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发银行对公业务时间:历史上的今天(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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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6月15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948~2001
(更新时间:
经过制版的毛泽东手书《人民日报》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八一”军徽、军旗
谢觉哉
叶盛兰
蒋筑英
龙羊峡水电站178米高的大坝
在1991年夏的洪涝灾害中,江苏省江宁县一片汪洋
上海合作组织会徽
附录1: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前来解放区的各界人士时合影
(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出席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合影
(左起,前排: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后排:安子文、刘澜涛、李克农、陈云、彭真、邢西萍(徐冰)、周恩来、陆定一、齐燕铭)
毛泽东在筹备会的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说明这个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讲话还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新政协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21人,常委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在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
会议于19日结束,历时5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经过3个月的积极准备,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附录2:
“八一”军旗、军徽的设计始末
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决策始于陕北米脂杨家沟。1948年2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电,征求对设计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地各单位研究拟具体样式送报中央审议。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于4、5月间到达西柏坡。这时,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
大约在1948年底,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本军内刊物来到作战室,指着封面对承办人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主席和首长们对封面上的五星和“八一”都很欣赏,指示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工作人员设计并用红布制作了两幅样旗。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色,加五角星,加八一 二字。”
之后,设计人员制作了一幅绸料标准样旗,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华北军区司令部的同志,组织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演练授旗仪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苑摄制了授旗仪式的纪录影片。
附录3:
战火中《人民日报》在平山县诞生
何燕凌
【人物小传】何燕凌,原《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1922年出生,早在学生时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的他就参加了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工作。1946年,全面内战打响后,何燕凌被派往邯郸武安,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担任要闻版和国际版的编辑。后在合并后的新《人民日报》担任头版编辑,为报社写过大量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及社论。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每天都准时将党的声音、人民的心声传遍中华大地。金秋十月,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来到北京市金台西路某宿舍大院,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接待了我们,他就是原《人民日报》编辑何燕凌。
《人民日报》在平山里庄诞生
2007年85岁的何老,满头银发,一双睿智的眼睛透过眼镜片折射出一位资深老报人不一样的光芒。谈起六十多年前的往事,何老的思路依然是那么清晰,“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于
何老的思绪回到了战火中的年代,他笑着说:“我们在前往里庄的路上有两件趣事,一生都难以忘怀。那时我们几个人从武安的河西村出发,搭便车先到了邢台。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到过大地方了,邢台算得上是一个热闹所在。李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对我说,中午请我吃茴香饺子。我是第一次领教没有一点油水的茴香饺子,结果印象不佳,从此避而远之整整半个世纪。
接下来,我们到了石家庄,发现住处有一个拨号电话。李庄马上说,附近有一个熟人,应该打电话告诉他咱们来了。于是两人围着这个拨号电话研究了起来。战争年代,李庄几乎都在太行山度过,用的都是摇把电话。我本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但在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也没有用过拨号电话。抗战后期,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那里用的也是摇把电话。所以我们不知道应该先拿起话筒呢还是先拨号?最后我们认为不必拿话筒,先拨号就行。谁知拨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李庄终于忍耐不住说,有这点时间,他跑去已经把熟人找着了。李庄果然很快找来熟人,顺便询问拨号电话是怎么回事。经人家点破,我们在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
