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2020年高考数学新大纲:治心不外仁·礼·静——读《挺经》卷一《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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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不外仁·礼·静
——读《挺经》卷一《内圣》
卷一《内圣》。内，心也。圣，异于常人也。内圣法，通俗地解释，就是管好自己，超越自己，以追求卓越的心法。《挺经》以《内圣》开卷，讲修身大法，治身治心之道，便提起了全书内外双修，以内主外的总纲。上篇讲身随心动，外随内动，故必以心主身、内主外，才是成就外部世界一切事业的基本功夫。中篇讲保持人的善良本性，即仁爱之心，不断修正不善的行为，特别要重视在幽独中管住自己而不迷失真性。坚如金石、慎之又慎，是圣经之要领。下篇讲以礼待人，忠信笃敬，以静养智，而达天德，是古圣贤心境，少壮不在这方面努力，老年必多悔惧。
综上三篇要旨，可以用十二个字加以概括：言笃诚、行独慎、仁、礼、静、治身心。
下面，让我们走进曾国藩的内部世界，深入领略仁、礼、静这三个字的丰富内涵。
一、仁——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说：“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求仁，从本性上讲就是说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我共悦。“仁”的意思是爱，爱己、爱人、爱物，便合成为仁。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又说：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内圣心法的精髓都在这段话中体现出来了。从内容上讲，要求得内心上的安宁，内心上的平衡，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统一，“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换句话讲，对内有了仁爱心，对外有了平等心，就可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这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智慧、大本之源。
曾国藩“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须臾不离”。他吸收孟子的民本论，说“仁”的意思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立”是“站得住”，“达”是“行得通”。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应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应先让别人兴旺发达。人同此心，心存此理。则无往不利，仁者无敌。
以“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为宗旨，修炼仁爱心的根本智慧，而后须从三个方面拓展“仁”的运用。
一是以仁爱为“寻乐之方”。曾国藩说：“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一个人如果象孟子所说的那样，仁民爱物，对天地、质鬼神，于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此心常快是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家训》卷下）
为什么仁爱是人生“第一寻乐之方”呢？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为善最乐”，“助人为乐”的生命哲学原理了。
孟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应当以仁义为宅，以正义为位，以光明正大为道。得志时，同大家一起沿正道前进，不得志时独立坚持其做人原则而不动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堂堂正正，才能坦坦荡荡、快快乐乐。
追求这种堂堂正正，当然就是“寻乐”了。
曾国藩在《内圣》上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说，有了仁爱之心，便心胸安泰而自身强，内省不疚而心泰，爱民惜物而人悦，内诚外信而神钦。身心两健，人悦神钦，怎么不是“第一寻乐之方”呢？
“仁”字是由“二”和“人”两个偏旁组合的。“二人”既是“你和我”，合起来就是一个字，拆开来就你是你、我是我。那就不成其仁，而成其“独”了。“独”是“仁”的反面、对立面。独占、独断、独揽、独霸、独吞、独享等等，这都是不仁之举，是不正确的解决方案。世界上一切问题都可以在“你和我”之间解决，小至一个家庭或家庭之间，中至一个团体或团体之间，大至一个国家或国与国之间，无不可用仁爱之心在“你和我”之间找出解决方案。尊重与被尊重，关爱与被关爱，信任与被信任，感动与被感动，人心互换，交互感应都属于“你和我”合而为一的“仁”字诀。这是良性互动方案。反之，则是恶性循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曾国藩所讲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同的。一个“欲”字就把这种区别分得清清楚楚。善有善报是事后评价；而欲立立人是事前动机，即方向、出发点，它不包括事后评估。不管这件事结果如何，对方的回应如何，我的动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仁爱的、善意的，而不是坏的、邪恶的、损人的，这就是难能可贵的求仁之念了。
