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92九龙资料开奖直播:第四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一、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卢沟桥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擅自深入到北平西南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实弹军事演习。11时,以"仿佛'昕到宛平城内枪声而一名士兵失踪(实际20分钟后归队)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寻。中国驻军以城门早已关闭、驻军并未射击的理由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立即迅速增调军队向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发动了进攻,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所部奋起抗击。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大举侵华而蓄谋制造的。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对外佯称"不扩大",一面却决定"立即增兵华北","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日中间的问题",从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大量调兵,进攻平津,其后兵分三路进攻华北,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抗日总动员,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日本的侵略严重地危害了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强烈声中,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调动军队进行应战。8月13日,国民政府发动淞沪抗战。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中国人民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战的爆发带动了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前,国共谈判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选等问题上出现僵持。战争的形势使蒋介石急切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合理的要求。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原则通过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洛川会议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中日军事力量十分悬殊,因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是,在如何抗日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人民,实行由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因而损害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为了正确地领导抗战、赢得胜利,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主要是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的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在进入抗战的新阶段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人民群众,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这样才能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必须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四)确定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即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决定党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决定党所领导的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以充分发挥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这就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改编和在华北的协同作战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战时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粥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政训主任改任政治委员);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1938年1月,邓小平接任政委)。全军编制45000人。

此时,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疯狂向山西进犯。八路军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9月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设伏,歼敌板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10月初,国民党在山西组织忻口会战,八路军积极配合。一一五师、一二O师向敌后纵深广泛游击,袭击敌辎重部队和增援部队,相继收复县城10余座,多次截断忻口之敌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线。一二九师在娘子关一带频频出击,阻敌西进,并创造了七亘村重叠设伏的战争范例。10月19日,一二九师一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飞机20多架。八路军的作战,使敌供应困难,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忻口正面国民党军的压力。10月下旬,当日军突破娘子关、国民党军全线慌乱后撤时,八路军又相继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伏击日军,歼敌2000余人,迟滞了日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忻口会战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八路军的这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曾受到国民党将领以及蒋介石的赞扬。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向晋南、晋西撤退,其在华北的正规作战结束。八路军则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转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一部2000余人在聂荣臻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在晋东北、察南、冀西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许多县城。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1月,经过民主选举,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其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又创建了冀中和平西抗日根据地。一二0师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在晋西北广大山区和乡村开展游击战争,以游击战争掩护工作团,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3月,一二O师在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及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一二九师主力于1937年11月中旬,在同蒲路东侧、正太路南侧和石家庄至磁县以西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一二九师在邯长公路线上取得两次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敌近2000人,击毁敌运输汽车180余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主力在五台山、吕梁山、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山区,初步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一二O师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西、绥中区。晋察冀边区派出宋时轮、邓华支队进入冀东,配合冀东人民大起义,开辟了冀东。一二九师派出东进纵队、骑兵团和第七六九团等部进入南宫,开辟了冀南。一一五师与一二九师一部进入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地区。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爆发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分别在鲁南、鲁中、胶东、鲁北各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率一部进入山东,进一步发展山东的抗日斗争。中共党组织还与原国民党山东聊城专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合作抗日的关系,帮助他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抗日武装。这些措施,推动山东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实际担负军政治委员的职责),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10300人,编为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38年三四月,新四军各支队先后集中于皖南、皖中,并迅速深入敌后。5月12日,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设伏,毙敌20余人。这是新四军出师敌后的第一仗。6月17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歼敌20余人、击毁汽车4辆,取得江南首战的胜利。随后,陈毅、张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队主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创建了皖中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则在皖南前线屡败日军。同时,彭雪枫等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于豫东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的抗日局面。

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等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十数万日军,予敌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八路军、新四军一年多的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日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敌54000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消耗大量日军,使之难以集中兵力于正面战场,后顾之忧严重,从而削弱、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加速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产生了重大作用。

