在心。他们观察着天空、海上与气流中最细微的变化：

             

　　朝看东南黑，

             

　　势急午前雨。

             

　　暮看西北黑，

             

　　半夜看风雨。

             

　　天外飞游丝，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云，

             

　　风雨霎时辰。

             

　　虽然在长期的返航路途上，有许多时刻，天空都会显示出气候迹象，但郑和的船队还是逃脱不了本身的厄运——船队遇上了一个大台风。可能就在船只开始向北方航行，要穿越危险的南中国海时，台风毫无征兆地形成。然而，他们正巧在那里，惊骇的水手认为海底的大蛟龙就要出现，这种狂暴的怪兽会以强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口射浪花有如骤雨，四处飞溅。撼动不已的船只将致翻覆，他们也将葬身海底。船员们不断念着天妃的名字，而且“感应如响”，他们的祷告获得了回应。“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当时，船上的人看到的实为西方船员所熟悉的电光现象——圣爱尔摩火（Saint  

              Elmo’s fire，编按：系一种青色闪光，常见于暴风雨中的树梢、尖塔、桅杆）。但对郑和而言，却是一个奇迹。宝船的船队回到南京之后，基于感激，他乞求成祖赐予天妃徽号。成祖允准其请，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但这对郑和而言，还不是足够的奉献。虽然成祖马上又下令要第二次远航，以护送贡使返国，并协助古里国王登基，船队也于永乐五年（1407）年底或永乐六年年初出发。但此次出航，郑和并未随行，他留在国内的福建莆田湄州——天妃的出生地——整修天妃宫。当时在南京曾设了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官方学校，这一动作恰是未来的远航将及于波斯湾以及更远之地的征兆，郑和或许与此事有关。当然，郑和必定曾向成祖奏报与朱允相关的事务。 

             

　　不论郑和所说为何，成祖还是担心惠帝还活着，然而他却未下令宝船做任何更进一步的搜寻。此际他的关心焦点已移向国内本身。永乐五年，成祖派遣一名叫胡的官员到中国全境去寻访惠帝。尔后20年——几乎是成祖在位的绝大部分时间——的生涯，胡都花在这件事上面，甚至连母亲死了也不准奔丧。成祖要求胡须定时汇报有关这位短视的皇帝（译按：指惠帝）的情况，而这份奏章只有成祖本人才可以拆阅。

             

　　宝船二度远航期间，位于婆罗洲西岸的印尼国（Borneo）国王造访中国。他是第一个亲自到中国对皇帝致敬，以及承认天朝的宗主权的国王。三年之前，成祖即已承认印尼是一个独立的邦国，而不再受爪哇的统治，并且经由中国皇帝首肯，可以直接跟中国贸易。印尼的森林富产樟脑、橡木和树脂，这些都是中国人所急需的药材。

             

  

              印尼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家人与随员150人，在福建上岸之后，被护送到南京，并于朝堂之上获得极佳的礼遇。然而，不久之后，他身体不适。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成祖极表关切，派遣个人的御医加以医治。 

             

　　“我疾贻天子忧念，”国王对他的王后说，“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侥，幸入朝睹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蒙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

             

　　此后不久，国王的病情恶化，最后以38岁之年辞世。成祖为了展现他的关怀，罢朝三日，并派遣官员代行参与葬礼。成祖并命官员为墓碑代撰铭文，立于南京郊外印尼国国王墓前。碑铭上写着：

             

　　惟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

             

　　成祖还下令打制了与真人一般大小、擐甲持刀的成对武士石雕像，以便守护坟墓。这些雕像另外伴以仪态庄严的成对文士石雕像，以及成对的石羊、石虎和马鞍刻饰着印度尼西亚式图案的石马。所有的这些石雕像，都竖立在前往坟墓的神道两旁。

             

　　印尼国国王的王后拜泣于成祖的特使面前说：“〔国王〕有遗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

             

　　成祖的特使赐予王后宝石、黄金、高级丝织品、衣裙与其他日用之物，作为告别的礼物。国王之子亦获得一顶冠带，与适合他品级的玉带、衣物、鞍鞯、马笼头。此外，更毫不保留地与印尼巩固有利的贸易关系。

             

　　与此同时，即在前往古里的途中，宝船曾在暹罗停留。这是配合成祖“分而治之”的蛮夷政策，寻求与暹罗人的关系，援助其对抗高棉人——高棉国王自1350年以来就不断侵扰暹罗。而且，明朝在永乐六年（1408）入侵并合并了难以控制的安南，中国不希望在紧靠南部的疆界上，有另一个不和善的邻居。

             

　　宝船可能载着暹罗的贡使及其成员返国。永乐五年，暹罗主动提议，派遣使臣至明朝朝贡大象、鹦鹉、孔雀，让成祖十分欢悦，于是回赠以丰厚的铜钱、官服与质量优异的纸。中国从与暹罗的贸易关系中，获得了该国富产的硬木、降真香、沉香、象牙、翠羽、锡、豆蔻，和可以用来治麻风的大枫子油。在暹罗，妇人是商人。事实上，根据中国的资料，当地在习惯上，似乎由妇人来决定各种事务，她们拥有极为自由的生活方式。

              

　　郑和的通译马欢记载道：“凡事皆由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罚，轻重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决于妻。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

             

　　马欢接着提到暹罗的已婚妇女，与中国使臣过从甚密——“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不为怪，而且说：“我妻美，中国人喜爱！”

             

　　另外，中国人也惊奇地察觉到暹罗人走动时，会发出一种像小铃的响声。原因是：上层阶级的男子，到二十几岁时，即将数颗锡珠或数颗内安沙子的金珠嵌入阴囊。马欢说：外观“如葡萄一般”，是“最为可怪之事”，但当地自诩有身份地位的人，却以此“为美”。

             

　　宝船第二次远征的任务，于比里麻（Mana  

              Vikraman）就任古里的新国王之后结束。承继郑和的原职而指挥宝船前来的王景弘与侯显，曾在这个印度的城市勒石立碑，并建了一座碑亭。碑上写着： 

             

　　其国去中国10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

             

　　第二次远征的宝船船队，仅有船只68艘，或许是因为认为不需要如此多的战船随行，遂将部分留在国内。由于苏门答腊的海盗巢穴已被消灭，海上变得更加安全了。这两次的远航，恢复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联系。外国的货物与讯息，重新开始稳定地汇流进入中国，在未来的年代里，从日本到非洲的东海岸，逐渐感受到了中国令人生畏的气势。宝船终于在海上投射出长而远的身影！

 

第六章 奇异的国度：满剌加和锡兰

 

              永乐七年（1409）秋天，为了执行前往印度洋的第三次远航，宝船船队再度集结在长江口的刘家港。这次，郑和亲自统领48艘船和3万人。太监王景弘、侯显是他主要的副手。船队在福建沿海的太平港做了短暂的停留，接着在航行10日之后，到达占城。在顺风的情况下，航行8日之后，到了单马锡（Temasek，后来的新加坡）。再沿着马来半岛上航2日，到达满剌加。

             

　　永乐三年（1405），满剌加的统治者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曾到访明朝宫廷，宣誓加入朱棣的联盟，为此，成祖赐予一枚华文印玺以承认这个刚兴起的城邦满刺加为独立王国。原来宣示对满剌加拥有统治权的暹罗人，被这一动作激怒，于拜里迷苏剌返国途中，抢夺了他的印玺。永乐五年(1407)十月，朱棣获悉此事。宝船船队第三次远航的目的之一，就是带一枚新的印玺给满剌加，并扶持满刺加成为一个介于暹罗人以及南边强大的爪哇人之间的平等政权。中国人希望能控制住这两个野心勃勃的贸易伙伴，而拜里迷苏剌正是一个适合而且心甘情愿的利器。

             

　　拜里迷苏剌原是一位年轻的三佛齐王子，想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其两个邻国的影响，所以他极需要中国人的保护。对其匆促地从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三佛齐离开，然后建立满剌加的历史，我们并不清楚，而且缠绕着神话；然而，他是一个“极端好战之徒”似乎毋庸置疑。在洪武二十四或二十五年(1391或1392年），他曾公开叛乱反抗三佛齐的爪哇领主。拜里迷苏剌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苏门答腊，逃往单马锡，他希望将那里作为马来人的新首都。然而，当他在那里时，杀了一名暹罗国的附庸，于是又被驱离这个城市。接着，拜里迷苏剌跟他的那一伙人流浪在马来西亚的西海岸一带，最后大约是1400年左右，定居在一个小渔村里。这个小渔村有座远离红树林的好港湾，并且有块易于防守的高地。

             

　　就如传说所叙述的，在一次打猎当中，拜里迷苏剌在靠近村子的一棵树下休息，这时突然看到一只胆怯的小鹿，它不到1英尺高，正反抗着他的猎犬中的一只。这只小生命的勇敢行为，令他惊愕不已。

             

　　“这是一个好地方，即使是一只胆小的小鹿，在这里都变得充满战斗力。”他说，“我们可以好好地在这地方建一座城！”

             

　　于是他决定他与他的叛乱跟随者就待在那里，而且下令他的部属开始建造一座城。

             

　　“我站在它下面的这棵树，名字叫什么？”他问那位部属。

             

　　“它叫‘满剌加’！”他们回答。

              

　　“那‘满剌加’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拜里迷苏剌说。

             

　　三年之后，满剌加的人口增至2000人。王城则建于靠近港湾的一座突显的山坡上；在这座山的山脚下以及蜿蜒流过城内的马六甲河（Malacca

              River)的对岸，则盖有成群的草顶高架木屋。横跨河上的桥梁，连接了两边的住宅区，并作为市集，为居民及新兴的海外贸易提供所需物品。由于靠天然资源这一途径难以取得生计，满剌加的幸存者依靠海外贸易，并仰赖其位于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与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间的中点位置为生。这个城市的市集，及时成为整个印度洋上知名的交易地点。人们在当地用丁香、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连同珍珠、鸟羽、蜡，以交换印度的纺织品。满剌加也以其本身所产的锡，来交换其他东西。拜里迷苏剌旋即与正隔着一个海峡且相互竞争的苏门答腊商港发生冲突，而他大胆地派出武装巡逻船，强制经过的外国船只到访满剌加。

             

　　当郑和到达满剌加时，他大概不知道拜里迷苏剌这种侵略性的贸易活动，否则绝对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承认满剌加国的主权之用意，是为了提高这个地区的稳定性。郑和赠予拜里迷苏剌两枚银印，一顶官帽，以及一条皇家的腰带和官袍，并立了一块石碑，正式宣布这个城市及其周围是一个国家。朱棣亲自审阅了要给满剌加国的石碑的碑文。这对一位中国的皇帝来说，实属罕见的态度。在他在位期间，后来只做过三次，而它分别是为了增进对日本国、NBF6D泥国，及印度南部的柯枝国之间更紧密的邦交。

             

　　明成祖在满剌加的碑文上，以致力“有功于天地人之事”来描述“圣德之君”的职责。他已故的父亲“太祖圣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而且，由于这位明朝第一位皇帝的“余恩淑庆”，所以满剌加现在才能享有太平安康。朱棣认为满剌加的愿望，是“愿同中国属郡，超异要荒，永为甸服”，并且正式地封这个邦国的西山为“镇国之山”，从而提升满剌加国为藩国的地位。这一纪念性的铭刻还包含了盛赞满刺加及其国王的一首诗：

             

　　王好义善思朝宗，

             

　　愿比内郡伊华风。

             

　　然而不管“华风”是什么，拜里迷苏剌对它似乎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立刻摆脱暹罗的统治——他拒绝支付暹罗国王每年预期的48盎司黄金的贡品。于是激怒了暹罗人，继续地骚扰满剌加，但暹罗也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了。立刻入侵满剌加是毫无困难的，然而这却会危及暹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郑和在满剌加获得乌木、黄莲香，以及当地所产的一种叫“打麻儿香”的树脂，它可以作为防水材料与照明的灯油。在历史上，马来半岛是古代著名的黄金产地，在基督纪元前的几个世纪里，曾吸引无数的印度商人，但在明代的记录里却并未提及黄金。对中国而言，满剌加国还算是一个有价值的贸易伙伴，因为它是前往印度洋的必经孔道。在后来的远征中，郑和在此设立了仓储站，在返航的最后一段路程之前，可以将整个来自印度洋及南洋的货物，聚集、储藏于此地。郑和在靠近港口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拥有四门及更鼓楼的排栅城垣。在城栅内，是库藏、仓厂，日夜有人小心看守。

             

 

              这个设施，到底是一个除了远航期间之外即完全关闭的厂栈，抑或是作为郑和往后远征期间在满剌加的一个持续运作的永久性殖民地，则是一个谜。日后，费信（在远航中伴随郑和的一名军官）似曾暗示当属后者，而且这些迁移来驻守的中国人也可能在满剌加娶马来人为妻，建立家庭。

             

　　正统元年（1436），费信在所写的《星槎胜览》一书中，描述马来人时指出：其“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

             

　　就像许多华南的中国人一样，马来人是早期夷族的后裔。在往后的许多世纪里，这些夷人与来自印度的皮肤较黑的殖民者混血。早期东南亚铜鼓的风格特质（螺纹、长舟和头带羽饰头巾的人）尝残存在马来人的纺织品、竹雕及传统房屋装潢上。虽然佛教与印度教在1世纪已传到马来半岛，但许多古代的宗教与民俗信仰，依然继续留存。郑和与其随行的人员，就带着好奇心，记下了这些事情。

              

　　他们发现马来人信奉一种叫Semargat的神灵，这种神灵无所不在，存在于人群、牲畜、舟船、屋室、树木、江河中，处处皆是。(美拉尼西亚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称之为Mana。)若侵犯锡矿的神灵，锡矿将产不出锡来。犹若谷物种子，若自母体摘下，必不能重新发芽中国人注意到马来人有关于矿场、庄稼的特殊风俗，也从马来人那里知悉所有的神灵，不论是好是坏；其中最可怕的是生前含冤不白的人的鬼魂。

             

　　郑和的通译马欢，谈到一种可怕的“尸头蛮”，这种鬼魅据说是死于分娩的妇人的游魂。这种鬼魅出现在夜间，仅有一颗头颅，下面悬吊着五脏六腑，常攫食无助的新生小儿。

             

　　马欢记道：“夜寝则飞头去，食人家小儿粪，其儿被妖气侵腹必死。”马来人通常会在他们屋子下方设置荆棘之类的东西，引诱尸头蛮的躯体落入陷阱，让他们免于受害。

             

　　另外，满剌加国的人也十分惧怕能将本身变成恶虎、而且偷偷地接近他们的人。在马来半岛内地的高原上，据说在一些村子里，有虎妖住在用妇女头发覆盖着屋顶的小屋里。郑和的随行官员记录说，这种会变来变去的“黄虎……有暗花纹”。他们说，老虎在进入村子后，化身为人，混在人群当中。马欢说：“自有识者，擒而杀之。”当地人认为第一次怀孕的妇女，最容易受到虎妖的攻击。据说这种虎妖，可以在距离七山、七谷之遥，就闻到首次怀孕的妇人的甜美血气味。不过，人们可以用特殊的咒语来压制这种虎妖：

             

　　吓！法力无边的婆罗门（Brahma)，

             

　　大地之神，

             

　　攫走这只猫！

             

　　不要伤我的身体！

             

　　愿我师尊法力高强解救我。

             

　　吓！法力无边而且高强的阿里(Ali)！

             

　　屈下身来爱怜我，

             

　　给我慈爱，赐我福气!

             

　　祈求我师尊的庇护。

             

　　或许是因惧怕虎妖侵害，郑和手下多半紧靠于满剌加港口中他们的船只附近。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郑和一行人似乎并未成为爱冒险的探险家。虽然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同时将天主教传进满剌加之后，虎妖常遭驱邪术围剿，但这种信仰并未消逝，而且在乡下流传到现在。

             

　　当郑和要起锚离开前，他送了拜里迷苏剌一队护卫及一艘船，以载着拜里迷苏剌和他的整个家庭去中国。这位新的藩臣，带着贡品及赠礼，想要对永乐皇帝表达其本身的感佩。

             

　　从满剌加国，宝船船队起锚航向苏门答腊，停靠在苏门答剌国及东海岸靠近淡洋(Tamiang)的另一个地方；根据费信的记载，郑和手下在那里“伐木”。由于船舵在长程航行中容易磨损，乃促使郑和不时留心能在紧急时刻用以更换的合适硬木。在暹罗国的森林中，他发现了桃花心木，那是一种非常硬而且重的木材，可以做成出色的船舵。为了取得这种优质木材，郑和用黄金跟暹罗人交换。另外，在苏门答腊内陆及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的森林中，则出产一些珍贵的树脂，如脑香（译按：即樟脑）、乳香，与可以用来制造熏香的沉香；另外，又有胡椒、生姜、药草。硫磺是另一种重要的药材，大量硫磺则发现于苏门答腊活火山周遭。

             

　　中国的人口在明朝初年虽有引人注意的成长，但同时又有瘟疫的频频爆发，特别是麻疹和天花。在永乐五年，单单江苏（译按：应为江西）与福建的瘟疫，就死了78400人。瘟疫在永乐八年（1410）、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一年再次侵袭中国。

             

　　洪武皇帝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也意味着宝船船队远航前夕，外国药草已极度短缺。对于外国药材的极度渴望，必然存在于郑和心中，所以聘任180名的医生与药生在宝船的船队上服务，应该不单只是因应船上需要照顾的病患而已。例如，来自江苏省常熟的匡愚，即是采集药草的专家，他在太平港加入，成为宝船船队中的一员。

             

　　匡愚与其他药生所要搜集的最主要的药材，是治疗蛇咬时作为抗毒素的犀牛角，和据说可以强筋壮骨与恢复性功能的鹿茸，及在西药中作为皮肤膏用来治风湿和肺疾的硫磺，与治疗麻风癞的大风子油。香料方面，如乳香、没药、脑香、胡椒、丁香、豆蔻、沉香、木香、苏合香、安息香等，也大量被医生列入药材，因为它们虽没有治愈疾病的功用，却提供减轻病况的效能，不论是口服或制成药膏涂在皮肤上。而熏香则用以驱赶蚊子、预防瘟疫散播。凡郑和手下所采集到的药草，马上在船上加工处理或蒸、或煮、或泡、或干——以保持其功效，便于往后使用。

             

 

              自苏门答腊，船队继续扬帆驶往锡兰岛，在那里有令人好奇的一连串事件发生。郑和带了一块事先做好的刻有中国、泰米尔（Tamil)及波斯三国语文的石碑，期盼能竖立在锡兰岛上。这块石碑刻有“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的日期，表示它是在宝船第三度远航出发之前，就于南京预先刻好的。石碑的中国文字部分，礼赞释迦牟尼佛，以及感谢他对船队先前两次远航的庇护：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口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黣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

             

　　碑文中泰米尔文的部分，同样对印度教的塔纳瓦列—那耶那勒神（Tenavarai-Nayanar，可能是印度教湿婆神［Viva］的地方俗称)给予礼赞；而波斯文的铭文，也礼赞阿拉与伊斯兰教圣人的光辉。中国人对当地的每一位宗教的神，给予同等的奉祀，所以没有孰重孰轻的问题：总计布施供养金币1000枚，银币5000枚，各色?丝100疋，香油2500斤(超过3000英磅。编按：一斤约合1.3磅)，以及其他织金、?丝、宝幡等等。表面上，这看起来仅是中国文字部分虔敬与大方的表示，却显示出郑和已意识到锡兰岛的宗教传统。

             

　　锡兰是一个深深抓住古代及中古旅行者心灵的地方。这个岛屿是如此的漂亮，以至于阿拉伯人认为那是上帝对亚当和夏娃失去乐园的补偿。根据传说，释迦牟尼佛于公元前483年仙逝时，一个印度王子毗癎耶(Vijaya)曾在锡兰立国。锡兰人认为他们本身带有作为佛教信仰守护者的特殊使命。

             

　　“啊！万神之主，希望我们的宗教能够在兰卡(Lanka，译按：即锡兰)建立,”释迦牟尼佛说，“所以，必须敬慎卫护他（毗癎耶）与他的跟随者以及兰卡。”

             

