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银行北京丰台支行:《青灯集》钟叔河著

题《我们》

“我们”，第一是“我”，第二是“们”。
　　创作本来是“我”的事。“我”将我之所见、我之所感、我之所思写出来，画出来，唱出来，才是创作。
　　但光一个“我”还不行，还得有“们”。有岛武郎说，“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周作人也说，“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着有第二人读”。一个“我”加上这“第二人”，也许还有第三人、第四人，便成为“我们”了。
　　元旦后看了陈亮寄来的《我们》，很高兴他有了“我们”。人们都渴望着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恐怕就是自由的春天萌发的第一片绿叶。
　　我已经七十五岁了，然而也曾年轻过，也曾做过自己的文学梦。这些，陈亮是知道的，至少是可能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五十六年前，长沙曾有过另一个“我们”。这个“我们”留存至今的痕迹，便只剩下一张照片和一纸剪报了。
　　照片上的“我们”二字，是我的笔迹，题于一九五零年元旦，距今已五十六年。照片中的五个人是学校同学，都喜欢文学，长沙解放后参的参军，当的当干部，却仍以“我们”相称，但随即就被时代潮流卷得各散五方了。
　　右起第一人即剪报《河之歌》署名在前的金驼，他旋即脱去军装重当学生，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工作，不幸早逝。第二人是我，《河之歌》便是我和金驼合写的。第三人后来去了广东，当了公安局长、党校校长。第四人脱去军装后学工程，最后在总工程师位子上退了休。第五人留在部队，结果成为中学校长，几年前我寄了本新出的小书给他，书中附印了一些自己的照片，他答以七律二首，第一首全是鼓励之词不必引，第二首却颇多感慨：
　　　　　　　　　　　　　　　　　
　　旧照新图沧海田，古稀岁月忆华年。
　　如烟往事依依处，已是舟行岸近边。
　　　　　　　　　　　　　　　　　
　　不错的，五十六年前的“我们”，“已是舟行岸近边”了。陈亮的“我们”，却还是刚下水的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为他们祝福。
　　（06，02，04）
　　　　　　　　　　　　　　　　　
　　可惜《我们》只出到第三期就暂停了，以后如遇到志同道合者，这件事我还会接着做下去的。
　　《依然有味是青灯》中，钟老抄译了苏东坡的《与毛维瞻》。原文为：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按钟老的读法译作：
　　　　　　　　　　　　　　　　　
　　年将尽时，天气越来越冷，加上刮风下雨，无法出门，即使没有什么特别不顺心的事，也不免会无端地觉得凄凉。只有到夜深人静时，在竹屋纸窗下点上一盏油灯，让那青荧的灯光照亮摊开的书页，随意读几行自己喜爱的文字，心情才会慢慢好起来。渐渐便会觉得寂居的生活也有它的趣味，可惜无人与共，只能由我独自享受。——你知道了，也会为我开颜一笑吧。
　　苏东坡说“灯火青荧”，陆游也有诗云“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周作人《灯下读书论》引东坡《与毛维瞻》中的话后说：
　　　　　　　　　　　　　　　　　
　　这样的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
　　　　　　　　　　　　　　　　　
　　钟老写道：
　　　　　　　　　　　　　　　　　
　　（周作人的话）真是深得此种三昧之言。大约总须在饱尝人生的苦辛，经历人世的风雨之后，才能领略此种情境，才能从寂寞中寻得佳趣，但寂寞还是寂寞的，因为这佳趣“无由持献”，只能独享也。
　　　　　　　　　　　　　　　　　
　　《关于国学》（访谈录）中，有个问题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你有没有关于读古书的建议”，答道：
　　　　　　　　　　　　　　　　　
　　没有建议，只有教训。我写过一本《念楼学短》和一本《学其短》，本来是写给自己的四个外孙女儿读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不懂一点古文，有些典故也应该懂。中国的古文很简洁，少空话，对学理工的人也很重要。可是她们没有一个人读。她们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没有时间读。
　　问：这就是你说的教训吗？