党的持久战理论

抗战爆发后,国内、党内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有着各种不同认识,尤其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颇有市场,妨碍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驳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敌强我弱,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而敌之小国、退步、寡助和我之大国、进步、多助,又决定了日本必然要遭到最后失败,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速胜论"都是片面地看问题,因而都是错误的。

第二,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阶段最艰苦、时间最长,但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一阶段。相持阶段的努力,将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深刻地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就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抗日民主政治的实施,离不开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四,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等。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如从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来说,其战略地位更加不可轻视。"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论述,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了通过人民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王明右倾错误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滋长了一种右倾倾向,并逐渐成为主要危险倾向。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他根据斯大林看重国民党军事实力、担心国共关系破裂的思想,对洛川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一系列批评,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他抹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力量大,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他轻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在组织上,他把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包括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甚至拒绝中央指示,拒不在《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明的这些言行,在党内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破坏了党的统一,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妨碍了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虽然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发展下去却是危险的。为纠正这一错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抗日斗争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肯定。这对克服王明右倾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排除干扰,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要求全党认真负起领导抗战的重大历史责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会议指出党在敌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重申了党的纪律,指出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维护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在抗战、团结、进步方针下发展敌后抗战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其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国和美国为了应付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的进攻,企图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迫其对日妥协投降。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主张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尤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和力量得到发展感到十分恐慌。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其内政政策严重倒退,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在全国各地加紧反共磨擦活动,连续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惨案,残杀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伤员、后方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和抗日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共中央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好转,于1939年7月7日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由此形成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著名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斗争,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侵占关中分区的5座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1940年2-3月间,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向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按照自卫原则,对国民党军队的无理进攻予以坚决的反击。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支援下,给来犯的阎锡山军队以沉重打击,然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奉令返回陕北,驱逐了盘踞在绥德地区专门制造反共磨擦的国民党何绍南部,统一了绥德分区,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联成一片。1940年二三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察冀军区部队配合下,奋起自卫反击,消灭了来犯的朱怀冰部主力和石友三部大部。

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后,中共中央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继续抗战的政治立场,主动派人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左"的思想倾向。有人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即将破裂,因而主张放弃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出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对中间势力不注意争取的倾向。同时,不敢同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为了使全党正确理解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纠正错误思想,毛泽东于1940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件,全面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妥协倾向严重存在,但其尚能继续抗日;进步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在这种形势下,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泽东指出,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处理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上,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强调指出: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

这些重要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些政策,使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胜利地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坚持了团结抗战局面。

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由于敌后战场严重地威胁着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基地和交通线,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调集重兵,以华北为重点,连续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中共中央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适时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不断袭击、消灭敌人,在斗争中壮文自己,扩大根据地。

在华北,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中,日军连续进行了5期"治安肃正讨伐"作战,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达109次之多,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敌后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完成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自身也迅速壮大,并创建和发展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针对国际法西斯气焰猖獗和国内正面战场形势低迷的状况,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振奋全国的抗日斗志,1940年8——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前后参战的部队达100多个团，约20余万人，总计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2万余人中毒。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坚持抗战,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但百团大战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在华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加强了对华中工作的领导。1939年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四军相继成立了江北指挥所和江南指挥所、第五和第六支队,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前锋直抵上海、南京郊外,先后开辟了以苏南、豫皖苏、豫鄂边和淮南津浦路西、路东根据地。1940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部署,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东渡运河,创建了淮海区根据地。同时,新四军江南指挥所北渡长江,开辟苏北。10月,陈毅指挥黄桥决战,击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进攻,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基础。经过艰苦的努力,苏、浙、豫、皖、鄂游击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

在华南,东江抗日武装、珠江三角洲抗日武装和琼崖独立纵队等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东江、珠江和琼崖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多万人(还有大量民兵和地方武装),同日伪军作战2万多次,歼敌33万余人，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近1亿。敌后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

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发动了攻势。他们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反共宣传不仅破坏团结抗日,而且使广大群众对中国前途担忧;在共产党内部有些人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缺乏统一的理解。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回答,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步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因此,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第二,说明了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不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它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它不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只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此即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

