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借记卡境外刷卡手续费:外国人写苏州（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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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写苏州（转三）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20 09:37:13 / 个人分类：杂谈
查看( 34 ) / 评论( 0 ) / 评分( 0 / 0 )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
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
苏州位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的核心地区，太湖的东北部，吴淞江与大运河的江南河河段在这里汇合。由于较低的海拔、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降雨、肥沃的土地、鱼类丰富的湖泊和河流，从4世纪以来这个地区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至少在宋代，这里已经成为帝国最为繁荣的地区。
这座城市是长江三角洲中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其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吴国。据说当时这座城市就建有八个城门，其中四座水门，四座陆门。这座城市在秦代属于会稽郡，后来随着政区的演变，在隋代成为州的治所，宋代被提升为府，称为"平江府"，在明代又被重新命名为苏州。清代，随着这座城市成为江苏的省会，苏州府所辖的县由七个增加为九个。作为行政中*作者注：本论文是"明清社会和经济发展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Con-siglio Nazionale de Richerche的资金资助心，吴县、长洲县和元和县的县衙以及众多官署、学校和寺庙都位于城墙以内的地区。
宋代，苏州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在经历了宋代的繁荣之后，这座城市先是受到了蒙古人政策的影响，接着在明初的统一过程中遭受了战争的破坏，而后又在明洪武统治期间担负了沉重的税收。明代统治的前几十年，苏州最富有和最有影响的家族大都被迁到南京，然后迁往北京，苏州的经济和知识分子都受到压制，其中"吴中四杰"遭受的迫害最大。但是从15世纪以后，城市经济又开始发展，并向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江南巡抚周忱，注意到只有在苏州，外来移民才为他们的新生活感到愉快并且毫不留恋他们的家乡。
王铸是苏州城市复苏的另一个目击者。他记录了苏州在明代早期遭到的破坏，"虽不被屠戮，人民迁移，......，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王铸在1436年至l464年之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到这个城市，但是"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直到成化年问(1465-1487)，王铸才认为苏州"愈益繁盛"。他对这座复兴的城市做了如下描述：
闾檐辐辏，万瓦凳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张盖，壶觞孽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王铸评论了城市经济的兴旺，"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咸有所增"；同时"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他又说道："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驳驳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
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高度评价了苏州的繁荣和名声，认为它是帝国的文化中心，拥有大批学者；而且各种日常用品和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是所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富裕商人的天堂。"又如闾门、码头问，楚商、闽舶辐辏云集"。