　　释迦牟尼佛曾经坐在它荫下的那株菩提树的枝干，据说移植到了锡兰。6世纪，一枚据信是释迦牟尼佛牙齿的遗骨，被人从印度带到这个岛屿来，并成为锡兰国王权威的象征，他自许本身是半神性的菩萨，那也就是说他会成为佛陀。历代的锡兰国王在其领地都极其小心地守护着叫做dalada的佛牙。该国经常营建新都，锡兰国王们必会造一个新的宝盒与称为dalada

              maligava的精舍，以供佛牙驻跸。

             

　　在郑和到达锡兰的前夕，曾经统一的岛国已经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政府。主要的锡兰人政权位于岛屿的中央，与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以北部为根据地)以及试图将伊斯兰教变成国教的穆斯林僭主二者处于交战状态。尼珊喀·亚烈苦奈儿（Nissanka

              Alagakkonara，或叫亚烈垓史哇儿［Alakeswara］)是一个地方的领袖，曾成功地击败泰米尔人的大规模入侵，当时正心怀异志，想从位于巴特(kotte)的正统锡兰人统治者那里攫取权力。这正是该国的混乱时代，锡兰人彼此互相猜疑，而且特别猜忌外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到过他们的海岸，每一个都有所求;锡兰的历史诉说着与来自印度南部、黑皮肤的泰米尔人的不停战斗，泰米尔人也曾周期性地控制这个岛屿。为求苟活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锡兰人被迫精于游击战与诈骗战术，有时他们也以此伎俩彼此互斗。

             

　　在郑和抵达锡兰国时，所遇到的就是这位曾在战争中击败泰米尔人的专业武士与英雄人物亚烈苦奈儿AAA：作者以下述及亚烈苦奈儿时，均用“亚烈垓史哇儿”，为行文方便，译文均用明代史料所习用的“亚烈苦奈儿”。，而非位于首都加姆波勒（Gampola)或巴特的正统君主。而且，也就是亚烈苦奈儿断然拒绝向中国皇帝朝贡或立碑，这些举动在他看来都是中国宗主权的若干象征。他在短暂的交锋中轻易地击退了中国人，将中国人赶回到他们的船上。

             

　　中国人在驶往印度，于小葛兰国、柯枝国及古里国经营完他们的贸易之后，回到锡兰，报锡兰人对天朝侮慢不敬之仇。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是极具争议的论题所在。中国方面与锡兰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个版本。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亚烈苦奈儿派儿子向郑和索取金银及其他珍贵之物。当郑和拒绝时，亚烈苦奈儿下令5万名步兵攻击宝船船队。亚烈苦奈儿的士兵并砍倒林木，以阻断郑和回海边的退路。

             

　　当郑和发现这个情况时，他对部下说：“贼大众既出（攻船），国中（都城）必虚。”

             

　　郑和统领手边约2000名士兵，轻易地在王城拿下了亚烈苦奈儿。在拒退反过来围攻王城的锡兰军队之后，郑和带着已是俘虏的亚烈苦奈儿，撤退回到船上。

             

　　他将亚烈苦奈儿带回南京，在那里听候成祖及朝廷官员的发落。据记载指出，成祖最后决定原谅“国王”本身的愚昧，并命“其属之贤者”为王，以统治其地方。这一资料并未清楚地记载亚烈苦奈儿与贤明的随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位贤明的随从极有可能是锡兰正统统治者，他可能与亚烈苦奈儿一起被中国人俘虏。事实上，明朝方面的资料，似乎搞不清楚锡兰的地方权力结构。

             

 

              然而不论如何，郑和及其士卒在此一意外事件中的勇敢表现，还是受到明人的以诗颂扬。此役的获胜被认为是远航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刻，在那里，郑和的部队“以一敌百”，其气莫“婴”。

             

　　天威所加海宇清，皇华四牡拥旗旌。

             

　　楼船稳驾无风轻，洪涛巨浪寂不兴。

             

　　蛟龙遁迹海若惊，锡兰夷，敢自矜。

             

　　蕞尔小岛聚飞蝇，依山环海为城垣。

             

　　使节经，阻弗行，狼贪虎视骄且盈。

             

　　咨逞黤送势纵横，悉驱其众将奋兵。

             

　　王师桓桓勇是胜，以一敌百气莫婴。

             

　　直捣巢穴破其营，虏其全国归神京。

             

　　妻孥族属靡其嬴，迅扫凶孽如控茎。

             

　　扬大旗，笳鼓鸣，锦帆高挂开沧溟。

             

　　冯夷拱卫河伯迎，献俘阙下众目瞠。

             

　　微躯万死惟战兢，孰知矢意覆八绂。

             

　　不以小丑干天刑，神武不杀全其生。

              

　　以首叩地声伧伫，感圣德，歌皇明。

             

　　锡兰人的历史所说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据说：亚烈苦奈儿将愤怒的中国人的反击，视为着手对付他个人的死敌毗癎耶·拔胡六世（Vijaya

              Bahu Ⅵ)的机会，乘此夺取巴特的王位。亚烈苦奈儿或许与郑和达成协商，哄骗拔胡六世在其宫廷上接见带礼前来的中国使臣。根据锡兰人的记载，就在宫廷上，中国人扣拿了拔胡六世及一些他的贵族和官员。

             

　　可是，成祖释放了国王拔胡六世，并立即将他送回锡兰。关于这一点，中国与锡兰方面的资料是一致的。或许，成祖看出了真相，不想协助一名僭主篡废一位正统的君主。据锡兰人的历史记载，当毗癎耶·拔胡六世回到锡兰时，亚烈苦奈儿首先前来迎接，并在晚上秘密加以暗杀。毗癎耶的妻子及小孩，设法逃出巴特，瞒着亚烈苦奈儿在外躲藏了三年。在这段时间，忠于王室的佛教僧侣，告诉亚烈苦奈儿：等到他重建王城之后，才得以被拥立即位。于是，亚烈苦奈儿着手进行重建都城。他在巴特建了许多新的建筑和公共浴池，并拓宽了王城的道路。

             

　　最后，在1415年春天，亚烈苦奈儿选定了一天作为他登基的日子。届时，亚烈苦奈儿在人山人海的广场前的高台上被拥立为王，就在这非常的时刻，毗癎耶·拔胡六世16岁的儿子，夺得作为天意指定亚烈苦奈儿为王象征的御剑，刺杀了亚烈苦奈儿。王子被拥立为巴特的新王，称为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Sri

              Parakrama Bahu Ⅵ］。其他的历史资料则说他在1412年开始统治，并说是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而不是亚烈苦奈儿）重建了答特。

             

　　这个故事，不论是事实抑或是传说，曾将这个岛屿伟大的君主中的一个塑造成英雄，同时表现出锡兰人强烈的自尊心与自主性。在1284年，当忽必烈的船队到访斯里兰卡（Sri

              Lanka)时，锡兰人认为蒙古人是要来夺取圣物佛牙；很显然地，他们也怀疑郑和心里有同样的目的。这也未尝没有可能。至少有一份中国的记载述及郑和事实上带走了珍贵的佛牙，将其安置在南京城外的静海寺。倘若这是事实，这个故事等于补充了官方有关远航的历史，也可以解释锡兰人的“不敬”，与为什么他们“欲害郑和”。

             

　　这一秘密，出现在《明编本大唐西域记》一书中的若干细节，述及郑和的全体船员是多么欣喜有佛牙在船上，而且在返回中国的航程中它是如何地保护他们。“佛牙光彩照耀。訇霆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恬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九日，佛牙带至京师，“皇帝并于皇城内庄严NB94D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无量功德”。

             

　　关于这一重要事件的真相，可能在中国及锡兰两方面的记载之间。锡兰与中国的部队两造，极可能在战事上都有占上风的时刻。虽然佛牙是南京佛寺亟欲得到的一件宝物，但以郑和给予锡兰三大宗教的尊崇（动人地呈现在石碑上），似乎不太可能拿走它。比较有可能的是，锡兰王被郑和所俘时，为了怕佛牙落入篡夺者亚烈苦奈儿之手，将其一起带到了中国。

             

　　如果毗耶·拔胡六世被俘，一起将佛牙带到中国的话，那将有助于说服永乐皇帝：他才是锡兰的正统君主，而且对其13个月后获释，也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样地，佛牙存在于宝船上，也会造成极大的轰动，让人追忆、记载。于是，佛牙存在于中国这几年当中，就像《明编本大唐西域记》所提及的那样，成祖下令为佛牙建造了许多宝盒或精舍。但是，当毗耶·拔胡六世的儿子在巴特被拥立之后，佛牙似乎又被安全地送回到锡兰。锡兰人的历史极其详细地叙述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曾在巴特建造一座新的精舍，而当精舍与宝盒完成，国王特别亲自将佛牙安放进去：

             

　　为圣尊的佛牙，国王发愿建一座看来令人欢喜、漂亮的三层精舍，并制造了一个镶上九颗宝石的精致金盒，放入另一个镶以宝石的五彩缤纷、闪闪发光的金盒里，再装入另一个金盒中。此外，又制造了一个大而美观的镀上最好、最耀眼的黄金的外匣，国王乞求永生的喜悦——即使在极乐世界——之后，将佛牙放入四层的宝匣里。

             

 由于毗耶·拔胡六世被俘，永乐皇帝宣布对锡兰拥有宗主权，要求例行的进贡。起初，年轻的锡兰国王表现出他不敢像亚烈苦奈儿所做的那样，公然侮慢中国的权威，答应安排。然而，在天顺三年（1459），当室利·不剌葛麻·拔胡六世成功统合整个岛屿在其统治之下、正值其权力的高峰时，他说他的王国不承认有任何主人，并将天朝的使臣送回中国，没有任何贡品。

             

　　郑和第三次远航归来是在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拨拨带有朝贡用意的使节团从宝船船队到访的国家，不断地来到明朝的宫廷。榜葛剌国（Bengalese)的使臣在六月底抵达，紧接着在七月是古里国、柯枝国、爪哇国的国王，最后是新即位的满剌加国国王和王后。

             

　　所有外国贵宾停留在南京期间，下榻南京城长安街西侧的会同馆。这个广阔的建筑物，有400名夫役供应来宾的膳食与照料他们的生活所需，并有医生驻馆，以照顾任何可能生病的外国人。会同馆来宾客房的分配，则按照到访者的身份，茶酒肉面及其他食物的菜单，也根据地位而有不同。官方会给予所有外宾一个木片以作为辨识卡(译按：即牙牌)，当他们每一次进入或离开会同馆时，牙牌上会盖上戳记。官方也严格禁止贡使进入街道、跟普通人混杂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礼部制定了繁复的流程，以处理贡使所带来的各式贡品与贸易项目。马儿首先接受兽医仔细的检查，之后填写详细的报告。然后，它们被排列在高级官员面前接受检阅，再交付各御马监夫役收领。大象则被送到特定的地方去驯养，而虎、豹、鸟、禽则关在会同馆中。金、银、宝石、珍珠及织物，则被置于使节团面前当场验视，然后于次日送入内府。

             

　　在呈献他们的贡品之后，外国的国王及贡使，即接受皇帝的个人礼品。之后，允许他们在会同馆对外公开贸易三至五天。若干受宠幸的国家如朝鲜，则贸易的时间不受拘限。开市的告示，贴于会同馆的馆门。按照官方的规定，交易必须“公平”，中国商人将布拿去染，如未将布交还给贡使，将被定罪，商人将受到带枷处分，站在会同馆前一个月。官方禁止将某些中国的东西售予外国人，譬如说正史，因为这些书中含有要塞、运河、水闸及各地粮仓位置的资讯与其他真实的资料，将危及帝国的安全。而铜钱、铁货、兵器、工匠的精密工具、草药，与特定供奉的地方土贡，也被禁止售予外人。若任何人与会同馆的官员图谋，收买违禁品，将被枷号一个月，再发落到帝国的“边境”去充军。若外人违犯规定，与潜至一般人家家中交易，虽免于受辱逮系，但他们还是必须受到从皇帝给赏之物中量予删减的处罚。

             

　　这一年的夏天，成祖收到了所有贡使为了表达他们对明朝的敬意所呈上来的贡品，在所有礼物之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意——那是一件精心设计的具有将小字变大这种特殊功能的东西。中国人叫这个机械装置为“醨醩”（aidai)，接近阿拉伯文字’uwaina的音，意指“眼睛”。它是原始的眼镜，可能是单片镜片连着一个柄，这应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眼镜这个东西。据说满剌加国国王拜里迷苏剌，献上了十副“醨醩”给朱棣，约值千枚金币。满剌加的商人，无疑地是在与西方贸易时获得了这种镜片，而在西方，这种镜片方才于数十年前的威尼斯及其他地方发展出来。

             

　　明初亦标志着中国制玻璃工业的开始，事实上据许多资料说：郑和回到中国时，带了两名也许是来自中东的专业吹玻璃工人。

             

　　从成祖对拜里迷苏剌本人及其家庭、大臣所表现出的慷慨，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不寻常礼物的欣喜。他们获赠大量的礼物：锦绣龙衣、麒麟衣、金镶玉带、鞍马、黄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以及锦绮纱罗、绢、浑金花纹绮无数。拜里迷苏刺的每一位番伴，也获赐靴袜各一双，绢衣一套。这远远超过朝廷平常赐予来访国家领袖的恩典。

             

　　他们停留在南京的这数个月当中，外国的贡使们至少会受邀参加一次国宴，国宴通常碰巧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元旦或皇帝圣诞当天。其他较小的宴会，通常安排在贡使刚刚抵达中国以及当他们要离开中国（通常从广州）之时。在所有的宴会上，各色特殊的食品，按照外国贡使的官阶高低，从仆役到国家元首，分别给予一定的数量。最高阶的官员给予酒、果各五品，与豆汁、炙马肉、炙牛肉、炙乳羊肉、烙饼、蒸馒头，以及“花茶”，一些小点心拼成花状的拼盘。外国的卫士和仆役，则给予不掺任何馅的白馒头。除此之外，外国贡使也可以在停留期间，前往遍及南京城的十六家“酒楼”饮食及找“官妓”娱兴。这些女孩，通常在市场上以大约一只猪的价钱买到，训练其歌、舞、演剧、说书、书艺，以取悦客人。就像日本艺妓一样，她们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另外，礼部也为外国贡使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特殊娱乐活动，例如赛马球、赛马及射箭竞技。成祖在永乐十一年五月的端午节，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场合，朝廷官员及勋戚，聚集在南京城外插满大小旗帜的一个大校场上。箭靶（一个小圆形靶安在一只柳木上）高高地树立在校场的尽头，弓箭手须在百步之外拉满弓才能射中鹄心。据奏报说：成祖的长孙第一试就正中靶心。每一轮以吹箫、打鼓为号令，比赛之后，胜者赐赏金，翰林学士即当着众官员及外宾面前赋诗助兴。

             

 

              永乐十一年夏天的会同馆互市，对明朝而言，有多少利润（或者说事实上有多少丰厚的朝贡品流入），在明朝官方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但可以推知的是，在宝船船队三次成功的远航之后，成祖已感到帝国的财政绰绰有余，以致下令兴建一座华丽的瓷塔来报答嫡母马皇后的恩情。这一人子孝行的挥霍表现，无疑是要刻意宣示朱棣问鼎皇位的正统地位。这座塔坐落在南京城南门的正南边。永乐十年（1412）开始建造，是一座八角形的塔，从开始到完成，共计将近20年。它被18、19世纪欧洲的造访者目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它上下九层，通高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九分（240英尺有余），以上等的琉璃瓷砖建造，门、窗装饰有上了各色釉彩的瓷人、瓷兽。每层楼的瓷砖数目都相同。宝塔越高越细，瓷砖就越做越小。塔尖镀金的塔顶的平面，直径有12英尺，檐角上悬挂着152个瓷制风铎，在风中丁丁当当地响着。而塔顶本身，则包以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宝塔周边的美丽庭园里，栽植着郑和远航带回来的奇花异木。

             

　　▲永乐皇帝以宝船船队远征所带来的收入，在南京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大报恩寺建筑群

             

　　当时，大约征调了10万名夫役来建造整个大报恩寺的建筑群，最后除了瓷塔以外，又建造了包括20座以上的建筑物和亭台。据报告：总共花费了250万两以上的银子，并且也提用了宝船远航的结余100余万两这一建筑群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之乱彻底被毁，在此之前的众多歌颂瓷塔精美的诗歌中，曾有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作诗歌颂这座纪念海上中国与郑和出使任务成功的一个色彩缤纷的纪念碑——大报恩寺瓷塔的雅致优美：

             

　　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

             

　　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

             

　　高耸入云天

              

　　它九层彩绘的楼台，

             

　　有着枝叶盘绕的栏杆，

             

　　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

             

　　上头悬挂的瓷铃无时无刻

             

　　响着轻盈柔和的乐铃声，

             

　　同时整座塔闪耀

             

　　多彩多姿的烨烨烂漫，完全

             

　　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

             

　　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有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宝船船只的远航，仅是永乐皇帝在位24年期间所派遣的将近50个特使团当中的一个而已。这些特使团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和霸权扩大到世界的“四隅”这个宏伟的计划的一环。

             

　　居于中国边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烦心，约在他派遣郑和开赴南洋的同时，朱棣也曾采取行动，试图稳定与蒙古的关系。基于种种原因，朱棣亦将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朝鲜，以改善彼此的关系。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屡屡选用类似郑和这样的宦官，他们通常在少年时既已净身，大半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使节的出使，是与宝船的远航同时并进，都包含于一个让人迷惑的总体外交之中，连当时的明朝宫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响则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与北京外围接壤地带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关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烦。兀良哈的骑兵，曾在内战中与朱棣一起战斗，而基本上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取得胜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长城以北的中国驻军，将内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给兀良哈看管，作为报酬。同样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军事头衔（译按：如指挥使等），很快地与满洲的女真建立了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些迷人的荣衔，也意味着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属于中国的控制。在永乐四年（1406），帝国边境开设了马市，不少中国的垦拓者移往满洲的南部（辽东）。在马市上，中国人以丝绸及纺织品交换他们急需的健壮蒙古马以及皮毛、飞鹰、人参。然而，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所谓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亚民族，则规避中国的影响。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忧心。

             

　　永乐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满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试图与奴儿干（Nurkal，位于满洲北边偏远之地)的女真部酋进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郑和一样，他是在小规模的战事中被中国人所俘虏，再加以净身后，在宫中接受训练。他率领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发（译按：顺着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儿干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首领派遣一个178人的贡使团，向朱棣进贡。成祖在欣喜之余，赐予酋长头衔以及宝钞，并给予他们贸易的特权。亦失哈随后又在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两度被派往满洲的北部。为了对慈悲的女神观音菩萨表示敬意，他在黑龙江地区的永宁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块用三种文字表记的石碑以纪念其成功地“抚绥”女真人。然而，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损坏，虽然经过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国文化对这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有多深，颇令人怀疑。中国人与女真人的关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渐转坏；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击中国时，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帖木儿部、瓦剌部、东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让朱棣在位时期如坐针毡。朱棣外交上频频的出击，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起他们的敌意。虽然蒙古人急需中国的物品，特别是中国的药物，但他们无法长期忍受中国沉闷的外交礼仪或自贬身价屈辱地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

             

  

              在与帖木儿部族的官方联系上，朱棣重蹈了他父亲的错误，自称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这激怒了帖木儿部族伟大的领袖帖木儿（Timur）——突厥语为达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亚细亚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节，并且气急败坏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国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维约(Ruy  

              Gonzlez de Clavijo)在永乐元年抵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帖木儿的朝廷上他受到额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还要高。帖木儿当着克拉维约的面，轻蔑地指称中国的皇帝是“奸恶贼”，并且是他的“仇人”。 

             

　　永乐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儿为先前的恐吓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率领一支20万的部队出发，在大雪中长途跋涉，越过了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  

              River)。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带来灭亡的威胁，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确定。朝廷显然并未采取特别的对策以制止这一攻击。对中国而言，着实幸运，这位伟大的蒙古统帅在名叫额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热病，并于永乐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岁之龄去世。帖木儿的尸体用麝香防腐，裹以亚麻布，运回撒马尔罕安葬。其继任者沙哈鲁(Shāhrukh  

