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成濑心美影音先锋人妻:沉沦的大学靠什么来拯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0:02:24
序：中国大学已经“精神虚脱”
大学，曾经闪烁着诱人的光芒，教授们满腹经纶，传道授业解惑，学生们格物致知，社会天之骄子。如今却像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软体以枯萎的病人，教授经商、论文造假、学生混日……浑身诟病。
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当天，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多半个世纪过去，高校比拼大官大楼，大师却是凤毛翎角。大学成了消费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的圈套，成了官场、商场、欢场和名利场。喧嚣哗闹此起彼伏，无处找寻静心向学处。
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是指大学问，但当作现代大学的警言也未尝不可。大学不是换取文凭的交易所，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格。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
中国高校多被那些统一标准扼杀，被评估体系牵绊，被庸俗气息熏染。动不动就听到某大学的豪言壮语：建世界一流大学。何谓一流，何时才能一流？什么时候，我们不在高喊这些口号，不谈规模宏大、不抢高考状元、不抄论文不被就业了……我们才能有资格称为“大学”，至于“一流”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哈佛大学：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哈佛的校训是用拉丁文写的，译成中文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 柏拉图：“尊重一个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哈佛的校训就是为了告诉学生要永远的把真理放在第一位，任何事务都不能胜过真理。
这个校训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哈佛重视传统，尤其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的人文理性的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远的智慧，所以在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迷狂；二是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折服人对真理的追求。就是这两个原则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保证了哈佛能够在一个伟大的谱系中继往开来、传承创造，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是哈佛的魅力，它永久地激动着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渴望和梦想。
早稻田大学：学问独立，学问活用，培养模范国民
位于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顾名思义，它创建在一片稻田里。这里现在已成为东京最繁华的新宿区的一部分。早稻田大学号称“没有大门的大学”，校园没有集中在围墙里，对所有人开放，而且确实没有正式的校门。
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他为学校定下的办学原则和治学精神一直贯彻至今，他提出的“做学问的独创性”，“知识的实用性”和“造就模范的日本国民和世界公民”是学校的建校宗旨。大隈重信倡导“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和庶民精神”。
早稻田大学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培养具有实际应用知识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活动能力的人才。反对当时高等学校只用外语授课的做法，坚持用该国语教学。
洪堡大学：寂寞和自由
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它成立之初将大学定义为“知识的总和”，为后世垂范。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即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
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
宾夕法尼亚大学：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是在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o富兰克林的倡导下于174 0年建立起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学校创建人，认为新的知识来自对现有资源最广泛的认识和最有创新的运用。这一思想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他创办学校的指导方针。他认为要使当时的北美洲达到欧洲那样的工业、商业和军事实力，必须提倡和实施注重实际应用的新型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对他人的创造反应敏捷，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才。这一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50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富兰克林创立宾夕法尼亚大学时， 他就把创新精神作为办校宗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门上镂刻的那句话——“我们定会找到办法，否则就创造出办法”（We will find a way or we will make one）——则集中体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勇于创新的精神。
东南大学前身：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东南大学前身是1902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倡议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的第一个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由书画家李瑞清于1905年提出的。李瑞清虽为书画家，但对教育情有独钟，任学校总监前后八年，是东南大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校长。他的教育理念是：“视教育若生命，视学校若家庭，视学生若子弟。”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体现了他对教育和人才的理解，源自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古人云：‘性定菜根香。’夫菜根，弃物也，人多忽之，而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惟静心沉玩者，乃能得旨。”当年李瑞清之所以亲笔题写这八个字作为校训，一定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的浮躁。但他可能没想到，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浮躁之风更甚于当年。如果将之作为今天的大学校训，恐怕更具针对性。
耶鲁：教授才是学校的主人