几个世纪之后，奥利芬特(Oliphant)从种类和风格上，把苏州大运河上忙碌的船只比作伦敦舰队街周围热闹的小巷。按照官方的记载，载货4000石的船只可以停泊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由于运河从城市两侧通过，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这一时期，苏州无论在行政等级中还是在"自然"的手工业和贸易体系的等级中都是最重要的城市。尽管苏州是帝国的谷仓和最重要的丝绸中心，但是它仍然需要依靠从临近省份，如湖南和广西进口食物。它的丝绸工业需要从临近的湖州和松江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进口大量的生丝。
明代后期，苏州的优势地位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制造业和金融行业。这里税收所得的白银，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出口贸易；其中一部分的财富，通过商人购买"南货"流回城市。没有被税收抽走的财富成为所谓的"高利贷商人"的资本，用于购买奢侈品。资金被花费在艺术、文化上，偶尔也会用于公众的娱乐和福利上。《金瓶梅》中的主角西门庆曾说："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引与明朝最后的岁月相伴的是长期的饥荒；水运系统被忽视，反过来影响了运输和农业。投资从土地转移到了商业；农业的萎缩刺激了城市化的进程。就像附近的南京，土地的价格随着土地税的增长而下降；农民除了出卖土地和到城里寻找机会外别无选择。没有人再愿意购买土地，财富更愿意投向贸易，很快这些土地都荒芜了。其结果就是苏州的粮食供应极为缺乏，引发了城市暴动。按照顾炎武的记载，苏州附近的农业成了不受人重视的职业，因为与手工业、商业和盐业相比，它付出的劳动多，得到的收入却少。
苏州没有抵抗就向清军投降，但是却又因为剃发令而叛乱。对于叛乱的镇压加剧了城市的衰落，直到l7世纪末期城市经济才开始逐渐复苏。农业的恢复归功于对水运系统的维护，而且产品价格的提高再次刺激了对土地的投资。禁海令的废除、内战的结束以及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的到来代替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这都是清代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包括棉花、茶叶和苏州手工丝绸品在内的中国产品的出口都大量增加，对于那些从未来过苏州的外国人来说，这座城市也是非常著名的，"......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学校，最知名的学者，最富有的商人，最好的演员，最有技巧的杂技演员和优雅地裹着小脚的家庭主妇。它指引着中国人语言和习惯等所有方面的潮流，而且是中国那些富有的寻求快乐的富人和悠闲的绅士最好的住所"。
18世纪晚期的经济危机使得苏州再次面临曾经在明代末年经历过的衰落；国家财政问题以及来自上海和广州在制造业和商业上的竞争，造成了对水利设施维修的忽视和金融业的衰落。更糟糕的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土地和水利资源向大地主的集中在逐步加快。
城市平民遭受到的食物短缺的问题被记载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
士绅的生活
我们关于帝国晚期士绅生活方面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苏州上层社会的活动，这个城市高雅的文化被所有人所敬仰。当地人顾炎武，在他的著作《肇域志》中记载：
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经之缎。
部分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繁荣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州府是帝国中考取进士最多的地区之一，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特征，因为苏州大部分人口都从事贸易和制造业。该府产生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和学者，如祝允明(1461-1527)、徐祯卿(1479-1511)、唐寅(1470一1524)和文徵明(1470一1559)，他们异端的思想和独特的行为对15和16世纪的文化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城市中的豪宅和园林是学者和高级官僚之间交流的场所。富裕的店主、地主和商人们提倡一种精致和奢侈的生活风尚，他们搜集善本书和稀少的工艺品，结交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曹寅(1658-1712)任江宁织造时，主管织造局，曾与才华横溢的尤桐、韩茭、彭定求和蒋陈锡进行辩论。苏州有无数的私人藏书楼，此外还有一些属于书院、寺庙和僧侣的藏书楼。苏州在东林党和复社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忘记的。学者们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集会，通常在位于郊区或者太湖中某个小岛上的被精美花园环绕着的别墅中举行，这些地方都远离各种干扰。
