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满陇桂雨公园图片:刘再复：大洋彼岸说《红楼》——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问

　　杨天：在您看来，《红楼梦》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能否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大梦”？

　　刘再复：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自由，所以人类才需要通过文学艺术赢得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这便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梦是一种自由情感的虚幻形式，进入文学，便成了作家诗人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的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包括梦中天（太虚幻境）、梦中乡（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梦中国（“大观园”、诗国、理想国）、梦中人（恋人、情人、意中人）。我说它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就因为此梦的内涵极为丰富，要详尽回答你的问题，即详尽描述此梦，恐怕得写一部专著。

　　不过，我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之梦，我们至少可以悟到两点：一是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的象征——少女，他希望（梦）这种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永远不要消失，永存永在。曹雪芹把“女儿”二字放到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审美代宗教”大思索的形象表述。《红楼梦》之梦，梦的是“女儿”不要出嫁，永远处于净水世界之中。因为一旦出嫁便落入男权的泥浊世界之中，便成了“死珠”和“鱼眼睛”，所以他最心爱的少女，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宁可让她们死，也不让她们嫁出去。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大观园”里的诗社，便是梦中国（理想国）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这一理想国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反，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曹雪芹则以少女诗人为理想国主体。在这一国度里，有抒写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而且“一国两治”（一府两治，园内园外是两种世界）。最宝贵的是虽有赛诗，却人人皆有“不争之德”，贾宝玉（怡红公子）每每被评为最后一名，但他却鼓掌拍手称赞“评得好”，身上没有嫉妒等生命机能。

　　这是直接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展示出来的梦。还有一个是蕴含于《红楼梦》全书的大梦，也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它梦想人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我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一节中，说曹雪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很相似，都在做“诗意栖居”的大梦。人到地球上来走一回，时间很短，生命只有一次，人该怎么生活？《红楼梦》展示了两种活法，即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非诗意的活法，这就是〈好了歌〉所嘲讽的“唯有功名忘不了”、“唯有金钱忘不了，把人生投入追求财富、权力、功名的活法，这是贾府大小权贵的活法；另一种则是诗意活法，则远离功名利禄的妄心妄行而追求生命个体的自由、尊严与幸福，这是贾宝玉的活法。《红楼梦》塑造贾宝玉这个主人公，寄托着曹雪芹诗意栖居的大梦，这是活得有情、有味、有尊严、有自由的梦，是从“国贼禄鬼”的“槛”中跳出来的充当“槛外人”的得大自在的梦。《红楼梦》全书启迪人们：人生诗意的源泉不是功名、财富与权力，而是情感与心灵。