              Bahadur)，对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企图，只简单地希望将他父亲辽阔的帝国统合在一起。他将原来被帖木儿拘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使节释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应，派一名叫白阿儿忻台的非中国裔中亚人，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可能借由双方使臣的努力，缓和了对方元首所憎恶的字眼，代之以双方较为友好的翻译，朱棣与沙哈鲁之间的良好关系终于建立。沙哈鲁要朱棣改信伊斯兰教以促进与他本人的良好关系这一无礼的建议，可能从未传递到明朝的朝廷。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明代官方的编年史上。 

             

　　然而，朱棣与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国边境的东蒙古部族之间的和平，则较难获致。元朝崩溃后，瓦剌与东蒙古部族两者即未曾与明帝国和平相处过，而瓦剌与东蒙古部族彼此也经常处于失和的状态。永乐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骥出使，试图与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鲁台达成和解，但中国使臣终究还是被杀。朱棣的回应，即是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对付阿鲁台，并且成功地将瓦剌驱逐至边境千里之外。这应是四次征讨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鲁台就像一个皮影戏偶，隐入草原地带，然后又率领着凶猛的部卒再度出现，对中国边境展开另一波的突袭。偶尔，阿鲁台也回应中国的要求，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且进贡。然而，和平只不过是持续存在的敌意与徒劳无功的军事征战中的一次中场休息而已。

             

　　尽管如此，正当这个迫切时刻，朱棣在永乐十一年派遣使臣陈诚出使，进行一个穿越中亚无数城镇、都城的冒险实地调查任务。陈诚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长期停留在沙哈鲁的京城哈烈（Herat)的记录，成为明初有关这一地区资讯的重要资料。

             

　　这位使臣由太监李达与户部的一名官员李暹陪同，在前行进入帖木儿帝国的领土前，于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鲁番停留，并且访问了达失干(Tashkent)、撒马尔罕，最后到达哈烈。他们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带以及满是冰雪的冰冻土地，在那里他们曾迷失在暴风雪中。道路上成排的动物骸骨，正是这个区域十足险恶的证言。而人民——当中国使臣接触到他们时——则穿着相当奇怪，而且据使臣们的描述，这些人是“薄恶”的。

             

　　在哈烈，中国使臣停留了数月，沙哈鲁在他的王宫中款待他们。这个王宫地铺毛织地毯，设彩绣帐幔与精雕细琢的木制品。沙哈鲁将产自他自己果园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盘上，来款待中国使臣。使臣们也为当地洋葱和甘蓝的尺寸之大，与NBD4F思檀果（即阿月浑子果）的清香美味，感到惊讶不已。在探索这个城市时，中国使臣发现当地的市集日夜喧嚣，消费品如铜、铁、金、银、琥珀、珊瑚及钻石的供应不虑匮乏。

             

　　陈诚在游记中曾谈到当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良马，让它们“冬暖夏凉”。他说当地没有祀神的庙宇与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麦加跪拜数次，而且有奇异的狂热者（伊斯兰教的苦行派）抛弃其家庭、财产，流浪在人群之中，传达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妇女的行为也令他震惊。陈诚发现她们言语逾度，而且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甚至像男子一样跨坐骑马。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师，同时为男子和妇女提供服务。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在永乐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给沙哈鲁的信上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朱棣开始叫沙哈鲁“朋友”，赞许他“明礼乐、资聪颖、才识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伟乎众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赐予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礼物，如白银、丝绸、锦缎、猎鹰及瓷器，并表达他个人的愿望，希望使臣与商人能不间断地在两国之间来回行走。沙哈鲁慷慨地做出回应，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间，代表团多次来自撒马尔罕及哈烈，44位使臣来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市，带着给朱棣的贡礼如马、狮子及豹，抵达了明朝的宫廷。

             

　　利益是蒙古的朝贡使节到明朝的主因，而职业的商人通常伴随着外交使节前来。为了这个目的，帖木儿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译按：建州女真），乐意向中国的皇帝叩头。尽管部酋贪图具有特殊花样及织金的绸缎那类的奢侈品，但还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赖中国人供应如金属工具、麻药、针及线等这类基本的东西。在永乐五年，即使骄傲的阿鲁台也曾贬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费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医药，并获得朱棣允准赐给。第二次前来请求药草，则在宣德五年(1430）当阿鲁台本人生病之时，蒙古的使臣有时特别要求中国的人参、木香、占卜书、阴阳书及化妆品。蒙古的妇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为胭脂，并将一种金粉擦抹在额头上。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种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为一种眼线膏；她们修剪她们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这黑色的油膏在双眼上画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则很少获得允准，因为朝廷怕这些补给品会增加蒙古人备战的能力。

             

  

              当蒙古的使臣进入中国的领土之后，他们的马匹及其所带来的行李，都由差役来处理。所有外国的使节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护送队伍以及驿站照应，蒙古使节在前往京师的路上，就住在驿站这类的地方。驿站和火堠的系统，从帝国边境一直到京师，沿途设立，以便将讯息迅速地传达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顶的火焰，立于彼此可以互见的范围内，以暗号传递重要的讯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传至京师。接力的跑马者驰马飞奔（译按：这样的人称为“马上飞”），带着讯息从这个驿站到下个驿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数周的数百里的路程，仅数天即可跑完。 

             

　　为了外国使臣在中国境内旅行之便，驿站提供马车、马匹及幼童以运送所有的东西。每一天晚上，还会给予使臣“一个卧铺，一套丝质睡袍，连同一名侍役照顾他们所需”。并提供令人满意的饮食，如羊肉、家禽、馒头、米饭、腌菜、酒及发酵性饮料（beer)。驿站对于所有有关抵达和离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的细节，都留下记录。

             

　　永乐时期，拨给一个来自波斯的成员有77人的使节团的每日定额包括：羊12头、鸭4只、酒50瓶、稻米约200磅，与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饼200个、各色甜糕1盘，蔬菜、调味料若干。到了15世纪中叶，蒙古使节团规模的成长，其对食物的需求，已明显地成为朝廷的一个负担。据传闻，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组成的瓦剌使节团，在中国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共吃了羊5000头。

             

　　当蒙古或其他外国的使节团抵达明帝国的朝廷时，他们会由礼部的官员进行访谈，询问该国的风俗、地理形势，而且会根据这些资讯画出一张图并呈给皇帝。如果该国的风俗特异的话，还必须画一张有他们的脸及衣服的图案。

             

　　朱棣自在位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中国与西藏各宗教领袖的关系。他虽与这许多的宗教领袖接触，但似乎与第五代法王俾辛谢戈巴（Bebshin  

              Shegpa)交往较深，他控制着西藏的东南部，朱棣对他提供援助以镇压与之竞争的佛教宗派。 

             

　　当朱棣还是一名年少的亲王时，他就曾听到过法王（意为“掌轮回之宗师”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为“活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世间以减轻生灵的苦难。据说，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诞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诵经文及字母表，而他母亲梦见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从天而降，并闻到甜美的清香。

             

　　永乐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及僧人智光邀请法王（他在中国以“哈力麻”之名为人所知）来到南京。这位24岁的僧侣接受了邀请，从距离拉萨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镇簇尔卜，取道喀尔麻岗及拉哈天岗寺（译按：“喀尔麻岗”、“拉哈天岗寺”，二地名均系音译），最后在永乐五年四月十日到达中国的京城。数以千计穿着朝服的官员与大量的佛教僧侣，聚集在南京的城门口来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请到一头大象上面，给予象征释迦牟尼制定的佛法运转法则的金法轮。然后，法王将一个象征发号施令的白色法螺贝，献给成祖。接下来便是接见与款宴，朱棣给予比自身还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并命他掌管中国所有的僧侣。成祖请这些西藏的喇嘛，在灵谷寺为其父母举行荐福仪式。根据中国与西藏地区双方资料的记载，这些僧侣居停在南京时，因为一连串的“奇祥异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应该是喇嘛利用特别的天气条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仪式形成的结果。

             

　　据报导，放置圣物舍利（编按：或作设利）的佛寺上方，“浮图设利犹镜圆，影涵明月霄汉悬”。同样地，闪闪的金光，出现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宫殿上方。数天以后，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满“彩云，状如托钵”，以及后面跟随着大批随从、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罗汉的图像。人们甚至于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罗汉。还有两个场合，据说“天花”从天而坠；其他场合，据说许多人看到僧侣们飞过天际。法王抵达之后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只白鹤在空中飞舞，而一道彩虹看起来好像环绕着太阳，并且在天空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无数祥瑞幻象：狮子、大象、龙和菩萨。

              

　　在这些大事之后，成祖赐予法王“万行俱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头衔，并命宫廷画师将奇迹画在50英尺长的裱背绢轴上，让法王带回簇尔卜。法王离开中国之前，访问了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重镇，并为成祖的双亲（译按：即明太祖及马皇后）另行举行了荐福仪式。永乐皇帝也做了一个梦，看见一顶由10万荼吉尼天（dakinis)的头发制成的神秘金刚帽，翱翔在法王的头上。于是，他下令制了一顶饰以钻石纹章的方形黑帽，赐予法王。这顶黑帽被转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为这个宗派的象征，而且据信它拥有法力，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可获得解脱。

             

　　在法王到访期间，朱棣曾将部队置于边境上，准备入侵西藏地区。他告诉法王说，西藏地区的佛教教派太多了，他可以用武力提供协助，让法王建立一个真正的教派。法王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愿望，而且用兵对生灵没什么好处。他坚持，教义的各种方便法门，对回应人们的愿求来说，都是不可抹煞的。不顾大臣的劝告，朱棣撤回了部队，不久之后，这位法王即以32岁之龄死于天花，西藏地区的人认为他避免了明王朝的入侵。

             

 ▲由于方土建议皇帝需要多数的性伴侣，在永乐朝，数以百计的朝鲜处女，成了朝鲜朝贡贸易的“贡品”之一。 

             

　　在永乐年间，所有出使的任务之中，最令人好奇的，可能是横越黄海，带回数以百计的朝鲜处女以充当宫女这件事。像这一类行程的使臣，大多仅限于宦官，而自古以来他们在宫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妃嫔及后宫其他事务的管事及看管者。 

             

　　有关明朝宫中内部的事务，我们能知道的事实上不多。明朝的皇帝对于个人的秘密泄漏出紫禁城宫墙之外，常会大发雷霆；服侍过皇帝的宫女如果年纪大了，将被软禁在孤立的院囿中，直至她们去世为止。后来清代的记述，可能反映了这种沿自明朝宫廷的方式，只是无法证实。在清代，敬事房太监专管记录皇上与皇后每一次亲密关系的情事，因为怀皇子的日子是需要查证的。每日晚膳之后，首领太监会捧上银盘，银盘上排着皇帝宠爱的妃嫔的名牌。如果皇帝对行房没有兴趣，他会婉拒。倘若愿意，会选一枚名牌，正面朝下地放在盘上。 

             

　　首领太监随即拿着被选出的这个妃嫔的名牌，交给另一名太监，这名太监的个别任务即是除去这位妃嫔的衣服，将其包裹在毛氅中，放在背上，背到皇帝的寝宫里。之后，这个太监则全程待在寝宫外一段相当的时间，然后高呼：“是时候了！”在太监进入皇帝的寝宫、接走妃嫔之前，如果必要的话，这句话会重复三遍。这名太监会问皇帝是否希望这名妃嫔生下他的小孩，如果皇帝说是，这个日期会被登记下来。倘使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太监就会将此一妃嫔带回她的寝居，给予像“冷花”的下胎药，据说这些药可以催经血。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即建文四年）九月，朱棣派俞士吉通知朝鲜国王李远芳有关他本人取得天朝宝座的讯息。李远芳立即派了一名使臣来到朱棣予朝廷，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要求一枚钦赐头衔的新印。朱棣授以朝鲜国王与世子名衔，并展开一年数次的交换使节。李远芳渴望得到中国本草方面的医籍（为了其身体不好的父亲）以及丝绸、书籍、乐器。中国则回报以要求人参、当地的漆器、豹子、海豹，及一项异常沉重的朝贡负担，即黄金150盎司、白银700盎司及大量的马匹和牛只。永乐元年，朝鲜送了1000匹马到中国；永乐二年，则是牛1万匹；永乐五年，送了马3000匹，而永乐八年更达到了6000匹。

             

　　另外，朱棣要求的进贡项目之一，即是要求该国提供数百名绝色的少女，送入朱棣的后宫，以供性欢愉之用。朝鲜女子素以其娇柔特质著名，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派太监黄俨到朝鲜，选了300名少女，包括后来成为朱棣宠妃之一的权氏。次年，中国复要求同样数字的闺女，而这令朝鲜人火冒三丈。

             

　　▲方士的房中术将性比喻为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男子必须小心地保存其“阳”精。

             

　　促使成祖命令数以百计的少女不断地送入其后宫的缘由，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欲而已。早在唐朝时，方士就已经在精详的论述中，为性行为描绘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对于小孩的观念，方士认为男子的“阳”精，与女子的“阴”精，必须合在一起“彻底地调和”。最后，他们劝导人们在行房时要慎选吉日、吉时，并准备床及卧寝，在床及卧寝上需覆以黄色丝绸。（黄色是沃土的颜色。）夫妻俩也被嘱咐必须将桃树枝插在他们要睡的卧榻或床幔上。（桃子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官与生儿育女的象征。）性的交媾与小生命的创造，是自然、没有罪恶的结合，是宇宙进程的一部分，就像赐以生命的雨水浸淫着大地一样。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几乎没有对性行为提供什么忠告，只是强调生育的孝行在责任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对多妻家庭的顺利运作表示关注。而道教则要理清男女彼此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说法，男子需要性接触来“滋润其生命本质”，而使其“免于生病”。这些说法尤其认为这对40岁以上的男子特别重要，因为40岁以后恐怕就容易受“众病蜂起”的影响。最后，他们认为男子紧紧地控制本身及蓄存他所有的“阳”精，是维持生命所需的；而在这同时，还要从事多元的性活动以促使女子泄出她的“阴”精。由于阴阳被认为是带领所有事物向前运行的两个基本要素，男子保有这两者，在精神上便可以获得完整，并且达于“真阳”之境。据说男子每经验一次真阳，就可以增加12年的寿命。道士相信，一名男子只要与93名女子经验真阳，就会长生不老。

             

　　在中国的论著中，将这类性经验比喻为一场战争，而为了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男子在其敌人(女子)使力时，必须节制本身的力量。这跟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卫的技艺“柔道”的原则是相同的。房中术还劝告说：先以没有魅力的女性练习控制真阳，事毕，立即休息。

             

　　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之极。

             

　　“真阳”最好是与少女一起尝试，因为在少女这段时期以后，女子的阴精就会“趋弱”，对男子的用处就小了。修道者也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跟任何一名女子行房不要持续太久，以免男子吸收到阴精，反过来压倒本身的阳精，伤到自己。在行房时，道士还告诫要敬慎交媾的力量，并鼓励拥有多一点的性伴侣。他们特别叮咛皇帝每晚必须与九名妃子行房，在每个月月圆的两个晚上，则要与皇后同寝。

             

  

              朱棣成为皇帝时已40岁。在登上宝座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小孩。他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身体因种种慢性病的纠缠而逐渐衰弱，他要求大批朝鲜的少女，可能是努力地想让他自己恢复年轻，或则至少是要获致生命的活力，以应付加诸面前的庞大工作量。 

 

第八章 神兽的瑞现

             

 永乐十年(1412）十二月十八日，永乐皇帝下令宝船船队第四次远征。总共召集了船舶63艘，水手28560人，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进行最富野心的冒险行动。先前三次的远航已经达到目标，天朝已经重新打开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并且着手进行恢复这个地区之间的区域和谐与平静。永乐十四年，成祖在南京静海寺献祭时，曾说：“海洋已征服，四隅皆平静。”现在，朱棣冒险的目标朝向波斯湾，而宝船远航的意图也有戏剧性的转变。宝船船队晚期的远征，成为明朝第三任皇帝个人的野心和自大的展现。这种以船队出征来表现皇帝自我也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方式。

             

　　虽然朱棣在永乐十年十二月就已经下令第四次远征，但郑和几乎在一年之后才准备好从南京离开，而且到了永乐十二年才终于从福建的海岸出发。计划中的目的地比印度还远，到达位于波斯湾入口霍尔木兹（Hormuz)的富庶阿拉伯港口，需要额外的准备与计划。

             

　　为了此次的远航，郑和征召了25岁的伊斯兰教徒通译马欢，他成为此次远航的首要记录撰述者。虽然他谦逊地自称是“山樵”，但是这位来自杭州湾的年轻人曾经受过良好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熟悉阿拉伯语。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他是一个憎恶暴力与杀戮的人，也似乎有点容易受骗，很快就相信了他在陌生土地上所听到的鬼魂、吸血鬼以及借着哭号预报凶讯的妖精这一类的故事。然而他也是一个社会风俗的敏锐观察者，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有关印度洋盆地各式各样的民族现实生活的一手目击实况。

             

　　郑和曾经长途跋涉到达华北的西安，亲自延请清净清真寺的掌教哈三担任远征船队的通译和顾问。船队在航行中遭遇一次恶劣的暴风雨，据说哈三的祷告平息了风浪，为了报答哈三，郑和在返航后，慷慨捐献这座西安的清真寺，赐赠一幢有名的建筑物——崇楼。

             

　　虽然中国人早已熟知霍尔木兹的富裕，不过是什么因素点燃了成祖的兴致，心血来潮要前往波斯湾，已无法确定。世上最名贵的珍珠，来自巴林岛（Bahrain)外海的浅滩，由霍尔木兹港市里技术纯熟的工匠串成项链，它也依靠周围丰富的资源，提供外国商人金、银、铜、铁、朱砂和盐。在1262年之后，霍尔木兹由波斯的伊儿汗所统治，同时也超越苏哈尔（Suhar)以及马斯喀特(Muscat)两地，成为这地区最重要的商港。在13世纪的时候，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称其为“拥有宏丽市集的美好城市”，还有一句波斯的谚语说：“如果世界是一枚戒指，那霍尔木兹将是戒指上的宝石。”

             

　　与富裕而有文化气息的霍尔木兹进行贸易的前景，显然引起朱棣的兴趣。在登上天朝帝位12年之后，成祖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在国内，他正着手进行一个企图心旺盛的计划，准备将京师从南京迁往他的旧封地北平。帝国所有的资源都因为这个庞大的任务而动员起来，包括所费不赀的大运河整治，还有从遥远的地方像是四川、安南等地砍伐原木，并运回这些数量庞大的木材。朱棣或许是希望取得霍尔木兹的财富，带回异国情调的宝物，为他刚破土兴建的新京师皇宫增添光彩。他给宝船船队的官员钱币以换取货物。难道上天之子不可以伸手去拿世上的戒指吗？

             

　　当郑和在前往霍尔木兹之前，依照往例在占城国、爪哇国、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各港口、溜山国AAA：即今马尔代夫群岛，在印度西南方。、锡兰国及印度等地停留之际，另一支宝船船队的支队，在太监杨敏的统领下，航向主要位于现今孟加拉共和国的榜葛剌王国。根据判断，南洋各地之间的贸易生态在郑和到达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苏门答剌城邦之前，一直平静无事。这个城邦中国人称为“硫球”，也就是“硫磺球”，可能暗指这个城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珍贵药材硫磺的供应地。不论如何，当地不稳定的内政问题，足以妨害天朝的威信，郑和因此受命军事介入以重建秩序。

             

　　这段纷扰起源于永乐五年(1407苏门答剌国王在一场战役中，被邻国“花面王国”以毒箭杀死(中国人称之为“花面王国”，可能与苏门答腊高原脸上刺青的原住民有关)，留下苏门答剌国的王后带着年纪太小无法报父仇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王后宣布要是谁能起来对抗敌人，她就嫁给他。有一位渔夫上前领导群众攻击花面王国，杀了该国的统治者。王后遵守诺言嫁给了渔夫，而苏门答剌国的百姓称呼这位渔夫为“老王”。

             

　　然而，当年幼的王子长大以后，杀了继父，为自己夺下苏门答剌的王位。渔夫的弟弟苏干剌和一群追随者逃入山区，组织叛军反抗王子。于是王子派遣使臣到明帝国朝廷，请求成祖承认其为合法的君主，并寻求援助对抗叛军苏干剌。

