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四舍五入取整百:中华网社区》——中印边界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2005年12月，当印度国会议员咨询与中国的边界争端时，辛格总理以前所未有的口吻说，争端的所有问题都将“全部解决”。今年1月上旬，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萨仁山到北京访问，就中印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对话达成共识，两国还确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负责对印边界谈判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在会见萨仁山时，又强调了应从大局出发积极推进谈判。

    不过对比两国官方口径，中方讲话相对比较谨慎，只称谈判取得“进展”。印度总理的讲话如此乐观，除了对华表示友善外，恐怕也有安抚国内的用意。了解中印边界问题历史和现状的人都知道，此事极为复杂，想真正解决恐怕还是长路漫漫。

    马拉松式的边界谈判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呼声中，印度大地上曾响起一片“中印是兄弟”的口号，周恩来戴着花环与尼赫鲁并肩而立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那时的中印民众普遍不知两国还有边界争端，对那遥远高寒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麓的土地归属，既不知情也不大关心，只是双方领导人和地图研究者隐约看到超过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不同划法可能隐含着严重冲突的种子。

    果然，随着1959年春天西藏全区叛乱发生和达赖外逃印度，解放军终于追到中印边境并首次同印军接触。双方由地图上的不同看法发展成实际管辖的争执，并伴以军人的枪口对峙。鉴于西南边疆并非战略重点，毛泽东于1959年底曾想以建立隔离区即在实际控制线后撤军队来避免冲突，将边界现状冻结下来。

    翌年周恩来访印时还提出过以互谅互让即东西段争议区交换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的态度却是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已占的便宜不放，又向中国索要本国军队从未进入过的西段争议区。1961年至1962年间，这个印度的“开国之父”错误地估计中国陷入饥荒无力西顾，便推行“前进政策”派兵蚕食西藏、新疆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这就迫使中国只有在退出已控国土和打仗二者之间选择。

    以东部为战略重点的中国，一向不愿在西部不毛之地牵扯精力。不过因尼赫鲁欺人太甚，1962年10月毛泽东终于下决心狠打他一下。解放军投入4个师约4万余兵力实施反击，边境的印军8个旅被打得溃不成军。毛泽东下令乘胜即收，将军队撤回1959年末的实际控制线，显示出中国并不想改变边境现状而只求稳定。印军回到此线后也不敢再前进，此后边境上虽有军事对峙却毕竟稳定下来，两国反目成仇却持续到70年代末才有所缓和。

    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希望在西南快些解决边界问题以求得和平安定，于1979年2月会见印度外长瓦杰帕伊时提出了边界东西段互让的“一揽子”方案。

    1981年两国开始边界谈判，印方长期的态度是东段既得利益不放，西段却向中国索要一块，这显然无法为中方所接受。虽然两国领导人常有互访，1993年拉奥总理来华时还达成了双方在实际控制线保持和平安宁的协定，实际上只保障了双方军队不再冲突，仍无法弥合两国领导人和主流媒体对边界走向的分歧，这决定了双方马拉松式的谈判至今无实质性进展。去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时，两国达成的也不过是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还是一个抽象的共识。

    制止分裂求稳定属不易

    中印之间的矛盾，原来主要是西藏问题，其次才是边界问题。想认清中印边界问题，首先要了解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这片荒僻遥远之地能在长期严重离心的状态下，还能于解放初回到祖国大家庭实属不易。这固然归功于毛泽东等人决策果断，也是国际矛盾制衡所致。

    近代中国受尽列强欺凌，但毕竟没有像印度那样过国。过去国内受阿Q式精神胜利法影响，总片面地宣传是人民反帝斗争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其实刘少奇在党内提出要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时便说过，若没有列强相互争夺，中国早已成为殖民地。“九>一八”之前满洲还能由中国控制，主要便是因日俄双方相持不下。西藏在国际上能有一个英国承认的“中国的宗主权”，也是因英俄两国相争。双方为缓和矛盾才同意由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保持名义主权。辛亥革命后达赖十三世曾宣布“独立”，英国却不敢公开承认只是暗中支持，其重要原因也是害怕造成刺激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连锁反应。不过国民政府确已失去对西藏的控制，解放前的中国政府还根本谈不到中印边界问题。