徐乾学(1631一1694)的家就在洞庭山岛上，阎若璩、顾祖禹、胡渭和黄虞稷在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时候经常在这里聚会。惠周惕，在苏州城内的元和县辖区修建了他自己的红豆斋，在这里他很快建立起一所著名的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校。惠周惕和他的儿子惠士奇(1671-1741)、孙子惠栋(1697-1758)掌管苏州或者吴县的学校，继承了顾炎武的考据学。倒苏州存在的很多拥有着优雅的趣味而不墨守成规的群体，使那些保守派深受威胁，他们主张恢复传筑儒字朗计咒且赞厂怡列术自己的道德。汤斌(1627-1687)警告，苏州虽然有着很好的教育并且比帝国其他地区都要精致，但是对道德规范上的教育却不是很纯正。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教育比儒家经典《孝经》更为合适的了。明清时期，富裕的地方官员或者其他朝廷高官修建了很多新的园林，这些园林增加了自宋元以来苏州园林的数量。由画家或者建筑家设计，在禅学思想指导下修建的这些园林，以协调的人造假山、人工湖、花卉植物、小型建筑、怪石、小桥和曲径而闻名。社会生活十分繁忙；迎来送往之中，穿插着诗歌的朗诵和学者的聚会。在苏州不会缺少娱乐，这个城市以享乐主义闻名。马丁．马丁尼(Martino Martini)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里对于酒色的享乐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层次，特别是在"花船"中，这些花船的奢华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难以相比的。
然而，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并不特别纵容这种娱乐。士绅们建立起慈善组织，并且负责维修道路、桥梁，修建学校、城墙和沟渠。他们有时会参加一般在位于城市南部的文庙中举行的官方的或者宗教的仪式。其中一些人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放弃了官方职务，这些"城市的隐居者"(市隐)代表了那些宁愿选择学者的舒适，而不选择政治生涯的学者。这些士绅经常需要在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中做出抉择。因此对这些士绅而言，通常紧张和不安是很难避免的。自然，一旦学者在政治责任上出现动摇，那么在王朝交替的时期就会产生最大的危险。明清交替时期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是对宦官的极度厌倦，然后是对满族统治带来的混乱的不满；此外，在苏州出现了类似于l661年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哭庙案"所带来的麻烦。
1990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份奏折的目的在于推荐曹颓担任江南织造，文中提到了很多当地居民参与纺织品生产和销售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里面的内容，虽然指的是南京地区的居民，但也同样适用于苏州。他所列名单最前面的是中间人、手工业行会，接着是纺织工场主、纺织工人、当地的生丝行会，最后是那些从浙江向南京提供生丝的商人。
很多地方士绅家庭直接或者间接与这些生产活动相联系；因而，很多士绅担任了织造局的技术和事务管理工作。通常来说士绅喜欢得到一系列的政治、金融、社会和刑事特权。在王朝的初期，督理苏杭织造的工部右侍郎陈有明，在恢复织造局之后，对最富有的纺织场主和地方士绅规定了许多义务。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义务包括向织工提供用于纺织的生丝并将成品交回织造局。我们可以假定这些职位被很多士绅家庭所占据，因为纺织是地方上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一条资料显示，即使纺纱这种最普及的工作，依然也在学者和官员的家庭内进行。
"吴丝衣天下"，这就是对苏州产品质量的名。蝴代后期以后，棉花的纺织和加工工艺运用到丝绸生产中，"苏布名重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蝴代末年，至少有六种织布机在城市里销售。经济活动需要商人、店主、独立的工匠和政府的大量资金，其产生的利益
使得苏州的财富、文化和娱乐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数十万的居民，从工人到商人，都投入到纺织业中，形成了庞大的中心，周围围绕着农民、士绅贵族、官员和宦官。