             

　　朱棣决定忽略含糊不清的合法性问题，而给予王子援助。当郑和在苏门答剌登陆后，按照往例与王子进行贸易，赐予大量的礼物。这一举动激怒苏干剌，他觉得受到冷落，于是率领1万人攻击郑和。这刚好给了郑和一个现成的合理解释——自卫——来对苏干剌发动攻击。郑和冷落苏干剌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引诱苏干剌在中方还没表露支持他国内战的哪一边之前主动攻击。当苏干剌撤退到邻近的城镇哑齐时，郑和持续追捕，并且终于俘获苏干剌及其家人。为了保障苏门答剌境内不再另起纷乱，苏干剌被带回中国。。

             

 

              宝船船队从苏门答剌国离开苏门答腊海岸朝西南方航行，穿越印度洋，十天后到达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马欢记载中提到：溜山国境内无城郭，人民倚山“聚居”。宝船船队谨慎地穿过八个大岛之间的危险海域。这里的椰子树分布极广，每一个来自外国港口的航海人到这里来，都会购买一种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绳索。溜山国岛民本身则用这种椰子纤维制成的绳索捆绑船板造船。

             

　　在溜山国，郑和及其随行的人也采购龙涎香，这种东西和相同重量的银等值；另外，也获得在其他地方当做货币使用的小玛瑙贝。这种纤细的贝类，合拢起来像紧握的一个小小的拳头，在溜山国产量极其丰富，岛民直接将它们像小山一般堆于岸边。

             

　 

              宝船船队并未在锡兰或古里驻足太久，即从印度海岸出发航向遥远的霍尔木兹。在顺风的情况下，航程缩短为25天，这期间每天航行距离达到61海里。（在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同样的航程，花了34天，一天才航行45海里。）在抵达霍尔木兹国时，中国人兴奋的情形明白地呈现在马欢的记录中。他描述：当地人皆“富”，其衣冠“济楚标致”。当地没有穷人，因为“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

             

　　中国人热切地以本身的瓷器、丝绸来交换霍尔木兹的蓝宝石、红宝石、东方黄水晶、珍珠、珊瑚珠链、琥珀、羊毛织品及地毯。这些交易回来的物品，其中一部分，连同狮子、印度豹和阿拉伯马，一起作为献给成祖的贡礼，交给了天朝的特使。

             

　　郑和可能在这里或者在古里，遇见了来自东非城邦木骨都束（Mogadishu)、卜拉哇（Brawa)译注:卜拉哇，即今索马里共和国之布拉瓦（Brava)。、麻林(Malindi)的商人，说服他们与郑和一起回到中国，向成祖进贡——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另外一方面，当郑和在霍尔木兹国的同时，杨敏带着榜葛剌国的新国王赛弗丁(Saifu’dDin)一起回到中国。赛弗丁(无疑是在杨敏的强迫下)为成祖带了一件极其特殊的礼物。这件礼物是一只有长长的脖子、两支肉角的温驯动物长颈鹿——原本是位于现在肯尼亚的麻林统治者送给榜葛剌国国王的礼物。杨敏从未见过这种动物，误以为是神话中的“麒麟”。在中国，麒麟与龙、凤、龟合称四神兽。一般相信：麒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据说麒麟身如麋鹿，尾如牛，额如狼，蹄如马，顶有一肉角如独角兽。另一种说法则说雄者单名为“麟”，有时候会有双角或者三角。麒麟不食肉，走路也避免踩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包括草在内。因此，在中国成为仁德的象征，仅出现在政治清明之地与圣人诞生之时。据说当孔子的母亲走在树林之中时，踩到麒麟的脚印而因此受孕。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则是：麒麟直接出现在她前面，口中吐出一块玉，上面刻着“水精之子孙，继衰周而素王”。孔子的母亲在麒麟消失之前，应该曾在麒麟角上系上绣绂。

             

　　杨敏知道这一祥瑞象征的出现，必定可以取悦甚至谄媚永乐皇帝。麒麟无疑是上天的旨意，用来表达成祖至高的贤德懿行。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朝廷官员们请求成祖允准他们上表公告天下庆贺皇上。然而，成祖拒绝官员们的请求，他说：“卿等但当夙夜竭心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

             

　　不过，在谦逊的姿态背后，成祖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翰林院书画家沈度，受命画下这只动物，他题了一首诗赞颂朱棣及其父皇之德。麒麟是在永乐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进献朝廷，当时的景象就如同沈度的颂诗所形容的“臣民集观，欣喜倍万”。

             

　　西南之诹，大海之浒，

             

　　实生麒麟，身高五丈，

             

　　麇身马蹄，内角黦黦，

             

　　文采闪耀，红云紫雾，

             

　　趾不践物，游必择土，

             

　　舒舒徐徐，动循矩度，

             

　　聆其和鸣，音协钟吕，

             

　　仁哉兹兽，旷古一遇,

             

　　照其神灵，登于天府。

             

　　紧接着在永乐十三年(1415)的夏天，郑和及宝船船队返抵南京。苏门答剌国逆党首脑苏干剌，于八月十二日献给成祖，成祖下令将其处死。虽然朱棣本身就是政权的篡夺者，但他对朝贡国的乱党绝不宽待，特别是当地的贸易因此而中断，而他的特使遭受到敌意。中国不像一百年后的葡萄牙，借着在当地建立一系列的城堡来铲除前进南中国海的障碍，而只是简单安排替换那些难以对付、只愿意按自己的条件贸易的不友善国家的领袖。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并承认天朝的宗主权。中国本来可以挟带这个影响力的高峰，结合地理上的优势，在正在成形的近代世界中，成为一个支配的强权。当欧洲才正脱离黑暗时代之际，中国以一支由巨大帆船所组成的海军，已经准备好即将成为16世纪的殖民强权，并且随手可得到全球的财富。麒麟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吉祥的预兆，中国称霸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成祖已经开始将他个人的精力及帝国的国力都放在国内的事务上。这个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机，持续了几乎不到五年。

             

 

              郑和第四次远航所带回来的外国贡使，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接受朝廷召见。麻林来的特使，带来了另外一只长颈鹿，而这无疑地是受到郑和的鼓励。礼部尚书吕震再次请求成祖应允为麒麟的出现，发布表达祝贺的正式庆贺文告，朱棣再度拒绝。

             

　　成祖回应说：“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

             

　　虽然永乐皇帝再度给予一个适当、自谦的答案：儒家经典对于一个好政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奇兽的出现。不过，朱棣还是在南京的宫门上正式接受麒麟纳贡，一并进献的有同样也是来自麻林的天马（斑马）与纨牛（可能是羚羊）。众官员与外国使节一起在皇帝面前，匍匐下拜于地。

             

　　望着当时的情景，成祖说：“此皇考（太祖）厚德所致，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继今日，益宜秉德迪朕不逮。”

             

　　绝大多数的人在此时都对上天一再嘉惠中国感到印象深刻，朱棣就在这个时候首次要求将南京迁都北平的计划搬到朝廷正式的议题上讨论。成祖任命宫廷画家王绂配合题诗，描绘一系列的宣传图画，用以颂扬北平的优点，特别强调北平位于保卫居庸关与北方边防的战略上的重要性。王绂利用这个时机，赞颂永乐皇帝（王绂以北极星作为暗喻）以及之前明朝先帝在扩张及统一帝国上的成就：

             

　　峰峦叠叠树冥冥，

             

　　黛翠浮光向日横。

             

　　高耸青霄临北极，

             

　　遥连紫塞到东瀛。

             

　　路通绝域来番使，

             

　　天设重关壮帝京。

             

　　四海车书今混一，

             

　　好磨崖石颂皇明。

             

　　朝廷的官员们附和皇帝的意图，很快地同意迁都这个既定的计划。因为早在永乐元年（1403），也就是登基的次年，朱棣就已经下令将北平易名为“北京”，并在当地设立一个具备六部与军事分支机构的过渡时期政府。在永乐元年之后的几年之间，12万户的老百姓被重新安置在北京，而新都城的兵力，则由九边及三大营派兵支援驻守。

             

　　朱棣的迁都计划，目的不只是在为其旧封地增添光彩而已。朱棣跟他的父亲都充分地体认到必须以拥有强大卫戍部队的北边城市，来抵挡蒙古持续入侵的威胁。然而朱棣对于兴建北方新都这件事，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像宝船船队的远航一样，如何实践迁都北京的计划，跟这位篡位的皇帝如何看待他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规模和华丽的程度上，或者由疯狂地追求完美这个角度去观察，在在都反映了朱棣对于证明本身帝位的合法性那种永不满足的需求。正如宝船船队令国外诸王赞叹不已，使他们充满敬畏（或被迫）而承认明代第三任皇帝的伟大一样，紫禁城的壮丽也是朱棣追求正统的表现，当紫禁城最后完工时，亦可谓天下无双。紫禁城在陆上，而宝船船队在海上，代表朱棣的权力，同时也象征他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来支配这个权力。宝船船队与北京的紫禁城将会遗留下来，成为永乐皇帝在位22年永恒的遗产。

             

　　永乐十四年，大运河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运河得到疏浚，并且建了38座船闸。到此时，北方的新都城可以从南边得到更充分的补给，工程也可以加速完成。朱棣不但指示紫禁城宫殿的施工，并在隔年亲自前往北京监督这项工程。计划中预定建造800间以上的厅堂，包括三幢主要的大殿、三座寝宫和百间以上分别作为办公、档案保存、藏书、工厂、匠作坊、库房之用的房间。所有主要的建筑都井然有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走向的轴线上，形成对称的格局，反映儒家强调稳定与协调的理想原则。而紫禁城这个名字，则取自中国人所称呼的紫微星座，因为天上的皇帝象征——北极星，就是位于紫微星座的中央。

             

　　当时朝廷登记有案的为帝国服务的专业工匠，计有62种不同的专业领域，总共232 

              089人。除此之外，超过一百万的工人在北京从事一般的建筑工作，而数十万计的人口，则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投入伐木与采石的工作。在永乐十五至十八年（1417—1420）间的施工高峰时期，估计全中国总数6000万的人口当中，大约有五十分之一投注在紫禁城的工程上。

             

　　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这段时期，朱棣来回穿梭于两京，在路途上耗费了相当多执政的时间。他出门总是带着一支护卫部队，包含骑兵1万及步兵4万，还有一个小型政府（称为“行在”），成员来自各部高级官员及办事人员。不但如此，任何可能需要的服务人员，不管是医生、厨子，或者是更换破损封印的工匠，也都一起随行。由于皇帝是上天与地面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他的行动必须小心，不能干扰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朗诵祈明代北京城平面图

             

　　祷文，奉献牲礼，都是为了安抚沿途的各路山神和水神。这是礼部官员们负担沉重的时刻。

             

　　永乐十四年秋天朱棣返抵南京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对郑和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护送来访的19国贡使回国。成祖给予郑和朝服、锦绮、纱罗，作为赏赐诸国贡使的临别赠礼，另外还有一枚印玺，用来册封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国国王。

             

　　就如中国之前以承认满剌加国的独立，来遏阻势力强大的暹罗和爪哇各个王国；现在同样也授予柯枝国相同的恩典，来防范该国主要的竞争对手——马拉巴海岸的古里国。据说朱棣亲自为册封柯枝国的碑铭撰文，字句间显示了他在位中期的治国理念。

             

 

              他写道：皇帝之道，与天地相联结，包含各地所有的人民。普天之下，只有惟一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受到相同的关怀。他问：“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就像之前的父皇一样，他想见到“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于天下〕！”。

             

　　接受中国的教化与融入中华帝国，柯枝国因此获得五谷丰收与繁荣兴盛的太平恩泽。于是臣服于中国的柯枝国王，也像朱棣一样仰望着天说：

             

　　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

             

　　永乐皇帝于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柯枝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就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初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译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的侵略行为，超越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全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朱棣的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逐渐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这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要来得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如同洪武皇帝在明代一开始就得到的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朱棣和他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个殖民强权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离开中国海岸进行第五次远航之前，宝船船队在福建省的港市泉州做了停留。在这里，宝船搭载了当地制造的瓷器，以及远自内地景德镇官窑来的精致青花器皿。而用来海外贸易的茶叶、丝绸及布匹，也都一一上船。船队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郑和住在靠近泉州南门的来远驿宾馆，由当地官员竭诚款待。士兵及水手则歇脚于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

             

　　泉州就像广州一样，成为外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已经超过五百年以上，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人口。资料显示，在停留期间，郑和曾经参拜港口附近涂门街的泉州大清真寺，以及城外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郑和虽然参加佛教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参加航海人对于道教女神（即妈祖）所举行的祈祷仪式，但并没有因此就淡忘本身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从来没有放弃父亲的信仰，甚至可能在永乐初年泉州伊斯兰教徒的反迫害运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郑和曾经造访的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位于长满草的山丘顶上，现在是一个广大的伊斯兰教公墓中心区。墓冢由两块石板以及石柱所排成的半圆形结构所组成，上面注记的日期为唐朝。这两位“先知”可能是早期停留在泉州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的阿拉伯商人。某位明朝地方官员，在这里树立一块石碑，纪念郑和的造访：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霍尔木兹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阳历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薄和日记立。

              

　　郑和行香礼拜的艾苏哈卜清真寺，是由先前留下的建筑结构所拼凑而成的。在这里，信徒们可以从一座建于8世纪的石造露台观察月亮的盈缺，判定伊斯兰斯历九月（Ramadan)的斋戒日何时开始。清真寺里有一座可容纳500人的大礼拜堂，还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相当典雅的伊斯兰教尖塔。就在清真寺外有一个庭园，庭园的围墙上有一块石碑，碑上注记的日期为永乐五年六月十六日，署名永乐皇帝。内容描述伊斯兰教的信徒“诚心好善”，“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良可嘉尚”。成祖下令保护所有的清真寺。另外他更进一步下令保护伊斯兰教徒：“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伊斯兰教徒］。敢有故违朕命，以罪罪之!”

             

　　根据地方上的回教记录，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徒确实遭受到相当大的迫害，很多教徒因此离开中国或放弃本身的信仰。原本在元朝末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估计大约有4万人住在泉州，奉祀七座清真寺。伊斯兰教当局宣称在明朝取得政权时，七座清真寺全数被焚毁。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敌意，可能与他们曾经担任帮蒙古人收税的角色有关。永乐皇帝的题碑意味着一个事实：时间就算到了永乐五年，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情绪仍然余波荡漾；另外一方面，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这一年他刚好就在泉州，虽然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他可能与成祖颁定圣旨(如果不是怂恿的话)，保护当地的伊斯兰教族群有相当的关系。而在泉州北方沿海的福州，也获颁类似保护伊斯兰教建筑与教徒的圣旨。

             

　　在这段期间，郑和确实曾经造访就在泉州北方一个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徒小村落白奇村。一般相信为了远航所需，在这里他补充了许多舵手与海员。据说是在元朝灭亡时，有位名字叫做伊本·德广贡（Yiben 

              Deguang Gong)的阿拉伯商人，从泉州逃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所以今日所有的村民，都是他的子孙。小村落的位置迎风，只有一些树，难以抵抗暴风雨侵袭。镇上的建筑物紧紧地聚集在一起，全部都是以石头建造，并且装饰彩色的瓷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村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阿拉伯的村庄。在港口停泊着用来打鱼的平底帆船，这些帆船大部分还是用手工器具制造；在港口附近，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小型社区聚会所。白奇村的船夫们说，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来这里时，曾在聚会所里与村民下象棋；其中有些船夫还记得祖先们所流传下来的故事，就在郑和第五次远航的时候，据说有一艘船搁浅在爪哇外海的浅水区，就是由来自白奇村的人非常努力而且迅速激烈地以船篙将船撑离浅水。船夫们还说，当船脱困后，插了一枝篙在浅滩上，以标示这个危险的地点。关于白奇村先前的航海人，系得自1990年5月对白奇村的书记郭翔鹏所做的访谈。

             

 

              这次远征，郑和在各个地方做了停留，包括占城国与爪哇国；苏门答腊的三佛齐，苏门答剌国与哑齐，马来半岛的彭亨国（Pahang)与满剌加国，溜山国、锡兰国，及在印度沿海的柯枝国及古里国。接着船队越过霍尔木兹国，第一次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位于红海入口的阿丹国（Aden)。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阿丹国是从地中海赴印度及远东中途的大港。当时阿丹国在拉苏里王朝（Rasulid 

              dynasty,1229—1454）的统治之下，王朝的首都在塔伊兹（Ta'izz)。拉苏里王朝统治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北方则到达麦加。依据马欢记载：阿丹国有“马步锐兵”七八千人（据其他记载则有两万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阿丹的邻邦确实造成威胁。阿丹国国富民饶，国内的伊斯兰教妇女均穿戴珠宝——这些珠宝包括四对镶着宝石的金耳环、珍珠、宝石缨珞，而她们的手指及脚趾上皆戴有戒指。

             

　　郑和受到阿丹国苏丹热情的款待，原因可能是阿丹国的苏丹正在寻求盟邦，希望能够对抗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Mameluke)苏丹，争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马欢写道：“在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于是苏丹下了一道命令，拥有“珍宝”的人，才准许与天朝的使臣贸易。中国人以金、银、瓷器、檀香木、胡椒，来交换阿丹国的猫睛石、红宝石、大型珍珠、几棵超过两英尺的珊瑚、琥珀、蔷薇露。狮子、斑马、金钱豹、鸵鸟、白鸽、长颈鹿，则是苏丹献给永乐皇帝的贡品。除此之外，苏丹送给郑和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天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离开阿丹国，船队第一次航向非洲海岸，护送来自木骨都束、卜拉哇（在现在的索马里）、麻林（在现在的肯尼亚）的使节回国。在索马里到坦桑尼亚数千英里的海岸地带，散布着大量的城镇，这些城镇分享共通的语言与文化，这种文化叫做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来自阿拉伯语sahil，意为海岸)，相对于内陆“不文明”(ushenzi)的民族，他们认为本身是“文明”(uungwana)的民族。在9世纪伊斯兰教徒分裂之后，阿拉伯人在木骨都束、麻林、基卢瓦(Kilwa)等地安定下来，并与当地人通婚，形成史瓦希里文化。一拨拨来自印度洋海岸的移民潮，包含印度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亚人，加上来自内陆的非洲民族周期性地注入这些沿海城市，形成多语言性的文化。

             

　　宝船的船队在15世纪初航向木骨都束及蒙巴萨(Mombasa的时候，史瓦希里的城镇，由独立的阿拉伯领袖所统治。单桅帆船装载当地农产品，在沿海各地来回贸易，航线可能远及阿拉伯本土，商人们在那里可以获得中国的瓷器、丝、大马士革布(damasks)、地毯、珍珠、香水及玻璃珠。史瓦希里的城镇拥有朴素的三层楼房和青草茂盛的花园。楼房是由珊瑚礁碎石及石灰泥墙所建造，而花园里种植的是柑橘类的树木与蔬菜。回教的影响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当地似乎也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史瓦希里的清真寺带有印度尼西亚色彩与怪异的柱状坟墓可以得到证明。无论如何，中国人所遇见的这些沿海民族是极度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贾巴·拉·姆托瓦剌(Jumba 

              La Mtwana,位于蒙巴萨北方)的清真寺有一块墓碑，引述《古兰经》上的一段话：

             

　　每个有生命的，都是应尝一死的。在复生日把你们的报酬完全赐给你们。离开火狱得进天园的人确已达到目的了。今世的生活不过是骗人之物罢了。

             

　　虽然史瓦希里人觊觎中国的货品，特别是他们用来镶进墙上和坟墓的瓷器，但是无法确定他们当时是否展开双手欢迎宝船船队。跟阿拉伯的单桅帆船比起来，中国的宝船对史瓦希里人来说更令人无法抵抗，而且更令人恐惧。何况史瓦希里人有猜疑外国人的倾向，因为这些外国人还不时入侵他们的海岸。

             

