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金卡 管理费: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上航空嫂10岁了(图片来源：凤凰网)

　　“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顶着这只漂亮帽子横跨了两个世纪，眼下它仍然当之无愧，但对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而言，它总少了点滋味。

　　因为他们怀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沿着苏州河，今天我们仍然能注意到几处厚重宽大的老仓库，它们现在一般都是前卫且艺术感充足的创意园区，但那都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机器轰鸣的、上海滩上最古老的纺织厂。

　　外地人来上海，总是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凤凰旗袍、海螺衬衫，凡是“上海带来的衣服”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上海有最好的裁缝师傅，那时候不时兴讲什么“设计”，但一件衣服挂起来，有讲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这是上海货。

　　纺织业在上海，从洋务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纺织业的光环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瓶颈期。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技术，已经变得陈旧、落后。资本投入无法收回，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是当时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数目巨大的纺织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全由工厂自行承担，工厂不堪重负。当时的情况是：纺织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安逸的生活，变得有些“不思进取”。“铁饭碗”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资金的漏洞、人才的匮乏。这些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上海纺织业一度的辉煌让它占用了上海市区内大部分的地皮，纺织厂占地面积大，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也十分严重。为保护环境，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的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曾经密集于苏州河畔的纺织厂必须退出，陆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华的商圈过去都是纺织工厂和仓库。

　　这个时侯，中国即将加入WTO，上海纺织业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在这种竞争中显然不具有优势。纺织业在最初一阵追加投资失败之后，纷纷开始减员、停产，然后就是卖地，最后关厂倒闭。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高楼大厦、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 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关、停、并、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尤其以闸北区、闵行区为典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他们都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他们突然被放逐了，“被迫”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恐惧、迷茫、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分配劳动力，又如何培养新劳动力?在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实“政策无情，操作有情”的口号?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如何再就业?一时间，“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现出来。

　　十几年间，在政府、纺织业老领导、媒体等各方的帮助下，55万下岗工人如今只剩下2万。

　　上海的阵痛也带来了纺织业别样的崛起。上海本就不是产棉地，原料造成竞争力弱。退出纺织业后，上海周边地区棉产地的纺织业开始兴隆。纺织业走向民营化，上海则担负起了培养设计人才的重任，创意产业园区在苏州河畔兴起。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贝佳)

　　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图片来源：凤凰网)

　　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开厂难，关厂更难

　　宋琴芳：上海纺织博物馆党支部书记 原上海纺织九厂厂长

　　想离开，又舍不得

　　上海纺织九厂是当时上海纺织业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

　　它的历史很久，建于1878年。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章批示建立的。它是上海第一个有“机械织布机”的纺织工厂。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有7500名纺织工人，还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纺九厂每年上缴的税都可以再造一个九厂，下线有周围几百个小的织布、印染厂。

　　当时上海的发展口号是“三年一变样”。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是纺织业退出上海支柱行业换来的。

　　从今天美丽的苏州河、各种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到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过去都是纺织厂的领地。上海从劳动密集型向服务行业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中，最惨烈牺牲的正是上海纺织业。

　　1979年，经过10年下乡后的宋琴芳，进入上海纺织九厂，在它无比辉煌的时候，从一名工人到组长，一步步做到厂长。她也是一年一年看着巨人的大起到大落。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和其他人一样转岗、转业、转行。可她说，“我是真的舍不得啊。后来，我在领导岗位上了，想离开也离不开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为大家、为工厂尽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纺九厂破产后，宋琴芳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回顾过去。有一段时间，她一概不接受记者关于90年代的采访，因为那时对于她来说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近10万纱锭、2万多线锭、1000多台布机、5200头的气流纺纱机。我们厂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厂的工人。可到了后来，不是我们想倒闭，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国家有补贴，投了些钱给我们。可我们投入一块钱，在生产线转一圈，价值就只剩8毛钱了。若再追加投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员工集资。员工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出钱，她们对厂子有很深的感情。我接手厂长位子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偿还2000万的职工集资款。

　　那时，许多印染厂、织布厂的流水线已经提前关闭，上海南部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织布厂也早就关闭了。他们也欠我们的钱，许多三角债无从讨起。长时间下来，已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债务像雪球越滚越大。到最后关厂的时候，我们已经欠了原来的公司近1个亿。

　　除了生产压力，还有员工的成本。7500名员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像山一样压在工厂身上。因为当时不像如今有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时这些全部都由工厂自己出。

　　领导班子整整开了两天会，分析利弊。我们在算，哪些产品肯定会亏，哪些还能盈利。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关厂，反复算，反复算。最后算下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亏本，再难过，我们只能选择关厂。”