毛主席题写新报头
何老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感慨万千地说:“当时随着全国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意识到再沿用以前的报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时薄一波向毛主席提出请求,请他题写新的《人民日报》报头。”
于是,在西柏坡一家农村院落里,一代伟人毛泽东坐在窗前,提笔濡墨,在两张杂志大小的白纸上一口气写下4行“人民日报”,共计16字。毛主席在他认为满意的字旁做了标记。这16个字最后交到了何老的手里。“我从经过毛主席圈点的字中,选出'人民日报’4个字,有的放大一些,有的略作缩小,拼制成自左向右的横排报头。这在当时文字竖排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做这样的排列,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报头是一致的。为了使报头舒展一些,我去除了当时报头普遍采用的外包4条黑色线框。这样的版式,使报纸上出现两个'报眼’。”华北《人民日报》是一张崭新的报纸,何老在设计版式时希望有一种新的气息。
版式设计好了,创刊日期日益迫近,因此何燕凌马上将新设计的版样拿到薄一波处审定。薄一波看了以后认为很好,还提出意见,认为不必把报头放在中间,可以放到报纸的左边去。这样,两边的竖线也可以不要了,显得更加舒展。何燕凌重新画出版样,薄一波即予批准。华北《人民日报》的报头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何老兴奋地说:“毛主席当时的心情应该是激昂的。一年多前,面临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进攻,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出延安,机关报《解放日报》因此停刊。一年多后,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新的机关报也即将创刊,这些都预示着胜利的曙光。我的心情也很激昂啊!以前的版面都是放在框框里面,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的心情很舒展。从此,人民日报的风格改变了,变得开放了。”
粉碎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1948年10月下旬,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解放后的石家庄上空,刚刚诞生的人民日报社面临着新的考验。“美国的'黑寡妇’飞机经常飞到头顶,我们也都很紧张,准备转移。那时候,白天就到地里去工作,很多稿子都是在地垄上完成的,晚上回来再交给印刷厂。”何老回忆说。
石家庄当时兵力空虚,面对蒋介石、傅作义的偷袭阴谋,毛主席发表了一条消息“傅作义准备突袭石家庄”,正所谓妙笔退敌军,唱起了“空城计”。何老爽朗地笑着说:“我接到指示,第一篇稿子不要放在显著位置,字号也不要大。要体现出我们对敌人的偷袭不屑一顾,还要表明我们已经知道了。果然这以后,飞机就不再来了。接着,新华社、《人民日报》又发出一系列稿件,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傅作义的偷袭阴谋。”
1948年底,战争的威胁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版面编辑的何燕凌却经常陷入另外一种困境——捷报频传,每天都有大消息,不知道版面该如何安排,常常为头条发愁。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采取三种办法:1、把不是必发的稿件放到第二天做头条。2、如果都是必发的稿件,就做两个头条。3、头条前边加框,叫前头条。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报
何燕凌和他的同事们以空前饱满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来直面艰苦条件下接踵而至的困难:“油墨、纸张都很紧张,印刷报纸用一台柴油机带发电机提供动力,如果这一系统出了问题,便改用手摇的'中央造’!当时经常需要画地图,没办法制版,怎么办呢,我就刻在木头上,挖个洞再放进去铅字,就是地名,当时地图就是这么制出来的。”
两报合并后,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环境相对安全了,《人民日报》的发行量高达四万四千多份。如此大的发行范围,是靠人背马驮的投送方式来发行的,即使如此,每天当天送到的报纸也有8000多份之多,其艰难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1948年12月间,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北平也已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此时,何燕凌作为报社的骨干随同先遣队准备进城,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自1949年8月始,《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继续沿用原排版期号。
采访即将结束时,何老感慨地对我们说:“当时我就在石家庄附近的平山里庄工作,看到刚刚结束战争的石家庄,百废待兴,街上很少见到行人。石家庄现在已经天翻地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60年过去了,党中央召开了十七大,确定了今后建设的新的蓝图,在我们的面前,展现着一个和谐社会的美满前程。我祝愿石家庄将来变得更美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石家庄日报 执笔/市委宣传部解放石家庄60周年新闻报道组)
附录4:
上海合作组织10年大事记
2004年1月,作为上合组织的常设行政机构,设在北京的秘书处正式启动。
附录5:
江淮流域、安徽等地发生特大水灾
江苏省江宁县一片汪洋
1991年夏,淮河、长江支流滁河、洞庭湖的澧水和安徽的水阳江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太湖水位超过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截至6月底,全国有18个省市区遭受洪涝灾害,受灾耕地面积1.3亿亩,倒塌房屋65万间,各项经济损失总和达160亿元。
这次特大洪水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雨期提前,降雨量大而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5月下旬至7月中旬长时间、大范围连降暴雨,降雨量最高地方比常年多2~5倍,致使江、河、湖、水库的水位猛涨,形成洪水和大面积内涝。淮河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7月中旬,太湖水位比1954年最高水位还高0.14米,滁河接连两次发生有资料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松花江也出现了建国以来仅次于1957年的大洪水。
