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小龙虾多少钱一斤:袁伟时：我的学术经历和思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

　　我的系统的学术研究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1985年,我拿出了我的第一部书———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该书的后记中有两段话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一是,“我所剖析的是祖国最屈辱年代———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潮发展史。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三次实现现代化的时机:清末的维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创建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前两次被葬送了。在后一次,耀眼的业绩尾随着挫折和令人心酸的失误,历史的进程也一再被延误。祖国和人民为这些付出代价之巨,恐怕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不能不震惊和沉思的。我无法摆脱沉重的压抑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观念更新’,建立‘现代观念’是个时髦话题。每当听到这些议论,涌上我的心头的却是:为什么一百年来一再提出的观点往往仍被人们当做新鲜见解?”①这里说出了我的学术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追寻中国现代化受挫的根源,这是我全部研究的不变主题。《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是从19世纪中叶说起的,力求追寻中国现代思想和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另一段不可忽视的话是:“哲学应是智慧之光;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②

　　20多年来我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所做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用可靠的史料,不断清扫被歪曲的历史,力求显示事物的本来面目。1998年,我把我的治学方法概括为“讲真话,讲自己的话”,确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写照。总的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强调社会矛盾对哲学发展的制约;以思潮的更迭取代流行的人物思想的论证;严格区分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这三点是我在本书中刻意追求而又深受其惠的方法。

　　2 拓宽和加深了这一学科的研究　书中论述了近百人的思想,设有专门章节的思想家有30多人,可谓前所未有。其中许多人的思想是第一次得到如此系统论述的,如郭嵩焘、章士钊、黄远庸、蓝公武、杜亚泉、任鸿隽、王星拱、朱谦之等,这些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学术研究中难得一见,其思想更少系统论述的人物,都得到应有的篇幅。又如对辛亥革命后至新文化运动前几年间的思潮变迁,过去少人涉足,拙著填补了这一空白。

　　不足之处不少。没有摆脱唯物、唯心对立的框架就是其中之一。

　　①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845页。

　　②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845页。

　　二、晚清历史的新探索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下卷收集材料的工作早已开始,且已写出一些章节,但至今没有发表。我认为,回过头来写晚清,这样的选择自由空间大一些。掉头研究晚清的第一个成果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年)。

　　学术观点应该是多元的。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的人高唱革命进行曲,鼓吹“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有的声言“为学术而学术”,取得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在我看来,宗法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19世纪以降,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革命、改革、工业化、向世界开放等都是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手段。手段可以多种并举,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历史任务完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对这三大学术流派,我主张自由竞争,自然淘汰。

　　我的书是从区分两种爱国主义切入的。对比林则徐和郭嵩焘,郭的思想其实比林高出一筹,但毁誉迥异。林则徐已升华为民族英雄,而直到1984年还有人攻击郭嵩焘“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①。其实“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②。差别在于郭氏总结教训,提出处理对外关系,要情、势、理结合,不能盲目排外;赞扬西方文化,主张中国应该承认落后,向西方学习。他还提出了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广开西学馆,让青少年摆脱令“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的八股诗文。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像西方那样,让“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③。如果这些主张被采纳,中国早就变样了。这些都是辞官后以驱赶在家乡———福州的两个洋人(传教士和医生各一)为己任的林则徐所缺乏的认识。

　　这部书有几条基本线索:

　　1?如何对待中外文化　明末清初以降,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自我更新能力非常薄弱。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它不可能自行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明末清初外来文化的冲击被固有体系吞噬了。至19世纪,列强挟暴力闯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更成为中国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晚清,数以百计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有些利用特权做尽坏事,但更多的除传教外,在文化、教育、医药、军事等领域辛苦耕耘。19世纪中国的报刊、新式学堂、翻译出版等都是以他们为骨干办起来的。他们是当时思想文化启蒙的主力。而我国书刊却是长期指认其为帝国主义分子,是危害中国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一笔抹杀他们对输入先进思想、文化的贡献。拙著用了较大篇幅,利用大量史料,如实论述他们对中国的贡献,为其洗刷根据不足甚至毫无根据的种种罪名。