　　杨天：在阅读和探索《红楼梦》时，您为何抛却了原有的“辨”和“论”的路数，转而强调“悟”？

　　刘再复：对于“辩”与“论”，我在《红楼四书》中并没有完全抛却，所以也写了一些论文。但从总体上强调的确实是“悟”，基本方法确实是以悟证取代论证与考证。

　　把“悟”提到最高地位的是禅宗。慧能著名的六字经叫做“悟即佛，迷即众”，以“悟”代替佛，以“觉”代替神。“悟”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本体论。禅宗讲“明心见性”，没有思辨过程（即没有辩），也没有逻辑推理过程，（即没有论）。这是一种直击要害，瞬间抵达真理之核的“法门”。这种法门，不适合于探讨实在性真理，但适合于探讨启迪性真理。人类世界的真理有两大类型，一种是雅典型的理性的实在性真理；一种是耶路撒冷型的神性或感性的启迪性真理，前者靠逻辑、靠分析、靠推理、靠思辨去抵达，后者则靠直觉、靠感悟、靠想象去抵达。科学基本上采取前一种方式，宗教、文学则采取后一种方式。康德作为大哲学家，他事实上是无神论者，但又没有否定上帝。在他的思维空间里，上帝既不存在，上帝又存在，这是一对悖论。因为无法用逻辑推理证明上帝存在，所以不存在。但如果把上帝视为一种情感，一种心灵，一种信仰，那么，只要你悟到它的存在，它就存在了，就象孔夫子说的“祭神如神在”。文学作为情感与心灵的存在形式，许多内涵不是实在性真理，而是启迪性真理。例如贾宝玉说的“男人泥作，女人水作”，就是一种启迪性真理，它道破男权社会的主体追名逐利的本质，虽无法实证与论证，却可以启迪我们认识到男权社会的极端荒诞与极端污浊。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巨大原创性的天才之作，它的心灵内涵的深广度，可谓“空前绝后”。它本身就是一部悟书，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一部心灵大彻大悟之书。我在《红楼梦哲学笔记》中称这部伟大小说，是王阳明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心学，但它不是思辨性心学，而是形象性、意象性的心学。它所呈现的并非“风动”、“幡动”这种形而下的境界，而是“心动”这一形而上的境界。曹雪芹是心灵的天才，展示的是心灵的真理，即使是高鹗，他在117回中也让贾宝玉“重申”这一真理，他看到宝钗与袭人在寻找丢失的“玉”时说：“我都有了心，你们还找那玉干什么？”《红楼梦》揭示的是“心乃人间第一要义”的真理。人间风景万般万殊，唯有心灵最宝贵，林黛玉作为贾宝玉的第一知心人，就因为她明白这一点。宝钗虽然聪明美丽，很有知识，却没有抵达这一心灵真理的深渊、情感真理的深渊，心灵的最深处必须仰仗“悟”去抵达，“辩”和“论”无能为力。

　　《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大心灵之书，所以我也只能以心去发现心，即不是用头脑去思辨，而是用心灵去直觉。庄子和惠施在桥上争论，庄子说:鱼很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用的是直觉法，惠施用的是逻辑法。我在阅读与探索《红楼梦》时，用的庄子的方法，这一方法没有“逻辑”中介，却有“想象”中介，我能想象贾宝玉有多少“梦中人”，他的“意淫”包含着多少情感内涵与心理内涵。我虽无法实证与论证，却能从中得到巨大的审美愉快。

　　杨天：您当年去国离乡时仅携两本心爱之书，其中之一就是《红楼梦》，您把它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为什么这么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红楼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再复：《红楼梦》的第一回就嘲笑世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就是重新定义故乡。受其影响，我也一再定义故乡。界定来界定去，中心意思是说，故乡不仅是我的诞生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存放之所。哪里可以存放我的本真本然的心灵，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海外漂流二十年，《红楼梦》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有它在，我就感到心灵有落脚之处，有存放之所，所以它就是故乡和祖国。

　　我一直把祖国分解为表层祖国与深层祖国。表层祖国是江河土地、田园城乡，深层祖国则是中华文化。而《红楼梦》正是中华原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道、释三大文化精华凝聚的晶体，带着它东西穿行，总是感到祖国和我一起漂泊四方。这一意义的祖国，只是一部书籍，所以可称它为“袖珍祖国”。“袖珍祖国”是德国诗人海涅的概念，我只是借用它来表述一种情感。我常说，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存放在《红楼梦》之中，也就时时连结着自己的祖国。

　　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除了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没有讲述《红楼梦》，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也就是《红楼梦》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之外，我今天还想说，《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与“文学圣经”。说是“护身符”，是因为有它在，我就能赢得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有一点才能，读一点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方向，《红楼梦》就启示我心灵的方向。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第一意义也在于《红楼梦》给了我对于真、对于美的信仰，即推动我的心灵向真向美靠近，然后才是第二意义——把《红楼梦》视为最高的文学典范与最高文学参考系，以此参考系来看文学，才明白文学为何物，也才明白各种文学作品的优劣。《红楼梦》在我心灵中不断“积淀”，这对我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相信，《红楼梦》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如果暂时放下“未来”不说，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其意义也极为重大。这意义首先是调节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是追求财富的潮流席卷一切，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品牌崇拜正在成为时尚，在此语境下，《红楼梦》这部心灵大书，书中蕴含的心灵光辉对于抑制人的物化与异化将起巨大的调节作用。《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我国古圣人说要“为天地立心”，我们不敢作此妄念，但可以给自己和帮助同胞立心。我认为，立《红楼梦》就是立心。红楼之心一旦立起来，就不怕被俗气的潮流所吞没，所异化。《红楼梦》可以帮助当代中国人对物质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杨天：您从《红楼梦》中感悟到了哪些深刻内涵？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在您看来，曹雪芹是与“五四”新文化灵魂最相通的，为什么？