第三,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允许富农经济存在。文化纲领是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四,系统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个法宝,论述了三大法宝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和党战胜困难的措施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反共活动并没有收敛,而把反共武装进攻的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

1940年10月,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歪曲事实,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强令黄河以南的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点,并企图把拥有50万兵力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既驳斥了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污蔑和无理要求,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同时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又表示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奉令率领皖南部队6个团9000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血战7天7夜,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在前往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

面对国共之间异常严峻和紧张的形势,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在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猛烈反击的方针。据此,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且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严正警告他们必须"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并提出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也对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行为表示谴责和不满;美、英、苏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反对中国打内战。日本侵略军也趁着国民党军队的反共部署发动了豫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连续丧师失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寻求与中共妥协。这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也要观光这次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他力图诱骗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以示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抗议,并为打破僵局,提出立即停止在全国向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释放皖南事变被捕的干部和人员,发还所有枪支等新的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蒋介石曾将参政会推后一天,等待中共参政员的出席。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打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并使之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被动的难堪境地。3月6日,蒋介石被迫在第二次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会后,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一些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蒋介石并没有达到其目的,而其无理打击共产党的行为,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他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正确策略,赢得许多方面的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正如毛泽东总结指出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党战胜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措施

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日酋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对付八路军的战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1941-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华中,日军以29万人的总兵力与伪军一起以苏中、苏南为重点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占伪军总数的62%),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军事战斗频繁、激烈异常。

国民党政府从1940年10月起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阻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不断侵扰,进行捣乱和破坏。

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加之华北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下降到约40万,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产和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严重短缺,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以至于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

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形势的不利和有利方面。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有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在各方面作好准备,去战胜困难。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依靠民族革命战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十大政策:第一,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二,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统一领导,实现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第四,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加强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第五,发展生产,改善军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第六,整顿三风,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第七,审查干部,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第八,时事教育,提高军民抗日热情;第九,实行"三三制"政权,健全解放区的民主制度;第十,减租减息,适当调整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利益。

这些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党的领导,团结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为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政策中,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是两个中心环节,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为克服困难局面,坚持抗日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需要加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以加强全党的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而,毛泽东领导发动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经历了中央领导层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和总结提高三个阶段。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开展整风作了思想动员。

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加深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错误的认识。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各地成立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九月会议对整风运动的深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始的。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是中心内容。主观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它是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更为危险的是教条主义。

在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害最大,王明等人是典型代表。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它妨碍党内团结和党与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它束缚人们的思想,窒息革命精神。整顿三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借以达到既耍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在组织程序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同时,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即总结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高级干部从切身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结论。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为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新经验。

在整风运动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向。例如,对某些犯错误的人的批评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1943年的审干工作中,出现了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当成政治问题,甚至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由于错误估计敌情,把一部分同志当成敌人进行审查,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这一错误后及时予以纠正。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为了克服由于日伪进攻和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及驻边区的部队在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下,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八路军指战员开入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屯田生产,王震率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261000亩,使昔日荒无人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不仅吃用全部自给,而且向政府交纳公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边区军民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纺纱织布。以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在二三年的时间内,使边区各业获得迅速发展,克服了经济困难,变成了"丰衣足食"的先进根据地。各敌后根据地贯彻执行"劳力和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进行生产。

大生产运动,为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也为党积累了经济工作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延安精神。

敌后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扫荡"和敌后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中央提出"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根据敌情,中央军委要求每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体制;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精兵主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这些任务和方针,对敌后军民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大力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