　　费信曾经描述木骨都束的居民“嚣顽”。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罗懋登在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中（一般相信具有历史的可靠性），特别记载郑和曾经用火药轰击“拉撒国”的城郭（一般推测大概靠近索马里的木骨都束），机警的木骨都束国王因此而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木骨都束的国王应该说过这段话：“明国帝与我国，相距有数十万里，今日无故，加我以兵，显系欲制服我等！”根据作者的描述，木骨都束的首领曾考虑过要攻击郑和，但最后还是在宝船船队的优势武力下臣服。

             

　　当郑和于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五日回到中国时，成祖厚赐所有宝船上的官员，并在八月八日于朝殿上接见前来进贡的外国特使，造成一阵轰动。朝廷官员们对于非洲贡使游行展示的珍奇动物，“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鄂，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来自阿丹国的第二只麒麟，就像上次一样，官员们以同样铺张的方式来迎接，其中包括金幼孜的一首庆贺诗：

             

　　无幽弗烛，无远弗暨。

             

　　川汇云奔，稽首奉贽。

             

　　爰集大瑞，后先骈臻。

              

　　何以致之，惟皇之仁。

             

　　这些特使在中国停留了大约快两年的时间，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朱棣终于下令应该送他们回国为止。在所有郑和的远航当中，神秘而又短暂的第六次航行，开始就带有探查的色彩，主要的动机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是获得实质的利益。非洲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El 

              Dorado)——到处充满着稀罕珍奇的事物，神秘而又深不可测。中国几次造访非洲的各种记录中，描述的是东非沿岸的干燥与土著民族的艰困，很少提到贸易。费信曾经记载：木骨都束“酷热难耐”，因而“此地无耕土，多以渔为生。以天候酷热，寸草不生……若周游其国，见者唯戚然之目光。地唯沙土，别无它物。”

             

 

              在第六次远航途中，船队应该是在苏门答腊的苏门答剌国分道扬镳。太监周满（郑和的副手之一）率领船队的主要部分前往阿丹国及非洲，而郑和与一支小分遣船队应该是回到了中国。历史记载指出，郑和在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回到京师，然而其余的船队则至一年以后才回国。北京城在永乐十八年正式成为国都，郑和匆匆赶回来，可能与参加紫禁城落成典礼有关。

             

　　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拥有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从冂字形的午门开始，是一连串的开放空间和用圆柱造的宫殿。朱红色的午门高50英尺，支撑三间双层屋檐的长形阁楼。在这里皇帝颁布诏书与接受献俘。穿过午门，进入一个超过7英亩的巨大中庭，皇帝就坐在奉天门（奉天承运之门）上，昭告天下有关宣战及停战的诏书，或是在这里庆祝春节及自己的生日。随后在公元16世纪，增建一条人工河流（译按：即金水河）在广场中蜿蜒绕行，河上横跨五座精雕细琢的大理石桥（译按：即金水河桥，又称玉带桥），象征五德。只有皇帝才可以穿过中间那座大理石桥，在紫禁城中央的御道上行走。

             

　　永乐十九年的春节（1421年2月1日），奉天门广场充满数以千计的外国使节、官员和将官，他们群聚在一起祝贺皇上紫禁城完工大喜。官员们整齐一致地向成祖行三跪九叩的拜礼。接着由文武九品的百官中所推派的一位代表，向成祖进呈献礼，祝他万寿无疆，在位“万岁”。庆祝这个场合的卷轴式诏书，由午门上展开，呈现在门下的人群眼前，并且誊抄复制，广泛发布全国。在万钟齐鸣之下，成祖起身转往华盖殿，最后回到他的寝宫。紫禁城的北侧，是皇帝、皇后及许多妃嫔的居家活动区域，在这里有御花园和皇家专用的道庙。越过护城河及紫禁城的高墙，有一座人造的假山（译按：即煤山），是北京的最高点，只要皇帝愿意，他可以一览无遗地鸟瞰自己的居所。

             

　　永乐皇帝不只对新皇宫的管理巨细靡遗，他还对艺术品有兴趣，特别是瓷器跟漆器。成祖偏爱一种乳白色的瓷器，也就是后来知名的“甜白”。这种瓷器在釉料上有微小气泡散发着光亮，带给瓷器本身一种格外的柔美感。他在永乐四年（1406）拒绝接受外国使节进贡的玉碗时说：“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

             

　　在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创造出青花瓷器丰富的色彩。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一种叫做“苏泥麻青”或“苏剌麻青”的进口钴矿。这种据说来自波斯卡尚（Kāshān)的原料，其中的成分铁含量高、锰含量低，刚好和中国所产的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的钴矿相反。由于郑和的帮助，才能取得这种珍贵的进口钴矿，用来改良这种独特的青花瓷，使明朝的瓷器在世上极富盛名，因此郑和在这方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另外一方面，梵文与海洋生物的基本图案(鱼类、海怪以及波浪)也在这个时候首次进入瓷器的造型参考图案当中。一般认为新皇城里飞虹桥上的华丽鱼雕，是用郑和带回来的白石所雕琢成的，而创作的灵感则来自郑和的航行。永乐皇帝感到非常骄傲，准许“永乐”两个字印记在官瓷上;从此以后，瓷器不再使用出产地，而是用年号来鉴别。

             

　　朱棣也很欣赏精致的漆器。当日本的使节将中国浙江嘉兴的雕漆大师张成、杨茂所制作的一些漆器进献给成祖时，皇帝马上派遣宦官去找寻他们。不幸的是这两人都已经去世，不过朱棣命令张成的儿子张德刚加入皇家作坊(译按：即内府果园厂)，因此张德刚与另一位嘉兴的师傅包良，可以在中国历史上对若干最精致的漆器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错综复杂的花状设计，由于细部精巧之至，单用肉眼几乎无法端视。举例来说，如果仔细检视一个上面密布罂粟花的盒盖，会发现每一朵花的中心，都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图案。

             

　　祥瑞的麒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一只接着一只出现在新完成的紫禁城城门之前。成祖的仁德已经被天下所承认，无穷无尽的太平盛世似乎就在永乐十九年的春天到来。明朝出外远航，然后接受外国使节朝贡的运作模式，也将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从此宇宙的运行井然有序。真的是这样吗？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席卷了整座紫禁城。娇生惯养的麒麟，在御兽园的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地仰望着滚滚翻腾的黑烟。

 

第九章 紫禁城大火

 

              当宇宙一片祥和、土地肥沃、收成丰硕而海中鱼产富足、森林又多出良材之际，太平与安康降临每一家庭。同时，疾病、兵祸、狂风暴雨、灾变等各样恶事不生。皇帝（天子）的仁德也自然完美无缺。

             

　　一俟天道失调，水涝、饥馑侵袭大地，鼠疫、时疫大行，诸般不幸犹如风暴笼罩全民，天子仁德必遭怀疑。天子原是天地及神人之间的协调者，灾变疾疫丛生之际，其所作所为宜加检讨。

             

　　诚如至圣先师孔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紫禁城营建完成后的数个月间，本是成祖最高兴的时光。然而，烦忧犹如遭到感染的伤口，不断扩大。

             

　　首先是朱棣的宠妃，来自苏州的王贵妃过世。洪武九年（1376），于父皇主婚下，朱棣与徐达（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之女联姻，借以强化两家的关系。当时朱棣16岁，而未来的皇后年仅14岁，据多方说法：两人为相亲相爱的伴侣，育有三子四女。徐皇后死于永乐五年（1407），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曾强化在朝儒生的力量，此举于其太子嗣位后发生重大影响。在她死后，朱棣没有再立其他的人当皇后，但他跟王贵妃极其亲密，王贵妃成为宫闱的监护者。朱棣年岁渐高，病痛缠身且脾气暴戾，朝廷成员莫不心怀恐惧。王贵妃每能化解双方的闲隙。据说，在王贵妃死后，朱棣暴戾的脾气转为残酷，大量的宫人，只要稍为引起成祖的不悦，就立即被处死。

             

　　在永乐十九年（）春，两位宫人与某宦官关系暧昧。虽然此非什么稀罕的事件，然而基于若干理由，一说这两名宫人之间也有暧昧关系，她们一起自杀了。成祖得知她们的死讯，大发雷霆，因为其中之一原是他的宠妾。成祖即刻下令刑讯。宫中仆役诬告死去的宫人，指死者曾密谋弑君。调查终结时，这项诬告的叛逆大罪牵涉宫人、宦官为数多达2800人。据说成祖本人曾亲手处决其中的若干人，但是为数多少不详。若干宫人于处刑前，当面大骂皇帝：

             

　　“你自己阳痿，所以我们才找年轻的宦宫，这有什么罪过？”

             

　　同年春天，60岁的成祖还有一件倒霉的意外之灾。即在成祖与帖木儿国特使一起在京师郊外狩猎之时，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而这匹马正是帖木儿国王沙哈鲁送给他的贡礼。朱棣大怒，贡使竟敢送一匹如此难以驾驭的马给他，下令官员将贡使铐起来，送往东北边塞充军，官员们则耐心地进谏成祖。所幸成祖第二天于帐中接见发抖的贡使时，心情甚好。当时贡使皆伏趴在地，不敢说话。虽然因为倒霉坠马而疼痛，成祖仍然邀请贡使与他一起骑马同行，并提到了贡马的要件。

             

　　他说：“既欲两国联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他披着织金红缎披风，长长的胡须放在黑缎囊里。“昨日朕所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

             

　　“此马乃昔日帖木尔之马。”使臣的首领沙的火者（Shadi 

              Khwaja）说。“〔其子〕沙哈鲁王献陛下以此马，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谓贵国必以此马为马中之宝也。”想到这匹不易驾驭的马乃是16年前对手帖木尔的坐骑，成祖突然转怒为喜。非但没有罪处贡使，反而赐以大量的赏赐品。波斯方面资料的记载则有所不同，按照史家哈菲兹·阿不鲁（Hāfizi 

              Abrū）于1423年写的编年史《历史精华》（Zubdatu't 

              Tawarikh）中的波斯资料声称，事实上是因中国官员劝阻，成祖始宽大为怀。

             

　　“贡使……绝不可罪责！”官员向皇帝提出告谏，“他们的君主进献好马或坏马，贡使无选择余地。而且，即使陛下把贡使碎尸万段，却无害于他们的君主。但另一方面，皇上的恶名却会在这里传开。全世界的人会说中国皇帝违背了所有惯例，把离家多年的使臣拘禁起来，并且罪惩他们。”

             

　　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狩猎意外之后未久，又有一个征兆显示上天对朱棣业已动怒，这是一个他不得不理会的征兆。

             

　　仲春一次暴风雨，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

             

　　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男人跟女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灰烬方才冷却，谣言即传遍紫禁城，说这场火灾早已有人推算出来。漏刻博士胡，已预言大殿将毁，且具体算出精确时刻。胡告知成祖，成祖反而为此不祥的预言勃然大怒，将其囚禁起来，并说：若届时没事，必将其于算定火灾发生的确切时辰处以死刑。根据宫中传说，时间一到，可怜的胡即服毒而亡，一小时之后，闪电果然击中了大殿。

             

 

              朱棣为这场大火所震惊，立即至宫里的寺庙祈祷。他向上苍报告：“天帝怒我，故此焚我宫室；虽则我未作恶事：既未不孝父母，又未横施暴虐！”

             

　　成祖并广开言路，请官员直谏他的缺点。就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为了表示诚心，朱棣又下了另一道诏旨：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殆欤？或法祖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谗慝交作，谄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或横征暴敛，剥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欤？或赏罚不当，蠹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馈饷空乏欤？或工作过度，征需繁数，而民力凋敝欤？或奸人附势，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疲软、贪残、恣纵，而致是（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朱棣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他豁免昔年被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并暂停宝船船队的远航，往诸番国的宝船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

             

　　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朝廷的国库现在已几乎空虚。国库空虚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

             

　　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以致黎利所领导的叛众，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求直言诏甫下，一时批评成祖政策的言论，毫无顾忌地涌现了。然而，求直言的时间是短暂的。来自江西古老家族的翰林院官员李时勉，告诉成祖：北京根本不是接见诸番国贡使的适当地点。

             

　　直至有一天，成祖按捺不住在朝殿之上对大臣们怒吼：“讪谤之徒！”大臣立即静了下来。那些曾批评迁都的官员，一个一个或流放或下狱。成祖发现有一位年轻的主事萧仪言论尤其激烈，于是将他处死。户部尚书夏原吉，因成祖的举动而忧心不已，于是迈步向前，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

             

　　他说：“彼应诏无罪，惟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

             

　　危机逐渐过去，凡有关这场大火与兴建新都负担的议论，也随之停止。至于重建焚毁殿堂的努力，则直到15世纪中叶才告开平，朱棣派遣两万兵力，前往攻击兀良哈蒙古部落。

             

　　太监沐敬见到如此盲目的远征，力劝朱棣班师回北京。朱棣予以嘲讽，并羞辱他，叫他：“反蛮！”太监仍然极力劝阻。他说：“固不知谁为反蛮也！”盛怒的朱棣，下令将其就地正法，但这个太监毫无惧色。朱棣反而为之动容。

              

　　他说：“我家养人，若皆得此人，岂不诚有益哉！”

             

　　虽然兀良哈蒙古曾在朱棣追逐君权期间，站在朱棣一边，与他共同作战，但如今却反过来协助阿鲁台。明朝的军队轻易地击败兀良哈蒙古，但阿鲁台逃到外蒙古。朱棣决定放弃追逐阿鲁台，最后回到了北京。

             

　　然而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为了追逐阿鲁台，又再度返回满是风尘的路上，前进蒙古。这次，虽然朱棣得知鞑靼已被瓦剌及东蒙古部族击败，但他的军队却连敌人的踪影都不曾见着。永乐二十二年夏天，老迈且同时又是疾病缠身的成祖，再度坚持搜寻敌人的踪迹，但仍然徒劳无功。

             

　　朱棣身体不佳，已有若干时日。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就曾为寄生虫病所苦；而在永乐十二年征伐蒙古之后，他被一种叫风湿的病所折磨。若干历史记载称：成祖还患有局部麻痹，并拿道士给的金丹，参以作为兴奋剂的砷，加少量烧酒服用。因此，在他晚年，因砷中毒而慢慢趋向死亡。然而，其他的资料又宣称朱棣藐视民间疗法，说人若能“清心寡欲”，则自然可以避免疾病。据说在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曾有好心的道士要给他一服药，他说：“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

             

　　就在折返北京行军两月之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享年64岁。可能是承认夏原吉这位户部尚书于其新近的若干愚蠢征伐所持的反对立场是正确的，他在病榻上说：“夏原吉爱我！”

             

　　内蒙古北部的炎热旷野上，锡制的炊具被拿来熔化，制成锡棺，放置成祖的尸体，运回北京。高层的官员与太监，对于成祖的死讯秘而不宣，直到队伍确实到了北京。成祖的尸体，移到一具楠木做的长棺木之中，并放置在紫禁城内百日。在这段服丧期间，禁止奏乐及所有宗教仪式，婚礼也遭禁止。寺庙鸣钟三万下。成祖陵寝的位址，早在永乐九年之前就已选定，位于北京西北方20英里的天寿山山脚下。徐皇后就葬在这里。就像朱元璋在南京的陵墓一样，墓冢位于一山一水之间，以防止灵魂游荡。之后，明代的13位皇帝均葬在这平缓的草原与海拔不高的丘陵地上，可以比美埃及的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当朱棣出殡的日子到来时，皇帝的尸体自午门抬出。新皇帝立于午门后方紫禁城的宫墙内。由万名军人与文官组成的队伍，在朱棣的勋臣引领下，以曲折的方式缓缓步行，走出北京城的西门，然后北向前往陵寝（译按：即长陵），以便搞乱据称只走直线的恶灵。这样的缓步要走上两天。同一墓穴中葬了朱棣的16位妃嫔，她们或被缢死，或被迫自杀，跟他一起葬在玄宫（地宫），这座地宫是由四座位于地下80英尺深的墓室所组成的建筑群体。古时各朝代遇有这样的日子，牲畜也会被活活杀死，与皇帝一起埋葬；但在15世纪时，则是将牲畜去皮、烹煮过后，呈献给祖宗作为食物之后才埋葬。棺椁中，皇帝的衣服、饰物、器皿及日常生活喜欢的东西，被审慎地铺在尸体周围。在地下墓室上面的地表，是一座宏伟的明楼与三座中庭连接成的享殿，此后每年两次，就在皇帝灵位面前举行仪式。而为了来生，永乐皇帝的陵墓，由一英里长的文官石雕像、武士石雕像、石兽雕像护卫着，每一尊石雕都是用个别的大花岗石雕成。脸庞庄严的朝廷文官雕像，穿着长长的官袍，戴着代表他官职的方帽，拿着代表品级的笏板，等待皇帝下达另一道训示。

             

　　当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驾崩之时，他并不在中国。虽然成祖的圣旨中明令禁止远航，但成祖却派遣郑和与一些小侍者前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平息继承王位的争执。此趟行程并未算在郑和所指挥的七次远航里。郑和并未自三佛齐继续远航，当他返抵国门时，朱棣那位爱好学问、46六岁的太子朱高炽，已经登基了。

             

　　照理讲，父子应该不会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炽是一肥胖、不好动的孩子，欠缺他父亲的活力。朱高炽也对当军人或打仗没什么兴趣。有一回，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还在世时，高炽曾与其他亲王一起被叫去校阅部队。但仅仅一下子，这孩子就一个人回到宫中，说他好冷，真的宁可吃他的早膳。

             

　　当朱棣在外讨伐蒙古或在北京兴建新都之际，高炽就留在南京学习政务，并受到其博学的母亲徐皇后的影响。徐皇后曾监修一套模范妇女的传记汇编《古今列女传》，而她个人则编了一本辑录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书籍，题为《劝善书》。她曾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机构）成员及家眷举办了一次由她主讲的演讲，借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声望。而与此同时，成祖则与陪他一起征讨、强壮又矫健的次子朱高煦愈来愈接近。有一段时间，朱棣曾考虑过要指定次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为高炽证明了本身具有练达的治国长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储君。

              

　　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夏原吉与杨溥均在其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传统的儒生，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的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必须尽快更张。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这些官员维护太湖地区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国的田赋总额之中，这些太湖周边地主所缴纳的额度，自来极不公平。

              

　　夏原吉重掌户部尚书一职，且提出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

             

　　同时，“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处采办铁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间例采办，余悉停罢。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即于所在官司库交收。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各处买办诸色NBB27丝、纱罗、段匹、宝石等项，及一应物料、颜料等，并苏、杭等处续造段匹，抄造纸札，烧造瓷器，采办黎木板，及造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其差去人员，即便回京”。

             

　　儒家治术实质的运作原则，系基于陆地是帝国的太平基石。帝国的防卫，有赖于境内的长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说过，百姓的安康较国家的利益重要吗？哪里有饥荒，国家就应在哪里赈粮。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银、宝石和其他宝物，对吗？

             

　　朱高炽真正是关心减轻百姓重赋之事，有一次，当其被一名持有异议的官员阻挠时，他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

             

　　由于仁宗大半的生命岁月都在南京，他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虽然此举仅止于名义而非实质（最后，英宗在正统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这一更张，北京再度正式成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郑和宝船船队总兵的职务，让他在南京担任守备。该职是一个重要的职缺，也为太监在其他诸省领兵镇守开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他为何会让郑和担任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令人费解。

             

 

              事实上，郑和曾在南京住了许多年，监督宝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边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盖了一座大院和庭园。当时，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计有10万人。据说，郑和的宅第拥有72间房子，正门硕大，关门声足以让整座宅院产生共鸣。他在龙江船场周围及城墙外也拥有土地，后来将这些土地赠予过继的侄子郑灏招。这孩子无法承袭郑和的官品，但继承了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孙拥有相当财产可以自给自足。自三佛齐回来后，郑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监督报恩寺建筑群的完工，并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宫。

             

　　所有事物，都从朱棣在位时的极度进取，摆荡到另一头去。然而，即位刚满九个月，仁宗驾崩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太子来继承。朱高炽的暴毙，引发若干猜测，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宫里的雷太监说：死因是“阴阳”失调，可能是心脏衰竭。事实上，仁宗身体本有病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临终的那天，高炽说：希望简单的埋葬就好了。

             

　　他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位于天寿山的仁宗陵墓（译按：即献陵），仅三个月即完工，与他父皇的陵墓相较，显然简朴了许多。

