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上杭虎园门票:先锋人物159期-崔健：摇滚不是请客吃饭

　　“重复自己是一种耻辱！”眼前的崔健就像我七年前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那般坚毅，虽然他鬓角的白发不由分说地展示出岁月的痕迹，但眼神和言辞仍然一如既往的锐利。

　　说实话，这位“中国摇滚之父”的处境有些尴尬。从1986年的《一无所有》开始，24年来，在被媒体的不断拔高的同时，崔健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在这个苹果、魔兽、微博、时尚、LV与子弹齐飞的时代，摇滚乐依旧艰难地生存在社会边缘，形单影只，掌声了了。甚至，对于新一代的摇滚青年来说，摇滚已经成为享乐主义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崔健一直倡导的“批判”。

　　所以他才会一直乐此不疲地强调“无批判，不摇滚”吧。这次在与搜狐娱乐的交流中，他又反复强调了“质疑”对于摇滚的重要性。但这些对于崔健来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活跃在舞台上（从演唱会到各大音乐节），一直探索新的音乐领域（从摇滚、说唱到电音），一直力所能及地影响音乐产业（比如发起“真唱运动”），一直敏锐地观察着周遭正在发生地一切，并随时发出自己固执的“呐喊”。无论这一切是否获得认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做到这些，其实已经足够了。

　　至少，他从未“重复”过自己。在先后征服了摇滚乐、说唱、电音、听众、媒体、音乐节、老外、电影之后，这一次，他要征服的目标是交响乐。(文/陈贤江)
 

    跨界：

    摇滚和古典有共性 重复自己是一种耻辱

　　“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摇滚乐与古典音乐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并不是简单的西服革履或者弄附庸风雅的结合，而恰恰把所有在历史当中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批判精神提炼出来。”

　　搜狐娱乐： 12月31号和1月1号，崔健老师摇滚交响音乐演唱会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演唱会准备的情况什么样了？

　　崔健：现在正在做编曲，有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团队，还有一些我们乐队的朋友也在参与配器，跟交响乐队的合成排练放在演出前一个星期左右。先预排，完了以后，排练以后发现一些问题，合成的排练估计会很较劲，跟我们预排应该是一个熟悉的配器，乐器分配的过程，这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搜狐娱乐：摇滚交响音乐会对于中国观众来讲的确第一次，最开始做这样结合是什么样的想法？

　　崔健：实际上是一个潜在我自己的感觉里头很长时间的想法，因为我是从交响乐团出来的，好像跟交响乐合作是早晚要做一件事，正好今年也有主办单位邀请我们搞音乐会，我们想换一个形式，因为在北京连续搞了两年了，如果再搞一年的话，总得换点新颖的东西，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的，一提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迅速操办出来。

　　搜狐娱乐：在国外，摇滚乐与交响乐的合作比较多，像金属乐队、蝎子乐团他们都跟交响乐团合作。国外观众很熟悉这种形式，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咱是第一次，你期望观众用什么样的心态观看？

　　崔健：这种形式在中国不管怎么样还算第一次，还有很多的人会觉得摇滚乐要跟古典音乐嫁接起来会失去摇滚乐的本色。但是实际上随着摇滚乐的成熟或者说它的发展变化，大家越来越渴望看到摇滚乐有一种变好的形式，同时更扩大它所承载的气息，摇滚乐某种程度也告诉人们它的创作态度非常庄重，跟古典音乐别无二致。而且，真正的精神是要批判，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摇滚乐与古典音乐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并不是简单的穿着西服戈履或者说弄附庸风雅的结合，而恰恰把所有在历史当中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批判精神提炼出来，和我们摇滚乐结合起来。

　　搜狐娱乐：英国的The Who乐队有一张很著名的唱片《Tommy》，是一个摇滚和歌剧做的一个结合，虽然呈现的是古典的形式，但是它是很叛逆、很批判的东西，这是摇滚乐和古典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回到剧场里面，技术层面的结合，你觉得有难度吗？