　　答：教训可以归纳为两个字：白搭。
　　　　　　　　　　　　　　　　　
　　《艽野尘梦》中写道：
　　　　　　　　　　　　　　　　　
　　《艽野尘梦》用的虽是文言，记叙却能委曲周到，描写也很注意细节。有些精彩片段，我读时即深深为之吸引，读后又久久不能忘记，还不止一次在茶馀饭后当故事讲过。
　　　　　　　　　　　　　　　　　
　　我读这篇文章前，已在钟老家中听他讲过书中故事，觉得十分精彩。
　　　　　　　　　　　　　　　　　
　　《艽野尘梦》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王”陈渠珍写的一册自述性质的笔记，记其于清朝覆亡前夕进出西藏的经过。“艽野”词出《小雅》，《毛传》释为“远荒之地”，正指西藏。“尘梦”的意境，则像是在说“往事并不如烟”，颇含惜往伤逝的悲怆，因为有一位藏族女子，为了帮助作者逃出西藏，付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钟老在此文中复述的正是他“不止一次在茶余饭后当故事讲过”的那几节内容：
　　　　　　　　　　　　　　　　　
　　以下便来复述几节，全凭记忆，难免出入，也有我故意添减之处，请读者观其大略可也。
　　宣统元年（一九○九年）清军进藏，陈氏时任某部三营管带（营长）。过金沙江后，天气奇冷，宿营的牛皮帐篷夜间冻得硬如铁板。每日晨起，须先在帐中生火，烤一至二个时辰，待牛皮烤软，才能拆卸捆载到牦牛背上，官兵们站在帐篷外的空地上忍受严寒，有时还要冒着风雪，陈氏写道，“约须一小时半之久，手足僵冻，战栗呻吟，其痛苦诚非言语所能形容也”。
　　在行军中，军官都有马骑，却不能一上路就骑马，而要步行好几里，待双脚走得发热，然后上马。骑行数里后，脚趾便会发冷，而且越来越冷，决不能等到冷得发痛的程度，即须下马步行。如此走几里，骑几里，骑行的时间顶多一半，还得与步行士兵保持同样的速度，故骑行的路程也顶多一半而已。
　　营中各队（排），也为每棚（班）士兵备有一二匹马，怕有人冻坏了脚走不得路。爱占便宜的兵，见马少人多，便抢先报告队长请求骑马。上马以后，有经验的人骑不多时就会下马；没经验又贪心不足的人，总怕马被别人骑去，先是装脚痛不下马，结果脚真的冻痛冻僵，真的下不得马了。营里最后被冻伤冻残了的，便是最先争着骑马的这些士兵。
　　进驻拉萨以后，藏官笑脸相迎，还送了个年轻丫头给陈管带做小老婆（陈氏称之为“藏姬”）。但没舒服很久，到了辛亥年，笑脸就变成凶神恶煞相，要杀汉人了。这时“藏姬”西原却站在自己男人一边，帮助陈氏和亲随士兵逃出了拉萨。这时由原路东归已不可能，只好走藏北无人区，经过青海往西安。在无人区几度断粮，陈氏虽有武器，对天上飞的老鹰、地下跑的羚羊却毫无办法，幸亏西原生存能力强，猎得肉食，才不至于饿死。
　　最后到了西安，那里正流行麻疹，西藏地方从无此病，西原没有病过，没得免疫力，很快被传染。陈氏却对此毫无所知，以为成年人不会再“出麻子”，耽误了治疗，西原遂不幸病死，年仅一十九岁。陈氏对她还算有情义，妥善收敛了，后来又托人将灵柩运回湘西，建了墓，还留下了这册《艽野尘梦》。
　　《艽野尘梦》中最精彩的故事，也是在无人区中发生的。某次陈氏一行正断粮时，遇上了几个蒙古喇嘛，他们备有骆驼，带的食物也多，态度却很友善，应允以一头骆驼和两袋糌粑相赠。有几个居心不良的士兵见喇嘛有油水，又未见其带有武器，便想尽杀其人，尽取其物，决定翌日出发时动手，以为这样对方不会防备，事后也无须收拾，最为妥当。陈氏虽以为不可，但寡难阻众，只得听之。
　　第二天上路后不久，护兵就开了枪，谁知喇嘛们反应极快，迅速从宽大的藏袍中出枪还击，而且都是可以连发的快枪。士兵六人应声倒地，喇嘛们却绝尘而去。驼、马跟着跑了，两袋即将到口的糌粑就跟着“跑”掉了。中枪的六名士兵，正是起心杀人抢夺者，其中有两个当夜就被狼群吃掉，两个也已垂死，一个能勉强跛行，首谋之人“宛转地上”，哀求补他一枪，免被狼吞鹰啄。报应如此之快，真令人惊骇，但作者根本来不及惊骇，因为在无人区中没了食物，很快便会饿死，如无西原同行，结果就只能是黄沙中又多些白骨了。
　　复述的这些故事，略可见清末民（国）初“艽野”情况之一斑，也是边疆史有价值的资料。此种私人记述本可补正史之不足，笔墨又能生动传神，更有文学上的趣味，所以我总喜欢读这类通常称为“笔记”的书，人们却多以为笔记都是古人作品，是一种陈死的体裁。殊不知笔记名家黄秋岳、徐一士、刘禺生等都是近几十年中人物，陈渠珍则一九五二年才死去，当时他还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呢。
　　　　　　　　　　　　　　　　　
　　《宝塔诗》中写道：
　　　　　　　　　　　　　　　　　
　　（宝塔诗）开创于唐朝白居易，宋时定型为词牌‘一七令’，后来流传到社会上，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如形容麻子脸的：　　