有了求“仁”第一念，那么所做的好事从一开始就有了“寻乐”的性质。我行事的原则便是只求自心快乐，不求别人回报了。有这种心态的人必是悄悄地做好事，做完了躲得无影无踪。因为在做的过程中他已经得了立人达人的内心之乐，这种内心之乐比别人吹乐、捧乐或者逗乐真实得多，于身心有益得多。当然做好事也要注重效果，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不能一个人做好事，还要十个人为我揩屁股。如果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使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至少我不会有“出发点错了”的那种良心受责的内疚及悔恨发生，“寻乐”的意义就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联曰：
幽居独问唯恐有惭鬼神处；
清夜扪心只求活出人味来。
居仁爱之广居，以寻人类真性之乐，初始一念，守身之先务也。吃紧！
二是以“慎独”为自爱之诀。曾国藩在《内圣·中篇》中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有的。小人单独一人时往往会生一念之妄，妄念多了便会纵肆，而欺人之事随之而来。君子在单独一人时由于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积诚为慎，唯恐没做好，因此功夫会下得更多。小人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白干，因而迟疑不决，而办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怕别人窥视到原委而改正不力。背地里独处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好事办得不力，冥冥之中有堕落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唯恐它象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错下去。因此暗室之中他能有主心骨，懔如帝天，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慎独——以仁爱之心慎密地固守独处之地，这是一种爱护自己的心法。
做一件事情，是善还是恶？是立人达人，还是坑人害人？其内在动机只有自己最清楚。趋善拒恶，立诚去伪，守住心灵的要塞，这就用得上慎独功夫了。
一个慎独功夫深厚的人，他是独立不撼，凛然难犯的，能始终保持自信和人格的尊严。在尊重他的人面前，他宁可卑下；而在卑下他的人面前，他独守自尊。在身处逆境时，既使被全世界遗弃，只要他特立独行，他就被一个人看重——自己；在处顺境时，既使全世界都为他喝彩，只要他独立镇定，他就被一个人提醒和警告——还是自己；在成功时，即使周围的人一齐喊更上一层楼，他却可以激流勇退，另辟蹊径，不为热浪所吞噬；在失败时，即使周围的人一齐喊逃跑，他却可以从容冷静，独撑危局，挽狂澜于既倒。对别人，他可以不以众人之非为非，而处处以人为是，而不是处处以人为非。对人我关系，他可以不讲前嫌，不听流言，独自思考“我如何对不起别人”，而不会天天想“别人如何对不起我”。对世态炎凉、机谋权变，他不会随波逐流，跟着学坏，趋入投机取巧之路，而能独守老实本质，守诚守拙，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
人生下来就是有善性的，每个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人的变坏是善性的失散、灵魂的一时堕落所致。而这种堕落，又是“慎独”失守，一念之妄造成。因此，守住“慎独”要塞，就是爱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曾国藩的“慎独”修炼得相当出色。他有一位好友叫陈源衮，两人在京中同学、共事八年，以“药石三友”相互砥砺。曾国藩曾答应将自己的女儿曾纪耀许配陈源衮的儿子陈远济为妻。1854年陈源衮任庐州太守被太平军攻破城池而自杀身亡，家里一贫如洗。曾国藩为年纪尚幼的孤儿陈远济雇请奶妈抚养，吃住在家中达八年之久。陈远济长大成人后，曾国藩践守前约，于1862年让其与曾纪耀完婚，以慰陈源衮在天之灵。两江总督招了一个寄养的女婿进门。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诚拙，已足证其“慎独”工夫炉火纯青！
三是以“迁善改过”为立达之门。古先贤曰：“道在修其纶纪”。道就在修养自己的行为当中。禅宗六祖解释“修行”曰：修行，就是修改自己的行为。古人认为一个家庭只有“修德读书”四字最可靠，一个人的一生只有“迁善改过”四字最可靠。这八个字都是要人去践行的，多做一分有一分福庆，少做一分就有一分危害。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是仁爱心的动态演化，而不是钱、财、物的简单施舍。这种立与达是在人与人相互批评、切磋、激励中迁善改过，各自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的。
曾国藩在迁善改过上表现了见贤思齐、虚怀若谷的广阔胸襟。他提出“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对同僚和下属的批评建议从无拒绝和怠慢表现。他有一位朋友叫邵蕙西，当面数落曾国藩结交朋友时表情怠慢，不够恭敬。曾国藩两次在日记中自责。一次写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另一篇日记中写道：
