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储蓄卡注销流程:机杼声里 说织娘

　　后来，这一带渐渐又陆续建起麻织厂等多家纺织企业。于是，珠水之滨，江湾桥脚，纺机声曾经日夜轰鸣，震耳欲聋，出产的麻布、棉布等产品，源源不绝运往广州甚至广东各个地方。“纺织路”之名由此而来。

　　然而，现在，走在纺织路上，目之所及，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当年气势宏大的厂房区已完全被高大的楼盘所代替。当年规模最大的第一棉纺织厂，其新厂区已移至昌岗西南边路，其他纺织厂也都销声匿迹。

　　曾经是广州纺织业的中心，而现在，“纺织路”已成一个城市逐渐远去的记忆。    

　　撰 文 许俏文 梁 婵

　　摄 影 王维宣

　　第一棉纺厂

　　七十年机声隆隆纱锭飞转

　　曲折发展

　　筹建于1933年的“广东省营纺织厂”，是陈济棠30年代主粤期间，推行“实业政策”兴建的省营工厂，是广东纺织工业发展史上较早的一间大规模现代化纺织企业。建成投产后，纺织厂分为几个部，即棉纺、丝织、毛纺、绢丝麻纱以及机械部等，共有工人两千多名。这间厂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在一段时期内不但改变洋货充斥广州市面的情况，甚至还能外销。1937年至1938年间，由于不断添置纺织厂设备，纺织品产值还有所上升。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广东省营纺织厂的棉纺织部被日本接管，其余各部的设备都被拆走。抗战结束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组建 “广东实业公司”，省营纺织厂被该公司接管，恢复了生产，当时，连同水泥厂、饮料厂、麻织厂等，其所出制品商标均为“五羊牌”。新中国成立后，这家纺织厂被收归国家所有，1956年与广州纺织二厂合并，1968年正式改现名“广州第一棉纺织厂”。

　　周伟，现任一棉厂总经理助理，他为一棉厂的悠久历史感到自豪。他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棉厂一直是广州市纺织业的老大哥，不仅承担政府交给的生产任务和技术革新任务，还抽调骨干力量帮助筹建1956年成立的二棉厂等，其他一些纺织厂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曾在一棉厂受过专门培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说一棉厂是广州纺织业人才的“黄埔军校”一点也不为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棉厂率先生产牛仔布和牛仔系列服装，培养了大批出色的技术工人，现在在广东牛仔服装集散地新塘，很多技术骨干，都是从一棉厂走出去的。

　　牛仔辉煌

　　1979年，在广州一棉厂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们率先引进靛蓝牛仔布生产线，填补了我国牛仔布生产的空白，后来一度成为华南地区年产值超亿元的纺织染整服装联合企业。现任一棉厂行政经理、采购经理的何绍忠，在该厂工作超过30年，他见证了一棉厂这一段辉煌历史的全过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之时，简单方便、能凸显人体曲线美的牛仔裤，开始并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一些学校甚至明令禁止学生哥穿牛仔服装上学，更不用说登百货公司这种“大雅之堂”。

　　因此，一棉厂的牛仔布和牛仔服装开始只向个体户和批发商供货。那时，来自全国各地，远至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商人蜂拥而至，在现在纺织路一带的旅馆、招待所住下。一棉厂早上七时多开门，他们就凌晨两三时来排队。

　　为了照顾更多的批发商，一棉厂还一度限量出售，规定每个批发商最多只能拿5箱，每箱36条。在上世纪80年代职工工资普遍还很低的情况下，当时一条牛仔裤的批发价高达17元。当时还没有银行转账等手段，因此来拿货的人真都是“腰缠万贯”：把鼓鼓的一迭迭现金绑在腰间，财务处工作很繁重，最高记录有30多人一起“数钱”。

　　80年代中后期，牛仔服装越来越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喜爱。一棉厂在参加了几次全国性服装展览后，声名鹊起，“牛头牌”系列服装开始进驻北京、上海、沈阳、深圳等地的大型百货公司，设立了数十个经销网点，风头一时无两。

　　据一棉厂提供的资料显示：“牛头牌”服装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年均销量超过100万件，1986年达到177.66万件，创历史最高。“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纱锭一转黄金万两’！”何绍忠说。

　　世纪转型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纺织业技术飞速发展，一棉厂面对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生产牛仔布和牛仔服装的厂家越来越多，牛仔布生产技术一家独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牛头牌”系列服饰的优势在减弱，90年代甚至逐渐淡出市场。