纺织工业改变了当地的习惯：在五月小满的那天，街道上聚集着来Ih附近市镇和周围乡村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出售"新丝"；来自于不同村庄的朋友和亲戚聚集在这里，蛋糕、水果、鱼类、猪腿和鲜花在街道上出售。这个特殊的节日，在农民繁重的农田工作结束的时候举行，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密切交流。
当丝绸生产集中于苏州城市东部的时候，城市西部的吴县辖区为苏州本地人开展的其他手工业和贸易提供了空间。在乾隆时期(1793年)，这里有至少三十家造纸工场，雇用了来自全省各地，
种植桑树、喂养桑蚕和纺织丝线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丝绸产品的生产有着复杂的工艺，需要稳定的桑叶供应和一间明亮、通风用于养蚕的房间，这间房间的湿度要保持在最低的限度。按照顾禄的说法。太湖地区的农民将每年的第三和第四个月称为"蚕月"。在这期间内，红纸贴门，一系列的禁忌被遵守，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拜访、在养蚕的房间内大声谈话、收税、结婚和葬礼都被禁止。这些禁忌的目的是为了将全部精力用于养殖桑蚕、保证收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各自饲养的方法。
数量超过三百名的工人。这里至少有一百家蜡烛工场以及众多的金属、皮革加工工场，雇用了来自无锡和南京各个地区的工匠。苏州有重要的造船厂，而且也以玉石器著名顾炎武注意到，木匠、制砖工人、建筑工和石匠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从其他地区招募工人，因为外地人对工资的要求远远低于本地人。并且，张岱(1597--1684)提到，甚至是最穷的工匠都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生产领域获得大量的财物和社会预付资金。
苏州织造局
苏州织造局提供了城市大部分经济活动的背景情况。明代，每一个工匠在理论上都要在国家注册，并且无论是住匠还是轮班匠都不得不为国家提供一定量的劳动。纺织工人按照严格的劳役分工组织起来，其标准是每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技能。除了织造官扮演的重要角色外，当地大部分富裕家庭卷入了纺织业，他们被称为"堂长"，负责生产中的技术、财政并且对纺织工人的行为负管理责任。
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苏州的工人技术的优越性已经超过了较小的纺织中心(如江西、河南、山东、湖南和湖北)，这提高了江苏地区产品的统治地位，而不管织染局的产量如何。织染局，是众多工场和衙门(位于城市的中心，长洲县天心桥以东)的合称，受明代初期重建的工部和户部的管理。这只是继续一个古老的传统。在织染局，，的名称之下，生产者向政府和宫廷提供高质量的纺织品，这些产品主要满足国际关系、民族政治策略和皇室的需要。织染局在太监的控制之下，随着明朝的衰弱而衰落；为国家生产的这部分产品的生产配额，越来越多地主要由工匠在家里而不是在织染局中完成。一套契约系统逐渐普及，在这一契约关系中，匠户中较为富裕的机主，替织染局承担这些生产配额(包揽领织)；他们被指定工作数额，而且经常被要求提前完成。
新建立的清王朝重建并且改进了织染局，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太监的影响。旧有的"织染局"上升为"北局"(织染局)，以与新成立的"南局"(总织局)相区别，南局位于苏州东南部，规模较大(在元和县，嘉定伯周奎的旧宅)。在内务府官员的管理下，晚明时期额外的负担被免除，生产管理中太监的地位被"包役"所代替，正常的工作环境在织造局中得以重建。此外，在1485至1562年间，越来越多的工匠的管理开始采取"领机给贴"的方式，这种方式取代了原有的强迫劳役；清朝废除了职业世袭和匠籍制度。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革改变了原来的"契约"关系和政府的搜刮的话，则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富裕的机户家庭不断的抗议证明了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在新的系统中，织造局购买农民纺好的丝线，然后将这些丝线分发给织造局雇用的工匠然而，实际上，织造局经常从丝绸商人或者从那些在家中而不是在织造局中工作的工匠手中直接购买成品。
织造局的管理者有效地控制所有与纺织有关的活动，其方法是通过监督行会，干涉"私人"商务，或者通过颁发商业和贸易的许可证。尽管很少直接与生产者和工匠接触，但织造局的官员与府城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着联系，而且通过职业行会、批发商和金融集团将自己的影响遍布全省。从纺工到染工(大部分来自临近的上海)，所有的在整个时期内，私人所有者和织造局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这说明政府的法令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因此很容易被忽略掉。因此，在1653年，相当数量的机户被任命为"工头"的督商贸易来保证重要事务的完成。