　　崔健：因为我没做，我真的不知道，我估计双方都有一种妥协的精神吧，才有可能去合作，比如摇滚乐来说，考虑到技术环节上我们习惯的东西，如果要是满足的话，就会影响。比如说我们音响声音太大，而且我们一个器乐的声音要大过没有扩音的古典乐器，他们一百个人可能不如我们三五个人，甚至一个人，还有，我们几个人听习惯了对方的节奏，配合不会有延时，但是指挥不一样，古典音乐通过指挥有一些误差，乐手看到了以后拉出声音来又有一个小误差，这方面是技术上的，这方面我们肯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学会跟一百个人的乐团去合作。

　　搜狐娱乐：一些经典作品《一无所有》，《花房姑娘》，你会为了跟古典音乐结合，重新编曲？

　　崔健：肯定会，我们每首曲都会编。相当于除了旋律和歌词以外，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弄。

　　搜狐娱乐：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你有太多第一次。这又是一次“第一”。在做“第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崔健：其实做第一次的时候才有乐趣，当你复制别人或者沿着自己做的事做第二次的时候就产生一种畸形了。做第一次实际上相对来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乐趣，复制自己的时候反而是一种痛苦。最起码你会觉得你复制别人是一种耻辱，复制自己也是一种耻辱。干行活不会犯错误，但是没有意思。

　　搜狐娱乐：你每张专辑都在探索新的东西，总是有新的东西带给大家，保有这种状态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崔健：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创作的时候，就不拿出来，复制的东西拿出来就会觉得不舒服，他们想听到我一个延续，一个风格的延续，这么做的时候就没意思了。这在演出的时候问题不大，在创作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障碍，让自己复制自己的过去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发现最骗不了的就是自己，较劲的对手就是自己，总想把自己更深层的东西表达一遍。中国音乐市场有这么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听音乐听的比较晚，我们在80年代初接触西方的音乐，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听到这种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如饥似渴，每天都要听，听完了自己又要写，在这个过程当中听了大量各种风格的音乐，当然都是西方的东西，一边学一边去创作，吸收养分的同时又要去创造，所以就会有大量不同的音乐混在一起，最起码这是我自己的特点。我们做任何一种风格都会很累，比如做流行音乐做多了就烦，做重金属做多了也烦，我们干脆在我们音乐里面融进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这个东西反而在我们演奏过程当中每次都能找到激情。

崔健：摇滚字两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于表达
    摇滚：

    从未真正深入生活 质疑才有意义

　　“摇滚这两个字不重要，重要的人们敢于表达自己，敢于质问，质问权威，质问所有习惯性的东西。当摇滚乐成为你自身的价值，而且你敢于问问题的时候，摇滚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搜狐娱乐：关于你个人的定位有“中国摇滚第一人”、“中国摇滚乐标杆”、“中国摇滚教父”、“精神领袖”等等，你听到最多说法是哪一个？

　　崔健：这些东西都是在所谓公共场合里面听到的，但是我在朋友中完全听不到这种东西，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乐队成员从来就会叫我名字或者叫我老崔或者叫什么，甚至给起的外号什么的。那些都是市场需要的说法，只有在公共场合里面或者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为了省事这么说一下就完了。我已经麻木了，对我完全没有任何什么影响。

　　搜狐娱乐：提你的作品里面肯定要提到《一无所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大家开始喜欢你，追随你，然后站在你的身后一起跟你一起一无所有？

　　崔健：其实《一无所有》时期大家更知道这首歌不知道我，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唱《一无所有》那人，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摇滚》这些歌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跟我联系起来。《一无所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民歌改编的摇滚乐，这已经不重要了，更有意思的是大家会把这首歌融到他们情感之中和记忆之中，岁数大了以后，总是能够通过这个声音，通过这个音乐能够回忆起他的一个阶段性生活的记忆，我觉得这倒挺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做音乐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搜狐娱乐：说起这首歌有一个视频，1989年崔老师在英国颁奖礼上的视频，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给力。