　　　　　　　　　　　　　　　　　
筛　　

天牌　　

铜炉盖　　

雨打尘埃　　

后园虫吃菜　　

石榴皮翻转来　　

长街积雪印钉鞋　　

满天星斗不被云埋　　

薄暮渔翁破网拦门晒　　

屁股生闹疮疤落痕犹在　

　　　　　　　　　　　　　　　　　
　　旧时的宝塔诗，也有颇能表现雅人深致的，如张荩《仿园清语》中的《十爱》和《十憎》，前者写他喜爱的十样事物，即：
　　　　　　　　　　　　　　　　　
　　月秋日闻远笛不速之客花开值佳节四围新绿周密烟波细雨横舟楫灯火迷离笙歌不绝故友谈心言语多真率结伴离家任我山川浪迹
　　　　　　　　　　　　　　　　　
　　后者写的则是所厌恶的十种世态：

泥　　

势利　　

市井气　　

自夸技艺　　

碌碌全无济　　

夜深好点杂戏　　

难事说得太容易　　

粗知风水频迁祖地　

无所不为向人谈道义　

事急非常故作有意无意　　

　　　　　　　　　　　　　　　　　
　　“泥”读作“艺”，固执古板的意思。这些宝塔诗的确富于世故与谐趣，除了幽默感、人情练达之外，没有很好的语言功底也是做不出来的。
　　钟老也是幽默感十足的，他戏译《十憎》为：　

　　　　　　　　　　　　　　　　　
教条主义　　

狗追财主屁　　

算盘精得来兮　　

占便宜假装无意　　

救灾扶贫专送旧衣　　

邻居睡后高唱样板戏　　

世界大战打赢绝无问题　　

公寓楼的隔墙刚改又重砌　　

看完黄色录像后说儿童不宜　　

二奶处归来五讲四美宣扬正气　　

　　　　　　　　　　　　　　　　　
　　并写道：
　　　　　　　　　　　　　　　　　
　　李义山《杂纂》“煞风景”十二事中的“松下喝道”“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裈”等，“恶模样”十事中的“对丈人丈母唱艳曲”“嚼残鱼肉归盘上”等，也应该说是可憎的。
　　“可憎的事”……《枕草子》的描写更细致，文字也长得多。最短的如，“砚台里有头发纠缠了磨着，又墨里边混杂着沙石，磨着轧轧的响”，这的确可憎。至于“没有什么可取的男子，用了假装的声音，做出怪样子来”，可憎则大约出于日本女性的敏感，在咱们看惯了的人来说，最多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由他去罢。
　　　　　　　　　　　　　　　　　
　　《不是一回事》中引俞樾《春在堂随笔》中的一则短文：
　　　　　　　　　　　　　　　　　
　　余同年生谢梦渔，以庚戌进士第三人及第，学问淹雅，官京师二十馀年，郁郁不得志。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偶以语何子贞前辈，先生曰：“传不传，又是一事。”
　　　　　　　　　　　　　　　　　
　　《谢客启事》引《广阳杂记》中的一段文字：
　　　　　　　　　　　　　　　　　
　　黄仲霖参马士英，召对归署，以白纸大书于门曰：“得罪权奸，命在旦夕。诸客赐顾，门官一概禀辞。”
　　　　　　　　　　　　　　　　　
　　马士英是专擅朝政、结党营私的权奸，且“日事报复”，谁敢对他不满，就要动用国家机器予以打击。这种人得罪了，很可能就被套上“反革命”罪名，不得好死。黄仲霖属于“民不畏死”的一类，抬着棺材上阵，捋了虎须，并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要广而告之，真有硬骨头硬脾气，比那些当面甜甜蜜蜜、背后恶言恶语的人，相去何啻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