一方面织造局通过订购使用先进技术生产的高质量的产品来刺激生产；另一方面，他们经常代表国家进行剥削和强制劳动。对私人而言，为市场生产是比为国家生产更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对立的话)，而且这为当地多数家庭提供了主要的收入。在《明实录》中记载："穷民之以织为业者，岌岌乎无人路。"倒苏州府附近的松江府的地方史记载，织工完全以他们的工作为生。此类陈述，对富有的丝绸制造商和批发商来说同样真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棉纺织。
国家对于纺织业的压力可能加快了工匠中私有化、商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纺织部门控制权的转移意味着税收和对国家的义务自然落到那些被称为"富有家庭"的中小型手工工场身上，同时越来越多的真正富有的人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摆脱这种负担，如有时通过雇用慈幼局或者养济院中的人来代替他们。而且富有的家庭往往通过登记为匠户来逃避较高的税收。
商人和行会
商人，在苏州数量尤其众多，与儒家传统的观点相反，在明清时期他们都享受到了同样的特权。在苏州，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功地聚集了大量财富，不光是因为在苏州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可以找到很多机遇，而且还因为可以通过借贷和金融投机。
高利贷往往借用织造局的名义进行，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依照孙佩的记载，1684年，为了打击苏州有势力的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曾禁止这些机户进行借贷。这些有势力的机户把自己装扮为织造局的代理人，通过向穷人提供高息贷款而获利，其结果是借贷者的大量破产。在明清之际的动荡局面下，经济危机打击了很多商人，同时另一些人就像杭州的朱佑明一样利用这些危机为自己牟利。朱佑明是一个织工的儿子，他在长兄的商号中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在满族入侵造成的饥荒中，他通过投机使自己的财产成百倍地增加。
帝国各地大量的商人来到苏州购买纺织品，同时出售各自地这些富人家庭很容易通过找到一些孤儿或者穷人来代替自己以逃避劳役和税收，他们登记为纺织匠户是为了逃避较重的税收。
区出产的产品。钦善描述了来自河北的巨商如何不顾风雨，携带着大量的资金，骑着驴或者马长途跋涉来到苏州，记载了他们如何通过冰封的河道，如何通过长江下游的码头渡江。来自山东的商人在盛泽镇建立冀东和济宁会馆，盛泽镇是一个临近吴江县的市镇。清代来到苏州的大部分福建商人，穿梭往返于苏州和其他省份之间。来自徽州的商人参与了当地大部分丝绸出口贸易，并从外地输入商品，在明代中叶以后苏州转化为繁荣的市场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1809年，这些商人和来自宁国州的同行在盛泽镇建立了徽宁会馆，这个会馆与l867年建立的安徽会馆没有融和在一起。在清朝的后半期，他们和来自于湖北、浙江的商人一起，控制了苏州的谷物市场。
宁波商人同样出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建立起大型的贸易商场之后，和他们的家庭在苏州居住下来。孙春阳就属于其中一员，他在16世纪后期参加童子试失败后，开始从事商业。起初只是在苏州吴趋坊北面开设了一个小店铺，但很快他的事业就急剧扩张，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货栈，这个货栈位于一个类似于州县衙署的建筑中。这座货栈分为六"房"，每一房都储存特定的商品，从本国货到舶来品，从腌肉到调味品和香料，从糖类到蜡烛。孙春阳以此成名，甚至清帝国皇室也从他那里获得供应。早在明代晚期，像炎武将徽州商人描述为勤劳和节俭的，"贾入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张魁这样的花花公子常常自夸用的是孙春阳的灯具和蜡烛。在货栈里，顾客先向管理员交纳货款，并收取他们所选择产品的可以兑现的收据。货栈的管理员每天记录账目，账目在每年年底汇总。这个巨大的货栈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属于同一个主人，并保持了良好的声誉。1840年前后，钱泳称赞了这座货栈的效率和繁荣。倒
离开故土的商人，包括穆斯林，大部分在苏州定居下来。他们的状况在明代早期的诗人和画家顾禄所写的关于苏州的文化和风俗的著作中有所提及。在描述三月十五号的节日(财神节)时，作者记载这些商人不吃猪肉。
