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字一词多义 八年级:富民富国实而荣——读《挺经》卷十二《廪实》

富民富国实而荣

——读《挺经》卷十二《廪实》

卷十二《廪实》。标题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来，讲致富生财之道。

上篇讲富家之道，中篇讲富国之道，下篇讲“国”与“商”的关系。

一、曾国藩认为，家富之道，只在“勤俭自持”。他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勤俭自立，善劳作，能吃苦，既可以置身快乐之中，又可以积累钱财，这是生财有道的君子之作。

请注意，这里将勤俭生财与身心快乐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快乐从劳动中来，即使“习劳习苦”亦是苦中有乐。这种乐，一是养身之乐，二是收获之乐，三是“履常之乐”，即在劳动中格物穷理，懂得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的道理，并且学到养家的技能。

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除自己种菜外，每天读书、写字、做笔记，笔耕不止。他的夫人欧阳氏每天要纺四两棉花才休息。他的儿子新婚不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那部纺车打碎好了。”曾国藩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并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众人听了一起发笑，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唯独曾国藩以五指捋须，一点不笑。

曾国藩规定其家族成员，男子都要会耕作，会读书作文，这叫做既养身，又养气，既劳动，又劳心。妇女则须“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并且规定了每天的功课，食事每日检查一次，衣事三日检查一次，每人每月要做一双鞋子。

至于节俭，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同治七年曾国藩作《妇幼功课学》并添四语云：“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勤俭是富家之本，特别是已经致富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曾国藩说：“凡仕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廪实》）他主张要天天用勤俭二字教育后代，使他们都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务农则应是种田能手，为工则有百工技艺，为商则善察市场行情，为武则会武术有武德，为文则会写经世文章。每个人都要会做实际工作，会当家理财，不能光靠卖嘴巴皮子养活自己。自给有余，才可以有能力扶助他人。否则，空喊治国平天下，谁也不会相信你。

二、曾国藩认为，富国之道，在专家治国。曾国藩说：我们遇到的外国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欲取其强，必须重用懂工业，懂技术的专业人才。在没有这类人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三条措施：一是“聘请有知识有技术的洋人来为我们所用”，以重金聘用这些人在长江沿线办工厂。二是派优秀学童赴美留学。从1872年开始，共派出四批计120名，其中有詹天佑、唐绍仪等，他们是老大帝国放下架子屈尊向西方学习的首批留学生。三是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后试造”，使之变为中国人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覃思之士”，指有消化改造能力的人才。“智巧之匠”，指能够操作和施工的技术工人。曾国藩于1862年在安庆筹建了一个兵工厂，聘请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才于1863年造出了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五十余尺，每一日才行四十余里”。他亲自登船试行，命名“黄鹄”，以后他又在江南制造局依靠徐寿造出了四艘更大的火轮船，分别命名为：“恬吉”、“操江”、“测海”、“威靖”。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海归派”的重视与依靠，使他在学习和推广西方先进管理手段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容闳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不久被清廷重视，任其当翻译和洋行职员。1863年他经李善兰介绍，加入曾幕即得到曾国藩赏识，专折保奏他为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巨款六万八千两白银，让他去美国两年时间定购机器设备，回来后即主持“江南制造局”事务。容闳建议办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另设立“翻译学馆”，翻译外国机械制造及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这两条建议都被曾国藩采纳并实施。到同治末年，被“翻译书馆”翻译出版的外国技术、管理书籍已达数十种，选派留学生出国的计划也是容闳提出而被曾国藩采纳并付诸实施的。容闳首开中国海归派“西学东渐”先河，引进西方先进管理办法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而曾国藩自己虽然不懂近代化是什么，但由于他有专家治国的富国观，重用了容闳等人才，也得到了“中国近代之父”的令誉。

三、“国”与“商”的关系。清朝政府对工商业不重视，其政权是用来维护满族世袭贵族利益，保护八旗子弟的，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已痛切地感到中国与外国列强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他在《廪实》下篇中说：

泰本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

无疑，这是以十分委婉的口气将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列强的施政经验转达上听了。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但并没有成为封建王朝的国策。曾国藩通过与洋人打交道却敏锐地看到了商与战的内在联系。重视工商业是富国，保护工商业是富国，为工商业主兴兵办外交也是富国。总之，西洋各国是围着工商业转。因此曾国藩主张开放市场，而且主张先沿海后内地开放通商，“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到天津。”（《廪实》下篇）曾国藩不便直言的暗示是：中国也应当在“国”与“商”的关系上取法西方，使工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使国家政权的运用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既是富民之道，更是富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