斗争中,敌后军民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表现了不畏强暴的民族英雄气概和极大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巧妙地打击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在日军"扫荡"时,以-部分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运用各种办法牵制敌人,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牲畜等物资。主力部队则绕到敌后,袭扰、拔除敌人的据点,待敌人兵力分散、疲惫和消耗等出现战机时,主力适时返回,寻歼一部分敌人,粉碎其"扫荡"。在游击区,对敌人点线的正面,由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组织联防线,乘敌立足未稳,给予坚决打击。对敌人在游击区内建立的据点,或通过围困将其挤走,或集结主力予以拔除,或围点打援消灭敌人。从而使敌顾此失彼、难以立足,粉碎其"蚕食"。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抗日军民组建了将党政军民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向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搜集情报,瓦解伪军,除奸反特,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等,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争取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经过艰苦的斗争,华北敌后军民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北岳、平西地区的大"扫荡"(兵力达7万余人)、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兵力5万余人）、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兵力1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5万余人)和对太行、太岳、太西、鲁西、冀南根据地的"铁壁合围"、"抉剔清剿",以及对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扫荡"。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对崮山14勇士、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民族英雄。1942年5月,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壮烈殉国。

在华中，抗日军民在1941年粉碎了日伪军17000人对苏北根据地的大“扫荡”。以后，又连续粉碎了敌人为确保其华中占领地而发动的一次次的"扫荡"、"清乡"。到1942年,逐渐发展成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鄂豫皖笔据地,人口达2000万。

在华南地区,活动在东江地区和海南岛的广东人民和琼崖纵队也连续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游击队挺进香港、九龙,营救在香港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在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东江、琼崖游击队的斗争,牵制了南进太平洋的日军,为配合盟军的作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与日军作战共42000多次,毙伤俘敌伪军331000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保卫了全国的抗日阵地，为人民抗日力量从极端困难的境地中恢复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工作与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党先后在西安、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1938年10月迁重庆出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这些组织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联络民主党派和抗日爱国人士、恢复党在南方各地的组织与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统区中心的代表机构,负责领导整个南方国统区党的工作。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是秘密的。

正当南方局成立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并秘密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民党在国统区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捕杀共产党员,图谋消灭中共党组织。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南方局注意吸取过去党的地下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南方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与国民党的谈判和交涉中,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努力维护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上层中的民主派及地方实力派也作了大量工作,推动他们提高认识,逐步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影响,不断走向进步。团结和争取了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海外华侨及宗教界人士,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成立是党争取中间力量的重大胜利。

南方局十分注重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广泛联系外国驻华人员和记者、医生、军人等各方面人士,广交国际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战绩,介绍中国局势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争取国际舆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压迫和严密封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和各项建设成就,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成为党在国统区的一面旗帜。

南方局领导国统区文艺界人士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统治,组织进步文艺团体,创作并演出进步话剧,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培养了革命文艺人才,对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南方局大力加强地下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地下党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斗争方式。周恩来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以此作为开展地下党工作的基本政策。要求地下党员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适应环境,做好本职工作,广泛地联系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根。"三勤"、"三化"政策把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具体化,不仅使白区党组织得以保存、发展和壮大,而且更密切地联系了广大群众,为1944年以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准备了条件。

在敌占区城市,抗战开始时,为保存党的力量,大部分党组织和党员撤退到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少数党员留在敌占城市中,继续坚持斗争,配合解放区战场,作出了积极贡献。1940年9月,针对我国各大城市、重要港口、主要铁路都沦陷于敌人之手的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决定,强调全党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此后,各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占区的区党委都先后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市工作部),加强了敌后大中城市的工作。他们以抗日根据地为基地,派了大批地下工作人员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地下党员、爱国进步人士,打入敌军、政、宪、特机关内部,获取许多重要情报,为敌后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局部反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举歼灭德军33万余人,德国法西斯从此走向失败;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法西斯于9月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逐渐取得优势,转入战略反攻,日本丧失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走向瓦解。世界战局的这种变化,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为挽救失败的命运,确保占领区,日本侵略者继续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但已成为强弩之末。经过认真贯彻党的"十大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增强,敌后军民遵照中共中央抗战尚需2-3年,必须努力奋斗和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英勇奋战,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使敌后抗战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在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连续粉碎敌人重兵"扫荡",恢复并开辟了平汉路西3600个村庄,建立5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平西区抗日武装伸向察南,恢复与开辟了怀来、源鹿、蔚县、宣化、阳原之间的广大地区;冀中区将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基本恢复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东、平北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宁西部大块地区。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区在平汉路西侧建立大块游击根据地;太岳区打开了高平、晋城、长子、沁水、曲沃、沁县等边沿区局面;冀鲁豫区在齐河、在平、禹城间开辟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区恢复和开辟10个县。七八月间,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000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晋绥根据地军民采取包围孤立、乘虚袭击、里应外合、集中兵力攻夺等方式,摧毁800多个村的"维持会",改造近400个村的"维持会",基本上将敌人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山东抗日军民在连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后,相继发起了歼灭惯匪刘桂棠部、解放赣榆县城、讨伐伪军吴化文的战役,开辟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富(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根据地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这一年,八路军与敌作战24800余次,毙伤日、伪军136000余人,俘日、伪军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攻克据点740余处,抗日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

