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里多少钱怎么查:二十年后李作鹏谈当年审判

李作鹏：二十年后李作鹏谈当年审判

张思之作为当年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与李作鹏有着一段跨越二十年的不同寻常的交往。在本文中，张思之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为李作鹏辩护 1993年夏，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了李作鹏案――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第二，案结后，我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断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几经辗转，从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那里得知李作鹏正在北京。我与李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李作鹏的诗 5月16日，我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我逐字看去，写的是――评律师1980年于复兴医院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李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作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象！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我想说：“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李作鹏在写回忆录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假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他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李作鹏是破译密码的行家。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写了。100万字。”“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尿还臭！”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什么时候发表？”“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可得保存好。”“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期间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旧事――“最后陈述”记忆犹新 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另一个律师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来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从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中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拉拉杂杂地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