　　开厂难，关厂更难

　　对于工厂领导们来说，工厂关闭，比工厂运行时的工作量要大了数倍。工厂运行时，有着积累下来已经成熟的流程安排，一切运行有条不紊。可关工厂，却整整花掉了十年时间。从1996年中，上海纺织九厂停止生产，一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宣告破产。工厂的废旧物资更是直到2006年才全部清理完。

　　“工厂关停后，有大量的纺织存货，还有清理资产——从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到工厂食堂的锅碗瓢盆，这些物资能变现的我们都变现掉。工厂那么大，清理工作量很大。做了厂长才知道，那是真没办法。厂一关，各条线方方面面都来讨债了，而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两个人去讨债。”

　　“没有钱了，我们就卖地。上海当年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我们一块一块地卖地，卖一块地养一段时间。现在纺织博物馆旁边的月星家居也是我们曾经的九厂，东方明珠有两只脚都站在曾经的纺织仓库上。谁又能料到，如今房地产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即使想到了，也没有办法。不卖地，就撑不下去。”

　　这些，还不是最麻烦的工作。最为复杂的，是当时宋琴芳负责的帮助下岗工人转岗。

　　“当时的政策，调整无情，我们有情操作。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安置办公室’，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为她们做心理咨询。当时纺织工人真是很可怜的，她们刚上完夜班，就全部坐在弄堂由值班长组织开会，会开完就去更衣室收拾，下岗。值班长自己也下岗，却还要去安抚劝导工人。她们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偏低。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计划经济下度过，年纪大了却要去社会闯荡。”

　　生是纺织厂的人，死是纺织厂的鬼

　　有个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她只说，我生是申九(上海第九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工厂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宋琴芳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和别的企业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九厂工人的动力。每到年底，她都要挨个去找企业领导。恳请他们“裁员的时候不要裁我们纺织女工”，希望博取他们的同情，对她们多宽容一些。

　　“那时候也没有职介所，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她们只会来找领导。我们要为那些纺织女工做培训，教她们如何面试，教她们基本的礼仪，教她们化妆。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她们来说很不容易。比如纺织工厂出来的女工因为常年在机器旁，说话都很大声，我们要她们改变习惯。有工人被推荐去做了公交售票员，按报站按钮还以为那就是操作电脑，她说那‘太难了’;还有去梅龙镇广场保洁的，认为下过雨地面就不需要再冲刷，结果挨批要被开除……”

　　这些例子，宋琴芳能说上许多许多，但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转岗，比如“空嫂”、“房嫂”。

　　“我们有个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在此之前，他们连五线谱都不识。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后来她们成功了，经常被各企业和市里请去表演。现在她们都退休了，也还会聚在一起偶尔参加老年活动表演一下。吹奏只是娱乐了。”

　　“我现在在纺织博物馆工作，也是希望能在纺织行业再出点力。其实当时有55万下岗工人，如今剩下不到2万。我们只能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贝佳)

　　纺织女工变空嫂：15年来痛并快乐着

　　吴尔愉：上航劳模 原纺织印染机械厂档案设计工人(图片来源：凤凰网)

　　主动要求下岗做空嫂

　　吴尔愉出生在一个纺织世家。她的祖父母、父母都在纺织行业工作，哥哥原来也是上海纺织大学的老师，从小耳闻目染的都是纺织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尔愉也进入了纺织业。在当时，能够进入纺织业可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那时的纺织厂，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非常好。生病了，只要拿着医疗单去医院划账就行，自己完全不用付费;过年了，厂里分发的年货，多到自己都不需要再买;家里盖的鸭绒被、穿的鸭绒滑雪衫、用的锅碗瓢盆、甚至是住的房子，都是厂里发的。整个厂里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攀比性，没有竞争性，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安逸。

　　当大家开始下岗时，一下都慌了。

　　吴尔愉是幸运的。

　　当时上航的副总范宏喜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放宽空乘的年龄政策，能够帮助到部分下岗纺织女工。本来空乘的招聘年龄限制应当是18-24岁的范围，在妇联、媒体和上航等多方促动下，1994年底上航开始招“空嫂”。几项主要的招聘条件：年龄在28-36周岁，必须已婚已育，同时对体型和视力等其他的要求比现在的要高。

　　其实，当时下岗这件事还没有落到吴尔愉的头上。当年32岁的她在科室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按惯例也是干活最多的一个。而一般每个科室会有一个名额留下，通常都会是最年轻能干活的。但吴尔愉说，一来当时觉得上航的机会不错，自己可以去试试;二来，看看科室里其他人，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的了下岗。她们都是老三届，初中、高中生，顶替回沪的，农场过来的……下岗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没有饭吃。吴尔愉想，更应该把位置留给别人。

　　吴尔愉很清楚，早走晚走都是一条路：走。起初，厂里领导找吴尔愉谈话，希望能够挽留。但当时在旁的一位纺织系统领导说：“算了，还是放她走吧。你现在不放她走，她会恨你一辈子。”这句话，吴尔愉一直记得。