在华中,日本为确保对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占领和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在1943年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协同作战,使敌顾此失彼,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根据地的春季"扫荡"、对苏中和苏南根据地的夏秋季的"清乡",淮北、鄂豫皖等地区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蚕食"。全年,新四军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次,粉碎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扫荡"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60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余人,攻克据点200余处,逐步扭转了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

在华南,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先后粉碎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东北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经过艰苦的斗争,敌后战场的形势发生明显的转折。日军屡遭失败,战斗力日益减弱,被迫收缩战线,实施重点守备。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3年后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蚕食"后,对日伪军发起进攻性战役,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43年底,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9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47万人,民兵发展到200多万,解放区人口达到8600余万。敌后军民的斗争,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重要的贡献。

挫败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它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企图压倒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本是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作出的决策,但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商根据蒋介石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他并撤河防之军,调集几十万兵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先头部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寻衅,第三次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进攻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在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连续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重庆、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把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战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外国记者纷纷向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提出质问。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苏联明确表示反对。苏、美、英大使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12日,胡宗南令其各军撤回原防。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不得不对外佯称,对中共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为了利用一切时机改善国共关系、维护合作抗日的局面,1944年1月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告以中共拟派代表与国民党谈判。5月,中共中央派出林伯渠为代表,先后在西安、重庆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谈判。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停止对抗日军队的进攻,至少给予共产党5个军16个师的番号等要求。但是,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提出《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有10个师,其余部队限期取消;这10个师必须集中到规定的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一律交重庆政府"接管"。对这样的《提示案》,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人民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决不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强大的军队和支持人民军队抗战的根据地政权。这次国共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和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敌后战场进一步发展、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1944年春,日本为了连接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当局腐败不堪,其军队的绝大部分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触即溃,很快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总计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在军事大溃败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上也发生深刻的危机。蒋介石集团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扩大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监狱和集中营遍布各地,任意逮捕、囚禁、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经济上,国民党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不断膨胀,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残酷压榨,巧取豪夺,致使农业经济萎缩,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打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严重局面。

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政府的腐败及其法西斯统治,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在抗战中萌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激励下,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集会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和特务迫害,要求民主自由;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宪政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要求废除国民党-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包括中间人士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立即召开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地方政府、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紧急国事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出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全国工农群众,各民主党派、团体,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社会各界纷纷集会,发表政治主张,痛斥一党专制,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出现了进步力量进一步团结,中间派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趋向进步的新的政治局面。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政治目标发展。

但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美国政府为了在战争结束后取代日本独霸中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由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支持两党领导的军队联合抗日的政策转向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扶植他统一中国。为此,美国也希望蒋介石政府开放一点民主,以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根据地。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10月,以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赫尔利任驻华大使。他到延安,经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进行3天会谈后,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赫尔利认为这个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个协定。赫尔利也跟着变卦,背弃了他的诺言,支持蒋介石的意见。以后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赫尔利对中共的态度是:你先交出军队给我,我就给你民主。当他的政治欺骗被戳穿后,赫尔利于1945年4月公开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助长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气焰,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走独裁内战的道路。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在中国实现光明的前途,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也作了发言。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党章。党的七大在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获得圆满成功。