　　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今天很难再作简化性说明。但我可以借你访问的机会，再强调一下，我从哲学上感悟到两点最重要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与“最高智慧”。第一是最高价值。《红楼梦》启示我：人世间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真情感，真品格，换句话说，人间最宝贵的是心灵。不管你是出身于豪门还是出身于寒门，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地位，从事什么职业，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在的心灵。心灵高于一切，心灵重于一切。心灵不仅高于财富、功名、权力，而且高于知识和学问。做人最难的是像贾宝玉那样，在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地位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质朴的内心，社会的泥浊无论如何也污染不了他。这位小说主人公五毒不伤，永远不会生长出世人普遍具有的、诸如嫉妒、贪婪、仇恨、猜忌等负面生命机能。贾宝玉的心灵是中国最美的心灵，所以我说他像创世纪第一个黎明出现的婴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最高智慧。《红楼梦》充满人间智慧，但最高的智慧是中道智慧。“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中道。开篇借贾雨村讲历史哲学，也是排除大仁大恶的中道。中道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也是浸透于《红楼梦》的最基本的世界态度与人生态度。中道不走极端，它超越世俗社会中互相冲突的两端，站在更高层面用悲悯的眼光加以审视，对冲突双方的理由都给予同情的理解。

　　我的确说过《红楼梦》是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所谓现代意识，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它乃是个人从人身依附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的意识。简单地说，便是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意识。应当承认，现代意识首先是在西方觉醒。其觉醒并非在一朝一夕中实现，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大历史变动以后才发展为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内容的成熟体系。但最初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反叛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成果，是把中世纪的身份制（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化身份）转变成契约制（农奴开始作为独立的人与领主签约）。经济地位的转变使个人独立的意识也随之产生。我国明代李卓吾及泰州学派，其学说思想中也包含着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到了清代反而倒退了，清朝的思想禁锢打击的正是以个体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而《红楼梦》恰恰在文字狱极其猖獗的时代里写成，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天才的个案。《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正是个体独立与个性解放的意识。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上宝玉和黛玉才是最典型的槛外人。所谓“槛”，就是原有的皇统、道统观念网络，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依附等级罗网，他们意识到只有从槛中跳出来，才有自由，才有个人的生命权利。西方现代意识成熟后，在上世纪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抗形象，这就是法国加缪的“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形象，这种“局外人”从流行的中心格局中跳出来，追求人的自然化和个性化。而在加缪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曹雪芹就创造了“槛外人”形象，这种异端形象和加缪的“局外人”形象有点不同的时代内涵，但都包含着从传统格局中跳出来的个体独立意识。

　　我把《红楼梦》“槛外人”看作现代“局外人”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我在〈近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用“三个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潮史。第一次觉醒是康、梁时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时代“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二三十代阶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所以和五四灵魂最为相通，就因为它也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要求尊重每一个体的尊严，哪怕是丫环、奴婢、戏子，也要尊重她们的生命尊严。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杨天：您在研究《红楼梦》时为何以禅宗为出发点？又为何认为《红楼梦》中既涵盖了西方两次文艺复兴的内容，也涵盖了中国三大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内涵？

　　刘再复：小说文本才是我阅读与研究的第一出发点。但在阅读之后，我发现，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禅性实际上是一种超概念、超功利的审美性。禅宗的不二法门（无分别心）贯彻到主人公的整个人生，从而形成贾宝玉近乎基督、近乎释迦的大慈悲心。