耶鲁最重要的管理特色是“教授治校”300年来，耶鲁人一直为能够坚持独立精神，不向外来的政治压力、物质利诱妥协而自豪——18世纪中叶，托马斯?克莱普任院长期间，坚持耶鲁是私立学校，并十分强调大学的独立。为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干涉进行抵制，直至诉诸法律。至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的学生一律不准得到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其信念依然不变。现任校长理查德?莱文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教授曾经说:“在美国，大家有一种认识，哪一个学校的教授力量大，哪一个学校将来就会成为最著名的学校。”教授治校不仅被伯克利奉为圭臬，也同样是耶鲁300年来所尊奉的。
哈佛：大学要的是教授不是官员
基辛格从美国国务卿职位上卸任后，很想回哈佛大学再重执教鞭担任教授，但被哈佛大学婉言谢绝。原因是他提出不给学生上课，而不履行教授任课职责的教授，哈佛大学是不需要的。对此，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教授解释道：“基辛格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论私交，我和他的关系也不坏。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课的大人物。”
牛津：导师必须对学生负责
牛津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导师制”。学生的导师由研究人员担任，他们多为品学俱佳的学者，在一定的领域卓有建树。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此外，还有许多讲座。每个讲座不论是导师还是学生，不论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可以自由发言，平等讨论。海阔天空的议论是很吸引人的，但在议论之后，要交作业。与导师单独见面，宣读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时，导师要评论，要提问，如果论文质量不行，答辩不好，要影响成绩、影响毕业。须知，一周一次，不得耽误，而且周复一周，哪有那么多新见解、新思想呢？可是，导师不相信解释。这种学习方法确实带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督促学生上进，但这一周一次的压力无论如何让青年学生轻松不起来。
弗吉尼亚大学：诚信和生命一样重要
美国大学荣誉制或诚信制的建立要追溯到1817年的威廉与玛丽学院，但真正将荣誉制推广至全美国大学的是弗吉尼亚大学。1842年7月，新上任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团主席亨利?乔治?塔克尔提出一项决议：在以后的所有考试中，每一个考生都要附上一份承诺书：我，作为一名文学学士，以我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绝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这份承诺书就是学生向校方承诺不舞弊的“荣誉誓词”。
荣誉制度由此从弗吉尼亚大学推广到全国，美国98.3%的大学制定了荣誉制和校内学术诚信政策。通过这样的形式，学生们一入学就受到学术诚信的教育，也让学生知道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的后果会影响其一生。因为，一旦被发现剽窃和造假，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会就此终结。
麻省理工：学生唯一的任务是让自己优秀
全世界优秀的学子云集于MIT， 就如他们一位教授说的“就是再优秀都还不够优秀”。在这里紧张的理工科学习被誉为“高压锅”，新生们第一学期上的课都不给以字母表示的成绩，只给打“通 过”或“不通过”。这无疑是校方尽力想给学生们缓解点压力的结果。在3S——study（学习）、sleep（睡觉）、social activities（社会活动）中，一般的MIT学生只能做到两个，如果有谁三个都能做到那就是一个“超人”。MIT的学生必须拿满360个学分才能顺利毕业。在繁重的学习中，学生们在“夹缝里求生存”。你会看到在跑步机上有人边跑边看，“24小时房间”有着看书、查资料和小憩的人，MIT的学生读起书来不管时间，睡起觉来也不管空间。学生入学后学习的刻苦程度也属罕见。但即便如此，MIT学生在入学后四年内的毕业率却是92%（全美排第三名）。在美国东北部漫长的冬天里，在枯燥的校园中，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一些学生情绪陷入低潮，对学校也是爱恨交加。“我恨这个该死的地方”，据说这是MIT学生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加州理工：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毕不了业
论及在加州理工学院上课是何等艰苦的一件事，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压力”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代名词，这里的学业负担之重，学习节奏之紧，分量之 多，很少有其它的大学能赶得上。一位学生说：“除非你想当科学家或是工程师，不然千万不要到这儿来上学。”在南加州明媚灿烂的阳光中，迪斯尼、好莱坞等娱 乐胜地以及洛杉矶近在咫尺，竟有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四年都没迈出过他们一百二十四英亩的校园一步，你相信吗？这里令不少为即将升学而前来观光的高中应届毕 业生目瞪口呆，望而却步，也一度令每一年级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因种种原因毕不了业——或是辍学，或是转走。
在这里，几乎人人抱着一种“不管教授们给我们布置 什么难题都能完成”的豁出去了的态度。一个“解题老手”声称，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个人想完成所有功课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集体做题”不但常见而且非常 必要，整夜不睡地做题也是家常便饭。“我最恨的事就是解题才解到一半就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香港大学：学术不自由 大学无意义
香港大学的独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举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校长郑耀宗，对一个教授的研究经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再批评我们特首董建华的话，就要封杀你的这个研究项目。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也许算不了什么，顶多是给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这件事却在香港闹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干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后，郑耀宗竟然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内地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却导致一个大学校长下台。这就是差距！美国设置终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为了保护学校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因为有时候教授的发言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而美国为了保护这些教授独立的发言权，才搞出这么一个叫做终身教职的系统出来。
牛津大学：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格，而不是人力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塞义德建议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会变成讲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的含义——培养人格，而不是人力。现在，就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你正想什么？）”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重要。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人才而存在的”。