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曾国藩爱才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以高谈阔论和善识君子而得到了他的信任，让那人督造船炮，结果挟千金逃走。部属发兵追捕，却被曾国藩制止，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逼之过急，那人以千金资敌，为害更大。另有一浙江人以文才被曾国藩看中，委任为营官，后察其险诈，立即革退。曾国藩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后来曾国藩从自己用人的过失中总结了三种人不能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三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这样就使他保奏的成功率越来越高，人才群的素质越来越好。
由于以“迁善改过”为立达之门，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集团将弁纷纷效法曾国藩，去昏弱而图明强，修纶纪而求自善。一大批杰出人才和优秀将领脱颖而出，跻身清廷高官行列的就有二十三人。王定安《湘军记》说：“于是陇亩愚邙，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
二、礼——让复杂的人际关系简单化：
什么是“礼”？侠义的“礼”，指礼节、礼仪、礼貌等。广义的“礼”指礼制，是一定时期家庭内部、团体内部、社会内部人际关系赖以维系良性互动的伦理机制。“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礼记》）这段话的大意可译为：礼象人之鞋，人人都要穿。鞋子没穿好，容易跌倒。失礼事非小，乱大常在小。中国古代的智贤们都认为，“礼”是辅助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君无礼不尊，父子无礼不亲，兄弟无礼不顺，夫妻无礼不欢，老少无礼不融。
曾国藩说：“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散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不分大小，不分上下，不能侮慢，安适而不骄傲。衣冠端正，严肃待人，好象望而生畏，却威而不猛。待人庄重持敬，无形无声之中现出崇高的气度，这样别人就尊重他的威严了。
这段话，是对军队讲的，融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平等、博爱”的新观念，赋予了“礼”的新内涵。初读有些费解，把这段话分解开来，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所推行的“礼”，内核为平等心。平等心是仁爱心的推衍，礼是平等心的集中表现。用“礼”来治军，就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平等相处一家亲”的基点上大大简化了。
我们从以下两个层次来弄懂这个问题。
首先，明礼则人人庄重，各守其份。
孔子曰：“礼者，份也。”份，就是定位。每个人在与别人相与时，都会有一个定位，而每一个不同定位都应当以相适应的礼节、礼仪、礼貌去处置。例如一个男子，他对父亲来说，定位是儿子；对儿子来说，定位是父亲；对妻子定位是丈夫；对哥哥定位是弟弟；对弟弟定位是哥哥；对国君定位是臣子，对学生定位是老师。我们的祖先认为，圣人在上，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适可而止，而无陇夺假借之患。这叫做各安其份，各守其份，此乃社会安定的基础。如果上不知上，下不知下，大不知大，小不知小，便叫做“陇夺假借”而不知其适可之所了，那就会乱套。当国君的不能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位皇帝一样信假为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做臣子的也不能像那个骗子欺君自肥。当老师的不能像《范进中举》的范举人那样得志猖狂、满口胡言，张狂失态，疯疯癫癫。做妻子的不能像《聊斋志异》里的狐狸精变得丈夫不认识，把老公当场吓死。总之，“知份”便是明礼的前提。
现代社会不像古代封建社会那样等级森严，但仍是一种有等序的社会。家庭有家庭的等序，企业有企业的等序。每个人依其在不同场合的定位，居正位以守本份，安本份而尽职责，仍是“明礼”的前提。不如此，便会紊乱无序。
现代社会强调横向联系，但横向联系同样有各自的定位，需要按不同定位来确定程序、规则和对接方式。这是“份”的新课题。
曾国藩给湘军将士人际关系的定位是视同父子、兄弟和师徒。“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就是当长官的要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儿子、兄弟。而作战技能、武艺的传授就是师徒关系了。除此而外，还有与曾国藩本人的师生关系，与皇上的君臣关系。这样，一支涉及方方面面复杂人际关系的私人军队，就只有君臣、父子、兄弟、师生（徒）这四种定位。一个统领，例如霆字营鲍超，他不需要为那么多的复杂人际关系把自己弄得头昏脑胀，只需几根粗线条就可以把人际关系理得清晰明了。这几根粗线条是：皇上是我君，曾帅是我师，营官是我弟，兵弁是我儿，盟军是我友，洪杨是我敌。