             

　　朱高炽死得太早，在明代宫廷遗下两个强劲的集团，为权力而争斗不已。朱棣极为信任的宦官集团在宫内、宫外都掌握重要的职位，力图恢复贸易及宝船的远航，俾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至于当时朱高炽才刚刚授命的儒家官僚，他们意图以保守、传统的方法，为皇帝重建稳定的财政；很明显的，他们的政策，并未包括老百姓的重税与危险的海上冒险。新的皇帝到底会听谁的呢？

 

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

 

              永乐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这天，朱棣预定要在朝廷上接见外邦使节，他与14岁的孙子朱瞻基正谈到这件事。成祖本身极喜“对对子”，他出了标志着贡使来朝的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要孙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联。

             

　　朱瞻基想了瞬间，接着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这位小王子的对子，意指着一统天下，置天下于辉煌之治。当人们得知此事之后，都说这显示瞻基遗传了他祖父的雄心壮志，将来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必定如伟大的永乐帝一样。

             

　　从小时候开始，朱瞻基就陪着他的祖父北行视察北京及征伐蒙古。两人变得极为亲近。瞻基不仅学得祖父的热爱骑射，同时承袭了祖父热爱帝国边境辽阔草原的遗传。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岁之龄继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亲的旨意，再次将京师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给予宦官重要军职的传统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袭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教导宦官。他遗传了朱棣对瓷器的强烈兴趣，而他本人还是一位具有相当天分的书画家。历史上称为“宣德”（意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点也没有他父亲爱好学问的儒家倾向。

             

　　有一回，经过一块地，那儿正好有个农人在种地，朱瞻基叫随驾人员停下来，从农人手中接过耒来。他在这块田里挖铲了几下之后，感到筋疲力尽。

             

　　他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言劳苦莫如农，信矣。”

             

　　就像乃父一样，年轻时的宣宗也赞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实上，围绕在他身边的即是曾在他父亲手下担任顾问的同一批学者：兵部尚书杨士奇、户部尚书黄淮、礼部尚书金幼孜，以及审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诸人也都是他还是太孙、太子时的宫廷教师；瞻基成为皇帝之后，习惯带着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况下，去造访这些官员，与他们讨论诗词、义理或史事。在他们的劝说下，瞻基授命极具威胁的安南叛逆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顺利地结束中国与南边的邻国之间耗了二十年的缠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国免于境外征战，甚至很少与蒙古人纠缠。经过一连串旱魃、蝗虫侵袭之后，宣宗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豁免诸省——特别是东南各省——该年的税粮，并将百姓转输漕粮开赴北方的重担，改由军事单位来负责。

             

　　年轻时的宣宗，在一开始处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现出的宽厚态度，远超乎官员们可能要求的限度。当时，朱高煦试图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夺取龙位。朱高煦谋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将其处死，仅是将其拘禁在紫禁城内的“逍遥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视，愤懑的朱高煦用脚将他绊倒在地，宣宗终于因为这样的傲慢举动而大怒，下令将叔父处死。这是一种可怕的死刑。用铜缸覆盖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铜缸随即就将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亲与他祖父的结合体。有人说，他在朱棣的盲目扩张政策与朱高炽的呆板儒家思维之间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黄金时刻，一个太平、繁荣、政治清明的时代。宣德皇帝在位时期，也出现了宝船船队最后一次灿烂远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而感到忧心，而且他也意识到，安南的失守，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声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开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极力反对海上远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进行第七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上，他说：

             

　　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于重建暹罗国与满剌加的马来王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是这次远航的任务之一。宣宗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在诏敕上，宣宗斥责暹罗国国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满剌加国国王。

             

　　“斯岂长保富贵之道？”朱瞻基写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朝廷为了准备这次的远航，花了比平常还要长的时间，因为距上一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已经六年多了。这也将是明朝最大的一次远征，使用船只超过300艘，成员有27 

              500人。船只的船号，如“清和”、“长宁”、“安济”，正反映了他维持和平的任务。

             

　　当时郑和年已60，似乎预料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的远航。他曾树立两块石碑，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其中一块，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长江口的停泊处刘家港；另一块，则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名义上，这些石碑是为了答谢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几次远航给予庇佑。然而，郑和在石碑上刻意详细地记述他每一次远航的成就，无疑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但是，诚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强烈反对远航，而官方《明实录》的编纂者将如何记载远征，他毫无把握。

             

　　于《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上，郑和骄傲地陈述他的信念：宝船船队的远航，在“混一海宇”上，远超过历来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同时，由于现在的远航，远地之间，亦“程途可计”，正意味着远航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累积，有着价值不赀的贡献。至于赏赐这些远人方面，郑和明白地认为，远征对于扩展中国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有重要影响。

             

 

              宝船的船队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驶离南京；之后在江苏和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约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驶离华南沿海。第一站到达越南南部的归仁。然后，船队继续航向爪哇岛北海岸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苏门答剌国，以及锡兰国，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达了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

             

　　这是郑和第七次来到印度，根据他在当地的所有经验，可知那时中国人误认这个国家不仅是佛教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其他伟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所在。对他们来说，印度环绕中东所有地方。据保存在《明通鉴》的资料显示，说印度分为五个国家：中、东、西、南、北。中印度为“佛国”。据说，“佛灭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稣出，是曰‘天主教’。耶稣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聂斯托留派 

              Nestorian 

              天主教徒亦曾到访过忽必烈的宫廷。然而直到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天主教教义的绎释刊印出来以后，中国人才对这一宗教拥有细部的知识。《明通鉴》在这段文字之后继续说：当郑和行至古里国之时，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远在古里之西南。无论如何，根据此项资料，郑和始终认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开始，这支大船队分为数个较小的支队，太监洪保则承担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并南下东非沿岸甚至远及肯尼亚麻林的重要任务。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两艘宝船尝试卸货，但因为当地政局不稳，没有成功。紧接着，这两艘宝船的船长，写信给麦加的爱迷耳（酋长）与吉达（Jidda）的控制者，获得他们的应允，同意宝船前往吉达。控制这些港口的埃及苏丹，命令当地的官员，依照对待印度洋商人的惯例，以诚信对待中国人。在吉达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儿国（Dhufar，中国人以其丝绸、瓷器来交换可以当作泻剂与补药的龙舌兰，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剂，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促进血气畅通的没药，用以治疗呼吸疾病的芳香树脂安息香、抗发炎药苏合香，以及中国人叫木NDC66子的一种草药（用木NDC66藤子制成，用以治疗溃疡及伤口的药膏）。当阿拉伯药典《回药方》在中国刊刻之后，中国人对于阿拉伯药材与疗法的兴趣，变得格外地热衷。

             

　　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写到从麦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达麦地那。事实上，麦地那在麦加北边300英里，商队须走上十数天。他也描述在麦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这里的圣泉用以镇息海上的飓浪。然而这个叫“糁糁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麦加的恺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马欢对麦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则颇为精确，他说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所记为五座），四周环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门”，“皆用白玉石”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记载中加了“蓄二黑狮”守卫恺阿白的门这段文字，狮子雕像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严禁的，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有关人或动物的偶像（depiction）。

             

　　从郑和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或许，郑和因为健康情况日差而留在古里国，不能或不愿面对长程车马劳顿、骑过沙漠的危险。马欢对于圣城的不正确及二手性质的记载，可能的推测之一是：马欢紧留在郑和身边，照顾不舒服的元帅。这个推测，我们可以从回航时，整支船队在古里会合，展开向东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时，郑和以62之龄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当结束于海上，这是他们家族的信仰。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尸体经过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礼极为简单。将尸体的头，朝麦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兰教徒即行吟诵、祷告：“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直到最后郑和的尸体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郑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头发，据说带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认出墓址，这个遗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农人窃窃私语说石碑之下根本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奇的人，曾经探过郑和的墓，什么也没找着！”其中的一个农人说，“没有棺材！没有匣盒！什么也没有！”住在南京承嗣郑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认为那里没有东西。虽然如此，凡有特殊纪念性的时节，他们还是会来这个墓穴遗址表达追思。郑和过世后不久，爪哇岛北部的三宝垄（Semarang）曾举行了一个叫ghaib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来自阿拉伯的gayb，意为“不在场”）。这是为尸体行踪不明的死者所举行的一种葬仪。礼辞在无风的爪哇海上飘着：“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宝船船队驶进了长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颁赐品服、宝钞予宝船船队的官吏、随员。他为远航的结果感到欣悦。九月十四日，苏门答剌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儿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于奉天殿进贡了马、象和长颈鹿。长颈鹿再次被认为是神兽麒麟。一位来自户部的官员建议宣宗：由于麒麟是难得的佳礼，所以必须在宫廷上举行一个正式的庆贺仪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绝了这个请求，觉得对这一件天上的恩赐解读太多是不智的。

             

 “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他说，“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

             

　　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从南洋抵达中国。满剌国国王也在200多名随从陪同下一道前来。天气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赐予满剌加国诸人厚衣厚鞋，并且劝他们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过度。苏门答腊国国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国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过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应有的仪式与葬礼加以埋葬，并派太监王景弘赴苏门答腊国，亲自对国王表达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却因海难而丧生。

             

　　朱瞻基似乎已经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贡贸易，并达到“万国来朝”的目的。紧接着宝船船队第七次远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国家来向宣宗纳贡；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暂不适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当时，中国的海上霸权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稳固。南京的龙江船厂仍然继续运作，而且为宝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还在。然而，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形势确实有所转变；郑和的第七次远航，成了宝船船队的最后一次伟大远征。

             

　　起初，这一变化几乎是看不见的。贡使仍然继续到中国这块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在正统元年（1436），当南京官员一再地向朝廷恳请增加工匠时，他们的请求却立即遭到驳回。朱瞻基的继任者（译按：即英宗）担心百姓的负担太大，停止了船厂的船只建造，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正统二年，琉球群岛（在日本南边）的国王在进贡之后，请求英宗赐予新的冠服，而赐予冠服交付贡使原是明初以来的既定政策。琉球国王说，他拥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再来一趟中国？尤其现在海上是“险而难”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国王的请求。次年，暹罗的贡使在出使来京途中，在广东被两名贪渎的地方官强取去金、珠、宝石等物。暹罗贡使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但他们抵达朝廷，却没有了贡品。地方官这样的行径，在永乐年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谕爪哇国王，说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横，饮酒酣醉，杀死数条人命，最后自杀身亡。英宗命令：“今复遣人，其慎择之。”

             

　　逐渐地，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诸番国不再向皇帝倾献大量的贡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赠任何赏赐。“贡使”的真实身份，从来也不曾如此暧昧过，有些简直就是盗贼和走私贩子。各省官员与地方商人渴望从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夺取要送往北京的贡品，而皇帝似乎无法（或不愿）制止。正统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业远征队，自广东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意更加顺利，留在当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赖”，遭到官府逮捕与治罪。

             

　　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来商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为中央独占的互市专利，已渐衰微，复因忧虑沿海各省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勾结，或将进一步侵蚀中央的权威。到最后，甚至连帝国的水师，都没有能力在公海上为官方的贸易使团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海四处无数的海岸巡检司；另有400艘战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还有400艘，则是武装的漕船。当时，单单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及前数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高峰时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属犯罪，为了贸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说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朝臣（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有关。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现在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对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当宣德二年、宣德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收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警觉目光支配之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年轻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中国历史上最羞辱的时刻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哲学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代表的事物相违背。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拘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得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敢再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

             

　　正统十四年，王振率领50万的中国部队前去征讨在西北边陲的蒙古。为了要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的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编按：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当时，兵部尚书觉察到危险，要求王振继续前进，王振却怒斥他说：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书所担心的那样，数目不逾两万的蒙古骑兵迅即逼近，包围并砍杀了伴随英宗的中国先头部队。大部分宿卫英宗的部队，都惨死于快速移动的骑兵刀下。至于22岁的朱祁镇，则下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这么好运的情况下，俘虏了英宗。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丧命（若干资料说他被愤懑的军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本可以轻易地行进至北京。然而他们踌躇了一段时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着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让英宗的皇弟即位成为景帝。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致同样结局。

             

　　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宦官支配朝廷的情况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中（译按：即“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皇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中国的海上事业，影响更是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对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朝贡贸易的任务，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

             

　　▲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重开，是道致明朝水师衰落的部分原因。由于大运河的重开，造船的重点逐渐从建造远洋航行的大帆船，转移到平底的漕船，就是这种漕船载运漕粮前往位于北京的新首都。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

             

　　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达·迦马（Vasco 

              da Gama）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实上是想循着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前往中国，却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块大陆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时，哥伦布仍然坚信他所到的诸岛屿，事实上就是位于亚洲海岸外海的群岛。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海的梦想。

             

　　中国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史之中写道：

             

　　〔中国人〕从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放弃他们在外国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门多萨尝警告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未受到注意。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

             

　　自16世纪一开始，中国即饱受日本海盗破坏性的侵袭之苦。有时候，倭寇（轻蔑的中国字眼“倭寇”，意为“矮鬼子海盗”，或指日本人）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占领整座村庄，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地方上的商人与平民虽付出心力以求保护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现在则任掠夺者与匪徒宰割。

 

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

 

              马六甲每一位学童都会读到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说郑和受命护送一位名叫汉丽波（Hang 

              Libo)的美丽中国公主，到马六甲来做芒速沙(Mansūr 

              Shah)苏丹的新娘。她的父亲怕公主在新家会寂寞，送了500名少女来陪伴她。而这500名少女也都在当地成婚，并且定居于靠近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后来这座山就叫中国山(Bukit 

              China)。公主改信伊斯兰教，为苏丹生了一个孩子叫明马(Mimat)，而那些贵族少女的子孙，据说成了马六甲广大华人社群的核心。

             

　　根据明代官方正史的记载，并没有皇室的公主曾与马六甲的苏丹通婚;然而，在中国山的广大华人公墓中正好有两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就始于明代。汉丽波可能只是中国宫廷中的一名宫女，或是马六甲一位所谓“华人甲必丹”的女儿。公元十六世纪时，葡萄牙当局曾任命若干华人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葡萄牙的记录，就注明嫁给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是“中国甲必丹之王”的女儿。

             

　　马六甲的华人喜欢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尤其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与中国的皇室或贵族有远亲关系为荣。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费信所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留在马六甲的郑和手下水手与当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来的子孙。若干郑和手下的水手，不顾永乐皇帝严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块土地上生活，于是逃离了船只。一如汉丽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宝船船队影响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东南亚散布着中国人。

             

　　直至15世纪为止，亚洲已有一些分散的华人社区。曾为中国殖民地达20年的越南北部，以及暹罗，都有一些中国人定居。14世纪中叶，中国贸易商于定期到访淡马锡（新加坡的前身）时，报道说他们看到数字不明的中国商人住在那里，与马来人“混”居在一块。此外，在马来半岛的北部，也有许多中国人口。至于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流民，早在10世纪即已到爪哇定居。而且，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15世纪初，郑和在爪哇岛北海岸的革儿昔、杜板、苏鲁马益也发现大量的华人聚落；并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三佛齐，发现了中国海盗的大巢穴。中国人离开中国，可以推测一定是被情势所迫，例如水灾、饥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胁。中国人向来不愿抛弃尽孝与看顾祖坟的重要责任。

             

　　在郑和远航期间开始的海外移民，似乎带着不同的性质。天朝的特使突然自各地失踪，诱使他们背离帝国任务的原因，只能揣测。或许在他们与外地接触之后，放眼所见净是非法贸易的诱惑，而非法贸易的利益远超过他们梦寐以求。刚开始，出国就像涓涓细流；但在整个15世纪，却像是从水坝崩裂的裂口不断奔流而下的湍流。

             

　　永乐元年（1403），官方使节到达真腊国（Cambodia）时，使团中三名次级成员逃遁，遍寻不得。发愁的真腊国国王找了三名本国的百姓，以充当出使来的人。使团回到中国，出现在永乐皇帝面前时，皇帝发觉了这个骗局，并对真腊人说：“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派人送这三个人回国，并赐以路费及衣服。而在真腊国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邻近的暹罗国。永乐七年，成祖与到访的暹罗国贡使谈到他挂虑“逋逃”的中国人，尤其担心何八观及其从众，要暹罗国当局将其送回治罪。。

             

　　明初虽然禁止百姓外移，但永乐皇帝派遣36个家庭到日本，以作为赠予幕府将军协助两国之间贸易的“赠礼”，似与此又有矛盾。学者认为，他们惟有在皇帝的需要下，始得从事贸易，且利益尽归皇家宝库；然而，这些家庭毕竟尝到了外国货品这颗禁果的甜头。郑和远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逐渐衰落的官方朝贡贸易，又如何了呢？郑和宝船的水手与官员们，相当渴望进一步驾着自己的船下海贸易。他们秘密地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在整个南洋定居，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16世纪结束时，像菲律宾的吕宋这样的地方，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事实上，由于住在那里的人太多，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怕定居的中国人会推翻他们，乃试图将中国人驱逐出吕宋岛。中国人如不离开，将遭到“凌辱”。依据《明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曾遭虐待。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的出国与官方禁止私人贸易的禁令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国海上的海寇与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的程度乃始料所未及。日本倭寇不仅于此时开始攻击中国沿海，且次数不断增加，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国际的走私集团，包括劫掠性的中国商人及一些马来西亚人、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中叶，这帮海盗占领了20个以上的中国沿海城市或卫所。本是传统国际贸易中心的长江口周边地区，遭受的攻击尤其严重。

             

　　举例来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沦为盗匪的杭州和尚徐海，结合了以日本九州外海五岛群岛为大本营的另一股亡命之徒有名的“倭寇之王”王直的势力。徐海利用宗教性的经诵和占卜，赢得水手的忠诚，他们称徐海为“天差平海大将军”。两帮海盗带着数千人，攻击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威胁到大运河终段粮食供应的顺畅，甚至威胁到南京郊外明孝陵的重宝。由于官军的重点摆在北边应付蒙古一连串的威胁，徐海和王直轻松地击败当地的水师武力，连续数月劫掠杭州港附近的市镇，屠戮农民，装了1000艘船的战利品。然而，在长期围攻桐乡县城期间，海盗因分赃不均而内讧，其间还涉及一名叫“祝妇”的美妇人。最后，官军包围了徐海，徐海投河自尽；嘉靖三十七年，明朝又逮获了王直，并予以监禁。

             

 

              此后，倭寇的抄掠不再有良好的组织；十年之后，海盗的问题得到了控制。海上贸易的禁令也解除了，东南沿海正式开放贸易。在1550年代，中国经由澳门，开始跟葡萄牙展开贸易。1570年代，又在马尼拉（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基地）与西班牙展开贸易。与其他欧洲殖民强权的商务关系，也紧接着展开。

             

　　然而，中国沿海的农人、渔民和他们的妻儿，因为在其生命过程中曾受到劫掠，始终忘不了倭寇。福建泉州以北惠安半岛的少女，至今仍在头上紧紧地绑着蓝色头巾，以遮住脸部。这种头巾带有夹子和丝带，成为当地流行的惠安款式。而且当地村子代代相传着一则故事：曾有一名少女，遇上张着红帆而来的海盗船，这名少女竟然能躲过海盗邪淫的眼神，安然脱逃。关于惠安妇女的衣饰以及相关的故事，系于1990年6月访问惠安县当地的妇女。

             

　　郑和的传奇，就这样随着华人的背井离乡散播于东南亚，同时不经意地使海盗行为及贪图世界市场财富的贪婪之心得到开释。宝船远航还有另一项成就，就是宝船船上所载的历书、乐器、度量衡，在若干程度上将中国文化扩展到船队所接触的每一个港口。

             

　　由于明代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希望四邻诸国接受中国的风俗习惯，于是赐历书予朝贡国。历书为明朝习惯的大要，为生活中各种活动指出了最好的时辰，这其中不仅包含像栽种、畋猎、牧养这些季节性的活动，也包括沐浴、整容（整手足）、疗病或求医针刺、嫁娶、搬移、营建宫室（兴造动土、竖柱上梁）、上官赴任或动土安葬。“皇历”是特别为统治者准备的大统历，里头又包含了祭祀祈福（这是所有帝王的职责）、施恩封拜、选将训兵、招贤等资讯。中国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在蒙古统治时期曾有若干修改，朱元璋登位后予以恢复过来，并派官员至朝鲜、越南，同时在那里恢复这种制度。