苏州拥有巨大的商品市场，全国各地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来自四川、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和山东的商品)。"枫桥以西，市多米豆"。苏州的街道上到处都是酒馆、茶馆、戏院以及店铺，这些店铺出售外地商品、皮革、纺织品、布料、珠宝、药品等。1688年，这里至少有一百三十二家木材商店；l710年，这里有七十九家首饰和珠宝店；l820年后不久，这里有超过一百家的出售灯具和蜡烛的商店。顾公燮注意到富商的如此集中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饭店、戏院以及其他娱张魁以其高雅的情趣、同性恋倾向和无规律的生活闻名苏州。他在余怀的《板桥杂记》中被提及，这本书搜集了明代后期南京秦淮地区的一些趣闻。
乐设施为数十万居民提供了真正的生活环境。城市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店自然是这些出售纺织品的店铺，其中一部分有两层楼和宽阔的门面。
城中最大的商人拥有巨大的财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数十万的银两。他们通常通过中间商(牙行)来进行丝绸交易，通过当地行会来进行其他交易。行会控制交易并且反对非行会成员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牙行的收入常常依赖于进行跨省贸易的商人，好像他们是被直接雇用的一样，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委托人之间财富差别是如此的巨大。但是商人们被迫通过牙行来进行贸易也是事实，因为有些牙行垄断了当地的某些商品。像在抨击滥用南濠的碑铭中所描述的，这些中间商"像苍蝇一样"飞到那些从外省运来商品的船上。由于这些跨省贸易的商人一般和生产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到外地购货就不能不和牙行打交道。居住在苏州的许多手工业者、工人以及商人都是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比如，分销蚕丝的这部分商人来自杭州。这些商人有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将丝绸分销到全国各地，他们自己的市场靠近城市的西北门。
行会在贸易或者生产中，甚至可能在两者中都占有主导地位。
行会一般由工匠和商人组成，当然有时也包括仆人。1684年，在江苏工作的来自江西的商人建立了江西会馆，这一会馆是这种组织很好的代表。为了在纸张、陶瓷、纺织品和食品等的贸易中协调江西商人，同时为了照应来自江西的政府官员，会馆不断搬迁到更大的建筑中。从明代后期开始到整个清代，在大范围的经济转变过程中，行会为了满足各种行业的需要而产生，为它们的成员甚至是乞丐和妓女提供安全和保障。
总体来说，会馆就是把来自于同一地区的商人或者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比如像前面提到的江西会馆。北京的会馆主要由参加科举的举子组成，与此不同，苏州的会馆主要服务于商业。引公所，在另一方面，主要是一种同业组织；比如纸坊公所是造纸业的行会，东越公所是蜡烛生产者的行会。
明清时期，苏州总共出现了超过四十座的会馆和超过一百三十座的公所。行会在促进当地特定经济对象发展的同时，在相关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与宗教、娱乐和福利有关的活动。苏州的杭州丝绸商人的行会是钱江会馆，具有同业性和同乡性，是这种联合体的典型范例。其建立于l758年，由于得到富裕商人物质上的支持，行会的目标就是提高其成员的经济活动能力，为储存货物提供仓库，为商人提供临时住处。在一块1776年的碑铭中，会馆的总部被记载用于举行加强会馆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仪式，并为其成员提供交际的场所。关帝作为武神，在这里被祭祀，同时祭祀的还有作为文神的文昌。每一个行会都崇拜一种神灵，同乡或者同业的捐赠者，为它举行祭祀和祈祷。当地的国家官员也经常被邀请参加这些仪式。泥水匠和木匠行会崇祀鲁班，医生和药剂师行会将大众神话中著名的"三皇"作为他们的保护神。
行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活动中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聚会和仪式上解决矛盾，以避免同行和同乡之间的竞争。行会要求它的成员绝对服从行会的内部规则。l872年，苏州一名金匠被上百个同行打死，作为对他破坏会规中有关雇用学徒规定的惩罚。行会利益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特别是与"妨碍市场"的禁令发生冲突的例子大量存在。在这些情况下，行会可能会发现它们的请求被否决，就像檀香木行会所遇到的那样。在1895年，檀香木行会要求禁止外地商人在苏州及其附近任何地区出售木头镜框。行会的控告就像它们这种组织本身一样，并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法律允许它们在特定的行业内进行垄断。清代末期，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减弱了行会的影响力，并且削弱了它们的特权和力量。基本上所有的行会都会为它们那些陷入困境的成员提供一系列的福利。食品商人在19世纪初在苏州成立了梁溪公所，它为资金困难的成员提供支持，为体弱者提供医药，为死者举行葬礼。盛泽镇一块l878年的碑刻记载，米商的行会和梁溪公所一样，为它那些穷困的成员履行同样的责任。一块l895年的碑刻显示，理发行会为没有家庭的、残废的、年老的和生病的成员提供帮助，并且为那些没有后代的成员举行葬礼。