　　说《红楼梦》涵盖西方两次人的发现（不是两次文艺复兴）是指它对人的总体认识。《红楼梦》既看到人的无尽之美，人的精彩聪慧（此属第一次发现，文艺复兴时期），又看到人的荒诞、人的混浊（此属第二次发现，十九世纪叔本华等）《红楼梦》以对少女诗意生命的描写，展示了第一次发现的内涵，而对贾赦、贾琏、贾蓉、薛蟠等贵族爷们的描写，则展示第二次发现的内涵：说《红楼梦》涵盖儒、道、释的深层内涵（不是表层内涵），意思更为深广。这不仅是对人性的认知，还包括蕴含于作品中的宇宙原则、世界原则、心灵原则，也包括对亲情、世情、天地情的态度。《红楼梦》对儒、道、释的表层功夫、表层制度都不喜欢，所以嘲笑八股科举，嘲笑“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愚行，嘲笑贾敬的炼丹吞砂，嘲笑烧香拜佛，但整部小说却溢满亲情（儒），溢满大慈悲精神（释），溢满逍遥闲适精神（道）。《红楼梦》之所以各种年龄阶层的人都喜欢读，就因为它不仅写了恋情，而且还写了儒、道、释所以蕴含的各种悲欢离合，生死沉浮，其精神内涵之丰富，没有任何作品可以和它相比。

　　杨天：您曾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凸显的价值观有诸多批评，而对四大名著中的另外两部却持肯定态度，尤其推崇《红楼梦》，认为其是“人类精神水准的坐标”，您为何有如此态度？这几部书分别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再复：就艺术价值而言，说“四部文学经典”还是说得过去。但就精神价值而言，四部经典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经典与《红楼梦》相比，距离太大。《三国演义》宣扬的是权术、心术，《红楼梦》则离权术、心术十万八千里。一个是心灵的星座，一个是权术的大全，把两者相提并论，未免太笼统。《红楼梦》尊重每一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水浒传》则只认一百零八将为兄弟，一百零八之外可以随意砍杀，这又怎么可以同等视之？所以我把《红楼梦》、《西游记》视为中国的“原型文化”，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视为变质变态了的“伪型文化”，我希望对于四典应清醒地加以区别，只可称《红楼梦》、《西游记》为中国文学正典，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应称之为中国文学“负典”。

　　这四部经典出现之后，对中国民族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它对中国的世道人心产生极大的危害。最可怕的是，近五百年来，这两部小说中的英雄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从而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当大家都把武松、李逵当作“天人”当作“战神”加以讴歌的时候，杀人便成了天经地义，“暴力”便成了天然合理。当我们都认定刘备为正统、为仁君的时候，“伪装”便成了人生的法宝。《三国演义》告诉所有读者一条生存秘诀：愈会“装”、愈会带假面具，成功率就愈高。如果中华民族继续崇尚“三国”，中国就会失去诚实。如果中华民族继续崇尚《水浒》，中国就会失去安宁。中国文化是伟大文化，它包括一个大传统和一个小传统。大传统（儒、道互补的传统）尙和、尙文、尙柔。儒者，柔也；《道德经》也说以至柔克至刚。但是还有一个小传统，这是农民造反的传统，这一传统之下争斗的双方（起义一方和镇压起义的一方）都非常残酷，都把暴力推向极致。《水浒传》是小传统的形象表述，它宣扬的是凡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连砍杀无辜的四岁小婴儿（小衙内）也合理。在“造反有理”和“欲望有罪”两大潜命题之下，《水浒传》通过对妇女的滥杀展开了中国人性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红楼梦》正好相反，它对妇女尤其是对青春少女极为尊重，即使对最丑陋的赵姨娘，贾宝玉也从不说她一句坏话，在贾宝玉心目中，既没有敌人，也没有坏人，可惜，《红楼梦》所负载的心灵原则还没有进入中华民族的潜意识。如果有朝一日，《红楼梦》能取代《水浒》、《三国》而主导中国的世道人心，中国将会在地球上大放光明。

　　杨天：《红楼梦》从大观园中抽象出“大观”的宇宙视角，超越了以往文学作品的政治、家国、历史的境界，这种独特的视角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哪些具体体现？我们应如何看待《红楼梦》的哲学境界？

　　刘再复：《红楼梦》文本中只有“大观园”。所谓“大观视角”，是我们把它抽象出来的哲学概念，而实际上也是曹雪芹观察社会人生的视角。曹雪芹正是用“天眼”（宇宙视角）观看一切，所以超越了“俗眼”“肉眼”而比世俗视角高出一筹。