当然，这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简化，实际处理过程仍很复杂。但就是这种观念上的简化，贯彻下去，它的作用已非常显著。1858年，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的三弟）率七千湘军在安徽三河镇与太平军陈玉成，李世贤部恶战三天三晚，全军战至一兵一卒，无一投降，无一生还。七千将士全是曾国藩家乡人，消息传来，湘军各营各哨自动搭设灵堂集体祭奠亡灵。是以证明这种简化了的人际关系格局对军队向心力、凝聚力的巨大作用。1863年到1864年，曾国荃的雨花台驻军耗时一年多时间，向天京城暗挖八条地道，盘旋几十公里的挖洞工程，规模浩大，却居然将消息封锁得密不透风，太平军全然不知坚城之下遍是工程。这也说明了曾国藩以礼治军对于湘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定位所起的重要作用。
湘军中许多部将和幕僚都是曾国藩当考官时认的门生，曾国藩是他们的“座师”。而座师与门生的关系，远比传道授业的“业师”更为亲密，也更受人重视。这种师生名份对曾国藩稳定和聚合军心的助力也是很大的。
曾国藩简化军队人际关系的作法，对于我们今天经商办企业有一定借鉴作用。一个企业犹如一支军队，如果经营者把自己与员工的关系看作父子、兄弟关系；把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看作君臣关系，尊顾客为上帝，谦恭应答如奏对；视员工如子弟，名牌打造共用心，那么企业对内的凝聚力、对外的辐射力肯定大大增强。日本企业的成功，用的正是这一招。
其次，“礼”的运用在义字当先，平等互尊。
古人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礼的作用在行德爱人，做到仁至义尽，而义字尤其重要。“义”是责任、义务、牺牲奉献精神。义务尽到了，仁爱才能表现出来。不尽责任，不尽义务的“礼”是与“仁”相冲突的。内莫大于仁，外莫大于礼，仁和礼中间必须有一个东西衔接，这就是“义”。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要创造“和”的融洽氛围，在礼的运用中就必须以义来贯穿。
前面讲了“礼”是一种身份的定位关系。这种定位是尊卑有序的。忠主上、孝父母、悌兄长、从夫君等，这些下对上、女对男的关系都包含着不平等的成份，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有了一个“义”字，就可以变通为平等互尊的礼让关系。
在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及言谈中充满了“慈”、“友”、“恭”、“敬”、“恕”、“信”、“庄”、“谦”等用词，分别表示慈爱、友善、恭顺、尊敬、宽谅、信实、庄重、谦虚等体现平等心、尊重他人人格的意义，这些都融入了“义”的底蕴和内涵。采用谦恭、卑下、自贱屈尊等变通身份的办法，称年纪比自己小的人为兄，称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为师为友，贬损自己而抬高别人，于是创造了“无大小、无尊卑”的平等融洽气氛。这不仅没有辱没自己，反以人格之庄重而使人生敬生畏，体现了曾国藩用礼之深厚内功，也体现了曾国藩平等心的根本智慧。
咸丰初年，曾国藩家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藩的次弟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给在京师做官的兄长请他出面解决纠纷。曾国藩收信后，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一首诗附上：“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读信后豁然开朗，立即向邻居道歉并表示礼让。邻居很受感动，慨然将那块争执的地转让给了曾家扩建新宅。
朱尧阶是曾国藩在乡下时的布衣之交。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朱尧阶还常常资助曾国藩钱财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曾国藩做了大官之后，始终与朱尧阶保持了一贯的“相友以心，相砭以道义”的淳朴关系。1863年3月朱尧阶六十岁生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特地从金陵寄回寿联、寿礼祝他“寿乐全”。寿联是：“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以一个“义”字维系着布衣之礼，使老友感动不已。到1871年曾国藩六十大寿时，六十八岁的朱尧阶还了一幅寿联：“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高居庙堂之上的曾国藩与卑居林下的朱尧阶平等互尊，没有身份界限，一时传为佳话。
这里要说一下曾国藩对妇女的“礼”。“戒房闼不敬”是曾国藩终生必欲戒掉的三大恶习之一。房闼：闺房。不敬：不礼貌、不规矩。曾国藩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认为性爱是一种很庄严的事情，不能失去礼的约束。即使是夫妻，白天发情，也不合常情，类似禽兽，更何况是见到异性就发情。更不敢想象越出常轨，一见女人就有人身侵犯的劣迹出现。曾国藩自始至终都对妇女抱着一个“敬”字，把她们当成家庭劳动主体和母亲看待。曾国藩认为，是不是把女性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和母爱之源，对妇女敬与不敬，这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曾国藩为湘军所写的《爱民歌》中就有：“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在他看来，“淫”与“毒”一样，一沾就上瘾，痛快一时，毁灭一生，是“礼”所不容的，必欲戒绝。
以平等心尽义而用礼，这是曾国藩“外莫大于礼”的精华所在。谨录一幅体现这一观念的曾国藩名联作结：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饰庄敬。