行会另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与政府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行会与政府合作调整价格、监督出售的商品的质量和重量。另外，它们维护职业道德、确立产品的标准、收取贸易税和登记流动商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行会只是简单的剥削性质的组织，它们利用特定的宗教崇拜或者通过向特定的手工业者群体提供服务，以向这些弱势群体勒索金钱。
机 户
关于城市人口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其中主要的资料涉及国家财政事务或者公共秩序。例如，"机户"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从事纺织业的家庭"，原来是一个财政术语，特指洪武时期那些被政府列入匠籍的家庭。这种所谓的较为富裕的上户和富户，被国家财政机构特别注意。除了为国家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外，这些家庭还要承担技术和管理责任，通过竞标来控制契约的回报，并且在织造局中担任堂长的职务。堂长主要负责购买原材料和组织生产。直到清代初年，"机户"一词还指的是由织造局指定、生产特定产品的富裕家庭。[1J清初之后，"机户"一词的涵义扩大到独立工作的或者为大的商号服务的工匠和工场。机户与织造局中普通的雇工明显不同，因为他们有着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这个词有时也指工作于私有的纺织工场中的工匠，他们与那些仅仅为了换取工资的人不同。不过，在清朝初期，机户依然在籍，这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机构。就像文献中记载的"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
直至l8世纪，机户才成为不同规模的、拥有一台或者多台家用织机的家庭纺织单元。这些机户是苏州出口纺织品的主要生产者。较为富裕的机户拥有自己的工场(机房)并雇用工人。尽管一些贫穷的工匠为他们富裕的同行工作，但大部分机户还是独立工作的。机房中的绝大部分，位于苏州的"工业区"，也就是城市的东部特别是东北部。这里的街道两侧遍布着闻名天下的纺织机Em]参见孙巩：《苏州织造局志》，l：3。成书于乾隆时期的元和县的地方志显示直到18世纪"机户"一词财政上的涵义依然没有改变："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乾隆《元和县志》，10：7房。同治时期(1862--1875)的一条资料记载，机户出卖纺织品成品。他们从大的商号那里得到原料，然后在家中为这些商号生产商品，而且通常他们也雇用工人来帮助他们进行生产。
按照陈作霖的记载，苏州有一些规模非常巨大的商号，他们被称为"账房"。他们一般不进行生产，而是按照销售的需要，通过向一些较小的工场和独立的工匠提供原材料和工具，并按件计酬，进行委托生产。最终产品通常打上那些委托生产的商号的商标。这些商号主要处理销售方面的事情，而产品方面则是由那些小型的工场负责。尽管与织造局的目的和功能有所区别，但是这些商号通常采用与织造局非常相似的方法来组织生产。得益于对纺织品市场的高度控制，他们可以从农民手中或者通过牙行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原棉。
这些规模巨大的跨省贸易的商人和纺织品商人，一般通过行会或者牙行而不是直接与机户联系，而机户也很难直接将产品卖给这些批发商。很多牙行从卖出的每匹布中收取两角到三角的佣金。荒谬的是，政府的政策将机户拥有织机的数量限制在两台，这本来是为了保护小工场的利益，结果使得账房不用进入生产领域就能控制市场。这些巨商同时从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中获利，通过提高生丝的价格来加快垄断的过程。苏州的机户又将他们任务中的一部分转包给"代理工场"。生产结构中这三层之间关系的稳定反映在当地对它们的称呼上：预先付款的商号被称为"大叔"，工场被称为"二叔"，代理工场被称为"三叔"。在某些场合，这些关系按照当地行会的行规或者习惯被正式地写入合同。棉花的生产和贸易需要业主、染工和踹布匠之间进一步的合作。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人的到来，上海和广州成为对外的主要贸易港口。由于外国人不和账房直接进行贸易，因此商业谈判必须要通过买办。同时，账房把定单交给当地的商人。