　　面对这种状况，一棉厂在世纪之交经历几次企业重组和改革。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持广州区域性品牌和百年老品牌，“牛头牌”被列为重点扶持对象之一，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对重塑和提升“牛头牌”品牌作出指示。

　　周伟介绍说，2005年是牛头牌资源整合的一年，新成立的牛头服饰连锁有限公司是一棉厂旗下全资子公司，一棉厂的一个目标是重塑“牛头牌”，以名优品牌效应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和市场拓展，借助牛仔服装的发展，来促进一棉厂面料、纺织、服装整个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现在，在南边路，占地1.6万多平方米的一棉厂新厂区投入使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一棉厂的改革之路还很长。

　　织女故事

　　辛酸与骄傲

　　1948年，年仅15岁的黄燕霞进入当时“广东第二纺织厂”工作。那时，纺织业只招童工，大家都争着进去。黄姨回忆当时招女工要求极其严格，年龄要介于12~15岁，视力1.2以上，不但要身体健康，相貌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符合这些条件之外，还必须得经过“文化考试”。

　　纺织的工序包括清花、梳棉、拼条、粗纱、细纱、筒子、摇纱、成包等，其中，粗纱以前的工序称为“前纺”，以后的工序称为“后纺”，那时有这样一句话：“前纺多老藕，细纱多马骝，摇纱多皇后”，这是她们工种特点的真实写照，“前纺”一般是年纪稍长的女工从事，“细纱”则一般是眼明手快的年轻女工从事，而“摇纱”比较轻松，女工大多相貌出众。

　　黄姨说刚招进去要做约半年的“养成工”。所谓“养成工”没有任何工资，包一日三餐，但都是素菜。早餐是泡冷饭，午饭晚饭的菜一律的是白菜、咸酸菜等，最高兴是周六，可能会有猪肉，但“都是薄得可以看见天”，黄姨形容。半年之后可转做“技工”，那时伙食才开始好了些，并且以件计酬，情况稍为好转。

　　黄姨告诉我们，她们那时进厂打工住在厂里，一个星期才能出工厂一次，因为大多是童工，很多父母都会牵挂尚年幼的女儿，但即使他们来了，也只能与孩子隔着工厂大铁门交谈。宿舍门在上班时间要被锁住，直到下班才打开。即使有人病了在宿舍里休息，门也不能开，去不了饭堂吃饭，唯有靠工友从楼下用口盅装一些饭菜吊上去。

　　“那时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吃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实在抵受不了困乏，有时累得熬不住了，只能钻进纱箱里偷偷歇一会。”黄姨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8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才有了很大的改善。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纺织工人的收入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对比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算得上是中上偏高。据说，当时约80%的纺织女工，都要承担养家糊口、甚至负担兄弟姐妹读书的责任。黄姨语带自豪地说，在当时广东第二纺织厂工作时，她曾拿过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建国后，收入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由于收入高，纺织女工们通常都会在难得的空闲时间里找机会好好放松一下。“我们那时可会享受了，下班后经常特意坐三轮车到太平馆饮冰。”

　　那时她们一帮年轻女孩，烫着流行的卷发，穿着“长衫”——窄腰、裙长及膝，造型与旗袍相像的时髦服装。“那个时代，谁不想做纺织工？谁不想娶纺织女？”年轻、时尚、漂亮、收入高，这正是当时纺织女工的一种写照。因此，她们备受男士们的青睐。建国后，电厂、纸厂、船厂、水泥厂等男工较多的单位，都很喜欢与纺织厂联谊。一到休息时间，这些单位就派车来接纺织女工去参加舞会。

　　简丽卿：

　　私营厂走出的劳模

　　1948年，年仅14岁的简丽卿，进入当时的私营织布厂当童工，1955年被评为“广州市第三届劳动模范”，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纺织业的曲折变化，简丽卿记忆犹新。

　　“我是经熟人介绍进去织布厂的。因为家里穷，我很小就出来打工，之前在食品厂等地方做过。虽然纺织的活儿也辛苦，但工资相对较高，在当时的战乱环境下，还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进织布厂工作帮补家计，还是幸运的。”她回忆起当时入行的情形。