　　崔健：当时参加一个沙龙的亚洲音乐之春，好像是这么一个活动，请我去的人是一个台湾人。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落地是伦敦机场，当时好像做梦似的，怎么一下子就出了国那感觉。不过参加演出的都是亚洲人，观众也都是亚洲人，几乎没有出国的感觉。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参加的一个法国的摇滚音乐节，那个倒是把我们真正的摇滚形象给拿出去了，因为我带了我们全套人马，而在英国那场演出只是我和刘元我们俩去的。

　　搜狐娱乐：当时中国摇滚乐在国外表现的机会不多，能代表中国摇滚乐出去演出，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种激情澎湃吧？

　　崔健：其实没有，我们演出场地没有那么大，只是很专业，很小型化的，一两千人观众的小场所，我们演出完之后，我多留了几天去看了大型的音乐演出，才知道大型音乐节这么多人，音响效果这么不一样。我看了跟音乐节有关的艺术，包括广告界、戏剧、街头艺术，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搜狐娱乐：回来以后会不会觉得那是一种我们可以做的更多的事情？

　　崔健：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东西，我们想跟大部分中国人分享的机会特别渺茫，这种生活特别有意思，但我们又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改变它，我们发现自己能量有限。没想到事过几年以后，中国开始有很多摇滚年轻人出现了。我记得有何勇，还有窦唯，还有一些乐队，唐朝也算是跟我们同时的，但是一下子成为了一个气候，这种感觉实际上让我们觉得开始有了一种希望，觉得我们很快也会这种音乐节了，然后我们开始努力。2000年的时候，北京开始有一些户外大型音乐活动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希望。1996年的时候去过丹麦的音乐节，三十几万人，四天四夜，七个舞台，那种震撼特别强烈。后来在中国，初现规模的可能是迷笛音乐节，虽然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让我们觉得和当时的想象有一种呼应。如果没有后来这些东西，以前那些事可能就不值一提了。

　　搜狐娱乐：大家都起来了，整个市场活跃起来，然后乐队也多起来，这反而对创作、对你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刺激。

　　崔健：最重要并不是作品，更重要是它整体给你感受，舞台表演、灯光设计，加上观众的反映。很遗憾的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听众没有机会看到这种东西，中国摇滚音乐有一个悲剧，大家知道摇滚音乐大部分都是因为文字、杂志、报纸，大家先看到文字，然后买CD网上下载，大概了解一下，而没有更全面，没有更整体的，更深入生活的。大家对于摇滚乐都带着一种固定的概念，完全没有进入社会。我认为真正的音乐生活，应该是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音乐基础教育，每个人都像可以写一篇小散文一样，或者写网络微博一样这种交流，通过音乐的交流。这个过程曾经在西方摇滚音乐有过，所有人拿一把琴跟你交流，大家通过音乐去享受阳光，享受旅途，所以这种信息量始终存在，当你发现自己有困惑的时候，也许你马上该想到了哪首歌了，你放在汽车里面一听，你会觉得你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这样的音乐、音乐家才真正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这个阶段，西方有中国没有。

　　搜狐娱乐：现在音乐节都在喊这样一种口号，“摇滚乐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开端？

　　崔健：这种说法肯定是好的，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咬文嚼字，或者说钻牛尖的东西。我们自己也没弄清楚什么是摇滚乐。“摇滚”这两个字不重要，重要的人们敢于表达自己，敢于质问，质问权威，质问所有习惯性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们怎么样重新给自己的价值观找到更多新的支撑点。我们曾经认为美的突然变成丑的，曾经认为美的突然变成丑的，类似这种东西重新给它一个放在平台上讨论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平台可能就是摇滚乐。当人们只想把摇滚乐当成成功、出名，或者新的致富方式，这种东西只是过眼烟云。当摇滚乐成为你自身的价值，而且你敢于问问题的时候，摇滚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相反，用摇滚乐表现爱国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丑恶的，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做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摇滚乐表现爱国，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你在丢失你自己，你爱国根本不需要通过摇滚乐表达，你要更多找到你和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这句话说起来会让很多人敏感，我觉得摇滚乐在敢于问问题的出发点上，一定要让个人判断力超过了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整体，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认识你的个人价值，你才敢于承认你自己的一些观点，才敢于怀疑对方，敢于怀疑周围。否则，你在肯定周围，你在唱颂歌，你就是一直在利用摇滚乐。

