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说明还有希望

小悦悦事件引发强烈愤慨，各界舆论在指责社会良心丧失、集体冷血的同时，也掀起一场如何重建中国人道德良知的大讨论。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这句话出自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短作《一件小事》，讲述了主人公“我”对搀扶跌倒路人的黄包车夫从蔑视到敬仰的心理变化。时隔近一百年后，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将此文与轰动中国的“小悦悦事件”联系了起来。他解释在网上粘贴这篇短文(英文版)的意义时说，“虽然只有700字，但就像小悦悦事件一样，它引发了关于责任、道德、金钱、义务的讨论，以及一件悲剧能带来变革的希望。”这足以说明，一段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带给世界的震荡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仍在回响。

【小题】“中国成功故事中的道德缺失”

“在电视上看到佛山小悦悦事件的视频，总共播了8分钟，我看的时候恨不得跳进荧屏去唤醒那些麻木的路人。小悦悦事件真是有损中国人的形象。”这番话出自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11月15日，在一次公共外交论坛上提及此事，这位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显得痛彻心扉。

赵启正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就在小悦悦事件的视频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这段画面也被全球媒体广泛转载，“事故的画面如此残忍，以至于外国电视台如CNN或BBC在播放时将最可怕的细节隐去”。

在美国浏览量相当大的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一位名叫AnimalLover6的网友称，这段视频让他有一种“寒冷刺骨”的感觉；另一位名叫aqueryan的网民则评价说，“我知道根据一起事故就得出结论是不对的，但，我的上帝，当这么多人对一个受伤的小孩表现出相同的冷漠时表明，有明显的东西在腐烂！”

毫无疑问，小悦悦事件导致一些国外舆论降低了对中国的道德评价。

在10月1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加拿大《环球邮报》将事发地称为“一条没有人心的街道”；而在另外一篇社论中，新加坡《海峡时报》则将众多路人在小悦悦事件中表现出的冷漠看作“中国成功故事中的道德缺失”；法国新观察网站10月19日的评论更为刻薄：当年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曾预言中国将会崛起。现在中国经济确实崛起了，人口膨胀了，主导世界了。然而道德却没有崛起。

这些话可能会深深刺痛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德国《世界报》注意到：“很少有一个事故像它那样激起了中国公众如此的愤怒。”“尽管那些路人几乎没人认识，但他们现在在全中国遭到公开谴责。……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他们代表一个自私的社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0月18日)如此写道。

微博成为人们发泄愤怒和谴责的地方。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援引一名中国网友在微博上的话说：“不光那18个人要对自己可恨的冷漠进行反省，所有人也应该感到耻辱。”法新社则援引另一位网民在新浪微博上的话说，这个社会病得很严重，即使是猫狗也不应该受到如此冷血的对待。

【小题】“旁观者效应”

在网络上的热烈讨论中，很多人都提到一位外国游客跳入杭州西湖救起一名溺水游客的例子，指出中国人和外国人在面对生命处于危险的时候有多么大的反差。

凭心而论，在评述小悦悦事件时，西方媒体并未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上。“并非只有中国才有那种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的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说。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格雷·梅森(Gary Mason)也有同感，“悦悦之死是中国的耻辱，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耻辱”。

小悦悦事件让很多西方评论人士想起了“吉诺维斯事件”：1964年的一个夜晚，29岁的凯蒂·吉诺维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袭击。行凶者先是用刀捅向吉诺维斯，然后强奸了她。尽管住在周边的许多人都听到了吉诺维斯绝望的呼救声，但他们无动于衷。当后来吉诺维斯被人发现并送往医院时，她已因伤势严重离开了人世。

两个星期之后，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这起案件，称当晚虽然有38名邻居听到吉诺维斯的呼救声，但他们全部选择了沉默。

美国《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埃里克·杰克森说，“这起事件引起纽约乃至全美国的轰动，人们开始质疑美国人的道德观。很多市民开始埋怨美国大城市变得冷酷无情，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过去那种守望互助的意识。”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18位冷眼旁观的路人成为众矢之的；而吉诺维斯事件之后，心理学家在实验之后提出了“旁观者效应”(the bystander effect)理论：即围观者越多，人们上前伸出援助之手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其他人挺身而出。在多位西方评论人士看来，无论你在中国还是美国，“旁观者效应”都会存在。埃里克·杰克森说，“中国人并非不道德，他们的不作为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学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见过。”

【小题】寒冷冬日里的些许微温

当然，外媒也注意到，与西方相比，在小悦悦事件引发的讨论中，中国的确有它的不同之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中国并非唯一一个讨论如何降低公众对陌生人困境的冷漠、增加对遇害者无私行为的国家，但中国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目前正急切探求如何应对普遍存在的道德水平下降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卡尔 ·阿基诺等研究人员认为，有关难得善举的报道或典型一般会使人们效仿。如果媒体多进行正面报道，而不是引发恐惧和痛苦的负面报道，这种“道德提升”会更频繁地发生。

这个建议不无道理：12月9号，浙江温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5岁的小女孩儿被一辆越野车卷入车底，随后十多名路人纷纷合力将越野车抬起，将小女孩儿救了出来，整个过程被路口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这起事件很快引起了国内的关注，英国《卫报》收集了报纸与网上对此事的评价：有的媒体形容，这件事让人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到温暖，而有的网友则感慨“我被感动了……毕竟还是好人多”……显然，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人像是胸口被压了一块石头，这段从车轮下救助小女孩的视频则有助于缓解这种压力。甚至有网友认为，这起事件说明，中国人已经从小悦悦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

当然，仅仅靠宣传正面典型来提升中国人见义勇为的风气恐怕远远不够。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国人注意到在很多国家，见死不救为法律所不容，相关法律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法”，看起来，中国也很需要一部这样的法律，但是禁止见死不救就能避免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吗？见死不救固然为道德所不容，但在法律实践中，世界并未达成共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刑法规定，不能见死不救。而美国在联邦层面却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不过，美国加州大学法学教授陆思礼(Stanley Lubman)注意到，即使是未将救人职责纳入法律的国家，也倾向于保护见义勇为者免于承担因无意给被救助者造成伤害而导致的民事责任。

“在小悦悦事件中，来往的行人可能是受到了法院惩罚救人者的许多荒谬裁决的影响。在有些事件中，那些挺身而出帮助他人的人，反被伤者指控为肇事者。”戴维·皮林在一篇评论中提醒，中国应该在“激励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上下功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认为，在中国来说，要着眼于消除乐于助人的障碍，比如对助人反遭起诉的普遍担忧。

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深圳市法制办日前向社会公布《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对诬陷救助人行为予以惩罚。据悉，专门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法规在中国全国还是首例。

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也引发了外媒浓厚的兴趣，而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与其说公众的兴趣在于这起悲剧事件本身，不如说更多的是在于中国人的反应，许多中国人似乎都在渴求某种更清晰的道德价值体系。”

在德国《世界报》(10月18日)看来，这种情绪不是坏事，“愤怒说明还有希望”。(271)＃

【外媒摘录】

“对于路人对路边被撞小女孩所表现出的冷漠，中国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有关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加拿大《环球邮报》10月18日社论

“过去人们都说最穷、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人的命不值钱。没人会这么说中国。可两岁女孩被两辆车压过、路人不管，暴露出了阴暗面：对物质主义的贪欲没有道德的平衡。”——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18日社论

“‘悦悦’视频是可怕的，但我们都有去做‘旁观者’的倾向”。—— 《爱尔兰时报》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