七大的主要历史功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七大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七大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提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作了全面的详尽的说明。七大所规定的党的政治路线及方针政策不仅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顺利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第二,七大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和产生的历史条件,并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成功,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一些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最大的功绩。

七大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新党章规定党内生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内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两种极端现象都是错误的。

第三,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七大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个既有丰富的经验,又年富力强、团结、统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重要保证。

    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

在渡过敌后最严重困难后,中共中央适时部署敌后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中共中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更好地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要以我为主准备反攻"。据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反攻作战。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日、伪军22900余人,俘虏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00余人,拔除敌据点、调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战斗中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辽军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000余人,俘日、伪军34900余人,争取日、伪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在春季攻势中攻克敌据点多处,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在秋季攻势中毙伤日、伪军900余人,俘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国土770余平方公里;全年共解放村庄31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大青山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使绥西、绥南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根据地军民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近6万,争取伪军反正11000人,攻克县城9座,逼退敌据点200余处,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余次,歼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华南的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地区的九龙附近,组织海上游击队,炸毁九龙铁桥,控制了广九路两侧。琼崖纵队也主动向敌人出击,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针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挺进日军占领区,开辟敌后游击战争。1944年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出一部南下,恢复了新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了新黄河以西的水西根据地,建立了14个县的抗日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派出部队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扶沟、信阳、舞阳之间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政权。8月,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淮北区西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英勇牺牲。自9月起,中共中央从太行、太岳、晋绥、陕甘宁边区抽调部队由皮定钧、徐子荣和王树声率领进入豫西地区,建立起拥有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豫西根据地,成立了河南行署和河南军区。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的联系,对于坚持中原抗战有着重要意义。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率领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次年1月,该旅在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继续南征,一直打到粤北地区。与此同时,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3个团,于1944年12月渡江南下,与江南的第十六旅会合后,成立了苏浙军区。

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1000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

1945年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和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连续对日军发起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

在春季攻势中,晋察冀部队进行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平(安)战役;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南乐战役等;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忻(县)静(乐)公路、五(察)三(岔)公路沿线敌人据点发动攻势;山东部队进行了胶东战役、渤海战役、富县战役和蒙阴战役。在华中,苏北部队控制了东(海)淮(阴)公路和盐河;淮南部队袭入金钩、黎城;淮北部队破击了津浦路西和路东;苏中部队控制了苏浙皖边10个县的广大地区。在夏季攻势中,晋察冀军民进行了察南战役、雁北战役、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和主要城市。晋冀鲁豫军民进行了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收复16座县城,消灭大量日伪军。山东军民进行了临(沂)费(县)边、郊(城)码(头)等十几个战役,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解放县城9座。晋绥军民连续作战,将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12条公路线附近。新四军进行了宿南战役、睢宁战役等,摧毁敌人许多据点、解放人口20万。与此同时,华南人民抗日力量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的连续攻势作战,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将敌人孤立在点线之中,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同时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敌后军民发起局部反攻的同时,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45年春,苏、美、英盟军猛烈进攻德、意法西斯。4月,意大利北部人民起义,游击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之处死。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于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对日本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起,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面沿1200里战线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苏军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集中力量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反攻来到了。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和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解放区军民迅猛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展开攻势凌厉的大反攻,横扫当面之敌,解除大量日伪军的武装。从8月11日到9月2日,共消灭日伪军76000多人,收复张家口、烟台、邯郸、泰兴等县以上城市150余座。并一度逼近和包围平、津、沪、宁等大中城市,切断重要铁路线,解放了大片国土。

在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崩溃。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苏、美、英、中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达5000亿美元。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

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械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多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创举。抗日战争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民族的危亡，洗雪了民族耻辱，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重新奋起的转折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最大贡献。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军力，对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了战略配合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也使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比较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恰当而纯熟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就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