尽管平均每个机户拥有3到4台织机，但机户的规模每个工场都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工场中的大部分随着市场的规模和运作而变化，特别是当棉布成为一种普遍的耐用消费品以及棉布取代丝绸之后
图表6纺织产品生产组织结构图
参见《皇朝经世文编》，36：6，其中尹会一关于苏州和松江经济繁荣的内容，例女棉纺织业，主要归因于低廉的价格和广泛的流动。纺织棉花已经成为平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七八岁女童已经可以纺棉线，到十二和十三岁就可以纺织了。这无疑是大规模的棉纺织工场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相反，那些成功扩张并转型为规模适中的手工工场的机户，是那些致力于丝织业的机户。在清代初期，这些工场的发展受到国家限制工场织机数量的政策的影响。这种限制在17世纪后期之前一直有效。当然，苏州和很多小的纺织中心得益于纺织生产领域内不断增强的专业化。苏州，除了成为最大的丝绸生产中心之外，还成为来自松江府和其他省份的纺织品商人汇集的主要中心之一。它同时成为最重要的棉布织染和踹布中心，棉布织染和踹布是两个典型的城市工业活动。建立在纺织品生产上的城市化趋势为苏州府所辖的小城镇带来了利益。吴江县盛泽镇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当地的历史学家记载：
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在有关的各种小故事中，冯梦龙描述了盛泽镇一个机户迅速发家的历史。在短短的十年中，一对养蚕的农民夫妻，建立了一个这一时期，盛泽镇的纺织品有着特殊的价格，并且这个市镇成为成千的跨省贸易的商人的目的地。这种经济发展解释了盛泽镇是如何从一个明代初年只有五六十户人口的小村庄，到清代膨胀为一个拥有五千固定居民的市镇的。整个吴江地区从这种经济发展中受益：在15世纪末，这里有着三个市和四个镇；到了l6世纪中叶，则发展到十个市和四个镇，到l7世纪膨胀为十个市和七个镇。乾隆《吴江县志》，l749年，t：
乾隆时期，在南京有3万张织机，这一数字证明尚钺统计的苏州拥有的1．5万张织机和300到400张染机是十分可信的。一个世纪之后，苏州拥有50家大账房，每一家都拥有100到200张织机。]在同一时期，苏州有近一千家小型工场，每一家平均有着3到4个雇工。尽管如一部分碑刻中所记载的，机户和他们的雇工之间存在斗争，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有父家长式的作风。这可以通过那些目的是宣扬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或者宣称所有苏州的纺织工人都是同乡的短语来判断。一个写于明代末期，为自己出生于古老的吴地而自豪的短语"吾等，吴之市民"]，就带有这种目的。
方志和其他一些资料证明，尽管从16世纪以后，绝大多数的产品在家中生产，但在苏州雇用"半自由"的工人进行生产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大量已经学会了纺织技术的农民，长期受雇进行生产。那些难以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受雇在家中生产，还有一部分在机户中工作。如果在机户中工作的工匠不满意工作条件，换一家主顾对他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同样，工场主寻找劳动力来填补空缺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同行业的没有被雇用的工人，在黎明的时候聚集在城市中特定的区域，以希望能找到一天的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季节工，其他则是希望通过偶尔在城里工作来增加收入的农民。这些潜在工人中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土地和手艺，只能靠在城里找到的工作维持生活。而那些长期不能找到工作的人有时会加入流氓团伙，靠抢劫为生，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
织造局通常通过命令机户生产特定数量的纺织品，或者通过长期或者暂时雇用机户的工匠，来间接或者直接地役使机户。每个机户都要在织造局中登记，登记时主要依据他们的经济能力进行分类。最富有的机户带领一组工人完成国家制定的产量。他们组织生产，分配产量，而且要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负责。通常，他们不得不提供纺织用的纱线，提前预支成本，制定生产计划，并且将完成的产品运到首都。这类人被称为甲头、堂长或者积棍。由于强加的责任非常沉重，他们试图尽量避免被征召。国家定单制定的价格多数都非常低，这符合一个古老的财政传统--和买。按照这一传统，供应者和工场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