             

　　一年之中的每一个主要节庆，都有不同的服饰穿着规矩，至于分为九品的文武官员，每一个品级也各有其品服。普通人禁止穿着丝绸及任何有颜色的衣服，特别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黄色。民历注明了交易、开市、纳财的最吉时刻，甚至于“会亲友”的黄道吉日。在每棵树、每块石头、每条河川都住着神灵的明朝人世界，他们的生活没有一件事离得开运气。

             

　　洪武二年（1369），亦即是登基的次年，朱元璋将大统历1本、民间检用历3000本赐予越南南部的占城。同年，并各赐大统历予日本、爪哇等国。在整个永乐皇帝在位时期，30多个国家与初兴的城邦，收到了相当多特使所颁赐的历书。这些国家是否殷勤地遵循明朝的历法，我们无法获悉；倒是其在位时期所输出的数千册中国书籍，或许还比较可能有些影响力。永乐二年（1404），朱棣命令礼部刊印了万本《列女传》，以便赐予所有朝贡国。这部有名的作品，是公元前1世纪知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所初辑，内容述及相夫教子的妇人，而其目的，不但要激劝妇女，而且也要提醒男子记得德妇的好处。外国的著作，特别是佛经，也在此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传进了中国，将佛教南派（译按：即小乘佛教）移植入明帝国。

             

　　天顺元年（1457），安南贡使说：“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等材，以济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

             

　　外国要求的中国度量衡制度，包括铜尺、各式量器（斛、斗、升），及秤、天平、砝码等衡器，以及各式中国乐器，明朝诸帝通常也都允以颁授。朱元璋甚至邀请占城国派遣国人数人，来宫中学习演奏中国乐器。然而，关于中国武器的任何交易，则均被禁止。这一部分的重要科技，中国要为自己保住。无疑地，中国的皇帝怕这些武器，有一天会被用来对抗自己，而中国却以其他正式的理由来解释。朱元璋即曾对占城解释说：由于他们现在正与安南人处于征战，朝廷不能供应武器给他们，因为如果提供武器的话，那就表示中国鼓励冲突，无助于和平。

             

　　16世纪末，当明朝已开始失去光芒，无法应付外国势力的到来时，郑和与宝船的远航变成了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旧记忆。郑和本身逐渐从历史的形象，发展成为小说所崇拜的英雄。在中国对本身霸权不再具有信心的时刻，郑和成了总是打胜仗的良将的化身。

             

　　万历四十三年，有位佚名人士写了一出有关郑和的明代杂剧，叫《奉天命三宝下西洋》，在剧里，宝船船队在印度尼西亚水域突遭伏击。番王们拦住船队，向郑和需索瓷器、彩缎，才让他们安全地通过势力范围。

             

　　“你只是要些瓷器，有何罕哉！”郑和说，他示意水手拿几只瓷碗来，“每艘船上与他几个！”

             

　　番王们拿到瓷器，惊奇地看着瓷碗。

             

　　“你这个宝贝，是什么做的？”苏禄国王问。

             

　　“你不知道？”郑和说，“你如要时，我多与你些。我那里遍山野，都生着呢！都是树儿上自家结的。你若不信时，我取一棵瓷器树儿，你看。”

             

　　“好！好！你取一棵瓷器树儿，我每（们）看一看。”

             

　　好奇的众番王都上了郑和的船，近前看着神奇的瓷器树。

             

　　“好东西儿也。这个想必是树根。”彭亨国王说。

             

 “你与我几个种儿，我自家种去吧！”穿心国国王说。

              

　　正当他们在研究这棵树时，郑和暗示三名水手，将这三位番王拿住，让他们成为阶下囚。关于郑和杂剧的这一段，　　这出戏的构思，展现了郑和的聪明才智与外人的易于受骗。《奉天命三宝下西洋》这出

             

杂剧，有时会在宫中以傀儡戏的方式演出。二尺高的木雕傀儡系在木片上，代表郑和与蛮王；长而狭的木盆盛水，作为危险的“海洋”。活虾、活蟹在水中，暗指深海的妖怪；这进一步增添了布景。操纵傀儡的人在丝屏后面，将木偶在水盆上移动，而螃蟹无意识的躁动，也提供了一些没有稿本的戏剧效果。

             

　　杂剧的撰者或许希望唤起他17世纪的观众，试着重振中国在海上的霸权。

             

　　类似的动机，可能延续自罗懋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所写有关于郑和的通俗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郑和变成但丁的（Danteesque）形象，他的旅程还包括了一次奇幻的地狱之行。罗懋登小说中的地狱，充满了各种遭天谴的折磨与惩罚，反映了中国的道德规范，而这样的写作风格与但丁（Dante)在《神曲》呈现的中古欧洲价值观，在方式上极类似。虽然以小说的形式，但它毕竟首次暗示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郑和的军事活动与远征时人命的损耗感到焦虑。

             

　　根据罗懋登的小说提到，当船队在中东访问麦加（中国人称之为“天方”或“天堂极乐之国”）时，郑和惊讶这个国家是在远西之地。虽然有人提醒他，说在西边的大海之外，没有什么国家，他还是大胆地前进。船队向西航行数月，直至日月星辰都消失，不可能再向前航行。接着的另外几个月，船只在浓雾中慢慢前进，才看到陆地，而这片令人难以接近的海岸覆盖着大雪。元帅郑和派其将官之一的王明前去探查这个国家。

             

　　王明发现了一座古怪的城郭，城里的人有牛头的，有马面的，有蛇嘴叉舌的，有凸眼的。然而，直到他遇到他十年前去世的妻子，他才惊愕地了解到他身在酆都鬼国。接着，一位阎王遣派崔判官为王明导游，这崔判官将王明的妻子占为己有。王明借着一座塔的指引到达天府，在那里有八座宫殿，以彩幢、仙乐来招呼良善的鬼魂，充满着天上的花及花香，他们在此享受天堂极乐，直至明君降临中国，方始复生。

             

　　王明也去到两座山，遭天谴的人在这里接受惩罚。在人世时，心肠冷酷、冷漠的，不体恤别人苦楚的，发遣到火焰山以炽火焚烧，再放入寒炉放冷；而在世时两面做人、“暗箭”伤人的，发至枪山，以乱刀乱枪，砍成一团肉泥。此外，在那里也有各自区分开来的各殿（这反映了儒家、佛家学说的交杂），在这当中住的是伤坏人伦，不忠不义，举动诡谲，无耻卑鄙，或任何在举行特定仪式时有所怠慢的人。犯十恶不赦之罪而遭天谴的鬼魂，在此将万劫不复。这十恶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言、两舌、恶口、秽语、NB256恚、贪欲与邪见。

             

　　接着，罗懋登描述到王明的酆都鬼国导游，突然转去听数千番兵与无辜百姓的控诉。他们说他们被郑和的士兵无辜杀害，并要求总兵太监郑和以死偿命。三五千名爪哇步兵及副将的鬼魂，说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提到他们在郑和的命令下，被中国人砍头、剥皮、剐骨，然后煮了吃，而13名副将则被锋刃剐了千刀。

             

　　“有何得罪，遭此极刑？”爪哇人愤懑、哭泣地诘问。

             

　　郑和辉煌成就的另一些受害者，则是被杀死当作宗教仪式的祭品，或直接作为震慑当地百姓的“杀鸡儆猴之物”。其中50名鬼魂说他们在梦寐之中被“一个一刀，一刀一刀地”割了头。

             

　　在这时候，郑和的五名将领冲进了酆都国的王宫，自大地向他们需索贡品以便带回去给明朝的皇帝。阎王撇开这一冒犯，给予这些将领一个警告，说这个警告在船上的国师稍后会解释给他们听。除非郑和为之前所造成的无辜死亡表示忏悔，否则船队将会有重大的危险。郑和即刻命令国师施行合宜的仪式，以平息阎王的愤怒，保证这趟出使任务的安全。

             

　　尽管中国人对宝船船队远航期间，许多人死在郑和手里感到不安，但郑和对十七八世纪的海外华人而言，终究还是以一种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成为亚洲的圣克里斯多弗（Saint 

              Christopher），崇祀他的庙宇遍及东南亚。其中崇拜郑和的一座最大的寺庙，是爪哇岛北海岸三宝垄郊外的三宝公庙，据说它就位于宝船船队曾经锚泊的地点附近。这个地方原叫伯尔高达（Bergota），当华人开始定居此地之后，它成为有名的三宝垄。

             

　　根据当地的传说，就在第五次远航时，郑和的左右手王景弘生病，在此登岸，于一个洞穴中休养。郑和亲自照料他，为他煎煮草药。十天后，王景弘的情况稍为好转，郑和跟他的船队才扬帆继续他们的航程。据说，王景弘同十人的分遣队及一艘小船，留在爪哇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垦荒种地自给自足，并用它在爪哇沿岸一带交换黄金。王景弘还对当地的百姓宣传伊斯兰教信仰，旋即受到当地人崇敬，尊称他为“伊曼”（imam，译按：伊斯兰教祭司）及“三宝大人的舵手”。

             

　　根据爪哇人的说法，王景弘一直留在爪哇，到78岁才去世，在当地以伊斯兰教的仪式火化。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崇祀郑和，而且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到王景弘的墓冢那里对他膜拜。人们在王景弘及其士兵住过的洞穴，盖了一座庙来拜郑和。虽然祖庙在1704年因山洞崩塌而毁掉，但一座新的庙以中国的风格盖了起来，两只石狮子守着龙门和数间庙殿。其中的一座庙殿中，日夜焚香祭拜着一支被奉若圣物的宝船的锚。在庙中还有一尊穿着官袍的郑和塑像，在塑像前，不断有进献者轮流供奉着水果。山洞的外头是一口郑和挖的泉水，据说它从未干涸过。来自岛上所有地方的人，到此饮这口井的泉水，据说泉水能疗百病，长葆青春。

             

 

              在庙旁有一块碑，立于1879年，上面写着：

             

　　时望安为王公三宝大人归真之地，山明水秀，树木葱茏，麓有石门，天然成洞，三保圣神著灵于此，俗称为三保石洞者，以神得名也。我唐人旅居雅地者，咸叨庇佑，而航海经商，洞尤资保护，功在民庶，口悉为碑。是以每逢朔望，善男信女，诸参信神，用申悃愫，肩摩踵接，车辘马嘶，诚盛迹也。

             

　　六月十三这天，三宝垄会举行一个大的庆典，纪念他们心目中的郑和初抵爪哇的这个日子。来自整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数十万华人，在前一天晚上即聚集此地，许多人睡在街道的草席上。庆典当天，离三宝公庙4英里外的大觉寺，会将郑和神像的分身，带到三宝垄来与元尊“碰面”，如此一来分身就会得到它的法力。大觉寺的分身来到三宝洞之后，大家将神像面朝东方，焚香献祭、祈祷，接着便是舞旗弄剑、敲锣打鼓、舞龙舞狮，一大群人传送神像回大觉寺。沿途，人们彼此推挤，争着传送神像，因为据说神像可以为传送者带来平安与好运。甚至老人家也在人群中试着挣出一条路来摸神像。倘若他们成功地触到了神像，他们会将触到神像的手，再放在自己的手上摸一摸，请求郑和赐予长命百岁。

             

　　在爪哇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数英尺宽的大“脚印”，遗留在传说中郑和曾经一度到达的地方，而这隐含着当地华人社会将总兵太监的真人形象予以放大的结果。

             

　　在马六甲中国山的山脚下，也有一座崇拜郑和的庙，建于1795年，它成为前来祭拜祖坟的华人的寄居处。进入围墙、穿过中庭与有柱子的大堂，即可来到神坛。放在神龛里的那尊嵌着金箔的小小郑和神像之前，日夜有人焚着香。在郑和的右边，是航海人的女神天后的神龛；而郑和的左边，则是纪念庙宇创建者的石碑。陈淑莲（Chan 

              Suat Lian，音译)是庙祝的女儿，一早坐在庙里的角落，卖香给来祭拜的人。

             

　　“对我来说，郑和是个伟大的人。”她说，“很早以前，他告诉我们的人在木架上盖我们的房子，我们照着做了。他还说，我们可以在街上戴帽子，我们也做了。这些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他给予了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意义，就像现在他给予我们的一样。”此段话，系1990年4月在马六甲，访谈自郑和庙庙祝的女儿陈淑莲（音译）。

             

　　在庙里，整日人来人往。人们点燃一束香，将香举在头上，对着郑和的神像鞠躬膜拜，祷告着日常所关心的事。他们对着已经死了很久现已成为神话、成为圣人的人祈祷，希望这尊神明听着他们的悲与欢：年轻人想知道是否能结婚，妇女祈祷虚弱的孙子能够健康，女孩子呢喃出声，祈求神明保佑她的考试。“现在”伸向了“过去”。炙燃的柱香飘散着芬芳的白烟，充满了大殿，让人几乎无法看见郑和的神像，但他们对郑和的看法，依然是那么的清楚。

 

结语：一支被唤作白吉尼的民族

 

              澳大利亚安亨地（Arnhem 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记录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它比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更早来到澳洲，而且与中国人有关。这支民族乘着帆船，伴随10月及11月间的西北季风抵达这里，在半年之后，顺着东南季风扬帆归航。他们来这里捕捞海参（一种海蛞蝓），收集龟壳、珍珠，并深入内陆寻找檀香木。一般认为沿海所发现的船锚，是白吉尼族人所留下的。这种船锚拥有一边或是两边锐利的锚臂，锚臂内弯向锚轴，跟中国于东汉开始出现的典型手斧式船锚完全相同。记忆中的白吉尼人具有浅金黄色的皮肤，当地的原住民还说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极了，她们总是穿着彩色的袍子和裤子，即使在工作时也是如此。白吉尼人用石块、树皮来盖房子，这与来自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麻卡仙人（Macassans）建造草顶高架木屋的方式刚好相反。白吉尼人带来了织布机织布，不过就如同原住民的歌谣所描述的，他们并未将织布的秘密与安亨地的居民一同分享。白吉尼的女子在大缸里调染料，制作颜色美丽的纱。

             

　　白吉尼人也在田里栽植稻米。喀本塔里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伊儿卡拉地方(Yirrkala)的伊儿里家(Yirritja)人有一首歌，述说他们烹煮这种特殊的“干净食物”：

             

　　稻谷在火上煮；稻米从袋子倒入锅。

             

　　从袋子倒入稻米：稻米！食物的稻米……

             

　　带着壳的稻米，倒入陶锅里；

             

　　倒入蚁冢的陶土烧成的陶锅……

             

　　洁白、干净的食物，干净的稻米……

             

　　脱去稻壳倒入锅：使它干净。

             

　　稻米粘成一团，在沸腾的水上浮起白色的泡沫。

             

　　拥有茎干和谷壳的稻米……

             

　　食物从袋子里倒进白蚁冢的陶土制成的陶锅……

             

　　倒入水，洗净稻米，去掉茎。

             

　　在安亨地东北部的地方，以及从蓝泥湾（Blue 

              Mud Bay)到耶耳周岛(Elcho Island)的近海岛屿，也同样流传着白吉尼人的故事。在伊儿卡拉附近的巴纳尔白（Banalbai），据说白吉尼人怕一种他们叫“雷人”的神NFE69，这位神NFE69可能指汉朝以来夷人所信奉的雷神。据说白吉尼人曾经在这一带停留，并留下两个营地，这两个营地一处位于布雷德萧港（Port 

              Bradshaw)出口处的小岛，另一处则在邻近的主岛上，这两处营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各时期的瓷器碎片，最早的可上溯至汉代。

             

　　另一首原住民的歌谣告诉我们，白吉尼人在某一天看见苏拉威西岛方向的海面上冒烟，于是他们放弃在安亨地的稻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白吉尼人是中国人，或者是比苏拉威西的麻卡仙渔民更早来的一支肤色较浅的印度尼西亚人？原住民们相当确定白吉尼人不是麻卡仙人，因为他们特别记得白吉尼人金黄色的皮肤。

             

　　早在4世纪，中国早期的史书就已指出中国人对南半球的星座有些了解，并纪录了菲律宾群岛的日食和赤道以南30度的地点。。这意味着当时帝国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中国人，确实已对澳洲大陆具有若干直接的认识。早期的资料也曾描述，在地球尽头的地方，有些地方太阳有时不会西沉，有些地方则长时间是黑暗的。这些描述可能是用来夸示中国的风调雨顺、昼夜分明，以及寒暖交替。不过这也可能显示出中国人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对极地附近地区的特殊环境，具有某些知识。

             

　　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东极之北隅有国，曰“阜落之国”。其土气常燠，日月余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实，不知火食，性刚悍，强弱相藉，贵胜而不尚义，多驰步，少休息，常觉而不眠。

             

　　一般相信，中国人除了经营自公元八世纪以来与NBF6D泥国相当频繁的瓷器贸易之外，同时也有可能定期到澳大利亚北部沿海捕捞海参，而海参在烟熏之后，作为汤底。唐贞观十年（636）修成的《隋书》，内容包括了许多亚洲大陆以南的地方的口述资料，这些地方约航行60至100日即可抵达。其中有一段记载，听起来像是对澳大利亚的零乱描述。资料中提到一种叫作“舍利”的鸟，“解人语”，可能是对澳洲土生鹦鹉的写照；还有当地人善投“轮刀”，投无不中。轮刀中间有窍，外缘如锯齿。事实上，这种描述已经精确地勾勒出回力棒在空中盘旋的轮廓。

             

　　另一部早期的作品《山海经》，虽然充满了虚构、荒诞的故事，却也提到越过南方大海有个叫“大荒”的荒野之地，有一种“皮肤微黑，单脚跳跃”，叫“NDD46踢”的动物，它看起来好像有两个头。袋鼠将小袋鼠放在育儿袋里，对先前从未看过的人来说，就像是有两个头一样；而《山海经》中“NDD46踢”的图案，也正确地画出了袋鼠细长的脸、两脚的长爪和前掌。

             

　　《山海经》同时也提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叫“小人国”，住着“小黑人”，可能是指新几内亚岛附近的矮人族。

             

　　在13世纪马可·波罗拜访中国时，中国的航海人时常出没于疆界无法确知的“两爪哇”（一个小的，另一个较大）。大的爪哇岛，后来出现在16世纪的法国地图上，叫“大爪哇”（Java 

              la Grande)，跟澳洲的大小和形状近似。为了寻找大爪哇，引起了探险家对南方海域的进一步探索，在18世纪库克（Cook）对澳洲沿海广泛的探勘时达到高潮。以中国人在这一带所作的航行来说，在欧洲人到达澳洲前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从未登陆澳大利亚，似乎不太可能。随着郑和航行，费信曾经记载宝船队到达吉里地闷岛（Timor），而这个岛屿就位于澳洲达尔文港北方400英里的地方。

             

 1879年，达尔文港附近正在筑路的时候，在一棵两百年的榕树根底下，发现了道教寿星“寿老”的小雕像。华南的中国人时常用榕树雕刻一个凹洞用来做为小神龛，在此发现的小神像可能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小雕像是明代的风格，无疑地是有人留在树下，经过无数岁月，树延伸入土，小雕像被树根缠住，才会在树根中被发现。榕树并非澳洲北部土生的植物，因此，榕树单独存在于澳洲，显示了与亚洲的接触。

             

　　郑和的航海图上有一个叫“哈甫泥”的地方，经过指认是南极洋的科尔圭兰岛（Kerqueland 

              Island），显示出宝船队的探险可能到达南半球。虽然如此，证据还是不够充分。中国人所拜的神像，在马来亚的渔民间也颇受欢迎，他们可能也拥有这种神像。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是郑和还是其他明代的航海人，把寿老的神像带到澳洲。

             

　　距离澳洲隔了半个地球，在遥远的肯尼亚沿海群岛上，有一支比其他史瓦希里人皮肤还白的渔民。他们就是“贝朱尼人”（Bajuni）。

             

　　这些岛屿是船只顺着西南季风航行，穿越印度洋之后，首先接触到的陆地。在海洋上鲸鱼数量很多的时候，珍贵的鲸粪（龙涎）被海浪拍打上岛屿的海岸；而在岛屿附近的大陆，则聚集着大量的大象。拉姆（Lamu）群岛的岛屿，就是有名的贝尊诸岛（Bajun 