　　在等待结果的三个月里，她拿着下岗工资，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才去了上航。

　　3个多月的等待是煎熬的，但显然对吴尔愉来说是值得的。

　　此次招聘，最终一共18位纺织工人转行成为了“空嫂”。她们于1995年的3月8号。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式进入上航工作。

　　纺织工作经验助其顺利转型

　　“其实，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每次被人问到，你是空嫂吧?我的心都是被刺痛的。”吴尔愉说，当时的压力除了来自社会，也来自行业内部，更不要提家庭了。

　　那时候社会上对纺织女工的理解，普遍认为她们都是说话声音很大、没有知识、没有素养、没有技能。所以每当被人问及，对方的那种口气和眼神，都让吴尔愉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要为这个行业的人争口气，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其实纺织厂出来的人，只要给她空间，一样是可以做好事情的。吴尔愉说：“不仅仅是空嫂，当时很多转岗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把痛变为努力。”

　　吴尔愉刚进上航的时候，她的女儿才6岁。第一次飞行也是她的女儿第一年读书。可当时吴尔愉在外地做培训，半年都没有回家。别的学员有探亲假，可吴尔愉觉得自己基础差，一次探亲假也没有用过。丈夫也在那年自主选择下岗自谋生计，女儿没有人照料，便送去了寄宿制学校。“每次送她走，她都哭得厉害。对我们说，她会自己做饭，会自己回家。等她走了，我和我丈夫回到家里都觉得胃疼。那是累的，身体累，心更累。”

　　吴尔愉反复提到，纺织厂给她们一辈子留下的印记，叫做吃苦耐劳。她们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通俗点说就是“做好了规矩”。以这样的品质，空嫂们为自己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从1995到今天，当年的18个姐妹除了有人退休之外，没有人转变行业，都在继续飞行。她们中间一些人发生事故，有人发生了车祸脾脏被切除，有人甲状腺瘤被切除，有人胆囊被切除。但到现在，她们都在第一线，都坚持在飞行。她们没有人会多请一天假。

　　当时上航与她们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期是5年，合同约定5年后让她们重回到纺织业。但18位空嫂花了三年的时间，通过在各方面的努力，让上航所有人信服了。他们说，上航不能没有空嫂。于是，第二次上航再她们签的便是无年限的合同，她们会在上航一直工作到退休，并且和上航最老资格员工享受同等待遇。

　　以前民航业空嫂到45岁退休。但公司员工集体给老板发信息：SOS，空嫂不能走。她们是上航的财富。为此，上航第一次把45岁的条例变成50岁。然后，民航业也陆陆续续转变。吴尔愉这时显得十分自豪：“这就与社会上其他行业女性退休年龄相同了。我们改变了社会的就业观，也改变了民航的就业观。”

　　15年来，痛并快乐着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这样的努力。

　　“一部分人和我一样是幸运的，成功地走了出来。但在当时每个人仍然是面对了巨大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他们‘牺牲’了。他们是被动的，他们现在就很惨。”

　　吴尔愉说了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碰到曾经一起进厂的小姐妹。我很开心，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但她看见我的时候，她的脸色很复杂。她用上海话说着，‘你现在不要太好哦，日子过的开心来，现在我么也就等着到退休年龄拿拿退休工资了。’但实际上她还不到退休年龄，拿的是社会低保。她的话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痛。后来我还一直在想她的话，倒过来想这十几年自己在干什么——不断的面临着挑战和考试，面临工作的压力。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必须很努力才能赶上别人。每年公司都有大量的鉴定考;没有文凭，还要补文凭，回到大学和可以做你孩子的同学一起上课……我们当年就是这样，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丝毫不敢松懈。”

　　是的。转岗给每个人带来的是阵痛，而这种阵痛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当说起原来的纺织厂，每个人对吴尔愉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兴奋的说：“我原来是某某单位的!”

　　这是一种心酸的共鸣。国家有阵痛，老百姓也有阵痛。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下岗转岗，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习惯了安逸生活的工人们，不知道前面等待你们的是什么，而后面的路已经断了。恐惧和忐忑、愤怒和茫然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自己走出门找工作，那是真真切切的、有着对于工作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最原始的，是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家里夫妻若同时下岗，那是真的要揭不开锅了。不像现在，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吴尔愉把那15年，称作“痛并快乐着”。

　　“从我需要工作到爱上工作，再到享受工作，我明白了工作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渠道。工作带来的是经济、经历和经验。在民航60周年的活动上，我和他们说，前15年我还着忐忑和恐惧，但现在是从容。我知道了我可以去做。在当时，下岗工人们不知道除了做这个自己还能做什么。但现在不会了。我还有3年的飞行期，我知道我退休后还可以为社会还能做什么。”(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