“南开之父”张伯苓： 熏陶人格是教育根本
“南开之父”张伯苓始终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张伯苓把人格修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教育一事在造成完全人格，“研究学问，固然重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特别强调“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人格教育应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人手，因为“吾人平常所谓人格，莫非习惯之积体，习惯良好，即人格高尚，习惯恶劣，斯人格卑鄙。”因此，“道德行为之训练，在中等学校中尤占重要之地位。”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健全的人格。“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
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大学不是衙门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不过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毕。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兼容并包 和而不同
蔡元培爱才，惜才，在“兼容并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梅贻琦：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先生堪称清华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至今仍然为许多人传诵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就出自梅校长之口。他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他领导的清华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术大师。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倡导学术自由。他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地摊，打短工，以维家用。
初到昆明，联大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梅贻琦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先生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省政府主席龙云号称“云南王”，权倾一时。作为“云南王”的他提出个小小的要求，谁敢不惶恐应允？可是梅贻琦先生竟敢拂逆龙云，可谓风骨凛然，堪称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楷模。这才是先哲的风范，后世的榜样。
竺可桢:“浙大保姆”
竺可祯当校长被人们戏称为“原来管天的现在管学校”，但“管天”的他对教育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数学教授苏步青说：“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竺可桢60岁时，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吴宓：“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联大南迁之时，办学条件简陋，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每天晚上，吴宓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课堂上的吴宓教授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多年以后，学生回忆他的教课，无不充满崇敬之情。比如，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说：“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
美国教授：因教出公众唾骂的学生而自责辞职
63岁的沃尔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社会政治学的教授，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经他教育出来的学生中，一部分先后成为了各州、市的政府要员或社会精英，没有一个学生因“行为不端”而被司法部门立案。他却向校董事会突然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原因极简单：3年前毕业的学生阿维杰——在州政府任职的官员，因收受他人的贿赂而被警察署批准逮捕，并被州法院判刑5年。
他说，我从事教育33年，没有一滴脏水泼在身上，然而在快要接近退休的时候，却出现了像阿维杰这样令公众唾骂的学生，我感到无地自容。我曾经将很多漂亮的辞藻堆积在阿维杰身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我的耻辱，我为我的千分之一的教育失败率而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沮丧。校方执意要挽留沃尔特。沃尔特严肃地回答：我必须无条件忍痛割爱，我选择提前两年退休的举措是明智的，只有这样，似乎才能宽慰自己。否则的话，阿维杰所作所为的阴影会时刻笼罩在心上，我讲课的时候将会杂乱无章，语无伦次！
张奚若：“棱角先生”、“民国炮手”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1956年上半年的一次学习会上，“对在会上出现的突出个人作用的宣传，他恳切地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而此前在西南联大，张奚若一次发牢骚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国外教授写推荐信不收礼
刘鑫在媒体上崭露头角是因为2006年他曾经上过英国BBC《每日政治》栏目，当时他是英国肯特郡中国学联主席，当时只有20岁，在肯特大学读精算专业。本科毕业后，再次被国内人士所注意，是因为他凭自己的成绩被牛津大学录取。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他在申请牛津硕士的课程中，因为想送一个老师一点小礼物，而被拒绝了。他后来才了解到，国外的学校也不是禁止教授收学生的礼物，老师收到学生的卡片都会觉得很高兴，如果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教授都有可能觉得你是在“行贿”，而那可能只是一袋茶叶。后来在申请完之后，刘鑫还是去拜访了这位老师，以表达自己的感激。
费孝通：教授亲自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对大学的教授尊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没有发明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也没有发现电、微积分和相对论。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交通和通讯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中国大学的教授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贡献剩小。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如果教授中有人耐不住寂寞，热衷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迹于市俗与官场，或滥竽充数，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制造垃圾论文重复申请科研经费；或在酒桌、歌厅、麻将桌上花时间。自身不争气，就怪不得民众不尊重和不尊敬了。
学生罢课名教授 称其理论造成社会不平等