              Islands，译按:指贝朱尼人所住的岛屿），可以完善地提供淡水，而在岛屿外海的暗礁，充满了海中的生物。当15世纪葡萄牙的探险者抵达现特（Pate)岛(这个岛只有在涨潮时才容易靠岸），他们发现一间贩售华丽丝料的房子。

             

　　1569年，耶稣会神父蒙克拉罗(Monclaro）在沿着东非海岸旅行时，提到特岛上有“相当丰富的丝料，葡萄牙人在这里，从其他没有丝织品的摩摩人城市获得大量的利益，因为丝料只在特岛生产，再从这里运往其他的地方”。特岛上西尤（Siyu）镇的工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雕门，并在精致锯齿状的图样上，涂抹一种精良似漆的着色剂，而这种方式在非洲沿岸是独一无二的。特岛与邻近岛屿上的音乐，充满亚洲音乐的色彩。他们击鼓的方式不像非洲习惯使用的手掌拍打，而像东方一样以指尖弹奏。

             

　　1936年，一位意大利的人类学家在特岛上研究贝朱尼岛民，他提到：就算在当时，贝朱尼人具有“与当地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身体类型。皮肤相当的浅，带有一点橄榄色。在男性方面，你可以用平顺垂挂的胡子来辨认；而女性则是头发中分，两边各编织一条辫子”。同时贝朱尼人体型稍微瘦小，而且普遍面貌清秀。特岛上主要的一个部族——法茂族（Famao)，自称是各外族如阿拉伯人、波斯人、葡萄牙人的子孙。而法茂族的一支，叫瓦尚嘎族(Washanga)，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发生船难的中国水手。

             

　　瓦尚嘎族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故事中，有一艘中国船只在特岛西尤镇附近外海发生船难。由于无法回家，这些中国水手住在西尤镇附近一个叫“穆伊·旺嘎·巴卡里”（Mui 

              Wanga Bakari)的地方，并改信伊斯兰教。虽然他们与当地的女子结婚，但是跟西尤人之间还是不时发生争斗。

             

　　老一辈的瓦尚嘎人记得，某些族人为了防范突袭，据说曾住在水上的高架屋。其中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提到一位年轻的瓦尚嘎处女，害怕在争斗之中遭到强暴，便向阿拉祈祷，接着地上裂开，于是她陷进地洞里。故事发生的地点现在是一口井，瓦尚嘎人至今依然到这个地方来祈祷。

             

　　另外一个故事，瓦尚嘎人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当他们的祖先捕鱼回来，发现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被屠杀了。他们感到“瓦里尚嘎”（意为“被惊吓”）。从此以后，他们的村子成了有名的“尚嘎”，而他们被叫做“瓦尚嘎”，意为“尚嘎的”（of 

              Shanga）。然而在尚嘎逃过一劫的村民，很快就放弃他们的村落，逃往非洲大陆。

             

　　他们一直在大陆居住，直到特岛的统治者派了一名使者，催促他们回到岛上，他们才回去。瓦尚嘎人希望能住在西尤，然而西尤的当地人再度感到害怕。根据一个故事提到，西尤的居民告诉瓦尚嘎人，只要他们能够除去住在清真寺的大蛇，就可以留下来。瓦尚嘎人在清真寺放了一头母牛，于是大蛇吃下这头母牛。不过由于母牛的牛角很大，蛇最后还是死了，瓦尚嘎人因此可以留在西尤。根据另外一个传说，由于瓦尚嘎人非常富有，西尤人还是担心瓦尚嘎人将会控制他们。他们对瓦尚嘎人提出要求，只要瓦尚嘎人能建一道墙环绕整个城镇，他们就可以留下来。这个工程花费极为庞大，西尤人认为可以耗尽瓦尚嘎人的财产，进而保护自己。瓦尚嘎人答应建造城墙，并住在西尤，在这里他们是有名的工艺专家，擅长雕刻与精细的木工。

             

　　今日在特岛及其周围的贝尊群岛上，有20多支瓦尚嘎族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有些族群以他们祖先的遗产为傲；有些则否，认为自己属于另外的部族。感到骄傲的部族特别喜欢一个故事，记得父母告诉他们在很久以前，马林迪的国王送了一只公长颈鹿和母长颈鹿给中国皇帝。他们喜欢特别强调一件事，虽然其中一只长颈鹿在前往中国途中死了，但另一只还活着。中国皇帝因为这只罕见的动物，感到非常高兴，它成为中国人与史瓦希里人之间友谊的象征。在非洲沿岸的这个偏远角落，连中文都不会说的瓦尚嘎族人，却对只在中国古书上记载而且只有少数学者曾经阅读过的故事细节清清楚楚，确实值得注意。

             

 

              或许我们可以在中古阿拉伯旅行家的地理著作中，得到在东非沿海的中国殖民者（不论他们是偶然间到达此地或刻意来的）相关的证据。在10世纪，马速迪（alMasūdī）曾经注意到在黑皮肤的“层期”（Zanj）人活动的区域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马速迪称之为“雅朱NFE69”（Yājūj）与“马朱NFE69”（Mājūj），并将其与中华帝国边疆的蛮夷部族联结在一起。难道马速迪在非洲看见像蒙古人种的民族吗？两个世纪后，伊德里昔（alIdrīsī）提出一种说法，因为印度内部的纷争，中国人将他们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基地，迁移到尚吉巴（Zanzibar）及其他非洲沿岸外海的岛屿，在那里与这些岛屿的居民展开了密切的关系。

             

　　这个岛屿（尚吉巴岛）有许多建筑物联结在一起，岛上许多的村落里也养着牛。他们栽种稻子。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货品种类繁多。据说，要是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以及暴乱，中国人就把主要商务迁移到尚吉巴及附近的属岛。中国人与岛上居民展开贸易关系感到相当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尚吉巴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伊德里昔以阿拉伯字'ishra来形容中国人与史瓦希里人之间的关系，'ishra的意思是友谊随着时间的扩展而日益密切，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这样的记述确实提升了中国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可能性，并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及后来的葡萄牙人，一同成为外来人口的一支，促进了史瓦希里海岸沿海民族的融合。早期欧洲的旅行家，也已注意到非洲有一些皮肤极白的部落。1705年，荷兰商人弗兰科伊斯·瓦兰汀（Francois 

              Valentyn）指出：“他们的妇女和小孩是异常的白，甚至可以与许多欧洲的小孩相提并论。”他说那些皮肤淡色的小孩，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会在身体上涂泥，让自己的外表变黑。

             

　　今日，尚嘎人的城镇已经变成废墟，坐落在特岛东部边缘。人类学家推测，尚嘎人在14世纪晚期放弃这个城镇。镇上许多以白色珊瑚礁岩建造的建筑物，似乎有被燃烧过的痕迹。少数建筑物仍然矗立在当地。在这里有一道白墙浮现在杂乱的灌木丛中，而在另一边，则有另外一道墙，墙上有一扇小窗子以及曾经守护着财产的壁龛。在村落中央残留的大型清真寺附近，有一座石墓，石墓里有翅膀形状的飞檐，与类似男性阳具形状的古怪墓柱，上面还有一个中国青瓷碗装饰。“柱状墓”在东非沿海各地的史瓦希里遗址中相当普遍，然而除了显示一些伊斯兰教的外来影响之外，我们的了解并不多。

             

　　在尚嘎村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器，年代在尚嘎人定居此地的8世纪至14世纪之间。在出土的物品当中有一只小铜狮，这只铜狮带有印度崇祀品的风格，这在非洲沿岸并不常见。这只小狮子站姿凶猛，眼睛突出，前爪抬起，狮口张开，露出长而尖的舌头，跟看守中国寺庙的猛狮有一些类似。这只小铜狮的成色含量，与宋代铜钱的成色相当接近，可能是熔化中国的铜币所铸成的。然而，就像在澳洲北海岸所发现的寿老雕像一样，这座小铜狮在哪里制造，是谁带来尚嘎，实在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个古怪的拼图中，许多拼图的小块是遗失了。然而，虽然考古学上的证据目前仍然缺乏，但有趣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俗传说让人联想到这里与亚洲人可能有零星的接触，而中国人也很有可能定居在非洲及澳洲的海岸。

              

　　如果语言学上的研究能够完成，将会对证明这种说法有所帮助。“白吉尼”（Baijini)与“贝朱尼”（Bajuni)相当类似。在各自的语言传统中，这两个字都是外来语，不过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两个字的来源。“白吉尼”这个字单复数同型，跟大多数的奇史瓦希里（Kiswahili）的字不同，反而与中文的名词拥有相同的特性。“白吉尼”与“贝朱尼”可能都是源自于中文的“袍子”（baju），也就是在印尼及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对“长袍”的称呼；而“袍子”的来源，则可能出自于中国北京的官话：“袍”（pao），意思是指“长衣”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质就是自古以来男女皆穿着丝质的长袍。如果郑和一行人或是比他们更早的中国航海家，曾经登陆而且停留在澳洲及非洲，他们令人赞叹的长袍可能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当地人询问有关珍奇的服装时，中国人回答的“袍子”，可能就成为当地一直流传下来对中国人的称呼。

             

　　公元一九四○年代，已故的人类学家罗兰·伯恩德特（Ronald 

              M．Berndt)在安亨地北部进行研究时，发现白吉尼的老人称他们一种特殊布料的图案设计为“达拉不”(darabu)。伯恩德特指出，“达拉不”图案由彩色的三角形图案构成，后来成为某些原住民部落图

             

　　案设计的基本结构。而我在拉姆进行研究时，发现瓦尚嘎人在其纺织词汇中，也有一个特殊的字，与安亨地北部原住民所用的“达拉不”读音相同。但“达拉不”这个字汇，在贝朱尼人当地的奇史瓦希里方言中，指的是织布机。中文的“布”（bu），可能是这两个相关字的共同字根。

             

　　若进一步调查，或许能够确定白吉尼人与贝朱尼人事实上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而且，就算是他们的祖先不是中国人，他们一定在某个时期，曾经接受过中国的影响，学会丝绸以及织布这个中国人谨守的秘密。

 

志 谢

             

 1988年9月，当我第一次着手这个写作计划时，我曾经到剑桥大学，在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访问了《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一套书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开始谈话后不久，他突然间转换了话题：

             

　　“从我20年前开始写有关中国的航海活动以来，发生了很多事，何不在这里多留几天，仔细浏览我持续在这个主题上所搜集的书信与档案？”

             

　　我留了下来。李约瑟博士以学术界中难得的慷慨大度与开放之风，将我的研究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否则这个计划的成果会不一样的。

             

　　在剑桥的这些日子里，我也很幸运地能够遇见黄兴宗博士（他是李约瑟博士那套书的合纂者，现在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在马来西亚野外实际调查的时候，他曾经给予相当大的协助。我与他的兄弟Peter

              H．H．Huang，还有John N．Miksic、周振忠、廖裕芳以及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吴振强之间的谈话，对于我了解马六甲的海洋史有极大的帮助。我感谢蔡胜基与他的家人，让我在马六甲那段美好时光中，能透过他们的观点去了解华人社会。我也要感谢陈淑莲（音译），对三宝垄提供她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与香港大学王赓武博士数次长而有趣的访谈中，我对于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理解，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东非沿海地区调查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

              culture)时，我非常感激英国海岸考古学家James Kirkman以及肯尼亚共和国夸莱(Kwale)的James

              de Vere Allen，这两位学者已在近年过世，实为史瓦希里研究的极大损失。至于在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ast Africa)曾经提供很多学者多方面帮助的John

              Sutton，我要感谢他提供无法计量的帮助以及友谊。同时我在他们进行挖掘的特(Pate)岛遗址那段充满惊奇的日子中，我要感谢曾经在耶稣堡博物馆(Fort

              Jesus Museum)服务的Richard Wilding以及圣劳伦斯大学(St．Lawrence

              University)的Howard Brown，还有在牛津的Mark Horton。关于瓦尚嘎族(Washanga)的考察，若没Ahmed

              Sheikh Nabany的协助，绝对不可能完成。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共同研究，证实这些民族与中国的关联性。

             

　　1990年春天及初夏，我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srity)—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在中国正值紧张时刻，许多文化交流的计划都被取消。这个计划可以逃过一劫，主要归功于那时负责人William

              Speidel与Richard Gaulton的努力，我也要对他们两人所给予我个人以及这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全力支持表示感激。

             

　　在南京，我要特别感谢市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罗宗真、王引以及郑和研究会的孔令仁。这个研究会已成为全中国郑和研究的中心，我的研究也引用他们出版的论文。在我停留在南京期间，郑和养子(侄子)的19世及20世孙郑自强、郑勉之及郑自海，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家谱资料，并且给我热情的接待与鼓励。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以及在南京和昆明所有的郑和子孙，希望他们祖先的成就能够让西方人更为熟悉。

             

　　我要感谢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周绍泉、王毓铨、商传有关明代史的长时间交谈。我也转译并引述了商传新近对于官方正史首次综合整理的大作中关于永乐皇帝的部分。我也要感谢杨伯达、徐乃湘、单国强及于倬云在紫禁城的协助，魏雨青在十三陵的帮忙，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李泽奉及刘如仲于当时极为艰困的情势下给予我的热忱接待。

             

　　我也衷心地感谢在泉州时，海交史博物馆馆长李国清于了解福建帆船及其建造过程上的协助，并感谢其夫人为我翻译。这个博物馆所收藏在泉州港发掘出来的元代帆船，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我也感谢白奇村的郭翔鹏，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阿卜杜拉·黄秋润，厦门大学的韩振华，福建师范学院的徐恭生。在我旅居中国时，我与毛凯琳（Karin

              Malmstrom)在一起考察。她的魅力、幽默以及精通的北京话，使我在她的引导下总是能够找到所要找的人，她的耐心对于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停留数周。在此要向张彬村所提供对海外散居华人的深入观察致上我的谢意；我也要感谢提供蒙古资料的张骏逸以及周功鑫，感谢他协助取得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有相关的图版。我也衷心感谢任教于台湾沿海北港镇的英文老师Pal

              Bjerkmann,以及其博学的友人林永村、王桂阳、蔡维斌。

             

　　此书大部分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研究与撰写。由于在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拥有研究上的便利，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明代刻本与我需要的其他资料。图书馆在所有的部门收藏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令我赞叹不已；能在那里研究，深深地感到受到特惠。这要感谢Bruce

              Martin与Victoria Hill的支持。在整个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受惠于亚洲部门的Robert

              Dunn、David Hsu与Wang Chi，承蒙他们耐心的协助及鼓励，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西藏专家Susan

              Meinheit，阿拉伯部门的George D．Selim及Christopher Murphy，日本部门的Yoshiko

              Yoshimura，以及James Armstrong与Ellis Gene Smit两位图书馆馆员，他们在非洲及印度尼西亚的资料上，给予相当多的帮助。

             

 

              至于中国白话文及文言文资料上的翻译，这份长期而艰难的工作，我主要仰赖朱鸿林、凯氏（James

              Geiss)、Scott Pierce、吴伟平及左焕琦。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中国语言学家吴伟平或左焕琦，和我共同工作了两年，完成更进一步的部分，每次花费好几小时在图书馆校订、誊录他们松散的口译。如果没有郑鹤声及郑一钧所编有关郑和的大部头资料集——《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1980至1998年间出版）——这个工作将更加困难。这对父子是献身于郑和的学者，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搜集明代的文献，才编成这套4000页的资料集。我确定这套书将是未来几年中，对研究明史的学者有相当帮助的一座宝库。另外一方面，在我整个研究的过程中，与山东省青岛的郑一钧持续地通信，使我获益良多，感谢他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告知相关的知识。

             

　　我决定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许多国际机构的官方罗马拼音系统（编按：即汉语拼音系统）转译中国文字，这个系统已渐取代先前的韦氏拼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因而Nanking(南京)、Cheng Ho(郑和)及Yangtze(扬子)，变为Nanjing、Zheng

              He及Yangzi。Confucius（孔子）及Mencius（孟子）则未加以改变，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拼法已众所皆知。

             

　　在这个计划的最后六个月之中，我曾经和凯氏一起工作。他是明史学者，而且即将出版有关中国经典的著作。凯氏博士与他的同事朱鸿林博士，检阅大量以前的相关研究，并且翻译此书所引用的官方碑文及律诗。他们本身都是诗人，借由他们的努力，永乐皇帝和道士们才能跨越时空和我们交谈。另一方面，对于我留下来而且经常无法回答的问题，凯氏博士提供了解答，不但调整了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判断，也毫无保留地为这本著作增添完整性。感谢Kausalya

              Hart、David Keightley、Frederick Mote、Herbert Phillips及John

              Wills教授，对我的文稿提供在刻本上的评语。无论有任何的错误及遗漏，责任都在我。

             

　　感谢Simon ＆ Schusteru出版公司以及我的编辑——Allan

              Mayer、Alice Mayhew、Marie AranaWard、Rebecca Saletan——忠实而大方地支持我以及这个冒险的计划。我特别要感谢Denise

              Roy与Jay Schweitzer检视本书从草稿到出版成书的整个过程。感谢我的代理人Carol

              Mann，她对于我在研究意念上的信心，是我第一年的研究中惟一的支持；同时要感谢Amanda

              Vaill Stewart所给予的批判性指导。艺术家Kinuko Craft与Jan

              Adkins完成了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他们创造了永乐皇帝及宝船舰队的意象而呈现在这里。

             

　　对于本书的中文版，我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版权部主任王佳慧及“实用历史丛书”主编游奇惠、编辑陈穗铮；并感谢邱仲麟的翻译及附加译注和解说。国会图书馆的Thomas

              Tsai协助我校阅整部译稿，也要在此致上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家人与朋友——Peter

              G．Levathes和Christine Levathes夫妇、Peter C．Levathes及Mary

              Kirby夫妇、Janet Adams Nash、Michael Lovendusky Bryan Hodgson及Mark

              Perkins——当我的账户透支时，在大半个世界之外，提供紧急的援助，及时预借现金并且表示关怀。他们不但是我的誊稿编辑(copyeditors)和知己，同时也是暴风雨中的救生圈。因此，这本书也是他们的作品。译后记

             

　　去年5月底，自金门退伍回来，本想会有一个“偷闲”的夏天；7月底，在宜兰老家稍事居停，接到好友林皎宏来电话，说徐泓师要我翻译Louise

              Levathes(李露晔)女士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当时未多考虑即答应了。8月后，晨昏颠倒，夜以继日，与这本书“搏斗”了数个月，直至现在想起，仍觉得有些大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刘世安老师及好友高正帮我看了译稿的初稿，并斧正了不少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感谢徐泓师在极其忙碌的情况下，校阅了译稿。此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巫仁恕、台大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宋惠中二位友人，为代借相关书籍；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硕士班毕业的鲍家庆君、现就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班的周维强君，以及甫就读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班的叶盛裕君，亦提供一些协助，于此一并志谢。另外，也要感谢父母、兄弟妹长期以来的支持，以及内子春燕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鼓励。最后，还要特别感谢远流出版公司游奇惠、陈穗铮两位小姐在过程中的帮忙，尤其是后者为编辑此书付大心力，殊值感佩。

             

　　个人才疏学浅，译文必有误漏，尚祈学者、专家加以指正。

     

中国何时才能称霸世界 中国称霸地球于几年几月几日 为什么中国的服装不能称霸世界？ 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称霸 中国现在的兵力和实力能否称霸全球？ 中国的海上邻国是哪些？ 你们怎么看中国的海上发展? 中国海上岛屿有多少个 海上绿洲,猜一中国地名 称霸四海 称霸四方 称霸四海 "中国绝不称霸" 的英语标准译法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韩信最刘邦有什么帮助，使后者称霸中国？ 中国的海上靶场始建于哪一年？ 中国有有几家卖当劳？ 中国现阶段人口数量是多少？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多少包括海上有是多少？（需要官方数据） Windows能称霸多久? 美国能否称霸全球 求《称霸四海》 美国为什么要称霸 什么是美国称霸全球战略？ 称霸世界的动物 在海上当过船员的，或者行内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