意译：矫情做作，突出自己，扬人之恶扬己之善，为人处事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懒散放荡，不修边幅，这是无礼行为，切不可放任。
平易近人，平等互尊，乐意称道别人的好处，修饰自己的不足，为人处事善始善终，庄敬自重，这是用礼之常，当随时自箴。
三、静——修身之宝，仁礼之伴：
曾国藩的“主静”箴言是：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簌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定神不摄，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悟道以心，心悟道以静。我象那寺里的和尚静修打坐，朝观日出如闻空中天鸡报晓，暮看夜幕降临，只闻钟磬之鸣。即使前有猛虎后有毒蛇，我也神清智定，不为所动，日对三军而臣志专一，他纷乱我不纷乱，一个为外物所动心有旁鹜的人，蹉跎半生，身不由主，只会失去自我。等到垂垂老矣，还是浮浮躁躁，一无所成，与草木同朽，那时悔之晚矣！
《大学》讲明德，《中庸》讲修道。曾国藩的《挺经》既讲明德，又讲修道。儒家讲执着与担当，佛家讲清静超脱，曾国藩的《挺经》既讲执着与担当，又讲清静超脱。
明德和担当是推行“外之莫大于仁，内之莫大于礼。”但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内外两个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事情自己想做而外界行不通，很多事情又是外界迫使你做自己却不想做。我没有能力让外界适应我，但却有能力让自己适应外界。前者做不到那是理所当然，后者做不到才是真正的无能，使自己的身心与外界相顺适，相平衡，曲曲折折地向前演进，最终达到人我共适，双向成功的境界，靠的就是“主静”功夫了。
潜玩静思得至理，
无厌无躁解至难。
“静”是清净心的根本智慧。清净心是仁爱心、平等心的回收系统，一切智慧的运载工具，古人讲“求放心”其意便是求得收回因放任自己而失落了的人类良知——仁爱心、平等心。能在复杂纷繁的事务中排除一切外物的纷扰和困惑，专于一意，守于一心，遵道直行，做到身心无一时不安宁，无一处不顺适，就是“静”字之妙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
从大处着眼，曾国藩认为，无论外界如何干扰，“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这是“静”字诀要恪守的要略。
“晓事”，是把天道、物理、人情世故识透，不偏信而为奸所欺，不自任而为气所使，不必于世事件件之皆能，唯求与古人心心相通。曾国藩强调要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乱世、是兴世、是盛世、是衰世还是转世，把握时代之脉搏；洞悉自己应处之世事，登高临远，观察问题大而化之，将天地万物总揽一体；解决问题细而实之，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不慌不忙平平实实地去做可成之事。
在静修的方法上，曾国藩主张通过四种入静途径不断向内心深入。这四种方法，一是二程的方法，举一反三而得智慧，这种方法可称“澄静”。二是子思的方法，从天人关系出发，以心体为宇宙，直悟生命本质而得智慧，这种方法可称“清静”。三是孔孟曾颜的方法，从追述前贤入手，对照反省，静养气质而得智慧，这种方法可称“明静”。四是陶白苏陆的方法，回归自然，放松心身的参悟大道，获得智慧，这种方法可称“恬静”，也可称“闲静”。
第一种方法适合于事业的准备阶段，第二种方法适合于事业的构思阶段，第三种方法适合于事业的进取阶段，第四种方法适合于事业的退守阶段。曾国藩在其一生中娴熟地综合运用这些入静方法，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得无比充实，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第一种方法。
宋儒理学吸收佛家静修方法，将静坐思过完全程式化，失之于过板；吸收道家“道法自然”观念创造了“天地境界”，演绎出“无极”、“太极”的天人观念，又失之过高。曾国藩不刻板，也不标高，他将宋儒闭门求静的修身法改造为开门求静的修身法。他笃守程朱而不废陆王，又吸收顾炎武与王念孙的学说，主张经世致用，宗道救时。治身效墨翟之勤俭；齐民学管仲之严谨；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曾国藩主静，但他的静是静中寓动，有“生气”，有“旺气”，活泼而内蕴生机。他所理解的天地境界不是炫耀于人的循词穷理，不做“章句儒”，而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和一体，是适应外界，驾驭外界的机括破解。
曾国藩的个性以严谨为主，但不失幽默机趣，反映了这种开门求静的主静方法。李鸿章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叙及曾国藩的日常生活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曾国藩也不乏游山玩水的浪漫情怀和吟咏作对的闲情逸致。他题家乡铜梁山稍息亭楹联：“稍停肩，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劝别人停肩卸担，自己则终未能“息”下来。还有赠樾亭联：“水宽山远烟霞廻，天淡云闲今古同。”赠吴萃畲联：“梦泛扁舟镜湖月；身骑瘦马剑关云。”赠子苏联：“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梦饱经霜。”这类超脱飘逸颇带仙气的对联虽然不多，但反映作者虽入世而未忘出世，诚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