2011年11月7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约70名哈佛大学学生日前退出该校经济学教授格雷格?曼昆（N. Gregory Mankiw）的课程，他们宣称曼昆的保守教育影响了哈佛的前一代学生，而那一代学生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的决策者和银行家，造成了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公开信中学生称，希望经济学课程中能够讨论不同经济模式的好处与缺陷。他们抱怨称，当前的课程中很少有来自学术期刊的文章。他们还写道：“我们发现今天的经济学课程只包含有限的经济学观点，我们认为当今社会存在长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我们担忧这种偏见会影响学生、大学乃至社会。”
曼昆曾是小布什总统的顾问，现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顾问，他曾写过两本经济学著作。曼昆对于学生的退课评论称：“我感觉他们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儿。” 但他表示尊重学生们的抗议行动。
读书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我的人生
哈佛神学院录取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学生，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他不仅仅是多才多艺，而是各个方面都非常杰出，他的理科的成绩几乎满分，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已可以直接进纽约交响乐团，被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录取。无论是读麻省理工学院，还是搞音乐，都是可以挣大钱的，“钱”途比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要远大得多，神学院毕业的很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为什么他要进神学院？这是很多教授都感兴趣的。听听他的回答吧，他说，我还年轻，钱总是可以挣到，可以慢慢来，可是，信仰的问题，神是什么，人何以才能超越，这些是我的人生的功课，这些功课不做，我活着一天都不得安宁。我读书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我的人生。他的回答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
【中国大学生，上大学就是为了饭碗？】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大学是和职业连在一起的，考上了大学就意味已经把将来的饭碗捧在手里了，这样，一跨进大学门坎，高考时的动力和奋斗也就开始退潮了，大学对人的培养，如果没有人的自觉是断断不会有结果的。学生自己没有动力和激情，又何以成为杰出的人才呢。
“我永远是最好的，要与众不同”
美国教育的最亮点在于：它可以把一个学生的数理化都教得很差很差，却让这个学生相信自己画的画很像毕加索的。这个系统完全就是有预谋地忽略学生的缺点，同时拼命发掘和培养学生的优点。因此很多机关巧妙的鼓励教育被发明出来，但是却很少有像样的严厉的惩罚教育。从小到大，学生从家长和老师那里听到的都是：你是最棒的！(即使不是最棒的)，你也是最独特的(这句话非常保险。就是运用最精密的科学计算，这句话也一点都不错)！所以在美国人心里，“与众不同”是一个很有腔势的褒义词。美国大学生做什么都显得自信满满，因为做的好做得差都十分独特，十分“与众不同”。
美国的大学生无论考分如何低，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无论观点如何幼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他们在班上当众发言可以侃侃而谈，面对校外的公众演讲也同样从容不迫。美国教育中似乎的确有一个魔幻环节，让学生们年纪轻轻，就怀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
【大学生为何一毕业就进入中年状态】西班牙媒体对中国青年生存处境的评论几乎是悲悯的语调。他们说中国青年生存在社会转型期，压力巨大，几乎是大学一毕业就迅速进入中年状态。本该属于他们的足球、音乐、摇滚、流浪和爱情，都被房子、车子、编制、职称取代。莎士比亚的“我们青春欢畅，恰如风行水上”已成为书本上的符号。
“自己养活自己，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在全美大学生中约有54.1%的学生是属于半工半读类型的，尽管打工的时间多少有差异，但打工成为大学生减少家庭父母负担、经济上逐渐独立、自己养活自己的重要手段。
对于大学生来说，打工可以分成两大类：（1）on campus job 校内打工 （2） Off campus job 校外打工。美国各大学都会利用各种方式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打工的机会，从学校餐厅的服务员、图书馆管理员到教师的助教等门类繁多，只要学生有兴趣，这种工作机会是很多的。 美国不少大学生半工半读往往是为了减少父母在供养自己读大学时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群，提高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大学生打工，即使是刷盘子洗碗也使很正常的工作，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看薪水好不好。
“只读兴趣书，何必上大学”
在中国，一试定终身，学生熬过了中学，考进一所大学，终于可以摆脱教科书与参考书的纠缠，有了松一口气的机会。因此才有了大学university又有“由你玩四年”的别称。
相对于中国学生，美国中学生的六年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相反，美国学生一旦决定要进大学，头一两年必定是通识教育，接下来的主修课程才真正需要你进行主修阅读。美国大学生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和专业课程相关的阅读，光是在图书馆看一些社会畅销书籍，咱们何必要费尽心思进大学呢？
有一位美国作家生动地形容了美国年轻人的读书观。费迪曼在《一个年轻作家的读书经验》中写道：“过了17岁以后就是书来选你，而不是你去选书了。你必须在某种限制之下去读书，阅读成了一种计划，成了大学课程中的一部分，或成为获取某一种学识的工具……”
【多少大学生已经习惯被逼赶着学习】中国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中却有太多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中国，不知到底是大学生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的大学很少给学生阅读的压力。再加上大学生大多由于高考考试分数的驱使，不是基于自己真正兴趣而选择大学的某个专业，所以从踏入大学的那一刻起，已经注定欠缺主动积极求学意愿的命运。
结语：不独立，无大学；无大学，无大国
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影响社会。一个民族仅仅在两种场所里建立起她的精神中心，一个是宗教的圣殿，另一个场所就是大学。大学应是时代良知和智慧的火把，照亮愚昧和黑暗，驱散困惑和迷雾。
近日教育部下发通知，高校两年就业率低于60%专业将停招。这一逻辑已经赤裸裸地挑明了，大学已经沦为生存技能培训学校，大学生只是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大学之所以堕落，最大的祸首是丧失了自由独立。当下束手绑脚的大学里，行政化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产业化让才华和人格越来越同质。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时说，“那时候的学生远比今天的我们自由。”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大学”，自由是其长存人心的根本，也是现今中国大学最欠缺的特质。站在今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远去的乌托邦，而应怀有期许。
自由独立是大学精神。可如何自由？如何独立？那些扼杀人的制度不除，那些无逻辑的评估不破，那些陈旧的观念不铲，自由独立无从谈起！我们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
（雅虎学堂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