　　我在《红楼梦悟》中曾说明，正因为曹雪芹拥有“大观视角”，所以他才不仅看到人生的悲剧性，而且看到人生的荒诞性。用宇宙的极境眼睛看地球，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生不过是一刹那。明白了这一点，看到世人为功名、为财富、为乌纱帽、为娇妻而你争我夺，自然是荒诞。

　　首先发现《红楼梦》有一超越政治、家国、历史层面而拥有宇宙、哲学境界的是王国维。他把《红楼梦》境界与《桃花扇》境界相比，认为前者是宇宙的、哲学的，后者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这是大见识。“红楼梦”所以是宇宙境界，乃因为它拥有无限自由时间，不像“桃花扇”只拥有一个朝代的时空（明清之际），小说中所展示的冲突，如钗与黛的冲突，父与子的冲突等，皆不是“时代”之维上的冲突，而是“时间”之维上的冲突，即永恒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是宇宙原则（重自然、重生命）和世俗原则（重秩序、重伦理）的冲突。这才是真文学的深刻内涵。

　　《红楼梦》的大观视角并非是体现在某些章句上，而是体现在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深刻认知上。唯其有大观视角，它才会看到人生的虚幻性（空），尤其是“色”的虚幻性；唯其有大观视角，它才能看到“金满箱、银满箱”，最后还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唯其有大观视角，才能明白人生一世，到头来最值得珍惜，最值得眷恋、最值得缅怀的还是那些“闺阁女子”即那些至真至美的诗意生命。

　　《红楼梦》的哲学境界指的是《红楼梦》的精神制高点，这是高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这一哲学境界实际是超功利判断、超政治判断、超道德判断的审美境界。美学乃是第一哲学。审美判断乃是情感判断。对秦可卿这个女子，如果进行道德判断，会认为她是潘金莲似的“淫妇”，而如果用情感判断，则会认定她是个兼美的“可人”。《红楼梦》没有好人坏人与善人恶人的判断，但有净染美丑的判断。这些判断是美学的、哲学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诉诸概念与逻辑的哲学，而是蕴含于意象、形象之中的哲学，尤其是蕴含于精神境界中的哲学。

　　杨天：《好了歌》可谓是《红楼梦》的总纲，您曾说它“既是荒诞歌，又是观止歌”，能否具体谈谈您对它的理解？

　　刘再复：严格地说，“好了歌”不能称为“总纲”，但可以视为“主题歌”，因为“好了歌”的“好”字，是由女子二字组成的，因此，《红楼梦》可称作诗意女子的輓歌，或称作青春女子的悲歌。这正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题。

　　“好了歌”还可以称作荒诞歌，因为它每一句都在嘲讽男权社会的主体——男人，嘲讽他们不知人生的根本，只知追逐身外之物的荒诞，这是与悲歌、輓歌相对应的另一主题。前者是“颂”、是“輓”，后者是“讽”、是“刺”，《红楼梦》的批判性体现于后者。从荷马史诗开始，在数千年的人类文学史上，女子总是代表“审美”维度，男子则体现“力量”维度。《红楼梦》也用女子呈现审美维度，但所有的男子都没有力量，只有欲望。在曹雪芹笔下，男子是“泥”作的，不是钢铁炼成的，他们并不代表力量维度，只构筑了一个追名逐利的泥浊世界与荒诞世界，其中唯一处污泥而不染的是贾宝玉。

　　从哲学上，“好了歌”又是色空歌，观止歌。好是色，了是空。大乘佛教讲“观”和“止”两大法门，“观”是阅世，是看破；止是避世，是放下，止有小止、中止、大止。大止是大彻大悟之后的尘世告别。贾宝玉来到人间之后，珍惜人间的一切，尤其是珍惜与他相逢的青春生命，但他最后终于悟到诸相皆非实相，止于“觉”，止于大彻大悟。高鹗“续书”在最后的章节中保持“止”的形而上意味是好的。尽管续书的境界总的来说，不如原著的境界高。