　　2 如何处理中外冲突　19世纪的中外冲突原因非常复杂,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要不要权衡利害得失妥善处理,包括必要的妥协和退让?这本来是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凡是主张冷静处理同外国关系的人都被视为卖国。从徐继畬反对为两个英国平民入住福州神光寺而挑起战火,到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都被说成是卖国投降的典型。那么,是不是主张暂时遵守不平等条约,以便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就是犯了“投降”、“卖国”的弥天大罪?

　　3 救国救民的正确主张为何一再被埋没　鸦片战争以降,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许多正确的救国救民主张。翻开魏源的《筹海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郭嵩焘的文章和日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后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令人震惊的是,这么多出类拔萃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外国人对现代文明和中国的弊端有较深刻的了解,重读他们的建议,如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和林乐知等人的论著,不能不为没有听取这些救世良言而感到痛心。这背后是闭关锁国的恶果和制度性的障碍。比较中日状况, 1744—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而中国境内恐怕不会超过10人。这期间日本翻译出版西书约500部,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而时间却晚了近半个世纪;至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即使算上外国传教士,中国也远远达不到19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传统经书不是知识阶层安身立命的基本依托,大大减少了吸取外来文化的障碍。从明治维新一开始,他们就建立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而我们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科举,所付代价之巨,实在难以计数。封闭造就无知,专制扼杀生机。民间或下级官员的声音无由上达,文字狱屡见不鲜,说话不能不诚惶诚恐;即使高级官员要讲点真话,一样要小心脑袋或自己的官位。在这样的宗法专制统治下,国家的沉沦是无法避免的。

　　4 阐释严复对甲午战争失败经验的总结和为中国社会转型指明的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写了震动海内的5篇文章,把自由问题提到国家兴衰关键的高度。为什么甲午战争会一败涂地?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④真是一针见血!

　　5 充分肯定清末新政的历史性贡献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但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甚至连传统的国内贸易也重重阻碍。直至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光绪三十年(1904)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⑤。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这一变革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

　　2 我的学术经历和思想

　　①董蔡时:《左宗棠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第154-156页。

　　②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2年,第7页。

　　③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2年,第18-20页。

　　④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17、2页。

　　⑤《公司律》第2条,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1分册, 1980年,第128页。

　　础。1895—1913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①财政收入从19世纪90年代七八千万两增加到1910年的3亿两。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1912—1936年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 1912—1920年则更高达13?8%。②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以垄断国民经济。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没有经济自由和相应的财产所有权,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 (1)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2)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3)民主政治的开端。宣统元年(1909) 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宣统二年(1910) 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为地方和全国的议会奠立了基础,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三、民国历史的新探索

　　近年来,我在民国史领域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观点概括起来有:

　　1 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孙文和国民党错误进行了所谓“二次革命”　宋教仁被刺后,在司法程序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不顾人民要求稳定的强烈情绪(南北各地商会无一不反对动武),也不考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盲目发动“二次革命”。③结果社会舆论目之为“暴民专制”,并给袁世凯找到借口,解散国民党,剥夺其国会议员的议席,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失去制度性的约束,另行炮制御用的参政院,为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

　　冷静观察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看到的是其不成熟的革命组织转型中的艰辛。民国一建立,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急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要致力于修铁路, 10年内修20万里。这是战略决策不当,民主理论准备也很不成熟。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其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④,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⑤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这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更是20世纪的创举。

　　2 护法运动干了大量违法行为,不利于中国法治和宪政进程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此事件一发生,孙文坚决反对,这是正确的。但一开始,他就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这一抉择引起一系列问题。他在7月6日与章太炎、朱执信等乘军舰南下。到达广州已是7月17日,叛乱已经失败。从全国的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斗争。孙文此时的身份是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分变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