崔健：音乐探索本身就是批判。
    创作：

    音乐探索本身就是批判 期待微博音乐家

　　“音乐性探索本身也是批判性的，音乐没有探索就等于没有批判。音乐必须得有探索，总要尝试新的音响效果，它的激发点，给人带来的刺激，给身体带来的一种刺激，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就不会有摇滚音乐。”

　　搜狐娱乐：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舞台，是不是觉得摇滚乐存在于舞台上大过CD或下载？

　　崔健：真正的音乐，它的产品只是它的一半，另外的产品就是它的演出，它每天演出都可以有创造性，每天都可以是一个新产品。我并不是说音乐要去反对创作，在中国说起这句话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很简单，中国大部分人，年轻人认为民乐好像是更能代表他自己，更能表达自己，所以大家捡起民族乐器。但民族乐器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调，很多情况下情绪的推进，它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会被受限制。大家都愿意从中国的民乐代表一种自然的声音，比如说《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我不是说中国民乐里面没有非常表达内心的声音，是有这个作品，但是大部分的民族音乐作品是受限制的。而从古典音乐提炼出的最美好的东西绝对是个人的，绝对不是自然的，我们不会提炼出阿尔卑斯山的，那些东西对于别的民族来说很难体会到。我们从古典音乐中体会到的是他这个人和宫廷的对抗和当时专制的对抗，他个人需要更高自由程度的与现实的对抗，这种东西都是我们提炼出来的真正震撼我们的、有养分的信息，是真正成为我们所认为的摇滚乐与交响乐的结合点。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是用摇滚乐讨好一些古典音乐乐迷或者用古典音乐的形式再去讨好一些摇滚乐迷，这点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我喜欢把中国民乐和西方的音乐结合起来，把它灵魂的东西、精髓的东西表达出来，用你的真情实感去感受我们的祖先，绝不是喊口号，我们的民族音乐由我们去怎么样，延续什么的，这种问题很可笑。

　　搜狐娱乐：对于摇滚乐，乐迷都喜欢强调真实的表达。有人认为崔健早期的作品观点更犀利一些，后期的作品没有那么明显了。

　　崔健：我觉得摇滚乐是被人选择的，而不是强制给人的，所以摇滚乐肯定是反专制的，当你说你不喜欢摇滚乐，我偏用我的想法专制你身上的话，我觉得我在破坏摇滚乐的精神，所以我没有权利说你选的不对，我也没有权利说你不懂摇滚乐，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遗憾，你不选择我们的音乐肯定是你的自由，而且我希望我们摇滚音乐扩大这种自由，我们为什么偏要让对方接受我对摇滚音乐的观念呢？但实际上，我的摇滚音乐里面我融入大量的批判精神是在后期。

　　搜狐娱乐：但是像《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似乎更突出音乐形式的探索。

　　崔健：音乐性探索本身也是批判性的，音乐没有探索就等于没有批判。音乐必须得有探索，总要尝试新的音响效果，它的激发点，给人带来的刺激，给身体带来的一种刺激，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就不会有摇滚音乐。当人们在乡村音乐、古典音乐、宫廷音乐的陈词滥调中突然出现摇滚乐这么清晰的节奏，当时就是一种革命。光是音乐就是一种革命，根本没有歌词，就是完全证明它是一种革命。如果我们不追求这一点的话，实际上音乐死亡是必然的。再说歌词，以前写《红旗下的蛋》的时候，我不想讲别人的故事，我不想讲联合国关心的世界存在的问题，饥荒的问题，非洲的问题，这跟我没关系，我讲的是中国，我在讲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个人的价值观这种急转弯的一种心态，后来我发现这种东西是我想表达的东西，这点东西可能跟我过去表达的东西不一样。过去表达的时候是在这个社会成熟的转型之前，那个时候只是大家都在投石问路，现在我们唱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的故事。