二、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季节,造成两季作物减收。
三、重灾区过分集中。安徽、江苏两省受灾人口占两省人口总数的7O%;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损失严重。
四、从全国来看,长江干流、黄河、珠江、海河、辽河等未发生大洪灾,所以灾害是局部的。由于洪水发生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洪灾发生后,国务院先后拨款22亿元人民币和14亿公斤粮食用于救灾,并制定了对灾区人民的优惠政策。
(1991年7月,在京杭大运河破堤、洪水危及江苏省扬州城时,人民解放军预备役某师机关组织的共产党员突击队率先跃入洪水抢险)
1991年7月20日
香港演艺界为内地水灾举行赈灾表演
著名画家吴冠中为救灾义卖的国画佳作《老墙》
北京演艺界倡议发起的“共有的家园”大型赈灾义演晚会在北京工体举行
附录6:
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
《八大锤》叶盛兰饰陆文龙
《游园惊梦》叶盛兰饰柳梦梅
《群英会》叶盛兰饰周瑜
京剧的剧种特性,早期是重老生,二三十年代以后,旦行后来居上,形成了生旦并重的局面。小生行当长期以来一直是属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剧目、表演、人才等各方面,都不像老生、旦角那样丰富多样。“四大名旦”兴起以后,对小生的倚重增强了。相继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小生,较早的有姜妙香、金仲仁;较晚的就是俞振飞、叶盛兰。而在小生行中能自己组班挂头牌的,迄今为止,京剧史上只有叶盛兰一人。
叶盛兰,原名端章,字芝茹。原籍安徽省太湖县人,1914年生于北京,1978年病逝。叶盛兰出身于梨园世家。他的祖父叶中定曾经是四喜班的花脸台柱。父亲叶春善是著名的旧式京剧学校“富连成”科班的创始人之一,终身担任富连成的社长。叶盛兰是他的第4个儿子。
叶盛兰9岁时遵奉父亲的意思进入富连成科班,初学旦角。虽然基本功和表演技巧都不错,但由于他缺少柔媚的气质,在萧长华等明师的建议下,他父亲及时的让他改学小生。后来,他以小生挑班以后,还以反串的性质演出过《木兰从军》、《南界关》等旦角戏。
叶盛兰的小生戏,在科班时,得到过张彩林、萧连芳、曹心泉、萧长华等优秀教师的传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点很高。而且,叶盛兰的性格坚毅,练功学戏特别刻苦。
叶盛兰的武小生戏特别得到他的姐夫茹富兰的悉心传授。茹富兰也是出身富连成的著名小生和武生艺术家。他的表演以规范严谨而著称,叶盛兰向他学的《石秀探庄》、《八大锤》、《雅观楼》等戏,奠定了他以后成为文武全才艺术家的重要基础。
1930年,叶盛兰在科班毕业,行话叫“满科”。他一面留在富连成科班的学生剧团里演出,这在当时叫“效力”;一面拜当时的小生泰斗程继先为师,以求深造。《群英会》、《临江会》、《借赵云》、《奇双会》、《打侄上坟》、《贪欢报》、《蔡家庄》、《玉堂春》等戏都得到老师的真传。特别是《群英会》的周瑜,这出戏叶盛兰在科班时就跟班内的总教习、名丑萧长华老师学过。萧先生虽然是丑角,但是却是一位生旦净丑行行精通的奇才,他把当年观摩“同光十三绝”之一徐小香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叶盛兰。而叶盛兰拜程继仙为师后,又学到了程派《群英会》许多独特的表演。其中“舞剑”、“抚琴”的表演就是程继先与武净名家钱金福共同研究创造的。它不仅显示了繁难的技巧,而且形神兼备,从琴声剑影中渲染了周瑜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气势。
1931年秋天,叶盛兰开始正式搭班。首先是应马连良的邀请,搭入“扶风社”。除了与马连良合作演出《群英会》、《八大锤》等戏以外,还在《四进士》、《春秋笔》、《串龙珠》、《火牛阵》等戏中担任配角。同时,他还与小翠花、华慧麟、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张君秋等旦角合作,其中与章遏云的合作达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对儿戏”。
1945年,叶盛兰成立育化社,开创了京剧以小生挑大梁的先例。先后排演了全部《周瑜》、全部《罗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全部《吕奉先》等剧目。1951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是第一个带领私人班社加入国家剧团的。1955年担任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
他与李少春、杜近芳、袁世海等合作创作了《柳荫记》、《白蛇传》、《桃花扇》、《周仁献嫂》、《九江口》,与其它名家也合作排演了《西厢记》、《赤壁之战》等剧目。正在他艺术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却受到某些权要人物的迫害。1958年,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来迫于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在观众中的声誉,1959年初有关方面只得准其恢复演出。但是,艺术创作却受到很大限制。1978年12月,叶盛兰去世后,他的所谓“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
叶盛兰的传人除了他的次子叶少兰以外,还有李元瑞、茹绍荃、张春孝、夏永泉、萧润德、朱福侠等。再传弟子也遍布全国,当代京剧小生十有八、九都宗法叶派。叶派对京剧小生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突出贡献。
叶派的表演善于运用高难、繁重的程式技巧,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使观众得到充分的审美享受。他在《打黄盖》这折戏里,运用各种翎子功及身段表演表达周瑜对诸葛亮的忌恨心理,就是十分生动的一例。
附录7:
光学专家蒋筑英
蒋筑英正在刻苦钻研光学理论
蒋筑英和光学专家王大珩在研究工作
蒋筑英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国内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装置
蒋筑英,浙江杭州人,光学专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考取光学科学家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始从事科研工作。
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蒋筑英严于克己,乐于助人,工作勤奋,终由积劳过度,于1982年6月15日病逝。根据他生前的表现与遗愿,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