　　国会有议员870人,其中参议员274人,众议员596人。按规定两院非各有过半数之议员出席不得开议。虽经多方联络,仅100多议员到广州,而且约四成行止不定。1917年8月27日,所谓“非常国会”在广州开第一次会议,仅56人到会,这次会议和此后的会议根本不足法定人数。9日根据8月31日通过的《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大元帅,出席议员也仅有91人(孙文以84票当选大元帅),离法定人数亦非常远。“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他们都认为此举是非法的。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679、858页。

　　②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85页。

　　③参见袁伟时:《政治策略和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④《中华革命党总章》,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97页。

　　⑤《中华革命党总章》,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98页。

　　3、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也有重大失误　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激荡的各种极端思潮冲昏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脑袋。梁启超等人曾热衷推销威权政治、均平分配、东方文化救世等时髦货色。

　　4、反驳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揭示这个运动的真正失误

　　近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很多:“全盘反传统”、“后殖民”等等。从1988年开始,我一再撰文反驳这些观点,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之一,而且一直坚持不变。1999年即五四88周年,除撰写了《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外,还应邀编著了一部书———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全面阐述新文化运动,并再一次回应这些责难。

　　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不但不是粗暴地毁灭传统,而是传统文化新生必经的涅槃。只有依仗权力和暴力才会毁灭文化,而新文化运动那样的书生自由议论,则加速思想文化的自然发展,成了中国思想和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现代学术文化没有国界。在学术文化领域煽动民族情绪,是一种新式的愚民术。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它的失误最突出的有三条: (1)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的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不足,用浪漫的文学思维去分析社会和政治问题,鼓吹一些不切实际的观念,留下后患。(2)没有认真反复阐明财产所有权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陈独秀说过,“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可是,后来没有将这个重要主题紧紧抓住不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杂形势下迷失了方向。(3)没有区分思想家与政治家,在行动上非常幼稚却非常自信。不过,不能将陈独秀的思想完全等同于新文化运动。从辛亥革命后至1918年,新文化运动以人权与科学为旗帜; 1919年后,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两者的基本诉求都是人的自由、法治、民主、宪政与理性。进入1920年代后,陈独秀逐步背离了原来的宗旨,滑向激进主义。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已经佚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本来诉求。但是新文化运动没有因此而终结,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仍在为完成思想启蒙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依据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思想去谴责新文化运动是不恰当的。近年来世界各国出现反启蒙的思潮。以中国为例,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些迷误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中国乃至东方传统社会结构上的重大阙失,忽视了凝结在制度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

　　5 重新审视国民革命的负面作用

　　国民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之一。有两个要点:第一,国民革命的成因很复杂,它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本来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从思想诉求来说,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也是格格不入的。第二,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化司法”、“党化教育”、抛弃民主,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个人自由,还依仗暴力(包括暴民专制)扼杀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摧残经济自由,摧毁民间社会,抛弃“联省自治”的和平统一之路,走向武力统一等,已经构建了专制统治的基本架构。此外, 1990年代至今,我积极参与文化和思想论

　　争,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评国学思潮和读经,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四、主要论著和文章

　　199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和文章还没有统计, 1995年至今发表了286篇论文和文章。已经出版的书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 1992年)②、《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重版)、《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近代中国论衡》(Roundtable Enterprise Limited, 2006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侨报社, 2006年)、《大国之道》(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年)等。此外,我还主编过“现代与传统丛书”和“荒原学术文丛”,为一些好书的出版略尽绵薄。与此同时,与4位朋友合作编了一套《大学精神档案》(4卷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其中第四卷是我编的。另外还有9部新书和经过增订或修订的重版书等待出版。其中《晚清大变局》两次增订后由原来的10章增至15章。

　　①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4号。

　　②增订新版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二次增订版易名《晚清大变局》,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