　　搜狐娱乐：比如你刚才提到《红旗下了蛋》90年代出来这首歌，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很多年了，那个时候人的状态真的是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崔健：我们开放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丢掉了我们自己的自信心，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价值观，而被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和一种伴随着物质发展发展出来的精神文明吞噬。他们能够用钱买你，能够用钱嵌入你的国度，同时精神伴随着一起来，所以你很容易丢失，你发现你的经济上不行，精神上也不行。我为什么选择《红旗下的蛋》，男人都知道蛋是贬义的还是褒义的，那其实是你的骨气，你如果连蛋也没有，你有创造力有什么用？我们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尊严在哪儿？他们掌握着更多的管理财富的技巧，而你们只是一个体力活。

　　搜狐娱乐：我们只是在生产财富。

　　崔健：我们只是在“被领导”、“被管理”中产生我们自己的个人价值，但是作为艺术家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讲的平等是超越了经济的，甭管你有多少钱，甭管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我们谈到创造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基础。我们要表现这种精神的时候实际上谈的就是人权，这种人权就是开放社会最应该尊重的东西，你坚持创作的时候你才能被人尊重，你才能分享生命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摇滚乐是一个滚动的蛋，而并不是一个滚动的石头。当你们逐渐逐渐听了《一无所有》再听到《解决》，听《红旗下蛋》，有这个延续的时候，你就理解我为什么喜欢《红旗下的蛋》，还有写《滚动的蛋》的过程。像你那些问题我都解答完了，我非常诚恳的告诉你，我不是做宣传的，我是介绍我的作品的，我不是为了卖票的或者配合哪一个公司。我更愿意做的事是我把我的作品对你有好处的东西分享给你们，分享过程当中你们愿意支持我，这才是一种互动。并不是我明天想买房子，我跟我的老板说你再给我出张专辑，老板说好吧，出张专辑可以，我多投入，你得配合，多做几个宣传，多去几个网站，这样我们就多几个歌迷。我希望摇滚乐不要进入这种工业，摇滚乐就是不断进入他们的生活，他要替你说出“不”字，你才愿意去买他的票，他老帮你说YES，说恭维的话，你时间长了就吐了。年轻人应该去改变一下看法，不要认为同龄人代表你，如果同龄人总是说你好我好他好，你应该想想你的同龄人可能会从你腰包里拿完钱转身不认识你了。

　　搜狐娱乐：现在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年轻人接触信息的能力很大，表达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可以通过微博、博客等等方式表达，摇滚音乐怎么在这个时代如何承载它表达功能呢？

　　崔健：首先这跟摇滚乐也没关系，你干吗要说摇滚乐？滚摇、电滚、微博音乐都可以说，你要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你应该意识到任何一种新的工业形式产生时都会伴随着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摇滚乐就是这么出来的。其实用摇滚乐讲环保是最虚伪的，摇滚乐要用大量的电，音乐节有大量的人踏遍自然的草坪，需要大量的飞机票、交通费，这个时候最不环保，他如果真的讲环保他就不应该搞音乐会。摇滚乐就是时代产物，人类已经生产出耗自然的工业，所以才有摇滚乐。当有了微博以后，就应该有相应的网络音乐出现，这种网络是高级网络音乐，不是低级的，不是讨点击率的。利用微博组织自己真实语言分享给大家，这种音乐家出现，这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年轻艺术家。用音乐代替你说“不”字，这样网络音乐家是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