    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英国出于制造矛盾、分而治之的传统手法，在原英属印度范围内除了让缅甸、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各自立国外，又以宗教信仰为界线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实行“印巴分治”。甘地曾坚决反对这一“蒙巴顿方案”，认为这等于让印度“砍掉了身子，留下了脑袋”。开国总理尼赫鲁却认为巴基斯坦经济上离不开印度，暂时分出去一段时期因维持不下去还会回来，勉强表示同意。殊不知巴国一去不复返。

    印巴大战和宗教大屠杀之际，中国大陆在激烈内战中实现了政权更迭，西藏分裂势力想乘机对外宣布“独立”却身边无强力外援。不妨设想一下，那时印度若是一个统一安定的大国，以尼赫鲁等早就具有的“亚洲中心”野心，在出兵控制了锡金、不丹时肯定会继续北上。那样的话，莫说中国想把主权行使到雅鲁藏布江以南，渡金沙江也会困难重重，西藏将会成为什么局面真难以设想。

    1949年末，成都解放三天后，毛泽东便下令立即准备派兵入藏。为减少阻力，1950年1月，中国同印度建交，为此改变过去公开支持印共革命的态度。此时尼赫鲁也承认了西藏为中国一部分，还同意假道其国内港口铁路向人藏后的解放军运粮。1954年中国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便以实力使印度放弃在藏驻兵、垄断商贸等特权，毛泽东还决定从此只同印度谈边界问题而不谈西藏问题。尼赫鲁想当达赖和中国政府之间“调定人”角色的打算也遭到中方拒绝。印度当局在建立“印北缓冲区”的迷梦破产后，又提出全面领土要求。

    客观地看待历史，可以发现尼赫鲁如同一个贪婪却缠着小脚的老太婆，想窃取西藏却慢慢吞吞，小拿小摸。毛泽东却是有机会该出手时便一步到位。对于鞭长难及的中印边界地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可以谈判解决，解决不了便维持现状拖下去，反正这一边远地区的局部争端影响不了国家战略大局。

    打了胜仗撤兵见高招

    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方面力求维持现状、打了胜仗又撤回来的举措，令国人不理解。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批“愤青”激进年轻人，他们在对外问题上以极端态度主张强硬，政府对外谈判做出一点必要的忍让妥协往往都被骂成软弱。出现这种社会情绪，除了国内在外交问题上透明度低，宣传教育中过于突出悲情意识和片面地宣传胜利也是造成思维偏激的因素。

    以往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宣传以及民间的对日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受过分悲情意识和片面胜利的宣传影响。讲到中日关系时，过去常不讲两分法，只讲如何被杀、被抢、受奸及数量如何大，再加上宣传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主力军，这自然引来一个难解之问——既然如此为何胜后放弃对日索赔?—些民众还因此责怪政府失误。

    其实真正了解历史的人会知道，抗战胜利是国际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即使在“惨胜”之际国力仍不如敌。以当时中华虚弱的实力只能拖住日本，打击其老巢的只有美国，战后处置权也被美垄断。美国于1948年便宣布免除日本赔偿义务并要各战胜国遵行，英国和中国的国民党当局也只好同意，新中国想索要实质性赔偿也早无可能。中国过去那种过度悲情意识和片面大讲胜利的宣传，虽然有激励民族情绪的一面，同时也给自己背上了政治债务，而且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展会日益引发众多“愤青”们的不理解和不满。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过去同样过分突出悲情意识即多少领土被占的宣传，实际上世界屋脊上的那段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过，有许多无人区、无控区究竟属谁是可以商量的(中国官方对外也说这是“争议地区”可以交换和互让)。对于1962年的反击战，宣传中只讲胜利的一面，不谈作战条件困难，特别是无法长期保障供应的一面。一些人只知打垮了印军收回了许多“失地”，长期指责毛泽东后撤的决定。他们不知道，西藏是中国陆上用兵最难的“瓶颈”地段，那次只歼灭印军几千人的胜利毕竟是局部成功，若是继续深入与有几亿人口和上百万军队的印度持续大打，中国在只靠两条崎岖高原公路千里运输的情况下，根本投入不了大量兵力，连维持占领所需的供应也保障不了。在局部胜利无法转化为长期有效占领的情况下，为避免被动，乘胜即收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此还能树立一个好的外部形象。