　　简丽卿当时工作的织布厂叫“叶辉记布厂”，位于今天的龙津路。厂子的规模不大，有十多部电动织布机，四十多人。她回忆当时织布分五道工序：浆染、打大桶、拉纱、打木骨、织布。其中，还是手工操作的浆染、拉纱需要很大的力气，一般让男性去做；打大桶也需要一定的体力和技巧，一般交给有经验的中年妇女去做；她和当时一班小女孩就做打木骨（又名打纱）、织布的活儿。

　　打纱时，在长3米的机器前工作，负责十多个位的纱锭的驳接，不仅需要眼明手快，还要来回奔跑，一刻钟也不能坐，一天下来，简丽卿和她的同伴们累得腿都快抬不起来了。如果是凌晨下班，为免路途不安全，她们一般就挤在工厂车间上面的阁楼睡觉，一条长木板，就是几个女孩的“床”了。挤在狭促的空间，下面的机器日夜运转，巨大的轰隆声音刺得人耳膜欲穿，但工作实在太累了，慢慢地，简丽卿也就习惯了。“由于工作环境太嘈杂，我的大嗓门就是那时养成的，直到现在还改不了。”

　　在工作时间上，刚开始是两班制，时间很长，后来改了三班制，情况才稍有好转。幸运的是，计算酬劳的方式是计件，同工同酬，并不会因为她们是童工而降低。

　　简丽卿被评为劳动模范，与她的突出工作能力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对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简丽卿在1952年开始自愿无酬担任该厂的“工会主席”。由于她的工作出色，那时她已经开始分担一些管理工作。后来，“叶辉记布厂”在新形势下经营不善，一度面临倒闭，简丽卿在厂里推行“增产节约”的措施，盘活了整间布厂的生产。正因为这样，1955年，她被表彰为“广州市劳动模范”。同年年底，国家推行公私合营，简丽卿进入“红棉布厂”工作，历任该厂的党支副书记等职，直到1961年离开纺织行业。

　　简丽卿精神矍铄，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她现在住在越秀山下，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和以前一起做童工的姐妹们还经常保持着联系，有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她们也常提起以前的生活，甚至彼此间的吵闹斗嘴，这些记忆历经时间酝酿，如陈年的酒，回味悠长。

　　讲古台

　　广州“河南”的由来

　　颜志图

　　看官，如问广州“河南”是怎样得名的？也许很多人笑道：“‘一’字般浅，珠江河之南就叫河南啦！”当然，不能说你错，但从前珠江宽阔，广州人是称之为海的。渡江叫“过海”、江边叫“海皮”，有条街叫“珠海波光”，称珠江为“珠海”，亦有“镇海楼”、“靖海路”等地名，可见不是称珠江为河的。

　　“河南”之语，要追溯到东汉时期，广州下渡村出了个大官，名叫杨孚，在洛阳任议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器重。

　　一天，杨孚见手下官差张宝愁眉苦脸，便问其故，张宝说，母亲病重，无钱医治。杨孚马上拿出二十两银给他，张宝千恩万谢，就将此银请医买药，使母亲得救了。从此张宝将杨孚当是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归还杨孚给的银子。但他是个杂差，能挣多少钱呢？有天，同事说：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天要走了。张宝又心急、又难过：为了医母亲的病，弄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东西也没有，现在人家要回乡了，怎办呢？刚刚此时，杨孚路经他家附近，顺便来探望他。张宝很不好意思地说：“大人，那二十两银子……”“哈哈，你以为老夫是来催债的吗？”“不不，但我……”“老夫初到洛阳时，人地两生， 得你帮助不少，应向你感谢才是，我现在是来向你告辞的。”说完，拱手作别。

　　张宝含着眼泪相送，一看门口有两棵五鬣松，青葱翠绿，十分可爱。心念一动，马上说：“大人，我没有什么送给你了，这两颗五鬣松，南方少有，它四季常青、寿命很长，算是我一些心意，送给大人作留念吧！”“好，北国百姓的盛情，我领受了，谢谢！”

　　就这样，杨孚将松树带回下渡村，种在家门口。说也奇怪，当年冬天，没雪的广州竟下起雪来，五鬣松挂满了雪花，十分罕见。人们都说：此雪是受杨大人的感召，从河南而来的。汉朝称洛阳一带为河南，意为黄河之南，众人纷纷相约：去河南看雪松！后才泛指珠江两岸这一带为“河南”。

　　对此故事，唐朝诗人许浑有诗句：“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越王台。”清代学者屈大均亦有诗云：“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洛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