    由于众多的人受片面宣传误导不明此理，如今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也存在一种内部压力，即有些人要求讨回“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几万平方公里地区(因中方对当地没有进行过勘测，中印公布的争议区面积也有九万至六万平方公里的不同说法)。印度在此问题上不可能让步。现在退而求其次，索回一个曾出生过六世达赖的达旺地区，再以其它地方作交换，看来也难以被对方接受。

    问题久拖无碍国家发展

    中国同周边诸多国家存在边界争端，根源在近代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多数边疆有边无防，甚至无边无防。例如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究竟在哪里，中国政府在1954年从西藏噶厦当局那里才得知有“麦克马洪线”，之前还不知道，在国内地图上只有按30年代的上海《申报》的划法。而旧上海出版的地图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且根本没有经过本国勘测只有参考外国地图。新中国成立后才使军队真正开到边界线，马上便在大量地段发现了地图画法与实际控制不一致的状态。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却别有用心地抱着旧地图不放，中共同它国建成边界协定若与此不一致便被骂为“卖国”(蒋家政权在中印出现边界争端后便宣布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目的也在此)，这确实对大陆方面也造成一定的政治压力。

    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达成后，当时国内舆论因控制得很严而没有不同呼声，民间私下却有不少议论，海外也出现了攻击。1947年以前缅甸属于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麦克马洪线”也划到中缅边界北段而与实际控制基本相符，而上海《申报》地图却将中国从未管辖过的尖高山以北的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划归自己，这便与边界的实况出现矛盾。新中国政府解决边界争端的态度，总的精神是既回顾历史又承认现实，同邻国谈判时基本按实际控制线划线，这也是合乎国际惯例的。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便是按此精神，中国没有放弃实际控制的一村一寨，还索回了英据缅甸时期被其占领的片马、古浪。然而新地图与上海旧《申报》地图对照却少了一大块地区，云南面积也由过去讲的46万平方公里变成实际控制的38万平方公里，不明此理的人曾抱怨不已。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仅存在同样问题，而且还有藏族的感情复杂因素在内。“麦线”虽然与解放初的实际控制线基本相符，线南的达旺却是藏族居住区，若承认放弃不大好交代。

    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达成后周恩来访印，两国曾有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好机会，然而尼赫鲁却在西段提出无理要求，以此又兵戎相见，民众感情问题更为激化，这也造成边界问题几十年都难解决，只好求得那里平静稳定，待第二代人以冷静态度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短期解决不了，却不妨碍两国发展正常关系，1954年中印双方在世界上最早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是明证。当然，任何国际协定都是双方都有所求才能达成；当年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的核心要求都强调不要干涉各自的内政。中国是要阻止印度干涉>西藏，印方则要中国不支持其国内的共产党革命和克什米尔独立运动。如今中国对印要求的重点仍是不能支持达赖集团搞分裂，而印度国内也有很多分离势力，加上中印两国在国际上还都主张多极化，这些共同点能使双方在存在边界争端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

    当初邓小平曾对印度代表讲，你让一点，我让一点，问题就解决了。过去印度只想中方单方面让步，现在承认双方都应让，已是一个进步，不过具体让什么地方，商讨起来又复杂得很。就此看来，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耐心。不过从中国发展的大局看，此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拖下去也没有什么大碍，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建设。建设与发展搞得越好，日后边界问题的解决也越具备实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